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是如何成为“社会问题”的？
[摘要]父母一辈的人只是知道寄托于孝道已不大可能，养老院好歹是一种“有保障，无幸福感”的出路。作者：维舟（腾讯·大家专栏作者）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养老事业也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虽然自古以来“养老”一直是社会的常态，但把它作为一个公共问题来进行讨论，却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古代当然也有老人，也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孟子语），但在直至近代之前的数千年里，养老主要是家庭的职责，而非国家所需要面对的公共政策议题。由于人均寿命不长，社会上老人的数量原本也不多，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按现代的标准来看，古代的“老人”按其定义来说甚至可能是精力还颇旺盛的中年人（《汉书?高帝纪》注：“过五十六为老”）。国家通常而言只需要给予这稀有的少数高寿者一些特殊的安抚（例如汉代七十以上完全免除兵徭二役，或乾隆帝举办千叟宴来宴请海内六十岁以上老人），虽然偶尔也会推出慈幼施政（见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但具体的养老职能毕竟都是在家庭内完成的。罗兹·墨菲在《东亚史》中的断言不无道理：“在古代东亚，国家从来没有考虑过民众的养老问题，也没有什么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因此，养儿防老对父母来说十分重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养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乃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给老人带来两个延续至今、但相互矛盾的深远影响：既因经济富裕和科技进步而使人均寿命的延长，同时却又使老人失去了原先所享有的普遍尊敬。在农业文明时代，年龄和经验都极具价值，那不仅是长寿，还象征着智慧，因而许多社会中老人都很受尊敬，英语中的“参议员”（senator）一词，在拉丁语中的最初含义便是“老人”。只有在游牧或商业社会中才会有“贱老贵壮”的习俗——现代工业社会也是，由于技术和知识的更新加速，年轻人往往能更快适应变化并掌握新知识，而老人的知识往往很快过时，其经验对于新问题也并无用处，精力上更意味着能量消耗殆尽，其结果往往是造成了一种老人的全面无力感。资历、年龄不再受人尊敬，而成了无能、无用的标志，养老也逐渐成为政府在管理全国人力资源时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且基本上是一种“非生产性资源”，因而很多关于老年人的公共对策常常也变成“如何发挥老人的价值和积极性，使他们重新成为社会有用资源”的讨论。和中国传统上的做法不同，西方的养老制度不是内嵌于亲属关系，而是基于社区关系的。像英格兰，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济贫、养老都是教会、庄园的事，而非亲属，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孕育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制度安排本身是基于英国的那种个人主义传统的，即认定每个人对教会而言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因而一个人对父母的财产并不具有法律权利，但也没有特殊的赡养义务。这一点正是养老事业在中国发展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中国文化中父母和子女彼此都很难将对方视为没什么权利义务的对等个人。欧洲最早的社会养老事业，几乎都是修道院在做，世界上第一家公共养老院则出现在1740年的奥地利。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欧的奥地利与德国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完善了各项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而富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美等国后来才跟进。与现在人们可能设想的不同，当时人未必欢迎养老金制度——在美国，养老保险自1889年一开始就成为产生愤怒的土壤，因为工人觉得自己提早为养老交税，但可能在变老之前自己就已死了。养老也不是一项孤立推行的制度，在各国它往往都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推进而逐步完善的。以战后日本为例，儿童福利法（1947）、残疾人福利法（1949）、最低生活保障法（1950）、国民健康保险法（1958）、国民养老金法（1959）、全民养老金体制（1961）、老人福利法（1963）、母子福利法（1964）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推出的，目的是从整体上预防社会贫困化，并救助各个弱势群体。顺着这样的历史和逻辑来看，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养老事业所面临的挑战了：它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在现代结构性转型中的一环，与其说它是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延续，倒不如坦率地承认它是全新的挑战。正如中国的许多其他现代转型问题一样，这里的棘手之处在于：既要顾及到中国文化心理，又要勇于变革。1950年新颁布的《婚姻法》体现了这种折中：它既规定“养老是公民的义务”，但又强调，家庭成员之间不论性别、年龄一律平等。但在实际情况中则是老人迅速淡出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如果说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埋葬了孝道（这是佛教传入时都不曾办到的事），那么近三四十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又进一步打击了父母的权威，以至于有人不无苦涩地取笑说，现在“孝子”的意思是“孝顺孩子”。随着核心家庭的兴起，老人在事实上已成为最容易被忽视和轻视的家庭成员，其地位还远不如孙辈的孩子。由于老年人权威的全面崩塌，在代际关系中逐渐引入一种更彼此对等的理性交换关系，在这种新道德看来，父母并无天然的权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很多孩子甚至可以振振有词地辩称“你们为什么没有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生下来”？正如甘阳所说，“当代中国……一个很大的危机是成年人文化的完全失落”，很多老人毫无自尊心地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与衰老，他们只能勉力跟上各种眼花缭乱的新知识、新时尚、新科技。他们被小辈鼓励着去自己“找乐子”——子女在这样劝告时往往隐含着“你别来管我，自己去玩”的意思，简言之，鼓励老人“学会独立”，他们成了“被解放的祖宗”。在城市年轻人中，几乎普遍的共识是：如果父母能在老年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不来干涉我，那最好不过；并且，两代人最好别住在一个屋檐下，那难免带来矛盾，还是彼此独立生活、客气往来的好。这其实是把一种现代的青年文化灌输给老人，在传统上，正如钱穆在《人生十论》中所说的，“中国人则扶幼养老，并不定要他们独立”，但现在，我们不仅教导孩子要独立，还在劝告老人也应独立。问题是：在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老人应该如何没有后顾之忧地确保自己的“独立”呢？正如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所说，“由于中国农村缺乏养老的社会福利机制，老人唯一能够切实依赖的也就只有儿女的报答”，其结果是：“父母讨好子女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竞争。”这正是因为子女敦促老人独立带有某种自私的目的（“你别来烦我，管好你自己，在养老院呆着，我已经够忙的了”），而老人却又除了子女之外无可求助。但这也不能全怪老人，在有些情况下其实是现代身为子女者太自私了。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想啃老的时候啃老，在不需要父母来管自己的时候，则最好他们在遥远的地方健康快乐地生活着；但在需要老人来带孩子时，又觉得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义务，把老人当作不用付薪水的保姆来看待。如果两代人彼此都彻底只是权利对等的个人，那么父母原也谈不上多少特殊的义务——在美国、日本大体上就是这样：既已独立成家了，父母和子女的来往也就仅限于客气的拜访，帮你带孩子？没有的事。当然，现在国内城市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新现象：许多人宁可雇佣陌生人，而不愿劳动父母来带孩子，只不过原因与其说是尊重老人，倒不如说是怕麻烦或担心老人不能教育好孩子。凡事各有利弊，如果完全厘清这种权责边界，人伦关系进一步瓦解，代际之间关系愈加松弛，两代人各管各的，尽管少了纠纷，但中国人以往在家庭中孜孜寻求的人伦之乐和温情，无疑也就淡漠了。在中国文化的人伦理念中，老无所依的“独立”，其实是相当凄苦的。尽管我父母一辈的人一直在谈论这件事，“现在这社会，将来肯定没法指望他们这一代，我们这些人是无疑是要进养老院的”这句话也反复出现，然而他们的语气中基本上大抵多是一种被逼无奈的语气——他们只是知道寄托于孝道已不大可能，养老院好歹是一种“有保障，无幸福感”的出路。儿女之所以未必就认可养老院是养老的好去处，也常常是在于这种中国人从中获得极大慰藉的感情本身。就像寄宿学校或寺院一样，养老院意味着个人需要离开家庭而自愿加入一个组织，而这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个人的独立性。很多人都意识到养老院会是个不错的投资，但这个“产业”要真正发展起来，却需要更多“想得开”的老人。中国的养老事业之所以一直很难办起来，原因大概就在于社会结构中本身就蕴藏着相反的力量，要等到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完成，才能真正完善起来——然而，这其中的问题又常常是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不过也不用太悲观。何伟在《江城》中曾写道：“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中国人的确惯于从家庭的亲属关系中寻到自我价值和“我还有用”的感觉，但随着精神上愈加独立的一代人渐渐变老，我们会找到将之协调起来的办法。……………………………………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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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趣味学堂舆论热议如何解决老人养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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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剖析】
　　新华网舆情分析师 张平
　　近日，两则关于养老的新闻成为舆论关注热点，一则是杭州余杭瓶窑的王阿姨和老伴邀请6对老人成功“抱团养老”，一则是天津南开区85岁老人公交站贴纸条“求收养”。养老新闻往往一经报道，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是因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养老问题的严峻性日益凸显；其次，养老与每个人的利益切身相关，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弱化，惯例面临冲破，容易激发公众共情心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抱团养老”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模式，值得鼓励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秉承这样的养老理念，子嗣在传统文化中意义重大，意味着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现如今，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很多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长土壤，由于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思想观念的转变、就业的流动性、生存压力等种种原因，传统的亲情养老变得难以依赖，在这种情况下，探求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迫在眉睫。杭州余杭王阿姨的“抱团养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国内首起尝试“抱团养老”的案例，但媒体称可能是首个成功的案例，它的成功也不简单：首先是需要有硬件条件，例如房东家的自建别墅；其次，需要房东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再者，还需要多位老人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理念彼此相融。舆论认为，虽然“抱团养老”成功复制有一定难度，但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模式，满足了老年人养老多样化的需求，值得鼓励。
　　舜网时评称，“抱团养老”其实是互助养老模式的一种，如个案中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人，住在一起，组成了类亲情式的组织，一起生活，相互照顾，共度晚年。应该说，这种养老模式是除了亲情养老之外，最能满足养老精神需求的形式，居家养老太孤寂，社会机构养老又不够自由。不同模式的选择，折射老年人对养老的不同层次需求。
　　“抱团养老”的养老模式并不成熟，还需政策多多支持
　　舆论认为，“抱团养老”模式中不成熟的因素较多，如老人的健康保障、抱团协议的可执行性等方面，推动“抱团养老”成熟发展，还需更多政策的支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鲁全说，“抱团养老”的适用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抱团养老”的老年人大多是健康、能自理、相互熟知的。对于养老服务更加迫切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抱团显然不具有可行性；对于大量的随迁老人，其当下的居住地和之前的工作生活地不同，也很难觅得抱团的伙伴。
　　法制网评论称，很多老人的理想都是生活在类似于传统乡土社会、熟人社会乃至于一个大家庭般的环境之中，既有亲情般的关怀也有约定俗成的规则。那些深入生活细节的规则或者说约定，对于老年人来说不仅是生活的指导，而且是一份无形保障和精神寄托。从传统社会心理和当前人口结构来看，“抱团养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可以成为未来人们养老的重要选择，但前提是老人们要拥有共同约定并且能够严格遵守。在这方面除了靠老人的自觉自愿之外，基层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组织都应该发挥作用，帮助缺少相关能力的老人形成约定，约束参与者按约定行事，在老人之间产生矛盾纠纷时按照之前的约定积极主动化解。
　　福建日报称，“抱团养老”作为需求存在，如何更有效地承载与满足值得探讨。这需要着力培育和发展多层次的社会养老服务，不断夯实养老服务的基础，为“抱团养老”创造条件，满足养老不同需求对服务要素灵活组合的要求养老，既是家事也是国事。眼下，应当看到“抱团养老”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意义，并及时给予其必要的政策关怀，让抱团养老者感受到更多暖意，也让我国的养老体系更加丰富和完善起来。
　　养老难暴露出目前养老机构的不足，对养老机构和监管者是一种提醒
　　舆论认为，公众对“抱团养老”和“求收养”的高关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目前养老机构的不足，养老机构的遇冷值得深思。养老机构的亲情淡薄向来被人诟病，无论是“抱团养老”还是“求收养”，都说明了老人在社会交往方面有着较高的需求，因此在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上，不应只关注物质保障和服务保障，更应该关注老人的精神需求。据悉，作为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国家标准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日前也已召开专家审查会并接受质询，将尽快出台实施，该项标准将填补我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国家标准的空白，对全面提升我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新京报评论称，抱团养老作为民间自发的一种非正式养老方式，正在引起老年人和即将步入老年阶段人群的关注。它凸显了老年人对集体互助养老方式的渴望和对精神慰藉的强烈需求，未来也许会成为非失能老年人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对老年人而言，抱团的核心功能并不仅仅在于提供资金互助或是服务支持，而更多地在于实现社会交往，提升生活质量。
　　红网评论文章称，对老人而言，他们最需要的是关心和温暖，而不仅仅是一日三餐和提供庇护的房子。这就需要政府重视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建立完善的养老机制，不仅在物质层面照顾好老人，更要在精神层面给予老人温暖，不仅仅是建造养老院，而要为无处可去的老人建造晚年的家。
　　网民“Fairy.”说，中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必须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建议国家放宽政策 ，给予一定扶持，建设好养老院。为何老人不愿去养老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幸福养老，也需要老年人从自身做起
　　老年人的孤单感还来自于社会媒体给营造的氛围，如提醒儿女常回家看看类型公益广告中塑造的父母，不是做好饭等子女回来吃，就是守在电话前等子女来电；影视剧中塑造的父母的角色，往往是退休后无所事事，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子女的身上，不是在“催婚”就是在“催生”。部分声音认为，老年人应该从自身做起，培养兴趣爱好，充实精神世界，这也是幸福养老需要具备的“技能”。
　　对此，天府评论称，此前各地社会养老的实践虽多，却少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老人常常感觉精神慰藉不够。精神慰藉其实包含内外两个方面，“外”是人对我的抚慰，“内”是我自发而生的充实感。养儿防老模式非常强调前者带来的天伦之乐，像彩衣娱亲、含饴弄孙等等，但既然这一传统模式在很多家庭已经行不通了，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不再按照对过去养老模式的印象去期待自己的未来；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幸福养老了，只是幸福养老的方式可能不同而已——用自发而生的充实感，去弥补天伦之乐的不足，并不要认为这样就不幸福。
　　此外，舆论呼吁子女承担起更多照顾老人的责任。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毕竟，“常回家看看”才是老人真正期盼的。天津老人“求收养”一事的网民评论中，多数声音认为老人儿子应该积极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网民“Phoenix7_King”说，看后觉得挺心酸，儿子为什么就不能给老人一个家。网民“冠军台上的裁判”也说，汝身为富可移民，父母恩情何处寻?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要求。“老有所养”，是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目标，也是关乎每个人幸福感的民生大事。老人作为曾经的中流砥柱，也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现在年华老去，应当享受老人应有的尊严，正如康德所说，“老年时像青年一样高高兴兴吧！青年，好比百灵鸟，有它的晨歌；老年，好比夜莺，应该有他的夜曲”。为老人提供安全、舒适、健康的环境，主动回应老人诉求，使其都能安度晚年，实乃全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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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普遍认为，“双一流”建设，重点在“建设”，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都要看建设成效。对于入选“双一流”高校来讲，更应当把“入选”当新起点，落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各项标准和要求，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从舆论反应看，舆论对共享单车的看法更加理性，也更为全面。强化共享单车的正外部性、弱化其负外部性，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下一阶段，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应趋于平衡；在服务能力提升、信用体系建设、车辆停放管理等方面，技术手段的作为应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