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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我妹小米小米打上门来的时候，是2002年的冬天。那年的气温非常反常，明明已经将近元旦了，但却一点也不冷，大白天的还能敞开了窗户透气。我站在阳台上发愣的时候，俯视着楼下仍未落尽的黄叶，居然会感到春天般的躁动。从六楼往更高远的天上望去，不时有成群的鸽子响着哨声掠过。天色灰暗，苍穹像极了一个保温罩，把热气捂在城市里。根据全球气象组织的报告，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高温的暖冬。而我正在经受个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失恋。失恋的原因主要在我。我跟那姑娘交往了两年，互相感觉都还不错，却仍然绝口不跟她提结婚的事儿。我俩就连住在一起也仅限于周末和节假日，平时还是各在各家。后来，她提出正式同居，把我们的关系“往严肃的方向发展一下”。我却说：“让我再想想。”如此反复“再想想”了好几次，她终于说：“我想明白了。”我说：“你想明白什么了？”她说：“我想明白了，你他妈就是一王八蛋。”这么说完以后，她就麻利地摔了电话，连商榷的余地都没给我留。才过了半个月，她又打来一个电话通知我，她已经和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电视台的导演搞上了，并且已经打算“扯个证儿”了。那个导演毕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装得“像个导演”——当所有的导演都带棒球帽的时候，他也戴棒球帽，到洗浴中心做按摩的时候仍然戴着；当所有的导演都留大胡子的时候，他也不知从哪儿移植了一撮毛，粘在下巴上。就是这么个人，居然靠拍摄“党员干部带头建设新农村”的纪录片获得了两个省委宣传部颁发的三流奖，混得人模狗样的。我前女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我总是在背后对那导演表示鄙夷，她也极尽刻薄之能事。而现在，俩人居然搞上了，准备用讴歌新农村的奖金共筑爱巢了。我不免以为她是为了气我才故意这么做的。抛弃我，再找一个我看不上的人，这不正表达了对我的蔑视么？出于责任感，我在电话里劝她：“不要意气用事，你要是因为……我才找了他，那就太不值当了。结婚毕竟是一辈子的事儿。”她爽朗地笑了：“你也太高估你自己的影响力了吧？你以为我找那人，是因为你讨厌他么？不不不，远不是那么回事儿。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以为我当初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欣赏你么？也不是。”“那是为了什么？图我身体好？”眼见谈不拢了，我索性学着我的朋友“李无耻”的腔调说，“你也有体会，我在那方面也就是中国人的平均水平——打小就不爱看欧美色情录像，怕自卑……”“收起你们这帮人自以为幽默的下流嘴脸吧，咱们已经不是说这种话的交情了。”她厉声打断我，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以前跟你好，只是因为你是一个不愁吃喝的无能之辈，这样的人最适合结婚了。没想到你还推三阻四的，你有那个资格么？我就想要一个家，谁能给我一个家，我就跟谁结婚。”“品位气节个人素养一概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对。只要不被公安局逮起来就行。”哦，原来她是这么想的。我登时就释然了，但随即感到特别失落。令我失落的已经不是她和我分手的原因，而是她当初说“爱我”的那些原因。曾有一度，我还觉得自己在她眼里颇有不俗之处呢。原来人家根本不考虑俗与不俗这个问题。我恶狠狠地在心里骂：就这样一女的，还他妈文学研究生呢。那段日子我心情沮丧，好一阵子没心思出门。好在我在报社里干活儿虽然不勤奋，点卯能力却特别强，攒下好多假，正好可以用于“闭关疗伤”。正事儿也不耽误，只要把自己负责的那个“美食版”的稿子攒齐了就行。我给几个号称“美食家”的乔男女打电话约了稿子，然后自己咂巴着嘴，回味了一下这两个月去过的特色饭局，亲自写了一篇《胡同深处的酸汤鹅》，就算把工作凑合完了。此外的日子，我不是站在窗前发呆，就是抱着本闲书躺在床上看。看也看不进去，益发感到自己的确是个庸人。离元旦假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一个在大陆贩卖红酒的台湾人给我打电话，抱怨我答应为他写的软广告迟迟不能见报。我明确指出，那是因为他答应的好处费一直没打到我账上。他说：“我还送了你两瓶拉菲呢。”我说：“别以为我们这边儿认识拉菲的都是挖煤的出身，你那两瓶酒分明是摩洛哥贴牌的假货，我没到质监局揭发你就不错——咱们接着聊聊封口费的问题吧。”在对台问题上，我和政府保持着坚定的一致性：亮明底线，决不退让。那个台南农民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骂街，“干伊老母”之声不绝于耳，反倒让我心里愉快了许多。我轻松地挂了电话，把他送的冒牌货打开，一口气给自己倒了大半杯。客观地说，那酒不能算“真的假酒”，只是小酒庄傍着大腕儿混淆视听而已，味道其实还不错。我像于是之或一切红酒装逼犯一样翘着小指，正在微醺，门忽然被人踹响了。真使劲，连门上的挂历都震掉了。我费劲地从沙发上挺起来，打开门，看见了我的前女友。她的手里拿着一只硕大的编织袋，脸上却带着和踹门声截然相反的惶惑。“门是她踹的。”前女友对楼道里扭扭脑袋，撇清自己一般说，“我只是来拿落在你这里的杂物。”我向外探探头，看见前女友身后还站着一个女孩。她看起来才二十出头，脸很小，男人的一个巴掌就能捂住，因此显得眼睛很大。她的头发染成了棕黄色，并且极其地短，几乎接近于男式的“板寸”了；右耳的耳廓上挂了一排不知是银的还是铁的金属圈儿，鼻翼上也扎着个亮闪闪的东西。她的着装也做到了与发型、饰物的高度统一：穿着一件破了几个洞、好像从枪击案受害者身上扒下来的立领牛仔服，里面露出的帽衫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骷髅，多袋裤也又旧又松垮，裤脚处都磨出毛边来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所谓的“朋克范儿”，反正印象里，在鼓楼或者“树村”的地下乐队演出现场，总能见到这样的小姑娘。我前女友说话的时候，这小姑娘正带着好奇的表情东看西看，好像在清点我门外囤积了多少棵大白菜。我从来不记得前女友有这样一个另类的“闺蜜”呀。难道她为了兴师问罪，专门请了一个混不吝的小姑娘来压阵？但即使是这样，那也没什么。我从来就不怕浑蛋，更何况还是一女的。我闪到一旁，让出道来，做了个手势说：“您请。”前女友似乎还有点犹豫，“板寸”小姑娘却大大咧咧地挤开我前女友，进来了。她的背后还驮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就是登山者常用的那种，鼓鼓囊囊地压在身上。这个包衬得她更瘦小了，但又显出她挺有干巴劲儿。我和前女友正在面面相觑的时候，她已经“咣”地一声把旅行包墩到地上，又“咣咣”两声，甩掉脚上的圆头翻毛皮靴（怪不得踢门踢得那么声势浩大！），然后光着脚踱到了屋里。一边走，她一边松快着胳膊，把手腕上那团金属链子甩得哗啦哗啦直响。我猜她的肩膀和腰上都刺着纹身，可惜现在是穿厚衣服的季节，无缘鉴赏了。“日子过得不错呀，还喝资产阶级红酒。”女孩评论了一句，径直走进了卫生间。门里传来哗哗的洗脸声。“这是怎么回事儿？”我问前女友。“我还得问你是怎么回事儿呢。”前女友说，“我刚进你们小区，就看见她站在门口，逢人就打听你住哪儿。有个老太太嘴欠，告诉她说见过你和我一块儿出门，她不由分说就跟着我来了。”我狐疑地又扫了一眼卫生间的门：“鄙人都这把年纪了，居然还有女青年慕名前来……”我前女友则突然激愤起来。她敞开编织袋，在我家里巡视，看到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杯具、化妆用品、小件电子产品等），就囫囵扔进去。我提醒她，这么收拾会把东西摔坏的，她根本不理我。自然，前女友认为“板寸”小姑娘是我在外面胡搞的结果，比如说出差的时候在pub里的一夜情什么的。现在人家锲而不舍地找上门来了。她被气得直哆嗦，一边哆嗦，一边盘问那女孩到底是我什么时候搞上的——是在跟她分手之前还是之后？这两者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如果是“之后”，那么也无可厚非；如果是“之前”，我这人就是一个道德堕落、隐藏得极深的王八蛋。“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她感叹道。我提醒前女友，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其实她都不必在意。她已经把我给甩了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甩了一滩鼻涕”。而她真要纠结，倒不如去纠结一下她那个主旋律导演。那才是她现在应该关心的人，而且那厮肯定比我不可靠。讲明这个道理之后，我才委屈地辩解：“再说我真不认识这姑娘。我以前连见也没见过她。你也看到了，你走以后我一直在家窝着，缅怀你。你走之前就更不必担心了，我的人品你还不知道？”前女友非但不相信我，反而骂起街来了：“人品？你他妈的是人么就跟我提人品？你以为我没看出你是什么东西？一典型的闷骚男——之所以没变成明骚，那是因为你没有发骚的资本。要能混上俩钱儿，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你跟李无耻他们聊天儿的时候，张嘴你那情儿闭嘴我那情儿的，情儿是什么？不就是姘头么？……”看到她那副不可理喻的样子，我真庆幸自己已经被甩了，同时又觉得再怎么吵，争的也是陈年旧账，太没意义了。可是我也只能干瞪着眼，接受她的批判。幸亏这时候，“板寸”小姑娘突然从卫生间里出来了。她的脸洗干净了，白净了许多，耳朵和鼻子上的金属制品闪闪发亮。瞥了瞥我前女友之后，她大声说：“你才是姘头呢。”我前女友愣了：“你说什么？”“我说你是姘头。”小姑娘满不在乎地解释，“你跟他结婚了么？没有吧？没结婚还在一块儿搞，那不就是姘头么？”这个名词解释也不可谓不准确，并且一下就戳到了我前女友的软肋上。她愣了愣神，眼瞅着就要冒出眼泪来了。我则很奇怪“板寸”小姑娘为什么要帮着我说话，就问她：“那你呢？你跟我是什么关系？”“哥，我是你妹妹呀。”“板寸”小姑娘一转脸，对我巧笑倩兮，“我是小米。”我一阵恍惚，使劲瞪了瞪她：“你真是小米？”“那还有假。”“你能叫出我的名字么？”“杨麦呗。”自称小米的姑娘说，“你过去还有一小名叫‘嘘嘘’，因为你的排泄系统一直到上中学了还特敏感，人家一嘘嘘，你就必须得上厕所——嘘嘘。”“别嘘嘘了，我已经没这个毛病了。”我转向前女友的方向，“你看，她真是我妹妹……”这才发现，我的前女友已经不见了。她被我们兄妹气跑了。这个自称小米的姑娘，她的确算得上是我的妹妹。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却又根本想不起来自己还有这么个妹妹。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我父母早年间离婚了。那个时候我很小，无法具体知道他们的离婚过程进行得有多惨烈。但在印象中，自己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狂风暴雨中度过的。有一次，我父亲抄起一只瓷做的小猪存钱罐去砸我母亲，没砸着，却结结实实碎在了我的脑袋上。当时存钱罐里的钢镚落了一地，其中有不少都是红的，上面沾着我的血。直到现在，我额头上还看得见一个大疤，从此不能留短发，因为那会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囚犯。这就是我那个军转干部父亲一贯的风格，他也没为那事儿向我道过歉。而我母亲是当时大院儿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家属，自然跟我父亲过不到一块儿去。当初她离开我们的方式也的确称得上决绝：有一次到南京去出差，就再也没回来。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发电报通知我父亲，她在那边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这个婚他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如果不离，那他就继续戴着这顶绿帽子好啦。事已至此，我父亲也只好表现得豁达一点。他大概酗了两个月酒，消耗了几条“恒大”牌香烟，然后就把工厂卫生所的一个护士给娶了。新妈对我固然称不上好，但也说不上差，因为她自己一直也没有孩子。又过了些年，我沾了“部队援建西部人员子女”这个身份的光，离开了陕西那个山沟里的军工厂，到北京来上高中、考大学，再以后上班也在这里。而我父亲的生活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那个后妈居然有一窝儿失散多年的外国亲戚，而且名下还挂着一份不多不少的遗产。将近世纪之交的时候，父亲以五十多岁的高龄移民马来西亚了，此后唯一一次见面，还是一次我出差时在机场和他偶遇。当时我要去青海采访，他呢，从北京转机去新疆的喀纳斯。我看到那个戴白礼帽、穿花衬衫，手上拎根“斯迪克”的老头儿，几乎没敢认。父亲则请我喝了杯八十块钱的咖啡，用一嘴标准的东南亚华侨腔说：“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要看一下啦。”他算是活开了。在那以后，我们就断了联系，原来陕西的那个家也没人再回去过。我母亲在南京那边也没闲着。她不仅先于我父亲结了婚，而且迅速地生下了我的妹妹小米。听说她和新丈夫以前就认识，是“文革”前上大学时候的同学。俩人可能早就有了点儿意思。而如今苦思冥想，我终于还记起来，小时候我是见过小米的。那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正上初中，处于青春期，老是跟继母闹别扭。有的时候明明是自己不讲理，还摆出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说“要找我亲妈去”。我父亲一气之下，就买了张火车票，把我扔上了绿皮车：“看她对你好不好。”那次我在南京待了半个月，住在浦口地区一个理工科高校的男生宿舍里。我母亲的新丈夫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家里地方小，他就让我跟他的学生一起住。母亲的家，我压根儿就没去过，吃饭也是拿着饭票到大学的食堂吃的，所以也就没法体会她对我到底“好不好”了。倒是有一次，母亲忽然牵着一个小女孩到男生宿舍来找我，让我替她照顾一下，她自己要出去办事。那个小女孩五六岁的样子，眼睛很大，扎着两只羊角辫，太阳穴上泛着淡淡的青筋。当时的她固然没有一身金属链子，也没有密密麻麻的耳环。我问：“你叫什么？”她说：“我叫小米，陈小米。”这名字是我母亲取的。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却对农业生产保持了可贵的尊敬，因此我的名字叫杨麦，我妹妹的名字就叫小米。我总是想，假如她还有机会继续生下去，我的弟弟妹妹就会被叫做：稻子、高粱、土豆、绿豆、花生……可惜国家政策不允许，我们“家族”的五谷杂粮也就没凑全。那天我和小米在一起消磨了一个下午。我带了一些课外读物——《小灵通漫游未来》《飞向人马座》什么的，于是就趴在宿舍的床上看，也不跟她说话。小米很不安分，但也挺会自得其乐，东翻翻西翻翻，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在说什么。等到我看完一个章节的书，却忽然发现小米不见了。宿舍里空空荡荡的没别人了。我有点慌了神，就到宿舍外面去找她。走廊里、操场上都看了，来来往往的尽是大学生，并没有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我记得当时自己真是有点着急了，大喘着气往学校外面跑去。那个时候南京的江北地区特别荒凉，除了两三所大学和工厂，旷野上几乎没有人烟。我不知跑了多久，出了一身大汗，才在一条河边停住了脚。我看到小米正站在一座桥上，兴致勃勃地拿着一根木棍，在捅一只鸭子呢。那条河水流湍急，看上去声势浩大。而那桥呢，根本算不得桥，其实就是附近的农民平铺了几块木板在河上，很窄，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木板在小米的脚下颤颤巍巍的，连那只鸭子都害怕得缩成了一团，但她却好像没事人一样，专心致志地玩儿着。这要是掉下去可怎么办啊？我吓了一跳，想叫又忍住了，最后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唤她：“小米，小米。”小米一抬头，我赶紧又说：“别往下面看。”然后，我就壮着胆子跑到桥上，一把搂住小米，把她抱了回来。整个儿过程，小米都很听话，也不慌，仿佛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我呢，看到她神情如常，也就不想生气了——本来嘛，既然没掉下去，那就是没事了。我们安安静静地往大学里走，到了校门口，才发现身后跟着一只鸭子。原来它也被我“救”下了桥。可是那只鸭子后来的命运很不好。我母亲惊喜地把它领了回去，又在送我走的那天把它宰了。我、小米、母亲、母亲的新丈夫坐在家属院的一张露天桌子旁，吃这顿送行饭。大家都吃得香喷喷的，我母亲还说我吧唧嘴的坏习惯“一定是跟那个老粗学的”，但只有小米一个人不动筷子。她瘪着嘴，看着碗，脸都憋红了。母亲说：“小米，你吃呀，你不是最爱吃盐水鸭么？”小米就扔下筷子，跑到树下去哭了。原来这两天，她跟这只鸭子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看见朋友被大卸八块，还用盐腌了，心里自然很凄凉。我很理解她，却仍然没少吃。我想，小米一定会恨我吧，但这也没什么，反正我跟这个妹妹也没什么见面的机会了。对了，那天参加吃鸭子活动的，还有一个半大小子。他个头比我大很多，足足高了半头有余，脸上的表情却出奇地稚气，见人也说不清楚话。他是“我母亲的新丈夫与其前妻所生的孩子”。这个身份对于我而言非常绕弯儿，也非常拗口，因此我只顾梳理自己与他的关系，却连对方叫什么都给忘了。那孩子没上桌，但小米不吃的鸭腿给了他了。大个子便手持油汪汪的鸭腿，两脚踢踢踏踏地在空地上走来走去，也舍不得啃，而是像自由女神举着火炬那样频频“亮相”。然而没过一会儿，他便惹出了事端。大个子走到一株泡桐树下面，树上突然蹿下来俩八九岁的男孩，一把就将他的“火炬”抢走了。他自然不依，嘴里呜呜鸣叫，追着那俩孩子绕树而跑。他的步子很大，胳膊也长，没过片刻就抓住了男孩之一，勒令他交还鸭腿。“我的！”他说。按理说，十来岁的半大小子，又那么大个子，在小学生面前应该是非常有威严的。但也怪了，被抓的男孩非但不惧怕，反而对他吐吐沫、拳打脚踢，还把鸭腿扔到土里去了。“弱智、大呆鸟，我干你娘……”那男孩极其粗野地骂着，引得正在吃饭的我们都回过头去，紧张地看着他们。而大个子呢，虽然像拎个小鸡崽子一样拎着那孩子，却有些茫然失措，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了。那男孩骂得更凶了：“你娘都不要你啦，你娘去挨别人操啦，你爸现在操的不是你亲娘……”此言一出，我母亲和她的新丈夫都变了颜色。她的新丈夫有张戴着眼镜的瘦脸，那脸陡然拉得无比之长，长得下巴几乎可以抵达心窝子。而他们还没有说什么，那边大个子已经动作了起来：他只一按，就把男孩按到了地上，然后将躯干压上去，挥舞着拳头乱打。双方的身量相差两倍还多，别说打了，就是压也可能会压出人命来呀。嚣张的男孩转眼就没了人声，发出类似于小狗的哀鸣。我母亲夫妇像被按了电钮，同时从椅子上弹起来，扑向大个子。他们竭尽全力抱他的腰、拽他的胳膊，但他纹丝不动。后来又跑来两个校工，他们感叹着：“又发癫了？”同时扑上去帮忙。四个人手脚并用，生生将大个子从地上抬了起来。被打的男孩从肉山里露出来，几乎翻了白眼，一条腿不住抽搐。而人们却还顾不上这个“受害者”，因为大个子还在折腾呢。他一脚就把一个校工踹出了一丈有余，又一抡胳膊，将我母亲打了个大跟头。他同时嚎叫着：“我要妈！我要妈！……”那声音极粗壮，如虎啸一般，听了让人心胆一颤。于我而言，又有说不出的悲凉。我母亲他们几个大人前仆后继地和他搏斗着，那架势仿佛他们正在围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猛兽——只要放出来，他就会去杀人、去拆房子、去暴动。而大个子奋力挣扎的样子，也的确让人感到他们并不是小题大做。最后，在我母亲新丈夫的主动要求下，一个校工索性动起了兵器。他不知从哪儿拿出一根扳手，准确地击中了大个子的膝盖，迫使他因为疼痛而跪下；另一个校工则掏出绳子将他捆起来。虽然捆得乱七八糟，但好在绳子够长，大个子终于失去了反抗能力，却依然嚎个不停：“我要妈！”到了此时，我已经明白，这位“兄弟”的脑子是有毛病的。而他还有一个强烈的诉求，就是“要妈”——不是我母亲，而是他那个不知因何离开、也不知往何处去了的亲妈。他傻归傻，却还记得谁是他的妈。我不由自主地去找小米。她不知何时已经躲到了屋檐底下，瞪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我们——爸爸、妈妈、同父异母的哥哥、同母异父的哥哥。她眼里没有恐惧，只是在认真地看，使劲地看，仿佛在确认眼前的景象是不是真的。而当我母亲他们将大个子捆成肉粽并往平房尽头的一间储藏室抬过去的时候，我又忽然来了劲。这怒气是指向我母亲的：她不光把我给扔了，千里迢迢地跑到这个陌生而荒诞的地方给别人当妈，而且到了这里表现得还那样残忍。她可真不配当一个母亲。我那年少的孤独、惶然、既被父亲也被母亲冷落的悲凉，也一发涌了上来。我站起来，大踏步地走向我母亲，对她说：“你怎么能捆人？”我母亲一愣，说：“杨麦，你不了解这里边的情况。”我说：“捆人是犯法的。人生而自由，有尊严，有人权。我看你简直就像文革里的‘三种人’……”我母亲眨了眨眼。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对与己无关的事情如此激动，更没想到我小小年纪就从大人那儿学了不少政治术语，虽然词不达意，但也很能上纲上线。随后，她哼了一声，试图把我扒拉开：“边儿待着去，甭跟这儿裹乱。”这一扒拉，就把导火索给扒拉着了。我开始亢奋而动情地指责母亲，刚开始还追求义正词严的效果，后来就逻辑混乱、口不择言，以杀伤她为首要目标了。我翻旧账，说她对小时候的我也滥用过暴力，打过我；我诉新仇，说她把亲生女儿随手就扔给我，差点儿给丢了；我还戳她的痛处，说她将我和父亲抛下，跑到这边来结婚是十足地道德堕落，不仅愧对我们，同样愧对新家庭的成员。说这些话时，我既不在乎母亲新丈夫的反应，也不在乎小米的情绪。而我母亲刚开始还与我辩论，试图让我住口，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声泪俱下地指责了。与其说是我把她驳倒了，倒不如说是我那精神失常的样子将她骇住了。不仅是我母亲，就连大个子都不再叫唤了。他双手倒扣，昂着脑袋，好奇地看着我这个出于私愤的同盟军。我母亲的新丈夫呢，此时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倒是保持了知识分子“脸皮儿薄”的可贵品质。我忍不住朝小米的方向看过去，却发现那小丫头仍然不惊不惧，脸蛋绷出一团稚气的严肃，仍然瞪大了眼睛对着我们看，认真看，使劲看。我脑袋里出现了一个想法：这个妹妹倒是有点与众不同的。然而此念才一闪过，我的注意力便又转回到了母亲身上。我母亲披头散发，目光渐渐失了神，问我：“我在你眼里是这样一个人，干吗还巴巴儿过来找我？”我宣布道：“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对你的看法。”这话说得真是掷地有声。那一瞬间，我都惊异于自个儿的形象如此伟岸——在我母亲面前。而那天我离开时的姿态也是义无反顾的，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势。我连看都没有往回看一眼，就把母亲、她丈夫、大个子和小米全都抛在了身后。我在心里悲壮地告诉自己：杨麦，你得学会自己生活，学会独自面对世界——从现在开始。这就是迄今为止，我对我的妹妹小米的全部记忆。而如今，我已经在北京住了十几年，基本实现了独自过活的自我要求。这其间自有悲苦，却也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快意，而越到后来就越成了一种习惯。对于我来说，“人”固然免不了是一种社会动物，然而却非家庭动物；也正因如此，我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才多了一份空洞的淡然，就连女友离我而去，也没有激起我实质性的感伤。我跟我母亲呢，虽然不至于连话都不说了，但也仅限于形式主义的交往。在逢年过节不得不打个电话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地告诉她，自己考上大学了，自己大学毕业了，自己找到工作了……母亲也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把“关系”正式落到了大学附中，她们家从江北搬到了鼓楼附近，她即将光荣退休了……我们互相的讲述并不比档案里的“履历表”更加详细。而南京那一次见面，还给我和母亲的关系埋下了一种“定式”，就是几乎每说话必吵架。明明只想泛泛打个招呼就罢了，没想到说不了两句，忽然就锵锵起来。有的时候是我发难，有的时候是她出手，仿佛不吵个脸红脖子粗，不互相攻击一番，就对不起那点儿电话费似的。别人家都在合家团聚地吃饺子放炮，我们家则横跨长江两岸地骂街，这他娘的算什么亲人呀。而我也时常会想：或许我和我母亲天生就“相克”吧。要是这样，她主动把我扔了，倒也不失为一件善举，否则迟早得闹出人命来。关于小米呢，从母亲的只言片语里，我也只知道她比我小了正好十岁这个信息。现在，小米跑到北京来找我了。而看到她那身装束，我却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她。我被迫接受了“自己还有一个妹妹”这个事实。在常年独自一人的生活里，我却连家庭的感觉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知道，和女人谈恋爱，那并不能构成一个家。跟你睡在一起的姑娘，是拍拍屁股就能上床，再拍拍屁股就能滚蛋的；不管说多少煽情的话，第二天早上醒来，都知道那是假的。但家人不一样，就算说不了几句话，也需要句句保真。所以刚刚面对小米的时候，我自然是很难适应的。更何况，小米的突然出现，还向我揭示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那个世界封存着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封存着我的血缘关系，还封存着一对苍老的男女——他们也相互把对方都封存了起来。把我女朋友气走之后，我和小米没有了共同的对立面，彼此都感到有点茫然。我们发呆似地对视了几秒钟，我看着她身上犹在晃动的金属配件，不觉有些恍惚。然后，我坐回沙发上，把酒瓶子盖上，问她：“你爸还好？”“……甭提他了。”小米含糊了一句，反问我，“你爸还好？”“也甭提了。”我说完，又问她，“咱妈还好？”“还……好吧。”说完以后，我们又愣了一会儿。为了避免尴尬，我站起来，到冰箱里去拿了一听可乐给她。就算是暖冬，喝这种饮料也显得不合时宜，然而我家也只有可乐了，是用来调威士忌的。小米也不嫌冷，拉开拉环，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这时，我才想起与她之间的第二个话题。这个例行公事也是免不了的。我问：“来北京做什么？”我知道，她肯定不是来看我的。而在这么问的同时，我还作了一个决定：如果她编出什么虚伪的说辞，我就迅速找个借口让她滚蛋。现在有些小姑娘很不好，表面上装出一副叛逆的架势博人眼球，但骨子里却学得特别世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比四十多岁的老娘们儿还让人讨厌。我和小米是失散多年的兄妹，我还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呢。谁知道她会不会先说几句“血浓于水”之类的屁话，然后再拐弯抹角地让我帮她办事儿。办事儿其实没什么，说来也算亲戚么，该办还得办，但我就是受不了那种先煽情、再拿大词儿“逼”你的方式。好在小米痛快地回答我说：“我是来实习的。快毕业了。”“实习？”我问，“巴巴儿的跑到这儿来实习干什么？你们那边没有地方么？——对了，你是念什么专业的？”“新闻系，跟你一个行业。我妈，哦不，咱妈说我可以投奔你，让你给我找个实习单位。”这个答案倒是让我诧异。我可没见过她这副打扮的“新闻工作者”。并且，我和我母亲失和已久，她会把这个“妹妹”拜托给我么？这可不是我那为了保持孤傲而不惜决绝的母亲的风格啊。“我还以为你要去动物园‘练摊儿’呢。”我忍不住“刺儿”了她一句，随后笑了笑，“我也不算正经八百干新闻的，到报社工作纯属偶然。”“我知道你是学天体物理的，地球上暂时还没什么能供你研究的东西，所以只好找个地方混饭吃——不过你都能进报社，我就更没问题了。”小米丝毫不留情地反“刺儿”我，“我可不是混饭吃的。”我被她噎了一下，眨了眨眼睛，用过来人的口吻劝诫她：“以后你就会知道，报社其实根本不需要干‘新闻’的，一个都不需要——假如你说的‘新闻’是教科书上讲的那种‘新闻’。”她飞快地说：“那你答应给我找实习单位了？我就不谢你了。”我只好说：“看看再说，看看再说吧。”尽管仍对小米来找我的“由头”存有疑虑，但我在第一印象里，却并没有对她产生太多的排斥感。我觉得这小姑娘挺有意思。同时我还想：是不是比我小一轮儿的“孩子”都这样啊？他们见人不认生，大大咧咧，对谁说话都带了三分嘲讽，仿佛把什么都提前看透了。相比他们，我这代人好像自打生下来，就活在矛盾与挣扎中——其实也没什么刻骨铭心的苦痛，只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生生就“苍”了。而我父母那辈人呢？他们仿佛永远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活、应该怎么活，只不过当生活发生巨变时，其人生观的一百八十度转弯也毫不犹豫。他们天生具有揣着糊涂装明白的本事。那天晚上为了给小米接风，我带她去了簋街的“天一阁”饭馆吃水煮鱼和麻辣小龙虾。那两年，这类粗糙有力的口味非常盛行，并且在某些圈子（比如三流演员、歌厅小姐和媒体从业者）里，吃这样的东西居然还具有“时尚”的意味。而我名为请小米，一路上却不停地给那群狐朋狗友打电话，等到我们赶到时，包间里已经坐了一大桌子人。照例，又有几个从来没见过面的姑娘。看到那么多生的熟的、一律龇着牙大笑的嘴脸，我的心忽然踏实下来。我仍没习惯和小米单独相处。而朋友们见到小米，哄然发一声喊：“好个嫩果儿——你丫太没道德底线了。”小米偷偷问我：“嫩果儿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跟南京话里的‘潘西’差不多？”“都不是好话，你学这个干吗呀？”我说完转向那群人，“这是我妹妹小米，陈小米。”李无耻笑得比其他人更夸张：“又是妹妹，这是你第几个妹妹了？”“这次是真妹妹。”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扭脸看见肖潇也来了，一桌子人只有他没笑，就推推小米，“去，坐到这个正派绅士旁边去。”落座之后，李无耻等人又在拿“妹妹”这个话题穷逗，东一句西一句地调侃：“这位妹妹仿佛在哪儿见过的。”“妹妹也读诗么？”云云。小米有点尴尬，垂下脸来。他们又作惶然状：“好妹妹，再不敢了。”这么岔了无数句废话，大家才弄明白小米的确不是我的“情儿”，转而又对我们的姓氏产生了好奇：“为什么你姓杨，她姓陈呢？你们是姑表兄妹，还是姨表兄妹？”“都不是。”我看了看小米，开了个过火的玩笑，“我们这种兄妹是放在古代也不能结婚的那种，亲缘关系主要体现在名字上而非姓氏上——麦子和小米，你们懂了吧？”众人猜出了大概，好歹把小米当作我“真正的妹妹”看待了——但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好处。如果小米是我的“情儿”，他们还知道有的事儿能说，有的事儿不能说；可一听说她是我妹妹，他们就特意把我在男女方面的劣迹拿出来取乐了。而我也只好亦真亦假地顺着他们胡扯。“你要当心，‘木滋媚’老师又要写‘床评’了。在她这一季度的男性功能排行榜中，你的名次很靠后。”“成绩比我好的多半都吃了违禁药物，我正准备向奥委会申诉这件事儿呢。飞行尿检你们丫的。”“你冒充韩国游客勾引女大学生的勾当也得停一停了，韩国大使馆已经向我国公安系统通报了一个名叫‘嫖正欢’的骗子。”“我冒充的明明是朝鲜人，韩国人着什么急呀？”听到我们这么穷逗，小米刚开始瞪着大眼睛不说话，后来突然开口了：“哥，我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了。”“我是什么人？”“流氓呗。”李无耻等人愣了一下，旋即开始癫狂地大笑。他们是在为小米叫好，仿佛此言一出，她就算融入圈子里的气氛了。那震耳欲聋的噪音，几乎把饭馆的房顶都掀起来了。我也只好静静地等着这些鼠辈们笑完，然后挥手环指一桌人：“我跟他们一样，都是‘文化和媒体从业者’。”接下来，小米就活泛了许多。别人给她倒啤酒，要跟她干杯，她也“无耻哥哥”“贱人哥哥”地叫人家。也许是她那身打扮的作用，两个来路不正的姑娘掏出“摩尔”烟来抽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递给她一颗。一个姑娘随口问我：“你没那么封建吧？”我看见小米乐呵呵地跟人凑头点火，也只好说：“这有什么封建不封建的，法国女人都抽烟。”片刻，小山一样的麻辣小龙虾上来了。大家撸起袖子开吃，吃得椅子底下尸横遍野的。小米被辣得直伸舌头，用手不停扇着。我告诫了她两次：“挑红的吃，这玩艺儿本来就不干净，那种发黑的是已经死了才炒的，吃了闹肚子。”她说：“我知道。南京比这边更喜欢吃这东西，只不过不是麻辣的，是十三香。”但继续吃的时候，我发现她仍然不挑不拣。有的龙虾颜色明明已经很不新鲜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吃掉。我怀疑地问：“你是不是喝多了？”“没有呀。”小米无辜地抬起头，“你看我像喝多了的样子么？”我看了看她亮晶晶的眼睛，丝毫没有迷离之色，便也懒得再跟她废话，转而跟肖潇低声聊天。“我妹妹是学新闻的，你看看你们杂志社要不要实习生？……”我问他。肖潇像上海人吃螃蟹一样精细地剔着一只龙虾，头也不抬地回答我：“那跟着你不是挺好么？你那活儿多舒服，蹭吃蹭喝的还有人塞红包。”“我就觉得吧……对于她这个年纪的小孩儿来说，先在正经点儿的地方干一干，对将来有好处。”我顿了顿，又说，“而且我不想让她这么快就看不起我。”“我们比你也没好到哪儿去，还他妈不如你呢。”肖潇莫名其妙地激愤了一句。对他这种一贯温和的人来说，这样的语气不免吓人一跳。好在我也习惯了，我和他，还有李无耻，已经相识多年了。当初大学刚一毕业，我们就在同一家报社工作。在我好说歹说之下，肖潇终于同意带着小米“干两天看看”。他是我们这圈儿人里真正的“名记”，报道过两个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还把一个厅局级的“政坛新星”搞下了马。而且肖潇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工作态度近乎苛刻，对熟人朋友一概不讲情面。假如小米受不了他，就会主动结束实习，回南京该干吗干吗去吧。我瞥见小米手上夹烟、晃着银链子与人比划“老虎棒子鸡”的模样，不禁皱了皱眉，对肖潇补充道：“这小蹄子的轻狂样儿，我也颇看不惯……我们俩名为兄妹，但是压根儿没见过两面，否则哪儿会允许她变成这副样子……你该训就训，甚至可以把对我的不满全发泄到她身上。”“我对你的不满不是早发泄完了么？不殃及池鱼。”肖潇淡笑着摆手。接着，肖潇多喝了两杯，就借着酒劲儿说起以前那个朋友圈子的近况来。一个家伙调进了市委宣传部，现在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了；两个女孩改行当了娱乐记者，迅速改成了台湾口音，其中一个还办了个香港身份证；过去最瘦、胃有毛病的人居然开了个饭馆，还托肖潇请我哪天到他的店里转转，给写篇文章。他自然也说到了老岑。老岑是刚工作时我们共同的师傅，早就离了婚，还患有严重的肝硬化，已经不能再接着干了；但他闲在家里学会了上网，并且自己办了个“新闻论坛”，坚持用实名发表言论，跟踪以前报道过的案件的后续情况。这么做给他惹了不少麻烦，每年总有那么几次，他家窗户会被外面的人用砖头砸碎。去年冬天肖潇去看他，正好看见冷风灌了一屋子，老岑缩在床上，满面乌青，连医院都去不了。而他的房间里，居然还多了两只野猫，是从窗户的破洞里钻进来避寒的，老岑在被窝里哆哆嗦嗦，它们就在老岑的脚下哆哆嗦嗦。这样的境况自然让人唏嘘。我也挺动感情，跟肖潇碰了碰杯：“你们也得理解我……”“理解，否则我也不会来。”肖潇绷着脸说，“而且你说得也对，人嘛，也就几十年的活头儿，过得乐呵点儿，对得起自己没对不起别人，已然功莫大焉。”“骂人？”“实话实说。”“那就好。”我作厚颜无耻状笑了，“你要能有这个觉悟，我把我妹妹交给你也就放心了。”我和肖潇聊天的时候，小米已经和李无耻等人完全打成一片了。看得出来她很聪明，人家说的每一个笑话她都能领悟，而且还能迅速回敬一句。她和李无耻唱起了对手戏，你一句我一句，其他人只有听的份儿；他俩每一个回合的言语交锋，都逗得旁边的人哄堂大笑。而小米还占了年轻女孩的便宜，李无耻肚子里的“套路”虽然多，但却不能说得过于直白下流，所以以他纵横酒桌十余年的功力，居然只和小米打了个平手。小米又故作懵懂地说了句什么，却把李无耻给装到“套儿”里了。他们旁边的两个糙汉被酒呛得直咳嗽：“无耻啊无耻，你他妈的也有今天。”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感到自己有个聪明、漂亮的妹妹还是挺光荣的。“对了，”我又对肖潇说，“你带小米的时候，给她讲讲业务上的基本注意事项就行了，至于老岑当初告诉咱们的那套‘理想操守’之类的劳什子，就别跟她说了。”“这你放心，我只是一个记者，又不是传教士。”肖潇说，“其实你要光想让她见见世面，还不如把她塞到无耻的公司里去呢，无耻欠着你的人情，会给她开份儿高高的工资。”“这话也亏你说得出口，无耻的公司什么样儿你还不知道？整个儿一五毒俱全，我还怕哪天公安局把他那窝点儿抄了，把我妹妹也牵连进去呢。”我说，“我只希望她怎么来就怎么走，不指望她在这儿学什么好，但也不要真学点儿什么坏——最好回去以后，和我也再别有什么牵连。我们有十来年没见面了，今后的十来年也没见面的必要，我相信这对我对她都不算什么损失。”那天因为小米在，我们的饭局持续得不太长，并没有像李无耻所提议的那样折腾到夜里两三点。出门的时候，熟悉的服务员还诚恳地说：“谢谢您赏我们一个囫囵觉。”而到了门外，马路上的车还挺多，无耻一边打电话骂骂咧咧地叫他的司机，一边又邀请两个新认识的姑娘到他的公司“坐一坐，只是坐一坐”。肖潇也不跟众人寒暄，只对我摆了摆手，就拦了辆出租车径直走了。我和小米需要到马路对面打车，可我还没迈步，小米已经大踏步地走上了人行横道。当时正好是车行道的绿灯，一辆“日产”面包车呼啸而来，离她只有几米近了，才尖厉地踩刹车。幸亏我眼疾手快，一把拽住了小米的胳膊。“你到底是不是喝多了？”我对她喊道，“还是瞎啦？过马路也不看灯。”小米对我扮了个无辜的笑容。等到上了出租车，她才嘟囔了一句：“厉害什么呀，不就是一哥么。”我那套半新不旧的一居室，是“幸福大街”地区比较早的商品房，格局老旧，利用率偏低，花了五十多平米的钱，只能获得三十平米的使用面积。这房子另外一个很大的缺点是没有电梯，而我又买在了六层。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从医院走回家门口干脆就爬不动了，索性睡在了楼道里，次日早上吓得那些早起晚归的上班族嗷嗷直叫。那也是我唯一一次为独居生活感到凄惨，还黯然地掉了几滴泪。但饶是如此，我仍庆幸当初果断贷款买下了这套房子。此后的几年里，房价涨得厉害，假如我拖到现在才出手，恐怕连这样的破房子都买不起了。有时走在楼下，看着房产中介贴出的“最新房价”，我还会既猥琐又悲凉地想：妈的，我居然也成改革的受益者了。房子只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厅，所以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自然装模作样地发扬风格，让小米睡卧室：“别嫌我脏，实在不行可以喷点儿你前嫂子剩下的香水。”小米却坚决不同意：“我不睡那儿，‘膈应’得慌。谁知道你那床上睡过多少个人。”从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发现她说话很特别，明明是江苏普通话，但却总夹着几句北京方言。这大概是从小跟着我那个“大宅门儿出来的”母亲过的结果。而我呢，刚来北京的时候，说话还带着西北人的“拙”劲儿，现在却也是一嘴并不标准的京腔了。我们父母那辈人有句名言：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我们呢，却完全相反，是毫无目的地飘向了五湖四海。从口音上来讲，我和小米都是没有根的人。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仍然感到恍惚，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接受了“有一个妹妹”这个事实。这个妹妹正活生生地睡在我客厅的沙发上。因为厅小，沙发在摆放的时候，只能转一个弯，所以小米睡觉的时候势必要蜷起身子来吧。女孩的这种体态，总是让人心软，不管她打扮得招不招人喜欢。我还是没想明白，是什么让她突然决定来找我的呢？按说她在二十年出头的生命中，只跟我见过一面，就是完完全全把我忘了也并不奇怪啊。那么她到北京来，真是她所说的“实习”这么简单么？另外，小米过来找我，应该是和我母亲商量过的结果吧，可母亲为什么没给我打个电话呢？就算我们母子的关系已经恶劣到“说话必吵架、吵架必骂街”的地步了，可这种事儿，母亲也该对我通报一下啊。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和她的“关系”了。尽管我对肖潇表示希望让她“怎么来就怎么走”，但小米毕竟不是一个寄存在我这里、无需开封验货的包裹啊。她会走路，我就必须看着她移动；她会说话，我就难免跟她对话；她会想事情，恰好我他妈的也长了一个不太好用的大脑……总之，屋里多了一个和自己有血缘联系的大活人，我还真得学着跟她互动、相处。再想得具体点，我需要跟她谈谈么——比如学习、就业、生活什么的——就像真正的兄妹那样？如果她足够谦虚，我是不是还应该对她的穿着打扮、形容举止坦率地表示一下看法呢？鄙人虽然不才，但对异性的品位要求还挺事儿逼的，长期以来一直心仪那种气质高雅、有大家闺秀范儿的姑娘。我曾在多个场合公开明志：“我要生在建国以前也会参加革命的，但革命的动机跟一般人不同。我是嫉妒老蒋霸占了‘美龄儿’。”而在有女朋友的时候，我执意称她们为“达令”。这里面自然充满了不自量力的意淫，但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姑娘家就是应该端庄点儿嘛。而小米……还是那句话，如果她是跟着我长大的“亲妹妹”，我可断然不会让她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破洞衣服、骷髅帽衫、还染发、还鼻钉……这都什么呀，简直就是家门不幸。但是我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的结论是：即使谈了，我们也未见得能够建立起亲人之间应有的默契。况且，这种默契也并不是我这样一个人所需要的。要知道，自从独立生活以来，我已经成功地将“家庭”这一概念转化成了一根电话线和每年的几张汇款单。对于这一点，我毫无愧意。我还可以坦言，自己给母亲寄钱并不是出于孝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报复与羞辱。我的潜台词是：你看，被你扔掉的儿子在供养你呢，请你昧着良心、觍着脸享受生活吧。寄这些钱，也仿佛使我获得了肆无忌惮地怨恨她的权力。每次汇款，我都没有通知过母亲；填写单据的时候，我总是力透纸背，心里充满了恶狠狠的快意。就这么杂七杂八地想着，我居然失眠了。多年前那种为了未知的人生而忐忑的心境，又回到了我的身上。看了看表，已经两点多了。我翻身起床，想把白天剩下的那半瓶红酒找出来喝光。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摸黑从茶几上找到了酒瓶，这才往沙发上扫了一眼。小米居然不在那里。我诧异了一下，想叫她，又忍住，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最后在阳台找到了她。小米把我给她准备的被褥铺在了阳台的地面上，就钻进去睡着了。一居室的阳台自然也很小，又堆了很多旧杂志旧报纸，留给她躺着的地方，也就是宽不足一米的一小条儿。她的脑袋旁边还竖着一排空酒瓶。北京的冬天从来很脏，晚上并无月亮，但附近一个高楼顶端的飞机导航灯却一闪一闪的，把光投射到小米的脸上。在光下，她那顶着“板寸”的额头亮得晶莹剔透，嘴巴嘟着，像是心里跟谁较着劲。我则拎着酒瓶子，靠在阳台的门框上看着她，看了十几分钟之久。直到这个时候，在夜阑人静之际，我才正式把小米和“妹妹”这个概念对上了号。妈的，我有妹妹了。而当我想要转身回屋的时候，小米忽然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翻了个身，一只胳膊也露到外面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弯下腰去给她把被子掖好。第二天早上，我问小米为什么有沙发不睡，非要睡阳台呢？她的回答是：“南京那边冬天没暖气，你屋里的温度让我不适应。”但我怀疑，她也许只有在一个狭小、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才能睡得踏实吧。从心理上讲，这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我也并没太在意。有这种小怪癖的人多了。比如我刚开始工作时的师傅老岑，早年间父母都“下放”了，他则被安排到一个木材厂里当工人。别的工友都有家有室的，只有他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又干不了什么重活儿，所以晚上就被派去看仓库。老岑告诉我，仓库里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他心里明白，那黑暗是无比宽广的黑暗，你不知道哪个角落里会藏着什么东西；老鼠啃木材的细碎之声不时传来，这更让一个孩子感到恐惧。因此，老岑从那时候起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坐是躺，脸都要正对着门才行。看着门，他感到自己一旦有了危险，就可以在第一时间逃跑，恐惧也就没那么严重了。这个习惯看似不起眼，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会给老岑带来麻烦。每一次赴饭局，他一进包间，都要径直坐到正对门的那个座位上去。而这个座位一般都是“主座”啊，不免会让在座的领导心里很不爽。我刚上班的时候，单位那个头发亮得像狗舔过的“副科级团委书记”就挤眉弄眼地对我说：“细节，细节决定前途啊。你看老岑，他就是反面教材。”那厮如此热心地劝诫我，大有把我当成“自己人”的意思。他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世界虽然只有一个世界，但在不同的人眼中却是相反的。一些人的真理注定是另一些人的狗屎，而且就算习惯了吃屎，屎的味道也不会变成甜的。在新记者分组的时候，我坚定地请求老岑“带”我。那时候，想跟老岑的还有肖潇，但老岑却觉得他的性子太温软了，并不看好他，只让他干些案头的杂活儿。令老岑失望的是，后来退出的反而是我，肖潇却接了他的班。话还是得说回小米。既然她执意睡阳台，我也就承认了这个事实。我认为，亲人之间最大的障碍其实来自于一方一厢情愿地用主观去揣测另一方。越是强势的一方，越习惯于这样做。有血缘关系怎么啦？那也不说明你冷就是她冷，你热就是她热，你喜欢就是她喜欢，你厌恶就是她厌恶。双胞胎还有因为这个原因而老死不相往来的呢。既然我认可了小米是我妹妹，就更不能让我们的关系变成各自的负担。这也是我想要对她采取的基本态度：她来了，我给她提供一个睡觉的地方；她走了，我就迅速把她忘了；能帮上忙的事儿我也帮一把，但决不上赶着给她充当什么“人生导师”——那种嘴脸只适合李无耻之流诱奸懵懂女青年，对自个儿妹妹犯不着。再说句不好听的，别说小米只是看起来像一个不良少女，她就是真变成一女流氓，那也不关我的事儿呀。操心也该我母亲去操。我母亲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关心过我，如今小米要是让她很头疼，那也算是“现世报”。活该！而多少年以后想起小米，我脑海中冒出来的第一个形象，仍然是她蜷在我的阳台上睡觉的样子。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与其说是认了一个妹妹，倒不如说是养了一只猫。本着“由她自生自灭”的既定原则，我和小米住在了一起。然而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一原则完全是我的一厢情愿。想不相互影响是不可能的。吃饭是第一个问题。我那房子除了公摊面积，还有一块儿白掏钱的地方就是厨房，因为我基本上没自己开过伙。这固然是生活状态决定的：以前一直在上学，吃食堂；上班的头几年干的是特别报道，忙得没昼没夜的；后来堕落成了一个媒体混子，却调进了“美食版”，从事猪八戒修成正果之后的事业，这就更没有自己动手的机会了。有饭局的时候，我就敬业地出去胡吃海喝，没饭局便干脆在附近的街上随便凑合，哪怕吃“麦当劳”也可以。好在常年没家的生活让我的胃和嘴并不挑剔，除了犯过一次急性胰腺炎，也没出过什么大毛病。小米来了以后，再有人打电话叫我赴局，我便也带着她一块儿去，进了屋介绍一句：“这是我妹妹，来蹭饭的。”而后我叮嘱一下小米“拣好的吃”，就此不再管她，自顾自和人推杯换盏。有两次我喝高了，回家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正好把午饭也给省了。“桌上有零钱，你要饿了就到楼下吃面条。”我闷在被子里，嗡声嗡气地对屋外喊一句，然后继续睡。这么过了几天，李无耻又要宴请一个电视制作公司的副总，打电话让我过去作陪：“六百块钱一位的自助，象拔蚌管够，对儿虾也是真正的天津产。”他还特意让我带上小米。我说：“那当然好，多吃你丫六百是六百。反正有我在，你也休想对她动什么歹心。”快到饭点儿的时候，小米却出门不知干吗去了。她又没有手机，我站在阳台上，扯着嗓子嚎了几声，才把她从附近的林荫道上叫出来。她的手里拎着个布袋子，挺吃力的样子。我让她直接拦一辆出租车等我，她也没说什么，就消失在楼的侧面了。过了几分钟，我正要下楼，门忽然被敲响了。我打开门，看见小米还拎着那只大布袋。布袋鼓鼓囊囊的，两棵大葱探出头来。我愣了愣，还没说话，她就径直进了厨房，乒乒乓乓地把菜和调料拿出来，然后投了条抹布，开始擦煤气灶上的浮土。我感到挺有意思，追过去问：“你不想吃对儿虾么？”“不想吃。”小米一边干活，一边说，“我想吃自己做的西式烩牛肉。”“这个菜最好不要用外面买的番茄酱……你真打算自己做？”“那当然。料我都买了。”“何必呢？多麻烦。”小米直视着我说：“我不爱看你们互相应酬的模样，觉得特没劲。看多了脑仁儿疼。”这个理由倒是很让人认同，只是何必说得这么直接呢。我眨了眨眼睛，转到客厅里，想穿鞋又放下，转头讪讪地问她：“那我呢？”“你随便。反正我蒸两个人的饭，你爱吃不吃。”小米头也不抬。真不知道她这副赌气的神气是从何而来的。这时候，李无耻打电话来催了：“嗟，来食。”“别叫爹别叫爹。”我犹豫了一下，回绝了他，“我不过去了，家里有饭。而且你们谈的都是男盗女娼的重要事务，我在桌儿上干‘哨’着算干什么的呀。”听到我不出去了，小米的情绪忽然就阴转晴了，炖牛肉的时候还笑盈盈地舀了一勺汤让我尝味儿。我想帮她拌沙拉，她也坚决制止了我：“都我来，你看报纸去吧。”等到饭菜出锅，她小心翼翼地捧着大瓷碗，放到桌上问我：“颜色怎么样？”“那么关心颜色干吗？”“色香味么，色在第一位。你是美食版的编辑，肯定比一般人挑剔。”“你太高看我了，我干这一行，只是因为武功尽废，干不了别的……再说了，家常菜么，可口是最重要的，其他的穷讲究一概没必要。”我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一边嚼着小米炖的牛肉。“怎么样怎么样？”小米带着孩子气的紧张问我。“这个菜没炖出狐臭味儿，那就算成功了。”我点头，“给我多盛点儿饭。”这倒真是一个让人惊奇的现象。按说小米这个“范儿”的女孩儿，肯定是不会做饭的啊。没想到她的手艺居然还可以，两三个菜都做得有模有样的。她干起活儿来也很麻利，土豆皮削得极薄，一点儿也没浪费。我想，这会不会是我母亲的潜移默化呢？虽然对母亲的具体形象早已淡忘，但在我的感觉中，她应该是那种挺讲究、很会操持生活的人。而我的性格无疑随了父亲，日子过得粗枝大叶的，到外地出差也从来不带盥洗用品。这种习惯上的差异，大概也是他们离婚的原因之一。吃完饭之后，小米仍不闲着。她不光刷碗拖地，更是往塑料盆里倒了半瓶洗洁精，将我那不开伙的厨房整个儿擦洗了一遍。看着锃亮的瓷砖，我不禁一阵恍惚：她不会打算就此把饭做下去吧？结果还真是如此。小米勒令我往柜子上放了几百块钱作为菜金，而她每天的任务也多了一样：买菜做饭。因为执意要买新鲜菜，她也从来不像中国人所臆想的“欧美生活”那样，将几天的食品都买好囤积起来，而是坚持每顿饭都逛一趟菜市场。为了表现她的确胜任此项任务，小米还刻意变着花样饲养我。“想吃什么跟我说，别怕麻烦，反正我实习之前这几天闲着也是闲着。”她拎着菜篮子出门的时候，每每这样说。这个态度却让我莫名其妙地害怕。如前所述，我认为亲人之间的第一原则是“不要互相成为羁绊”，而小米虽然让我足不出户即可饱食终日，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生活。那些突然约上门来的饭局，我就不能说去就去了——厨房里的砂锅正冒着热气呢，人家好不容易把猪蹄子洗干净了，你好意思视而不见地出门么？这种情况一次两次还好，三次五次，外面那些“攒局”的人就有怨言了，见了面就攻击我：“不就是一会写字儿的‘七把叉’么，摆什么谱儿啊？真把自己当角儿了。”除了吃饭，别的事情也同理。再打个比方，我的房子虽然是个标准的“鸽子笼”，但却摆放了五六个烟灰缸，因为我在电脑前忙活、看盗版电影以及拉屎的时候，都习惯抽上一两颗。日积月累，每个烟灰缸都被烟屁股塞得满满当当的；人从旁边走过，会带出来小股烟灰，落到地板上。小米刚住进来的那两天，时不时地会打个喷嚏。于是，她便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给地板也来了个大扫除。她头上扎着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蜡染头巾，跪在地上，用动画片里“一休哥”的姿势推着抹布，在屋里爬了好几个来回。大功告成之后，她站起来捶着自己的腰：“再老的房子，只要亮堂起来，就不那么难看了。”看着一个浑身破洞、戴着鼻环的姑娘像家庭妇女一样劳动，我不由得感到这场面很不真实，同时又有几分滑稽。我对小米感叹：“真不像你这个风格的人该干的事儿啊。”“我什么风格啊？扔人堆儿里无非是尘归尘土归土。”她仿佛对自己的怪异装束没有意识，啪啪地拍着手继续说房子，“我只是觉得既然是个家，那就得有个家的样儿。”小米的话有两个意思：一是她印象里的“家”应该干净整洁，二呢就是她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后者简直吓得我不寒而栗。而屋子就此干净起来以后，我抽烟的地方就只剩下阳台了。作为一个有起码素质的人，我得学会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啊。这对于我来说，无疑又是不适应的过程，有的时候我刚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来，一想到必须得离开室内，心里就“腾”地蹿上来一股邪火。凭什么呀？这可是我家，怎么冷不丁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妹妹，我在这儿就没有自由了？对于我来说，小米并不比楼下那个卖煎饼的驻马店姑娘来得熟悉，她又有什么权力如此直截了当地闯进我的生活，并用不可抗拒的姿态来干涉我、限制我呢？我的烦恼还不止上述两点呢。就连我扔在床头、沙发扶手上以及卫生间里的闲书、杂志什么的，也被小米统一集中起来，再按开本大小塞进了书柜。这无疑妨碍了我装孙子以及“自学成才”的进程。要知道，那些书籍看似扔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其实却有着内在的规律：随手放下的书，正好适合随手捡起来接着看；而且无意之间，一本书往往会出现在它最适合被阅读的地方。现在可倒好了，在自己家看书都得像阅览室管理员一样忙活一番。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偶发激情，想要读一读那本三个月只看了十来页的《存在与虚无》。这种兴致简直就像老年人的勃起一样难得，怎么能让我不拍着屁股往茶几跑去呢？然而沏好了铁观音才发现，书不见了。我又返回卧室，扒着书柜上下求索了十分钟，才在顶层的《朗文英汉字典》旁边找到了那本“海公公”的巨著——而这个时候，我的学术兴趣已经无可逆转地软了下去，一个字儿也读不进去了。更尴尬的是，有两次我跑进厕所，却发现原本放在那里面的杂志不见了。而括约肌又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只好空虚地望着窗外的树梢，度过了那十几分钟。没有文字陪伴的大便，是多么地寡淡无味啊。我觉得自己必须表表态了，便对小米抗议：“你能不能别再乱动我屋里的东西？”“怎么叫乱动啦？”小米反驳，“正因为我动了才不乱呢。你瞧你以前把东西摆的，跟让人抄过家似的。”“那叫看似大乱实则大治……毛主席就从来不喜欢别人收拾他的书房，那会影响他老人家的思路并导致大脑昏聩的——这将造成多大的恶果，你懂么，小同志？”“别跟我拽这个，你又不是毛主席。”她犟嘴，并试图转移话题，“而且我觉得你把《收获》杂志放在马桶上也特别不尊重。”“再给你讲一个道理：最好的文学就应该是‘屎伴侣’。”我厉声把话头拉回来，“再者，我需要一个大开本的读物来扇风散味儿……不许笑，严肃点儿，我跟你谈正经事儿呢——小米，你影响我的生活了。”小米低了低头：“我只是……不想在你这儿当个吃白食的。而且我要替我妈——也是咱妈——来照顾你。”这话说得我心里怦然一颤。也是，人家小米任劳任怨地忙里忙外，没功劳也有苦劳呀。我要是再跟她发脾气，那不成浑蛋了么？我又想：难不成小米其实是我母亲派来的？她良心发现了，觉得对不起我这个儿子了，就叫“妹妹”来伺候我？但是再想想母亲和我打电话时恶语相向的劲头，我却丝毫没察觉出她的“悔改之意”啊。况且，妈妈呀，你哪里知道，这反而会让我不舒坦。我比其他人更加难以适应有人顾有人管的生活，恰恰是因为这些年自在惯了。说句矫情的话，我已经学会“享受孤独”了。至此，我算是理解那些和家人势同水火的朋友的心情了。他们一听见诸如“还不是为你好”“咱们是一家人”之类的话，就会精神紧张、脾气暴躁，一副有气没地儿撒的样子。这是由于亲人对你的限制，并不是专政机器式的强力束缚，而是那么温乎乎、软绵绵，甚至含辛茹苦地就把你给制服了、改造了，把你的自由给剥夺了。你明明不爽，但却只有他妈的感动的份儿。跟俗歌儿里唱的一样，这就叫“爱的代价”。再想想我和前女友，之所以能把关系维持两年之久，最大的原因也是当初约好了“谁也别管谁”吧。她偶尔在我这儿过夜的时候，也从来不干活儿，顶多在屋里实在没处下脚的时候打电话叫个小时工。这种跟“贤惠”一点儿边都沾不上的表现，却还了我一个自在。从这个角度看，小米说我们只是“姘头”，还真是有道理。很快，更让人无法忍受的状况就出现了。小米不光在生活习惯上干涉我，甚而要在别的层面上对我品头论足了。度过了和前女友分手的失落期之后，我虽然迅速恢复了嬉皮笑脸的常态，却仍然没有去上班，而是将大段的空闲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私活儿之中：一天到晚在电脑前面鼓鼓捣捣，或者打电话跟人云山雾罩地“侃业务”。有的时候我正在忙，忽然感到小米站在我身后，默默无声地看着我。我自然感到别扭，但也故意僵着不跟她说话。如此几次之后，小米终于开口问我：“你怎么也不去上班啊？”我解释：“我这种工作性质，基本是半拉自由职业者，在家干活儿一样为人民服务。而且你看见了，我一天到晚也没闲着。”“嗯，不上班也罢，反正你给报社干的事儿我也算看明白了，不就是拿了饭馆儿的钱再给人家组织软广告么？”小米轻蔑地说，“我感兴趣的是你‘自己’在干什么。”“我还在别的杂志开了两个美食专栏，另外兼任北京电视台的《香死你》栏目的编外策划……”我犹豫了一下，拿出自己过去“喇蜜”时常用的说辞，“不要看不起这些工作，食文化也是文化对不对？等到我将来把写过的东西结了集，那也是作家了……”小米简洁地打断我：“那不还是写软广告的么——充其量算一编菜谱的。”我转过身去，看见小米的表情略显失落。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以前也有些心高气傲的姑娘“揭露”过我，但我并没觉得受到多大的伤害啊。用李无耻的话说：“这没什么，顶多是丧失了一次诱奸的可能性而已。”然而小米这么说，带给我的感觉却全不一样。我开始气闷，而且冒冷汗了。归根结底，因为她是我的妹妹吧，我混得虽然不怎么样，但却不愿意在她面前丢人。我想，她也希望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哥哥。于是，我也赌起了气，把电脑上的文档关了，紧接着打开硬盘里储存的一个程序。“看看这个。”我指着花里胡哨的界面，对小米说，“怎么样，漂亮吧？我的创意。”那是一个“网站”的首页，至今还没有上线，仍在完善之中。网站的主题和我的日常工作一样，还是怂恿人放纵口腹之欲，我将它命名为：中国吃货网。而令人骄傲的是我为这个网站设计的“运营模式”。小米一边看着，我一边滔滔不绝地为她解说。那些话我在心里已经设计了无数遍，因此讲起来非常流畅、充满激情，简直像电视里曝光的那些传销犯一样：“不要光看这个页面的风格，我承认，我不是专业的美编，设计得多少有些俗气——只是大块的肉的堆积，让人想起春节晚会的群体舞蹈节目。但是我也有我的特色呀，就在这个网站上线之后的运营模式上。运营模式你懂么？说白了就是靠什么赚钱。干了这么几年餐饮口儿，我已然摸清了那些白领阶层食客的消费特点，那就是：毫无品位还假装有品位，偏爱扎堆却假装不流俗。一个个事儿逼呵呵的都跟意见领袖似的，但到头来，还是流行什么就非要吃什么。比如那天咱们去的那个火锅店，好在哪儿呀？有点儿名气而已。而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些其实也不那么差的、只不过暂时生意还不太好的饭馆，推荐给他们呢？那就完全可以在某些圈子里制造新的、小小的‘美食潮流’。为了招徕顾客，我们可以跟饭馆说好，给他们打折，还可以推出便宜的特色菜套餐嘛。只要凑够一定数量的客人，饭馆就有得赚，吃饭的人也落了便宜，这不两全其美么？当然，我们也是可以从中盈利的……”在我的鼓动之下，小米果然听了进去。她的眼睛放大了一圈儿，点头道：“有道理呀。”“那是。”为了表现自己“着实了得”，我进而把话题引向了更“虚”更不靠谱的层面，“刚才说的还只是小本经营的阶段呢，假如真的‘做起来了’，后面还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新发展，比如说——你听说过融资么？风投呢？没听说过也无所谓，你只需要感受一下这些字眼儿牛逼哄哄的气氛就可以了……诚然，国外的互联网泡沫已经破灭，但中国还方兴未艾啊，市场的热度仍然足以造就一批走狗屎运的疑似诈骗犯——上次跟咱们一块儿吃过饭，胳膊上文着阿迪达斯商标的那个二逼你还有印象吧？他就是办了个专卖各种球类的网站，被东莞的一个代工厂收购了，几乎白捡了几百万。我的点子比他好多了，也未见得没有那么一天——七位数啊，你想象过么？”对于那种一张嘴就爱说出巨大的数字，在公共汽车上打电话也要聊一聊“华尔街那边动向”的家伙，我曾经持着极端嘲讽的态度。记得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某厮在饭局上大谈“联想公司每年投入宣传的费用高达一个亿”，我却故意用《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口气播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七万亿”，然后挑衅地看着对方说：“比你多了好几个‘零儿’呢。”那个企业小头目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在座的老岑等人却被逗得直咳嗽。但是现在，我对小米这样夸夸其谈，同时畅想着自己尚不知在哪儿的荣华富贵，却也有了一瞬间的目眩神迷。妈的，谁都不能免俗啊。果不其然，小米作为一个在校生，可能还没见过什么“张嘴就能说出五位数以上”的主儿，她被我的构想“震”住了，半张着嘴，重新审视电脑屏幕。现在在她眼里，页面上的那只东坡肘子就要比人腿都值钱了吧。我也心满意足地靠在椅背上，笑眯眯地对她说：“所以说，你哥哥我并不能算作一个混子，甚至把我归到凡人堆儿里都委屈了呢。对于我这样的人，财经杂志上是这么称呼的：青年创业家。”“照片上穿着西服端杯洋酒、斜着肩膀对公众睿智地笑着——那种人？”“也可以故意踩着拖鞋出镜，但画面背景必须得是博鳌论坛的那片海滩。”我顺着小米的思路得意地自嘲，“当然，那得是‘事成之后’了，现在八字儿还没一撇呢。我想说明的是，我还算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希望你能了解这一点。”没想到，小米随即眨了眨眼，有点拖长声地说：“说来说去，不就是想挣点儿钱么。”她的口气有点轻蔑，我登时警觉起来：“那有什么不好？”小米露出更加好奇的表情：“你能跟我说说，万一真挣着钱之后，你又想干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有点儿犯难。我总不能说“回馈社会”吧，如果是那样，又何必从社会上把钱“搂”到自己手里呢？这不是多此一举么？李无耻那种理直气壮的俗人，倒是会大大咧咧地回答：“吃贵的喝贵的操贵的，就是要气死那些平头百姓。”但这种说辞对于我来说，也有点违心啊。我还纳闷，小米为什么会问出这种话呢？到底还是年轻啊，她还处于那种对凡事都要多探究一步、热衷于对生活刨根问底的年纪。而在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人那儿，“挣钱”已经是一个终结性的状态了——最起码，在挣着钱之前考虑挣着钱之后的事情，这显得特别矫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小米开了口，问题就在这儿了。我还真的皱着眉头想了想，最后说了一个比较诚恳的答案：“真有那么一天，我就会歇着，什么都不干吧。”“光歇着？”“光歇着。在中国乡下，要不加拿大或者新西兰的小城市也行。反正坚决不去那些全世界人民的梦想之都，那不是过日子的地方。到了人烟稀少之地，我会买栋小房子，再弄辆丰田皮卡，每天下午遛狗的时候把脖子晒得红红的……”“这种没追求的小日子……跟混吃等死有什么区别呀。”小米不以为然地撇撇嘴。我说：“这你就不懂了，你毕竟没到我这个年纪，好多事儿还没经过……而且人呐，从哲学上讲不都是向死而生么，我只是想选择一条愉快的寻死之路。”幸亏这时候厨房传来咕嘟咕嘟的声音，小米炖在煤气灶上的汤滚了起来。她忙不迭地跑出去拾掇，才算结束了我们这次讨论。我看着电脑愣了愣神，忽然意识到，我和小米刚进行了一次“触及人生意义”的谈话呀。犯得着么？俩人大白天的聊人生。她是幼稚的大学生，我可不是。再想想小米临走前那倨傲的眼神，仿佛把我的本质都看透了似的。按照她的逻辑，我是不是应该为自己“过小日子”的愿望而惭愧，并且拜倒在她那些好高骛远的“理想”（假如她有的话）之下呢？这么想着，我不由得呼吸变短、心跳加快。我在心里反驳小米：你才活了多少年，装什么“大个儿的”呀？恰恰因为没经见过什么事儿，才自以为聪明，自以为生活的道理都站在自己那一边，这是如今二十啷当岁孩子们的通病。与此同时，我的手指下意识地动了动，关掉了“中国吃货网”的程序界面，打开了一个网址。这是老岑退休之后创办的“真相论坛”的主页。比起上一次浏览，论坛的内容又有了更新：五年前就已经报道过的一伙儿人贩子，依靠着“带头大哥”与公检法机关的“内线关系”，居然时至今日还未被抓获；而这期间，他们又向各个城市的乞讨团伙输送了儿童与残疾人共计百余名；粤北地区的那个外资化工厂仍在排污，下游村落的重金属中毒事件愈发触目惊心，照片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躺在自家门口，半边身子的表面已经全烂了，手指头只剩了三根……这些都是纸媒不敢“发”出来的内容，现在有了网络，倒是为老岑提供了报道的途径。这个论坛仿佛在提醒我：眼前的生活皆是幻象，幻象背后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恶”在横行，有人在受苦。而老岑作为致力于揭开面纱和将我们引入“真实”的人，他的形象就多少具有了圣徒的意味。当然了，我也并不是说他的情操有多么高不可攀——中国式的圣徒，其决定性的动力往往不在思想，而在其经历之中。“文革”期间父母惨死、在单位屡遭打压与排挤、常年病痛的折磨、结发妻转眼成了分飞燕、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出车祸去世……噩运连串到来，并且在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着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这些经历大概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潜意识：即使愿意对生活妥协，日子也不会得到好转。因此，他的信念反而被加强了。这是自暴自弃式的奋起和抗争。老岑变成了嘈杂时代里孱弱而孤独的异端，他被世界折磨得够呛，却还妄图靠一己之力改变世界。而没有他那种苦痛经历的人，恐怕都会眷恋着繁花似锦的生活吧——哪怕明知它是幻象。我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他的影响下，我有那么两年的确活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激昂情绪里，然而随着年齿见长，所谓的“理想”烟消云散，离开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只不过，时至今日，我和李无耻、肖潇他们这些人，仍然保持着匿名为老岑捐款的习惯。过去是大家凑了钱，由肖潇给他带去，供他治病和外出“做调查”；后来，老岑办起了论坛，工作的重心也逐渐从当记者时的“揭黑幕”转向了利用网络帮助那些恶性事件的受害者。而他收到的最大的几笔匿名捐款，都来自于我们——李无耻被“强征”得尤其多，动不动就上万，我和肖潇的理由是：“谁让你丫当上中国的富人了呢，你得给自己赎罪。”李无耻的回答是：“权当我比别的富人多信了一个菩萨吧。”我从老岑的主页点进募捐的页面，把前些天一个饭馆发的“车马费”汇到了他创办的“救助基金”名下。与此同时，我突然想到：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打开老岑的网站给他捐款呢？难道不是想向小米证明，自己还是有“追求”的，并非小富则安、混吃等死的鼠辈么？那么干吗不告诉她、“做”给她看呢？难道我已经不好意思向别人展示自己的“善”了么？还是害怕小米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你敬佩老岑，为什么不跟着他干下去呢？如果她问了，我也许会对她解释：老岑这种人只能敬佩，不能效仿……但她如果再问一个“为什么”，我又该如何回答呢？我的心态，究竟是自卑呢，还是自傲？小米的“为什么”搅得我头疼。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有点儿不想跟她相处了。我得想个办法把她“支”出去。这个念头反而催促我实践了对小米的诺言。我拿出电话拨了肖潇的号码，问他什么时候能接受小米过去实习。肖潇仿佛正为什么事儿忙着，他从吵闹的办公室走到楼道里，沉郁地告诉我，他希望带一个能吃苦的帮手。我让他放心，小米要是敢在他们那儿耍骄娇二气，我就直接让她“滚回老家去”。最后，我又问肖潇，他们报社是否能给实习生提供集体宿舍。很遗憾，没这个待遇。然而，我很快就有点儿自怨地发现，我对小米也涌动着好奇心。当小米待在我家里的时候，这种心态并未显现，被压在了吃饭、说闲话，以及我因为她而产生的烦躁之下。小米一离开，好奇心便浮上来了。接到肖潇那边的实习通知之后，小米立刻就出门“上班”去了。那天早上，我送她到隔壁街上的公共汽车站，路过早点摊的时候，又买了两个鸡蛋灌饼，陪着她边啃边等车。因为心情如释重负，我口齿不清地唠叨了不少话，鼓励她“多学点儿有用的本事，别老听男编辑讲黄段子”，还教了她两招校对、接热线电话的小窍门：“好好领悟，这点儿技巧已然能帮助你在实习生里脱颖而出了。”不知为什么，小米却怏怏的：小口啃着早餐，眼睛垂下去，盯着皮靴的鞋尖。风吹过来，吹得她立起来的衣领直抖，耳朵上的那圈金属环也在晃动。我本来想说，这副打扮的确不适合去上班，回头还是换一身衣服为好，另外鼻钉最好也摘了……但是小米的样子让我有点心虚，便住了口。小米却突然问我：“把我从你家扔出去，你感觉特别轻松吧？”我又不忿了起来：“怎么是我把你扔出去了？不是你说要去实习的么？你来北京干什么的，不就是实习么？再说了，你晚上不是还能回来睡觉么？”面对我这一连串问句，小米没再说什么。看起来，她好像被我问得哑口无言。一会儿车来了，她跳上车，看也没看我，头冲里地被拉走了。因为迎着风吃完东西，我打了两个嗝儿，随即懊恼了起来，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小米的事情。这也是亲人的感觉么？妈的，亲人之间的关系真是麻烦，比谈恋爱麻烦多了。回到家里，看着空空荡荡、窗明几净的屋子，我的心情才又爽朗起来。哈哈，现在这里完全属于我了，再也不必担心背后有一双眼睛审视自己了。我想抽烟就能抽烟，想放屁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放了——才仅仅几天没过这样的生活，我就感到自由是如此可贵。仿佛是为了庆祝，我大白天地开了瓶酒，一边小酌，一边翻阅一本生活类文摘。当发现他们选载了我的作品《糯米老鸭滋味长》却没开稿费之后，我开心地打电话过去骂街，反而多要回来两百块钱。然后，我又打开电脑，对“中国吃货网”的首页做了两处小小的修补。等到肚子又饿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充实的上午结束了，便下楼去找了家“靓汤店”，准备把白捡的两百块钱都喝到肚子里。第一勺汤喝下去，我才发觉有什么不对劲。“冰糖煨雪蛤”的味道很足，但却有隔着一层的感觉，再喝几口嘴就干了。我咂巴着嘴想了想，随即明白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汤里放味精了。按说我这种美食编辑，跟那种有资格故弄玄虚的专业“吃主儿”远不在一个档次上，平常走访的也是普通饭店，对味精应该很习惯了啊。难不成小米做饭是不放味精的么？这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好歹把自己填饱，我回到家里，再看着自己的房间，就感到它空得让人心凉了。接下来的整个儿下午，我开始分心走神、倍感无聊，心中甚至冒出了莫名其妙的慌张。我抽着烟，盯着电脑发呆，就像一个明知道及不了格却要憋出一篇论文来的大学生。我无数次强迫自己回到工作中去，但总不成功。“中国吃货网”的页面也像被撒了厚厚的一层味精，跟我隔了一层。终于，我懊恼地站起来，气呼呼地将酒一口干了，而后拎着酒瓶走向阳台想看看风景或充当别人的风景。小米的“地铺”还在那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连枕头也拍平了。将酒瓶堆到拐角时，我碰倒了两个旧瓶子，随着清脆的“丁当”声，一个念头像针刺一样穿透了脑海：小米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她打扮得那么怪异，像个三天两头在外面“刷夜”的不良少女，然而却又爱做饭又爱收拾房间，这两个特点之间多少有点儿矛盾吧。我不是古板的人，并不觉得“野”就是“坏”；我也早过了刻意地假装叛逆的年纪，不会觉得“居家”就是“俗”。归根结底，小米在我眼里还是一个普通的女孩……这句话跟废话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普通人的时代嘛。但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分成多种多样的啊。小米是温厚的还是乖戾的，是自信的还是自卑的，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呢？在那一瞬间，我是多么想了解这些啊。在以前的那些年头里，她几乎是我生活里的陌生人；但她又是我的妹妹，我难道不应该“认识”她一下么？也就是在这个下午，我做了一件挺没皮没脸但想想又很符合我这种人身份的事儿：偷着翻看了小米的登山包。那个背包就摆在阳台的角上，小米每天睡觉时，会把它踩在脚下。那是个很旧的、四角都磨出了毛儿的冒牌“奥索卡”，大概是在南京新街口的某个集贸市场买的，连商标的英文字母都印错了。我记得它刚到我家的时候，还脏乎乎的沾了不知什么污物，后来小米整顿我家里的市容市貌，就把它也擦得干干净净的了。背包的拉链半开着。拉开它的时候，我还是稍微犹豫了一下。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酒桌上的姑娘告诉我的往事：上高中的时候，她的父亲撬开她的抽屉，偷看了她的日记，结果发现女儿早就不是处女了。那位父亲的第一反应是挥舞着日记冲到街上，涕泗横流的，当着很多人的面儿批判女儿：“你是一个肮脏的人！”真是一语成谶。当我认识那姑娘的时候，她已经混成了李无耻等一干流氓的“公共媳妇儿”。尽管如此，说到这则往事的时候，姑娘的语调还是很悲凉。她仅用只言片语，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脆弱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形象。我仿佛看到了老先生随风飘零的花白头发和脸上拖丝拉线的各种分泌物。多半是出于善心，希望这姑娘在如今的状态下生活得更坦然一点，我这么替她开脱：“不要难过，你父亲的行为也没干净到哪儿去。”这自然说的是“偷窥”这个行为喽——偷看女儿的日记，却还用道学家的腔调来指责对方，何其虚伪。这也是我和在座很多人的共同观点，李无耻尤其如释重负地赞同我。他的潜台词是：既然该姑娘上中学的时候已经被糟蹋了，他现在接着糟蹋糟蹋，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对于李无耻这个人，我真是太了解了。他的外号也是我给起的——如今圈子里很多人已经把他的真名给忘了。然而没想到，那姑娘在情感激动之下，却丝毫没有念我的好儿。她反而对我、对桌上的所有男人破口大骂起来：“不对！是他妈的你们肮脏！你们才是一群不要脸的脏货！”她的表情像极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我都被短暂地震撼了。但随即，我又委屈起来：如果说李无耻之流“肮脏”，那我没什么意见，说我就不对了。我从来只是一个口头流氓犯嘛。即使身处80年代初期那场“严打”运动里，我在男女关系上的所作所为也仅够批评教育，绝对沦落不到判刑的份儿上的。说到底，我只是一庸人，庸人可担不起这样富有道德感的指责。我的委屈迅速变成了不忿，因此那天的酒局上，李无耻等人后来都在谄媚地讨好、安慰这位群奸对象，希望她的情绪能好起来，但我却一言不发，根本不理她了。哪怕这姑娘后来破涕为笑，要和我这个“知心大哥”碰杯，我也假装没看见。而过了一阵，那姑娘就离开了我们这个圈子，独自跑到青海去了。听人说，她虔诚地皈依了什么教派，因为信仰而披头散发的，戴了满手满脚的银镯子，据说后来还写了两本书。她的人生轨迹，倒也是很多“知性女作家”的典型经历。想得有点远了。我还是专心致志地面对小米的破背包吧。因为回忆了别人的故事，我反而倒没什么心理负担了：反正我们的父辈已经无耻在先了，那么我的偷窥行为并不比他们下作到哪儿去嘛。而我就算从箱子里翻出两盒“毓婷”或者“杰士邦”，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比较“乱”的女的我见多了，小米也不会比她们更“乱”到哪儿去吧。甚而，我觉得小米就算有了传统意义上“比较放纵”的性行为——哪怕不是因为“一时糊涂”，而就是纯粹的找乐儿——那也没什么。能够这么想，是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比较开通，还是因为我对这个“妹妹”没那么在乎呢？我也没琢磨明白。哗啦一响，我把小米背包的拉链拉到了底。出乎意料，我不仅对小米的“秘密”一无所获，而且震惊于背包里的内容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小米过着怎样一种简朴的、几乎可以称得上乏味的生活啊。因为颇和几个姑娘过从甚密过，我对现在年轻女孩的生活情趣还算了解。就拿刚刚从我这儿搬走的那位前女友来说，她就拥有不下十件色彩各异风格不一的睡衣：丝绸的、棉织的、很色情的、装可爱的……我承认，如果没有这些短打扮，我和她分手的日子也许会再提前一些到来。除此之外，我前女友还有琳琅满目的香水、指甲油、唇膏……她搬走时的状态，几乎像一个即将走街串巷去贩卖女性用品的推销员。然而小米却压根儿没有这些东西。她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层摞着一层：上面是两条深蓝色的牛仔裤，下面是一件棕色的毛衣和一件黑色亮面羽绒服，此外还有几件非蓝即白的棉布衬衫、秋衣秋裤什么的。内衣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压在最下面的一层，我没打开。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我甚至没能找到一支塑料发卡或一瓶抹脸的护肤品。小米的背包，简直让我想起了那些以清教徒般的生活著称的女共产党员的“遗物展览”。而再回想一下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固然显得很另类，但那是发型以及脸上那些金属配件造成的。她的衣着其实非常朴素。除了那头色泽不正的“小黄毛儿”以外，她身上除了牛仔布就是黑色、灰色和白色，完全找不到一丝明亮的色调。也许，我可以把这种极其简单的着装风格理解为一种“酷”。我们报社有一两个“干练范儿”的短发女孩也故意这么穿衣服。这也可能是年轻姑娘特有的自信嘛：只有足够“艳”的人才会故意打扮得“素”。而等到她们上了岁数，自然就会花里胡哨起来，最终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变成一滩珠光宝气、色泽斑斓的大肥肉。同理，每个老妖精也都有着她素面朝天的好时光。但是我随意看了看小米那几件牛仔裤和羽绒服的商标，就立刻推翻了这个想法。那明明就是一些便宜的地摊儿货。还是对比我们单位那俩“中性妞儿”吧，她们虽然把自己往小寡妇的路子上打扮，但对衣服的品质要求却自有一套严格的讲究，比如说袖口绝对不能有线头，扣子必须得是“天然贝壳磨制而成的”方算上品。最关键的是，在同一个公共场合不能穿同样的衣服。她们就像一天换一次毛的乌鸦，可以重色儿，但绝对不能重样儿。而小米几乎就是没衣服可穿。我几乎怀疑起小米究竟是不是我母亲的女儿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可从来就是那种“风头很劲”的女人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她就是那个内地军工厂家属院里第一个穿上旗袍的，为了这个还惹得我父亲狠狠地和她吵了一架。冬天做了缎面儿的棉袄，她也把它穿在外面，而不像邻居家的阿姨们似的罩在外套底下。她可不怕费衣服。据说即使是在“文革”闹得最厉害的那几年，我母亲也不顾家庭出身，高调地坚持着她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否则她也不会混得那么惨，必须下嫁给我父亲才能找上个饭碗。那么小米为什么会简朴到这般田地呢？我的第一反应是，母亲那边的经济情况不太好。或许家里突遭横变，她却不好意思向我这个被抛弃的儿子开口要钱。记得我每次给母亲寄钱，都只是在电话里说一句“过两天查查汇款单吧”，而母亲也顶多回一句“费那个事儿干吗”。双方的语气都极其地形式主义，又非常不耐烦，仿佛急于把这个程序走完，然后就可以进入下一个主题，也就是吵架了。在这种气氛下，母亲就算缺钱，也不可能对我说吧。我固然知道自己无须自责，但却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酸。不过，这心酸是因为小米而起的。她毕竟是个活灵活现的女孩，那么稚气，还很漂亮，但却必须要过这样的生活。哪怕就是一般熟识的“果儿”，我也会看不下去的啊，何况她又是我的“妹妹”。在合上小米的背包之后，我回到电脑前，继续坐卧不安，觉得心里吊着个铅坨子，坠得难受。就这么干“耗”到了晚上七点，门被叩响了，我赌气似的跺着脚走出去开门。小米站在门外，大眼睛还很亮，看起来并不很累。“肖潇也进步了嘛，懂得了起码的人道主义，不让实习生头一天就陪着他加班。”我强笑着说。小米说：“我本来不想这么早回来的——挺不好意思的，可是肖老师说我在那儿也是碍事儿。”“他也没对你的发型和脸上那串儿铆钉提意见？”“好像有点儿别扭，不过没说什么。人家比你有涵养。”“那也是因为碍着我的面子。”我迅速拍拍小米的肩膀，打断了她弯腰换鞋的举动，“甭做饭了，跟我出门凑合一顿吧。”“又吃饭局？”“不，随便吃一口，就咱们俩。”我把小米带到不远处“新世界”商场里的一家饭馆，吃了两个炒得很像剩菜的湖南菜，然后故作随意地说：“我们在商场转转吧，消消食儿。”为了给她做出表率、在档次上“定定调子”，我先给自己买了一件“万宝路”牌老头领夹克衫，然后对小米说：“你也看看有什么要买的。你看你身上的衣服，这么素，人家还以为你是我刚从老家领来的小保姆呢。”因为我刻意表现得没有预谋，小米撒娇似的嘟囔了一句：“我本来就是你们家小保姆。”然后就自然而然地跟我来到了二层的女装部。我们的关系顺利地跨过了因为“谁为谁花钱”而别扭的阶段，这也让我欣慰：很像真正的兄妹了嘛。她走进店面察看衣服上的价签时，我还装模作样地拍着口袋说：“看那个干吗？喜欢就买。虽然还没‘成事儿’，但你哥哥我本就不是一个赤贫的无产阶级。”小米抗议道：“你别这样行么？我更觉得自己像小丫头了——刚‘收了房’的那种。”“以后是不能让你跟李无耻聊天，瞧学的这一嘴乌七八糟。”作为不善修饰的姑娘，小米挑衣服果然很快。我到楼下的烟酒店溜了一圈，买了两根“高希霸”牌雪茄上来时，她已经怀抱着一小堆衣服，坐在店里的沙发上等我了。但我看了看她挑的那些衣服，又忍不住挤兑起来：“这就是你的品位么？”“怎么了？”“你觉得把自己装扮成一只茄子很时髦么？”我捡起一件亮紫色的风衣，挤眉弄眼地说，“你瞧瞧这个多‘怯’呀。”小米嘟着嘴不说话。我一边审视她的战果，一边痛心疾首。的确很出乎我的意料，小米居然这么不会买衣服——那些东西单独看倒也没什么，只是一搭配起来就显得特别突兀和怪异，其间不乏“红配绿赛狗屁”这样的低级失误。用时尚界的术语来说，它们的色调完全是“犯冲”的。再想到小米来了以后对我生活造成的种种限制，我的话就带有恶意的泄愤色彩了：“说你是小保姆你还真是小保姆——刚从村儿里出来，除了倭瓜花儿以外没见过带‘色儿’的东西吧？”小米耷拉着眼皮，委屈地又拿出另几件给我看：“那就买这些好了。”那又是牛仔裤和灰的黑的帽衫，和她箱子里的存货没有本质区别。我自然又摇头：“小姑娘家家的，老穿那么素干吗呀？穿到单位，一块儿实习的女孩不笑话你么？”“我又不是到夜总会去实习。”“可也不是到火葬场呀。”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小米的脸，只是自顾自地、带着三分表演地冷嘲热讽着。没想到她就此急了，半天也没再搭话，忽然把手里的衣服往我怀里一摔，鼓着一张小脸扭头就走。我看着她迅捷地冲到滚梯上，即便已经在移动了却还噔噔噔地埋头往下跑。那姿态好像对什么唯恐避之不及。“你看，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骄娇二气很严重嘛，一点也听不进去不同意见……”我有点尴尬，扭脸跟售货员大姐没话找话。“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种男的了！舍不得掏钱就直说，没必要这么冷嘲热讽地败坏人家买衣服的兴致，既小气又虚伪。”售货员一边收拾着那些衣服，一边“揭露”我。她真是误解我了。因为心里怏怏的，那天晚上我在街上耽搁了很久才回去。上溯几十年，崇文门到“花市”一带的街道曾经是臭名昭著的、被载入文学史的贫民窟：“龙须沟”就在这附近，每条胡同都出没着一两个傻子和甩着胸前俩“面口袋”骂街的赤膊老太太。直到我来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一位在此地土生土长的同学家玩儿，那人还这么为我指路：“就在公共厕所旁边，循着味儿就能找着地方了。”而那天我下了公共汽车，果然闻到了扑鼻的恶臭，只不过一路“嗅”过去，很快还是迷失了方向——路过的厕所全都汁液横流的，我无法判断谁比谁更臭。一路上，我都在抱怨这位同学为什么用气味来标定自己的家。等我好容易到了地方才发现，他们家根本就没有门牌号，两间平房是从刚一解放就“赖”下来的违章建筑。现在就好多了。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大潮下，这里已经变得宽敞、开阔，放眼看去皆是闪闪发亮的商店、餐厅，马路旁边停满了汽车。除了几个老字号或“专营牛羊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