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10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有达到8%的潜力
来源：一财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10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有达到8%的潜力。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林毅夫：在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以后，到底会维持多高的增长率，是在座的各位以及世界上所有关心经济发展的人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按照市场计算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将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
　　我们知道，从1979年的改革开放到去年，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是9.7%，这当然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到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是7.4%，比长期的平均增长率低了2.3个百分点，就像今天早上刘世锦主任所讲的，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压力还非常的大，那么到底中国今年以及未来几年会维持多高的增长速度，在今年刚刚召开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提出中国经济今年增长的目标是7%左右，我个人认为这个目标是完全有可能达成的，而且很可能达到了目标会在7%以上。
　　并且我认为不仅2015年是在7%或者高，很可能在2016年-2020年中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时候，中国政府所定的目标也可能是在7%左右，而实际达到的也可能会超过7%。为什么我会做这种判断？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有多大，以及有没有条件来挖掘那些潜力，把潜力变成现实增长。
　　怎么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呢？因为经济增长讲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靠的是什么？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上升，劳动生产力水平要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所以每个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高。同时要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实现的每个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会越来越多，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会了解这个道理。
　　那么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水平要提高，必须要进行技术创新，要产业升级，这是保罗?罗默教授刚才谈的。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因此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是7500，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那么中国跟发达国家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技术产业差距，这个技术产业差距就代表中国跟发达国家来比的话，产业技术升级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后发优势，这个后发优势有多大，怎么来衡量，就是看人均GDP水平的差距。
　　前面谈到中国在2014年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只不过是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只有13%左右、14%左右，但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话，也只有美国的差不多25%。我们可以发现，像那些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的其他东亚经济体，像日本、韩国等等，他们在同样的跟美国收入差距水平的时候，他们所取得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可以达到8-9%之间，所以从这样一个差距水平来看，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有10年或更长的时间经济增长达到8%的潜力。政府的债务水平达到GDP只有40%多一点，不到50%，民间的率达到将近50%，再加上中国有4万亿的储备，所以我想把这些有利的优势都用起来，那么应该讲起来中国实现7%的增长速度应该完全是有可能的。
　　中国现在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是达到13%，如果中国维持7%的增长，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就将近1个百分点。而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是在3%-4%之间，也就是说中国今年跟未来的一段时间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应该可以达到25%-30%之间，所以中国仍然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引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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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跃辉：中国经济增长有潜力有韧性有优势
日08:28&&&&来源：
原标题：中国经济增长有潜力有韧性有优势
2016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统计数据表明，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增长6.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一路走低，复苏之路一波三折，从2010年的5.4%下降到%，目前仍然处于弱势盘整阶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将2017年经济工作的总体目标确定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进出口回稳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实现这个目标，困难不容低估，信心不可动摇。鉴于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优势，这一目标完全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加光明。
中国经济的内在潜力十分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人均消费支出仅为1.71万元，消费需求提升空间巨大。同时，投资亦有很大的挖掘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虽近三年投资增速显著下降，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实际上，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中国的水平并不高，尤其是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以及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所孕育的海量投资潜在需求，可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纵深空间。特别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正迈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新阶段。
中国经济的韧性柔性不断增强。近年来，我国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加快形成。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2016年全年新登记企业增长24.5%，平均每天新增1.5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4.5万户，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加速培育。随着“互联网+”行动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全面实施，“双创”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完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明显上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柔性将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更加凸显。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显著的制度优势。不可否认，传统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已经削弱，但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人口红利却正在形成。整体上看，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增加了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大量培养，这为大批技术工人特别是研发人员的供给提供了坚实基础。数据表明，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到6300万人，其中投入研发活动的劳动力人数达到401.8万人，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第一。当然，除了人力资源的优势，我们还有市场优势、基础设施优势、政策调控优势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这五条基本要求，挖掘潜力、发挥优势，一锤一锤钉钉子，2017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能呈现出新景观、新气象、新格局。
(责编：万鹏、谢磊)
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期间关心指导办公厅（室）工作的故事
　　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大家不约而同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关心指导办公厅（室）工作的一些故事和细节。这些故事和细节，让我们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办公厅（室）同志们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严格要求，对进一步深刻理解和深入贯彻“5?8”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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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林毅夫：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有多大？
　　《金融时报》3月6日文章&原题：经济的后发优势 2012年6月，我从首席经济学家任满回来后，在国内几个公开演讲的场合阐述中国还有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没想到这一观点竟然造成舆论哗然，引来许多非议。
　　其实，从1994年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开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不少著作和公开演讲里都做过类似论述。这一老生常谈的观点所以引起争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从1979年到2012年维持了33年平均每年9.8%的经济增长率，在人类经济史上还不曾有过任何国家、经济体维持过这么长时间、这么高速度的增长。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总会下降。其中的一种说法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维持时间最长的和&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在维持了20年8%到10%的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放缓，下降到7%、6%、5%甚至更低，中国已经维持了33年的高速增长，远远超过它们维持的时间，怎么有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呢？第二种经常被引用来反驳我的观点是国内有些学者以1990年不变价的国际元来衡量，发现当一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逐渐降到7%以下。同时，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3年第二季度增长率降到7.5%，第三季度经过政府出台稳增长的政策，增长率回复到7.8%，但第四季度又降到7.7%，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个经验似乎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是否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下降？我认为其实主要是国际周期因素所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10.4%、2011年为9.3%、2012年为7.8%、2013年为7.7%。经济增速下滑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同一时段，发展程度与中国相近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如，2010年增长速度为10.5%、2011年是7.0%、2012年仅有5.3%、2013年为4.9%;，2010年增长速度为7.5%，2011年和2012年接近崩盘，增长率分别为2.7%和0.9%，2013年也仅有2.2%。显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一起下滑只能是国际周期的外部因素，而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在同样的外部冲击下，表现还比较好。
　　抛开国际的周期波动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多大？上述两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降到7%以下的观点而言，其论据表面上不同，其实是相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都已经达到11000美元的水平。但是，直接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未来，不见得可靠。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深入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高速增长的决定因素，从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来判断未来应该会更准确一些。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GDP的不断增加，而人均GDP不断增加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快速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即使现在高度发达的欧美工业化国家，18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才只有0.05%，要1400年人均GDP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0倍，达到平均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从1400年降为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又提高了一倍，达到年均2%，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缩减为35年。
　　上述增长速度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在于18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速，同一产业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而且，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劳动力和各种资源得以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转移配置到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正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点不同，发达国家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是在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任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身研发，而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用模仿、引进、集成来达到，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自己研发，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但能高多少呢？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GDP的增长速度7%或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的时间。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平均每年的GDP增长也就是2.5%-3%;这13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两倍还多。
　　从1979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既然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要想知道中国未来是不是还有高速增长的潜力，最重要就是要判断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
　　怎么判断后发优势有多大呢？人均GDP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力水平，实际上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中国平均技术跟产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根据麦迪逊麦迪逊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725元，为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在1977年和美国的人均GDP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国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这四个经济体，也属于上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年均7%(或更高)而且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的13个经济体。如果和美国的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我认为以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作为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的判断标准是不准确的，因为同样是11000美元，在不同年代跟最前沿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是不一样的。日本是在1972年达到人均GDP11000美元，新加坡是在1986年，中国台湾是在1992年，韩国则是在1994年。当他们达到那个水平时人均GDP时分别已经是美国的67.3%、51.3%、48.3%和45.2%，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小多了。如果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的人均GDP从2008年以后停止增长，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也仅为美国的35.3%，远低于上述几个经济体的水平。所以，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达到11000国际元，中国的后发优势的潜力比上述经济体还会大得多。
　　根据以上分析，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长潜力的估计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过于乐观的。
　　当然，要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变为实际的增长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如果要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场，给企业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有为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避免&过犹不及&以及&不及犹过&的两种倾向。
　　于此同时，建立有效的市场要求中国必须从双轨制的改革成功过渡到市场单轨，若能这样，将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寻租、腐败等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势利导型的有为政府的建立和政府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相比，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利用后发优势，而且还有利于政府腾出手来应对未来人口红利过早消失和国际经济可能持续疲软的内外部挑战，使中国实际增长率更接近于8%的潜在增长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亦为中国政协常务委员。)
责编：翟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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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还是1%？2020年中国经济的三个图景导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最新报告认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2020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将达到6%，而如果改革不到位，届时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硬着陆。但该协会整体上非常看好中国的改革前景。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有多快?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的最新研究发现，这取决于改革的速度和成效。在10月份发布的一份长达190多页的报告中，作者Daniel Rosen围绕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宏图，讨论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几种可能。基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Rosen分析了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和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2020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将达到6%。这其中一半的增长可通过继续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来实现，不过前提是所投资资产的多样性要超过现在的水平。另外一半的增长来自于对中国有限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的更高效运用，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这种通过效率获得的增长依赖于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应用到最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地方。“虽然要低于过去和目前的水平，但这仍是个值得骄傲的增长速度。”Rosen表示。但是，如果改革不到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无法实现，如果只依靠投资，将意味着2020年中国经济会出现“硬着陆”，在这种情形之下，潜在GDP增速将低于3%;随着生产率的下降，渐渐地私人投资很快也会减少，这时候潜在GDP增速甚至有可能跌至1%以下，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会进入危机模式。从数据上来看，改革与不改革，中国经济将是天壤之别。“跟不改革的情形相比，2020年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体量要大出2万多亿美元——这相当于今天整个俄罗斯的经济体量。”Rosen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整体上非常看好中国的改革前景，并认为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步伐比一年前的预期，或者今天多数人认为的要快得多。长期以来，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对中国能否兑现预期改革持怀疑态度。但Rosen认为，尽管充满了“异质”色彩，但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从本质上可以比肩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治理理论。更何况，鉴于国情不同，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不一定需要参照西方国家的价值和准则。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承认老的增长引擎几近失效，需要马上采取大胆地改革构建新的经济模式。Rosen 说：“总的来说，中国决策层正在各个经济层面，有目的地、紧迫地向前推进改革，虽然速度各有不同;与此同时，正逐步清除系统性改革的障碍。”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80年代、90年代甚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增长，但如今劳动力规模已经达到极值。在过去的十年中，资本形成为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但如今为增加的债务融资找到高效率的用途却日益困难。从钢铁、煤炭到房地产行业等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现有投资所获得的回报正在日益下降。但另一方面，新兴行业却十分渴望资金的注入，它们要想获得银行的关注，需要有相关的政策支持。不过，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没有完全耗尽，相反，继续保持数十年的高质量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大量机会存在于升级制造业方面，中国可以转向生产无形价值更高的高质量产品上。农业部门的现代化也有巨大的潜力可挖，让整个国家和1亿留守农村的农民受益。从广告、医疗保健到工程等服务行业也走向成熟，可以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中国上亿中产阶级也渴望对环境清洁方面的投资。而这些增长的机会都依赖于相关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可能出台缓慢，但执行的速度可能会快于大多数人的想象。报告将改革宏图归纳为九个方面：中央地方财政改革、市场竞争政策改革、金融系统改革、外贸和投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政策改革、劳动和福利改革、环境政策改革、创新政策改革。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四年走低，且2014年上半年已跌破了7.5%的“底线”。10月下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7.3%，低于第二季度的7.5%与第一季度的7.4%。其实，经济增速下滑恰好为进一步改革打开了空间，中国决策者已经认识到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长久发展的必经之路。今年8月，针对中国是否推出“强刺激”的疑问，李总理曾表示采取的唯一的“刺激”就是强力推进改革，“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于日在纽约成立，其旨在建立强大的全球专家和思想领导者的网络，为“亚洲世纪寻求解决之道”。此前，哈佛两位经济学家曾预测，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只有3.9%;而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运行实验室则预测，年中GDP潜在增长率为5.7%-6.6%，年为5.4%-6.3%。================国研中心:未来十多年仍有6%至8%增长潜力文/金辉
来源：《经济参考报》　　增长阶段转换必然涉及落后产能、低效企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高效企业的兴起，但究竟什么产能属于落后产能，哪家企业是低效企业，什么技术、产业和企业更有发展前景，都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政府直接干预，不论是通过认定什么产能是落后产能而强制淘汰，还是直接认定什么产业是新兴产业而大力扶持，都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市场效率，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必然涉及部分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问题，“社会政策兜底”是转型升级过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　　2008年以来，伴随中国增速回落，国内外学术界及政策研究领域对现阶段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产生了严重分歧，乐观派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20年仍保持5%-6%相对较高的增速，悲观派认为，中国未来10年左右会逐步回归在3%-4%左右的中低增长速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前不久召开的“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上发布了其研究成果。课题组认为，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正在发生变化，再恢复到以前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条件已不再具备；同时，虽然我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但是我国的潜在增速不会滑落至低速水平，他们预测，在今后大约10-15年，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课题组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高增长，支撑我国经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增长模式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正在告别数量扩张型高增长阶段，进入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阶段，经济不再具有过去那样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潜力。　　张军扩同时认为，现阶段我们面临的增速回落，是高速增长之后后发优势相对弱化、相对减小背景下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减速。“尽管经过多年的追赶型高速增长，我国的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与前沿国家的差距显著缩小，但差距仍然明显存在，比较优势并没有消失，变化的只是比较优势的性质和程度。”　　张军扩进一步指出，从总体发展水平来讲，目前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从技术水平来讲，我国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30年，但与相同增长阶段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的历史阶段相比，我们基本相当，部分领域还有超越。从要素成本来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大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竞争优势显著。“比如，据测算，如果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14%，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相当于美国的20%-30%。”　　从需求方面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前沿发达国家相比，需求空间仍然要大得多。因此，我国后发优势并没有终结。　　“我们认为，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我国是大国，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其次，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每年毕业600万—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最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如果改革能够取得进展，就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等等。基于这些独特优势，我们认为在今后大约10年—15年的时期里，我国具有争取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张军扩对中国的优势一一做了比较。　　增长阶段转换面临多重挑战和风险　　认识到中国仍然具有中长期中高速增长潜力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地认识到，由后发优势所决定的潜在增速只是就中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言，并不等于现实的增速，增长阶段转换面临多重挑战与风险。　　张军扩指出，第一个挑战是能否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挑战是能否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创新投融资体制，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改革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能否真正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来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难以形成，增长阶段转换也难以平稳实现。　　国际经验说明，追赶进程中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不仅充满各种挑战，也充满各种风险。　　一是金融风险将会凸显。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而在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　　二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凸显。当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　　三是落入增长陷阱的风险。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关键，是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培育起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从而保障经济能够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加大转方式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还要面临化解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的任务；而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积重难返，最终陷入增长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阱。　　最后，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不能将其理解为在这个时期的每一年都能够实现或都应当争取这样的增速。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变化，这都是十分正常的。因此，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健康发展，在促进阶段转换和结构转型的基础上，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而不是过于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要实现增长阶段转换唯有深化改革　　张军扩强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尽快构筑起有利于增长阶段转换和新增长模式形成的体制基础，核心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一是要减少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直接干预。增长阶段转换必然涉及落后产能、低效企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高效企业的兴起，但究竟什么产能属于落后产能，哪家企业是低效企业，什么技术、产业和企业更有发展前景，都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政府直接干预，不论是通过认定什么产能是落后产能而强制淘汰，还是直接认定什么产业是新兴产业而大力扶持，都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市场效率，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是要减少对产业优化升级方式方法的直接干预。落后产能、低效企业以什么方式退出，是破产清算还是被兼并重组，以什么方式实现兼并重组，由谁兼并谁，重组谁，等等；也是十分复杂的市场选择过程。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结构调整，不论是采取直接的行政关闭，还是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组，都容易掺杂进诸多非经济因素，不仅很难取得较好的重组效果，还会产生腐败、社会稳定等遗留问题。　　三要减少对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干预。这方面突出的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常常对本地企业在环境、质量、安全、税收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网开一面，而对其他非本地企业则执法较严，从而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大量的优惠政策或补贴吸引投资，或对面临困境的本地企业实施救助，造成不公平竞争。”　　张军扩表示，在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同时，要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有利环境上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一是要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打破一些领域实际存在的行政垄断和国有垄断，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为民间资本开辟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二是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便利性。三是要认真清理针对企业的收费、检查等活动及事项，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减少政府自由裁量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和宽松的环境。　　第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一是要进一步研究改进政府资金支持科技研发的途径和方式，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三是要从国家技术标准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各种技术路线的产业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更加严格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通过环境、质量、安全等技术标准实施社会性规制，保护公众利益。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既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处罚规定，同时，也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形成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第四，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必然涉及部分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问题，“社会政策兜底”是转型升级过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企业退出而下岗、失业的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体系，为下岗职工的转岗就业提供帮助。三是要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处理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问题，为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和兼并重组创造条件。同时，要针对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问题，通过制定预案和建立机制，切实防范局部问题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特别提示:?最新案例来自“中国好案例”，微信公众号：chinacase ；请添加公众号看原汁原味的研究成果，更思想、更专业、更激荡！?中国好案例的文章均为原创或授权使用，若转载，请注明【本文转载自“中国好案例（微信号：chinacase）”】近期最爱欢迎的10篇文章：?回复 1 查看《海底捞VS西贝：“卧底”之战》?回复 2 查看《京东幕后推手告诉你如何做成大格局观企业》?回复 3 查看《一个只有13个人的上市公司，小企业也疯狂！》?回复 4 查看《高度专注型企业家将迅速崛起》?回复 5 查看《三星惊现颓势，下一个会不会是联想？》?回复 6 查看《华为“女皇”孙亚芳：智慧与角色》?回复 7 查看《31个空手套白狼财富案例，让你眼界大开！》?回复 8 查看《中国企业家们，别被稻盛和夫忽悠了！》?回复 9 查看《【警】读了总裁班后，反而搞垮了公司！》?回复 10 查看《企业不再需要职业经理人，而是事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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