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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历年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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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GDP增速创25年新低，中国经济还行不行？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中国GDP增长等系列数据，6.9%，没爬上7，这个在几个月前中国经济增速首度破7的时候，已经被舆论界惊诧过了。这个数字怎么样？中国经济下行触底了吗？2016年的中国经济会怎样表现？侠客岛（xiake_island）采访了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 ()研究员。当前恐慌、看空中国，太盲目 独孤：今天公布了GDP数据，大家都很关心。其实6.9%是一个抽象数字，但诸如GDP同比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同比增速等关键性数字，都创下了十几二十年来的新低。这就让大家开始有疑问：中国经济有没有触底？怎么理解6.9这个数字？梅：我认为，尽管今年还可能出现新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增速即使没有触底，也离开底部只有一线之隔了。这个增速与我们自己纵向比较，是1990年以来最低，是1978年以来第四低（高于、1981年）；横向与其它主要经济体相比，这还属于高增长。美国去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2.9%、2.7%和2.2%。在大国当中，基本上只有印度去年增长速度略高于中国，但印度的GDP只有中国1/5。我认为，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世界经济进入低增长时期；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独善其身仍然保持高增长。只要能保证增长率仍高于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么，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就仍然是上升的。当前的恐慌、看空中国舆论，很多属于盲目的非理性群体情绪。前几年叫嚷中国经济增长太高、宁可降低一些的人，他们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明智的人不应当被这种盲目的非理性群体情绪牵着鼻子走。每年的经济计划要留有余地 独孤：有网友截图说，大约从2007年开始，媒体报道、官员表态中，几乎每一年都是“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梅：这是中国文化和新中国政权的传统。宁可把困难估计的充分一点，也比遭遇超出预计的困难而手足无措好；宁可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得低一点而实际超过，也比目标过高而无法实现好。我读《毛泽东年谱》，注意到，直到1943年，毛主席给各大根据地、各部队领导电文时仍绕要求他们制定方案，如果遭遇根据地、军队损失一半以上的困难时，如何应对。新中国政权自开始全面经济建设之日起就注意避免提出过高的增长目标，以免因无法达到而挫伤国民士气，数十年来在正常时期基本都贯彻了这一原则。1952年，在战后经济恢复即将结束、抗美援朝战局稳定的背景下，为全面投入国民经济建设，周恩来、陈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就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取经”。读过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的《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等材料后，9月3日，斯大林与苏联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应下降为百分之十五。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斯大林总的意思是：留有余地，超额完成，这是一种鼓舞，可增强信心，增加干劲！周恩来也提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进一步上溯至《孙子兵法》，其中明确提出：“多算胜，少算不胜”，我们就更能理解这一点。不能只看到困难，不看到中国活力 独孤：普通老百姓确实已经开始有感觉，从开年股市的暴跌、人民币的加速贬值、在离岸市场和空头的对决中，似乎能瞥见一斑。毕竟，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经济也有很多担忧，比如制造业的长期疲软、政府和企业债务的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广泛的，中国股市的下跌，也连带着影响到了美国、欧洲、日韩的股票市场。“唱衰中国论”更加活跃，您怎么看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这种预期？梅：哦，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30年代英国建立“帝国特惠制”围堵美国外部市场空间，那个时候，西方也有很多人唱多大英帝国而唱衰美国，结果如何？有些人是只看到了困难而没有看到中国的活力，只看到了当前的困难而没有看到中国曾经不止一次克服过比这大得多的困难；有些人则是在高喊自己心目中的期望，希望自己的宣传能够改变市场预期，最终导致对中国的不利预期自我实现。见得多了，不在意了。面对困难，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抱怨上 独孤：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人可能感受都不太一样。煤炭、钢铁、有色等领域的企业主、员工来说，可能确实觉得寒冬来了，钢铁比白菜还便宜；对于股民来说，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体现在股市的持续增长上；像重庆、广东这样调结构比较早的地区势头比较好，但是东三省、山西等资源大省和老工业基地的局面则非常困难。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发展中的这些差异？梅：产业结构不同造成了不同地区人们感觉的差异，地方社会活力、政府效率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各地经济形势的差距，所以才需要调整。有些产业需要因应经济周期波动在国际框架下调整。在这里，我希望遭遇困难的产业和地区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抱怨上面，特别是不要抱怨这个那个政策“不公”上面，而是应该把精力集中在面对现实自我奋斗自我改进自我更新上面，直面自己努力程度、效率、灵活性、创新精神的不足，然后改进，不要讳疾忌医。去年《环球时报》曾经刊登过《黑龙江日报》评论员一篇文章，就是一味地为本地历史贡献评功摆好、抱怨、讳疾忌医，如果黑龙江多数人都是这种心态，那我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技术官僚需要接地气 独孤：最近的股市、汇率，专业监管部门的操作手法，加深了普通民众的这种怀疑感。之前也有学者批评监管部门人才流失严重。在调结构促改革的新常态下，官员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适应并引导？我们需要怎样的“技术官僚”？梅：我们需要接地气的技术官僚。我相信我们人才足够多，但是要为他们创造适合发挥的空间。采访/独孤九段“中国奇迹”终结了吗？文/梅新育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中国全年GDP的增速，6.9%，没爬上7，而且是自1990年以来25年的新低。结合这一年来动荡不安的股市，以及面临市场出清的产能过剩行业、增速只有1%的当年“龙头”房地产业……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而且这困难还非常大。去年以来，国际市场“唱空中国”的声浪比十年来任何一年都要强烈，西方主流咨询机构声称俄罗斯投资环境超过中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声称中国制造成本直逼美国，《纽约时报》重头报道中国棉纺企业登陆美国，印度政府和机构不断放言将借助廉价劳动力优势赶超中国制造……甚至说人民币汇率崩盘、资本外逃失控。但是否像“唱空中国”论所预言的那样，中国经济真不行了呢？还是用事实说话。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然相对较好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减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现实，但减速并不意味着衰退。这是两个层面的事。中国经济减速，一方面由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到了需要转型升级的阶段，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大气候影响。中国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2014年中国实际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占全世界16.3%；而美国占16.1%；欧元区占12.1%。在经济深入融合的今天，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没理由相信中国依然会“独善其身”。但尽管如此，与其它国家相比，即使是6.9%，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高。但难以理解的是，美国经济近几年的增长一直徘徊在2%左右，却被市场认为是“强劲增长”，而中国7%这样的增速却被咨询机构说成是“令人忧虑”，乃至“经济崩溃”，这样的对比难以令人信服。中国外贸增长形势也不容乐观。2015年，中国外贸表现不理想，新世纪以来外贸进出口额增幅动辄百分之三四十的好日子确实过去了。这对于三十年来一直以出口贸易立身、外贸依存度第二的中国来说，影响不可低估。但这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已经步入一个较长的低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两倍于全球经济增速的“超全球化”时代也走向了终结。所以，我们对外贸的期望值不要太高，应当追求相对增长：即全球贸易景气时，我们增幅高于主要竞争对手，全球贸易萧条时，我们降幅低于主要竞争对手，这样，我们就能持续提高我们在整个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当前中国外贸的萎缩并不是发生在全球贸易增长之时，而是发生在全球贸易萎缩之时。环顾左右，其它主要经济大国、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贸易降幅比中国还大。这是因为全球初级产品市场滑入熊市，预计可能长达10-15年。再加上美联储货币政策转折，这几年，几乎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都相继发生了剧烈的经济震荡，不少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一年之内贬值20%以上，甚至40%。这些震荡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中国，影响到许多人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看法。然而，作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有连续25年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与那些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社会基本面存在根本性不同。而且中国自身的发展不均衡，倒使得中国的内部市场有一个阶差。就跟二战时苏联利用庞大的国土牵制德军一样，世界经济危机的拳头打过来，中国的缓冲带较长，不至于那么脆弱。至于中国的负债等等问题，如果与其它经济大国和主要新兴市场相比，实际上比他们还是要好很多。中国25年来GDP增速表中国政府“保增长”的调控空间相对广大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相对仍然较好，而且中国政府宏观调控“保增长”的空间要比其它大多数国家大得多，典型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放松货币政策以求“保增长”时，不会像很多国家那样与“抑通胀”相冲突。为什么这样说？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通货膨胀一直低位运行。同时，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外部输入，特别是进口原料、能源、粮食等价格的变动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影响较大。而如今，全球初级产品市场已经陷入深度熊市，比如，2014年6月以来，国际市场石油价格雪崩。到2015年初，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已经跌落到高峰时期（150美元/桶）的1/3，一直到现在跌破30美元/桶。新世纪初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牛市已经在2012年结束。国际初级产品市场步入长期熊市，意味着我国将面临长期性的输入性通货紧缩压力。相应地，中国在放松货币政策“保增长”时，无须过度担心大幅度抬升通货膨胀。虽然去年以来，猪肉等少数商品价格上涨很快，但并不能全面扭转这一点。当然，国际上很多初级产品都以美元计价，倘若本币对美元汇率暴跌，相比来说，这些初级产品价格还是在上涨，但这种情况可以出现在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却不会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这一点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了最强有力的支持。即使对美元有所贬值，贬值幅度也较小，这几年人民币的表现已经能说明问题。而且，中国资本流入以实体经济部门直接投资为主，也可以对人民币汇率造成较大支撑。相比之下，巴西等国家因为一直存在持续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所以很容易形成“资本外逃——本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加剧外逃”的恶性循环。前几年的印度，当前的巴西，都深陷这种困境。以至于直到今年7月29日，在巴西经济2014年增幅仅有0.1%、政府预计今年萎缩1.49%的情况下，巴西央行仍然不得不连续第七次加息，且加息幅度为9年来最大。很多国家还没公布2015年的全年GDP增长率，这是去年的预测中国商业环境基本面优势长在 从中长期来看，决定中国经济、制造业和外贸发展前景的基本面仍然有着巩固的优势，这一点不因某些舆论和个案而改变。以成本优势衰减为例。中国国民收入已经大幅度提升并将继续提升，昔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中国政府也要努力让最广大的国民分享发展的成果，不会长久将劳动者低收入作为国际竞争的“优势”。但在这个昔日优势衰减的同时，新的优势正在应运而生：一是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给国内市场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和消费空间。二是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较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更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同样是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上世纪60年代，西欧小国中央银行短短数小时就耗尽了全部可用的证券工具，束手就擒，而大国中央银行则要从容许多。时至今日，这样的情况更多。三是中国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原来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被动承受，无处伸冤，现在呢，中国更有实力说服贸易伙伴公正对待中国制造。不仅如此，外部渲染的其它国家某些“优势”只是暂时的，或是被其它因素彻底抵销了。以能源成本为例。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声称，若以美国制造成本为100，中国大陆制造成本已经上升到96，而能源成本上涨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赴美投资的中国棉纺和其它制造业企业而言，美国廉价的能源有着强大的吸引力。问题是美国的廉价能源优势来自新世纪的“页岩革命”与原油、天然气出口管制相结合，这样才使美国能源价格要低很多，这也是美国油价超低的原因。可是，近来国际原油价格雪崩，整个初级产品市场步入熊市，美国国内能源成本优势大大缩小，美国政府放松原油和天然气出口管制将进一步缩小、消除这个优势，奥巴马力推的《清洁能源计划》甚至可能将美国国内能源成本提高到东亚之上。再来看那些力图赶超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虽然有比中国更便宜的劳动力，但其它方面的缺陷却抵消了很多廉价优势，而且这些缺陷往往植根于基本制度而难以改观。比如，印度劳动力薪酬比中国低很多，但印度征地成本太高昂，不然怎么修建基础设施，扩展厂房？去年，两万五千印度农民向总统慕克吉请求准许自杀，此事发生于距离40余万人口的印度小城马图拉市13公里的农村，征地成本居然达到了武汉市紧邻市区农地的征地补偿标准，是长三角百万人口县级市常熟的4倍还多，而武汉市人口千万、人均GDP是印度的10倍，常熟人均GDP更高达印度的13倍以上，更不用说印度征地惹出的层出不穷的麻烦了。所以，虽然中国的征地问题备受诟病，但从效果的横向比较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倘若征地过于烦难，非农产业就难以发展，将形成“征地难——非农产业难以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少——农民更加死守耕地、征地补偿要求更高——征地更加难”的恶性循环，整个国家就无从实现工业化起飞。中国希望而且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大体稳定 中国会不会以人民币贬值挑起“货币战争”？1997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以及连续升值17年，从1997年的1美元兑8.2898元人民币升值到今年的6.5773元，发生回调，只不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正常调整，何况离岸市场上人民币远期汇率早已出现贬值。而且，人民币汇率调整发生在过去两年中，众多新兴市场货币和欧元、日元都已经对美元大幅度贬值的背景之下，最高如俄罗斯卢布贬值40%，巴西雷亚尔贬值34%等，相比之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还算温和的，说中国挑起“货币战争”，更是无稽之谈了。当前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不过是;2010年间西方中央银行相继启动量化宽松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们的行为当时就被指为“货币战争”。而且，这场货币战争的最大冲击不在于西方放松货币供给、新兴市场资产泡沫膨胀的阶段，而在于西方重新收紧货币政策的货币战第二阶段。当前的货币汇率波动即使可以称作“货币战争”，也是几年前西方埋下的“定时炸弹”。而且，通观全盘，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汇率连续大幅度贬值，中国经济决策者没有挑起竞争货币贬值的动机，人民币汇率必须站稳。这个只要摆脱非理性恐慌情绪，就不难看清这一点。这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别国横向比较仍然高不少，也因为中国仍然保持着货物贸易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中国财政收支和负债状况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也属于相对较好水平。当然，中国经济决策者也没有放任、乃至激励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更无意于挑起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贬值。因为在短期内，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必将对持有美元负债的中国企业造成冲击。能够在此前数年借入低利率美元债务的中国企业，都是品质不错的企业，其中不乏中国各个产业的骨干，他们资产负债结构倘若显著恶化，对中国经济稳定将带来冲击，中国不会冒这个风险。从长期来看，中国如果轮番出现“金融市场震荡—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局面，那就是已经陷入了发展停滞，或者说“拉美化”。这种处境对中国没有任何吸引力，也是中国多年前就开始警惕防范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对美元适度贬值确实有助于缓解出口企业压力，但中国并不能指望依靠人民币贬值扩大出口。因为整个全球贸易环境如此糟糕，人民币再怎么贬值，都不会改变大的格局。中国无意挑起竞争性汇率贬值，同样可以从贸易政策走势得到侧面旁证。1930年代大危机期间，各国政府采取的是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美国国会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虽然遭到了36个国家的抗议和国内1028名经济学家的联名上书反对，还是得到了胡佛总统的签署生效，此举将美国平均进口关税率提高到53.2%，1932年甚至达到59%的峰值，触发了60个国家的关税战，导致全球贸易急剧下降。但这几年，中国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呢？中国采取的措施是扩大进口，设立和扩大自贸区，绝不是贸易保护主义。文/梅新育（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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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复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GDP五年内仍可能回到8%,近五年gdp经济情况数据,中国近五年gdp增长率,中国目前债务占gdp,2014台湾人均gdp个经济增长率,中国近四年与国外gdp增长率,中国近十年的gdp增长率,2014年中国gdp增长率是多少
复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GDP五年内仍可能回到8%
时间： 07:52:33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原标题：复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GDP五年内仍可能回到8%,近五年gdp经济情况数据,中国近五年gdp增长率,中国目前债务占gdp,2014台湾人均gdp个经济增长率,中国近四年与国外gdp增长率,中国近十年的gdp增长率,2014年中国gdp增长率是多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潜在经济增速(trend growth)不断下滑，时至今日也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中国GDP增速更是在2012年出现“断崖式”下降，从前十年年均10%以上的增速骤降至8%。放眼未来，各方更是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稳定在7%甚至5%~6%的更低水平。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断崖式”下降？中国GDP增长在未来是否可能再度回到8%以上？
　　就上述问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新任院长、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海派经济学家张军教授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在他看来，是外部冲击(external shock)和巨额债务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断崖式下降。而恰当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包括债务处置，将激发新的增长潜力。“未来五年内中国GDP增长回到8%以上还是可能的。”张军表示。
　　债务是GDP“断崖式”下降的主因
　　第一财经日报：金融危机后，全球的潜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且再也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的情况也类似。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
　　张军：正常情况下，影响潜在经济增速的结构性因素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如人口红利，即工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因为出生率随收入上升而下降，且医疗进步也增加了人口寿命，此外，可供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下降，总体而言，人口红利趋于下降或消失。还有一个结构性因素是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即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流动，当然转移机会和速度也随时间递减。此外，起初中国只需通过模仿发达国家便能迅速提高生产率，但随着模仿空间逐步收窄，就需要创新，否则生产率增长就会停滞。因此，潜在生产率必然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
　　问题是，从2002年到2011年10年间，中国经济GDP增长平均是10.02%，到了2012年以后，突然降到8%以下，现在只有7%多一点。这种“断崖式”下降，被很多经济学家理解为经济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变化每天都在发生，为何2012年后会出现“断崖式”下降？从东亚经济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亚洲四小龙”以往的经济增长轨迹可以看出，潜在增长率的回落应该是一个缓慢过程，原因可能还在于外部经济冲击或内部经济政策的突然调整，否则仅仅人口红利的逐步减退无法解释上述情况。
　　日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早在2000年左右，人口红利已经开始下降了。你认为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张军：为何经济增速会下降到7%？我认为除了危机的外部冲击(external shock)外，内部的主因可能是债务的突然累积。不少专家一口咬定现在是新常态，经济增速只能维持在7%，不可再度回到8%，但我认为证据不足。今天百分之七点几的经济增速，远远低于中国经济这些年的潜在增长率。
　　不可否认，年的这轮高增长是由房地产繁荣所带动的。房地产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因而会拉动钢铁、水泥、能源等上游产业。然而，给定中国的金融模式，房地产靠的是信贷，有土地便能向银行举债，因此信贷飞速增长。直至2007年，GDP增长高达14%，远超潜在增长率，政府只能通过房产调控给经济降温。因此，潜在增长率就好像是引力(gravity)，增速过热就会把它拉回来。
　　问题在于政策的调整过于激进和剧烈。中国房地产在2007年已经严重过热，资产泡沫涌现。但2008年的危机使政府决定再度启动房地产来驱动经济，且2008年的4万亿再加之银行的巨额信贷拖累了恢复进程。如果没有2008年11月这一招，经济可能会慢慢恢复适合的增速。
　　日报：你认为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房地产，但有人认为加入WTO和全球贸易链，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推动力。而后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不足这一外部冲击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断崖式”下降，也摧毁了全球潜在经济增速。你如何看待贸易的影响？
　　张军：就贸易对经济的拉动，我更倾向于从供给的角度来谈，而非需求，贸易对我们的生产率的持续改善作用更大，而房地产投资对需求的拉动作用更明显。但从中长期而言，生产率决定增长趋势，而需求则会有波动。事实上，我认为外贸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并没那么大，估计不超过1个百分点。
　　日报：那么因贸易冲击而损失的增长率还是否可能恢复？
　　张军：我认为很难。就算全球经济状况回到2008年以前，中国恐怕也很难回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早已上升，这是主要原因。
　　日报：中国目前在采取定向刺激、降息降准等趋于宽松的政策，但GDP仍然不见上升。潜在生产率下降是“gravity”吗？
　　张军：说起刺激问题，重要的是看用于刺激的钱究竟去哪儿了。其实中国的钱相当部分去还债了，GDP增长不见起色的主要原因在这，不是潜在增长率太低造成的。那么，是否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回落到了现在的水平？我认为没有。一个观察的角度是“亚洲四小龙”，它们都是最典型的贸易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但在东南亚经济危机时，其潜在生产率也只是掉了1个百分点，因此中国经济为何会出现“断崖式”下跌？除了贸易，债务等内部因素可能才是主因。
　　万亿债务置换规模远远不够
　　日报：从债务的角度看，中国在2008年采取了大型刺激政策，这是不是今天巨额债务的重要诱因？
　　张军：在2007年时，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严重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量，资产泡沫涌现，其实在2005年就应该刹车。2008年前的10年间积累了大量信贷，需要用持续调整来使经济增速恢复到潜在增长率。但2008年实施的三年4万亿财政支出，以及配合投放了超过14万亿的信贷，事实上拖累了经济的复苏进程。
　　当中国政府在2009年底因发现投资过热而转向收缩政策和启动宏观调控时，大量在建投资项目(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项目)被叫停，GDP的增长率应声跌下。看上去宏观调控成功了，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虽然项目叫停了，隐含的债务增长并没有停止。各类债务和每年因债务而产生的利息依然在滚动中。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史宗瀚(Victor Shih)教授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研究和全面统计，他先将各种贷款的口径查明，包括表内表外，再去找这些债务的各年规模和利率(信托、小额和委托贷款利率等)，再算出总的债务存量，并通过计算GDP增量与之进行比对，最终看出，中国GDP增量没有太大变化，但债务规模增速较快。
　　据他的测算，2010年全部债务产生的利息占当年名义GDP增量的80%强，而到2012年就接近于当年名义GDP的增量，到2013年，全部债务产生的利息甚至超过当年名义GDP的增量，达到后者的140%，而到2014年，这些债务产生的利息约等于当年名义GDP增量的两倍。
　　由于利息规模过大，银行的放贷意愿也逐渐减弱，开始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开发商、地方政府的债务链无法持续，便转向影子银行借款，并愿意支付高达20%的利率。而一般企业无法承担这种利率，于是便出现了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
　　其实，这些债务问题在当时并不是大问题，是可以及时处置的。但是当时各界关注的只是GDP增速，直到地方政府和影子银行的问题逐渐暴露，大家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前不久，财政部才出台了地方存量债务置换，将利率高、不透明的短期债务置换为期限长、利率低的长期债务。此外，中央政府财政情况较好，债务仅占GDP的20%多一点，因此发债作为核销的资本金来置换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较大。
　　日报：由于影子银行的存在，目前的市场利率远高于中央银行的利率。债务置换完毕后，整体利率会下降吗？
　　张军：央行应该主动降息，降低无风险利率。影子银行债务是表外债务，存在风险溢价，若想去掉溢价，就需要商业银行愿意再向开发商、地方政府贷款。例如，当年日本就将再贴现利率降至零，尽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至少让债务能够滚动，否则会严重影响企业的资金流和融资能力。因此，债务存量不是关键，能否付息才是重点，利息规模太大将导致银行惜贷，而只有解决了利息滚动的问题后才能集中精力解决存量债务问题。不过，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拉动。
　　日报：1万亿债务置换规模是否足够？
　　张军：1万亿当然远远不够。当前仅仅地方政府的总体存量债务就超过17万亿，何况还要加上大企业的债务。我认为也许需要核销总体债务的20%~30%的债务(约4万亿~6万亿)，才能改善政府、企业和开发商的融资能力。
　　日报：解决了债务问题，我们是否就能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机制呢？
　　张军：债务置换只是权宜之计，最后需要堵住新债务产生的源头。因此，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行为，当前靠的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今后需要大力推进市政债，亮出资产负债表，做到透明、自律，不断丰富债券的品种，甚至于带动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投资需求，如去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地方政府债券。
　　如果债务问题得以解决，各方的融资能力都会得到改善，当前基建需求仍然很大，仍可加大这方面的投资。但融资方式需要改变，不能重复之前的债务形成机制。在我看来，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太过商业化，三大政策性银行应该加速改革，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规划应该提上议程，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期限都长达20~30年，而中国商业银行仅仅5年，这无异于制造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银行历来“嫌贫爱富”，中小企业很难拿到贷款，银行越是商业化中小企业越是拿不到贷款，但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需要大规模公共资本开支来维持基建更新，帮助个人资本得到更好的投资回报。所以，开发性金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十年，融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依旧是最重要的。中国储蓄率高，有其优势，但中国需要拥有和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金融结构。
　　日报：中国债务问题的很大部分还来自企业，而企业债务又和产能过剩有关，并不能靠基建解决；此外，企业问题又和国企改革有关，因此改革的难度可能更大。
　　张军：的确难度很大，但首先需要找到切入口，而这一个切入口就是地方政府债务清盘，以此提高融资能力，增加公共市场支出，此后房地产市场就会回暖，存量就能出清。房地产复苏会产生宏观效应，即刺激银行贷款意愿，此外还能对钢铁、能源等上游产业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投资率被高估10个百分点
　　日报：照此来看，中国经济是否又会重走老路，大量依赖投资，在经济恢复的同时也在再度酝酿新的金融危机？换句话说，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
　　张军：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投资显然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投资的效率是确保增长持续的核心。现在之所以那么多人反对投资，可能是认为中国的投资太多了。其实，中国的投资率存在高估。
　　我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在最近的一个研究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原来所统计的投资数据是由地方上报的，而2004年后，国家不再使用地方政府的投资数据，因为地方所报的数据加总的GDP超过了全国数据。因为没有了数据来源，于是便不再核算投资，便把投资作为余项，GDP就干脆用收入法进行计算。
　　当要公布支出法GDP时，投资又如何体现呢？以收入法核算的GDP主要由三项构成，其中净出口数据来自于海关总署；家庭消费数据主要来自公布的住户调查结果，而政府消费数据来自财政部门；最后只剩下资本形成总额这一项，由于国家已经不独立计算，因此GDP－消费－贸易余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
　　但此时地方政府出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地方政府GDP也是用收入法计算的，地方的消费和投资也是分别独立核算的，而其唯一不能核算的是地方贸易余额，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将贸易余额变成了余项，而公布支出法GDP时需要有贸易余额，因此就用GDP－消费－投资＝贸易余额。但由于地方的投资数据总是被严重高估，结果就必然“挤压”地方加总的贸易余额。事实上，我们发现，这几年地方31个省区市的贸易余额加总为负值，而全国的贸易余额则始终为正值。例如，2013年全国贸易余额为盈余1万4千多亿人民币，但地方贸易余额的加总为赤字的两万多亿，我们相信全国贸易余额的统计来自海关总署，是正确的。可见地方总是高估投资。
　　如果是用生产-收入法核算的GDP减去消费支出和净出口后的“余项”来确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数字，那么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一旦最终消费被统计低估，那么这个低估就会直接转化成对投资的高估。我们认为，中国的投资率没么高，实际约为35%，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匹配。而消费可能被低估了10个百分点，房租消费被低估是主要因素。我们发现家庭调查中高收入家庭的代表不足、城乡住房消费(虚拟租金)以及其他实物消费未能被官方抽样调查方法进行合理核算。根据我们对家庭消费开支的重新估算，这些年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包括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约占GDP的60%，而不是官方公布的不足50%的比率。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地方报的投资数据会越发离谱？我们发现，地方所报的投资并非按照财务报表，而是派专人去现场根据工程进度计算的，他们会定期记下工程完成的百分比，隔一段时间再去测算。可见，投资是按工程进度来算的，即所谓的“形象进度法”，而这理应是按照企业报备的财务信息来进行核算。为了独立地得到更准确的固定资本形成数据，也许我们需要大力修改甚至放弃我们已经沿用了几十年的这个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而且，以后的投资数据要按照法人单位而不能再按照项目来统计。好消息是，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启动对该项统计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计划。例如，2012年开始的“企业一套表”和联网直报等“四大工程”，可以使国家统计局能直接掌握原始数据，不再只是像过去一样依靠各级统计机构层层上报。
　　此外，地价可能也是一大因素。由于土地价格在2004年之后持续上扬引起的，用于土地征用、购置和拆迁补偿的费用因地价上扬而持续高走，而这些在土地上的投入并不形成资本，因此地价越高就越会高估投资额。
　　日报：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仍是可以持续的？
　　张军：关键要弄清楚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什么。我认为，经济增长模式并非外界强加或人为选择的，而是内生的。此外，我们是否应将中国过去20年的增长模式定义为粗放型(extensive)增长模式？集约(intensive)、粗放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苏联时发明的。当时苏联的TFP(全要素生产率)为零增长或负增长，增长的只有投入，因此美国人将其形容为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但是，中国的TFP年均增长率达到3%~4%，高于美国的1%，粗放一词显然不合适。只是美国TFP贡献率(TFP增长率占GDP增长率的比重)为80%，而中国TFP贡献率仅为40%，一些人便呼吁中国应提高TFP贡献，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即当时美国GDP增速不超过2%，而同期中国GDP增速达到10%，因此若要中国的TFP贡献率赶上美国，中国的GDP增速便无法维持在当时的高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GDP增长缓慢是高收入国家的普遍特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模仿美国来提高TFP，而美国则需要靠不断创新。因此我认为应该摒弃集约、粗放这种说法，这是用于计划经济体下的，不能因为中国TFP贡献率低就说中国经济增长缺乏效率。
　　日报：照此逻辑，未来中国GDP增速回到8%的水平仍然是可能的？
　　张军：对，我认为未来五年内GDP回到8%以上还是可能的，但长期趋势仍是下行。长期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不断回落，20年里会从现在的8%以上下降到5%，但即使这样，中国仍有望在20年后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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