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初述 　　来源：《红旗文稿》2014/19
作者：江 流 　　看过一些有关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书稿、辅导稿、著作和文章，都把《手稿》中的下述一段话当作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的概括论述。这段话就是：“（3）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186）　　把这段话解读为马克思对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的概括论述，不够准确，不完整，不全面，不符合书中整个这一部分论述的原样原意。阅读和应用经典著作，应当按照马克思所要求的那样：“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来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　　仔细读一读《手稿》的笔记本Ⅲ《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部分的第一段话，首先说明，这里所讲的私有财产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私有财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下面讲了“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而这部分的第二段文字，就是以此为标准对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派别作了区别分析，首先区别它是不是共产主义，说明蒲鲁东、傅立叶、圣西门这些社会主义者还不是共产主义，然后又讲了“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的三种共产主义的不同情况：（1）它的最初形态是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种“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扬弃，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就是说，这种共产主义不是要废除私有制，而只想均分私有财产。（2）共产主义不论是“还具有政治形式”的（指：想通过国家帮助来建立共产主义的派别），还“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尚未完成的”（指：想通过消灭国家来建立共产主义的派别），都“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都不能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即扬弃人的异化，所以，这两种是“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肯定了“（3）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着重讲了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人的异化的扬弃，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就是说这种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废除了私有制的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上述（3）这一段概括论述的文字，有些就是费尔巴哈的术语。有人说在这里“历史之谜的解答”是马克思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应该更准确地说，这是马克思用费尔巴哈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共产主义”的观点。对于这种共产主义，马克思是既肯定，又超越的。这里讲的这种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欧文等，其哲学论证者是费尔巴哈，见证于同一年（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的有关论述，《神圣家族》中“（d）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其中所讲的共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系，都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关系。例如，说“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7、335页）　　《手稿》笔记本Ⅲ《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到以上为止的这几段话，都是马克思对当时已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述，只占《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文版）16页中的4页。在这4页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最后一段总括地说，上述（3）这种共产主义（就是废除私有制）还只是达到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个阶段，当然是一个首先必须经过的阶段。《手稿》的这12页论述，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3）第一段话之后，马克思在（V）部分，先肯定了（3）这种共产主义，说它与（1）（2）那“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不同，他们只是从个别的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态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而它则包括“历史的全部运动”，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人的异化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这就进一步从“社会性质”方面阐明了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与费尔巴哈着重从感性方面、人性方面的阐述不同，指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7页）　　这一论述，对上述（3）讲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所作的“社会性质”方面的解说，应该说是马克思就费尔巴哈对共产主义的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论证作了新唯物主义的解说。接下来，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3）（V）之后的（VI）又解说了社会性的各个方面、人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内容。
　　以上，这还只是马克思对（3）这种共产主义的进一步的论说。接下来（4）马克思更进而阐述了废除私有制之后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事物，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使人不再以私有制的眼光看问题、对待事物，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部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的性质”，“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最后（5）讲了只有独立，才能创造；废除了私有制，将创新人类的社会生活，那时“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但这样的共产主义还只是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一个阶段，“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这就是马克思对上述（3）这样的共产主义，既肯定又超越，既肯定共产主义就是废除私有制，又指明它只是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最近将来”的一个阶段。这应该说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共产主义观所作的最初的论述。自从马克思成为共产主义者以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对共产主义的主张是一贯的，当然，越到后来，阐述得越清楚、明确，越加完整。　　在《共产党宣言》的“无产者和共产党人”这一节中，首先明确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随后又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步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以至达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来说明这样一个联合体，比《手稿》中所说的“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社会的形态”，就更加清楚明确了。所以，后来在1894年1月有人要求恩格斯用简单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回信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66页）　　马克思于1875年著《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更详细地、完整地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即论述了废除私有制之后“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说“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3—436）　　这一论述，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首先是废除私有制，“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还只是“最近将来”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还只是达到未来理想社会的第一阶段，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社会的形态”。　　（注：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出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197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
　　中国外交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评论员　　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外交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外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我国独特的对外工作理念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国对外工作来说，这是管根本的一条。中国外交不仅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服务，也要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服务。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独立自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是我们实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我们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而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要敦促其他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我们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各方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和历史上有的大国搞集团对抗、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不同，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坚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世界各国携手发展、共同进步。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和历史上有些大国不同，我国对外交往不是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是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实现义利兼顾、义利平衡。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我国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决不唯利是图、斤斤计较。　　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我们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坚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外交理念，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继承了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凝聚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外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成果，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必将指引中国外交乘风破浪，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 人民日报 》（ 日 01 版）
　　白钢：美国世纪的尾声与中国道路的命运　　http://www.guancha.cn/BaiGang/_302636.shtml　　日，纽约华尔街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尽管每年在美国都会发生数以千计大小不一的各类游行，但有两个重要因素使这次抗议活动体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针对的是作为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资本标志的华尔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领华尔街)为目标；其二，游行中，明确出现了“Abolish Capitalism”（消灭资本主义）的标语，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现在就革命”的口号。这对于无数曾经怀有或至今仍留恋美国梦的中国人而言，尽管时隔两年，依然构成巨大的心理冲击。 　　这一事件，似乎在应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开篇中描述的场景：2021年的某日，美国总统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这无疑是某种带有警醒性质的预言，不过如同该书作者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所言，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美国经济陷入那种不得不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外界力量寻求援助的困境。 　　美国统治的技艺与局限 　　作为在二战后主导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政治体，美国无疑具有诸多支撑其霸权地位的要素：完备的产业体系与研发机构，极为充盈的教育-科研资源，对于学科建构与课题设置的主导地位，引领科技创新的能力；遍布全球的带有美国背景的经济-金融机构、文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军事-情报机构，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美国利益在全球的延展-实现机制；一种有关美国之民主、自由市场制度以及在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被称作美国梦的意识形态，被塑造、传播为“普适”价值，从而使美国得以占据道义高点，保持对于全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感召吸引。 　　相对于民主国家这一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自我指称，更符合其实际的标识应该是混合政体的帝国形态。美国的帝国本质，是其保守派丝毫不惮于承认甚而津津乐道的事实，依照这样的一种谱系学说，美帝国是罗马帝国-英帝国的唯一正当继承者，从而得以分享共同的历史经验与统治技艺。混合政体的特征意味着，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兼具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要素，粗略而言，总统制、参议院、众议院分别可视作上述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对应。依照西方传统政治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与波利比乌斯对于混合政体的描述，它相较于任何一种单一政体都更为稳定健全。美国建国两百余年的历史，恰好可视作对于这一古老论断的应证。混合政体得以良好维系运转的关键，在于上述三种因素始终保持某种适宜的比例从而达到富于张力的平衡，这确乎是需要高度政治智慧的实践，也正是有赖于此，保守封闭的中西部内陆与开放多元的东西部沿海都市得以有机共存，中央政府与各州达成较合理的权力分配，这都赋予了美国相较于欧洲更大的活力、更强的自我认同、更有效的政治决断与组织动员能力。在此意义上，美国的霸权地位绝不是偶然获致的。 　　与曾经的罗马帝国与英帝国类似，美国采取内外有别、内宽外忌的国家-国际战略：处于帝国之外的政治体，依照敌友原则进行严格区分，使自我阵营的其他成员服从服务于美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动员一切资源削弱乃至颠覆敌对阵营之政权；对于帝国内部，在确立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下，实行较为宽松自由的统治，既可借对抗帝国敌人的名义凝聚共识，转移视线，转嫁矛盾，又会利用全球范围获取的超额利润弭和内部利益纷争，使国内的各类矛盾基本处于可控范围内而不致激化。 　　与之前的帝国所不同的是，由于美国建国历史较短，且成员来源复杂，故而在确立自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相较于一般性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种政治认同的核心，在于这样一种理念，即美国的成员，无论其出身于何种族群，都因认同美国这一政治共同体而放弃原有身份，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员。在此意义上，政治国家认同在时间上与理念上均优先于民族身份认同，这正是美国被称作“各民族的熔炉”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国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史乃至政治共同体的缔造者的绝对神圣化态度的思想根源。这一政治认同的优先地位对于美国而言，可谓短处长处俱在于此。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体成员绕开上述差异，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治体的认同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伴随着政治体的不断成长壮大扩张而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种强化的价值认同又会促进政治体的稳固与发展，从而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认同始终伴随着现实政治体的扩张，一旦这一扩张停滞，则在政治共同体与政治认同间的循环将由良性转化为恶性，政治体的虚弱会引致政治认同的降低，这一趋势同样会自我强化。这与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族在危急存亡之际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发志士仁人为之献身的情状恰好相反。 　　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实质 　　自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百余年间，美国无疑是世界战略格局中受益最多的国家，其认同循环机制的积极因素体现得极为充分，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一极独霸地位的初期，这样的一种认同达到了顶点。盛极而衰，这是天理人事之必然，美国同样无法避免帝国因其扩张停滞而陷入整体性危机的历史规律，9.11事件是这一过程启动的标志，2008年大规模爆发并至今仍在延续、深化的金融-经济危机，正是这一过程持续深入展开的表征。 　　这场金融危机，其直接起因在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的严重违约，其诱因则在于由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所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更可以追溯到1971年美国政府通过《史密森协定》事实放弃美元金本位制与1973年美元固定汇率制的正式废止，以及由之引发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深刻变化（如果不把这看作是崩溃的话）。美元与黄金脱钩进而建立单一美元本位的核心国际储备货币，这一事件的实质在于美元发行放弃了外部约束，从而使得对于美元主权信用的恶性透支成为可能。这种信用可以无限透支的幻觉，既是资本追求无限自我复制与增殖之内在逻辑的意识产物，也通过资本逻辑被加以实现。以资本统摄一切社会资源，以金融资本统摄产业资本，以正是建立在信用无限透支假设基础上的资本逻辑不断延展所必然达致的后果。而通过这种信用透支所带来的现实物质财富增加、生活质量提高，本身又与美国社会的政治认同需要相契合，因而这种以超前消费和对资源的过度攫取为标志的生活方式，反被认作是美国社会之优越性所在而被赋予了正面甚而神圣的价值。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具有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以投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不断地放大所使用的杠杆比例并创立各类新型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得超额利润。对照如此丰厚的投资回报率，自六十年代以来便已呈竞争力下降趋势的美国制造业进一步丧失研发创新乃至自我发展的动力，从而造成整体制造业的持续萎缩与大规模迁移。制造业的空心化与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共同导致美国家庭、产业、政府的多重赤字不断延续、恶化：美国的政府债务上限逐年提升，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由八十年代初的40%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超过100%，并造成日起长达两周的政府关门。而美国的整体债务更是达到了近80万亿美元、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50%的骇人程度。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上述问题的集中爆发，也进一步造成各类纷繁复杂之矛盾的交错与深化。
　　世界霸权体系兴替与美国霸权危机 　　如果我们将上述事件-过程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资本主义谱系中加以考察，会发现，1973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187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某种耐人寻味的相似与对应关系[ R. Brenner,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World Economy, ”, New Left Review 1998, I/229: 1-264, 39-137页；”The Boom and the Bubble: The U. S. in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页; 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本文极大地得益于已故美籍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研究成果，因其作品在国内有多种对其不同之译名（如阿里吉），为行文方便，本文引用时一律作阿瑞吉。
]： 　　年的欧洲经济大萧条期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与资本利润率持续下降，以致让人怀疑经济体系难以为继；而从19世纪的最后几年至1914年的爱德华时代，利润率迅速恢复到较之萧条前更高的水准，从而被形容为资本主义的“流金岁月”（belle époque）。 　　年的美国经济长期低迷或持续停滞，是年盈利能力危机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能力过剩的自然延续，直到“广场协定”及其后续协议在几年后触发了美国制造业盈利能力以德国与日本工业的长期低迷为代价重新回升，并直接导致了9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与泡沫。 　　年的大萧条与年的低迷停滞，二者都呈现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均在于资本主义后发国家寻求并实现对于领先经济大国之赶超的不平衡发展（对于前者是美国、德国赶超英国，对于后者是日本、德国赶超美国）。当主要后发国家赶上原来的先进国家后，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能力过剩及与之相伴的利润率下降便成为确定的趋势并不断自我强化。而这一趋势的扭转，至少在表面上，都建立在老的领先国家通过以其为中心的系统金融扩张实现盈利能力回升之基础上: 英国利用其金融业及服务业的优势，得以弥补其在工业领域的不足；美国则直接操纵干预了美元对于马克与日元的大幅度汇率变动（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汇率干预策略），从而导致美国制造业利润率回升及外国资本向美国市场的涌流。 　　然而，就其深层而言，这只是处在衰落中的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中心，利用金融特权暂时恢复其盈利能力的权宜之计（英镑与美元分别是各自时代的世界主导货币），它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生产能力及现实生产过剩的问题，还必然助长由于金融扩展所导致的资产价格高企和过度投资，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泡沫一旦破裂，将吞噬此前积累的盈利能力，引发整体经济的螺旋式下降乃至经济衰退的自我强化。 　　爱德华时代的“流金岁月”，被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发生的空前经济危机所彻底终结。这让我们必须更为严肃地评估和思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持续影响、可能后果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前途。尽管道琼斯指数在最近几年高歌猛进，创出新高，似乎标志美国已经告别金融危机，走上复苏之路，但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经成为习惯的高强度货币超发、几乎无法靠经济增长加以覆盖的巨额债务孳息、令所有预测者惊异的环比下跌2.9%的2014年度一季度GDP终值，都清晰分明地指向美国整体经济的衰颓。在一场因金融过度扩展造成之虚假繁荣破灭的严重危机后，金融资本对于整体经济的掌控影响不但没有削弱，还借着量化宽松等制度化方式进一步得以强化，这无疑是金融资本对于美国所拥有之霸权的严重透支。 　　所谓霸权，如果在葛兰西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是指一个支配群体在领导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自己为普遍利益承担者并获得从属群体的认可。因而霸权不只是简单的支配，更意味着通过从属群体的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一种“权力膨胀”（与必须要借助武力或武力威胁才能实现统治的“权力紧缩”相对），它源于支配群体有能力获取普遍的信任，将其统治令人信服地呈现为不但符合自身利益，也符合从属群体的利益[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页；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三联书店，页；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146-153页。 ]。这与肇生于古希腊语的西方语言中霸权一词之词源相吻合：古希腊语之 hēgemonía（hēgemōn“领袖”）源自动词hēgesthai“引领，率领，引导”，它对应于拉丁语中的ducere，而不同于表拖拽之义的trahere（参考斯多葛派的名言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命运引导心甘情愿者，裹挟不情愿者”）。对照汉语语境，这个意义上的霸权，与儒家对于春秋五霸之评价有可通之处（把持王者之政教而犹有尊王之义），如果参照孟子所谓“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则介于以德教为主之王道与以强力为胜之霸道之间。 　　自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生成确立并逐渐依照其逻辑塑造世界格局以来，发生过两次重大的霸权转移：1648年通过缔结《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达到顶峰的荷兰霸权，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漫长过程，最终全面完成向英国霸权的转移；以1815年结束拿破仑战争后缔结的《威尼斯和约》为标志，近代欧洲经历了长达百年的英国主导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而1873-96年的经济萧条可以视作开启了英国向美国的霸权转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历时75年左右，美国全面取代了英国的霸权。 　　尽管荷兰与英国的霸权内在结构具有重大的差异（荷兰主要是商业中心，其维系的世界贸易体系也是较单纯的商业体系，而英国不但是商业中心，还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与“世界工厂”，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体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它既是中心票据交易所，也是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但其霸权转移的过程几乎遵循着同样的模式：霸权体系在其扩张过程中引发了大国斗争的激化和霸权争夺者在其活动的边缘地区出现，霸权主导者原有之其经济、军事优势逐渐弱化而遭遇危机，衰落中的霸权通过其主导的金融扩张暂时性地化解危机，直至危机以更猛烈决绝的方式爆发导致现存组织解体，新的霸权在经济、军事上取代老霸权，并最终在老霸权之影响延绵最长的金融领域也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开始对于世界秩序的重组[ 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45-89页，特别是69-75页；阿瑞吉，《漫长的二十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页。 ]。
　　当下的美国，与曾经的荷兰特别是曾经的英帝国呈现出高度相似的特征：自二战结束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已持续近七十年，在其最初的二十年中，整个资本主义经历了异乎寻常的高度繁荣（可以与霍布斯鲍姆意义上1848-75年的“资本的年代”相媲美），但自六十年代中期日本与德国实现制造业的重新崛起并成功赶上美国，1965-73年的盈利能力危机显示出美国主导的霸权因内部结构变化而遭遇重大问题，1973-93年的持续低迷停滞则表明这一问题已逐步演化为体系危机，9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大规模金融扩张引发资本市场的空前繁荣，但此种由金融资本主导的繁荣反倒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倾向及其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依赖，进而模糊了产业资本的自我意识[ G. R. Krippne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ocio-Economic Reviw 3-208页。]。以金融扩张缓解、对冲制造业竞争力不足，这与英帝国当年的策略选择本质上无别，但由于大量新型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创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日之程量，甚而超出当时所能想象之极限[ 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额存量分别为630万亿美元、743.5万亿美元、637万亿美元和618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后略有下降），分别为各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12.57倍、10.9倍和10.13倍。]。这就决定了由此带来的空前繁荣必然意味着空前泡沫和泡沫破裂后的空前危机。 　　现代工业体系是一个极为复杂周密的动态系统，一种复杂的终端产品需由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的生产环节构成，这决定了它绝不可能被简单移植或机械复制，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一种带有“活性”的生态系统。经历了自六十年中期以来不断产业空心化过程的美国，如果需要全面的再工业化，如同其高层所一再宣称的那样，不但要考虑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更要考虑一种富有活性的工业生态系统的培育壮大所需的漫长生命周期。 　　造成英国霸权动摇的1873-96年大萧条，催生了横向合并（通过联合、兼并实现聚变）与纵向一体化（以打通供应-生产-消费的联系实现聚变）的趋势：德国在两个方向的发展中都大获成功，从而成为希法亭所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代表国家；美国不断着力于纵向一体化的努力并最成功地实践了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代表的垂直一体化模式；而英国由于更加专注于其世界商业及金融中介的地位，则在两个方向上均行动迟缓，从而彻底丧失其在产业层面的优势[ A. D. Jr. Chandler, 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1990; 阿瑞吉/西尔弗，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34-47页。]。 　　当霸权遭遇危机时，满足于享受既有霸权体系赋予其的特权，无法进行有效地自我调整适应新的趋势，无力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克服危机，这是霸权危机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导致霸权体系瓦解的核心原因所在。在此意义上，美国正如同当年的英国一样，满足于享受在其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的特权，以一种类似自我催眠的状态淡化、回避、否认它所面对的真实深切的危机。 　　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没有类似印度这样的庞大海外殖民地，可以供其直接榨取现金与军事资源。霸权时代的英国可以在印度以几乎无偿地招募数目庞大的兵员，这些完全由印度人资助的军队组成了英国进行海外拓殖与战争的重要力量，而通过“领土管理费”这种极度不合理的要求印度为其被剥夺的权利向英国付费的制度，英格兰银行对印度外汇储备的控制，对印度货币的汇率操控，利用印度对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对其他所有国家的顺差，英国将本国的贸易赤字直接转嫁给印度，从而保持与各国的收支平衡，维持以金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和头号债权国的地位[ B. R. Tomlinson, “India and British Empire, ”, The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 337-80页；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71-2页；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132-35页，190-93页。]。而缺乏此种直接转嫁条件的美国，无论是越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当其一旦成为某种旷日持久的消耗性战争，都会造成国内极为严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问题，这是处于后殖民时代的美国霸权所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尽管它拥有利用其金融特权对其它国家发动金融战争实施大规模财富掠夺的新型手段。 　　相较于之前的霸权国家，美国都更快、更深地成为债务国，并严重依赖于从其他国家及国际机构获得资金支持。这是此前的霸权国家不曾经历甚至不曾预期的新情态。这决定了霸权作为一种“通过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额外权力”的特质，对于美国比曾经的荷兰与英国更为突出。美国必须不断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大量购买其国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的国家，展示其在全球经济中独一无二的中心地位和其军事-政治存在对于世界安全的不可或缺。如果说，西方意义上的霸权，从来都意味着某种不断向外征服拓殖扩展的张扬态度，则美国不单出于其文化、更出于现实的利益，必须将这种张扬的态度体现到极致。如果说西方意义上以罗马为代表的帝国，从来都需要为自己不断寻找乃至制造敌人而获得不断扩张的动力，那么美国则信仰并实践着一种基于敌友划分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政治神学，这种神学的深处，恰恰是高度世俗而与经济利益、经济诉求相关联的。 　　美国霸权向“非霸权支配”的过渡 　　二战结束后，美国所主导的新型世界秩序以联合国为主要载体。不同于以19世纪民族联合大会精神指引的由英国主导的国际联盟，联合国高度体现了美国的政治思维与理想。冷战的背景也并未削弱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政治联合体之正当性。这种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混杂着具有高度理想化特征的世界大同主义与高度实用主义的以美国对世界货币与军事力量之控制制度化为目标的霸权诉求。因而，在其霸权的全盛阶段，美国得以将自己对全球层面的暴力垄断赋予某种代表世界政府行使权力的正当性，得以将其所发动的若干战争描述为世界警察的行为而非传统意义的战争。 　　然而，伴随六十年中期以降其霸权出现危机信号，原本潜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诉求越来越清晰直白地显露出来。越南战争的泥沼，表明美国在贯彻其内在意图过程中遭遇无法克服的困境，从而明白地宣告霸权的内在局限。小布什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而恃强出兵始，标志着美国，不但早已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从罗斯福意义上的世界国家彻底退转为以武力征服、利益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帝国；而它始终无力维系战后伊拉克局势的稳定，乃至造成国内巨额财政赤字进而引发整体金融危机，更表明从帝国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称职的，它不但无法给世界带去它所宣扬的安全稳定，它本身就构成对于世界其它国家安全稳定的威胁，甚至其自身的安全稳定都面临着重大的威胁。 　　在此美国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美国的霸权比荷兰或英国都更依赖源自从属群体认同而获得的额外权力，因而，美国比它的前任更需要不断发动针对“邪恶敌人”的战争，以证明自己对于世界安全稳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这样的战争（以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为代表），恰恰导致世界对于美国的普遍恐惧、厌恶与认同的加速流失，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它本可以通过其认同而额外获得的权力。试图巩固强化霸权的战争，变成了对于这种霸权最有力的打击。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之主要意识形态的新保守主义，毫不掩饰地以“新罗马帝国”作为对进入新世纪的美国之筹谋期许，从而极清晰深刻地点出了隐藏在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自由主义话语背后美国的帝国本质；然后，正是伴随着美国公开自比于罗马帝国而导致其帝国特征的强化，所有曾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瓦解的要素也因其召唤而更分明地呈现于它的现代继承者身上。对帝国身份的强调，正意味着帝国的黄昏。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利用美元的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基础利率已基本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通过量化宽松的方式向市场持续增加美元基础货币供应，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铸币税的方式，将其消化金融“有毒资产”、化解金融风险的成本转嫁给世界。在其政治道义资源因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这样的作为意味着美国全面放弃霸权拥有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转而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绑架包括其长期战略盟友在内的其它国家以维系自身利益。这已经不再是霸权意义上的ducere，而是不再顾及长远后果纯然勒索性质的trahere，在此意义上，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而发生作用：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 R. Guha,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and Its Historiography”, in R. Gupta, ed., Subaltern Studies, IV, New York 页。]。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但体现其既有霸权逻辑的世界体系仍在延续，在它被新的世界体系完整取代前，美国还可以至少部分地维持这种“非霸权支配”的地位。这一阶段，类似一战结束至二战结束之间的时代，可以视作新旧世界体系的某种过渡状态。无疑，这个阶段的世界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充满不确定因素，拥有更丰富多样的可能与选择。
　　中国作为后美国时代世界体系的领导者？ 　　对于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体系的领导者之讨论，几乎无可避免地涉及中国。对以往的霸权兴替史的考察揭示，新的霸权将体现出比旧的霸权更高的组织能力、更大的体系容量和更高的体系活性[ 尽管基本沿用阿瑞吉有关霸权更替的理论，但相对于阿瑞吉提出的体系“动态密度”的概念，体系活性或许更能反映我理解的世界体系不再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系统，也是/更是一个由各种生物体活动构成的生态系统。参见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36-40页。]。英国之于荷兰、美国之于英国，均体现了这一原则。这意味着，要取代美国的新世界体系之领导者，其经济体量与活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领土面积、人口、资源均不应明显低于美国，进而，应在上述指标至少某几项中明显超越美国。当今世界，唯一符合上述要求的只有中国。 　　对于中国可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体系领导者的前途，在西方表现为强烈的忧虑，在中国则为强烈的质疑。 　　西方忧虑的核心，早在中国崛起的态势远未如今天这样清晰呈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已通过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对“走出西方时期”的后冷战国际政治格局的描绘得以表达：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儒家文明联合伊斯兰文明挑战西方；与之呼应的是，此后不久约瑟夫?奈直接在其指导下完成的美国国防部报告及附属文件中，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冷战后最堪忧虑的发展[ S. P.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3, -49; J.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 -102。
]。尚处在冷战胜利后的巅峰时刻，美国的富有远虑的思考者已在为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深感不安，他们因为深切知晓16世纪以来西方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便深切忧虑中国会以西方曾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西方。在过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当美国与中国的强弱之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后，这种忧虑更是几乎深入骨髓。 　　中国对于自身发展的质疑，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将西方视作自我发展可不断追随、模仿、接近却无可超越之理想型的精神依赖，自1848年以来面对西方不断斗争又不断失败形成的心理创伤与暗示，对于此种几乎不可战胜之庞然大物的高度敬畏中形成的仰视艳羡和相伴而生的自我贬抑习惯。这种种心理陈习与对于既往中国发展路径中存在之各种问题的焦虑交杂在一起，辗转相生，陷入不断自我强化-放大、循环往复的苦恼意识中。对于持有此种苦恼意识者，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因其无法用任何一种既有的西方理论范式加以解释，变得诡异而危险，他们不断预言，这样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增长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以灾难性的崩溃方式被终结。尽管形形色色的崩溃论自二十余年前便不断涌现并不断被事实证伪，但当集体心理进入某种强烈的自我暗示与循环后，崩溃反倒因其一直没有到来显得更加迫切而富有现实意味了。 　　如果说在西方人的忧虑与中国人的质疑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便是他们都不相信，中国能够开拓出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乃至西方既往经验的、对其它国家-民族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述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使命。这种理论应既能有效解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超常增长，解释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当代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改革开放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相续和内在联系，进而将完成现代转型的新中国与前现代的传统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与把握，更要能将中国及为以其代表的东亚体系在自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与文明史视野中加以考察，从而探寻现代性从西方向东方的演进甚或回归的轨迹与规律。这样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我希望在未来以“现代性的两种路径：16世纪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专著中展开讨论，这里只能粗略地勾勒其轮廓。　　中国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自1978年正式开启改革开放的路径并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增长。究其原因，内在而言，中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这一体制有别于常规西方市场经济中扮演监护者角色的政府与竞争性的企业之二维结构，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在不同层级之地方政府通过横向竞争促进本辖区内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与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相应的超常投资力[ 史正富，《超常增长：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页。有关三维市场经济的论述，另可参看史正富，“史无前例的三十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史正富主编）《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格致出版社，2009；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外部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从而造成其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美元也实现了从货币符号向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中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间的近三十年时间中，中国的超常投资力与超级产能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常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史正富，《超常增长：年的中国经济》，57-72页。]。 　　这一战略格局的形成，就中国而言，得益于两个基本条件：1. 能吸收容纳消化超大体量资本并能提供较高资本回报率的生产力与劳动者；2. 融高度权威、统一意志的中央领导与高度自主、富有活力的地方于一体而各得其所的国家制度。而此二者，均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路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论1. 改革开放后，比较优势理论几乎成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资源。无论这一理论的外延如何变化，其核心总是认为，对于任何一国（地区）而言，与其它国家（地区）依据各自占优势的要素和资源禀赋进行互补性交换，符合其最大利益。八十年代以来比较优势理论传播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将中国定性为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只适合承接“三来一补”之类低端的缺乏核心竞争力项目的落后国家，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与产业布局的依据。然而，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迅速成长为制造业超级大国-“世界工厂”，如果不带偏见的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则恰恰必须走向当初结论的反面: 中国在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过程中，所拥有的最具优势的资源禀赋就是其现代生产力和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庞大劳动者群体，此二者建立在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教育-研发体系基础之上。 　　这种具有核心优势的资源禀赋，依照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是通过交换活动获得的（交换活动只能使优势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强化），恰恰相反，它是这样的交换得以有意义进行的前提。这意味着，其根源必须回溯到改革开放时代之前的毛泽东时代。 　　不同于改革时代以比较优势和融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毛泽东时代之整体发展路径可以被概括为赶超式的自主发展，即最大可能地调动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克服物质及精神领域的不完备状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实现工业化与产业升级，依靠产业升级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从而赶上并超越先进国家的生产能力及研发能力，实现由落后的农业生产国向代表先进产业方向之现代国家的转化。这种以自主性及超常规跨越式前进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路径，以“毕其功于一役”的勇毅决绝，在最大限度地激发最广大的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基础上，使得中国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花了近200年、日本花了近百年时间的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任务。由于在消费与积累之间对于后者的极度强调，这一时期的社会财富增长主要体现在生产性领域而对于个人生活之影响较小，客观上造成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脱节，社会生产力的激增提升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后来者的财富积淀而较少地体现于当时，使得这种迅速工业化的成就及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往往为人所忽略或严重低估。 　　这种毛泽东时代所积累起来的、因缺乏足够消化方式而长期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巨大生产力，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过程中，通过三维市场机制被富于效率的集中释放出来，从而成功吸引了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外部超常购买力在逐利动机下持续流入。这是建立在对于事实的错误表述-定性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在中国改革时代的实践中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之诡计”（List der Vernunft）的自我实现。
　　论2.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不久，毛泽东就对于苏联式的以中央计划指令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深刻质疑，并开启了一系列的突破这种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实践（大跃进与文革可视作是此类实践的极端化形式）。它以某种创造性破坏的形式，导致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被一种高度地方分权情势所取代，进而导致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极大地区别于苏联东欧式的典型计划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中，除全民所有制外一直保留了大量的地方集体所有制成分；依托以人民公社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与以供销社为核心的商品流通渠道，在赶超式自主发展的背景下，从农村实际出发，发展扶持了一大批“社办企业”，这正是改革时代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增长极之乡镇企业的前身。这一切使得中国进行改革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比之苏联及东欧国家所进行的同类尝试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此种建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实践与情势构成了后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 S. L. Sha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特别是3-52页; 白钢，“以中国道路扬弃‘苦恼意识’：评《超常增长：年的中国经济》”，《观察与交流》第135期， 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中国的超常增长具有核心贡献的“三维市场体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地方分权化情态是在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之有效贯彻基础上得以存在与演进的，是中央对地方自主性之认同与地方对中央权威之认同、中央对地方之自觉权力让渡与地方对中央之自觉遵从拥护的有机统一。这种中央-地方关系，本质上有别于因利益分化进而形成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模式，而是基于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制度自我协调，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古老命题于现代中国的新鲜实践。 　　三维市场机制的形成，是这种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新型中央-地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延展。其中最具特色也最令人困惑的“竞争型地方政府”这一维度，意味着政府在其作为社会事务管理者与竞争性经济主体的双重地位之间的动态均衡，其实质在于双重身份所依托的政治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均衡。当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以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背景下，这样一种均衡显得尤其难得：这意味着，在以无限自我复制为目的资本力量于每时每刻的经济活动中不断壮大的同时，政治的力量也在相应增长，从而得以制约-利用资本而非全然为其所制所用。这种可以不断壮大自身的政治力量，当然不可能源自高度科层化与职能细分的专业行政机构，而必须归于具有高度政治意识、政治意志与政治主体性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被裹挟摄纳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后，开始了极艰难的现代国家转型。由于缺乏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组织生活传统，因而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现代化路径，是通过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政党推动国家组织化，进而推动社会组织化。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其缔造的人民共和国，不但对应于一般意义上的核心政党，更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主体性之源泉[ 白钢，《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建立答客问》，《观察与交流》第76期，2011。]。这也是开启市场化改革以来虽有各种试图使共产党“去政治化”的主张泛起，但其主体性始终得以保持的根本因缘所在。正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且其主要成员多为同级之党委成员，因而其作为经济主体逐利的冲动始终受到共产党的政治信念、组织纪律、路线方针政策之引导与限制，这种党的政治主体性对于资本逻辑的控制驾驭，尽管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引往往处于自在而非自为、生涩而欠圆熟、权宜而未究竟的状态，但恰因其存在而保障了地方政府的经济主体地位不会根本上有损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正当性，从而使得其竞争性经济主体地位得以有效保持。　　中国道路：延续霸权或超越霸权？ 　　自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当这一世界体系的雏形在西欧生成时，中国及以其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处于某种依自身逻辑充分发展趋于老熟进而停滞的状态[ 亚当?斯密曾多次在《国富论》中以中国为高度富裕、成熟而趋于停滞的国家代表，某种符合斯密意义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代表，即伴随资本的不断累积与竞争的不断强化，资本投资收益率不断趋于下降而导致其“财富完全达到该国土壤、气候和相对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水平均衡陷阱”对于斯密而言，绝非落后的标志，也不局限于特定的国度或经济发展模式，而是带有普遍意味的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上卷，65-66页，87-88页，182-83页，198-99页，338页，引文见87页。另参见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41-42页，49-55页。]。进入十九世纪，这一新兴的世界体系依托科技进步（特别是军工产业的发展）与较之前现代国家有着本质差别的极强大的国家组织-动员能力，使得直至此时仍在经济总量上对其并不处于劣势的中国与东亚被迫中断自我逻辑的延续，被作为落后的一极嵌入此种世界体系中受其支配。 　　在中国极艰剧痛苦的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之伟大实践。这一实践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大地突破了原有世界体系的格局规制，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世界体系中相对独立于霸权支配关系的生存-发展可能。这是中国被摄入世界体系后第一次能量跃迁。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在深度融入世界市场的过程中，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长，中国在经济总量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成为世界龙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能量跃迁。
　　当下的中国，处在某种特殊的历史关口。在美国霸权事实终结的境遇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的构成及其取向尚未确立。同样未定的，是中国在其中，如何定位、如何自处、如何作用。经历自鸦片战争以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反复求索之大难与大幸中实现两次能量跃迁，面对重返世界历史中心地位的前景，如果满足于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做一个简单的趋势追随者或参与者，不智亦不义：不知己所应行是为不智，有负天下期许是为不义。而如果要担当新的世界体系领导者的角色，则必须选择，作为既有世界体系通过霸权迭代产生的霸权继承者，或是超越此种霸权结构，而另立一种新的人类生存与生活之值得追求的可能性，并将此可能性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出来。 　　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通过最强势的民族国家-帝国的势力扩张建立起来的一种包含高-低、上-下、中心-边缘、支配-受制关系的普遍秩序，它第一次将自然与人类共同纳入完整的世界系统，将二者共同视作实现资本无限自我复制可进行征服、剥夺、索取的对象与工具，依照资本的逻辑与利益对其进行利用与改造[ 白钢，《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观》，《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期，27-28页。]。这一世界体系与霸权体系是同构而混一的。尽管霸权在其具有较强生命力的阶段，会因其将自身利益与从属集团利益高度勾连而获得后者认同，是“以力假仁者”而非纯然以力欺人者，但其核心必然是带有压迫-支配性质的等级格局。霸权统治境界之高低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为这种压迫-支配关系编造复杂精致而富有欺骗诱惑性的意识形态，并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维持这种外观。 　　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意味着可以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如英国的工商业并重之于荷兰的商业立国，美国的垂直一体化法人型企业之于英国的传统私人企业）。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则必须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作霸权的继承者，已经实现两次能量跃迁的中国，只需伴随实力的进一步增强顺势而为，在世界体系中加上更强烈的“中国特色”，就可以基本胜任；而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则必须进行比之前两次绝不轻松的第三次能量跃迁，从而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限制，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它国家共进而各得其所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正大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远近大小若一共进于太平为旨归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的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仅依据自然本能生存的动物或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活生生的在生产-生活的实践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特质/属性的抽象人，以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对于共同体的归属、认同和奉献为核心价值的集体主义扬弃将人等同于自利的动物、将人的本质理解作原子式个体的个人主义倾向，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 白钢，《中国社会主义的文明观》，28-30页。]。这无疑是比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与大国崛起要艰巨、复杂、久远得多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在二者间如何抉择，取决于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自身须与之相融的人类必由之路，还是作为一种世界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因特殊的历史境遇而生成、也将伴随其迁变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美国世纪已经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混沌胶着态中，一种类似《华严经》中表述的相即相融、互摄互入、法界一味、圆融无碍境界或许不但存于理上，也会现于事相。中国道路的未来，以其未来，故而未去。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渴望一种新的世界可能的全球范围之群众运动，甚而关联于一切与此因缘相涉者之所思、所言、所为、所愿。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零和”，他赚钱一定是别人亏损。　　东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双赢”，把蛋糕做大，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
　　@open4-12-11 05:56:54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零和”，他赚钱一定是别人亏损。　　东方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双赢”，把蛋糕做大，有钱大家赚，有财大家发。　　-----------------------------　　中国经济难道不是在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后，得到迅速发展的？　　和东方还是西方关系不大。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你这个国家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近期是保持经济增长，调整结构。远期看，还是怎样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在主导世界经济体系后，逐步去实体化，越来越陷入金融资本依赖的问题。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一、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上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　　二、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二是创新要实，推动全面创新，更多靠产业化的创新来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三是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快转变职能，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继续夯实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稳住农村持续向好的局势，稳定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持续增加农民收入。要坚定不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要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农业补贴办法，强化金融服务。要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要完善职业培训政策，提高培训质量，造就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　　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确定工作着力点。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内容，要有历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要加快规划体制改革，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积极推进市县“多规合一”。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既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　　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就业目标。要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扶贫工作事关全局，全党必须高度重视。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度。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进改革，推出既具有年度特点、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要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要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要抓好改革措施落地，狠抓落实，强化责任，加大协调力度。要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会议要求，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完善扩大出口和增加进口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巩固出口市场份额。要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要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质量，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要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要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成发展的新动力。要协调拓展内外需，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更加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切实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会议要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要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化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增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专业化能力，强化舆论引导工作。　　会议指出，明年中央将研究提出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深入调研，抓紧工作，为制定好“十三五”规划做好准备。　　会议号召，全党要统一思想、奋发有为，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各项部署，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中央管理的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军队及武警部队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猛访谈：西方哲学与现代中国　　http://www.guancha.cn/LiMeng/_303605.shtml　　李猛老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5年后，于200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1月起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课程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导论”、“笛卡尔哲学研究”、“奥古斯丁思想研究”。李猛老师以其素朴的讲课方式、严肃的学术态度，深得同学们的敬佩和喜爱。本次采访中，李猛老师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意义，古典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人文教育和文本阅读的重要性，以及对哲学课程教学方式的思考与尝试。李老师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为现代科学与社会奠定了精神基础，中国要深入理解西方现代文明背后的思想本质，结合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建设真正的现代社会。 　　采访记者：郭九苓，鲁鹏一 　　采访时间：日 　　一、西方古典哲学是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基础 　　记者：西方的哲学思想体系对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经济学的发展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普遍来说，在科技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大众对西方哲学还缺乏了解。所以请李猛老师首先谈谈西方哲学对现在的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意义。 　　李猛：我在课上也对学生们讲过这个问题，中国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一开始中国人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觉得打不过人家；后来慢慢地发现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发达的科学技术，然后进一步理解到西方的典章制度和哲学思想，这些都和科学技术有着一种关系，尽管不是表面的、直接的联系，所以中国人才有兴趣去了解西方哲学。比如我上个学期开课讲亚里士多德，他的思想在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对于科学的理解——或者说希腊科学思想，奠定了后来整个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形成的逻辑基础。我认为这肯定是中国——或者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初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我想，理解西方哲学的这一过程和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虽不能说完全一致，但二者有着非常内在的关系。 　　现在，国内已经有好几代学者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做了很多工作，相当多的西方哲学经典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但是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学院里进行的，主要是文科的老师和学生在关注。至于其它人，除了马克思主义可能多多少少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大体上他们在读书方面还是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比较大，例如儒家经典传达出的思想，比如孝顺父母与其日常生活关系更大。尽管几乎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现代科学技术，但一般人并没有特别多地去了解它背后的思想。当然，是否需要对大众普及西方哲学，这很难讲。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认识西方社会，我们肯定要对其有很深的了解。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人已经和西方打了一百七十年的交道，我想与西方的交往肯定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了解西方哲学的必要性所在。 　　亚里士多德几乎是最早被引进到中国的西方思想家。实际上在明代就开始有传教士翻译、提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且当时是把其放在中国哲学的脉络里边去讲的，把它和理学的许多概念放在一起讨论。当然这一引进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思想是西方天主教中托马斯思想体系（注：Thomas Aquinas，中世纪哲学家）的重要成分，传教士想通过其与中国理学的对话从而引进天主教思想。但当时的一般老百姓，甚至知识分子，都没有直接接触这些部分，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还是直接和自然科学有关系的内容，比如几何、算学、天文等。从20世纪开始，人们才慢慢知道西方人不光有这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还有道理上的东西，了解了这些才能对器物层面有更深的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人理解西方或者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推进。所以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人理解现代社会确实帮助很大。 　　中西方哲学比较：形与质 　　记者：中国哲学中有很多格言式的内容，比如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微言大义，很适合传播与普及。西方哲学中有没有类似的可以独立解读的片段？还是必须大量阅读以后才能对其思想有一个了解？ 　　李猛：文化传播的问题非常大，我觉得很难用一两句话讲清楚。我上学期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导论”的课上有这样一个说法：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中很重要？希腊之前所谓的科学或者智慧（episteme）是和人的政治生活或者日常生活关系非常紧密的，而亚里士多德找了一条“致曲之路”——他的学说并不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而是像今天我们理解科学一样，一定要经过逻辑、抽象，有一个推理的过程。正是这种迂回使智慧和生活的距离有了一个大的分离。西方哲学为什么在我们看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更远一些，就是因为它其实和科学一样，走了一条研究起因和本原的路径。 　　而中国哲学则更直接，所以有些西方人认为孔子的思想不是哲学。比如黑格尔，比如西方最早翻译中国古代四书经典的理雅各(注：James Legge，，英国著名汉学家)，他在译本第一版的序言里曾写到孔子讲的不是哲学，但后来他承认其实孔子讲的也有很深的道理。这其实不是贬义，只是证明了中国哲学和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在方式上差别很大。其实在柏拉图或者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思想中，保留下来的也经常是片断的话，比如赫拉克利特（注：Heraclitus，鼎盛年约为公元前504-前501年，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的“性格即命运”、“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等。但相对来说，康德的哲学就不容易被局部地理解，今天如果从康德著作中只拿出一个片段来解读，就很容易产生许多误解，这要放到一个七、八百页的大哲学体系中去理解才能很恰切把握每句话的意思。所以理解西方哲学有时候的确比较困难，因为它变成了一个非常专门、专家的学问，普通民众不太可能自己找一本康德的书啃个四、五年。而中国哲学和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的关系比较紧密，比如读《论语》，你看到一两句话就觉得很有用。在西方，这个部分则被宗教占据了，你在《圣经》里读到的很多话就可以拿到日常生活中去用，比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注：以上两句分别出自《约翰福音》14：6和《马太福音》19：19）。西方哲学确实和中国的诸如孔孟的成熟思想在形态上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您刚才提到明代曾经有人把亚里士多德思想和中国的理学进行比较，是不是理学有点类似于西方哲学？ 　　李猛：这两者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一些。理学因为受到了佛学的冲击，需要对以前“夫子罕言”的“性与天道”有一套讲法，把《孟子》、《中庸》、《易传》里面的一些内容进一步发挥。但是我认为二者根本上还是差别很大，即使理学中比较强调“致知”的部分，对西方来说这还是道德智慧，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纯粹外物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西方人从希腊开始就觉得人的道德生活必须有自然作为基础，自然本身有其必然的道理，而自然背后的道理一定要以某种形而上学的方式去理解。我认为最后这一步是中国思想从未走到的一步，当然这不见得是中国思想的问题，这正是中国思想比较有特点的地方。但是确实差别在这里，西方是沿着形而上学或者更独立的科学这一道路发展出许多分支来，而中国就没有这一部分。只是因为中国士大夫熟悉理学思想，当时西方传教士用理学概念作参照，最终的目的是告诉中国人：你们讲的“理”其实是我们的上帝，而且上帝比“理”更完善更圆满，你应该信上帝。后来我接触哲学系一些研究伊斯兰教的老师，他们告诉我在中国一些早期的伊斯兰教学者也是这么做的，也在明代，也是借助儒家的思想去讲他们意欲的东西。　　我认为中西哲学有各自的逻辑，要想做到相互理解和对话，首先要了解双方思想的特性，尊重彼此的特点。如果你把中国哲学改造成西洋哲学，完全按照西方哲学的路径来分析，就会如黑格尔所言，变成一个非常不理想的、蹩脚的哲学。当然，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做过重要的尝试，但仍然很难说成功了。 　　记者：亚里士多德被介绍到中国之初产生了怎样的反响？ 　　李猛：我认为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对比清末民初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思想，比如《天演论》这样的书，虽然其在哲学上并不非常高明，但当时对整个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大。但真正我们今天觉得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比如希腊哲学，被引进中国时影响都很小，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德国哲学，有些影响。八十年代好多人都在读海德格尔的书（注：Martin Heidegger，，德国哲学家），而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过类似潮流式的追求。
　　什么是形而上学：原因、地位与意义 　　记者：您上学期的课讲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能否请您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形而上学？几十年来，在中国普通人眼中似乎“形而上学”是一个贬义词。 　　李猛：其实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个词，后人整理他的著作时，把他某一部分作品称为“在物理学之后”或者“高于物理学的”，用“meta”这个希腊语介词称其为Metaphysics或Metaphysica，中国翻译为“形而上”。希腊人认为政治和道德不仅仅是习俗，还有一种自然的含义，对一些问题——比如人们是否应该追求某些幸福，不同习俗的人会相互比较，找到一个所谓“自然”的尺度。这实际上使“自然”具有了一个更深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涵义。亚里士多德往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自然是否还有一个基础。这是一个新的问题，他认为自然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基础，并为自然的现象奠基，比如讲“自然是运动的”，那么最后一定要找到一个不动的推动者——“第一推动者”。其实《形而上学》这本书里讲的许多内容和物理学类似，但最后亚里士多德一定都要将其推到一个最终的本原。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对学科有一个基本的区分：理论科学（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应用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如果你只承认有物质的存在，那物理学就是第一哲学（物理学在当时就是哲学），但如果你承认有些存在没有物质或自然作为基础，那专门研究这这些存在的学科就叫第一哲学，即后来我们说的形而上学。我认为这是西方思想中一个决定性的内容，其他文明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但都不是这样理解的。 　　记者：那现在西方对形而上学是怎样的态度呢？18、19世纪就有人说形而上学是“没有根基的思辨”。 　　李猛：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分析哲学思潮兴起以后，形而上学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一种哲学疾病，是可以被消除掉的；而对大陆哲学来说，形而上学一直有很大的影响，但大陆哲学的主流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批判形而上学，而且这种对形而上学根本问题的检讨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西方如果要走出形而上学，其整个思想的特殊性是很难保持住的。尽管他们尝试了许多别的办法在哲学之外去找源头——比如前苏格拉底思想、东方思想等，但现在来看，这种努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走到了尽头。 　　这样的情况导致了两种哲学方式：一种是实用主义的方式，用一种完全的非哲学的方式代替哲学，形而上学的瓦解实际上就是哲学的终结。另一个方式认为形而上学依然有其内在的活力，像法国有些学者认为虽然形而上学有根本的问题，但在其内部有对付这个问题的方法。很悖谬的一个现象是，二战以来，随着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社会的一个根本的症结所在，在反对的同时对其作了很深入的研究，这反而使形而上学成了一个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形而上学有丰富的历史和张力。我想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形而上学本身的研究反而会加强，而且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贯穿到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最优秀的哲学家都在讲形而上学，并把其看作自己哲学中最开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总之，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西方思想还是摆脱不了形而上学的。 　　记者：《形而上学》这本书以如此的鸿篇巨制来论述本原问题，它基本的思路是怎样的？ 　　李猛：巴门尼德（注：Parmenides，鼎盛年约为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哲学家，爱利亚学派主要代表）认为所有事物的存在（being）都有一个最深的道理——存在本身的道理。他得出一个很怪异的结论：“存在的东西存在，不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所以没有任何变化的东西，要在就一直在那”。而亚里士多德要重新解释变化，变化又一定要和存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正是存在的问题使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如此复杂；如果没有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自然的理解已经足够了，而且中国人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的理解有问题。那么是不是说西方找到了一个东方没有的、理想的解决方案呢？恰恰不是，是西方找到了一个纠缠它两千年的根本问题，一定要在自然背后找到解决方案。这看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种努力本身却收获了意外的结果：奠定了现代科学与社会的思想基础。 　　后来，基督教加剧了整个西方思想在形而上学上的紧张：假设“形而上”在字面上的意思是超出、高于自然的话，基督教使其有了具体的含义——上帝，上帝是可以创造、改变、取消任何自然的东西的。比如笛卡尔（注：Rene Descartes，，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认为“1+1=2”其实也不是绝对必然的，是上帝让它如此，上帝完全可以不让它这样，但是我们人类理解不了的，因为我们的脑子是被上帝造成这样的；他说可以有“没有峰的谷”，我们就更不能理解了（因为峰和谷是相对的），而上帝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中国人不认同这样的观念，自然的事物无论如何也变不成如此古怪的东西。西方思想经过形而上学化，又经过形而上学与基督教的结合，使其整个哲学体系和中国哲学非常不同。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这本书里其实做了很多挣扎，他觉得一般的讲法——在自然层面、物理层面讲，是有问题的，谁都承认物后面是有理的，但他认为物后面的理要靠另一个更高的理去支持它。如果你细读这本书的话，亚里士多德挣扎的是：物理到底是否自己能讲圆满了，是否需要再引进其他的内容。我认为这本书写了这么多，恐怕其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自然的理解一下子能够到达的。 　　记者：是什么原因使众多西方哲学家认为物质世界需要引入一个更深层次的本原？ 　　李猛：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哲学问题。我认为西方思想有一个根本的传统：从亚里士多德讲出这一问题开始，西方的哲学家都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第一哲学”，有一个逐层奠基的对世界秩序的理解。这样一个寻找最终根基的努力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根本特点。有些现代哲学家想摆脱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我们必须满足于我们获得的诸如自然科学的现象界的知识。但麻烦的地方在于，无论你如何摆脱，你都要虚设一个讲法，而且这个讲法最终要落实到某种东西。比如说康德即便在纯粹哲学领域不讲形而上学，但在其道德哲学中有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不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讲的，但是一旦亚里士多德讲出了形而上学，所有人就不得不回应它，即便像海德格尔反对形而上学，大家认为海德格尔讲的还是形而上学。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思想模式摆出了一个基本的科学架构，它要求所有的文明都在这个层面去回应它，包括中国哲学也要在这个层面上回应它。 　　记者：其实您说的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在自然科学中也类似的困扰。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最终要涉及宇宙的起始和终结，涉及宇宙“之外”。从定义上囊括了所有时间、空间、物质的宇宙，需要有一个更根本的“包容物”，这似乎也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悖论。与您所说的哲学问题类似，终极问题能否解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努力本身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二、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源泉：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 　　记者：您是否觉得我们需要讨论古典思想才能更好地认识现代西方哲学？ 　　李猛：对。西方哲学发展到现在，并不只是笛卡尔这样的现代哲学家影响的一个结果，之前也有很多背景。但许多人读哲学其实都是倒着读进去的，一开始影响你的是二十世纪的思想家，比如你会关注海德格尔讲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这样的一个世纪是怎么来的。二十世纪的发展要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现代科学的开端，而这又受到基督教和古希腊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技术的观念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从哲学上理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奠定的。但西方也有人认为这反而是西方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想找一条不同的出路，所以会再往前研究，研究前苏格拉底思想。　　基本上人们都会承认西方现代社会是从传统中发展出来的，就像中国的现代形态肯定也摆脱不了中国自己的传统。没有对西方传统的深入理解，就不可能很好地消化它，有效地使用它。这实际上是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是要进入现代社会就要理解它的逻辑，不仅仅是近三、四百年，可能是两、三千年的逻辑，比如西方文化的两个主要来源――基督教和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人只有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才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比如三、四十年代或者更早的人，他们认为中国人是讲精神世界的，西方人是讲物质文明的，我们今天看来就会觉得这个讲法太幼稚了。这样就会促进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更准确的理解：我们肯定和西方不一样，但这种不一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高低层次的差别，而是我们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我们的道路有很高明的地方，也有我们根本的困难。同时西方也是这样，大家都有问题，但是我们不会认为我们能够理解的很高明的东西西方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只是在他们那里有不同的位置而已。
　　包容传统的现代社会才是健康的、完全的 　　记者：古代西方的哲学思想是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原。但如果除去纯学术的意义，怎样看待西方古典哲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李猛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在精英阶层，西方最重要的一些思想家或科学家都有意识地去研究和接受古代传统。例如研究科学哲学的卡尔·波普（注：Karl Popper，）在晚年写了很多关于柏拉图哲学研究的书，他认为需要回到根源的思想去理解其研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认为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体系都太庞大、复杂，理解本原的思想方法有助于把握最本质的东西，不被现象所迷惑。 　　第二，从大众教育的层面上看，也需要传统古典思想的启蒙。二战以后西方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教育开始大规模地世俗化和大众化，学生不再接受古典教育。但今天西方又重新认识到还是应该把古典教育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传统连续性、保证社会基础的一个条件。 　　中国人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孔孟不用读了，而今天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也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无论是诗词还是孔孟的道理，应该在大学期间或者更早的时候被更多地介绍给学生。我觉得古代的思想恰恰因为它不是现代的，才更有其特殊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社会非常需要的，用以弥补现代社会本身的问题。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但很多人都感觉到在这个现代社会里活的有些不自在，正是传统的东西补充了大家精神的需要。 　　之前大家觉得中国古代传统妨碍着中国的进步，但今天人们的看法在慢慢地改变。要在现在社会中找到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不仅要理解现代社会的逻辑，还需要了解中国古代传统的逻辑。对西方古代哲学的研究在这些年越来越热，这是人们对现代社会关系有了更成熟认识的结果。 　　中国传统：寻找今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