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可以让开发商开发吗？他们开发要什么手续吗？_百度知道
农村宅基地可以让开发商开发吗？他们开发要什么手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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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县级以上行政部门征收土地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开发商不能直接开发。首先开发商的开发必须要有规划。仅仅这个层面上就需要很多程序。不要太忧心，主要看他们想通过什么手段开发，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
采纳率：45%
向所在地县级以下土地管理部门申请批准后，由政府拍卖方式卖给开发商，然后申请建房的相关手续，就可以开发了。
可以，但是需要经过土地征收程序，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主体是乡镇人民政府
政府同意就可以
但要手续！
一套房全部下来要N多部门 100多道各类审批手续！一般要几年才能全部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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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咋这么牛？
&&&&&&&&&&&&&&&&&&&&&&&&&
断水断电，让拆迁户无法生活；
房屋周围被挖成壕沟、撒满了屎尿或瓦砾，让拆迁户无法通行；
拆除房顶或者半边房子，让拆迁户随时砸死；
将拆迁户的东西扔出房屋，在屋顶抡大锤砸房顶，让你无法住下去；
把棚户房四周垫高，让拆迁户深陷下去，进出要翻“山”越“岭”；
上百人“撑场”威胁恐吓拆迁户；
如此还不能奏效，就干脆打：
——开发商雇人打断拆迁户双腿；
——5月25日晚，暴雨。临睡前上厕所时，冯三英忘记拔下防盗门的钥匙。22点3 0分 左右，有人踹门 ，大
喊“开门”！冯三英和丈夫肖马来刚问了声，“谁呀？”就见两条黑影手持棍棒，已冲进屋来。冯三英缩在被窝中没敢再吭声，她数着两条黑影每人夯了丈夫十几棍子，还听到斥骂声，“让你闹！”黑影夺门而出。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大老营村63岁钉子户肖马来，被人手持棍棒殴打后惨死。
还不行，就抓进监狱：
——面对挖掘机的靠近，防暴警察的威慑，开发公司的环伺，凭着围墙、液化气瓶、火把、烈犬和红缨枪，在弥漫的辣椒水喷雾中，张安房不要命地挣扎、抗争着。当天，在“有血”的呐喊声中，张安房和妻子、妻妹一同被“请”进班房，罪名皆为“妨害公务”。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曹建强：“当时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菜地损失的问题落实在我身上。熊世兰的小弟弟仍旧不肯，拦在挖机的前面。决定强行把他带到我们法院，拖到警车上去。”
　　——《拆迁协议》签订了一年之后，拆迁户却被当地政府指控犯有诈骗罪。20余拆迁户被判诈骗罪。
上面仅仅是开发商逼迫拆迁户签协议的点滴镜头，由此可窥斑豹，开发商真牛！不是一般的牛！
&&& 他们为何这样牛？
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将从银行贷来的钱，先打点政府相关部门，然后再雇地痞流氓，哪家不搬，就到哪家去，先威胁恐吓，威胁恐吓不行，就挖掘机强拆，还不行，就在房屋四周挖陷阱，放屎尿；还不行，就让供电局、水务局断电断水！倘若还不行，可就别怪他“勿谓言之不预也”了！
打！派流氓打！先打伤，威胁，不行，就打死！
还不行，就动用警察、法院，将钉子户抓紧监狱，判处徒刑！
供电局、水务局，是开发商家的吗？没给钱之前，不是；给了钱，就是一家人了。
公安局、法院是开发商家的吗？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国家不管吗？在这里，谁是国家？老百姓所说的国家，不就是公安机关和政府机关吗？公安机关被收买了，政府机关为了政绩，为了取得更多的卖地钱，当然不愿意看着政绩被钉子户一天天浪费掉，不愿意看着即将到手的卖地款因为钉子户而耽误！
开发商有政府的撑腰，有公安机关护航，还能不牛吗？
北京1名警察做钉子户3年：战战兢兢防拆迁者
王辉站在被强拆的院子前面。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周刊记者|刘畅 北京报道
　　“我一个人民警察，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老百姓么？”
　　当了几十年民警，王辉最害怕的事儿，是半夜听到狗叫。
　　一旦院子里那两条小土狗突然狂吠不止，他便会蹿下床，查看电脑上的实时监控画面，拿手电筒朝院子漫无目的地扫射，同时大声喊话，既为警示“来访者”，也给自己壮胆。
　　尽管四周林立的高档住宅楼早已入住居民，小区入口的门卫全天轮岗，但他依然战战兢兢。不怕小偷，就怕那些“打算拆他们房子的人”搞突然袭击。
　　3年前，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民警家属院面临拆迁。因为没有达成拆迁协议，他和另一位邻居至今没有搬走，成为院子里最后的住户。
　　他是一名警察，也是个“钉子户”。
　　“违章建筑”
　　这是一幅不太和谐的画面。
　　位于岳各庄桥北的中堂小区，是个新建的商品房楼盘。爬上任意一栋20多层的楼，眺望小区内部，都会看到楼下整齐的绿化带、古色凉亭、鳞次栉比的轿车，以及一座杂草丛生、残垣断壁的小院子—王辉的家。
　　王辉驱车进入小区时，警卫亭身着红色西式礼服的保安，没有敬礼，反而投来警惕的目光。小区车道拐入他家的土路上，散落着碎砖和生活垃圾，几段凹陷处留下草草填补的痕迹。
　　“当时开发商要挖沟隔离院子，被我们阻止了。”他解释道。现在，院外西侧还立起一排蓝色铁板，阻挡着路人的视线。
　　这里如同震后废墟般荒凉破败。
　　掉漆的木质院门咧着大口子，旁边潮湿的墙砖，轻轻一扣，便像糟木头般簌簌掉渣；小院东侧屋子只剩拆后的残骸，唯一半堵摇摇欲坠的墙，还是他们后来捡废弃砖头和石块垒的；散落的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塑料桶，以及角落一套半新的柴油发电机，证明这里曾经断水断电；他屋子的墙壁，刚刚粉刷过，水渍却已经蔓延到床头—这里是小区地势最低的位置，一到下雨就会积水。
　　尽管过着“不是正常人能忍受”的生活，王辉和邻居大张目前还没有搬走的打算。
　　王辉介绍，他们所居住的岳各庄第九街区397号院，70年代成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岳各庄派出所办公地。90年代初派出所搬迁，院内的房子分配给分局住房困难的民警使用。
　　“这棵白蜡树，还有之前的核桃树，都是我家老爷子和同事亲手种的。”大张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父亲已经退休，曾是最早在这办公的民警，当时只有五间北房，以及煤棚、自行车棚和厕所。后来因民警入住需要，核桃树被砍，那棵已经几十年的白蜡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90年代初，王辉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下辖的派出所。
　　因为没有居所，单位先后给他安排了家属院两间10多平米的屋子作为住房。当时，11间房里的9户，有8户是丰台区分局、各派出所民警及民警家属(另一户是因个人原因与后来一户民警换房的普通市民)。他出示了2000年左右单位补发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因为套着一层皮革外皮，民警们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内部房本”。其中，出租方(甲方)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承租方(乙方)是王辉。
　　王辉说：“水费、电费、房租和后来的住房补贴，我们的工资单上都有记录。”作为无房职工，目前正科级的老王本应享受60平米的住房待遇，因为住房实际面积没有达到该标准，不够的面积，单位会折合成一定的金额补给他。按着他的理解，一旦真面临拆迁，也是他和单位之间通过内部协商解决。
　　直到2011年下半年，区里下发了会议文件，就岳各庄居住东区五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问题做出指示：区教委和区公安分局分别对地块内滞留的9户教委职工和2户分局民警继续做好动拆工作。如不能达成协议，由区城管大队依据相关规定，于“两会”后组织相关部门对违章建筑予以拆除。
　　其中的“2户分局民警”，指的就是王辉和大张的父亲。当时，民警院的其他住户都已经搬走，两家人成了滞留的“钉子户”。
　　“住了20多年，我又没有私搭乱建。”王辉说，“结果成了违章建筑。”
　　为什么当钉子户
　　作为老警察、老党员，王辉还是有觉悟的。
　　早在2000年，丰台分局东院的看守所搬走，留出的空地开始建民警家属楼。当时，王辉和妻儿、老人挤在一起，曾向分局主管领导反映居住紧张的情况，想申请一套楼房。负责人告诉他，因为他有了岳各庄民警院的房屋，不能再享受这一次的分房待遇，让他等待岳各庄的拆迁。他便安心工作，没再提这事儿。
　　2009年，儿女面临小升初。为了有个好点的学习环境，王辉又一次找到分局，希望把公租房退了，申请一套经济适用房的指标。分局的回复是：你就别管了，等拆迁进行房屋置换吧。这次，他留了电话录音。
　　“我毕竟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知道服从大局。”他描述当时的心态，“所以还是选择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到了2010年上半年，岳各庄一带开始拆迁。和领导谈话时才得知，自己住居房子的产权不是分局的，是卢沟桥乡的。但分局承诺会负责和各方协调安置。他觉得不对劲儿：“产权不是单位的，能给我们发内部房本，还给住房补贴？”他将疑惑提了出来，却并没有得到正面回复。
　　分局领导曾问他，想要多少钱，多少套房？他一直强调“按政策来”，绝不多要。
　　199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房屋改革，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公务员、事业单位及国企工作人员，都可以付出少量现金，将单位租给自己的房子，化为自己的产权。当公租房被拆迁时，之前的租房户都会获得产权归属自己的房子。
　　但王辉多了个担心。私下里聊天时，有人告诉他，给民警的安置房，目前审批手续不全，产权方是岳各庄村委会，“都是小产权房”，而且要等几年之后才建成。他将很难拿到房产证。
　　王辉的担心，来自近年来北京市对于小产权房严厉的清查政策。“我是城镇居民，跟村民还不一样，如果哪天村里不让住了，我就无家可归啦。”
　　民警院的安置房距其1000多米，位于当地民岳家园小区外侧，是一幢10多层高的独楼。
　　9月底，《中国周刊》前往探访时看到，该楼已基本建成，但仍在施工，墙上写着“岳各庄西区回迁安置房工程”。
　　在岳各庄村委会，几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土地是村里的，应该是小产权房。
　　村委会隔壁，有一家村里办的地产开发公司。公司一名负责人称，关于民警院的拆迁安置工程，区里曾召开多次会议，他也曾到会旁听。据他所知，安置房还有一两个手续没办完，但应很快可办好。对于该安置房性质，他表示难以确认是否是小产权房。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该安置房的开发商京大昆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一名王姓负责人称，据他所知，手续正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一办完就肯定就会有房产证，但何时能办完，他无法确认。
　　这种说法王辉在今年5月份也听到过，当时开发商与他谈判拆迁事宜时，也承认有部分手续没办完，正在紧锣密鼓地办理，何时能办完，则无法给出保证。王辉还录下了当时的对话。
　　王辉曾就产权问题，咨询过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许荣介绍，此外，按目前法律规定，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是不允许面向城镇居民的。开发商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本末倒置，承诺补办手续，存在欺诈嫌疑。如果未达成一致，老王完全可拒绝离开。
　　就这样，王辉下定决心，当上了他们说的“钉子户”。
　　“你们连警察都敢打？”
　　如果这是一场拔河比赛，也早已分出胜负，哪怕绳子一端站着的是警察。
　　日下午3点左右，铲车和几十个手握木棍、铁链和铲子的大汉围在了民警院前。当时，还有多户民警因为没谈拢搬迁条件而在此居住。
　　事发时，大张正在屋子里，听到门外的声响，和另外两户邻居赶紧跑了出来。对方已经砸开院门，踹开几户住户的门锁。
　　来不及做出反应，有屋子里的家具物品就搬出了大半。有人窜上房，正拿大锤子砸屋顶。那是一位市局退休老干部的屋子，常年无人居住。对方似乎提前了解情况，先在此下手。
　　据大张回忆，最先赶到的邻居丰台西局派出所民警陈院刚，为阻止强拆，一边喝止一边坐在了该屋的窗台上。一个为首的大汉见状，下令：“弄他！”五六个手下冲上去把他拖走，用擒拿手法按着脑袋、背扣着双手，“如同警察押犯人一般”，拽到了空房的角落，拳脚并用，围起来殴打。
　　另一位住户看不下去，在几米外喊道：“还有没有王法，警察你们都敢打？！”没人理睬。
　　当值班的王辉急匆匆赶回来时，院子西侧的平房已经被铲车推掉了一半。而陈院刚屋子里的所有家什都被扔到了路边，打人者已经散得差不多了。
　　一帮人正在拆西墙。老王要求出示手续，对方告知：“没有。”随后，接到110报警的警车到了。对方才渐渐散去，而且对打人一事拒不承认。警方告知双方，得先谈，谈不成去法院解决。眼看没法现场解决，他只得先带着陈院刚去取医院开诊断证明，随后又去派出所做伤检，录笔录。
　　第二天，《新京报》以《警方公房遭拆民警阻止被打》为题披露此事，并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标题。8月8日，《京华时报》第8版社会热点，以《警察住房遭强拆起冲突》为题进行了整版报道，称有目击者看到陈院刚被打是还穿着警服。人民网、新华网等各大媒体进行了转载。
　　“嘿！网上一片叫好声，有人留言，说狗咬狗，活该！”大张咧着嘴苦笑，“可见老姓心里，警察在拆迁的时候，扮演的不是啥光荣角色。”
　　京华时报记者曾联系上陈院刚，被告知，一切都需要由领导答复。而丰台分局对该记者表示，岳各庄民警家属院产权属于卢沟桥乡岳各庄大队所有，上世纪70年代暂借给派出所使用。派出所搬迁后，分局与村委会协商，房屋以租赁形式分配给住房困难的民警。随后记者又试图联系开发公司，未果。
　　接下来的几个月，包括挨打的陈院刚在内的4户住户，陆陆续续搬走了。
　　“有的人，拿了额外的6万元奖励，加上安置费、搬家费一共十多万；有的人担心自己另有多处房产，被分局调查；还有人得到提职称的口头承诺。”王辉说，“这是后来见面聊天才知道的。”一位民警拿着与开发商签署的安置房协议，去公证处公证，对方告诉他手续不全，没法公证。这位邻居曾与老王、大张谈起此事，后悔不已。
　　搬走的民警们基本都另有房产。王辉和大张家毫无退路，除了这里，他们再没有别的住处。
　　王辉那份租赁合同中曾专门增加了一条“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时，自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本合同自动终止。”
　　“四周的楼房封顶入住后，我曾询问过多位中堂小区的业主，都得到确定回复，他们买的就是商品房。”他回答，“我认为商品房与城市建设、公共利益性质不同。如果真的(是公益)，那我二话不说，服从大局。”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中堂小区售楼处询问。接线员告知，已建成的大部分楼盘都是商品住宅房，还有部分是商用写字楼。
　　曾接受过王辉咨询的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解释说，商品房开发不同于合同条款提及的情况。而且，即使是公益性质的征用，“也必须达成安置的一致意见，才能去拆(房子)”。
　　警察挨打事件后，王辉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
　　大张说，快八十岁的父亲和分局领导谈话之后，失魂落魄的。嘴里一直念叨：“变了，不一样了。”
　　“警察是工作，钉子户是生活”
　　身为警察，王辉更能理解拆迁二字，对双方都意味着什么。
　　20多年里，他曾四次因拆迁产生的纠纷出警。
　　最紧张的一次，是涉及丰台园博园地铁辅助项目，张家村地段市政建设工程。当地的老百姓有一部分不愿意走，后来断水了。因施工过程中发生矛盾，拆迁公司要进行强制拆迁。双方在工地对峙。
　　接到报警后，王辉和一名同事赶往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边挖土机继续工作，同时有三十多个拿着棍子、铁锹的大汉盯着对面的大杂院；而门口一帮拆迁户，大多是老人，有二十多个，手里也握木棍甚至菜刀。
　　一到现场，王辉就举着摄像机边拍，边高声说道：“都别动手，谁先打架就带走谁，承担法律责任。”这话一般都能起到效果。随后，他们会告知双方拉开距离，各选一个代表，找个屋子坐下来协商。
　　那天早上到傍晚，他一直在现场盯着，有三次话不投机又要打，都给拦下了。最终，没能谈出成果。老王让两个代表互换手机号，有时间及时沟通。谈不成，再建议去法院打官司。
　　“这种事，警察得第一时间制止冲突发生。”他解释，“说话、态度都得客观中立，特别谨慎。现在老百姓都有手机，不能给单位找麻烦，影响政府和公安机关形象。”
　　“反正我都这样处理。”他补了一句，“别人就不好说了。”
　　2010年警察被打事件后，院子里的水，电都断了。他有时候去朋友家借，或者到单位打点，实在没辙，甚至去永定河直接灌几桶回来。而大张常去附近加油站的厕所取水，喝了快两年才知道，那都是不能饮用的中水。他花两千多块买了个发电机，这才能维持洗衣做饭等供电问题。前年“7.21”暴雨，屋子里的积水没过了膝盖。冬天没暖气，就烧蜂窝煤，王辉经常连着值两天班，晚上回来炉子早熄了。有几次大张推门找他，看见王辉正缩在被窝里直哆嗦。
　　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强拆的威胁。2011年夏天，一帮纹着身、光头露膀子、带着大金链的人，带着施工队过来，要在院子外面砌墙。50多口子，各个身穿迷彩服，带着头盔。还开了辆挖掘机，要在院子外面挖深沟，把唯一的土路给断了。
　　当时王辉刚出完警，接了邻居的电话，警服都没脱便赶了回来。
　　刚赶来时候，王辉看见一辆警车驶出小区。得知大张已经报警了，他直接给该次出警民警打了电话，质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来出警的吗，你警号是多少？”对方尴尬的解释，是去找开发商了解情况。然而开发商的位置与警车驶出方向是相反的。
　　反复抗议未果后，王辉索性爬上了屋顶，拿出DV一边拍一边喊：“你们这是违法行为！”下面的人不为所动，各忙各的。王辉先打了110，然后又拨市政热线反映情况，电话加起来足有十多次。大张前去阻止施工，被打。
　　警察又来了，在远处晃悠，打了一阵，老王喊了半天：“打人了，警察怎么不管！”这才走上去给拉开。
　　“到现场首先得制止违法行为，调查取证。他们这些表现，轻了说是不作为，重了说叫渎职！”王辉瞪着眼说。此前还看到过出警前来的一位警察带着一位保安过来了。“接到出警任务，一般得派两个民警，一个警察带一个保安是违规的。”他解释说。
　　后来，几名领导来了，一个领导冲他喊：“老王你怎么上房了！”
　　他一下就火了：“我上自己家的房子，碍着别人了么！”
　　下面喊：“局长来电话让我告诉你，一定要冷静。”
　　老王回答：“我一直很冷静，从始至终没阻拦他们，没有过肢体接触，只拿DV拍。”
　　整个交流过程，他都坚持拍摄不中断。用他的话说，这叫保留证据，避免遭受不白之冤。为此，他早就特地买了个DV和卡片机。
　　后来，大张的妻子急得爬上一栋高楼，以跳楼相逼。来了五辆消防车，好几个分局领导在楼下好言相劝才下来。一位负责后勤的政委找过开发商，要求恢复院子供电，对方告知，这事不归他们管。后来是消防兵用工具把电箱撬开，才拉上电闸。
　　他曾接过一个自称是区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要求老王过来和开发商谈谈拆迁的事儿。他直接问道：“开发商起诉我了？”对方告知，没有。“不对吧，除非双方之一向法院提起诉讼，不然用不着法院参与协调吧。”对方吭哧了一阵，挂了电话。
　　这场拉锯战似乎还得耗下去。
　　前些日子，土路上突然堆起几块大石头，王辉和大张给搬开了。院子锁已经换过十多把，因为锁芯时不时就会被细石子儿给堵上。屋子的窗户，动不动就会被砸碎。为此，王辉在院子外面按了个摄像头，连着屋里的电脑，随时监控。半夜上厕所，得走六七百米外到市场里的公厕。他得穿过没有路灯的荒地，为了安全，一直开着手机的录音。
　　别看王辉是个坚决的钉子户，可从没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二十多年，他从未遭到过投诉。一个月平均下来得出警100多次，常常忙得两天不睡觉。带醉汉回家，劝阻夫妻打架以及阻止群殴事件，是他的家常便饭。此前，他本在离家较近的丰台镇派出所工作，现在却被调往离家更远的卢沟桥派出所上班。50多岁了，同龄人都基本都开始调到副处级别，他还是正科待遇。
　　作为老民警，他经常被派去安抚情绪激动的上访户。不过，每当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满不是滋味：“没逼到那份上，谁愿意上访呢。”
　　他解释道：“警察是我的工作，钉子户是我的生活，两者互不冲突。”
　　“爸，您做了半辈子警察，为什么还受到黑社会打击报复？”
　　女儿这句话，让他很难受。
　　“孩子早熟，看待问题容易片面。”他叹了口气。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女儿升入高中，和妻子一起住在姥姥家。妻子身体不好，他没也法提供更多的照应。
　　他身边的一些民警，常常告诫他注意安全，“我们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多理解点”。
　　每年春节那几天，他都没怎么歇过，带着联防半夜里巡逻，维护治安，警惕燃放爆竹导致的火灾。如果除夕能歇上一阵，就去孩子姥姥家吃年夜饭。但一家三口半夜会回到院子一趟，放几挂鞭炮，然后他再把娘俩送回去—他自己得回来住，岳母家也只有70平米，五口人住不下。
　　女儿告诉他，高考准备报人民公安大学，以后当个警察，却没说理由。
吉林钉子户与政府死磕3年:后半辈子就靠这房子
　　新华网长春9月12日电(记者 朱小燕)
3年来，郗某某和前夫亲眼目睹了这片曾居住着上万户居民的棚户区的消失，也看到周围邻居陆续与政府谈妥了补偿安置条件，甚至有些已经回迁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但他们却一直在自己的破旧棚户房里与政府“死磕”……
　　“陷入坑中”的棚户房
　　和许多“钉子户”一样，郗某某也在自家门口竖起一面小红旗。从远处看，随着房屋四周地面被不断填埋加高，他家的这座棚户房好像陷入了坑中，在四周杂草荆棘的掩映下，只露出部分房顶和这面迎风招展的小红旗。
　　房门已经朽烂，外侧钉了铁皮，内侧粘了胶带，胶合板依然从里面爆裂绽开。墙角堆了一堆捡来的木质家具，一些已经劈成柴，用来烧火煮熟食。煮熟食是他们多年来经营的买卖。
　　进入屋里，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两只鸡和一条狗在屋子里溜达。一个近半米口径的大盆放在中间很是显眼，里面堆满了去了毛的死鸡，一群苍蝇围在上面嗡嗡乱飞。前两天刚下过雨，屋里的地面竟比外面还要泥泞，走在上面明显黏脚。靠墙的土炕约一米宽，上面除了混为一团的衣服和被褥，还堆放了乱七八糟的杂物。
　　3年来，他们俩为了房屋征收补偿，就在这个破旧棚户房里与政府讨价还价。
　　谈不拢的补偿安置条件
　　据介绍，郗某某与丈夫已经离婚，但仍住在一起。郗某某说，她向政府提出的条件很简单，一是要求产权调换3套70平方米楼房，并确保其优先挑选；二是不交任何房屋差价款及其他费用；三是政府一次性给予40万元，以补偿其熟食经营损失。
　　据辽源市西安区住建局副局长周威介绍，郗某某家的房本面积为55平方米，后来他们又盖了42平方米的违章建筑，加起来共约97平方米。根据辽源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有关政策规定，以及他们现有房屋面积的情况，郗某某与丈夫离异分户后，最高可调换两套回迁房，但要按规定补交房屋结构差价款，增加的面积要缴纳购房款。
　　周威介绍，目前辽源棚户回迁房共有35平方米至70平方米5个户型。按照原始面积有照房每平方米缴纳100元、无照房每平方米缴纳300元的房屋结构差价款，合理增加面积每平方米缴纳750元购房款计算，他们只要缴纳2万多元钱，即可获得一套55平方米、一套45平方米的房子。如想扩大面积，可以对照不同户型，按照每平方米750元至1880元的不同档缴纳相应购房款，但根据他们的情况，不应超出两套70平方米的回迁房。
　　“他们要3套70平方米房子和40万元补偿款，按规定是不能满足的。”周威说。
　　郗某某却认为自己的条件“一点也不过分”。动迁之初，他们的条件并不高，只要两套房子。但此后发生了一些“变故”，导致他们把价码越抬越高。首先是女儿患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已拿不出房屋差价款；其次，拆迁导致其熟食买卖停产停业；此外，她家还丢失了不少财物。他们认为这些都应该由政府赔偿。
　　周威告诉记者，关于郗某某所说女儿生病的事，为了给她争取一些救助政策，他们曾向郗某某要过相关病历证明，但被郗某某拒绝。而郗某某所说丢失财物，既没有确凿证据，也不应由政府赔偿。关于熟食经营，根据郗某某提供的营业执照，其经营场所不在此棚改区域内，且有效期已过期近10年。
　　“如果我们答应了他们，既对其他征收户不公平，也违反我们的征收补偿政策。”周威解释。
　　“我们的后半辈子，就靠这套房子”
　　据了解，郗某某的这所棚户房位于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丘下社区。动迁之初，这里曾住着近1万户居民。棚户区多数房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早已成为危房、险房。棚户区内公共基础设施匮乏，居民吃水难、行路难、如厕难，居民要求棚改的需求和愿望强烈。为此，辽源市政府于2010年将此处列为棚户区改造重点区域，并在政府主导下计划建设74.5万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
　　为使房屋征收工作顺利开展，辽源市西安区从全区调党员干部200多人，组成专门房屋征收工作队分组包片进行房屋征收工作。为了做通他们的工作，周威和同事们从动迁之初至今，入户几十次进行政策宣讲和沟通，但两人态度始终非常坚决，不给谈判留余地。
　　周威说，随着征收工作进入尾声，如果他们坚持不搬离，该地区棚改进程将受到影响，部分拆迁户也不能按时回迁。“不能为了个人的无理要求，影响他人的安居梦。”周威说。
　　周威告诉记者，根据他多年从事房屋征收工作的经验，如果在房屋征收工作中，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而不能认真执行，出现了越闹便补偿越多的现象，无疑会纵容个别人穷尽可能手段以索取不合理的高额补偿，并可能助长诱发更多人对抗规则的不良风气，这也是当前房屋征收工作的难题之一。
　　郗某某告诉记者，她知道政府的规划和这片地的价值，所以她有足够的耐心与政府“谈下去”。
　　“如果政府不满足我们的条件，我们绝不搬走。我们的后半辈子，就靠这房子了。”郗某某坚决地说。
钉子户自制喷火枪防御强拆抗争9年两度坐牢
　　张安房，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名字，因为自制喷火枪，养藏獒，防御强拆数年不动摇，被称为蚌埠“最牛钉子户”，闻名全国。
　　尽管，自家的自建房难逃拆迁的命运，可是他的房屋保卫战，仍没有结束。
　　日，对于张安房和岳母一家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一天。面对挖掘机的靠近，防暴警察的威慑，开发公司的环伺，凭着围墙、液化气瓶、火把、烈犬和红缨枪，在弥漫的辣椒水喷雾中，张安房不要命地挣扎、抗争着。
　　当天，在“有血”的呐喊声中，张安房和妻子、妻妹一同被“请”进班房，罪名皆为“妨害公务”。
　　这是他自2011年10月被刑拘后，再度身陷囹圄。不一样的时间，但剧情何其相似。
　　被释放之后
　　2005年蚌埠市蚌山区棚户区改造，因为不满拆迁，张安房安装摄像头，自制汽油喷火枪，养了11条狗，开始了武装保卫房屋的漫长生涯。
　　日，张安房被刑拘，因为两年前，他用砖块对抗行政强拆，还砸坏了挖掘机。
　　而其时，他作为“钉子户”， 已经坚守了6年。
　　日，张安房走出了看守所。也就在这一天，开发商九通房产公司给了他家四套新房和两套二手房，用于安置张母和张家四兄弟。
　　毕竟房子已经拆掉了，在旁人看来，张安房的钉子户生涯该告一段落了。
　　因为多年来身体不好，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不能上下楼，从看守所出来后，张安房选择住在了岳母家。
　　岳母葛玉珍今年已经80岁了，老伴去世后，一直和下肢瘫痪的儿子王金祥住在一起，女婿张安房住进来，也算是给家里有个照应。
　　葛老太的房子是两层楼的自建房，据称面积有80平方米，同样坐落在如今的华美嘉园小区，原本与女婿张安房家的自建房相邻，大门正对着如今的11号楼，相距不过10米。
　　四周高楼新宅纷纷拔地而起，它的存在显得尤为另类，被拆除似乎难以避免。
　　但葛老太没想到的是，今年8月15日，它的房子是以那样惨烈的方式消失的。
　　而张安房，因为长期蜗居在这间自建房里，致使他的命运再次发生了改变。
　　张安房的6个条件
　　张楠，张安房的女儿，今年22岁。她说自己从13岁起，就一直习惯和见证着父亲的抗争。
　　“今年以来，开发商、政府多次来谈外婆家房子拆迁的事，我爸提出了六个条件，说答应了就拆。”张楠拿出了一张纸，“这是我爸亲手写的。”
　　记者发现，白纸黑字，写着六个条件：
　　1、抓捕黑社会，追查幕后指使人；
　　2、按照协议规定给我家办房产证；
　　3、将我的房屋调至一楼，给我母亲住；
　　4、哪有违法者不究，反抗者坐牢的道理？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
　　5、如果政府、公安局能保证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一只狗都不养；
　　6、给岳母家开扇门，修无障碍通道，生活设施要保障，房产证要办好，赔偿要到位。
　　很显然，对于岳母家的这套自建房，张安房有着自己的主意，并获得了家人的支持。
　　针对张安房的条件，区政府、街道、社区、开发商，可谓伤透了脑筋。博弈之间，当地公安部门也难以置身事外。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一份由蚌山区公安分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开门修路事宜，街道已经承诺；办产权证事，张家要提供原有房屋的相关证件；调换房屋一事，当初房屋选择是张自己确定的，所以不能再给调换；对张的拘留逮捕一事，由法院裁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执行法院的规定。
　　对于这样的答复，张安房无法满意，几次接触后，双方不欢而散。
　　时间到了今年7月，眼瞅着11号楼已经竣工交付，相应的道路、管网配套急需施工。
　　7月27日上午，九通公司的一辆挖掘机出现在11号楼前，张安房带领家人再次打响了房屋保卫战。
　　“他们说是清理垃圾，挖管网的，我爸不信，认为他们就是来拆房子的，放了两条狗吓唬他们，挖掘机挖了两下，就撤了。”张楠描述道。
　　7月28日上午，挖掘机再次进入11号楼周边施工，但再次无功而返。张安房当时对司机说，这是开发商的事情，你我之间没必要闹得肢体受伤，司机一听走了。"
　　冲突逐步升级。
　　惊心动魄的“保卫战”
　　8月1日，对于张安房一家来说，是个终身难忘的日子。
　　沈家骥，蚌埠市公安局蚌山分局副局长，深度参与此次拆迁安置，对于当天发生的事情，他印象深刻。
　　“当时开发商的一个工程队，安排一台挖掘机清理南侧的垃圾，但张安房一家认为是来拆房的，极力阻挠，导致管网进不去，附属道路无法施工，一些还原安置好的居民，一直搬不进来。另外，因为张家养狗扰民伤人，派出所接到不下几十次的报警，有的居民写信骂政府无能。”沈家骥告诉记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区领导顶着巨大的压力，决定强制性施工，要公安维护施工正常进行。
　　“1日早上八点多，挖掘机已经到位。张安房就点火把，燃火堆，在围墙四周摆四五个液化气瓶，用砖头砸挖掘机，阻止施工人员靠近。”沈家骥说，现场至少有五六十人，20多个民警身穿防护服，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我看形势危急，就要求消防队员，从一侧窗户上架设水管，水枪威力大，很快就把火扑灭了。张掉头就往家里跑，我知道他家里有自制武器，就带着民警冲进去，要控制他，当时跑在前面的是一个刘姓辅警。靠近门口的时候，我在右侧，张安房拎着长矛，作势吓唬我，不让靠近。”沈家骥回忆道。
　　“现场一片混乱，警方也喷了辣椒水，视线不清。突然，我听到一个女的声音喊‘有血有血’，一听有人受伤，我就顾不得许多了，冲上去将张安房摔倒在地，手中长矛也就脱手了。然后，我看到他小姨子捡起长矛，朝我戳了几下，还好只是把我衣服戳破了。”沈局长说当时的确“惊心动魄”。
　　“控制下来后，我才知道受伤的就是姓刘的辅警，大腿贯穿伤，带到派出所一问，才知道是张安房戳的。”沈局长告诉记者，这次冲突中，包括自己、张安房在内，多人不同程度挂了彩。
　　“当天就拘留了三个人，张安房、张安房妻子、妻妹，罪名都是妨害公务罪。”沈局长告诉记者，目前案件正在侦查，预计8月底会提交检察院。
　　消失的两层楼
　　8月5日，蚌埠市召开征迁拆违暨大建设工作观摩现场会，市主要领导实地观摩了全市13个征迁、大建设项目，华美嘉园是观摩点之一。
　　8月20日，当记者来到位于蚌埠市胜利中路的华美嘉园小区时，事件中的自建房已被夷为平地，依稀可见断砖残垣，不远处，堆放着拆下来的太阳能热水器和两台发电机。
　　地面上，一台挖掘机正在忙着挖坑。
　　“房子是15日拆掉的，现在据讲是铺设管网，建设地下停车场。”张楠告诉记者。
　　紧挨着施工现场的，是11号楼三单元，一楼的房子，两室一厅，据讲就是安置给葛老太家的，已经定下来了。
　　房子经过简单的装修，里面堆满了搬家物品，杂乱不堪。
　　1日被抓，15日房子拆掉，时间间隔两周。
　　据张楠介绍，这期间，街道、社区和开发商多次上门做工作，张安房的大姐张秀英作为谈判代表，重提6个条件，并要求放了刚抓进去的三个人。
　　结果可想而知。
　　“15日上午8点多，街道办崔主任、社区杨主任带着拆迁人员，开始抬东西，人不愿走，硬抬走的，因为我外婆年龄大了，心脏装了起搏器，有糖尿病，怕出人命，当时120就等在门口。”张楠说，父母被抓后，当时屋里，只有外婆、舅舅、她和表弟，老弱病残的，根本没能力阻拦，只是偷偷拍摄了当时的情况。
　　“几个人把我抬出来，差一点把我捂死了……老家具也毁了，电饭煲还是新的，也没有了，一堆新的盘子，找不到了……”此时，躺在床上的葛老太自顾自地嘟囔着，一度潸然泪下。
　　是不是强拆？有没有协议？张安房家人和开发商各执一词，记者几经调查，也难解真相。
　　但可以肯定的是，9年的漫长坚守，两入囹圄，张安房的抗争，代价惨重，多败俱伤。
　　旷日持久的钉子户生涯，给自己，给子女，给家庭带来了浓浓的阴影和深深的烙印。
　　对于这样的结局，当地一副局长对张安房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可怜、可恶又可恨”。
　　而在女儿张楠的心中，张安房执拗而坚定，更看重尊严和合法权益，甚于生命。
　　10条狗的命运
　　在张安房的抗争中，狗是他最大的帮手。
　　据张楠介绍，家里最多的时候养了12只狗。“有一只藏獒，一只狼狗，还有草狗生的窝狗，中间有死的，我爸就再买新的。”
　　除了狗以外，张安房在岳母家的自建房里，继续配备摄像头、发电机，还圈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围墙，放了几个充满气的液化气罐，还准备了应对辣椒水的防毒面罩。
　　张安房没事的时候，就训狗护院，所以这些狗对陌生人特别敏感，旁人根本不敢接近。
　　“每年花钱买狗，喂狗，加上咬伤人赔的钱，加在一起，至少有两万。”张楠说。
　　狗既多又凶，扰民伤人的投诉不断，这让辖区警方决心清理。
　　早在7月10日，沈家骥副局长就找到张安房商量狗的事，要求张自行将犬只移走，但是张安房表示，移走可以，必须答应之前提的六个条件。
　　于是移狗工作搁浅。直到8月1日的冲突爆发。
　　“混乱中，10条狗都被放出来了，当场被人打死了几只，其中包括狼狗，其他冲散了。那只藏獒受伤后，晚上死了。还剩下四条狗。第二天，沈局长带人来拉狗，我说自己处理，三只让朋友拉走卖了。我向沈局长提出，老弱病残在家，不安全，留下一只狗看家。他答应了。”张楠说。
　　8月20日，记者在老人被安置的一楼，看到了仅存的那条狗。它被链子拴在楼梯边，瘦弱不堪，显得很孤独。
　　蹊跷的拆迁协议
　　在张楠、王金祥、张安房大姐张秀英的眼中，8月15日，葛老太房子被拆，属于违法强拆。
　　“我外婆、我舅舅一直都没跟他们签什么协议，拆迁当天，他们也没出示任何证件，就派人搬家具、拆房子。”张楠的这种说法，王金祥也进行了强调印证。
　　记者咨询法律人士获悉，根据相关国家规定，如果双方没有达成拆迁补偿协议，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强制执行，而必须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定。
　　8月20日，记者多次询问蚌山区政府、黄庄街道，得到的答复都是“应该有协议，没有协议是不可能拆的，具体是开发商那边和拆迁户签的”。
　　倘若果真签有协议，应当一式两份，拆迁户也有一份。但是王金祥、张楠等人，坚持说“一直没谈拢，根本没签什么协议”。
　　随后，记者两次来到九通房产公司，试图了解协议一事。
　　8月21日，该公司一张姓主任告诉记者，公司负责人不在，据他所知，双方已经签过了协议。随后记者追问，协议是谁签的？可否看一下？张主任以具体不清楚为由，要求记者留下联系方式，称公司负责人会联系解释的。但是当天，记者一直没有接到电话。
　　22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九通公司，一番交流后，张姓主任答应帮忙联系相关人员。随后，张主任当着记者面拨通了一陶姓经理电话，称其参与拆迁。
　　通话中，张主任反复称“我听说是老太太按的手印”，而陶姓经理首先肯定协议存在，但具体是谁签的协议，回答则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开始称“他们家人都签了，她儿子、女儿签的”，后来又称“老太太没摁手印”。
　　到底有没有签补偿协议？面对记者的疑惑，王金祥16岁的儿子王克凡提供了一个细节，证明称即使有协议，也是别人强迫的。
　　“我奶奶被人抬进来后，当时我看到几个人，把我奶奶手抓着，往几张纸上按手印，按的什么我不太清楚。”王克凡告诉记者，奶奶不识字，耳朵也聋了，根本不懂协议的事情。
　　多败俱伤的僵持
　　从2005年到2013年，作为钉子户，张安房已坚守9年。
　　九年来，张安房的生活变了。每天，天刚亮，他就要烧狗粮。中午，他要拉着三轮车，去几百米外接水。这些事儿，都是拆迁前不曾有的。
　　在抗拆的第五个年头，张安房的父亲死在老屋。
　　更糟的是，他的抗争维权变得越来越孤单。不仅两陷囹圄，而且曾经支持他的兄弟，已与他疏离；曾经理解他的邻居，对他颇多怨言。
　　九通房产公司一负责人说，开发商也是受害者，因为还有拆迁户没安置，公司每年还要支付十几万的安置费。
　　对于当地政府而言，为顾全大局，既要顺利拔除“钉子”，又要承受居民的怨言，同样苦不堪言。
　　无疑这场跨越9年的维权已成为一个难解的僵局，且多败俱伤。
　　21日，记者采访中，沈家骥副局长也谈了自己的感受。
　　“听说张安房岳母家房子最终被拆，我感到很惊讶。我起先认为房子肯定不会拆，因为当时协议根本无法谈成。”沈副局长接着表示“既然拆了，肯定是达成协议了，具体怎么达成的，是街道和开发商的事情，具体我就不清楚了。”
　　话题一转，谈及张安房其人，沈家骥直言“是个可怜可恶又可恨的人”。
　　“可怜，是说他用自身的自由，为兄弟姐妹换来几套房；可恶就是任何人都满足不了他的条件，步步为营，逼得对方必须一步步退让。本来已经达成了协议了，又反复变卦；检方不起诉了，不就是结案了，他非要结案，说有罪就给他定罪。”沈局长向记者解释道。
　　“可恨！我和他沟通不下于4次，我跟他讲你把狗处理掉，不要扰民，二是配合施工，只要人家不拆房子。我还向他保证，协议没谈成，我派两个民警看着，谁敢拆就抓谁。这样讲，他都不信。非一意孤行。”沈家骥显得很无奈。
　　维权在继续
　　采访中，张楠和记者聊得最多，对于自己的父亲，她并没有过多评价，只是给出了执拗和坚持这两个关键词。
　　“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就会坚持。后来为了房子的事情，只要有政府文件，法律书籍，他都要买。他还说政府要退出开发商的事情，居民的合法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我觉得我父亲不看重金钱，看重的是尊严和合法权益，甚于生命。”
　　临近采访结束，记者让张楠就该事件写点什么。第二天张楠拿出一张纸，交给了记者。
　　短短的四条意见中，充斥了“维权、强拆、黑恶势力、欺压百姓”等字眼，字里行间流露出愤懑和失望，而在最后一条中，她这样写道：经历了多年的拆迁，原本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而现在天空乌云密布，眼前一片黑暗，以后是否还有蓝天白云？
　　显而易见，从2005年到2013年，张安房的钉子户生涯，给自己，给子女，给家庭带来了浓浓的阴影和深深的烙印。
　　记者获悉，日前张安房家人已经聘请了律师，为房屋拆迁以及身陷囹圄，讨个说法。
　　期待不久的将来，张安房及其家人维权如愿，并早日步入生活的正轨。本报将持续关注事情进展。市场星报
钉子户疑被雇凶打死其弟被指收好处帮官方善后
冯三英手捧丈夫遗像站在被拆的家园前。 南都记者 孙旭阳 摄
　　南都记者 孙旭阳 发自 河南郑州
　　5月25日夜，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大老营村63岁钉子户肖马来，被人手持棍棒殴打后惨死。经警方侦查，该案乃一起雇凶伤人案，主谋嫌疑人为该村村支书。在此前的强拆中，肖马来与村里的拆迁办结怨，招致报复。
　　此案发生后，当地办事处为息事宁人，通过中间人与肖家谈判，补偿75万元，换取肖家不再追究办事处的责任。然而事后，肖马来的妻子和女儿投诉称，在她们不知情的情况下，75万元被扣去20万元，名义是赡养肖马来的父母，实际受益人却是两名中间人，即肖马来的三弟和四弟。她们质疑，作为“中间人”的死者弟弟，接受了好处之后，帮助官方摆平了此事。
　　四五十天过去了，大女儿肖凤云仍然无法接受父亲的死。好几次，她复盘父亲被打死的过程，就会忍不住跟母亲说，“妈，要是那天夜里你上去护一下，我爸说不定就死不了了……”
　　这让冯三英又气又悲。“我要是上去，肯定和你爸一样头被打个稀巴烂！”当时，她被吓呆了，躲在被窝里发抖。只听到闯进屋内的两条黑影，用棍子使劲击打老伴的声音……
　　一两个小时后，63岁的肖马来在医院里宣告不治。这个钉子户为他的倔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紧接着，官方启动了拆迁致死案的标准流程：赔偿。在数日你来我往的谈判之后，当地政府赔偿肖家75万元。
　　在冯三英看来，这是老头子的“命钱”，是“血钱”。她甚至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笔钱，却又不能不要———人不能白死。然而，这些钱换取了冯三英不再追究政府的承诺，却因其中“被扣”的20万元在肖家大家族之间划下了一道新的伤痕。
　　更大的伤痕，则来自政府推动的强拆。地处郑州东南郊的大老营，原本是一个平静的乡村，肖马来是这个村里一个普通的农民。当政府的铲车沿着多年失修的土路开进大老营村之后，很多人的命运就此转折。
　　雨夜被打死
　　5月25日晚，暴雨。临睡前上厕所时，冯三英忘记拔下防盗门的钥匙。22点3 0分 左右，有人踹门 ，大
喊“开门”！冯三英和丈夫肖马 来刚问了声，“谁呀？”就见两条黑影手持棍棒，已冲进屋来。
　　冯三英缩在被窝中没敢再吭声，她数着两条黑影每人夯了丈夫十几棍子，还听到斥骂声，“让你闹！”黑影夺门而出后，冯三英靠近丈夫，听到他“哧哧”地喘息。整个殴打过程中，他一声都没有喊。冯三英推测，丈夫应该是一上来就被棍棒打在了后脑上。遗体照片上，他残破的右后脑可以作证。
　　冯三英马上冲出门外，借着一百多米远外一辆白色面包车的灯光，她看到有两个身影正奔向车子，其中一人的长发，还在奔跑中上下摆动。
　　一个多小时后，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内，昏迷中的肖马来结束了最后一口呼吸。院方的急诊记录显示，肖马来死于颅脑外伤导致的脑疝和呼吸衰竭。
　　整整一个月后，家属又接到郑州市航空港公安分局的鉴定意见通知书，称经尸检鉴定，肖马系被他人用棍棒类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而死亡。
　　肖马来被确认死亡后，大女婿刘国勇看到在场数名警察都神色紧张，不停地打电话，向上汇报情况。很快，刘国勇也被带到了航空港公安分局刑警队，有警察进来为他作口供，问题焦点在于：肖马来最近得罪过哪些人？
　　对刘国勇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大老营村里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肖马来得罪了拆迁办的。
　　刘国勇一直在刑警队呆了27个小时，做了数份询问笔录。大老营村管拆迁的村干部也陆续被送了进来，在办公室和走廊里或坐或站。
　　5月27日凌晨，在刑警队的男厕内，刘国勇遇到了村支书张喜明。刘国勇旁敲侧击地撂了一句狠话，“要是查出来是谁干的，就是政府不枪毙他，我也得给他弄死。”
　　张喜明面无表情，毫无回应。
　　几个小时后，刘国勇离开了刑警队，张喜明则被留了下来，再没有回家。据大老营村所归辖的滨河办事处党工委第一书记朱麦囤告诉记者，事发当晚，警方即控制6名犯罪嫌疑人。
　　钉子户的拆迁账
　　冯三英并不否认，肖马来加盖房屋，是为了在即将展开的拆迁中，能多要点补偿。尽管这些加盖的建筑，已被官方视作违章建筑而拆除，但冯三英的理由在大老营村颇具代表性：宅基地本属村民私有，村民有权加盖。况且，政府拆迁没有出示任何合法的立项和征地手续。
　　在肖马来家，加盖则有另一重考虑。肖马来是当地俗称的“双女户”，有两个闺女，没有儿子。他要为自己和妻子的养老做更充分的准备，拆迁安置是这对六旬夫妇不可错过的一个机会。
　　过完清明节后，肖马来在平房上加盖
　　的新房动工了。为了更快更省事，他没有使用混凝土浇筑，而是架了几根大钢梁做框架。大约只用了两周时间，肖马来让自家15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增加到了490多平方米。
　　这花费了他6万多元。根据当地暂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补偿标准，里外一算，他大概可以从加盖中赚取超过14万元的差价。按照村内的公示牌，每一个户口可获得60平方米的新房安置面积，其中50平方米按600元一平方米购买，其余10平方米价格则为1800元。
　　“有利可图”令到大老营村村民的加盖并不鲜见。甚至在村外的田地内，至今还有成栋的简易楼房在日夜赶工。“只要你有关系，就没人管。”大老营村一位村民说。
　　显然，肖马来属于没有关系的。在他家施工快结束时，就有办事处的人在墙外贴停工通知，依据是其违反了《城乡规划法》，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而擅自搭建永久性建筑。不过，肖马来这样的老农很难认同，在自家宅基地里建房，需要政府给批规划许可。
　　大老营村原属郑州下辖的中牟县的张庄镇。2007年，郑州市出台航空港区规划，将大老营村划入航空港区滨河办事处。此处又是富士康项目建设核心区，大批厂房在铁丝网圈就的区域中拔地而起。周边村庄和农民的生活命运，也随之改变。
　　2010年前后，当地政府在大老营村周边建富士康厂区。肖马来家被占了一亩枣地，获得了2万多元的补偿金。那一年，大女儿凤云大学毕业，进入郑州市一家行政部门工作。二女儿也在打工。肖马来和冯三英多半辈子的苦日子，眼看也就到头了。
　　肖凤云向同事朋友借了几万元，又凑上那2万多元土地补偿金，给家里盖了4间小平房。此前20多年里，肖马来一家四口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住宅，是两间草房。为了供肖凤云读书，老两口倾尽一切。
　　按照老两口的打算，大女儿婆家就在大老营村不远，以后也会拆迁补偿，她的户口就随了过去；二女婿老家在新郑，够不上拆迁补偿的边儿，结婚时又说好的招养老女婿，所以二女婿和外孙女的户口就落在了大老营村。
　　为了户口簿上老少五口能住上更大的安置房，从不赌博的肖马来，做了这辈子最大一次赌博。在加盖二层前，肖马来也曾犹豫，害怕政府强拆。他是四组的，在找四组小组长商量之后，他下定了决心，因为小组长家也正在加盖。
　　强拆之后的追讨
　　4月24日，农历三月十五，肖马来夫妇到大女婿家所在集市赶会，刚走到地儿，就接到邻居电话，“你家房子被拆了”。
　　十几分钟后，肖马来赶到家里，看到院内一片钢架和红砖的废墟。“要不是拦着，就会出人命。”冯三英说，当时拆迁队已走，肖马来在后边追了几百米远大骂，声称要杀掉那些强拆他家的人。
　　当日带队强拆的，是滨河办事处党工委第一书记朱麦囤。按照村民的说法，朱麦囤带着200多人来到肖马来家，二话不说，就指挥钩机冲了上去，只用了不到十分钟，便把肖马来花了6万多元加盖的楼层破拆成一片废墟，还砸坏了肖家的平房和太阳能热水器等家电。
　　肖马来夫妇追到大老营村拆迁办，这是村外一片附有大块停车场的简易房。冯三英说，包村干部、滨河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张志强表示可以多赔肖家一些钱，前提是不许闹。“张志强说的意思是，村里搭建房子的太多，拆迁办必须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
　　这让老两口颇感窝心。“为啥拿我们杀鸡给猴看？”冯三英说，“这不就欺负我是双女户吗？我要是有哪怕一个儿子，谁敢这样欺负我？”
　　双方交涉之后，张志强承诺将按照600平方米的标准安置肖家，并赔偿多达十来项的损失。肖马来提出炊具都被砸坏，无处吃饭，张志强就让他们到拆迁指挥部吃。
　　房子被拆的怨气，让肖马来夫妇并不在意这是否只是一句客套话，他们真的端着碗筷，到拆迁办按顿打饭。过了几天后，“张志强说这太丢人了，就安置我们到老村部里住。村里还专门买了三张床，一张一百多块钱那种便宜货。”冯三英说。
　　刚被拆迁时，冯三英曾到大女婿家借住。一开始还好，过了一两天女婿上班去了，冯三英马上不习惯了，觉着可丢人，就非要回去。“大女婿他奶奶还在呢，家里好几辈老人，你让我咋住？”
　　按照郑州市官方回应称，肖马来夫妇住进旧村部，是在4月29日。肖家住进一间耳房，大概有二三十平方米，肖马来的床离门口最近，冯三英和二女儿的床摆在里边。
　　旧村部是一排半废弃的平房，为了不妨观瞻，临路的一面砌了一堵墙。肖马来用墨在白墙面上写下了四个大字“还我家园”。每天醒来出屋，他一定会先看到这四个大字。愤恨，就像一团火，办事处承诺的补偿像纸一样暂时包住了这团火。住进旧村部后，肖马来夫妇几乎每天都去拆迁办讨说法，在领导们分两批去上海旅游，耽搁十来天之后，他们被告知，赔偿又减少了，从十来项减少到5项，肖马来一算，少了3.2万多元。
　　这还得了？老两口追着办事处和村里的干部，从空调到彩电，从打烧饼的机器到七八袋面粉，再到那个一直很好使的太阳能热水器，一条一条地算，得出结果，办事处的强拆，砸坏肖家的家具家电价值4.5万元。
　　5月10日，在中间人的说和下，拆迁办赔偿肖马来2万元，但要求其在一张大病救助申请书上签字，肖马来拿了钱，却拒绝签字。“马来说我们家没人有病，签这个不好，你要是赔偿协议，我就签。”冯三英说，老两口宁折勿弯的态度，也很快激怒了拆迁办。
　　接下来，承诺中600平方米的补偿协议一直不见兑现。为此，肖马来夫妇又拉着横幅去拆迁办上访。这恰恰被办事处党工委第一书记朱麦囤撞见，冯三英看到，朱非常愤怒，当场责骂副书记张志强等人“连这点小事儿都办不好？”
　　南都记者获悉的内部材料显示，就在这次堵门后几天之内，大老营村支书张喜明跟手下司机张某商议，由后者找几个人教训教训肖马来，并支付酬劳9000元。
　　尽管也曾有人劝，但肖马来并未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5月24日上午，老两口又带着纸钱，到拆迁办门口讨说法。在肖马来的守护下，冯三英点燃纸钱，咒骂强拆自己家房屋的人不得好死，一时围上来不少看客。
　　“办事处副书记张志强开车进来了，让手下把我们打出去，只有一个人上来，抓散了纸，我拢过来接着烧。”冯三英说，那一天的闹场，让拆迁办领导感到很没面子，当日中午，张志强不许下属们吃饭。
　　上述内部材料显示，经过此事之后，张喜明催促张某尽快动手。第二天，当地大雨。深夜，一辆面包车开进大老营村，几个人下车后，真奔旧村部。
　　当救护车鸣着响笛拉走肖马来后，案发不远处的张某通过电话向上汇报，称来了救护车，说明肖马来被打得不轻。
　　“都是受害者”
　　7月13日上午，肖马来家属找到张喜明的家属。在此之前，肖家听说张家在案发后也上过访，就想了解下，在张喜明背后，是否另有主谋？
　　不过，这场会面以尴尬无语告终。“张喜明家人还不够信任我们。”刘国勇说，等到该案进入审判阶段，披露了更多案情，双方或许能坐到一起。“我们家属之间没仇，都是受害者。”
　　6月底，刘国勇获知，此案共有8人被逮捕，该案已经移交检察机关。7月初，他又听说张喜明被提讯时痛哭流涕。同时，部分作案者开始翻供。
　　受张喜明所雇的张某，家里还有年幼的两个孩子。案发3天后，他的妻子在电话中告诉南都记者，她并不清楚丈夫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警察也没告诉她什么。她唯一确信的是，丈夫不在家，她一个人照顾两个小孩，已到崩溃边缘。
　　熟知当地拆迁情况的一位官方人士称，郑州市拆迁实行项目责任制，一旦有延期或发生不和谐，就会层层追责。大老营村所在的富士康园区建设，是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征地的重中之重。
　　郑州官方在5月30日见报的通稿中，否认大老营村的拆迁是为了富士康二期项目的建设，而是并村合城项目。但在此前，滨河办事处党工委负责人朱麦囤曾亲口告诉南都记者，该拆迁正是为了富士康二期。
　　在中牟县白沙镇工作时，朱麦囤创建的“联户代表”制度，曾一度被媒体和三农学界所推崇。但在航空港区，朱麦囤还来不及创新，就被大量的强拆任务所淹没。“肖马来的案子让他焦头烂额，听说他最近忙着准备调走。”一名知情者说。
　　按照郑州市的规划，该市将在2035年之前，将航空港区建设为全国大型复合枢纽和国际货运枢纽。
　　在这个城市化进程中，肖马来死了。家属在处理他的身后事时不断被告知，人命和房屋一样，都是可以用人民币来量化的。
　　五六月之交，刘国勇曾十几次给采访此事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咨询如何与官员和村干部们谈判。“他们让我先要价，你说我要多少才合适？”
　　5月31日，双方在新郑机场不远处的一家酒店内谈判。“他们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这是钱可以解决的吗？他们再问，我就要1000万，你给不给？”刘国勇说，“我就是要让他们也受受百姓的委屈。”
　　被质疑的“中间人”
　　然而，这并不是被周围认可的态度。按当地乡村的宗亲排序，女儿和女婿在家族中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肖马来无子，家族的其他男丁就要出面。肖家兄弟5人，马来是老大，老二和老五都已亡故，能倚仗的，只有老三和老四。
　　老三肖新来说，在老大出事之前，他就参与调解，因为大哥大嫂过于执拗，致使双方都越走越窄，一直到无法收拾。在肖马来出事时，老四肖新海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助。
　　“我们当时认为，三叔和四叔是值得信赖的人。”刘国勇说，在大老营村，他和妻子连村民都认不全，也只能指望两个叔叔。
　　6月2日，刘国勇替岳母冯三英在一张委托书上签了字，冯三英按了指印。该委托书，将肖马来一事的处理权，全权委托给了其三弟和四弟。
　　6月5日，肖新来和肖新海与滨河办事处和大老营村委达成协议，肖家放弃对后两者的追责，由后两者支付受害赔偿款75万元。当晚，肖家拿到了30万元现金，以及15万元由滨河办事处开具的支票。
　　6月14日，肖马来的遗体在郑州市殡仪馆火化，没有追悼会，只是放了鞭炮烧了纸。他的骨灰，被埋进了肖家老坟。
　　之后，冯三英和女儿女婿一直催要剩下的30万元。直到6月22日下午，他们才被告知，在6月5日的谈判过程中，肖马来的三弟和四弟与对方约定父母的赡养费和丧葬费一共20万元，将直接截留，交由这两位兄弟，一人10万元。
　　“我们要是知道的话，根本不会接受。即使真是两老人想要钱，也得在75万之外再要。”刘国勇质疑说，政府“收买了中间人”。在6月5日谈判前，他曾给两个叔叔一人一个录音笔。谈判结束，只有一个录音笔录了音，他当时没听，直到那20万元的事情谈崩之后，他找出那3个小时的录音，一直听到四五十分钟，才明白了真相。
　　然而，全权委托覆水难收。冯三英一提起此事，就吵着想去告状，女儿女婿只好搬出律师的观点，劝她消消气，以身体为重。
　　“老大家只有俩闺女，能指望她们养活爷奶？”肖新来告诉南都记者，他的父母都已80多岁，肖马来活着的时候一直不管不问，现在他死了，应该给父母留点养老送终的钱。
　　在肖马来被乱棍打倒的旧村部门口，是村委会的拆迁公告栏，上面没有立项公文，也没有拆迁批文，只是如何奖励自愿拆迁户的各种举措。宣传栏称各种奖励为“大礼包”。
　　肖马来死后，家属签署了拆迁协议。拆迁办按照他生前的约定，算了他家600平方米的补偿面积，三重“大礼包”享受之后，肖家可以拿到42万元左右的拆迁补偿款。
　　冯三英把这几十万元赔偿款和安置款攥得紧紧的。接下来，她会要求法院判几个人死刑给老伴报仇，尤其是用棒子猛夯老肖的那两个人。
　　按照之前的谈判结果，肖马来虽然死了，但仍将在并村拆迁中算一个活人，享受各种村民待遇。
(原标题：钉子户被打死前后)
&& 浙江嘉善钉子户被强拆后“占领”拆迁办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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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浙江嘉善钉子户被强拆后"占领"拆迁办7年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日播出《头号难题》，以下为节目实录：　　
　　央视《新闻调查》栏目5月18日21点30分播出长篇调查《头号难题》。记者跨越三年，持续追踪浙江嘉善县一起由强拆引发的信访案。当事人在长达七年的漫长上访路上经历了什么？这个被称为“嘉善第一难”的“头号难题”能够最终解开吗？
　　以下是该期61分钟节目的详细文字报道。
　　第一集：对峙
　　例行上访的“大衣哥”
　　在中国基层，征地拆迁和信访这两项工作都被称为“头号难题”。这两个“头号难题”又往往交织在一起。日，我们抵达作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之一的浙江省嘉善县，试图在这里观察基层面临的“头号难题”。在与县信访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们接触到了这样一个案例，并开始用镜头记录。
　　2012年1月，嘉善县县政府大门。到县里上访的人总会出现在这里。我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观察，发现一位穿绿色大衣的老人每天都出现在县政府门口，他也像县政府大楼里的上班族一样，每天清晨八点准时来到这里。
　　记者：“您是每天都来吗？”
　　熊海峰：“每天都来，我昨天前天都来了。”
　　记者：“一般你在门口做些什么？”
　　熊海峰：“做些什么，我找他们，找县长、县委书记出来。我们评理啊，讲法律，讲宪法。给他们看看，我就是每天到。”
　　老人名叫熊海峰，今年73岁，是嘉善县罗星街道魏南社区居民。县里征地拆迁，征了他家的四亩多承包地，拆了他和老伴的房子，几年来他每天都要到县政府大楼门口报到，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的是，他的上班时间就这一个多小时，等到政府工作人员都从他眼前进门上班后，他就骑着他的三轮车回家了。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提到他都无可奈何。
　　嘉善县信访局副局长周宏：“冬天穿了一个黄大衣来上访，我说网上不是有一个‘大衣哥’，你实际上也是‘大衣哥’，对不对啊？”
　　我家住在拆迁办
　　经过打听，我们找到了熊海峰住的地方。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他竟然住在魏南社区的办公楼里，而且住在拆迁办惟一的一间办公室。
　　这是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床上躺着的这个老人是熊海峰的老伴，名叫肖彩英，她比熊海峰还大一岁，已经74岁了。由于身体受过伤，肖彩英常年卧病在床。
　　记者：“这个棍子是干什么的？”
　　肖彩英：“打老头子。”
　　记者：“你打大爷啊。”
　　肖彩英：“嗯。”
　　记者：“为什么呀？”
　　肖彩英：“我心里难过，拜托他们快点给我弄好。”
　　记者：“你难过，你想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是吗？”
　　肖彩英：“嗯。”
　　我们开始接触这两位老人是在2012年春节刚刚过后的几天，但在这间屋子里丝毫感觉不到过年的气氛。两位老人为什么会把家安在社区的办公楼里，他们的子女又在哪里呢？
　　日，农历元宵节。
　　这天晚上，我们见到了熊海峰的大女儿熊世兰，她给父母送来了元宵。
　　熊世兰：“没有地方团聚，真的，连孩子都说，我们的年不开心，真的。每年过年，妈妈就像发神经病一样的，我来看她都跟我发脾气，她拿这个棍子打了我爸爸，还打我，因为她心里知道外面在放鞭炮，她就知道人家外面在过年，她没办法。她说你们两个上访，怎么上访的，一点用都没有，她就怪我们两个没用。”
　　熊世兰，嘉善县实验小学高级教师，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熊家的三个子女中排行老大。熊世兰自己的家就在离实验小学一路之隔的园丁楼里，这几年来，为了父母房子被强拆的事，她一直陪着父亲熊海峰上访。
　　熊世兰：“谁不是父母生的，看到父母这个样子，被强拆搞得这个样子，就是再强的公权力，再强的官员，我想我也要跟他去斗，为什么？我要为我的父母争一口气。”
　　从县政府最初动员拆迁，到最后对熊家进行强拆，在长达两年里，熊家人正是以这种激烈对抗的态度，对待一拨又一拨上门做工作的拆迁人员。
　　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曹建强：“他的夫人叫肖彩英，她直接就是把唾沫吐到我们这个女法警脸上，还拿了一个棒子来打我们。”
　　嘉善县罗星街道魏南社区党支书袁鑫明：“把东西扔出来，把凳子扔出来，镰刀飞出来。”
　　最屈辱的三天
　　在这期间，作为小学高级教师的熊世兰说她经历了人生中最屈辱的三天。
　　熊世兰：“到现在还记着，我关的那个牢房，是一个女的小偷，在商场里偷东西关进来。我觉得这是我的耻辱，我要洗清我的这个清白，要还我清白。”
　　熊世兰的屈辱来源于一次司法拘留。日早晨，县法院对村里的另一户人家启动强制拆迁，在强拆过程中，熊世兰父母家的菜地被推土机轧坏，熊家为此上前理论。在法院工作人员拍摄的镜头中，这位身穿白衬衣、戴着头盔的男子就是熊世兰的小弟弟，他拦在推土机前边，不让离开。
　　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曹建强：“当时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菜地损失的问题落实在我身上。熊世兰的小弟弟仍旧不肯，拦在挖机的前面。决定强行把他带到我们法院，拖到警车上去。”
　　熊世兰有两个弟弟，他们在同一年考上大学，分别在嘉善县国税局和县农经局当干部，那一天被法官带上警车的正是熊世兰在县农经局工作的小弟弟。
　　熊世兰：“然后我跟过去一看，怎么我弟弟被铐了？然后我就钻到后面警车的肚子底下，我就挡着他，我说你们今天在我身上开过去好了，怎么平白无故地来抓我弟弟？”
　　这个戴着帽子钻到警车下面的人就是熊世兰。法官决定把熊世兰和她弟弟一起带到法院。熊家姐弟为这次冲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司法拘留3天。
　　熊世兰：“我还是老师，你说我的尊严到哪里去？被学生骂这个劳改犯。我的儿子星期一看到妈妈还没有从牢里出来，放学中午的时候在听到同学议论，说他妈妈关到牢里去了。他躲在学校的最角落里，躲在那个树丛下面。他说妈妈我躲在那里，很久很久都天黑了才回家，他的爸爸找呀找呀找不到。”
　　女儿的跳楼和父亲的守楼
　　三个月后，自认为经历了前所未有屈辱的熊世兰，在日这一天又听到了一个她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邻居给正在学校上课的她打来电话，说她父母家的房子正在被强拆。嘉善县实验小学与熊世兰父母的家只隔着一条小河，一眼就可以看到。得到消息的熊世兰爬上了学校的楼顶。
　　熊世兰：“我就这样想，我今天用我的命也要把我父母的房子保下来。那我就站在上面喊，我说，谁敢拆我们家的房子，我就从楼顶上跳下来，今天我就说人和房子一起死。”
　　也就是在这一天，熊世兰的母亲肖彩英在极力挣扎中受伤，被送进了医院治疗。
　　第一次强拆就这样停了下来，熊世兰父母家的物品和财产被拆迁工作人员清理到政府安排的两间临时过渡房里。从那天起，熊海峰就爬到屋顶上，守着自己家已经被搬空的老屋，不肯离开。
　　熊世兰：“爸爸每天看着这个房子，白天就在屋顶上生活的。我做饭是用梯子递上去给他吃的，每天看着这个房子。然后这个六天，我们一边要送给爸爸吃饭，一边要到医院去。”
　　六天后的日，是熊家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下午，熊海峰在法院打算要回自己的存折和身份证，而就在此时，法院对熊家的房子实行了拆除。
　　“占领”拆迁办
　　房子被拆后，县政府给熊海峰夫妇安排了两间临时过渡房，但熊海峰夫妇选择了激烈对抗，他们搬到废墟上，在窝棚、工地暂住，因为工地已经在施工，他们一次次搬家。
　　最后，熊海峰夫妇在施工工地上实在待不下去了，女儿就推着躺在平板车上的母亲，来到了当时的魏南村村委会，也就是现在的魏南社区办公楼。
　　熊世兰：“我说既然是你村委会拆的，你村委会卖的地，那我们没办法了，只有住到村委会了，然后我就扛了两个被子这样扛上来的时候，跑到四楼看看是这个办公室。我说你难道这个就是拆迁办公室？我说我们家的事情就是你们搞出来的，那我们就住到你办公室，然后他逃出去。”
　　拆迁办唯一的办公室成了熊海峰夫妇暂时的家，两张办公桌成了他们的床铺。从此，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四楼的这间办公室里一住就是四年多，它的对面就是魏南社区的办公服务大厅。
　　记者：“当时你们想得到吗？”
　　社区干部：“想不到，都想不到。”“我们村里总共有600多户。现在拆剩下十来户了，拆迁拆到现在进展还算顺利的，像他那样的话，总共才他一户。”
　　“嘉善第一难”
　　从熊海峰现在住的魏南社区办公楼到他每天上访的县政府办公楼，只用过一个拐角就到了，距离不到五百米。几年来，熊海峰就在这两点之间，重复着从未间断的上访生活。
　　记者：“您还能坚持下来吗？”
　　熊海峰：“估计能坚持。我以前和他们讲过的，我这个鼻孔里不出气了，我就不上访了。”
　　这些年来，熊海峰先后九次到北京上访，到嘉兴市里、省城杭州上访更是频繁。嘉善县有重点信访积案的县领导包案制度。这种正在全国推行的包案制度，要求领导亲自负责解决老大难问题，一包到底，直至解决。几年来，嘉善县针对熊家的包案组已经启动了多轮，面对面沟通不止上百次。宋柏枫，2012年卸任的嘉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第三轮包案组的负责人。
　　嘉善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柏枫：“就说如果我还有一年没有退休，这个案子我也没有信心。这个可能是，应该是说嘉善第一难的第一难。”
　　第二集：相见
　　从59户到11户的博弈
　　这一天，熊海峰带着记者来到一个叫“嘉华世纪城”的小区，他说自己过去的家就在里面，如今这个地段已经开发成了商业住宅的黄金地带。
　　记者：“这个是您以前住过的地方？”
　　熊海峰：“以前住过的地方。我的宅基地就在那边，小桥对过就是了。”
　　记者：“您以前住在这的时候周围是什么情况？”
　　熊海峰：“周围都是农民，都是农民。”
　　这张照片里的房子，就是熊海峰和老伴肖彩英曾经的家。十多年前，这里还是县城的郊区。培养出三个大学生的两个老人，在家里种菜、养猪，过着安静的田园生活。
　　2001年7月，熊海峰所在村民小组的土地被浙江省政府批准征用。当时，征地拆迁涉及的农户一共有59户。2005年，县征迁指挥部动员这59户农民拆迁。
　　熊世兰：“我们家的这个地段又很好，是郊区，隔了一条河，翻过一座桥就到镇上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愿意离开。”
　　熊家不愿意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觉得政府当时给出的补偿款太低。
　　熊世兰：“我们第一次的房屋拆迁评估赔偿有一张纸，是评估公司给我们的，只有76000块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赔这点钱，像我们家这个钱，只能搭一个猪窝。”
　　熊海峰家大门紧闭，没有回旋的空间，而邻居们开门谈判，等待时机，熊世兰认为这是拆迁人员的圈套。
　　熊世兰：“想个什么圈套呢，说那边安排你们新的宅基地，有门面房的。我的父母就说我们不吃这套，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我们子子孙孙都可以用的。”
　　从11户到1户的孤守
　　到2006年，当初大多不愿意拆迁的59户村民，只剩下了11户仍然拒绝拆迁。为了抵制强制拆迁，11户人家订立了攻守同盟，承诺决不作妥协。
　　但这个同盟很快瓦解。日，法院对熊海峰的邻居徐卫国家强制拆迁。正是在那次拆迁中，熊世兰和她的小弟弟因为妨碍法院执行公务被司法拘留。让熊家没有想到的是，徐卫国家的强拆其实只是一场“表演”。
　　嘉善县法院原副院长周卫民：“那徐卫国那一家呢，实际上是形式上是强拆，私下呢已经达成协议了。补偿协议都达成好了，他意思就是，他同意的，法院你们给我做一下，我们拆迁的时候我走开，等你们拆迁好了完了，那我就过来闹一闹，就是这样。”
　　记者：“十几户里头有几户是真正意义上的是强制拆迁的？”
　　周卫民：“现在说起来嘛，真正强制意义上就熊海峰一家。”
　　如今，相同的是，熊家与其他58户人家的房子和田地都已消失在城市的繁华之中，不同的是，熊家一直没有着落，而邻居们早已搬进漂亮的新房。
　　记者：“住得宽敞吗？”
　　邻居：“宽敞的了。”
　　记者：“有出租的房子吗？”
　　邻居：“有。”
　　记者：“出租了几间？”
　　邻居：“出租了五六间吧。”
　　记者：“一个月收入多少？”
　　邻居：“一个月一千多吧。”
　　邻居：“住的环境肯定比过去好一点。”
　　大多数拆迁户都选择了在政府新分配的宅基地上重新盖楼，他们又再次做起了邻居。
　　熊家：“强拆最恨曹健强”
　　从59户到11户，再到惟一的一户。2007年9月，熊海峰家最终因强硬的对抗态度被强制拆迁。
　　在这场拆迁中，固执的熊家对邻居的“变脸”也不好说些什么，但他们从此记恨上了一个人——嘉善县法院行政庭庭长曹建强。熊家认为，当初县国土局申请对熊海峰家强拆，正是曹建强作为审判长，做出了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书。两个月后，熊世兰和她的弟弟被司法拘留，当时决定将熊家姐弟带回法院的也正是曹建强。
　　熊世兰：“我们坐牢的滋味尝过了，然后对我的伤害这样，然后我母亲躺在床上这样，寿命不知道少活多少年，如果他的父母呢，他的父母呢？”
　　日，在熊家被强拆当天的录像中，曹建强的身影再次出现。
　　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曹建强：“网上这么多的关于我的信息，关于我们法院、我们周院长的信息，当然也有很多的人身攻击，家属开始也很有意见，被别人说成这么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跟熊海峰的三个子女如果能够交流的话，我一直希望能够交流一下。”
　　五年之后 “仇人”相见
　　如今，曹建强已经被调到县里的西塘法庭当庭长。我们向熊家转达了曹建强庭长希望能够当面沟通的意愿，几天后，熊家和曹庭长的谈话在县法院的一间会议室进行。这是熊世兰和父亲在强拆发生五年之后第一次见到曹建强。
　　日，嘉善县法院。
　　嘉善县西塘法庭庭长曹建强：“今天来我跟中央台记者也说了，我们之间需要交流需要沟通，但是交流跟沟通不一定能够达成一致，但是总比不交流不沟通要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考虑你们两个老人的身体，带到绿城宾馆，这个方案是我们法院通过正常的程序研究而制定的。”
　　熊海峰：“那天你执行，把我们老俩口抓去的时候，我们不走行不行？你说！我们犯了什么罪了？你要来抓我？”
　　熊世兰：“所以看你今天的口气，你还是那天拘留我，就是报复。”
　　曹建强：“我们把你带回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想拘留，你在这里是什么表现、什么态度？你作为一个教师，你有没有反思过呢？”
　　熊世兰：“我跟你讲态度的吗？讲违法不违法。法律是杠子。我讲态度嘛，我现在态度也不好，你可以拘留嘛，现在我爸爸态度也不好，你又可以拘留吧？你讲态度，你那天完全就是报复。今天我宁可不走出去，我也要耍态度。我就看你再来抓我。”
　　曹庭长耐心地解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气氛还是很难缓和。
　　熊世兰：“他毫无愧意的。”
　　曹建强：“几位记者我请你们劝一下，我想今天我们再继续下去，就我的能力做些说明，如果她再这样我就跑路了。”
　　熊世兰：“你难道这么娇贵啊？你高高在上，如果我反过来拘留你呢？我今天很好地面对你。”
　　面对咄咄逼人的熊家父女，曹庭长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的话说完。
　　曹建强：“熊世兰你提起作为一个人，确实我们都是人。你也是一个教师，我曾经也是一名教师。你这个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你们有意见很正常，但是相信我坐在这里，我们做工作还是问心无愧，跟你们交流也不是一次两次，竹竿、唾沫、谩骂，什么都有。”
　　熊世兰：“我还要问问清楚，我之前骂你之前有没有认识你？我是不是一天到晚骂你的？”
　　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看到双方的沟通的确比较艰难。
　　熊世兰：“我告诉你，你还当法官，你还不为民作主，你还不如回家种红薯呢。”
　　熊海峰父女离开会议室。
　　曹建强：“我几次三番讲到，希望能够有一点的沟通交流，但是不指望一次的交流沟通能够有所进展。我们的错与对不是我们自己说的，由上级法院，由人大相关的机关都可以。只要你熊世兰也好，熊海峰，通过法定的途径，我认为都是可行的，都应该走下去，走到底。”
　　第三集：价码
　　10平方米与400平方米的角力
　　熊海峰和老伴肖彩英住的地方就是魏南社区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拆迁办公室，几年来，他和女儿熊世兰一直在上访路上奔波。而在距离这个办公室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栋四层小楼一直在等着熊海峰夫妇住进去。这一天，社区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来到这栋已经空了两年的楼房。
　　记者：“你们是说这房子已经造好两年了是吧？”
　　嘉善县罗星街道魏南社区工作人员：“嗯。大概两年，差不多两年到了。”
　　记者：“那是一直给他们家留着的吗？”
　　社区工作人员：“那肯定是给他们留着了，不给他们留这个房子，我们早就分配掉了。以前熊海峰经常过来看的。”
　　记者：“他也喜欢这个地方吗？”
　　中间人：“喜欢的。”
　　这栋楼房是村里两年前统一规划设计的，宅基地面积110平方米，总面积400多平方米。据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房子当年的基建工程造价是30多万元。房子对面这一幢幢独栋小楼里住的都是熊海峰同村的居民。
　　记者：“那个房子你看过吗？”
　　熊海峰：“看过，房子可以住。”
　　记者：“你觉得满意吗？”
　　熊海峰：“也无所谓满意不满意，反正年龄老了。”
　　这栋楼房距离熊海峰原来的家不太远，环境也不错，隔河相对的就是公园和高档小区。2012年，这栋楼房的市场拍卖价是180多万元。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熊海峰和老伴守着村里预留给他的楼房不住，偏偏住在拆迁办呢？
　　原来，熊海峰希望得到的，并不仅仅是这一栋房子。
　　记者：“如果那个房子住进去了，你还有什么样的其它要求？”
　　熊海峰：“我两个媳妇没工作，要门面房，给一个也可以，两个也可以，儿孙要传下去的。”
　　熊海峰除了要楼房，要门面房外，第三他还要一块110平方米的宅基地，第四他还要一笔89万元的补偿款。熊家的这些条件，政府能满足吗？
　　嘉善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柏枫：“不可能满足的。因为这个底线就是你多少宅基地，两个人宅基地标准75平方米就75平方米。那县里面哪一个领导不可能说除了给你75平方米宅基地，我再给你一套房子。”
　　一次功败垂成的谈判
　　宋柏枫所说的底线，指的是按照房屋拆迁政策确定的补偿标准。我们了解到，2005年熊海峰家最初的补偿条件是75平方米的宅基地和7万6千元补偿款。后来，补偿款逐渐调高到26万5千元。
　　2009年，由嘉善县领导挂帅的包案组通过与熊家谈判，将补偿款提高到了115万元，并答应帮助熊家用其中的56万元联系购买邻村的一栋三层小楼。
　　记者：“当时那个条件你觉得是不是已经非常好了？”
　　嘉善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柏枫：“已经非常好了，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意见，作为嘉善的话，他是最好的条件，没有比这再高的。”
　　但就是这个在政府方面看来全嘉善县最好的补偿条件，再次被熊家拒绝。
　　熊世兰：“那时候讲到115万的时候，前面的政法委书记谈下来，我爸爸只有两个要求，就是这个宅基地变成110个平方米，75平方米升成110个平方米，这个钱再加30万，我就同意了。”
　　当时的包案组表示，做出这样的解决方案，由政府出面只花56万元就帮熊家买到邻村的一栋三层小楼，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于熊家提出的再增加30万元补偿款和35平方米宅基地的要求，实在难以答应，谈判就此破裂。
　　四个月之后，已经拒绝包案组解决方案的熊家，却突然提出了反悔。
　　熊世兰：“那么四个月之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答应这个条件好了，我们也不要30万了。”
　　但当时正值2009年房价快速上涨期，这短短的四个月，政府答应帮熊家购买的那栋邻村的楼房已经从56万涨到一百多万，原定的协议已经无法达成。
　　此后，双方关于拆迁补偿的协商越来越困难，到了2012年，熊家要求的补偿条件再次加码。
　　熊家说，他们提出这么高的补偿要求，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熊世兰：“读书的时候都是那么好的，年年三好学生，还是学生干部，老师眼里是最好的好孩子，怎么变成到牢里去？”
　　记者：“你觉得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平复？”
　　熊海峰：“平复？他们加倍！什么赔偿都要加倍！他想私了啊？”
　　在熊家人看来，一场强拆，五年上访，带来的是痛苦和伤害，原本幸福的家庭再也回不到过去。他们认为，失去的一切，必须得到偿还。
　　熊家“新方案”：我要我的承包地
　　2009年的谈判破裂后，政府方面和熊海峰家由于补偿条件谈不拢，几年来没有太大的进展。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呢？熊家说有，不过，这个新的方案让政府更加头疼。
　　熊海峰：“我要我的承包地，我一辈子只相信种地。”
　　熊海峰说，他已经看好了一块地，希望在那里安家种地，他坚持要带我们去看一看。
　　记者：“你就想在这片地上把自己原来的房子盖起来是吗？”
　　熊海峰：“对啊。”
　　此时，我们发现，在这块地门口的围墙上，挂着一块牌子。
　　记者：“这里已经规划了，这是建设局监制的，建设羽毛球馆和健身中心。那你想要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盖自己的房子，现在看可能吗？”
　　熊海峰：“可能不可能，根据县政府，我不好说，我最好是可能。”
　　奔波上访路
　　熊海峰说，如果政府不能让他恢复原状，像以前那样种地生活，那就必须要满足他的补偿条件，为此，他和女儿熊世兰四处奔走。
　　从2006年6月开始，熊家父女多次到政府部门上访，在得到答复之后提出复查，在复查之后又提出复核。这一个个日期，见证了他们在上访路上的一次次奔波。2007年1月和2008年4月，嘉兴市政府和浙江省国土厅分别作出最终的复核意见书，支持复查、答复意见，并且明确告知这一信访事项已经终结。根据《信访条例》，在信访终结之后，信访人如果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上访，相关部门不再受理。
　　熊海峰信访案依法终结以后，由于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成为信访积案，信访局的大门依然向他们敞开。熊家父女除了每天到县政府门口例行上访，还通过每月15号的上访，确保县领导每次都能看到他们。
　　这一天，在信访局接访熊海峰父女的是县政府办的一位副主任，熊世兰和父亲谈了不长时间，就匆匆出来了。
　　记者：“今天谈得怎么样？”
　　熊世兰：“根本就是说，就这样了，就是其实这种曲子好像唱了无数遍，就这样来一个领导唱一个，大领导又不来接访，都弄个小领导来有什么用啊？”
　　熊家父女得知在自己家所在街道接访的是县里的一位副县长，熊海峰赶紧骑着三轮车往街道办事处赶。在这里，熊海峰排到的号是最后一位，他显得很着急。
　　熊海峰：“马上回去。”
　　记者：“马上就回去了，对吧？”
　　熊海峰：“回去吃午饭，吃完午饭，下午到嘉兴上访去。”
　　记者：“您下午还到这边来吗？”
　　熊海峰：“不来了。”
　　记者：“哦，就不来了？”
　　熊海峰：“来不及了呀，这边来了我去嘉兴就来不及了。我要越大的地方上访越好，嘉兴搞不好杭州，杭州搞不好北京。”
　　这天中午，我们在嘉善县汽车站见到了熊海峰。每月的15日也是嘉善县所在的嘉兴市的干部接访日，在县里上访完之后，熊海峰几乎每次都要坐这趟公交车去20公里外的嘉兴市，像赶场一样继续上访。
　　熊世兰：“哪个做儿女的看到父母这样无动于衷？我为我父母讨回他们合法的权益，我又错在哪里？我这样要被骂神经病，又要担不孝的罪名。”
　　第四集：追问
　　重大疑点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熊海峰一家之所以提出如此高的赔偿要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始终怀疑，针对他家和邻居们的这次拆迁是一场非法拆迁。
　　熊世兰：“我就想因为我的父母被这个强制拆迁造成的伤害这么大，我就想要追究一个真相。”
　　伪造批文是熊世兰和父亲最大的怀疑。当年，嘉善县国土局发给熊海峰的“责令限期交出土地通知书”显示，熊家所在地块是以“浙土字B号文件”被征用。因此，熊家开始对这份10240批文穷追不舍。
　　日，熊世兰和父亲向浙江省国土厅申请公开10240批文，拿到批文复印件后，他们仅仅从封面上就发现了两个重大疑点：一是呈报材料封面上的文号写错，写的不是10240，而是10239，二是批文档案袋封面上的“被用地单位”名称也出了问题。
　　熊世兰：“上面写是什么？征用钱桥村的，写得清清楚楚。我们是魏南村的，240批文是征用隔壁村的，根本跟我们不是一个村的，所以这个批文我们等于说查到了，完全是张三的帽子戴在李四头上。”
　　2012年年初，熊家以被告伪造征地批文、实施非法拆迁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县国土局、县法院做出国家赔偿。
　　但我们在县国土局采访时，却听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
　　嘉善县国土局局长郑利平：“10240这个编号肯定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批准的我们整个批件无论是实体、内容，还是具体的批准的主体，都是合法的。”
　　局长释疑
　　郑利平解释说，省国土厅当年把10240批文的文号错写成了10239，这是工作人员的笔误，为此县国土局已经不止一次给熊海峰家做过解释，但熊家就是不愿相信。
　　几天后，郑利平来到了熊海峰和老伴住的办公室，准备再做一次沟通。
　　日，魏南社区办公楼熊海峰住处。
　　嘉善县国土局局长郑利平：“我们老熊去查来的，是日去查阅档案的时候，我们省厅发现这个整个嘉善县01整理第五批次，老熊你看到了，是这个文号，很明确，他特意给你盖了一个章，这个是240，应该是10240。这个是省厅给你写的。”
　　熊世兰：“都要求拿10240，结果他说拿不出来，用这个代替的，我们要求拿10240批文，他们拿不出来。”
　　就在熊海峰父女和郑利平争论的时候，一直躺在床上的肖彩英突然爆发了。
　　肖彩英显得非常生气，她伸手想要拿她平时放在床后边的那根棍子。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的郑利平，显得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一幕。
　　熊海峰：“我老伴恨死了，我住在这里四五年了，你们叫法院来执行，到现在还在强词夺理。”
　　接下来的谈话转移到了熊海峰所住办公室的隔壁房间。
　　熊世兰：“你们这个数字上造这么多的假，你看看。你今天不解释没关系的，我跟你讲，我发在网上给大家也可以看。你不要争，我看了四至范围的，你不要解释，他在给你误导。”
　　郑利平：“我问问你，其它问题还有吗？”
　　熊海峰：“其它问题，地还给我，我不同意拆迁。”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之后，熊世兰仍然认为10240批文中的一些数据存在问题，又和我们算了起来。
　　熊世兰：“可能放在别人任何人不会去追究这些事情。我们花了整整四年多的时间去追究这个，就是找到这个根源到底在哪里，换了别人任何人不会这样去查。”
　　承认笔误
　　那么，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