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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百度帐号黄金兰: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及其当下变异
黄金兰教授
作者| 黄金兰,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载| 《文史哲》2017年第1期,155-164页
(本文为节选/请点击页面左下方“阅读原文”获取全文)
面子、人情曾在传统熟人社会中发挥出积极的秩序功能:面子曾是有效的行为激励机制;人情则是社会互助与团结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式微,这两种文化机制却出现了功能变异:面子不仅成为片面逐利行为的诱因,也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的腐化;人情不仅沦为人们敛财或行贿的手段,而且充当着社会分裂的推手。那么,何以会出现这些变异?主要原因在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所导致的舆论结构的改变。
一、面子、人情:源自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独特文化机制
尽管传统社会都可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中窥见一斑,他所提到的血缘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抑或精神共同体,无疑都属于熟人之间的社会结合形式),但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传统社会还是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主要体现为,在这两种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基本结合方式不同。在西方,人与人主要基于信仰而结合——滕尼斯说,精神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而在中国,人们之间则主要因血缘而结合——无论是费孝通意义上的“差序格局”,还是瞿同祖所说的“同心圆式的社会结构”,都旨在表明,血缘是中国人一切社会联系的起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血缘不仅是中国人社会联系的起点,也是其行为指向和人生意义的最终归宿。这一点,不仅深深蕴藏于民间观念当中,也体现在作为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中。冯友兰曾指出,“在旧日所谓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于家底伦已占其三。其余二伦,虽不是关于家者,而其内容亦以关于家底伦类推之。如拟君于父,拟朋友于兄弟”。
简言之,西方传统社会主要以信仰为纽带联结起来,中国传统社会则主要以血缘为纽带联结起来。纽带的不同会造就不同的人际关系格局: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容易形成一种平面格局,在宗教语境中,神灵之下,众生平等;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则容易形成一种“差序格局”——血缘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会天然地造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同时,社会格局的不同会引发人们行为取向上的差异:在平面格局中,人们易于秉持普遍主义;在差序格局中,人们则容易信奉特殊主义。关于后一点,帕森斯曾有过专门论述:“儒家在道德上支持的是个人对于特定个人的私人关系――在道德上强调的只是这些个人关系。为儒教伦理所接受和支持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突出的‘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
那么,特殊主义的行为取向,会派生出哪些具体的文化机制呢?最主要的在于面子、关系和人情。由于特殊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区别对待,因而它能够衍生出以下几层意蕴:首先,它意味着所有人在地位上都不是对等的,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要么源于由血缘而引发的辈分高低,要么源于由名望或成就所导致的社会地位的不同;其次,它也意味着,人们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度存在差异,从强关系到弱关系再到无关系;再次,以上两点又给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保持社会关系参差不齐的同时,不至于使社会面临分裂的风险?可以说,以上三方面,分别对应面子、关系和人情。首先,由于彼此地位不对等,因而地位高的人理应受到更多尊重——此种因辈分或社会地位而获得的额外尊重,便是面子的最初来源。其次,社会关联度的差异既要求人们根据不同关系类型采用不同的处事准则,也迫使他们在特定情形中,必须对这些关系进行调适与改变,而这后一点,就必然引发关系的运作。再次,由地位差异和关系强弱所导致的区别对待,容易给社会带来离心力,因此,特殊主义在强调区别对待的同时,也强烈呼唤一种日常化的社会团结机制,而以“礼尚往来”为核心和基本规范的人情,恰恰能够承担这一功能。
在这三种文化机制中,面子和人情的秩序功能较为明显,关系虽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但其消极意义更为显著。其积极功能主要体现为,在传统社会中,关系的恰当使用,有助于人们克服交往障碍。然而,关系学的发达及关系的广泛使用,却也容易给社会秩序带来诸多潜在危害,核心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还容易滋生公共权力的腐败。因而,总体而言,尽管从最初功能上看,关系机制的确具有一定积极功能,但其此后的发展却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对关系的过度钻营,进而给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因此,下文将着重就面子与人情的积极秩序功能展开讨论。
二、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
面子的秩序功能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机制,它通常是指人们因他人对自身的积极评价或特别对待而产生的心理满足感。此种满足感的实现通常源于三种方式:一是凭借先天所具有的某种身份或地位;二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奋斗;三是依靠某种刻意经营。第一种方式获得的面子也就是翟学伟所说的“先赋性脸面”。第二种方式获得的面子也即所谓“获致性脸面”或“成就性脸面”。以第三种方式获得的面子,实际上是一种虚假“面子”,它是通过做“面子功夫”而刻意营造出来的。在传统社会中,“先赋性脸面”与“获致性脸面”通常会获得社会的积极评价,而“面子功夫”则多为人们所不耻。
就面子的功能来说,由于先赋性脸面是凭借一些先在的因素而获得,因而它对人们行为本身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而“面子功夫”又是以某种形式化的方式“做”出来的,因而也难以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激励;而获致性脸面却不同,由于它是通过人们后天努力而获得,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引导和激励作用。由于完善的人格、卓越的社会成就和名望都能给人带来面子,这无形中会引领人们朝着这些方向去努力,面子所具有的正面激励功能由此得以显现。同时,中国传统社会非常看重血缘,这使得人们的家族观念和家族荣誉感极其浓烈,以至于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与名望,也是整个家族的荣光,这一点进一步强化了“成就性脸面”对人们行为的激励作用。
除正面激励外,面子还能对人的行为起到反面抑制作用。一个人的不良行为不仅会损害自己的名声,还会波及他所在的家族;同时,面子的减损在给人们带来不良心理感受的同时,还会使他们陷入一种不利的社会处境。因而,无论是基于主观感受,还是功利考量,人们都需要积极地约束自己,以不至于做出违背基本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的行为,而这,凸显出面子对人们行为的反面约束作用。
人情的秩序功能
这里所讨论的人情,特指一种社会交换方式,其核心是“礼尚往来”。总体而言,人类的交换行为可以区分为经济性交换与社会性交换,在经济性交换中,交换的首要原则是等价性,所谓“亲兄弟,明算账”;而在社会性交换中,保持双方关系的持久性是交换的重要原则,在此,“把账算清”意味着交换关系的结束,因此,等价性与社会性交换是不相容的。既然等价性不能作为社会性交换的原则,那么,这一交换形式靠什么来维续呢?简言之,就是礼尚往来。所谓礼尚往来,就是要保持一种施与报之间的微妙平衡,它意味着,人们在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时,务必要做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可以说,人情就是靠着施与报之间一来一往的循环往复,来实现关系的持久维续。那么,人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怎样的功能呢?
首先,互助功能。人情强调施与报之间的平衡――此种平衡一方面体现为行为要求上的有施必报;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数值要求上的报略大于施,以便产生新的人情负债关系。可以说,此种一施一报、一报一施的往返更替,能够在人们之间形成一条物质上的互助链。处于此链条上的人们,在别人有需要时,会给予物质上的帮扶,同样,在自己面临困境时,别人也理应施以援手,这些帮扶与支援,能够起到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风险的作用。
其次,团结功能。一个社会的团结,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实现方式。它可以通过某种超验的共同信仰,也可以通过一套世俗的价值体系,还可以通过人们生活上的休戚与共和相互需要。而人情循环的存在,恰恰促成了人们之间的休戚与共和相互需要,正是此种生活上的休戚与共和相互需要,将人们紧紧地凝聚和团结在一起。
三、面子、人情的功能变异
面子的功能变异
首先,面子评价标准的物质化。在传统社会中,面子的评价标准十分多元,它既可以是非物质性的人格、成就与名望,也可以是物质财富。不过,财富欲成就一个人的面子,必须加入某种道德考量:一方面,它要求财富本身以正当的方式获得;另一方面,财富拥有者肩负着回馈社会的道德使命。然而在当下,财富日益成为衡量面子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标准——这一点,我们从当下各种形式的炫富行为便可窥知一斑。在面子日趋物质化的同时,其原本具有的道德尺度也逐渐丧失,这必然引发各种形式的逐利行为,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惜以违法、犯罪为代价。
其次,面子运作的虚假化。在传统社会中,通过做“面子功夫”而刻意营造出的面子通常为人们所不耻,因而它并非面子运作的常态,而是一种病态。然而在当下,“面子功夫”却俨然成为面子运作的常态。它不仅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还广泛存在于公共权力领域。而虚假面子行为,尤其是公权领域中的虚假面子,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它不仅会给民众利益造成伤害,还会导致公共权力运作方向的偏移,以及公共权力本身的腐化。
人情的功能变异
首先,人情沦为一种敛财手段。本来,人情是依靠建立在礼尚往来基础上的施、报平衡来实现社会互助的,现如今,此种平衡早已被打破,人们急切地想要跳出此种平衡,而使人情的运作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在当下很多地方,尤其是广大农村,花样百出的人情名目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人情俨然成为了人们敛财的手段。
其次,人情成为变相的行贿手段。在传统社会中,人情不仅强调相互性,而且注重数值上的微妙平衡。而现在很多情况下,人情成为单向度的输送,即便是相互的往来,人情的支付也极其悬殊,尤其当人情一方是权力的拥有者或支配者时。此种情境,表面看来是人情运作,实际上却是一种变相行贿。这一行贿手段,相对于其他手段而言,更加隐蔽,更难以侦查办,因而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再次,人情加剧着基层社会的分化。由于人情在当下已沦为一些人敛财的工具,因此,一些经济条件欠佳的民众不愿再参与到人情循环中,而自外于人情循环的结果却是,他们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因而,人情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化手段,它在强化富人地位和话语权的同时,也使穷人的地位愈发弱化和边缘化。
四、引发变异的原因
自清末开启法制现代化以来短短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传统的熟人社会正与我们渐行渐远。有学者将当下中国社会称为“半熟人社会”或“无主体熟人社会”,我们虽未必完全赞成他们的提法,但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却彰显出当下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重大改变。也即,它不再是那个生产面子、人情等文化机制并为之提供养料的社会土壤。而土壤的改变,终将使生活于其中的“作物”发生变异。
文化土壤的意义主要在于,它能够给运行于其中的文化机制提供两大条件:一是用以支撑它们的社会价值体系,二是使它们得以有效运转的社会舆论机制。前者为实体性条件,后者则是手段性条件。就实体条件而言,由于用以支撑面子、人情的那套社会价值,无疑属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意义上的小传统,尽管自清末改制以来,原有的大传统已基本解体,但活跃于中国社会的小传统却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而,用以支撑面子、人情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并不会因为百年来政权的更替和各种社会运动而不复存在,它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存在于社会当中。
既然面子、人情的实体性条件依然存在,那么,它们又何以会发生变异?原因主要在于,它们赖以存续的手段性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原有的社会舆论机制出了问题。与大传统之运行主要依凭官方力量不同,小传统所依靠的乃是民间力量,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社会主体是常在的。主体的常在意味着社会舆论对人们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尤其是当针对特定个体的舆论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时,会使相关者面临一种集体褒扬或千夫所指的局面。可以说,正是这一重要和强势的舆论氛围,才使得面子机制的运行不至于突破社会规范为人们行为所设定的基本框架和底线,面子本该具有的道德维度也不容易被剥离;以及进一步地,面子对人们行为的激励作用才可能充分发挥。同样,人情的运作才不会偏离“礼尚往来”所蕴含的基本规定性,施与报之间的均衡及连续性才不容易被打破,人情所具有的互助与团结功能也才能得以显现。
然而在当下,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必然导致主体的不常在。这不仅使社会舆论对人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舆论本身也难以形成强大的压力。此种情境之下,人们虽仍看重面子,但追求面子的手段却与此前截然不同;同时,他人也不再过问面子是否以合理的方式获得,而只看重结果,面子的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物质化了。舆论的松绑也使人情的运行偏离其正常的轨道,而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人情的均衡性让位于掠夺性;并且,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不惜将人情变换为权力寻租的合法外衣——这不仅会把社会带入更深层次的分化之中,而且会助推公共权力的腐化。
结语:在熟人社会渐行渐远之际
面子、人情等熟人社会文化机制,曾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秩序功能:直观表现为心理机制的面子,可以通过作用于人的行为而对社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以社会交换方式存在的人情,亦能在实现社会互助的同时,默默推进社会的凝聚与团结。所有这些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传统熟人社会强大的舆论场。然而,百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已使熟人社会与我们渐行渐远,运行于其中的强大舆论场也日趋弱化。社会舆论对人们行为的松绑,导致附加于这些文化机制之上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尺度逐渐脱落,原本助推社会秩序的面子与人情,已完全被个人私利所裹挟。其结果便是,在当下,它们非但无益于社会秩序,相反,甚至构成对秩序的严重威胁。因而,如何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来遏制这些文化机制的反秩序倾向,甚而至于,重新拾回其秩序功能,便成为熟人社会日渐式微之际,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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