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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和暗号可长摁复制）我的天堂·苏州改革开放30年全纪录 : 第三篇 “五虎争雄” 第十八章 昆山的称王之路_何建明_在线阅读_九九藏书网
& 第三篇 “五虎争雄” 第十八章 昆山的称王之路
序篇 “苏”字里的学问第一篇 异军突起第二篇 园区革命第三篇 “五虎争雄”第十八章 昆山的称王之路第四篇 苏州人的哲学附录 精彩书评四则
第三篇 “五虎争雄”第十八章 昆山的称王之路“我会全力支持这个事的。”临别时，费孝通再次对吴克铨说。吴克铨当年在国家计委工作过，他比普通的县官更懂得如何与北京的中央国家机关打交道，所以在完成省里的相关手续后，他带着两份重要文件（一份中央领导在昆山的讲话记录，一份江苏省批准昆山经济开发区的批件）来到北京，找到前些日子跟随中央领导到昆山视察的特区办主任何椿林，请求批准昆山开发区的“国家级”待遇。昆山人经历磨难是必然的事。“谢谢，谢谢费老！”吴克铨激动地握着费孝通的手，代表全体昆山人民这样感谢道。“统一”是1993年到昆山的。像其他台资企业一样，“统一”开始到大陆选址时，其人员中没有一个人是知道昆山这个地方的，但高清愿知道，他是在台湾被另一个“昆山人”的业绩所折服后，才对“昆山”这个名字有特别印象的。这个台湾“昆山人”就是享誉全球的王安电脑的创始人王安老先生。王安是正宗的昆山人，他用神话般的智慧在世界上建起了令华夏儿女自豪的“王安电脑”王国。后来这个王国惨败了，这事对高清愿影响特别大，他买了王安公司百分之七十的股权，后来又将王安公司的股权全部买下。那时他就向九泉之下的老友王安先生发誓：我一定要让王安回到故乡。丹麦“海虹老人”的几位年轻人来张浦考察已二十余天，引荐客人来张浦的W女士临上车时握住我们的手说“再联系，再联系”，就坐进面包车一溜烟远去了，那一刻，我们的心里是甜滋滋的。于是，开发区指挥部立即开会，部署迎接“海虹”落户的具体工作。可这一晃近一个月了，对方却杳无音信。心里的甜味渐渐地变成了咸味甚至苦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中国人重“礼仪”，其礼仪的繁文缛节令人眼花缭乱。而“吃饭”也是表达“礼仪”直接有效的载体之一。商洽事宜、增进感情、解决矛盾、探讨问题……一顿饭吃下来，基本上就可以知道“OK”或者“不OK”了，所以，外商来了，安排好吃饭是比较重要的，而认真“陪吃”也是必要的。在张浦镇那段招商的日子里，为了项目的“OK”，在招待外商吃饭抑或陪同外商吃饭的问题上，故事多多。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关于“吃饭”的故事。“就是我们原先说的投资不能再出了呗。”上海金星厂的人说。从单位分配的60多平方米简陋两居室到自购商品房，再到现在的临湖别墅，在某单位工作近十年的小徐的生活可谓“每三年一变样”。除了住的房子越来越大外，他还不惜重金将家里装饰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前年又花钱买了一辆车，每到节假日都带着家人“自驾游”一番。对这样的生活状态，小徐很满意，“过去父辈们因为贫困，生活目标就是有吃有穿有地方住，充其量是解决温饱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的生活目标就是吃好穿好住好，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提高幸福指数。”昆山是我家，小昆山这回让重庆的国营大厂佩服得差点没喊爹娘。剩下的“恋爱”程序也减了，双方直奔“完婚”和“生儿育女”——重汽提供汽车底盘，昆山分厂负责改装。接下去的三年内一下子改装了230多辆，而且买主竟是上海宝钢！不几日，就在重汽人卷铺盖准备回山城时，昆山人突然兴高采烈地前来告诉他们：订货会上共达成60多辆汽车的销售合同！这也是“台玻”来昆考察后的决策之夜，主宾双方正在为项目的落户作最后的冲刺。投资9000万美元，占地600亩，在台湾100家大企业中排名第24位的“台玻”是否落户昆山，将于今晚定夺，意义非同一般。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昆山最大的台资项目。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市委李书记亲自坐镇“嘉顿”，现场办公，运筹帷幄。国务院当时批准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建设经济开发区，小昆山没有这种待遇，有人戏言吴克铨是“鲤鱼想翻船”——等于白日做梦。女县长郑慧珍（后来成女副市长）是具体操办此事的昆山人，她在这过程中到底上过多少次北京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像何椿林这样的国务院高级领导也都成了这位昆山女县长的熟人。郑慧珍进何椿林的办公室，主人一见她就会说：“又来啦”。女县长也很随意地笑答：“又来啦。”剩下的时间就是她与领导们就“国批”事宜来回地商议，有时甚至还会争执几句，因为都是熟人和朋友了，这种争执丝毫不会对昆山被批准为开发区带来任何负面影响，相反还能起到好的作用。费老：我到昆山实地调查，开发区的情况很好，把这个意思说一下，然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第3节 昆山无山却有玉1989年那场“北京政治风波”刚刚过，初涉大陆的台商们个个惊恐万分，纷纷撤离。宣炳龙司机的叔叔是当年大陆解放时逃往台湾的国民党人士，其儿子在改革开放后来到广东投资。北京一闹腾，这位台商给在台湾的父亲打电话问咋办。老爹告诉儿子，说我有一个亲戚在昆山，听说那里特别亲商重商，你问问他们那里还能不能留住台商。那个台商就给宣炳龙的司机打了个电话，这事被宣炳龙知道了，立即对司机说：“快把你的亲戚接到昆山来。”这个叫黄则仁的老板初到昆山时，满腹怀疑，宣炳龙便像兄弟一样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你要害怕，就吃住在我家。”宣炳龙对黄则仁说。这黄则仁过去在台湾只听说共产党的干部个个都是“匪”，哪知大陆的“匪”原来这么真诚、亲切，完全把他当做一家人对待。黄则仁感动了，但又非常害怕大陆政策会变。宣炳龙说：“你怕的话我们就订合同，如果你再不相信，我先给你把厂房盖好了，你那个时候再确定投不投资。”这是台商没有想到的，连声说：“你们昆山要是真这样干，我就来。”宣炳龙说：“咱们一言为定。”没多长时间，用88万元盖起的厂房矗立在开发区。台商过来一看，直夸昆山人讲义气，当即与昆山正式签了约。1990年10月，他投资2000万美元的顺昌纺织厂在昆山正式开工，之后经黄则仁牵线，又有“顺发”、“顺风”、“顺龙”等“顺”字头的台资企业接踵而来在昆山落户。坏大事了！一心拿“圣旨”办开发区“出生证”的吴克铨和昆山人此时急坏了，心想这回要彻底泡汤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局有些混乱，还有谁会把小昆山的“小事情”放在心上？这个时候，昆山在吴克铨等县领导的指挥和身先士卒的影响下，像宣炳龙那样的一批招商和搞开发的能人在各乡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呈现你追我赶之势。其中宣炳龙原来所在陆杨乡依然走在前列。该乡党委书记周振球就是一个力主搞联营和开发的“少壮派”，他的乡在当时的昆山是已经出了名的工业先进乡，在与上海联营过程中频频出招，乡镇企业产值连年翻番，1985年就成了昆山第一个“亿元乡”。于是更多的上海人成群结队来到昆山……昆山现在的名气早已是神州大地皆知，因为昆山是全国两千多个县市中的“百强之首”，在这百强县（市）中，苏州现在的五个县级市一直处在前十名，而昆山则是多次雄居“百强之首”。不容易，很不容易，也许除了昆山还没有哪个县（市）能达到如此水平。当年的女市长郑慧珍再谈起过去的招商经历，这位曾为昆山开发区立下汗马功劳的巾帼女杰仍然细声细语地告诉我：“一个‘亲’字，一个‘诚’字，是我们赢得客商的最重要的两件法宝。”财政部官员说：钱可不能随便给。“太太啊，我在香港啊，你快过来吧。我到你们上海昆山了，特意给你带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快来吃吧！”第二天，吴礼淦已经飞到了香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远在台湾的夫人。当晚，这对夫妇在香港美美地品尝了一顿美味的大闸蟹。到了大木桥，我们的兴奋顿时一丈水退了八尺。那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角都是规模较大的住宅区，要在这里把W女士的家找出来，简直是“生芝麻堆里找熟芝麻——休想”。一不做二不休，死马得当活马医，豁出去了。我们决定一个一个小区找，一幢一幢楼房“地毯式搜索”。雨越下越大，我们三人在小区里扯起大嗓子，顺着楼号呼唤着W女士的名字，大有“男高音”的气势。过路的居民以为我们丢了孩子，楼里的人以为我们在吆喝着收破烂。但“搜索”了两个小区后，均无结果，我们的希望全寄托在第三个小区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男高音”们呼唤到第三个小区的第四幢楼房时，从第三幢楼房三楼的北窗户伸出一个我们熟悉的脸庞，“谁啊？谁找我？”我们顿时兴奋地大叫了起来：“W女士！！！”此时此刻，我们的身上都已湿透，激动的脸上淌下来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已在昆落户的台湾J公司的Z总打电话来，说：台湾H家具公司的老总们正在昆山考察，明天就要回台湾，我挽留了他们，建议他们推迟回程。话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到张浦看看如何？Z总真逗，介绍客商到张浦，还问我“如何”，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当即约定翌日上午在J公司大门口迎接H公司的老总们。有人说：“搞开发区光通路通电通水等基础设施没有几个亿的钱，想都别想。”财政部的官员看看昆山送来的材料，又看看中央领导在昆山的讲话，再瞅瞅吴克铨的一副可怜相，终于发起善心：“这么着吧，正好现在讨论地方向中央包干上交财政收入的事，你们昆山如果赶上这一拨，可以从你们昆山上交的财政收入中少交一些用做经济开发区建设资金。”“我们到阳澄湖喝喝本地清茶怎么样？”女市长仍然和颜悦色地提议道。“别人问我为什么单单钟情昆山，我告诉他们，因为昆山对我亲、对我好、对我诚！”1994年夏，国民党中央委员、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统一集团董事长高清愿先生，当着几十位台湾籍工商界著名人士和大陆的众多记者们，对中共昆山市委书记李全林这样说。就在这一天的宴会上，高清愿先生还宣布，他的“统一”打算在大陆建一百个厂，“所赚的钱都不拿回台湾去，要在大陆继续投资发展。”“要发展，靠上海。”这话是吴克铨喊出来的，后来成了昆山百姓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在与上海攀亲的过程中，昆山人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苦头。甜头是人家送来的，苦头应当说是自己找的。你想，有上海人答应到你昆山来办厂，这本来已经是“阿拉上海人”给足你昆山人面子了，哪知穿着皮鞋下来的上海“阿拉”竟然要赤着脚走几个小时的路还到不了目的地。“这个野猫不拉屎的地方还想办厂？别拿阿拉开玩笑好！”有几个上海人到周庄看厂址，竟然走了6个小时还没到地方，说啥第二次也不想来了。第1节 与上海“攀亲恋爱”……“怎么干？”胡寿萱讨教宣炳龙。“让？！”负责联营谈判的昆山人有些憋气，但又觉无奈。就在这时，寒山冰箱厂的一个副厂长到上海出差，住在旅馆里，跟几个同室出差的外地人无意中谈了这件“失恋”的事，旁边的一个人说：“听说贵州风华冰箱厂也是航天部的国营大厂，你们不妨与人家风华冰箱厂谈谈看？”事情太多了，时间太少了。全镇上下顿时紧急行动起来。“就是这了！”1984年8月，昆山在县城东边的老工业区划出一块3.1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立起了后来彻底改变昆山命运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当初叫“工业新区”。这个工业新区成立时既没有举行盛大的仪式，更没有请任何上级领导，因为这是蔡长林、吴克铨等昆山人擅自作出的决定。而在当时像昆山这样的县一不允许成立工业新区和开发区一类的东西，二也不会有哪一级领导会批准他们的这种做法。吴克铨等人清楚这种胆大妄为的违规做法最好是别招人惹眼。夜很深了，疲劳的鹿城已经熟睡，白日的喧嚣被深深的夜色覆盖着，城市渐渐转入寂静。可此时，位于鹿城市区前进路西端的嘉顿酒店的“贵宾室”里，却是一片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招商的故事》之四：“爱拼才会赢”如今“顺字”集团已经在昆山落户十几年，生意越发红火，而黄则仁和“顺字”老板们至今仍不知道，当年宣炳龙因与“顺字”企业的台商搞得“太热乎”而有人将他告到省里，并且派人当面对宣炳龙提出警告：你要站正立场，否则后果自负。宣炳龙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只负责把昆山开发区搞好，如果开发区的经济搞不上去，我负全责。”然而那些建设者们望着规划图上那密密麻麻的线条和眼前一片片长着庄稼的农田，似乎除了憧憬吴克铨说的那份“未来”之外，所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与一场场白手起家的苦战……第二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费孝通又联名江苏省人大代表提交了批准昆山开发区的相关提案。农民毕竟是农民，你把工作做到了家，他们还是挺老实、挺听话的，尤其是吴克铨他们把未来的昆山描绘成上海一样的“花花世界”，再加上发动党员带头，最后他们还是没出什么特别的难题。费老：我认为可以搞一个提案，请求国务院考虑，给昆山开发区一个地位，当然还要同省里商量一下，我签名，人大同意后，可以提出，并要求答复。至于提案嘛，可以由江苏代表搞提案，到明年3月开会，我带头也可以。昆山应当有个待遇嘛，开发区有了（吴克铨：而且是自费开发的），要求承认，总得考虑一下吧！从当年的苏州“小八子”到“江苏首富”，昆山又用了几年时间。1983年，昆山全县的工业产值不足1亿元，到1989年已达10亿元，1989年昆山的人均国民收入为3156元，名列江苏省前茅。在吴克铨的记忆中，那位曾经主导批准开放沿海14个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央领导是日来到昆山的。估计昆山自费办开发区的事多多少少传到了北京，所以这位中央领导到苏州后提出要到昆山看一看。在参观完后，他与吴克铨有这样一段对话——来者问：“你这开发区用了多少钱办起来的？”这里我们不能不着重介绍一下“统一”的背景和其如何落户到昆山的。兵希是昆山下面的一个小镇，与开发区近邻。那天宣炳龙带着新任书记李全林到开发区转了一圈，两人站在开发区边上，背后是生机勃勃的开发区，前面是一片宽阔的兵希之地，谈得很多，而且越谈思路越聚集到了一起：昆山发展不能仅仅在开发区之内，应当延伸到周边的“大昆山”。昆山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三步走”现代化强国梦的宏伟蓝图的实践地。“为啥？”宣炳龙瞪大眼睛问。他的第一块心病还是纺织厂。想到纺织厂，吴克铨便想到了昆山籍的上海人龚兆源。“继续试试。”吴克铨后来又想到了上海的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的。钱一平时任上海经济协作办副主任。经济协作办是80年代初政府为了“搞活”而建立的一个专门机构，专司对外经济合作事宜。他们兴许可以办成事。费老：有没有材料给我看看，怎样搞活国营企业？现在国营经济问题太大、太多了。7月26日上午8时整，张浦开发区会议室，圆桌会议正在这里进行。镇开发区规划部、工程部，镇建管所、土管所、水利站、电力站、水厂及周东、周西村，各路人马，全部到齐，献计献策，领受任务，明确责任。没有推诿、躲避的理由，只有陈述如何进行这一“攻坚战”的计谋。面对如此的工作量，所有人的心中只有一个字：干。所有人的表态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此时此刻，没有人提出什么条件。面对这样的场面，镇领导和镇开发区的“老总”们非常感动，镇党委书记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同志们。曹锦元说，招商要成功，要把方方面面的关系处理好。他认为，民间招商与政府招商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商找政府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一个人只负责一个环节，多道环节就解决不了效率问题。“找我却是全方位解决，多个环节我一个人全部包下来。”他说，为了帮一个企业办环保证，他跑了两次苏州，用一天就办好了。有时候为一些企业办理减免诸如“人防费”之类的费用，“人家满意了，我就不愁没案子（意为招商项目）。”吴礼淦顿感心旷神怡。近处，湖心竹亭子茶馆内传出一曲京剧《沙家浜》，让喜欢国粹的吴礼淦更是乐不可言。从全省第一到全国第一，昆山用的时间是15年时间。2005年昆山第一次荣登“全国百强县”之首，使此前连续四年名列榜首的广东顺德退居次席。这对昆山而言，是个历史性的飞跃。据2007年统计的数字，昆山现在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927元，而1985年仅813元；昆山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168元，1985年是201元。这两个数据表明，昆山今天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远高于中国其他县级地区。这时，也正好有一件事增强了昆山人准备攀远亲的决心——昆山有家寒山牌冰箱厂，开头还凑合，到后来冰箱行业的名牌迭出，“寒山”真的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地步。为了寻找出路，吴克铨让副县长去上海与上海航天牌冰箱厂洽谈联营的事。此时，上海与昆山的交情已经有了不少先例，所以双方的谈判很快成功，但正准备过两天签约时，突然上海方面的厂长告诉昆山人，说他们的上级有话，原本决定同昆山的联营之事现在被苏北的一个地方拉走了。“昆山就在上海边上嘛！就是上海的昆山呀！风景比上海还要美！”台商们相互间这样介绍昆山。没有人告诉我“苏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对“苏旺你”三个字却特别在意，不知道它是不是“苏州兴旺你我他”的意思？不管是不是这个意思，但“苏旺你”实际上在昆山和苏州所起的作用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昆山人对那个爱哭的日本残疾年轻人是有感情的。他们非常尊重和关心他，使他后来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昆山人，这是后话。昆山人都知道“苏旺你”的老板名字，他叫三好一郎。《招商的故事》之三：寻找“嘉士伯”“300吨当然只能开伙罢了。”钱一平找到上海的一个厂长批评一通后，那厂长向他袒露了真情。日本人上下打量了这位中国的县太爷足足有几分钟，然后打赌似的说：“你如果能在三个月内把路修好了，我就在这里投资办厂。”陈焕友省长不露痕迹地说：“请副总理写上‘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省长这话一出，在场的昆山人的一颗颗跳动的心都提到了嗓门口。他们知道如果省长的这句话被副总理接受，就意味着昆山开发区的“出生证”成功了一半，反之则希望渺茫。我在苏州，所以我了解苏州几个县市之间的较劲。可以说从解放初期一直到现在，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明的暗的较劲——当然这是你追我赶的、奋发向上的、为国家争贡献的较劲。铆着劲儿比学赶超，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地域间的那种叫人看了都会感到激情澎湃的竞争，它使一个地域的发展始终保持在高昂的斗志下，这种情况，也许只有在苏州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看到。为此，我为自己是一个苏州人而感到骄傲。“真的？我们都进不了上海，你们能行吗？”山城人有些不太相信。吴克铨有些想不通了：“这个天地里谁都在喊改革改革，可真正改革起来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真不易。”8月25日，位于吴淞江畔的这块“宝地”给了“台玻”老总们一个惊喜，在奠基开工的仪式上，一位老总感慨地说：台玻落到张浦，这真是一步好棋，走得太对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当无数彩色气球腾空而起时，主席台上空飞过一群美丽的仙鹤，人们惊奇万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故事之二：夹着馒头打呼噜。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大事。在一个差点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年份里，大学生突然不吃香了。这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处在徘徊和痛苦之中，无目标地到处寻找工作和落脚地。就在这样一个视大学生为“洪水猛兽”的年份里，谁也想象不出竟然会在昆山发生了奇事：有多少大学生来，我们就接受多少！市委书记笑了，内心在说：我现在有点像吴克铨老书记看当年的宣炳龙一样了。一旁的张绪武插话说：“国家开发区的外汇留成也有优惠，和深圳特区一样，它创的外汇可以全留，一般开发区只不过能留25％。”“财政部的事我们去找。”吴克铨谢别何椿林后马上到了财政部。国家对所批准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是有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的，吴克铨知道打通财政部关系的重要性。昆山缺钱啊！“希望你们把路桥等基础设施也相应配套起来。”黄裕典第一次向正仪人提出建议。从此，昆山这片土地开始风起云涌……吴克铨：这个问题解决了，开发区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了。这是镇长张平方的吃饭故事，曾被“添油加醋”而改编为“夹着馒头睡觉说梦话”，一时传为佳话。1995年，张浦开发区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来镇上考察的客商络绎不绝，经常是一拨接一拨，我们常常是“眼睛一睁，忙到熄灯”。一天，在连续接待了几批外商后，又来了几位国内客商，虽然大家都很疲惫，但只要有“情况”，又都精神抖擞。接待完后，天已大暗。因一位客商急着要回上海，为此，平方镇长便亲自驾着面包车为客人开道。到了上海，对方很过意不去，执意要留我们吃晚饭，盛情难却，我们应允了。此时肚子的确很饿，一盘刀切馒头成了最好的盘中餐。大家吃着并交谈着，突然，饭桌上传出沉重的“呼噜”声，一看，只见一只馒头夹在筷上，筷子在一双手上，手撑在络腮胡子的下巴上——平方竟然嘴里含着馒头，手上夹着馒头，打起了“呼噜”。“黄先生如果喜欢这儿，不妨在此盖个别墅？”汪国桢试探道。胡锦涛总书记多次与昆山市领导正面对话和交谈，每一次都带着特殊的厚爱夸奖昆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范。费老：独资企业是哪个国家的？最形象化的“经典”说法：地理位置好，位于上海与苏州之间；吴克铨出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昆山的母亲河娄江边上，其实就是几间小平房。不过它的斜对面是昆山首批与上海“恋爱成亲”了的金星电视机分厂那雄伟高大而整齐的厂房。“将来我们这儿会有无数比金星厂更漂亮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吴总指挥用这样的话鼓励参与开发区的建设者和干部们。介绍交通，就说有铁路、312国道穿城而过（甚至还说过“吴淞江水从城里潺潺流过”），十分便捷。后来，机场路、高速公路相继建成，再说“穿城而过”，未免太落后了，于是就统一口径：北有沪宁高速公路，南有苏虹机场路。那一年邹家华副总理到昆山参加沪宁高速公路剪彩仪式，其间，省长陈焕友陪邹副总理参观昆山开发区，“很好嘛，我对昆山开发区早有所闻，现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放心，陈书记，我不会给你丢脸的。假如销不到5台，我们昆山也要把它吃进自己肚里！”女县长的豪气让陈世生刮目相看。“找人！还得找熟人，找对我们苏州和昆山熟悉和有感情的人。”那些日子里，吴克铨和宣炳龙等人苦思冥想，寻找种种可能。突然他们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费孝通。财政部官员商量了一下，说：“假如你们的开发区经国务院正式批下来，我们参照其他开发区的做法，同意你们从现在上交国家的一个亿中拨出5000万元用做经济开发区资金，还可以享受免除每年上交额的递增部分。”这回吴克铨格外谨慎。开头的每一句话他都是一边说一边观察薛老的表情，后来发现老爷子越听眼睛越亮，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赞赏嘛！有戏。数天来一直处在痛苦和迷茫中的吴克铨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于是干脆从头到尾将昆山的做法如实道来，并且举出了14个项目在确立和筹建过程及相关的横向联合经济所带给合作双方的好处。“当时昆山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一个亿，听说我们要搞开发区光基础设施就得几千万元，一些原来赞成搞开发区的人也站出来反对，有人甚至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地说吴克铨是想把我们的昆山折腾光才开心，因为他反正不是昆山人。意思是我吴克铨成心不让昆山人过好日子。那时我想拉开嗓门告诉大家说，搞开发区就是为了让昆山人过上好日子，可大家并不相信我。所以我只能顶着头皮往前冲，一直到几年后开发区像模像样了，县上的财政直线上升后，大家才相信我的话是对的……”吴克铨在我采访时笑谈当年的艰难岁月。费老：对，“三线”军工企业应该扩散出来。秋高气爽，湖水澄碧。鸟飞鱼跃，风拂微波。哈，昆山因此得益无限。“黄花女”嫁给谁，如何嫁法却是个大学问。镇党委书记汪国桢算是乡镇书记中少有的懂得天文地理、国家与世界历史的文化人，他说正仪要发展是肯定的，但正仪的发展之路不能模仿其他地方，更不能盲目走别人的“盖厂之路”，这样等于给一位漂亮的“黄花闺女”穿上一件弄脏了的衣服。正仪要走“时尚之路”。“从这种热络开始我们的计划！”吴克铨是个特别的有心人，他要手下的干部们抓住这种机会，向上海全面出击。一个只有927平方公里面积、65万人口的小昆山，它有几项经济指标就连中西部地区的省市区领导看了都会瞪大眼睛：这是吴克铨批准的。为什么吴克铨在昆山有那么大的威望，这与他高人一着的政治眼光和开拓的境界有直接的关系。下面是他与费孝通谈话的记录——“80年代初，苏州的整体形势非常好，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了。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视察苏南时曾经高度赞赏苏州‘无常江’现象。这‘无常江’是指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当时无锡、江阴二县都属于苏州地区管辖。‘无常江’的工农业产值都已经超过20亿，而我们昆山非常可怜，才6个亿。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昆山光靠农业肯定永远掉在后面，必须要有工业。但客观上昆山有两个传统的问题，一是田多劳力少，工业一直没精力搞。二是昆山的农业产量虽然不高，但农民的收入在全苏州不算低，经常处在第一、第二位，所以昆山人内心世界里不想搞工业。当时昆山人有这么几句顺口溜：产量不高，收入不少；生活蛮好，贡献更好。说贡献更好是因为我们昆山卖给国家的粮食多，当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单位，卖粮多就是最大的光荣。所以昆山在改革开放初期想突破产业结构上的革命，难度和阻力不小，主要是观念上的问题。虽然当了‘小八子’，可心里还是有一份阿Q式的自豪感，甚至对老大哥‘无常江’还有些不服气。但同时大家心里清楚一件事：光搞农业，怎么也不可能赶上‘无常江’的。唯有工业才能提升一个地方的社会生产总产值。同时又如邓小平说说的，走工业化之路才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昆山能不能搞工业呢，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分析。我调查后的结论是昆山不仅可以搞工业，而且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最最关键的是靠近大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另外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农业劳力可以腾出来去搞工业？我一调查发现，昆山至少有10万人可以腾出来搞工业，10万人搞工业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我是搞计划出身的，想到这里就有些热血沸腾！而且我发现昆山已经有这样的先例，如陆杨镇，也是个田多人少的地方，但他们的小工业搞得好。相反周庄人多田少，可由于没搞工业，照样还是穷嘛！县委会议上，大家的意见一致：昆山要发展，三产必须一起抓。那个时候抓工业叫‘抓三产’。我分管工业，所以更早地主持抓了昆山的工业发展事业……”吴克铨回忆起当年的“昆山之路”时，讲起了这段思想与观念转变的历程。人情重于泰山，它作为人的基本素质来塑造和完美苏州人的形象与品质，这是这个地方得以千年富足和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昆山人将完美和浓烈的人情融入招商和发展本地经济之中，使得人情成为战胜其他地区竞争对手的法宝，并终获全胜。“俗话说：结婚娶亲，得门当户对。我们与上海攀亲，看起来，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其实，大上海有大上海的优势，我们小昆山有小昆山的优势。我们小昆山自己的优势也不算少啊。你看我们不是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吗？上海自己的县区有的上一趟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要比我们这儿远得多。我们紧挨着上海郊区，进上海市中心半个来小时，绝对的方便。二是我们与上海市相比，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这是上海人最倾心的一点。三是我们的劳动力多，而且廉价。上面三点都是上海人想要但又自己不太好解决的事。如果跟我们昆山攀亲，就可以弥补上海的‘三缺’，这是优化组合，不能简单地看做我们与上海的攀亲就一定是我们高攀了，他上海人也有短的地方嘛！这叫1+1，但1+1并不一定只能等于2，可能是3，也可能是4。我说的这还仅仅是加法。我想只要我们诚心诚意与上海攀亲结姻，发挥双方的优势，我们的攀亲联姻也可能是乘法，而绝不会是减法与除法的。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是有这份信心的！”吴克铨这番话像冷水缸里扔进了一块烧红的铁，一下炸开了锅。常委们议论开了，都说吴克铨的话有道理，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主要是认为上海人太精明，跟上海人打交道，“乡下人”吃亏的总占多数。南京方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吴克铨他们请上海方面找有关部门审批。上海有关部门一听就瞪圆了眼睛说：“好哇，你们上海人不为上海人办事，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厂？怎么，想当汉奸咋的？再说，即使我批了www.99lib.net你们，可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北京部里的计划呀！乱弹琴。”吴克铨说：“我们穷昆山搞开发区就是在做梦，不过我们这个梦是为了彻底改变穷昆山的面貌，让老百姓能够尽快富起来的美梦。”但建开发区的目的是为了办厂、办工业，对本地工业几乎是零水平的昆山人来说，开发区建起后首要的任务是招商——把昆山以外的那些大企业、有钱人招到自己的家门口办厂、办企业是最根本的目的。高清愿是带着“王安情结”来到大陆寻找投资的。之前他听说过昆山人“亲商”、“求实效”。后来他来了，他想看看昆山人是如何“亲商”、“求实效”的。他先派了手下的人“探路”。不日，手下的人向老总报告：“昆山人确实‘亲商’，他们把你想不到的事都会做得圆满周到。我们说是‘统一’的，他们的官员宣炳龙等请吃饭，共4个人，人家宣炳龙就那么实在，一顿饭菜仅吃了125块钱，可他实实在在陪了我们5个多小时参观和介绍他的开发区及相关配套政策。”于是昆山干部们有意识地行动起来了：不放过每一个上海人，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岁月如流水。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犹如一朵小小的浪花。合作者重庆汽车厂的人见后，大倒胃口。碍于陈世生书记也是昆山人的面子，只能摇摇头表示这样的联营“无话可说”。吴说：“借的。”在现场，韩培信一边看，一边听汇报，又常常一言不发地在思考。回到招待所，他对吴克铨说了一句话：“搞得不错嘛！”随后还让吴克铨将开发区的总体构思重新说了一遍。吴克铨当然认识宣炳龙。这个祖籍浙江萧山，出生在上海，随母亲到昆山的“昆山人”，有点像吴克铨的背景。吴克铨对宣炳龙的印象最初不是特别的好，瘦小个头，说话有点拗劲，但此人“脑子灵光”。陆杨镇的乡镇经济发展当时在昆山是走在最前列的，这其中宣炳龙的作用很大。宣炳龙所在的陆杨镇是80年代初昆山县的第一个“亿元乡”。那时陆杨镇这儿“亿元乡”是昆山最牛的乡镇，是“穷昆山”的富裕之地，这个宣炳龙因此也成为当时昆山数一数二的能人。都在一个县上，吴克铨当然了解宣炳龙。曾在粮管所工作的宣炳龙比较早地与那些上山下乡到村里的知识青年们交上了朋友，然后几个人凑了240元在镇上办了一个玻璃钢厂。“说玻璃钢厂，其实也就是做些比油毛毡好一些的材料而已，但陆杨镇的经济就是从这个小玻璃钢厂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直到1983年我被县上调去搞开发区时，我们陆杨镇的年收入已经达到了6800万元。”宣炳龙自己这么回忆说。“韩书记，你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非常感动，但现在有人说我们与上海搞联营是当上海人的殖民地，所以我们一听心里就感到害怕。”吴克铨见韩培信书记对开发区和与上海联营办厂很肯定，便掏出了心底一个最大的担忧。原来如此。听昆山干部介绍，这位台籍“昆山市长”确实干得相当出色，经他介绍的台资企业在昆山落户的就有十几家，而这十几家又带动了几十家台商……昆山的台企就是这样滚雪团般地遍播这个苏南小城的。“好嘛！”镇领导和宣炳龙都非常赞赏。“好。一流的基础设施，一流的自然风景，我又要改变一下投资意向了！”黄裕典真是个多变之人，第三回来正仪时，他又把自己的投资意向改了，不过是往更好和更大的目标改——他要建一个大上海高尔夫球场。“每年5000万元，整十年就是5个亿，关键是还免除每年递增的6％，这一项政策，等于让我们昆山开发区有了比较大的资金来源。”吴克铨事后感慨万千道。昆山在中华文化史上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当然还是昆曲。昆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的南戏。当时这种南戏主要剧本是“传奇”，其演唱的声腔很多，而“流丽悠远”的昆山腔，比流传浙江的海盐腔、流传江西、安徽的弋阳腔和流传江苏常州、镇江等地的余姚腔更富特色。昆腔的开山鼻祖是元末明初的大戏曲家、昆山人顾坚。自称“风月散人”的顾坚是昆山千灯人，太学生，精于南曲，善作古赋。他在海盐腔的基础上结合昆山一带民间小调，发南曲之奥，创立了昆山腔。顾坚一生才华横溢，不断创新，尤其是他将戏曲艺术与吴侬软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开创了昆腔的历史纪元。然而昆曲后来能够流传北方成为“国粹”得感谢另一位昆曲大师魏良辅。生活在明嘉靖、隆庆年间的魏良辅，长期“流寓于娄东一带”，以演唱民间曲调为业，由于他接触北方和南方的多种曲调，所以渐渐不满昆山腔的曲调平直简单、缺少起伏变化等情况，于是与志同道合者合作，开始对昆腔进行改革。这一改革使昆腔从此走上了“正道”，这主要体现在魏良辅在昆腔原有的基础上，汇集南、北方各种曲调的优长，同时借鉴江南民歌小调，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式曲调，演唱时注意使歌词的声韵与曲调相配合，同时延长字的音节，造成舒缓的节奏，给人以特殊的音乐美感。魏良辅也因此被誉为“国工”和“曲圣”，他对昆曲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昆曲之所以后来名传神州，还得益于另一位昆山人梁辰鱼的功劳。梁创作了一曲脍炙人口的《浣纱记》剧目。魏良辅的昆曲加梁辰鱼的剧目，使得昆曲从此传遍大江南北……于是昆山这个默默无闻的弹丸之地也名声大振。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中国的剧种广泛流传，而昆曲则在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故而它被尊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龚老，这是你家乡的事，一句话：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严永生厂长爽快地答应了“昆山人”的请求。于是昆山县工业二局的顾品元没几日便与上海的严厂长联系上了。但联系上并不等于就是攀亲成功了。这个开头非常难，难就难在上海人心底里很愿意在昆山再搞个“分厂”之类的合作事宜，可一到真正操作起来时发现问题不少，而且有些事似乎越不过去。比如上海与昆山分属两个不同省市，这样的合作是不是得双方“上面部门”批准？出了问题到底让谁来裁决？是上海和江苏有关部门？还是北京的中央部门？如果有了利润又怎么个分法？假如上海得到了利润到底该不该划进总厂收入？如果不划进去分给了职工会不会是搞资本主义走了邪道？等等。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具体问题”不好解决。“那我们继续把攀亲的事做下去？！继续把路修宽一些？！”“一县之长”，他吴克铨其实早已为自己设想过这种结局。“当年我们进开发区这个地方时是骑自行车，但后来发现，人根本骑不了自行车，而是自行车骑人——到处都是烂泥地……”宣炳龙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坐在气派的开发大楼的“部长级水平”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将我带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吴克铨：请费老有空到昆山亲自视察一次。吴克铨任书记时就已经具有这样的思路，并且开始实施新的战略：以开发区为龙头，向开发区周边的乡镇全面辐射，以推动整个昆山区域经济的全面提升。而当这样的思路在决策和规划过程中，有人曾经怀疑是否可行。依据的理由是：不管是当年的自费开发区，还是现在已经批准的“国”字号开发区，它的起点是依托上海，面向全球进行招商和规划，这才吸引了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诸多海内外企业来昆山投资创业。如今要在农田里开唱与全球化接轨的“大戏”，恐难再成好事（当时昆山开发区周边多数仍是“鸡鸭成群”、“稻谷飘香”的农耕状态，有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经过七八年苦心经营，老县城玉山镇与新城差不多美丽了，“乡下人”也开始洋了起来，可那些穿着西装的开发区干部们常常一不小心总是发现自己的裤腿上沾着泥土，难怪上海人有时讥讽昆山人说：“你们的开发区是搞得不错，但有些龙困沙滩的味道，周边的水不浮动起来，这龙早晚会渴死的。”吴克铨：我们这儿需要人才，各地企业来了不少。后来，在W女士的竭诚推荐和鼎力相助下，“海虹公司”终于在张浦落户了。而“风雨中呼唤‘海虹’”的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也已深深地渗透到我们日后的招商工作中。李全林后来接任昆山市委书记，他在请教吴克铨老书记时也提出了关于如何在开发区之上继续拓展昆山经济空间，吴克铨再次提到了“兵希模式”。《招商的故事》之一：风雨中呼唤“海虹”对呀，为啥只盯着上海“阿拉”，干吗不把“恋爱”的视线放远一点呢！昆山人一听好不高兴，于是立即派人到贵州风华厂，盛邀对方的厂长到昆山看看。风华厂厂长吴明展见突然冒出个昆山来客，觉得有些唐突，便笑嘻嘻地说：“我干吗跑到你们昆山去，那儿跟我又非亲非故。”昆山人一腔诚恳道：“你们是大厂大家，我们昆山寒山厂是小地方小厂，就当请您去指导指导，您一定得赏光，路费全由我们出。”风华厂的吴明展厂长就这样被“骗”到了昆山。重汽人一传十、十传百地将昆山人如何如何有能耐的话传到了西南“大三线”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从重庆到四川、到江西等地的一个个军工企业、国有王牌厂开始纷纷涌向昆山，在大上海附近的江南水乡建起自己的分厂，甚至有的干脆将最重要和最核心的车间搬到了这里，与昆山人一起创造企业的新生命……而这中间，昆山人获得的不再是简单的资金，还有人才，以及管理经验和国家一流的技术与装备。“谁？”吴克铨好不高兴，接下去就是直接出面和委派副县长等与日本客商谈判。上海方面想想：这倒是个办法。至少反正没动厂里的钱，不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嘛！宣炳龙想了一想，说：“我们两家成立一个公司。”“太好了。”胡寿萱拍手同意。他心想：你老宣的开发区是条大船，我们傍着你大船前进风险会小，成功把握更大。然而，这个财政优惠的前提是：国务院必须正式批准昆山经济开发区列为“十四加一”的总体经济开发区战略方案之列。“昆山第一个台商到我们开发区落户不久，突然有天半夜有公安局的人来敲门，我问什么事，公安人员一开始不说话，先到我房间里查看了一遍，然后说：‘老宣啊，你可得注意，你们没有发现什么敌情？’我说哪来的敌情？公安人员说，昆山现在不仅有敌情，而且是台湾的特务敌情。我一听不信，说哪有特务啊。他们就半夜把我拉到一个台资厂，指着一堆纸箱说，这不是特务敌情还能是什么？我一看，简直哭笑不得，原来那纸箱上印了一行字：三民主义救中国……”这是老宣讲的第二个故事。黄裕典笑笑，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独占这么个好地方，太可惜了。”“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国家的发展一样，当时我们在基层尤其在乡镇一级搞工业的人，以前都是农民出身，没有人干过借债办企业的事。王金华他们通过‘借鸡下蛋’走出了自己快速发展的路子，这在当时的昆山人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中国的农民祖祖辈辈所想的只是一头老牛耕一方地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谁家要是负了债，就得卖儿卖女，年关一到，更提心吊胆。解放后，从互助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几十年中关于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一直没说清楚，总认为靠借钱发展集体事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么一种观念下，人们对城北乡王金华他们的做法开始持怀疑态度就不奇怪了。这也是我们昆山在走自己经济发展之路上面临的一个重要的关卡。我们的结论是：按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做，摸着石头过河。对干部们说，借钱不借钱不是关键，关键是你借的钱是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是不是让当地百姓得到了实惠？只要是干部没把借来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又科学合理地用到了要紧的地方，发展好了当地的经济，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种借钱就是社会主义路子，就应该提倡。我们还把办金星电视机昆山分厂的实际效益告诉大家：1985年办这个厂时，也是一无所有，后来靠借来的500万元，盖起了厂房，当年电视机厂就生产了2万台黑白电视机，赢利70多万元。几年后，这个厂不仅全部收回了投资款，而且累计赢利2700多万元，等于通过办一个厂，换回了4个新厂，还为国家上缴了800多万元利税。我给大家这么一算账，干部们的心头一下子亮堂了。王金华更是因此成了全苏州搞经济的明星人物……”吴克铨回顾这段历史时满怀深情地说。“好吧，先生就先搞一个度假村吧。”汪国桢答应道。费老：这个很好，我要去看看。我小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两省市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这种情况当然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上海和江苏早已亲如一家，关系密不可分，苏州和上海的关系更不用说。上海人对苏州这位小兄弟称做是“好兄弟”，苏州人真诚地叫上海人是“老大哥”。苏州称上海是自己发财致富的天堂，上海称苏州是自己的“后花园”和“露天银行”。费孝通作为苏州籍的著名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请他出面兴许能帮上这个忙。费老：好的，我要去看看你们的开发区。城北成为昆山开发区近邻的又一只跃跃欲试、不断创造奇迹的“昆山虎”。费老：我看主要是江苏农村的劳动力价格便宜，而且联营条件低，要求不高，并且愿意吃点亏。这一年，小小的昆山县一下子接纳了600多名大学生。吴克铨听说此事后夸奖自己的副手，同时关照她赶紧把联营厂的牌子挂起来，要不人家订货方到昆山来一看，还不骂死昆山人！一次，台商信益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荣德到东莞“取经”，回昆山后向政府提出建立一个“马上办”中心，解决台商在昆山碰到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迅速采纳，对台商的服务迅速提升。有位台商给我算过一笔账：同样一个工厂，在昆山，从报批到开业一共用8个月时间，在另外一个城市却长达2年，即使投资1亿元以上的企业，昆山也只用一年多。“我们喜欢昆山是有对比的。”台商们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这是日与5月1日激情交融的不眠之夜，台湾玻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老总们与昆山市张浦镇的书记、镇长和镇开发区的老总们，为“台玻”落户张浦，白天在张浦两轮谈判过后，晚上又移师“嘉顿”，进行最后一轮谈判，两岸的劳动者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着全世界劳动者共同节日的到来。问：“你的钱哪儿来的？”“别别，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这回轮到吴克铨泼冷水了。吴克铨于是又将昆山的种种优势，特别是地理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及外企在昆山已经获得的成效向费孝通作了汇报。一切都很顺利，第二天上午九时正准时接头，九时二十分到张浦，接下来是介绍情况、看地块、考察交通环境、交换意见，然后进入实质性谈判，投资政策问题、水电问题、地块平整问题、各项服务问题……最后是地价问题，接着对方到宾馆内部权衡。三四个回合后，双方对各个问题均已十分明朗，并达成一致意见。晚上七时许，双方草签明确意向，一切OK。遵照对方“要暂时保密”的要求，我们驱车来到了柏庐路东大桥的“金角酒家”，频频举杯，互致祝贺。由于对考察结果及高效率谈判过程的满意，对我方谈判作风的泼辣及处事精明果断的赞赏，老总们回台后第二天，L总就给我发来一份传真：“沧海一粟，我选择张浦。”以表示在张浦投资的诚意和信心。“别急嘛，好戏在后头嘛！”汪国桢胸有成竹地说。费老：干了几年了？现在看起来上面这些似乎很简单的事，但在当时绝对是一场深刻而前景未知的历史性革命考验。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的困难是：缺钱、缺设备、缺管理经验、缺专业人才、缺产业方向。昆山的外向型经济依托大上海，90年代初，昆山的宾馆、餐饮等档次还比较低，为此，外商来了一般下榻在上海。于是，我们经常往上海跑，一星期内天天跑上海是常事，一天不跑上海是怪事，一天跑二三趟上海不是奇事。招商人有一句顺口溜：老乡马不停蹄跑上海，老外接二连三引进来。吴克铨：费老，我们打算这样安排，去昆山在车上看看开发区，再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日本原来在昆山搞了一个合资企业，效益很好，又把在韩国的一家企业搬来，办了一个独资企业，日商也比较满意。这里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竞争能力也强了。一大圈走过后，吴克铨和包括龚兆源、钱一平在内的昆山人好不懊丧。简单一句话：自由恋爱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同居过日子呀！不少昆山人开始退缩了，但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大机关呆过的吴克铨说：“上海、南京办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办不成。我上北京去！”昆山现在出名了。每天都有全世界、全国各地来的人，他们或是到这里做生意，或是来此学习参观，还有的是干脆在这里定居。可第一次到昆山的人会发现：昆山、昆山，竟然找不到山呵！昆山人的创业故事，可以说是用血和泪编织成的……女县长这时才手忙脚乱起来：“可不，至少要搞个牌子吧！”于是她和筹备联营厂的几个人在县农机二厂的大门口竖了一块木牌子，像模像样地写上了几个字。那位中央领导走后，吴克铨好一阵兴奋，对宣炳龙等人说：你们在家把我们的工作再进一步夯实，我负责上北京争取给我们开发区拿到“出生证”。时任昆山县委书记的蔡长林很不服气，他主政后就提出了昆山不能总当“小八子”，要当就当苏州的长子。有人私下里嘲讽蔡长林是不是想吹一通牛再往苏州城里“走”。蔡长林书记笑着说：“你们听说过哪家当‘长子’的可以随随便便扔下父母弟妹独自去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蔡长林倒是可以留一句话给大家：我爱昆山，胜过爱我自己。”在当时的昆山县委、县政府班子里，蔡长林正在物色一位能像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这样的人物来。一切准备就绪，欧逊来了。现在摆在吴克铨和昆山人面前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尽快让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落实到昆山头上。吴克铨：我举个例子：上海电视机一厂昆山分厂，生产名牌金星电视机，钱肯定是赚的，实际上，我算了一下，主要得利的是上海。1985年办厂时，共投资430万元，上海没有拿钱来，我们出面替他借，规定投资各一半，利润也各一半，还有一个协议，每台电视机要给上海15元商标费。到1988年生产电视机20万台，获利近1000万元，但光商标费就付给上海300万元，剩下700万元大家一半，实际上上海拿了650万元，我们只拿350万元。但我们没有感到吃亏，因为：一是不办厂一分钱也拿不到，二是解决了这么多劳动力就业，三是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四是还有税收收入，所以实际收益也不少的。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再比如，昆山啤酒厂请来上海啤酒厂的技术人员，让他们来管理、改革工艺，改用“光明牌”商标，这样一瓶啤酒多赚0.12元，上海、昆山各得0.06元，啤酒质量提高了，设备还是原来的设备，人还是原来的一些人。但销路好了，利润增加了，上海得利，我们也得利。这些情况说明，上海的软件在我们这里大有作为，为国家、为上海、为昆山增加了不少收益，真正达到少投资多收益。吴克铨：是的，我们就扩大联营，在发展横向联合过程中，我们发现老城区不够用了，就想需要搞个工业开发区。“我马上派人去见陈书记！”吴克铨一听这样的好事，便立即派县上的一位干部去见陈世生，请他在昆山城内城外转了一圈。中午时分，吴克铨亲自招待陈世生，并在酒席上诚恳地询问重庆汽车厂是否有什么项目想在上海附近一带安置。3000亩批租，一次性签约，就这样敲定！正仪一个“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度假村”项目就等于别人10个、20个外资企业落户。落户张浦的海虹老人牌涂料有限公司，是丹麦老人集团公司与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合作成立的外资企业。丹麦老人集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涂料和重工业涂料的独立供应商，为此，落户张浦的“海虹”公司无疑是一家重量级企业。1995年春天，筹建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该企业的重量级人物——董事总经理欧逊先生要来了，他要来看看昆山，看看张浦，看看即将在这块土地上绽放的绚丽的新“海虹”，体验一下张浦的“感觉”。费老：你们条件具备，基础搞好了，水、电、路、通讯、煤气、蒸汽都搞好了？“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昆山的干部群众为了建设开发区奉献了多少的心血和泪水、汗水？汗水不用说，做事情肯定要出力流汗，但碰到出力流汗之外的事就会让你感到百倍的累……像吴克铨他们这些昆山的大当家人，比我们经历的事更多。我们几年前外出招商，只敢住旅店，住澡堂。第一次到广州连香蕉都不敢吃。有个局长在广东看到一根八块钱的皮带很想买，但最终没买，因为他身上带的钱都是公家的，不敢用。这钱可以用于招待外商和谈生意时的花费，但绝对不能用于个人开销，当时昆山上上下下都是这样做的。”吴克铨知道有戏，人家陈世生是昆山人，肯定不会让老家的父老乡亲失望。于是立即派了副县长和陈世生的老师一起前往山城重庆。两个昆山人一看人家的厂，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为啥？因为重庆的这个红岩汽车厂位于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是个军改民用企业，生产了很多产品，但都积压在仓库里，显然销售是他们的一大苦恼。吴克铨：当时我们主要讨论就是这个，昆山的优势是什么？在哪里？最后得出结论有三个优势，但最主要的是地理位置优势。我们改变了观念，以前认为大门一开，上海人来昆山，把昆山的物价抬高了。经过讨论，大家觉得上海是个大市场，这是个大好事。从怕他们来到请他们来。开始我们的口号是：每个企业都要到上海找靠山。以后又扩展到三线企业，国外企业，形成了“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村，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思路。种种迹象表明，昆山开发区将有出头之日了。“我们一起把这事做漂亮！”吴克铨对副县长郑慧珍说。从2005年起的“全国百强县”的榜上可以看到，苏州五县（市）均在前十名，而当年的“小八子”昆山则雄居榜首，成为中国县级单位中的首富。《招商的故事》之二：归途“迷雾”吴克铨认为，搞经济，开发区是一个平台。有了平台，工厂和资金落户虽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人才。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书吴克铨读得不算多，可却将那些经典理论牢牢地记在心底，并结合昆山的实际情况，运用得极好。有人统计，在他任县长的六年时间里，先后引进了1300多位人才，加上分配的大学生，共达3000余人。这支知识化、年轻化的队伍是支撑昆山从农业县转化为工业现代化城市的中坚力量。“昆山无山却有玉”，现在昆山的干部和百姓谁都会这么说，我听后似乎品出这么一种解释：天上不会掉馅饼，昆山之玉是以昆山人的心血铸就而成的。吴礼淦后来没有食言，那300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的正式合同签得非常快。他的“上海昆山”也从此成了台商们常用的口头禅。费老：联营形式怎样？费孝通到底是个大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在听完吴克铨和张副省长的一番话后，突然问道：“我重点问一下：如果批准了开发区，当然有利于地方的发展。于国家呢？国家有多少好处？长远的，现在的，都说一说。”城北“借鸡下蛋”的现场会，让全昆山的乡镇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同时也学到了王金华的真经。吴克铨：对，对！希望费老替我们呼吁呼吁。这道鲜亮的光彩就是：依托上海，借他人之东风，走一条横向联合的经济发展之路。吴克铨这时因年龄关系，已经从市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接替他的是李全林。李全林书记适时请邹家华题词。这样的误解还好说，关键是一顶顶吓死人的政治帽子常常让吴克铨憋得快透不过气来。什么“搞开发区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吴克铨是想把昆山变成上海人搞自由资本主义的乐园”，“是想把昆山彻底卖给外国人”等等一类的话语，以及一封封有名和无名的“人民来信”，没少给吴克铨的头上扣屎盆子。1994年时的“统一”已经达到了年销售279亿台币的水平。“你们说说到底能有啥办法？”接任蔡长林的县委书记是毛阳青也是个改革派，他希望给老伙计吴克铨助一把力。吴克铨：这次您可以去开发区找他们谈谈。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我们昆山工业小区不是国家批准的开发区，银行不给货款，你吴克铨咋办？”“这步走好，我跟你都有饭吃了。”新书记李全林这一天特别高兴，还说晚上一顿饭就由他请宣炳龙这个“大老板”。费老：是的，过程很清楚，一个发展思路就这样出来了。我请人把这个过程整理出来，写出一篇文章。把一些问题搞清楚，搞具体化一点，要有说服力，可以讲一讲工业要扩散，打开上海大门，国内地方的闭关自守搞不得，这样对国家、对发展不利。吴克铨等昆山人“东连上海”、“西接三线”的战略，使昆山在短短几年里建起了几十家联营企业，原来的“工业小区”已经不能满足众多厂家的落户需要了，于是县上又命令宣炳龙他们将“小区”扩大一倍，达6.18平方公里面积。三个月后，那位日本人又一次被邀来到昆山，来到三个月前他曾经站过的那块土地上。“哇！了不得！了不得！这里的路太漂亮了！不可思议！”他惊异地看着眼前宽阔的马路和平整的土地以及道路两边郁郁葱葱的绿化，大声地嚷嚷着。兵希、城北“小虎”的崛起，令昆山其他乡镇震动极大，环抱阳澄湖的正仪镇自然不服，这个占尽天时地利的小镇的干部群众明着说：“兵希、城北做得成的事，我们正仪一定也能做得到。”正仪镇虽小，但有沪宁铁路、312国道和沪宁高速公路平行横穿而过，加上阳澄湖美丽的风光，用作家杨守松的话说：“正仪如待字闺中的黄花女。”“我们离上海近，可以争取一些优惠政策，一定帮你们把积压产品销售出去。”昆山人对重庆汽车厂的人说。宣炳龙说：“市长你放心，家里的事我们一定把它办得更漂亮。”并且把下一步的招商引资情况和第三次拓展开发区的计划作了初步汇报。“这回我们做了一个14平方公里面积的图纸，等你回来我们就报请市委、市政府和人大审议。”他拿出一大叠图纸和资料。邹家华早听出陈省长的话中有话，笑笑，便提笔写下“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11个字，随后将笔一放，向昆山人一语道破：这一下你们敲钉转脚了吧！“昆山从实际出发，要超高速是对的。”经济学家加重语气肯定道。吴克铨好不开心，从此他的“恋爱”范围和重点开始转向宽广无限的中国大“三线”——这是中国“文革”时期留下的国家经济战略转移中的一个巨大无比的国营大企业群体，它有昆山取之不尽、挑之不完的可以用于横向联营与合作的“好对象”。“你先别放大话！我们重汽厂这么多年还没有一台车进入上海过。”陈世生悄悄地对郑慧珍说。“当然，从长远看，这些都是好事，你停下来不做了，我反倒会责问你的。不过，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做细致一些，尤其是涉及老百姓的利益。”“是。三个月保证把路修好！”吴克铨这回认真了，口气十分坚定。“小八子”现在了不得，不仅在苏州诸县市中昂首走在最前面，更在全国范围内比任何一个苏州兄弟都走在了前头，而且名声最响，经济总量也一直领先。“怎么会有这等事嘛！”昆山有人生气了。一共6000亩地，黄裕典的集团公司在正仪购置了这么多地，绝对的大手笔、大制作！后来“大上海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很快建了起来，还连带建了一所高尔夫学校和一座别致的湖滨俱乐部，以及一座五星级酒店等等。另一位昆山当年的风云人物，他就是王金华，吴克铨最得意的“开发王”。王金华是被派到城北乡任党委书记的。城北在当时是个穷乡，王金华去任职时，不说城北没啥工业，就是在其他地方很吃香的学校老师都纷纷要求调出城北乡，原因只有一个：学校条件太差，待遇又特别低。讨论会上据说干部们先是沉默和脸红，继而是“出汗”，“要跟宣炳龙一拼！”话说当年第一个外商来到新设立的开发区，这对昆山人振奋极大。这事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发生过，父亲第一次带我到昆山，我闹着一定要去登山。结果父亲带我到了玉山镇的一个公园，说那个长着一些树木的土墩墩就叫“昆山”。这让我十分失望，因为比起我出生地常熟的虞山来说，小昆山确实太小了！一路美景，一路春光。当车子驶过团结桥，拐向“海虹”工地，远远地看见飘飞的彩旗及工地出入口迎接的人们时，欧逊认真地看了一下手表，全程整整55分钟。这位高个子的丹麦老人与同来的执行董事陈卫华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一只手紧握住迎候他的孙书记的手，另一只手拉住平方镇长，在热烈欢迎的掌声中，与他们一同走进了大门。宣炳龙心笑：你胡书记的兵希有广阔空间，我的开发区现在不缺项目，就缺地盘。吴克铨：是的，这些基础建设基本完成了。潮平两岸阔，两人从此交上朋友。后来八木先生真的为昆山拉了三位数的日资企业到昆山来落户，而就在1989年昆山撤县改市时，吴克铨也当上了昆山市第一任市长，为此这两位老朋友还聚在一起共同举九-九-藏-书-网杯喝了点小酒……吴克铨一听有些傻了：“充满胜利的喜悦才几天，怎么就不行了呢？”他感到不能就这样“失恋”了，于是立即跑到上海跟人家说：“‘婚姻’大事，不能这样草率儿戏。如果办联营厂你们上海方面不便出资金的话，我们帮着借总可以了吧！当然是以你们的名义。”费老是大名人，也爱到处走动，尤其喜欢他的“乡村小路”行。这年10月中旬，昆山人得知费老要来苏州，于是吴克铨通过关系，先在某地与费老见了一面，并详细向费孝通汇报了昆山开发区的情况。费老：要承认事实，已经成功了，就要给予承认，承认昆山开发区应该享有的权利，省里边怎样？“一定。一定。”吴礼淦先生已经喜上眉头，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了。“我看可以。既然横向经济是‘自由恋爱’，我们为啥一定要光盯在上海嘛！‘美女’也并非只有上海才有，再说了，攀远亲可能更有利于‘恋爱’谈成。”县常委会上，大伙儿的意见非常一致。“全靠自费？”机会来了：1993年5月，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的投资考察团一行从中国的北方一直转到南方，最后到了昆山。这些新加坡人竟然事先并不知道有昆山这么个地方，是听了有人说昆山有个国家开发区才来的。那是一个下雨天，新加坡人在昆山的某个地方被泥泞小路困得直摇头，说昆山是个农村，怎么可能是投资的好地方呢？两个月后，新加坡19家公司联合在兵希办了一个“家具城”。这天与费孝通见面是10月15日。五天以后，费孝通先生来到昆山，陪同他的还有江苏省副省长张绪武。这回费孝通是来“帮忙”的，所以他在参观开发区后，直截了当地问吴克铨：“不是说要中央承认你们这个开发区吗？请具体说一说，承认了开发区到底有什么好处？”吴克铨：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到昆山来一显身手，当然，在生活方面，我们安排好；子女问题，我们也安排好。尽量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小区的名称可以防止一些政治风险：既然叫小区，就是试验着干。干好了，方向对了，就把“小”字拿掉，往大的方向干。干错了，干出毛病了，上面怪罪下来，就把“小区”收拢便是。“噢，你们是自费开发区。”中央领导自言自语地说，“人家昆山自己搞起来搞成这么个样子，得给人家一条活路嘛！”“只要不睡觉就要联系台商。”曹锦元说，他每天24小时，除了睡觉，其余的时间都在与昆山的台商联系，至少与自己认识的台商一周打一个电话。他向记者透露了联系台商的技巧，“不能每天一上班就打电话，人家工作多着呢！打电话要在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下午4点到5点之间，联系了就请人家吃饭。最好的时间是晚上8点，这个时间大家都准备卡拉OK，正是介绍朋友的好时机，这时候你一联系，往往就会认识新朋友。有时候我一天当中单卡拉OK歌厅就要跑几场。”说得高兴的曹锦元要我们留下吃饭，他说到做到，拿起电话，“我，老曹，中午吃饭！”不容分说，就把我们拉到了阳澄湖边，呼啦一下子就叫来了一位政府官员五位台湾人！国庆期间，周市新镇村村民沈志明来到昆山商厦，给自己添些换季“行头”，一套休闲服饰再加一双名牌皮鞋花了3000多元。“放在以前，我肯定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衣服。”年近六旬的沈志明笑着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之初，20多岁、正值青春年华的他，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很少买新衣服穿。“那时候，钱很少，一分钱都要算计着怎么花，不要说买衣服，就连吃的东西也很少买。现在不一样了，生活条件好了，花钱也越来越有底气了！”沈志明自豪地说道。黄钦真的拿宣炳龙当榜样，把赚来的钱来筑路，偏偏遇上了大雨，那路基被冲裂了，农民们看在眼里，议论是必然的，但心里还是很支持黄钦。镇党委书记胡寿萱知道后也带着干部群众来帮忙，抢修的战斗一直干到凌晨一点四十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说服人家为什么昆山可以办国家级开发区。”费孝通再一次点到要害。昆山人现在还能记得当年王金华提出的这一条“昆山发迹经典”。家住长江花园的王玉珍阿姨每天心情舒畅：以前遥不可及的小康富裕生活如今天天在享受。她告诉笔者，多年前，全家老老小小只靠她和爱人微薄的工资度日，可现在，即使不上班坐在家中，也有不菲的收入。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小区附近经营的一家小超市，年收入有几万元；除了自住的房子外，老城区还有一套多余的房子出租，年收入有2万多元。一年下来，光这些工资以外的“闲钱”就有近十万元，日子过得滋润又自在。在玉山镇泾河村住了一辈子的村民黄老伯，说起一年的收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除每月固定领取几百元的养老金外，每年村里的富民合作社还会分红1万多元，加上帮助村纸箱厂联系业务，仅他个人一年的收入就有四五万元。昆山再生一只“小虎”。后来随着台湾“工业之父”王永庆的“台塑”、台湾蔡氏四兄弟的宝成集团、台湾林玉嘉的“台玻”和日本的“丰田”等落户，使巴城、周市、张浦、玉山和淀山湖等镇都一个个成了“昆山小虎”。吴克铨：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研究。开始我们也担心，与“三线”军工企业合资办企业，会不会动摇“三线”大本营军心。实践证明，搞了联营，非但没有动摇军心，反而更稳定了。比如，我们与航天部风华机械厂联营办了风华冰箱厂昆山分厂。开始贵州厂有些担心，实际上，这个厂有一些技术人员都是南方人，在贵州工作了好多年，一直想回来，但没有机会，不安心工作。现在，办了分厂，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可以来昆山安家落户，大家十分满意。而且一旦国家需要，这些人还可以回到大本营。吴克铨：正式开始是1984年秋天，开始搞土地平整。韩培信这回眼珠子瞪圆，看着吴克铨认真地说道：“你告诉那些人，我们支持昆山做上海的‘殖民地’。”如果现在我们听到一位地方的“第一把手”这样说，不会感觉到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这样的“动员令”绝对是一个非常激昂的战斗号令。据我所知，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华东局撤销之后，江苏和上海这对亲兄弟之间并不太和睦，原因并不复杂，相互之间有些不协调，说白了就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上海是华东乃至中国的经济、文化与金融中心，可上海有上海的局限——地盘小、劳力缺乏，更缺少农副产品，因此曾经一直对靠近自己身边的太仓、常熟等这几个富足县感兴趣，期待有一天将这些地方划为自己的地盘。江苏哪会同意把这两块“肥肉”割让？矛盾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事上产生的。这当然不能怪江苏人“小气”，想想看，区界、省界的划分，是中央或者前朝皇帝定下的，谁敢轻易易主？为这，苏州人是很难的：你靠上海太近了，北边的南京城会有看法；你离近邻的大上海太远了、太生硬了，大上海把周边的大门一关、一收紧，苏州人不知要吃多少苦头！吴县长竟然把外商都招来了，我们还不能把内商招进来？招商！招商第一！招来商，就是对昆山的最大贡献！招来商，就能被提拔，就能有翻身的日子！一时间，全昆山的“招商热”如飓风般地在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吹开了……对于欧逊来说，镇长亲自开车迎接他，出乎他的意料。而一路上平方准确到位的介绍，又使他增加了颇多感受。他知道，这也许是一段比较漫长的旅程，镇长的健谈是为了消除他的一路寂寞，真是用心良苦，于是，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可这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却被机敏的平方镇长从反光镜中捕捉到了。我们在对外宣传时，一直强调从虹桥机场到张浦镇仅一个小时的路程，欧逊是否想证实一下这种说法的可信呢？于是，平方渐渐地加大了油门……车子又平又稳地行驶在苏虹公路上。吴礼淦现今在昆山的名气很大，尤其是在台商中间。采访时，有个台商对我说，他到昆山已经13年了，他说他最感谢两个“吴市长”。可据我所知，昆山除了吴克铨外，还没有第二个姓吴的当过市长嘛。这位台商听后哈哈大笑，说他敬佩的两个“吴市长”，除了吴克铨外，还有一个是他们台商中的吴礼淦。“我们都是吴礼淦先生带过来的台商，是他在台湾和昆山之间为我们这些人搭了桥，让我们在大陆发了财，所以我们称吴礼淦是‘昆山市长’。”呵，何谓龙腾虎跃？此时的昆山乃是真正的龙腾虎跃。“不好意思，书记，现在指挥部就我一个光杆司令，所以没有半间房子。”韩培信那次回到南京后，专门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讲了昆山开发区的情况，并建议省领导们都去看一看。这之后，省长顾秀莲、副书记沈达人、孙家正等先后来到昆山，他们看完这里的开发区和老百姓所发生的变化，非常高兴，充分肯定昆山搞开发区的方向没有错。让昆山人感到扬眉吐气的是在次年的省人代会上，省长顾秀莲在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里还专门提到了昆山开发区。昆曲之乡的昆山，如今仍然留存了许多昆曲民间艺人，他们或在豪华的大型剧场演出，或在街头巷尾的石亭小桥上拉腔唱调……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昆山借助横向联合之路，尝到了甜头，而且这个甜头是实实在在的。吴克铨太聪明了，昆山人都很聪明。他们在与上海谈“恋爱”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品味和吮吸着横向联合办经济这个“爱情”的甜美之果，同时，又有了异想天开的“移情别恋”——既然可以跟上海谈恋爱能得到好处，为什么不试试把“爱情”的视线伸向更远、更广阔的其他地方呢？一切有利于壮大我们昆山经济的好事，咋就不能都像讨媳妇似的把攀亲的好事弄到自己家门口来呢？那个时候拆迁搬家也没有多少补偿，靠的是老百姓“听党话”的觉悟，但轮到一些单位拆迁就难多了。“为什么你们不叫开发区？”再说龚兆源，第一次为家乡攀亲没成，仍然信心很足，亲自带着吴克铨去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为昆山的纺织厂解决切片。金山石化总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里的管理层思想解放得早，加上看龚兆源老领导的面子，便同意跟昆山签订300吨切片的业务。钱一平得知这事后，对吴克铨说：“300吨肯定不赚钱！老吴，这事不能这么干！你们不懂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干就是不够意思了！我去找他们。”钱一平很有些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惭愧与愤忿。当代昆山会有这样的人吗？蔡长林的目光默默地盯住了副县长吴克铨。“这人灵光！”蔡长林暗地里赞赏道。你看吴克铨，他满脑子都是昆山如何的“什么也没有”，我们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去“借”去“要”呀之类的话题。1993年，台湾鸿海工业股份公司董事长郭台铭来到城北一看，此处风水太好了！“我就要这个地方！”郭台铭欣然说道。费老：要他们多讲困难和问题。我现在正在搞一个大的开发区、黄河上游四个省的开发区，叫“黄河上游的多民族开发区”，这个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我现在来看看你们的，你们搞得早啊，四年多了吧？“我们愿意在你们这儿投个项目。”新加坡人临走时这么说。路修好了，开发区的地盘也像个样子了。就在吴克铨他们等着“凤凰”来昆山“筑巢”的当口——具体地说，就在吴克铨急切地期待上海金星电视机厂把属于“亲家”出的那份办分厂的钱投到昆山来时，突然上海方面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下来了，我们是国营企业，得无条件服从上面的精神。”吴克铨：我们昆山开发区是在1984年自费办起来的，当时叫“工业新区”。对外一律不宣传，后来省里知道了，并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批准叫“经济技术开发区”。搞开发区的钱是通过银行贷一点、地方工业留成挤一点、开发费收一点“三个一点”的办法筹集起来的。就这样，昆山人讨媳妇，结果媳妇的嫁妆还是由昆山人自己备的。吴克铨喝了一口带着几分苦涩的喜酒，最后还是把与上海金星电视机厂这档子“婚事”给办了。应该说，苏虹机场公路的开通，的确大大缩短了我们和上海的距离，往返时间大大节省，成为我们到上海特别是到虹桥机场接送客人的便捷之路，被我们誉为“招商绿色通道”。许多国外和国内客商从虹桥出发，取道机场路，来到张浦，大都对“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优良”等说法有了直接的感性体验，至于对“用不了一个小时即可抵达”之说，谁也没有认真“计量”过。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题为《以开放打造中国百强之首》的文章，这篇由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调研组写的“昆山市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显然是中国最高层对昆山经验最具权威的总结。《人民日报》编者这样说：改革开放30年，昆山初步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农业、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的转变，由依靠外资带动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由分散布局向集中布局推进集约发展、节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转变，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和谐进步的转变，由城市规模扩张向城乡协调发展的转变，由粗放型增长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转变。昆山是“苏南模式”的一个缩影，“昆山之路”雄辩地说明，只要转变发展方式，快速度也可以有好质量，工业化也可以有好生态，城市化同样可以实现城乡统筹。只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抢抓机遇，创造性地开拓发展思路，就能探索出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之路。怎么个好法？好在哪里？昆山是以浓浓的人情来羸得外商、台商和国内企业与经济人士到这儿兴办企业的。我的苏州老乡们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讲人情的传统，他们把人情看得与亲情一样重要。他们知道不讲人情的人就像不认亲娘老子的不孝之子。为了人情，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面子和牺牲自己的利益。我家在昆山。吴克铨：省里发了4号文件，很支持，苏州市也支持。对国家来说，自费开发本身也很有意义。几年之后，这些外企、外商都在昆山发财了，而且越发越旺。什么事都没有比把“出生证”办下来更重要的了！吴克铨多次在县政府会议上强调道。而他内心清楚，这事非得自己亲自出面“跑”才可能办好。于是他一边让秘书整理出中央领导来昆山视察时的讲话要点，一边让办公室订票。第二天他便到了南京——吴克铨深知，要想得到“国家级”待遇，你首先要得到“省级”待遇。“没拿。”“国”字号开发区，加12只“小虎”——昆山给这些“小虎”起名为“昆山开发区配套工业区”，如此一来，昆山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时，已真正呈现龙腾虎跃之势。吴克铨：昆山的另一个特点是，国内横向联合搞得比较多，在全市1700家企业中，有三分之一是和外地企业联营的。吴克铨：真正开始搞规划是1984年，1985年全面启动。现在开发区已初具规模，企业还在进一步增加。“1992年起，我们昆山开发区获得‘国字’号后，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这几件大事像几股强劲的东风汇聚在一起，将我们的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开发区和昆山全市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呈现一种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吸引外资也由‘以内引外’向‘以外引外’转移，开发方式由‘筑巢引凤’向‘引凤筑巢’转移，接受项目也由‘来者不拒’向‘择优落户’转移。”回忆当年那段大发展时期，宣炳龙记忆犹新，“这一年开始，我们完全摆脱了‘自费’开发的不利影响，开始从低调转向高调宣传自己。市委、市政府抓住国务院批准我们开发区列入国家级开发区序列的机遇，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香港召开工作汇报会、新闻发布会及招商洽谈会。记得在北京召开的汇报会上，廖汉生、王汉斌等30多位部长级领导到会，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了我们昆山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上海的新闻发布会更是轰动，美国麦道公司亚太地区总裁威廉斯先生当即宣布把MD80麦道飞机头的生产任务放在我们昆山开发区，并由此引出了当场有4个外商跟我们签订了4600万美元合作意向的事。在香港举行的招商洽谈会，盛况更是空前，签订各类投资合作意向25个，金额达5.22亿美元。这次洽谈会上另一个成果是，共10大片、计3695亩有偿转让的土地获得了签约成功。有位台商风趣地说：男要选好行，女要选对郎。投资要选好地方，昆山就是最好的地方。台湾商会北美联合会会长、亚西亚银行董事长蔡仁泰先生还在纽约《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昆山开发区是个投资创业的好地方，准备在开发区建一座以工业为主、生产和生活设施相配套的‘台湾城’。另一家台湾公司，自费印刷小册子，义务在海内外给昆山开发区作宣传。在这样的投资热潮推动下，外商尤其是台商纷纷涌向我们的开发区。与此同时，我们开发区自身也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了投入。两年中，在原有基础上再投入2亿多元，新建和完善道路40多条，在20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内基本全面实现了‘四通一平’，为来自台湾和世界各地的外企落户创造了条件。仅1993年，新批入驻开发区的外资新项目就达103个，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就有好几家。另有像台湾的‘六丰机械’等企业的落户，使得开发区的龙头作用更加突出。”费老：接下去，再扩展，搞联营。正仪突然“洋”到了家！原来的“黄花闺女”也一下子成了“豪门贵小姐”。费孝通最后表态道：“现在昆山已经具备很多条件了，关键是要做一下具体工作，促成开发区得到正式批准。我这次来看到了，也听到了，我想可以通过人大提案的方式在明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向有关部门提出。理由是：苏北都有了国家批准的开发区，苏南却没有。昆山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办成这么个样子了，我们应该支持和批准它。”吴礼淦就这样半信半疑地来到了昆山。他发现：昆山距离上海很近，比到浦东还近些。风景就更不用说了，住惯了大城市的人偶尔到乡村时总感觉别具一格。费老：你们就利用靠近上海这个优势，依靠上海的力量，来发展昆山的乡镇企业，这很好。我带来几个材料，给你们看看。一个是最近在宝鸡讲的，是关于全国乡镇企业的，也是谈我几年来的思路。然而无论如何，昆山给人最强烈而深刻的印象还是它的城市化进程。作为“中国首富之城”，今天的昆山，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完全可以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尤其让人惊叹的是，现在的昆山处处呈现现代化的气息和风物。有国内的一个省级参观团的干部到昆山后感叹道：以后我们不用出国考察了，外国的先进东西，昆山几乎全有；而且昆山的现代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更有社会主义的特色，便于我们学习仿效。这个时候的吴克铨盘算着一个大战略：与上海“攀亲”自然要加热加温，而“西接大三线”则更要全力以赴，因为一旦突破，小昆山大战略实现的美景定会提前到来。费老：我看不光上海有技术优势可以扩散，就是宝鸡、兰州等地也有这种情况，技术优势即软件可以向外地扩散。“不要什么钱都赚，否则没有朋友。”招商中如何赚钱？曹锦元究竟赚了多少钱？曹锦元并不回避我们的问题，“我招商肯定要赚钱，但也不是什么事都赚钱。什么钱都赚，就肯定没有朋友。我招商是先付出，再收钱。”老曹说，中介招商先收钱是行不通的。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做到。在昆山投资的台商往往会问：办好这些事费用是多少？老曹会把最低的标准说出来。等办好了投资项目，以后接着有土建项目，环境评价，绿化工程，人才引进，水电安装甚至团膳服务，“这些项目如果投资都找我，我就肯定有钱赚。”老曹拿出了他为一家台商企业办理团膳服务的意向书，从物色炊事员到菜谱的轮换，都开列得十分周到，显示了老曹“做好小事”的招商理念。在昆山采访时，我们见到了昆山中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昆山台商协会副会长何信府，他指着窗外林立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说：“我刚来昆山时，这里全是稻田，下雨出门必须穿雨鞋。我是1992年到这里办厂的，当时什么都没有。晚上丢块石头出去，连声猫叫也听不到；装一部电话得花8000元初装费，还是手摇的电话，号码是5位数。可五年之后，这里就全变样了，变成了跟台湾和新加坡差不多的现代化城市了。我在这里投资十几年，资产增值也有十几倍了。我深切地感受到，当年在香港和深圳创造的奇迹，现在已经在昆山同样创造出来了。”如今，何信府不仅在昆山获利丰厚，他还娶了一位美丽的阳澄湖姑娘为妻，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500亩地批租出去，有人在此建昆山第一个度假村，商业和投资意义不会小。正仪人看到这一点，于是也充满着对黄裕典先生的期待。“完全可以。”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办理项目的过程中，台湾家具公司要在张浦落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开发区各镇配套区都有一批招商高手，各有自己的一套“招式”。当然，不管人家“招式”如何，已“煮得半熟的鸭子”还能“飞”了不成？我们十分自信。我们了解到，J公司在考察我们镇之前，已花了数天时间考察了五六个镇的配套区，但我们不知情的是，其中的Z镇虽然还没与H公司签约，但Z镇良好的投资环境也使H公司十分满意，表现出极大的投资兴趣，并表示，Z镇是H公司投资昆山的首选。为此综合分析H公司考察情况，该镇胸有成竹，并已作好了接纳该项目的一切准备。有成语称“节外生枝”，由于J公司Z总的推介，我们有缘结识了H公司考察大员一行，使张浦镇成了H公司投资“节目”上萌生出来的意外一枝。记得苏虹机场公路刚建成通车时，我们简直是“路大气粗”，“迫不及待”地向外商说过两句“大话”，一句是：上海虹桥机场就等于是为我们造的；另一句是：从上海开车到（昆山）张浦用不了一个小时即可抵达。以此证明交通条件极为便利。费老：你给我看看这方面材料。天有不测风云，偏偏这个时候中国出了大事：1989年6月初的北京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老实说，我还没有看到中央权威机构会对一个地方的评价给予如此全面的肯定和高度定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央的结论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呢？《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昆山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费老可以帮这个忙！吴克铨胆子大了起来，接着说：“举个例子说，我们昆山费了很大心思通过跟人家有实力的地方进行联姻后，一些项目已经投入上马了，如果这个时候停下来不干了，岂不是一种更大的浪费吗？所以我们并没有听从某些上面的精神，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将项目搞了起来，让它们为昆山经济发展作贡献。有人说我们这是超高速，我们就是有点想不通，而且我们也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就是违反了中央政策，您看是不是这个情况？”“好，这个记下来！”费孝通对此特别关注，让秘书把这一条重点记录下来。旧昆山确实很穷很寒酸。公司成立了。兵希派了镇工业公司经理黄钦兼任这个合作公司的经理。“他宣大人的开发区走的是自费开发的昆山之路，我们这个公司也这么干，所以我们公司不向镇里要一分钱！”“该让沉睡的红旗区苏醒了！”看过这片土地后的吴克铨那一天心情格外激动。凭着他对工业经济的熟悉，吴克铨一眼就看出这块废弃的工业区其实是块非常难得的新工业开发区的好地址。一是它离县城相对比较近，可以依托县城的一些基础设施，减少投资，比如工业开发区必要的“五通一平”等基础设施在这里就比另划一块地盘要省下很多钱；二是由于离县城近，一旦开发区建成后，人力资源调集比较方便；三是“红旗区”与县城之间约有十公里距离，这为未来老城和开发区之间建起一座新城留下了空间；还有一个好处是，这里交通方便，有利于上海人或其他到昆山来投资的客商能够舒服、便捷地在此生活与进行商务活动。“我这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交朋友。”说起自己的特点，老曹亮出底牌。曹锦元说，他以前在昆山开发区做事，后来自己做化工生意。1998年认识了一位台湾企业的老总，这个老总每次来昆山都是老曹派车去接他。这个台湾人觉得老曹挺讲义气，就提醒他，做化工生意是“人赚钱，累死人”，并提议老曹做“钱赚钱”的生意。于是曹锦元就代理了一家台湾报纸的广告。“这边收5万元，那边登出只要1万多元，我原来就赚这些钱！”老曹说。后来这家报纸的一名高层到江苏旅游考察，老曹就自己掏钱全程陪同，花了好几万元。这个高层提醒老曹：单做广告也不行，一定要进入台湾人的圈子。在他的建议和支持下，老曹办起了“台湾新生报台商投资服务中心”。前几年都在探索，这几年生意越做越红火。说到招商赚钱的诀窍，曹锦元一脸自豪：“很多地方政府是贴钱招商，我在昆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