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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易风：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
&　　本文讨论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是指英语中的Neoliberalism，而不是也译为&新自由主义&的New Liberalism。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自由主义统称为经济自由主义。为了区分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和历史上的经济自由主义，通常把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名为新自由主义。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接受前人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由的观念，提出&自然自由&制度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自由制度。他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斯密的说法存在理论缺陷，但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封建制国家或君主不要干预经济，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30&6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孕育于18世纪末期的庸俗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这一阶段，&萨伊定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萨伊在19世纪初说过：&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此言后来演变成&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被称为&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
　　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以英国马歇尔、庇古等为主要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西方被叫作&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萨伊市场定律&同工资、价格、利率都具有完全灵活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没有生产过剩；资本市场供求均衡&&不存在资本过剩。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美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特别是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存在失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具有明显的辩护性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庇古还在顽固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腐教条：&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实际上都会就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这场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大危机的现实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萨伊市场定律&，根本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在大萧条中，西方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尖锐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否定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可能性时说：&这一理论所假设特殊情况的特征，恰好不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结果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它的教义就起误导作用，而且是灾难性的。&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破产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再现。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直面现实，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严重性，承认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有&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危机中破产了，原来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有不少转向并接受凯恩斯主义。但是，少数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仍在顽固地坚持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仅隔一年，即1937年，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影响的李普曼出版《对于良好社会原理的探讨》一书，竭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接着在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26人聚会巴黎，举行以&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哈耶克后来在1944年出版的被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主要思想，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其艰难地度过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趋复苏，并日渐活跃，形成许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有伦敦学派，德国有弗赖堡学派，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科斯为首的现代产权学派，等等。
　　新自由主义产生以后，曾经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手：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基本做法是：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缓和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对暂时缓和危机和通胀有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暂时缓和矛盾，无法克服矛盾。
　　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长期交替使用的结果是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这就是&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滞胀&中的&滞&没有治好，&滞胀&中的&胀&会更加严重。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滞胀&中的&胀&没有治好，&滞胀&中的&滞&会更加严重。&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陷入严重困境。
　　当凯恩斯主义陷入严重困境时，新自由主义乘机而起，并迅速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90 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万变不离其宗。&市场万能论&和&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教义和教条。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三大经济政策体系
　　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和为数众多的政策主张基本面虽然相似，但差异不小。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一）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英国是凯恩斯的故乡。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英国影响广泛而深远。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二战后，英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如前所说，长期交替实行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
　　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被称为&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主要包括下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又译民营化、非国有化）；力推自由市场经济，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其中包括对金融的监管；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减税，主要是对大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实行汇率自由浮动；推行旨在削弱和瓦解苏联的政策。撒切尔竭力对外推销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她曾颇为得意地说：&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历届政府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经济衰退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这时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并走向高峰期，其中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直接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里根于1981年出任美国总统。他笃信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实行&大市场&和&小政府&，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降低税率，主要是大幅度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所得税最高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降低到1982年的28%；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镇压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推动&星球大战&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图谋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
　　（三）&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于1989年拟定的先对拉美、随后对苏东转轨国家经济改革提出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华盛顿召开的研讨会上得到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确认与支持，因而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涉及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与里根经济学的&大市场&和&小政府&实质相同；&快速的私有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样；&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和里根经济学的解除调控和监管相一致。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认为，&华盛顿共识&旨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这就是说，&华盛顿共识&不仅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且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强加于世界各国。这显然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要求。
　　四、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当新自由主义处在高峰期的时候，西方国家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21世纪初的这场大危机源于美国，很快蔓延到欧洲以至全世界许多国家。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场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据报道，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在这次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这场系统性危机在西方国家造成了几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和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使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9亿。这一切也有力地证明，自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而且相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
　　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危机，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大批判家。它促使许多曾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日本原来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副标题：《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这部书是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忏悔的代表作。
　　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样，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也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的打击。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月号发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文章说：&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说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已经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发表后，新自由主义危机逐渐成为西方各国许多人的共识。西方报刊和网站出现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报道、访谈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严重后果。
　　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中，在同声批判新自由主义危机时用语各异。除了上述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意识形态恐慌&、&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信仰危机&之外，现在常见的还有&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危机&、&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市场至上主义危机&，等等。虽然用语各异，但所指相同，全都是指新自由主义危机。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英国学者霍尔斯鲍姆说：&过去数十年里，人们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缺乏现实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英国学者迈克&约翰逊认为：&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美国作者安迪&斯特恩说：&曾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鼓吹者，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在本次危机中，福山的观点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西方学者不仅在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而且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这场危机爆发后，正当撒切尔入主唐宁街30周年时，许多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30年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不过，这次失败的是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同样遭到了批判。曾任里根政府国内政策顾问的布鲁斯&巴特莱特本是里根经济学的参与制定者之一，现在对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反戈一击。他在《新美国经济：里根经济学的失败与未来之路》一书的书名上，赫然写上&里根经济学的失败&。
　　不仅在西方学界，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谴责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谴责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大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要归咎于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误以为市场具备自行调节机制。&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同样受到批判。在这场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已经批判&华盛顿共识&，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而且很有害。在这场大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出，&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东欧的&实验&已经宣告失败。
　　五、应高度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多种途径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来影响中国改革。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寻找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这样，西方新自由主义便逐渐在我国产生影响。
　　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他们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没有识别和批判分析能力。
　　在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科斯和以他为首的产权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科斯看到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这是推销他的产权私有思想的极好机会。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推销主张产权私有的科斯思想，其追随者进行了认真琢磨。他们给&私有产权换了包装&，开始时只说&产权明晰&，而不说科斯的产权明晰就是产权私有。直到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被一些人接受后，他们才公开声称：&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断言：&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有制的体制&。
　　科斯通过&派进来&和&请出去&两种途径来影响中国的产权改革。他将其追随者&派进来&推销他的产权私有论，并&自费&将中国几十位知名经济学家&请出去&，到美国参加他自己组织的&中国经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后来不仅要在中国宣传和推广他的产权私有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的主张，并表示期盼中国成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国内有人在评介科斯关于中国&开放自由思想市场&主张时赞许说：&科斯极富洞见的一家之言，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显然极具现实意义。&这些人正在积极推销科斯关于中国要积极开放自由思想市场的主张。他们也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国内媒体报道：&2010年，科斯百岁之时，中国经济学家组织了活动庆祝，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发来一段视频。&国内媒体还报道，科斯本应邀在2013年10月来中国访问，没料到在来华前一个月去世。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对科斯表示沉痛哀悼和敬意，甚至说：&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一盏明灯。&&科斯在经济转轨环境下的中国影响力巨大。科斯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比在美国更高的认同和反响。&
　　过去一个时期，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不愿用&私有化&一词，而是用来自法文的&非国有化&或来自日文的&民营化&，并说&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不是私有化。这纯属欺人之谈。人们知道，法国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英文中的&私有化&和法文中的&非国有化&，在日语中译为&民营化&。现在，主张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者已经不再讳言私有化，而是公开说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私有化。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这一目标讲改革，就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邓小平当年不仅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强调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会导致严重后果。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搞市场经济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对于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可能出现的后果，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强调&四个坚持&的重要性。到了晚年，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来检测国内的&科斯热&，可以作出判断：&科斯热&是要在中国用生产资料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要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必然导致改革失败，必然走上邪路。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高度重视和高度警惕的。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网站QQ：违法及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85-
还不是会员？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03期
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摘要】：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在经济上有较快的发展,由于工人阶级的长期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作出某些让步,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确实有了一定的改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卫道士们便借此大作文章,胡说:工人的生活水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正在接近,“既没有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也没有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了”。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攻击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过时”了。加上前一段我们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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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考试教育学教育概论:教育的政治功能
&　（一）政治对教育目的和若干教育内容的影响　　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任何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都以一定的方式与政治发生关系，教育也不例外。教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深受政治的制约，任何社会的教育都体现着该社会的政治特征。教育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在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是：一定社会的教育要反映一定社会政治的要求，又反过来为政治服务，这是一条客观规律。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一定社会培养人，通过教育，培养具有怎样的政治方向、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人，这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　　教育的目的即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人的总要求，即培养人才所应达到的质量规格。一般说来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少数统治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又因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指导思想的差异而表现出具体的差别。　　我国奴隶社会教育目的是“明人伦”和具有作战本领。所谓“明人伦”就是明贵贱，别尊卑，使受教育者能自觉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了镇压及掠夺奴隶还需要能征善战。和这种教育目的相适应，奴隶主贵族子弟需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等所谓六艺教育。　　在古代希腊的奴隶社会中，斯巴达城邦国的统治者从以3万斯巴达人统治25万奴隶的国情出发，使教育完全服从于对奴隶的残酷武装镇压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教育目的是培养忠于统治阶级的勇悍军人。奴隶主子弟中的男童从7岁起就要离开家庭接受集体性军事体育训练。开始是编入团队过集体的军事生活。到了12岁，合格者转入少年队，施以更严酷的训练。18岁时，合格者参加士官团，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满20岁，就结束教育阶段，成为一名军人。教育目的决定了斯巴达人单纯的军事教育内容，文化知识教育基本不予实施。　　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就是为封建王朝培养忠顺的官吏和士君子。隋唐以后，施行科举取士制度，教育变为科举的附庸，被纳入培养官僚人才的轨道。由于统治者推崇儒教，强调“德治”。故着重以儒家思想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极力灌输君臣父子的“人伦之教”和“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的恒常性思想，用以巩固封建统治。“四书五经”成为历代沿用的主要教材。　　在欧洲封建社会中，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宗教阶层垄断了学校教育。他们设立教区学校、僧院学校、大寺院学校和教会大学。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对上帝虔诚、服从教权和政权、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士。他们以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圣经》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所设的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四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号称“自由七艺”，其中浸透了宗教精神，是为理解和信奉基督教教义服务的。世俗封建主的贵族子弟中的长子从7岁起就被送入高一级的封建领主官堡接受 “近侍教育”和“侍从教育”，以培养对封建主忠诚、勇武善战、娴熟封建礼仪的骑士。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骑士七技，即：骑马、游泳、投枪、击剑、打猎、下棋、吟诗。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适应国家统治和新的生产力要求，资产阶级为学校教育制定了双重教育目的：一是培养国家事务管理人才和科技精英，二是培养适合于从事大机器生产的劳动者。统治者通过学校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向受教育者施加资产阶级影响。为了保证教育内容能为教育目的服务，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直接掌握教科书的编审权。如日本就将审定教科书、指定各种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发行人等列为文部省的职责。　　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目的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社会主义要求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推翻剥削制度，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和内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　　（二）政治对教育机会和教育权利的影响　　社会成员中哪些人能够享受学校教育，受什么程度的教育，受教育机会怎样分配，这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所直接决定的。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不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也不平等。在奴隶社会中，学校是专为奴隶主子弟设立的。古代印度曾在法律中明文规定：谁若让低贱的首陀罗种姓的人接受文化教育，立即处以死刑。我国鲜卑奴隶主贵族建立的北魏，在太武帝拓拔焘统治时期，曾下令禁止劳动人民入私学学习，私学教师违令者便要处死，设立私学的主人要满门抄斩。在封建社会中，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受教育的权利也有鲜明的等级性。如我国东汉的大学，只有从大将军到俸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家子弟才能入学。唐代由中央设立的学校有六学二馆。国子学限于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太学限于文武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四门学限于文武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律学、书学和算学限于八品以上官员子弟及通其一学的庶族地主子弟入学。弘文馆和崇文馆则只许皇亲国戚和宰相大臣的子弟入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各资本主义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封建教育的等级性，宣扬教育平等。随着普及义务教育法令的颁布，学校教育得到了普及。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仍然存在着政治、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也就造成了受教育权利的实质上的不平等。虽然表面上高等学校向所有适龄、适读的青年开放，但能进入什么样的学校以及能不能入学，不仅取决于学业成绩，还取决于是否缴纳得起高昂的学费。例如，据美国官方1976年提供的资料表明：平均年收入3000美元以上，美元以下，美元以下，1美元以下和18000 美元以上的白人家庭子女在技术学校和各类高等学校注册的人数占收入段家庭子女总人数的百分比分别为24%、31%、43%、50%和65%。法国工人占总人口的49.8%，工人子女上大学的只占大学生数的10.2%；上层阶级占总人口的4.5%，其子女上大学占大学生数的57%。上述情况的表明，不仅仅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制约，穷人家书籍报刊少，父母知识水平低，家庭人口通常较多，住房条件差，也会给学习带来种种困难。而上层阶级家庭的情况恰好与此相反。类似于美国、法国这样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象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在法律上规定了受教育权利平等，而且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另外，社会主义社会往往自觉地采取种种措施来努力减少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社会现象。比如我国，一直采用减免学费和提供助学金的办法资助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子女接受各种程度的教育；努力提供大量资金发展老、少、边、穷地区教育事业；用降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方式增加教育落后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等等。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存在一些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例如，我国在大搞阶级斗争的时期由于过分强调让劳动人民家庭子弟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而排斥了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女应享有的受教育权利。这种做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文化大革命”中入大学的惟一标准就是家庭出身和政治关系，出现了社会不平等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而造成了各地区间的学生受教育条件的极大差别，使得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在竞争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不能很快就彻底实现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但是社会主义正自觉地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各种社会条件，这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　　（三）政治对教育制度的影响　　教育制度是指一个社会赖以传授知识和文化遗产以及影响个人、社会活动和智力增长的那些正式机构或组织的总格局。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直接关系到教育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各种教育制度的形成和变化都有其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政治、民族传统、宗教等因素。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对教育制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表现如下：　　1.政治制度制约教育制度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总是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制度中，然后通过政治制度对其他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制约作用。纵观世界教育史，可以清楚地发现，有什么样政治制度的国家就必然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教育制度。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决定作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推行义务教育时，都要伴随着强制性的法律条文。这些强制性的教育法令一般是以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为特征的。其特点是作用的时间较长，有的法令甚至整整作用于一个历史阶段。二是通过限制性的规定制约教育。各国在实行强制性教育手段的同时，加强对教育的督导作用，对教育的数量和质量给予限制性的规定，有的甚至有明确的指标系数；这些限制性规定常常伴随与教育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修正和调节，以保证教育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三是通过鼓励性政策发展教育。为了适应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要求，各国都非常重视以政策鼓励人们发展教育、更新知识、更新观念。这些政策一般是对当前教育所能达到的规模和水平的发展和补充，能够表现出教育的某种发展趋向，含有更大的未来性意义。　　政治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教育制度的组织形式也产生着直接的制约作用。例如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在教育上也是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实行地方分权的美国，在教育上各州、各校都有较大的自主权利。我国自秦汉以后，在政治制度上基本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在教育制度方面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从属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垂直隶属型的教育组织系统，官学一直受到国家重视。只有在政府无暇顾及教育事业时，私学才能得到发展机会。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治组织形式中的许多弊端，如决策权高度集中、管理权限划分过死、民意表达机制不健全、基层单位缺乏活力等等，都明显地反映在教育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中。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的管理起来。”　　2.政治意识形态钳制教育思想　　政治意识形态是指用来维护一定政治制度的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信条。它是通过政治文化、政治价值、政治观点与政治信仰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制度的灵魂与核心。同政治体制相比，它对教育的钳制作用更复杂、更深刻。教育领域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到一定的教育思想的支配，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控制就是通过对教育思想的钳制来实现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思想的钳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通过确定教育宗旨，制定教育政策、颁布教育法令、确定教育内容、委派学校校长、订立校规校训等途径对教育思想（包括一所学校的办学思想）进行直接地钳制。在统治者看来，教育就是向年轻一代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符合统治阶级利益要求的政治文化，形成与他们未来必须充当的社会角色相符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习惯。例如，我国的封建教育不遗余力地向受教育者灌输封建专制主义，守分安命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一套观念，目的就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卫道士。资本主义教育则拼命向学生灌输个人至上、金钱万能思想，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等观念，目的在于把年轻一代都培养成拥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社会成员。另一种是间接的钳制方式，表现在统治阶级通过各种途径，使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者的哲学、宗教、伦理等思想观念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教育思想。例如我国封建社会儒家的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都深受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受到历朝统治者垂青，并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始终居于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阶级借助儒家思想办教育，在传播封建政治意识，培养封建官僚，维护封建政治制度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由于一切教育活动都是由教育者组织的，教育者的政治价值、政治观念与政治信仰对形成和改变学生的政治价值与政治观念更具有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影响力。此外，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某种政治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并转化为民族的政治心理与政治传统以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立了近半个世纪，而人们传统的封建政治意识仍然顽强地表现在某些方面。从对教育思想的影响看，如在办学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重升学，轻就业，重普教，轻职教；在教育价值观念上的狭隘性：只看见教育的政治功能，看不见教育的经济功能；在教育对象观上的专制性：强调共性，压抑个性等等，这些都与几千年形成的“为学”不离 “从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明人伦”、“灭人欲”等封建意识有关。　　3.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教育体制改革　　政治的统帅与支配地位，一方面决定了政治制度对其他各种制度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它的变革必然能带动与促进其他方面的变革，自然也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我国古代大大小小的教育体制改革来看，总是与政治改革的形势紧密相连的。汉武帝为了建立政治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在教育上采取了兴太学、重选举与独尊儒术三大改革措施；隋末农民大起义，不仅打垮了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也打垮了维护士族利益的“九品中正”选士制，从而为唐朝学校制度的完善与新考试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及新学制的颁布也是戊戌新政推动的结果。近代世界史上的一些进步的政治革命与改革，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的大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新中国的成立等等，无不直接地推动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首先，政治体制改革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三大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两个阶段。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近期目标是长远目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阶段。而要在政治生活中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仅涉及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与专业化，还涉及到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素质、思想素质与民主参与的能力等问题，由此给教育目标的调整、内容的更新、方法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次，政治体制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与经验。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与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在改革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途径与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两方面改革的理论与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鉴。再次，政治体制改革为教育体制改革打开了新局面。教育体制的改革不单是教育内部的改革，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单靠教育内部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大量的教育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教育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如片面追求升学率难于克服、职业技术教育难于发展、各类学校的专业布局难于统筹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旧有的行政领导制度、干部选拔制度、招工用人制度等密切相关。要使教育改革成功，除了教育系统自身的努力外，还有赖于政治方面进行相应的配套的改革，扫清障碍，打开局面。　　（四）政治对教育财政的影响　　国家和统治阶级中个别人采用拨款、捐献或筹措教育经费等办法，有效地控制教育的领导权。中国宋代的书院，清代的私塾，其经费来源靠地主阶级拨给学田作为办学基金，或由他们出资兴办，让学校听命于他们。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规定联邦政府拨地辅助各州兴办农业和工艺学院，这种学院通称为赠地学院。　　1872年，美国密西根州卡拉马祖市议会通过立法，用增收学校税的办法开办公立中学。从此美国各州竟相效尤，使公立中学取代了私立中学。由于美国采用联邦制政体，使得其公共教育经费的来源各具特色。各州的法律机构负有从本州可获得的资源为公共教育提供经费的职责。地方学区的教育税收是主要的经费来源，其余经费来自州及联邦政府，三者平均分别占50.1%、41.4%、8.5%。由于各州贫富悬殊，所规定的税率不同，使得税收额差别很大，导致州与州之间中小学每生人均教育经费差距悬殊。如学年度，纽约州每生经费为2005美元，而密西西比州每生经费仅为834美元。这种拨款方式是由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资产阶级还通过增拨补助经费的方法实现其对学校教育的切实领导。如美国的国防部，内政部动用大量经费，推行他们的教育计划，一些垄断集团如石油、运输、合成、电子等大企业公司的基金组织也拨给学校大量的办学经费，直接插手学校教育，以取得决定重大教育问题的权力。　　确定教育部门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份额主要取决于政府领导人对教育重要程度的认识。比如，日本一直把教育看成是立国支柱，因此一直向教育部门投入大量资金。这一政策使得日本的教育发展迅速，成为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我国，自1957年以后，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阶级斗争成为国家的工作重心，教育的作用长期为整个社会所忽视。受此影响，我国不少政府部门的领导在制订财政预算计划时常常是“一工交，二财贸，剩多剩少给文教”，结果教育经费在政府财政预算中所占份额甚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发展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教育的作用日益重要起来。政府领导人认识到欲使经济腾飞，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种工作重点与指导思想的转变使得国家拨给教育部门的经费份额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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