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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份为何调低GDP增长目标？钱颖一这样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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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钱颖一：部分省份调低GDP增长目标或因高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转变）
全国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中国网 郭天虎/摄影中国网财经3月8日讯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今日下午举行政协委员谈推动经济高质量记者会。在答记者问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从地方来讲，有十几个省份调低了增长目标，更愿意把它理解为或者解读为地方政府为了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行为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因为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知道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效率，变成内涵式增长，已经讲了20年。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但是向质量方面的倾斜不够，这一次应该说我们看到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所转变。【相关报道】&&&&&&&&
本文来源：中国网
责任编辑：王晓武_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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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欧对话钱颖一：为什么经济学家在预测金融危机上失败了？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20:53 来源：澎湃新闻
“大多数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他们对此没有经验，我却跟他们不一样，我必须要研究历史。”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向中国观众们说道。2月27日，《财经》在北京举办专场对话，邀请达利欧携新作《原则》作主题演讲，并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等对话。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欧 资料图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失败了？达利欧曾于2007年发表研究报告《经济机制是如何运作的》（How the Economic Machine Works），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该报告还制作成30分钟的视频发布于Youtube和桥水基金官方网站。因成功预测了次贷危机，桥水从而避免了亏损，钱颖一于是向达里欧提出了那个知名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失败了？达利欧总结出他与经济学家们两个最大的不同， 首先大多数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他们对此没有经验，而他在工作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总结经济学与投资中规则与原则，因而必须要研究历史，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的历次危机；其次，作为一名为客户管理了上千亿资金的投资者，他必须计算到各种资产负债表的细节，不能轻易放过各种数字的变化，不允许轻易放过小概率事件的变化。中国能否实现良性去杠杆？达利欧还研究过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去杠杆经验，在上述报告中他区分了良性去杠杆与恶性去杠杆。上海重阳投资管理公司总裁王庆问道达利欧，中国当前要实现良性去杠杆是否具备条件？达利欧在几年就前对此做过研究，他描述称，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几家大型银行不断将资金输送给国企，而小企业却很难得到资金，于是地方政府债务和企业债逐渐高企；回顾中国资本市场的演变过程，便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扩大与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但是，从政策的层面看，中国当前的政策是良性的监管。这些影子银行和财富管理产品通过期限错配扩大利差，不断加杠杆，目前来看政策的管理是行之有效的，中国对资产负债的控制很有力。达利欧称，他一直在观察各种债务危机，在很多国家出现过更严重的债务危机，每个国家都出现过债务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比如美国在不长的历史中就经历了四次债务危机。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能力通过控制资产负债表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政府是否有足够的领导力。达利欧乐观地说，“中国人要搞清楚，面对这些力量，一个是生产率、短期债务、长期债务，其中生产率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条路上可能会有障碍，有时候我们夸大了那些困难，其实我们可以管理好这些困难，突破这些困难。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新经济、创新精神等等，在我看来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这些都是比较积极的去杠杆化的过程。”担心美国下一次经济衰退的到来然而，当话题切换回美国，达里欧却表现出忧虑。他认为当前美国的人口结构、贫富差距以及国家的巨额债务等问题都不乐观，他很担心下一次经济衰退的到来。在达利欧的宏观经济“原则”中，政治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他认为政治在影响市场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表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有效，他还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改善美国的状况不会有太大作用，在经济上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美国的养老和医疗负担很重，但是债务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财富分配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达利欧笃信进化论，将他的工作和生活总结成了400多条原则，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个机器，钱颖一巧妙地指出，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他的“原则”能变成算法吗？有趣的是，桥水是在同行业中相对较少使用电脑做决策的公司，达利欧认为，决策是知觉与计算、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如果未来与过去相同时算法会有用，但是当未来与过去不同时，运用算法就有风险，“我确实担心人们太信任电脑。” 他强调，相比于电脑，更值得信任的是进化论，进化才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人必须要懂得进化的规则。
责任编辑：郑景昕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达利欧，钱颖一，金融危机，去杠杆，澎湃，澎湃新闻
评论（15）
澎湃新闻APP下载为何经济学家未能预测金融危机？
日 06: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褚国飞
内容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余波未平，这让经济学家饱受质疑——为何他们没能对如此重要的事件做出预测？金融危机虽不能笼统地归责于经济学家，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推波助澜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关键词：经济学家;金融危机;预测;认知能力;经济学界
作者简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余波未平，这让经济学家饱受质疑——为何他们没能对如此重要的事件做出预测？今后该怎样调整？　　经济学家的认知能力遭遇质疑　　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便撰文表示，是经济学出了问题还是经济学家出了问题？结论是：问题出在经济学家，而不是经济学本身。　　很多人质疑，经济学是否需要大变革？罗德里克认为，如果有什么需要改变的话，应该是经济学家的认知能力。经济学是一个借助多种模型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模式，每一种分析模型都代表着现实生活的某个方面。依据不同的经济学模型作出的分析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一些经济学家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何运用正确的模式、模型来分析和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而现在有些经济学家不是运用理性分析，而是遵从自己的意识，把自己偏好的选项提出来。一些经济学家甚至不愿意将自己的质疑与大众分享。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自己的分析模式完全正确，但往往会以过分自信的口吻来表达，以说服大家。　　《大西洋月刊》编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杰出学者摩西·纳伊姆（Moisés Naím）曾撰文批评经济学家孤芳自赏，闭门造车。他表示，《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0年前刊登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知名经济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十分认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学科”这一观点。10年过去了，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也没有给出好的解决方案，但上述观点并没有改变。该期刊在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表示，经济学家依然相信自己学科的科学性比其他社科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要强。　　纳伊姆认为，经济学家很少倾听其他学科的声音，也不认为跨学科有什么好处。对年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最知名的25本学术期刊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学界权威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有40%被另外24本主要刊物引用。但是，发表在社会学、政治学刊物上的文章，被经济学刊物的引用率仅为1%。　　在对待跨学科的态度上也反映了类似问题。当被问及“总体而言，跨学科的知识优于仅获取单科知识”的看法时，美国经济学教授不赞同的占大多数（57%）。相比而言，无论是社会学（75%）还是政治学（72%）教授，大多数都表示跨学科更佳。　　在分析为何经济学家无法为世界走出经济危机阴影提供好的解决方案时，纳伊姆认为，经济学界被精英控制以及严重的性别失衡是主要原因。一方面，经济学界的顶级学者掌控着经济学界的走向，如发表什么内容、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以及谁能得到最让人渴望的工作等。另一方面，该领域男性占绝大多数，女性经济学家几乎失声。例如，据年统计，经济学博士获得者，女性人数比例在所有学科中位列倒数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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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欧：我看到了两个盲点 所以预测出2008年金融危机
来源：凤凰财经
　　瑞.达利欧(Ray&Dalio)　　凤凰国际iMarkets讯&世界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Dalio)携新书《原则》来到中国，与大家分享他对中国、市场与投资的观点。凤凰网财经全程报道达利欧此次中国行。　　在名为《与Ray面对面》的对话环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与Ray&Dalio进行了对话。　　钱颖一在对话环节向Ray&Dalio提问称，Dalio是如何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提前预测危机的到来，而当年他的回报将近20%，远超其他的负收益率表现。　　Ray&Dalio表示，这是因为他抓住了两个常常被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忽略的盲点。一个是对历史上的事件，曾经发生过的关注不够。而且认为有一些像危机是很小概率的事件所以不关注。第二是不够细致，仔细的去计算信用的风险的水平。　　以下为对话实录(节选)：　　钱颖一：Ray&Dalio是非常成功的投资者，他的成功是基于他对世界经济，金融市场的理解，还有他的模型。他的这个成功，他的这个模型也是从中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最突出的例子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你比其他人都早先一步预计到了，而且那一年你的回报是将近20%，其他人都是负的。我的问题是在座的有多位是经济学的训练的背景，经济学者或者是曾经在金融机构工作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像你这样得到这样的精确的预测。我的问题是学术界，学术的经济学界获得经济结构，他们对经济模型和市场模型中，在你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错了？而你抓住了这一点。　　瑞.达利欧：两个最大的区别，我觉得。首先，他们考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这些可行的东西。因为之前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到底什么是真正可行的？最大的让人们感到吃惊的事情就是，我们思考在我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会有概率，有时候会有一个飓风，有时候会有一场灾难和瘟疫，如果在我们宇宙中，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是并没有既定规则可寻的。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应该把我的规则和原则写下来，在这个时候检验一下看看我这些规则如果在大萧条的时候是不是适用？我经历过美国债务危机，日本债务危机，我经历过这些危机，所以对于这些通用变化的和原则是重要的。　　第二点是计算，计算也很重要。你必须要能够偿债率，比如说它计算的想法，每个参与者是谁？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到底有多少债务需要卖出？谁为这些债务提供资金支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这些贷款。在我当时在华盛顿供职的期间这种情景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似乎看起来太极端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深入发觉这些最细节的数字而且精确的计算，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所缺少的。而且还有就是从一个经济学家和从一个金融投资者的视角来看他们观点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擅长去思考不同情况的，我们也擅长于提前去思考，我们擅长能够有一种下赌注的做法，然后我们也愿意为此能够去承担后果。因为我们是在不断积累这方面经验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区别，其实这些危机是在不断的重演的，但是可能一个人的一生中不可能经历所有这些危机，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反应。　　钱颖一：概括一下你的说法是经济学家通常有两个盲点，一个是对历史上的事件，曾经发生过的关注不够。而且认为有一些像危机是很小概率的事件所以不关注。第二是不够细致，仔细的去计算信用的风险的水平。我要理解你说的这个，为什么你能够做到？你觉得作为一个投资者一直在一线有实际的这种经验，所以对这些事情的敏感度是超过经济学家，这是我从你刚才回答得到的一些启发。朱民你来说说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么多经济学家在做，有大学的，金融机构的但是没有预测出来，这里面原因是他说的吗？　　朱民：IMF也没有意识到，我也得承认。虽然我很骄傲IMF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我也在其中服务了好几年，但是他也没有预测，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刚才两点总结的很好。我们来看这个市场，一个市场上下，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不是这么看的。Ray&Dalio他特别的智慧或者说他特别的狡猾，他讲这个计算，我给你们讲，会计准则的变化，所有公司在季度末的时候都必须资产必须按照市场价值的定位。这个政策一出来以后信息透明度大大加强了，所以这是一个合规问题，Ray&Dalio马上看到这是一个生意。为什么？因为他马上把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所有敞口，就可以计算出如果价值有多少变动，资产复制表净值是多少？波动到多大程度公司会破产？有多少流动性来支持这个波动，这个流动性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大家仔细想想，我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对不对？王庆你是做投资的人，太简单了，我会把所有公司的数据，很简单做一个模型马上就知道这个市场的波动，但是很多人不这么做。所以他马上知道如果市场波动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什么公司会有问题？他能够做这个亏的事情，做藏的事情吗？他马上知道这个太直接了。但是经济学家从来不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根本就想不到。我在银行做，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合规问题，太严格了，年度批报有很大的问题，市场者开始钻这个空子。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测金融危机？(图)_网易新闻
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测金融危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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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精神》 [美]乔治·阿克洛夫 [美]罗伯特·希勒著 黄志强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09年7月第一版234页，34.00元
　　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后知后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是不堪重负。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呼唤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
　　最近英女王访问皇家科学院，问了一句让经济学家尴尬的常识问题，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家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
　　说经济学人都毫无所知，指责未免过甚。然而，一直以来的困扰是，主流经济理论假定，人既然是自利的经济行为人，因此有充分的能力形成完全理性的预期。整个理论体系都在设法证明，市场时刻处在均衡中，一切有用的信息已被充分涵盖在价格里面，足以指引自利人的理性决策，趋利避害。基于这些理想化的假定建构起来的模型，先就把市场大幅改正甚至崩塌的可能性给排除在外了，而完全罔顾近百年历史上接连发生的危机和萧条。就在G.卢卡斯——他占据着经济学界过去三十年的霸主地位——宣称，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即便不是一劳永逸，世界起码今后几十年将安然无事，不旋踵之间全球的人却都遭了罪。果然，按主流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计算模型，无论是投资界的、研究机构的、美联储的、各级政府的，都没能亮出预警信号；不但没有，连海啸已肆虐横扫各个角落后，这些模型仍然不见反应。错误出在哪里？
　　《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的出版正形成了一个突破口，呼唤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在价值测评、资源配置、收益分配、激励平衡等各个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步履蹒跚，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更显不堪重负之疲态。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罗伯特·希勒（RobertJ.Shiller，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是经济学领域内部人中的顶尖人物，由他们发起质疑和冲击，要比外部的批评有力得多。
　　对于经济学界的颟顸自得，阿克洛夫和希勒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在解释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为何不但不能预测，不能解释，甚至不能恰当地描述市场的波动之外，作者更进一步探讨，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个人经济行为，如不削足适履，是塞不进“完全理性”的套中的。
　　“理性市场假设”（或称“市场有效假定”）在过去四十余年里一直占着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经济）理性”的概念有三层假定：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这种自利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人有充足的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追求。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派的模型都是以上述假定为前提条件而构筑起来的。
　　亚当·斯密的历史地位数百年而不颓，是因为他对经济活动的自利性做了明确有力地“正名”。斯密认为，人类在物质生产和利益追求上的合作，乃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的。斯密的系统论证之所以石破天惊，在于他突破了笼罩一切的传统意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认定，凡是合作就必须有利他的善意在先。道统，尤其是教会，贬抑人们的物质追求，既扭曲了人性，更严重阻遏着经济的扩展。
　　但是，是否个人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是利己的？斯密并没有规定。何为利？是否所有的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能在市场上交易？何为己？是否只是起于个人的头而止于他的脚？子女是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信仰或兴趣能否在市场上买卖？用怎样的价码来结清才算合理？斯密似乎回避了深入的分析，谁又分析得了呢？
　　一百多年以后，尤其到了马歇尔的手里，“理性的假定”进一步被表述成“人的自利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个跳跃式的发展。如果说人终其一生，自利活动占了主导地位，这样的假定还大致靠谱的话，那么人是否无时无刻不在积累钱财，并且积得越多越善？“理性假定”的第二层意思是否合理，至今仍是质疑不断。
　　至于理性假定的第三层意思，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的追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抗辩集中于，个人处于自由的状况，即在传统的羁绊和政府的干预之前，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来无止境扩增自己的利益；而当摆脱了传统和政府的影响之后，他又会恢复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更是大大地跳离了斯密的朴素理性观，甚至马歇尔的理性观。（顺便提一句，斯密的《国富论》里从未用过“理性”一词。）强加在个人行为的这种假定，无论对己或对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许多学科的研究肯定，人类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例如，哈耶克本人就讲得很清晰，当被人引用时，往往遭到曲解。又如，去年出版的《怪诞经济学》（PredictablyIrrational）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大量实验调查分析，揭示出人的“非理性”是有系统的、结构性的，是可以预测的。
　　新古典经济学为何坚持罔顾人的“动物精神”，硬把不具备的“理性”美德强加于人的根由，我们以后再讨论，这里只就本书所及，先谈谈“动物精神”对经济决定的影响。
　　受着十九世纪物理学辉煌成就的鼓舞，经济学急欲把自己提升为某种“科学”，拷贝了古典热力学的若干模型和算法，从而穿上了严整逻辑系统的外衣。在工具缺乏的当初，这原本未可厚非。起码，经济学从此有了一套能量化计算、能交流、能积累研究成果的话语系统。而当时借用物理学方法的经济学人，是知道这类简化乃不得不为之，对借用的限度也有清楚的了解。然而进入自己的运行轨道后，经济学便渐行渐远，淡忘了当时假定的限制，在简化的基础上不断“提纯”，臆造出一个“完全理性人”，把他当作先祖“亚当”似的，复制出整个社会的“理性人”，然后据以打造“市场规律”，尤其是税收政策等国家分配利益的机制。
　　殊不知，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和物理学的对象全然不同。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又受到文化进化的强烈塑造，他们积极与环境互动，并对生产和分配关系提出强有力的反制。人类的这种根性，在进化过程中铸就，异常强韧；经济理论以简化的名义舍象掉了人的本质元素，等于把要解决问题的可行解给先行剔除了。这就像医学理论在对付人的疑难病症时，先行假设了患者是个超人一样，开出的方子难保不走样。
　　有了这层铺垫，让我们来看看“动物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动物精神”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凯恩斯在笔记中的旁注为unconsciousmentalaction，把它译成“人类本能行动”，或许更为贴切。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名为动物的精神，是为了区别于人的“理性计算”。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长期期望的状态”里数次用了“动物精神”的概念及解说，来说明在信息缺失或无从齐备的状况下，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是怎样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凯恩斯指出，长期投资的回报——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决定，人们是无法确知和准确测算的。经营的成效究竟如何，要在几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结果。因此投资者的展望，不可能来自冷静的计算，而只能靠直感指引。凭信心决断，积极进取、勇于行动是人类的特色。
　　人类为什么能保有“动物精神”，经常使用而有成效？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学科，诸如认知科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找到详尽的解释，但人们没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则是显而易见的。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成的。信息完备，或信息对称，常是人们的假想，甚至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们最为热衷，收集信息最不遗余力，而应用信息系统也最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
　　“动物精神”一定是得益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从而得到保存和强化。基于信念的直觉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转折和开创的关头，有着不可胜数的成功案例。不用说决定人群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大都属于此类。
　　我在深圳眺望时，总不免想，能在二十五年间从一个不足五万居民的小渔村跃为一千两百万人的大都市，只靠“理性计算”，能有如此恢宏的结果？又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就是一种凭信念的冒险进取。按照其船队的三条小船所载的给养，绝对到不了预期的目的地印度，在当时人们了解地球圆周长约为四万公里，已经超过了一千六百年。要不是哥伦布运气，巧遇牙买加的岛屿，即便再迟个几天的话，船员准会哗变把他给宰了！
　　缔造了人类的历史的“动物精神”，今天仍然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许多创业和创新活动，若要靠“理性”来盘算的话，其回报期望值都是深度“负”的，根本没法展开。许多推动进步的原创性杰出人物，都是凭信念和直觉大胆行动，才建立起伟业的。真正的创新，按其本质言，是对习以为常的“理性行为”的颠覆。
　　那么，“动物精神”的破坏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本书在解析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的成因时指出，“动物精神”一旦造成大“乘数效应”后，可能导致财富大规模的毁坏。说白了，“动物精神”既是应战环境的压力，也是在竞取机遇和资源的场合，抢先竞争者一步的行动。同类之间的竞争和攀比——竞争行为的驱动力，常常是“乘数效应”的触发因素。
　　人们常说，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股市剧烈波动的根源。当人们自主决定，独立行动时，一个人的“贪婪”会被他人的“恐惧”对冲掉，平衡得以维持。一旦“贪婪”者屡屡得手，“恐惧”者再三受挫，“恐惧”就会逆转，汇入“贪婪”的洪流。这时，“贪婪”的乘数效应就会剧增，投机之风大炽。其中人们的攀比——“动物精神”的一种表现，会激励泡沫的可怕泛滥。看看自己的周围，又有谁在看到“愚蠢的同事、同学的愚蠢冒险，居然发了财”之后,还能按捺得住呢？
　　而在新古典理论框架里，人被假定成十足理性的，“动物精神”在模型中当然就无法立足；个人的效用函数又被假定成独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数，从而阉割掉了“人际攀比”的强烈动机。标准的理论做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舍象后，就把乘数效应给裁掉了，自然就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了——人群的“动物精神”既被阉割，就无从兴风作浪。
　　书中论及的“动物精神”的其他形式，讲求“公平”、憎恶“腐败”、重“故事”而轻“逻辑”的倾向等等，也都被排除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模型之外。“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罪莫大焉。例如，熊彼得对经济和管理学的伟大贡献，“创造性的企业精神”就始终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经济学模型，尽管它是大家普遍观察到的经济发动机。
　　无怪乎，作者在本书的结论指出，当前的主流经济模型能够讨论的经济行为相当有限。通过这次代价惨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学理论的范型转变的时机已经来临，而检讨和审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实，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缺失表达出严重不满的，早有人在。例如，大师中的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和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的批评，几十年前就有非常精到的见解。
　　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弊病虽久已被认识到，却一直顽固地盘踞在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引起不小的偏误和损失。要说当时数据和工具不足，构建理论和模型之初不得不做牵强的假设，那么眼下，数据和计算机能力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人脑的认知和行为动机的研究也有可喜的进展，为什么还得抱残守缺，固执人和市场的“完全理性”假定呢？
　　这个困惑在《动物精神》的出版也看得出来。两位作者是美国的权威学者，而且各自在一流学府开设“非规范理性”的相关课程，也都在四五年以上。但要不是金融海啸，他们很可能还不敢把本书付印，公开亮明立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假设的缺陷。事实上，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在编辑上的仓促和观点论述上的欲言又止，都相当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反映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成熟的地步，就会形成其固有的“规律”，包括惯性，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盘根错节的利益。改变要牵涉到基础性假设，所谓“范式转换”者，从来都极难。对此，《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里的一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经济学的忧虑和期待：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经济学研究生，能使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再度活跃。学生对现状存在着很大的不满，甚至变得虚无起来。许多学生对它们失去信任，为不得不把研究时间花在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上面而懊恼不已……开辟新路径的愿望还在，超越计量经济研究来探索新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愿望还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应对国家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的情况是可悲的。我们在提高和改进那方面的理论上应该不懈努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如经济学上，哪怕稍稍取得一些进展，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将带来巨大的价值。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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