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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中国会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杨燕青 严婷 夏心愉无论是政治治理还是经济发展，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范例的“新加坡模式”以其独特的方式受到外界的持续关注。经历过艰苦创业、意气风发的“李光耀时代”，李显龙接棒吴作栋成为新加坡最高行政首长和决策者后，正带领这座花园岛国进入一个更加理性、成熟和倚重集体决策的时代。在第一财经（微博）频道整体落地新加坡之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绿树成荫的总统府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分享了他对经济增长、危机应对、中国崛起和亚洲一体化等问题深刻而务实的见解。针对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李显龙表示，新加坡没有把经济全部交给私营部门，“但是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相信自由贸易。”谈及中国的形象以及参照体系，他认为，中国应当比照发达经济大国，也需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在建议中国积极推进房产税之余，李显龙也提醒，中国需要及早绸缪应对老龄化挑战。新加坡经济：“最可持续的速度”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东南亚经济的领头羊，新加坡过去几年的经济经受住了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但相比2010年，去年新加坡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至4.8%。而今年，你们预期经济增速为3%。这样大起大落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李显龙：2010年对新加坡来说，是非常突出的一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4.5%。这是新加坡经济在2009年急剧下滑之后的一个反弹。全球经济都在减速，而我们恢复得非常快。我认为我们很幸运，政府的调控政策起了作用。15%的增长是不可思议的，连中国都不可能做到一年15%的增长。日报：具体是哪些调控政策发挥了作用？李显龙：经济危机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保证人们的就业，我们的失业和经济损失并不大。在危机时，政府帮公司分担了许多雇佣员工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在支付员工社保福利这一块。这笔开销很大，但我认为这给企业提供了很多安全感，使得企业能够在经济复苏期间留住原有员工，当经济复苏以后，我们的产能还在，所以新加坡可以很快回到危机前的经济水平，这很重要。另外，在银行不断减少商业贷款时，政府必须站出来给企业贷款。因为那段时期，市场资金紧缺，信心不足，就连好公司都很难贷到款。如果资金链断裂，就算是境况好的公司也有可能在危机中翻船。所以政府要站出来为银行承担一部分风险，帮助他们度过危机。日报：欧债危机是全球经济的关注焦点，你对此的看法是怎样的？李显龙：欧债危机是一个长期问题，但它又具有突发性。虽然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不算大，但是发生了危机，就会牵连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一系列国家。小问题就变成了大问题。从短期来看，目前危机已经有所稳定，但风险一直都在。从长远看，要解决欧元在政治和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而要通过逐年不断的政治改革来解决。在这期间，欧洲会有许多弱点。我认为这些弱点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一旦出现了诸如西班牙债务危机引发的无序干扰，那会变得更糟糕。日报：欧债危机是去年新加坡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吗？李显龙：不是。去年4.5%的增长率是因为新加坡经济放缓到了一个最可持续的速度。今年，我们预计增速会降低到3%。一方面是因为外部环境，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本身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了。新加坡要扩张的话，需要引进大量外籍人员来工作。而我们现有的资源无法支撑这样的增长率,新加坡变得很拥挤。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控制外籍务工人口的增长率。我们想更多通过提高生产力和经济质量来推动增长和进步。当然这样要难得多。日报：这和新加坡面临的人口问题是否相关？李显龙：从短期看来，人口问题已经对经济形成一定影响。我们国内的劳动人口增长得非常缓慢，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几乎所有的劳动力增长都是来自国外。从长期来看，人口更是个大问题，现在我们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2个子女。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应政策来鼓励国民生育，为抚养小孩的家庭分担经济负担。我们还鼓励企业为孕妇或是小孩年幼的女员工提供更多支持，让她们可以兼职或是有更多时间来照看孩子。即便如此，我们仍然遇到很大的阻力。因为整个东亚地区，像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等都面临这个问题。中国的参照系：大型发达国家日报：你在2010年曾经说，中国还需要10到15年才能赶超新加坡。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李显龙：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能否赶超新加坡，而是中国能否赶超发达世界。中国不会以新加坡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我们只是个非常小的国家，你们的参照对象是欧洲、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所以我认为用10到15年的时间来缩短差距不算短。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从整个经济规模来看，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从人均GDP来看，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从经济结构体系的成熟度来看，中国的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差距并不大，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深圳、西安等。但是你们还有许多农村偏远地区，开发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日报：你会如何描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李显龙：非常成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发展和转型的能力都非常强，在各个层面都有非常大的能量。在国际上，许多国家把中国视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把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来看作是一个机遇，并且知道很多国际事务没有中国的合作将无法推动。对中国来说，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比较困难。中国往往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其他国家却把你们看作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而且影响力还在不断提升。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会导致中国与别国看待问题的不同，这可能还需要慢慢磨合。日报：新加坡的国民如何看待这一点？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个威胁吗？李显龙：我不认为新加坡的老百姓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一个威胁。我们认为这是个机遇，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正面影响。因为一个强大有力、蓬勃发展、和平共处的中国会给许多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巨大好处。另外，在亚太地区，强大的中国就意味着稳定的中国，而整个亚太地区都需要稳定。日报：让我们来谈谈人民币，新加坡正在计划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与香港相比，你认为新加坡成为境外人民币中心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李显龙：香港就在中国的大门口，许多内地公司都在香港上市，发行美元债券和人民币债券。香港和内地在经济上的连结比新加坡要紧密许多。但我们与中国也有许多生意上的往来。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国际化、全球化的金融中心。在新加坡,你不仅仅是和中国连接在一起，而且连接到整个亚洲、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这对在新加坡开展人民币业务的企业是有帮助的，这也符合中国政府加大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影响力的目标。日报：与伦敦相比呢？李显龙：伦敦和新加坡在两个不同的时区。我们一直都和平共处、共兴共荣。我一点儿也不认为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情况是，如果要把人民币推向国际，就要让人民币在世界每个中心都能进行交易。到最后，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放松外汇和资本管制，那么人民币在全球交易将是一个合理的结局。新加坡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日报：一些人认为新加坡是中国发展经济要学习的典范，你认为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李显龙：不，我不认为新加坡是中国最好的学习榜样。我们只是一个中国会感兴趣来观察的案例。新加坡和中国有太多不同之处，我们是一个350万人的小岛；你们是13亿人的大国。所以在新加坡行得通的政策在中国不一定有用。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新加坡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跻身进入了第一世界。我们建立了高标准的政府机构、进步和繁荣的经济、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良好的社会风纪、社会保障和稳定的政府——而这些都是中国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日报：“国家资本主义”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吗？李显龙：新加坡没有完全把经济都交给私营部门，但是我们相信自由市场，相信自由贸易；同时，我们也相信政府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提供基础建设，制定市场规则。当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过大或风险过高，不愿扮演市场角色时，政府就必须介入。现在政府做得越来越少了，但在早期政府需要做许多事情，例如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和造船厂等都是政府投资的。如果政府不去做这些事的话，私营部门是做不到的。但政府遵循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企业都必须在市场竞争下运营，他们必须是高效的、盈利的、竞争的，不存在垄断或是国家补贴。日报：新加坡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全球化有经济标准，亦有政治标准，例如民主、言论自由等，这两者对于亚洲国家的发展是必要的吗？李显龙：至少这些政治标准都已经成为了口号，有些甚至已经是声讨了。在国际舞台上，它们有的被用作单纯的政治理念，而有的被用作是国家之间互相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势环境。在某一个国家适用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很有可能就失效了。如果你把美国民主体系搬到一个亚洲国家，可能就变了样，甚至可能完全不奏效。你看菲律宾，它的体系，比如公共机构、法律、宪法和制衡等和美国非常接近。可是这两个系统运作起来却大相径庭。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收入的提高、中产阶级的崛起、教育水平的提升、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普及，社会注定是要发生变化的。你可以看到，这已经在中国发生了。我们也在不断地被改变，我认为中国会继续成长。中国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没有外界的建议可以轻易解决你们的问题。如果是经济方面的话，中国可以向外界寻求咨询。例如，世界银行为中国做过一份研究报告，关于中国国企对经济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中国的社保系统、法律构架和农业等各个方面。虽然中国不会百分之百采纳这份报告的建议，但是报告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可以为中国的规划者和决策层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作指导。但是在政治上，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世界权威机构来告诉你们，应该如何发展前进。你们必须要自己摸索。日报：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借鉴？李显龙：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人们退休之后的社会保障，确保有工作能力的人能有一份工作，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另外要保证政府有足够的资金为人民退休后提供住房、医疗和日常开销。新加坡很早就通过公积金建立了养老系统。然而老龄化的挑战仍然巨大，一方面老龄化的人口将会非常庞大；而且养老不光是住房和钱的问题，还有养老院、老人的护理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亚洲一体化：加大区域经济合作日报：你曾说过，如果亚洲国家想要快速发展，那么各国经济需要连结在一起，而非相互独立。金融危机让亚洲更紧密连结还是更独立了？李显龙：各国的情况各不相同，即便在同一个国家，也有许多不同趋势。例如中国，一方面要靠外贸和引进外资来支持经济，希望人民币更国际化；同时，你们也知道需要靠内需、消费以及国内投资来推动经济。从经济开放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如果说要保护国内市场，相比起全球市场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但如果我们和全球经济连接，又会有风险，因为金融风暴可能会来势汹涌。所以，我们需要利用监管措施和资源来进行自我保护。当风暴来临时，我们就不会毫无防备。日报：当你看到欧元区出现的种种问题之后，你还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吗？李显龙：亚洲一体化的程度距离欧洲目前的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没有试图成为单一体经济，或是实行货币统一。我们只是试图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包括在贸易、投资、旅游，甚至包括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中的协议。各国会在有需之时互相提供更多的帮助。但同时我们也在力图保持亚洲对外界的开放，从而继续与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商贸往来。我认为这两方面是我们需要平衡的。我们没有想要在亚洲建立欧洲那样的经济体系。日报：亚洲已经开始进行东盟与日中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这样的一体化尝试，你刚刚也提到了CMIM，AMRO就设在新加坡。中国在亚洲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李显龙：我认为CMIM和AMRO都旨在促进国际协议的推进，但并非要取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是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性机构。毫无疑问，AMRO能够为各国如何做出正确政策举措提供建议和分析。 但如果你去观察欧洲的经验，你会发现当他们真正遇到问题时，就连欧洲央行都可能无能为力，而不得不去寻求IMF的帮助。这不仅是机构大小的问题，还牵涉到专业技术。同时还有否决和传递坏消息的能力，因为如果是区域性机构的话，传达坏消息会更困难，因为会受到这些机构的理事会的限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我们做得到的，而哪些是完成不了的。我认为我们在建立区域性机构时，还是要和IMF继续保有良好的关系和合作。日报：你认为“10+3”合作机制是亚洲国家促进交流和加强一体化的最好方式吗？李显龙：亚洲有许多不同的合作组织，类似一系列同心圆。东盟是一个合作组织，东盟再加其他国家又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如东盟加上中日韩，还有东盟论坛，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我们有很多重叠的合作组织。我认为一些构架上的重叠和凌乱是避免不了的，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要把他们合并也不现实。但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说，下一步，亚洲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经济合作，包括东盟，还有更大的合作组织，也就是中日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印度，使其成为一个更广泛的合作组织，并试图与更多的国家进行多边自由贸易。日报：美国在亚洲也有其影响力。美国宣布说要把重心重新转回亚洲，我们也都看到了最近发生的变化。你如何看待美国的亚洲新战略？新加坡将会如何处理自己在中美之间的关系？李显龙：我们的观点是，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是积极正面、有建设性的，他们对亚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有贡献。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保持下去。当他们说回到亚洲时，其实只是一种强调申明而已，因为其实他们从未离开过。我们与两国都是朋友，我们希望中美两国相互之间也有良好的关系，这样对我们来说会容易一些。我们也希望新加坡能有正面的影响，但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和中美两国都有着长久的友好关系。可能偶尔我们能够提出一些可靠的第三方观点，被其他国家接受。例如，如果新加坡告诉美国，我们乐意看到美国对亚洲地区的关注，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美国与亚洲的任何国家发生军事对峙，所有亚洲国家都不会支持美国在亚洲实行围堵政策。我想我们的观点会比较有分量，因为我们从新加坡的角度出发，而非中国的角度。但这也只是一种声音，并非权力。房地产政策：“居者有其屋”与房产税日报：新加坡有着HDB（建屋发展局）政府组屋体系，中国现在也在讨论发展公租房、保障房模式。外界认为，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而言有可借鉴之处。在你看来，中国可以复制新加坡的经验吗？李显龙：我们的住房政策是“居者有其屋”，即几乎每一个新加坡人都有办法购买自己的房子，因此房子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同时是一个值得维护的家产。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组屋占全国住房的85%左右，拥有组屋的国人占比90%，这和其他国家，尤其和中国很不相同，中国廉价房、公租房等总共加起来，我相信不超过10%。日报：中国目前这一比例确实还很低，但是政府希望在未来不断提高这一比例。李显龙：中国的目标是将这一比例增加到20%，但这还是很低的。同时，这20%中大部分是“租”的，不是“卖”的。如果要改变制度以“卖”的方式提供公共住房的话，会是一个巨大的政策调整，个别地区可能做得到，但全国性的推动还需要时间。我看到中国有些城市很有兴趣研究新加坡的做法。上海（市领导）到新加坡考察之后就制定了一套政策，不只是房屋政策，也有公积金政策；苏州也有类似的政策，尤其是在苏州工业园。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是实施这种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因为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中国的财政实力能保证这些政策的施行，人民收入每年增加5%~10%，就可把一部分用作长期的储蓄，作买房或养老之用。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以后再想这么做就比较难了。日报：2011年到新加坡来买房的外国人中有30%左右是来自中国内地，今年的相应数据减少了，原因何在？李显龙：这是我们采取政策后的效果。本来从市场角度来看，政府对谁买房地产应该是没有意见的，谁有能力买就让谁买。但是房地产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新加坡人总觉得自己是本地人，应该有能力在本地拥有自己的房子。而当外国资金大量涌入的时候，房价在短期之内涨了30%~40%，这个涨势是不可持续的。从国际金融情况来看，资金利率很低、银根很松，到处都有很多流动性，我们没办法不采取行动，所以去年我们就实行了一项新的税务措施：外国人买房地产，在新加坡要多付10%的印花税，这是我们暂时建起的一道“防火墙”。日报：中国政府也希望控制房价上涨，你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吗？房产税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政策？李显龙：中国的问题不同于新加坡，不是外资的问题，而是国内的问题。中国政府正在寻求各种方法避免房价飙升，但还没有完全成功。房价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很不容易控制的指标，因为它有自己的惯性。价格启动的时候，无论实行什么政策都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使冲力缓慢下来；相反，如果它没有起色，要使市场恢复信心去买房子也不容易。房产税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多数国家都有房产税，我认为在中国也有必要实行，现在的命题是考虑如何实行。如果没有房产税的话，地方政府从土地得来收入的唯一办法是卖土地；如果有房产税，政府就可从房产税得到一笔相当稳定的收入。在经济上，这是一个比较稳定和合理的做法。但是，对于还没有实行房产税的国家，这一税赋不一定容易被接受，各方会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越早实行越好。公务员制度：“高薪养廉”与“公平遴选”日报：你被认为是全球收入最高的政要，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中国应不应该借鉴新加坡的模式？李显龙：这不是好事或者坏事的问题，而是新加坡必须制定的制度。我们需要有能力的人在政府部门服务，现在私人企业的薪酬很高，成就事业的机会也很大，在那里工作也比较逍遥自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会在微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你，因此政府即使给出和私人企业一样的收入也不容易吸引人才。事实上，让政府部门给予的薪酬和私人部门相当是没办法做到的，从政不应为了金钱，但政府部门薪酬也必须适度调整。事实上，中国已采取了不小的改革。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把政府公务员的收入翻了两番，这是大刀阔斧的做法。当然收入不只是唯一的问题，还需控制住公务员的素质、公务员其他方面的酬劳。此外，还需要一个公平的遴选机制。公务员提供的应是真正有效的服务，不能让人滥竽充数出现在庞大的政府机关里面。大家表面上都在工作，但其实有些公务员可能只是“Free Rider”（搭便车者）。日报：有报道称，新加坡已经降低了政府部门的薪酬？李显龙：因为薪酬政策很不容易被人民接受和了解。民间收入有高有低，要向一位工人解释为什么我需要高薪聘一位部长并不容易。政治决策：“公众沟通”与“集思广益”日报：今年四月份，你在Facebook（脸谱网）上注册，从此你每天都会收到许多评论。你多久会去那边查看？多久会回复这些评论？李显龙：我每个星期会去两到三次，可以说很频繁。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可能就失去观众了，因为网民有兴趣知道我在做些什么。当然我的留言不能变成“流水账”，不能每天大事小事都记录下来。我会选择那些有意义的、有兴趣的，或者有个人趣味的，偶尔记录一下，与网民分享。日报：你的Facebook评论中有没有出现过批评意见？如果有的话，你会回复吗？李显龙：当然有。但因为评论很多，如果做简报的话，可能会有一两百个帖子，我不可能逐一回复。不过我可以把评论综合起来，以后另找机会，做一个回复或者一篇小文章。日报：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什么？李显龙：其实网民最感兴趣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比较人性化的、能够得到他们认同的话题。比如说有一天我去一个公园散步，在那里遇到两位退休老人，他们已在那一地区住了五十多年。那一地区以前是英军的海军基地，两位老人都是英军的职员，我对此写了一个短帖，网民反应很热烈。因为大家对两位老人所记忆的历史有共鸣，并且很多人都去过那个地方。当然，我写的帖子也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化的。我所作的沟通希望得到人民的共鸣，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我希望传达讯息，并了解人民的思想。日报：政治决策需要把大家的意见汇总在一起，但一个领袖也会有他个人的独特魅力。你觉得你像你的父亲吗？你和他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李显龙：我是另外一个人，我不是他。第一，我们的性格不同，我的性格比他温柔一点。第二，我们的时代不同，他成长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反殖民地独立斗争的时期，虽然我小时候也经历过独立斗争时期，但我那是以小孩子的眼光去看这个历史过程；我成长的时期虽不能说是太平盛世，但是稳定平安、国家逐渐发展的一段好时光。日报：你向父亲学习了一些东西，但你的思维方式和他又非常不同，因为你受过科学思维训练，又当过军人，现在来治理国家。有观点认为你父亲在政治决策中个人化的成分较多，而你靠组织或团队力量的成分较多。你觉得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加有效？李显龙：从政不能一意孤行，必须征求多方意见，考虑不同看法，最后集思广益，寻求最好的办法。就像在军队里，并不是一人发令大家就得听从，而需要依靠同事合作、下属信任，不然就办不了事情。当然，人物不相同，时代不相同，父亲和我各有各的长处。在这个时期，新加坡要寻求共识，寻求新的发展方法，不能单靠一个人，必须靠一个团队。其实不只是团队，我们希望获得广大人民的参与，帮助我们做出更有效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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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之前先来中国，李显龙的访华时机耐人寻味
来源: 参考消息网|查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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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来自北京的一条消息令新加坡媒体又兴奋又有些意外。应中国领导人邀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将于9月19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上周五（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 ... ...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来自北京的一条消息令新加坡媒体又兴奋又有些意外。应中国领导人邀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将于9月19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上周五（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她说，访华期间，中国领导人将分别同李显龙总理会见会谈，就中新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之后李显龙总理还将到福建省参观访问。 &&“李总理即将访问中国，为什么此次访问如此重要？”在新加坡媒体看来，李显龙此次中国行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时机格外值得关注，因为此前他曾表示将于10月出访美国，前往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然而媒体最先等来的，却是他将访问中国的消息。访华前夕，李显龙对中国说：“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我们一起做”“中国和新加坡的关系将与时俱进。”今天（9月18日）下午，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引用两天前李显龙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的一番话总结他对此行的期待。▲《海峡时报》网站截图他表示，因为中国发展速度迅猛，在每个阶段需求都不相同，因此中新两国合作的重点也必须相应配合。“（新加坡）选择的是对中国有意义的、能够配合中国的政策重点和自身发展的重要领域。双方觉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一起做。”他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国外交部宣布李显龙访华消息的同一天，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用“寻路者”一词，来形容中新关系中新加坡将扮演的角色定位。15日在500多名全球商业领袖参加的新加坡峰会上，张志贤表示，新加坡应该当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中新关系。▲在15日的新加坡峰会上，新加坡副总理张志贤（左）表示，新加坡应该当以“务实”的态度面对中新关系。“我们能为中国发挥的作用是成为一个寻路者，中国希望尝试、试验的东西，因为新加坡有经验，我们能在这方面帮助中国。”他说。对新加坡媒体而言，李显龙这一次的中国行对于两国关系走向尤其重要。“过去一年多来，中新关系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李显龙的此次访问将让两国关系将朝积极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加坡新闻网站“mothership”的一篇评论文章如此分析道。文章认为，尽管中新两国高层互动频繁，但李显龙的此次中国行仍有特殊的意义。文章称，从2012年至今，除了2015年，李显龙每年都会访问中国，这表明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也体现了新加坡对中新关系的重视。而这一次，李显龙访华的时机更受关注，“在中国重要的政治会议召开前，中新的高层会晤也释放出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此外，新加坡“今日在线”网站报道称：“明年，新加坡将接任东盟主席国，中国希望新加坡在中国-东盟关系中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新加坡网友叮嘱自家总理：“别再错过机会了”在社交媒体上，不少新加坡网友也注意到，本国总理此次中国行的“时机”特殊。 &&许多网友认为，李显龙在10月访问华盛顿之前先行到访北京，这是一个“难得的”节点，新加坡应把握好机会。 &&在新加坡网友看来，这次访华对新加坡自身意义重大。有人担心会不会“晚人一步”，有人则不忘意味深长地提醒李显龙“要放下身段”、“不要以三十年前的眼光看待中国”。 &&不论是充满期待，还是细心叮嘱，可以说，为了本国总理这次访问，新加坡网友“操碎了心”。除了移动支付，新加坡还希望向中国“学”些什么？有意思的是，还有新加坡网友半开玩笑地问道，总理此次中国行的目的，是不是“乡巴佬学怎么无现金支付？”不久前谈及中国的移动支付时，李显龙曾自嘲地说，对比之下，“新加坡人好像乡巴佬一样”。 &&16日受访时李显龙也再次评价说，在电子支付方面，中国“走得最快”。“看到中国能做到这个境界，我想激励新加坡人。”他同时补充说：“其实在新加坡，有一些商家也提供支付宝支付了，对中国旅客来说很方便，觉得这里好像家一样。”▲新加坡媒体报道截图事实上，让新加坡受益的远不只是中国的移动支付。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16日称，2017年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让新加坡公司受益。这使得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新加坡公司的股价令人振奋。同时，“一带一路”的推进也给新加坡企业带来新的创收机遇。而对于自身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新加坡已经“胸有成竹”。新加坡“今日在线”网站引用李显龙的话说，新加坡将从三个方面与中国深入“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金融领域的合作；第三方国家的合作。“我们觉得可以将双方的优势配合起来，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新加坡“今日在线”网站报道截图“新加坡频频示好‘一带一路’，背后有玄机。”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超日前撰文称，新加坡对“一带一路”表现积极，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日渐深入人心，而新加坡的优势及作用明显。对于这一点，有说服力的是数据和实例。杨超认为：中国在新加坡的投资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则是“一带一路”国家对华总投资的85%。中新合作已有新中苏州工业园区、新中天津生态城、新中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一切都表明，新加坡与中国的密切合作关系有利于双方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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