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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6-06-14 08:53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六）
――苏南的滑落及其回溯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沙洲张家港也才小荷才露尖尖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风光和财富最实惠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常”了。伴随这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常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甚至还是江苏的耻辱。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内生的自动。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地区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95年风光最无限的颠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而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受剥削和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期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得益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地袖手旁观。年间，全国小煤矿因使用柳市不过关的电器产品而接连造成瓦斯爆炸，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巨大激荡。包括***、李鹏、李瑞环、宋平等在内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接二连三地来到温州，来到乐清，来到柳市，来到西园村，或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和省内被迫北上作秀般的扶贫，经济也软着落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的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理梳。中国大一统的政党治理格局和行政权力结构决定了政府内部虽有很多想法却只能外露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的声贝未必最高，但在纷纭芜杂的民间声音面前，它集中而干练，终而形成了一两拨千斤的气势。这里面确有一种神秘的机制。承认便是服从，却不是束手无策。这是不能无视政府作用的关键。因此，一地官方外露的声音正错与否直接关涉到地区能否顺利发展。只要政府的行为顺应了区域发展的实际要求，那么就会出现从善如流的恢弘场面。反之，万马齐喑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是中国历代平民百姓一直期待明君圣主的机制根源。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巨大破坏能量也就来源于打破这种神话的客观要求。把整个社会的思想局限于一个声音风险太大，一旦错了方向，到时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眼睁着滑向悬崖和深渊，暗暗的却又无辜地分享和消化衰落的痛苦。
经济上的一个模式的危险同样在此。“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总在不停地摆转，令人眼花缭乱，失去定力。多种思想的并存是思想自由的内在含义。同样，多种经济模式的并列也是经济活力持久迸发的导因。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最主要动力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到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希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压制，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的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成为会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而入的关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这不仅是苏南而且是江苏全省的悲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政府始终无法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作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鳍利的一面。无论浙江政府还是江苏政府皆是如此。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了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中的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正泰、德力西及其前身的求精开关厂为代表的柳市低压电器和奥康为代表的瓯海、鹿城鞋业就是生动的案例。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和今日已让人“千万不要相信的”河南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另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类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相反，在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的苏南的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员工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下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起来，温州这种形式中个体需要冒领的风险超出想象。在1980年代，苏?br&
任何模式都逃不过优点和弊端的二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也都如此。当今的江苏和浙江的经济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者的优缺点。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却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曾经的温州假货漫天飞，台州骗子遍地走，把建立在损害外地他人利益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今天的由大量外地民工承担最艰苦的蹬三轮和最脏苦的行为实质是用恶劣的劳动环境客观奴役外地民工和盲流的资本再殖，也都源于此。可是泛老板化的光环背后，已经没有人会去在意它的秘密和曾经的丑陋了。
有为的政府勤勉地行为为当地的当下发展带来无限光环的同时却为随后的缓慢发展或相对停滞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这在教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今天，更该值得当下政府的警惕。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七）
筑巢引凤与舍本求末、缘木求鱼
在缘木求鱼的过程中，可能学会了爬树，却是求不到鱼的，除非有好事者闹剧式地把鱼先扣在了树丫上。因为虽有目标，方向却错了。尽管会有负产品，但往往还是得不偿失。大张旗鼓地叫喊富民强省很与此可能异曲同工。
城市是各类因素集散地的性质决定了城市吸纳周边农村和其他城市的资源和资本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但作为一个广域性的地区，把吸纳外部的资金、资源作为长久的推动发展动力，除非整个地区能够成为全球的首善之区，否则便值得好好推敲和商榷。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被当地政府和有识之士未雨绸缪地认识到，确是难得高兴的幸事。然而知易行难，如何或有效地摆脱这一阴影却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速成的。
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当本地企业扩张受到阻碍并招致当地经济增长有限后，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长江大流动，外向型经济成了一根救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也可称之为聊以自慰的成绩了。而这一是由于江苏的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年还得到了恶性的膨胀。这些都是江苏经济在1990年代初再焕容光的关键。但无论开发区经济还是乡镇企业，在江苏经济发展的上空总有一种不自然的烟云。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既是它不可缺少的一环，也可能翻水覆舟般的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苏的发展
，总让人看不到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如果说1980年代全国经济只有广深一处亮点的话，那么1990年代以后的全国发展就已经遍地花开。1990年代之后，城市、乡村、沿海、内地皆有暴露出来的闪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苏州、温州等地的发展可圈可点。但纵观所有这些发展顺利的地区或城市，没有百姓收入的持续增加，仅有城市的风光而没有乡村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持续，光环也不可能持久。城市虽然远比农村发展，但城市相对安逸的环境不可能铸就层出不穷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春兰是泰州市属的企业，注定了它无法在三泰地区象求精开关厂一样在柳市小镇领导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一样打造出中国白色家电的京城。乡村不停地为城市补充精英，也不停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制造风云人物。城市只适合孕育高科技的童话和房地产的泡沫，扎扎实实搞制造业的要么是顺利地接管了国企的精明之人，比如，张瑞敏、倪润峰、周厚僵
陶建幸、李东生等，要么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出制造业的神话出身农民的资本新贵，如胡成中、南存辉、王均瑶等。前者基本上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创业基本大都集中于城市，后者起始文凭平均大概只有初中且经营无处不在。这就决定了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的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样安逸地生活，这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工业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程后，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行程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部分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带来的连锁反应而被迫中断。
1990年代后期经典苏南模式的问题并没有被自身扬弃，它是在外资蜂拥而入的盛况转移了基层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注意力后自然地也是痛苦的被超越。苏南1980年代民间活力随着被政府注意创业重心逐步上行最终被损耗了大半；1990年代初，在政府主导而不是民间主导的乡镇企业大举借债疯狂扩张的投资失误流毒深远；1990年代后期，外资洪水般涌来的卖地进厂的短暂的不劳而得的实惠麻痹严重。70、80年代苏南民间曾令全国上下意想不到的投资创业井喷式的活跃已经被磨消殆京
即使还残存片息，在浙、闽民资面前也是小鱼见大鳄，抗争了只能白白增加成为鳄嘴中美食的痛苦。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安稳稳的享受着别人对苏州、苏南的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多农民的心理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在今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台湾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大，整个社会分配的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乡镇企业经理人转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黛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地产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业主的继续作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目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
浙江现象早已暴露在全国射来的探照灯前，个体、私营大发展成就了浙江伟业，在全国早已是妇孺皆知的秘密。可如果仅仅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领导的政绩因素来考虑，个体就是萎靡的个体，私营就是任割的私营。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成为外国资本增殖的炕房；即使可以成为炕房，长远来说，这也不该是理智地首雪
个体、私营一旦大发展起来，就有无数个方向，即使只是试验，只要有一个方向对了，即使群涌而至，即使在经典经济学家认为有生产过剩之虞，个体户、私营主都有你料想不到的法宝去划解，去出新。这是义乌，这是温州，这是嵊州，这是柯桥，这就是浙江。奇迹只有当你一点没有想到时或已经不认为可以时才能绽现。可是，大声的呼喊蹩脚的模仿，将秘密变得人所皆知，成立毫无意义的公告。它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如果再从官方利益出发，通过媒体吹捧编造出虚幻的神话，则更加南辕北辙。指责政府经常好心办坏事，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冤枉。
包括部地区政府在内的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或许这只是一相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市场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部无法穷尽的黑箱，专业的经济学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担心越多；忧担越多，胆量就会越些
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把吸引外地资本、资源作为本地经济腾飞的根本只适合深圳和一些为数不多的中心城市或其边缘地区。对于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个省来说，引资是迅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一项法宝和捷径，却不是持久之计。对于作为广域市的苏南各市同样如此，尽管它们引资的骄人业绩可谓令世界瞩目。但必须明白只有本地企业家才可对本地无条件付出感情和留有依恋。外地，境外的资本本质上都是墙头草，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抽身而走，这是让人无可指责的本性。引入巨资确是令各地垂滟的骄傲。但空坐于此，必会逼死地产企业家从小到大的生存可能，一旦资本的交流永远之单向，形式的平等也将无处偎依，附属也就凝固为永久的宿命。危险的确存在。做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就是率先。最终的率先也必会垂青本质上喜欢未雨绸缪的人或地区。（待续）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八）
――从苏南到苏北与邯郸学步的错失
南通是地处南方的通州，而不是赖居江北的上海。作为经济区的上海已经无从界定，而作为行政区和都市区的上海永远是也只该是长江口与杭州湾之间的弹丸之地。北上海的城市定位原本就是一种媚态。是经历多年经济乏力后的自卑和由此对自身造血能力的低估后的虚张声势。幻想仅仅借助苏通大桥和沪崇通大通道就能像苏南一样招引滚滚迩来的国际资本只能是一种可悲的痴心和妄想。这不仅仅是南通人的悲哀。
苏南人看着上海，却不知上海的繁荣原来建立在江浙繁庶的基础之上。苏北人看者苏南，不经意地抬头就喊向苏南学习，庸俗到亦步亦趋，却不知道苏南独特地理、人文、交通和基础是任何其他地区不可复拟的，于是，这种跟风的结果最终竟然是邯郸学步。
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永远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形式的主动掩饰不了实质的被动。今年苏州的GDP总量有可能超过深圳，跃居全国所有城市的第四位，可在全国4个省级市和15个副省级市中，它始终榜上无名。庞然大物的上海是它的邻居决不该是苏州无法升级的充分理由。殖民地再发达，在宗主国面前依然是奴隶。同样，没有内生力量的GDP迅速膨胀同样如此。吸引外资资源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只能是扬弃经典苏南模式的再造之径，而非终结。苏南及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全球资本流向的低地，一旦劳力成本上升，资源性价比优势殆尽，似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资本盛况只会是届时涓涓细流回首叹望的自恋和极至悲伤之源。这是苏南特别是苏州必须该清醒的地方，也是苏州以西长江之北的地区必须明白的现实。连无锡和嘉兴都无法重写苏州骄人的引资业绩，距离更远的南通当然更不可能。指望一座桥两个隧道就将南通变成北上海或第二个苏州，只能是梦想。上海只有一个，苏州也只有一个。把自己比附成另一个名城，即使不是鹦鹉学舌，也大差不离。如果苏州不能将自己转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仍然只是甘愿做别人的加工车间，不仅的苏州的神话会破灭，而且上海的自恋也将变成泡沫。而得利者将是杭州湾大桥和扩张北仑港的宁?br&
上海对于江苏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仅仅意识到此并甘愿附属，不仅并不利于上海而且会最终窒息自身。与上海接轨的资本流向，必须是双向的，单向的流动，永远不可以称为交流。外商外资走进来，成长壮大的内资和地产品牌走出去，才是交流，而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平台。活力和地区竞争力提升没有这个双向的交流过程，结果便永远只是GDP的大，而非经济实力的强。苏州、无锡城市政治地位的升格也由此永远只能是梦想。在江苏，本地的民资涌动还只是宣传出来的假象，这种宣传本身还是民资真正涌动的障碍。从苏南走出去，从苏北走出去，因而不能是仅向上海看齐，向苏南学习。眼光真实的转向目标应是浙江。向浙江学习，在自大者来说可以是不耻下问，对谦逊者而言，是虚心求教。请教是为了超越。并不能把江苏向浙江学习朴素地理解为在江苏简单地克隆浙江，也不该把苏北向苏南学习仅仅定位于在江北复制江南，在南通重写苏州。可惜的是，因地制宜地扶持地产企业家从无到有的资本扩张不仅不能及时受惠，而且难度太大，相反，克隆引资工作却可以立竿见影。于是，急功近利的政府的行为也就无法避免。政府一旦大张旗鼓地提出学习，即使出发点对了，结果也常常变成矫造出来的东施效颦。这是期待有为的?br&
第一个发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城市确实不乏深刻的智慧和深远的精明。可当这个信条不再是秘密并被周边竟相供奉时，麻烦就将接踵而至，争吵也会接连不断。其时此害不仅流毒自身而且危害四方。大树干支再大，形成的阴影也很有限，而提供的庇护就更加局促。庞大的树阴只供一人乘凉，尽管孤单却宽松、惬意。但随着人渐渐增多，凉爽一点一滴的丧失，拥挤却一分一份的增加。可叹的是，传出人气骤升的气象只会加大流俗的蜂拥而入。当越来越多的人疯狂的砍掉自己培植的小树偌仪ㄡ愕酱笫飨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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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底下偷种碧螺春，有一个前提，大树的主人不种碧螺春，或大树附近的地盘不属于大树的主人或大树的主人有任树阴自由成长而不在乎它是否会给别人遮凉的胸怀。大树底下好乘凉，能够从中获得凉爽的前提一是大树的主人不与你争，二是大树底下乘凉的人数有限。可现在的情形变了。引资成为一种战争，成为各方拼力压低自身身价奴颜婢膝作贱天然资源的低俗之争。上海将广达电脑项目从昆山硬夺而走，南通、嘉兴、无锡等地对苏州引资形成的巨大压力，使得大树底下的形式已经变得日渐严峻。在温州柳市或虹桥那样的小镇一亩工业用地都可达25万元，而在苏南有的地方曾经甚至只有5万元。即使今天有所改观，也深值反思。
这如同92、93、94年的苏南。如果不思进取的固守一种曾经辉煌而本质不健全的模式，其时表面的光环越显耀，其后摔落得也会越剧烈。这是经典苏南模式无法平稳自我扬弃的主观原因。以筑巢引凤为主要特征的新苏南模式同样也会面临这一个困境。由集体兴办企业的经典苏南模式之所以如此惨烈地跌落和终结离不开苏南模式江苏化、全国化给苏南带来的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而江北地区鹦鹉学舌式的响应苏南模式而不求因地制宜也是造成了今日南苏北和北苏北经济始终无法根底上喜人。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今天的江苏全施
筑巢引凤，巢必须筑得恰倒好处，精明的凤凰才会悄然而至。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凤居，即使气候适合凤居，也并不是处处都适合造巢。苏州的区位有他地无法比拟的优越。正像珠江三角洲一样，大佛山地区只能是大佛山地区，盲目地学习深圳、东莞或早年的无锡、江阴，顺德、南海绝不可能在1990年代中叶以降后来居上超越锡澄如此风光无限。苏州、无锡、常州，虽有苏锡常的连称，但苏州不可能同于无锡，常州也不可能复造苏州。苏州独一无二，无锡也举世无双。长三角地区错位的竞争态势的轮廓已经勾勒。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各自的产业形态特征和经济格局虽有重合却不雷同。美妙绝伦的女人修饰得总是多一分嫌长，少一份嫌短。发展顺当的地区也总会有意无意中实现了扬长避短。在这个意义上，苏北必须明白自己的定位。南通再有良好的港口潜力，纵有毗邻上海的直线距离优势，一条宽宽的长江决定了在南通克隆不了苏州，而南通地产民营资本的式微，经济活力的不足也决定了南通不能拥有宁波与上海争夺世界航运中心的底气。筑巢引凤而已作为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经济规模的捷径，却不是富民强市的根本大计。涌入的海外、台湾的以及外市的资本，数额再巨大，也还是改不了他们的本性。完成他们的增殖
实事求是，叫喊了很多年，却仍杜绝不了主观行事；因地制宜，写满了文书，却还是阻止不了盲目跟风。这是一种曾经的无名的体制悲哀。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外地涌入的民营资本与境外资本都不是自家的亲儿子。他们连候鸟都不如，他们是1970年代中后期下乡上山的下放青年，还来不及扎根，风向就变了，他们也飞得永不回头。自力更生离开了一定的说话语境，较少提及并不代表理由不存，道理不在。无论苏南还是苏北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的充分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象墙头草一样的不知所措。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九）
――沿江开发与苏北振新
浦东开发吹散1980年代上海发展的阴霾，成为上海1990年代容光再焕的肇始，也使上海重新成长为长三角优势再造的龙头。这充分证明了有为的政府得力的行为还是会对经济格局和整体实力产生非常巨大的即期意义和深渊影响。经历了1990年代后半期经典苏南模式的终结和新世纪初南苏北或苏中增长乏力，严重拖滞全施
两个率先”后，在省政府摇旗呐喊下隆重推出的的沿江开发，确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沿江开发是江苏的浦东开发，只要能因地制宜地发挥出江苏沿江应有的优势，乘浦东开发而重写上海经济版图和全国形象的辉煌历史，在江苏再现并非不切实际，痴人说梦。
沿江开发，顾名思义，开发沿江，这种理解多少让沿海的洋口、吕四等地凉气倒吸，也让迟迟不见起色的北苏北无法兴奋。其实，这些多少有点片面。正如浦东开发，受益的不仅仅是浦东的面貌和川沙的农民，他还推动了浦西、其他郊县以及长三角乃至全中国。沿江开发的意义，异曲同工。
由于江苏民间自身造血能力的欠缺，吸引诱人的行政区外的投资是江苏始终摆放不下的重心。既然当下无法拥有与浙商相提并论的那种家资和数目巨大的苏商，重点置放于吸引“外”资，有就情有可缘了。沿江开发的整体逻辑同样离不开这一贯的轨迹。
如果回到1990年之前，今日江苏发展不算如意；如果只上溯至1999年，今日江苏的举省上下透露出来的喜人气象的确堪称优秀。其中，得益于政府，得益于WTO，得益于国际资本加速转移的春风和东南亚及日本、韩国留下的产业缝隙，更得益于长三角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基穿
沿江开发与19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跨行政区协调规划不同，也与南京、徐州等都市圈规划不同，沿江开发在省府统一牵头，规划重整两岸的产业协作，即使取不得预期的效果，也会为今后的发展留下一笔可以得意的财富。规划先行，即使存有弊端也会有其妙处。沿江开发的实质是将两岸按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整合为一条绵延432公里的开发区。所以，必会阻止一些地方盲目上马，主观乱舞的挖尽今日资源贻害后人和周边的愚蠢的开发行为，为大江两岸留下一片可以流畅欣赏的江畔画面。
然而，问题也因此而来。
开发沿江岸线，打造临江深水港，建立在深水岸线的基础上。但长江并不是处处都有深水岸线。即使今天是深水岸线也不能保证永久如此。沧海桑田，在水流的变化下，水道也在变迁，曾经的江滩可以
变成龙江一样高楼云集的城区，曾经的陆地也可以被重新洗刷为河床。曾经的镇江深水港今日几乎被淤塞殆尽，曾经孤悬江中的金山、焦山几已成陆，急得镇江不得不把很多项目无奈地放在城东数十公里的大港。一个原本一体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哑铃。造化弄人，江水在冲塞镇江港的同时又为江北造出了扬州深水港，使扬州有从运河时代走入长江时代的资本。水流可以影响，却不能控制，否则，镇江也不会如此无奈的在江北江床上扔下数千万元的石块期待保持江南的码头。
对于江苏最要命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三峡工程拦去的金沙江的甘露，南水北调抢走的扬子江的乳汁，对江苏长江两岸和长江上的生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虽有无数专家学者“认真”的论证、预言，但在抗SARS的过程中，中国学界庸俗的论证太多，妄断的结论太烂，匆忙而行的动作太急功近利，效率低下，已让人无法对中国科学家的“科学”成果抱有无疑的信任。对不该信任的人委以信任，既是的对他的嘲讽，更是对自己的侮辱。三峡拦去的几百亿方江水对荆江、皖江和扬子江的形态和两岸的生活产生的改变，以及海平面可能上升的危险，等等，我始终没有看到江沪未雨绸缪的应对之策，或许是我井底之蛙，我希望在沿江开发的浩瀚文本中能有所涉及。江水变缓，泥沙淤积，来水减少，海滩萎缩，……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黄河三角洲因黄河断流在近几年内面积不增反减，长江含沙率远没有黄河高，长江可预期内也不太可能淤塞，但只要前提有所改变，即使最终的结局不变，其走向结局的细节通常也会变化，这个应该得到重视。
南通作为上海的附属的区位永远不可能跟嘉兴相提并论。嘉兴与上海的地理亲缘和苏州与上海的地缘，没有本质差异。但南通却有，南通与上海的关系，要么是与上海比肩而立，要么比照宁波。可惜的是，尽管部分城市曾因交通区位而繁嚣无比，但“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的事实还是让历史上淮扬的繁荣改变不了苏北广大农村的过于贫瘠。苏北农村在近代与苏南农村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在从漕运走向海运，从运河时代转向长江时代和海洋时代后，结果是上海的崛起，而非南通的通天。虽然近代的南通因为风云的张謇的个人努力而留下近代民营实业史上最浓重的起点，但仍然改变不了江北的南通无法与江南的上海遥相呼应的事实。如果长江是一条龙，那么崇明是它的口条，南通与上海要么是两颊，要么是双唇。没现在看到的显然是双唇了。上海是下唇，而南通是上唇。这一点南通必须明白。南通不能再浑然不觉地去争取什么苏州、嘉兴似的下颚或宁波式的下巴。而南通与上海的相比，实力过于悬殊也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上唇太过单薄，上下嘴唇不匀称绝对不美，因而，南通的发展也不仅仅只该南通人关心。这一点，上海也必须明白。由于崇明脱离江苏划归上海注定了它不会被上海遗忘，计划在那么宽的江口修建过江通道顺理成章，也
如果淮安、盐城不能崛起为江苏的台州、温州，那么南通的发展对于苏北的小康和率先就有无法替代和跳跃的意义。沿江开发不仅是个机遇而且是个推动。大力叫嚣洋口港或吕四港的建设还显得过于超前，且地方财力有限。如果完全由外资建设，未来收益时，当地又过于尴尬。所以发奋图强时不我待。启东、海门与太仓、昆山、吴江比起来，一是人口太多，而是引资资质先天不足。但其自发发展的基础却并不薄弱。南通的“铁军”名扬天下，二建、三建等是全国建筑业的中流砥柱。而同时，海门的小商人可以不弱温州人似的练摊东欧，盖天力和东盛科技全力打造启隆沙，这些理该成为海门、启东的法宝。南通本部与苏州都是长江的腭，而海门、启东才是与浦东、浦西对应的唇。金山、乍浦、盐官是长江的第一下巴，而宁波是长江肥硕后自然下垂的第二下巴。与几个肥硕的下巴比起来，尽管人均收入不低，GDP相对不弱，但上唇还是太单暴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曾大叫的。东北铁路密度冠全国。但这是建立在东北物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大量的矿物资源需要物流交换。煤与矿石远比粮食与棉花的运量大。苏北腹地曾经一直没有铁路，直至今天，绝大部分苏北人还没有坐过火车，因为过去没有必要坐，现在去北京打工又有工头包的车。但有没有铁路不能成为苏北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温州、台州的交通曾经比苏北布局更闭塞，山路更凶险，但温台的假货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运销全国。所以，没有路就不能发展显然是一种托词。交通大发展固然可以创造更有利的交流环境，但也可以加快使没有潜力的路经地区更加边缘化。原先的312国道两侧绵延的是一连串的低等三产，即使档次不高，但依旧还是发展了当地的经济，贡献了富民。一条二级的国道是一条参差不齐的珍珠串，有假珠，但也会混入珍珠。而一条高速，直接来说，可以繁荣两点，也可以带动几处，但却难以直接带领一串。为什么宁连公路的安徽天长段曾经建的艰难，而且封闭的更艰难，其源出于此。宁连公路的安徽段沿线的农民收入肯定高于北线。你从两边无数的饭店的存在就可以知道。这隐藏启示。
沿普通国道绵延的店铺或许低俗却很自然。那利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从无到有的创业。虽然那有生态和道德代价，却很天然。这对于一个地区，总比把所有人都赶到外地却做每月只挣3、400元的工资强吧。温台人人是老板的奇迹已经不可能再现了。但一个地区所有人都变成劳工也绝对不是幸事。白领、金领再怎么样也是受雇于人。压力和束缚也就总是在所难免。而创业者起始的压力或许更大，但一旦走上正轨，其受益也就远比压力大了。
在江苏，从南通到徐州，从江都到新沂，涌起出上百万的建筑民工。这与浙江百万经商大军散布全国形成了沿海省份人员外出的两大奇观。相对于固守农村做剩余劳动力而言，每年1万元左右甚至更多的劳务收入收入蔚为壮观。但这以“月落而作，灯熄而息”为代价的。科技的发达加大了建筑民工的劳作力度和强度。对他们来说，因为有电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了。南通到三泰到盐城以及金坛，一批包工头活跃无限，尽管包工头的收入与建筑公司的利润无法并论，与城里的房产开发商的暴利也无法比肩，但与普通的仅靠买劳动力的民工而言，则已经丰厚无比了。浙江每个村子出去的集聚在市镇单干，而江苏的每个村子出去的则既是分散的又是聚众的干着同样的没有太多创造性的简单劳动。今天收入可能比较高的浙江商人，在其他的小商人面前，他们不会过分炫耀，更不会跋扈。因为，把追求财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会嫌钱少，也不会高枕无忧，只要一招不慎，今日财产逊于他的商人，碰巧投机到一个好的项目，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超过他。而在江苏，包工头与民工的关系通常难以互转。包工头占有了太多的资源和悠闲，而普通建筑民工除了日以继日地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一小撮民工即使有幸成为工头，也很少能够比先?br&
我不相信，淮安的高速公路优势和新沂、海安新的铁路枢纽地位能够改变苏北整个区域的落后。的确，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激发人的创业激情和无意识的培养出本地人的创业能力。
沿江开发的实质是使整个沿江成为一个绵延四百多公里的开发区。如果，与苏南杭甬绍强劲的势头比起来，通泰扬活力不足已经让长三角制造业中心南移、北翼缺失成为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加快新一轮沿江开发可以看作这场竞争的对策。顺利的话，尽管不能在根本上减少民富的落差，它也可以加重长三角北翼在GDP总量比较中的砝码。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十）
――南京突围[上]
在山东，济南的权威只有青岛有可能挑战。在广东，广州的地位只有深圳敢表达不服。在浙江，杭州的中心只有宁波有心去取代。然而在江苏，墙头变换着大王旗，上海的存在，行政区的偏长，使得南京扮演的角色总有无以言说的尴尬。这是南京隐讳的痛。因为上海的存在，尽管南京在省内拥有最强的综合实力，无锡、苏州、南通，甚至镇江、扬州还是诤诤有辞地觉得他们有不惟南京马首是瞻的理由。因为安徽，徐州有心却无缘直接承接南京溢出的力量并与它互动。尽管南京特别是城区的实力在全国依旧超群，但南京不是本省的经济中心，以及由此而来的无法明晰定位的耻辱成为一种枷锁。
当香港在名称中缀上特别行政区“特”后，它的特殊性就已经开始在实际中慢慢淡去。竭力强调的往往成为实际最缺和渐失的。这已是基本常识化的教条。香港光芒的淡去预示的也是珠江三角洲满面红光的不再。而这给其他地方有了机会。长江三角洲，这块东亚地区面积最广、最富庶的宝地，像卧龙一样正在重新抬起它的头颅。尽管曾被历史腐蚀得锈迹斑斑，但掸去外层的铜绿，依然无法阻止闪闪的金光，即使不美艳也会很亮丽。长三角的光亮的越来越强，它的光芒也越来越耀眼，因为速度的差异，因为发展的反差。
南京是幸运的，它是万里长江的咽喉；南京是不幸的，也因为它只是长三角的末梢。因为长三角过分炫耀的光芒有可能迷惑住南京的眼神，使它的目光只会向东：只羡慕上海，只看到杭州、宁波，只提防苏州、无锡。
看着上海是明智的，但只看到上海并亦步亦趋则很荒唐；不服苏州、无锡并试图赶超是进取的，但过分纠缠于此邯郸学步，则很愚蠢。因为大海和长江，也因为故吴和旧越，拥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和高耸入云的陆家嘴，仅此一家，上海是中国的，也是远东的，最终还是世界的。南京起码在经济上永远不可能与其比肩。由于上海、南京的存在，也因为曾经靠运河而兴和以苏州为中心的最相对的繁荣已成往昔，苏州、常州、无锡，永远是也只能是长三角的腹地城市，而不会是中心，它们的命运只该与长三角的主流同进同退，而不可能领导风骚。南京与它们不同，它的血统与它们尽管亲近却不雷同，南京倘若把自身仅仅类同于它们，便是不识大体的自我屈才、自甘埋没的不慧。
在经历了多年内生乏力的无奈之后，在面对省内兄弟蜂拥赶超的急切之后，南京的目光被迫向东甚至仅仅向东，这就给自身圈定了一个牢笼。而要突出牢笼，目光向东固然不可缺少，但向北、向西、向西北、向西南、向东北，甚至向东南，却更为关键。一个在经济人格上独立的南京不仅是金陵的福气也是中国的需要。
在一个大部分地区经济内生力量普遍不足，在一个外资发展远比内资顺利和如意的年代，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工业化，叫嚣服务业为主还只是主次不分的时期，加速工业化是无法拒绝的选择，不辞劳苦吸引外资和外来投资兴办新型工业，是有条件地区没有理由不去努力的捷径。南京吸引外资加速新型工业化的条件尽管没有苏州、无锡、嘉兴那么优越，但决不该比宁波、绍兴、杭州逊色。地理区位是其一，而中国第三科教城的实力是其本。扬巴一体化的化学工业园，乐金飞利浦的新港开发区，百事、爱立信的江宁开发区和重金支持的高新区，已经并继续在书写它的傲人实力。尽管早年上海的崛起有农耕时代经济中心的苏州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今日苏州的繁荣离开上海的诱因，也绝对无从谈起。近年南京的引进外资业绩固然有上海因素，但却不能仅仅归结于此。与上海距离的暧昧，曾是南京引资无法望苏州项背的根由，却也是让内地一般省会羡慕的发展优势。在强调自主创新和推崇“土著”创业而不人云亦云仅靠工薪收入的今天，它更是南京可以拥有自己更大荣光的关键。在杭州慑于宁波而臣服上海心甘情愿地做阿拉人的后花园后，南京的优势和中心再造的潜力已正在变得被人嫉妒。
身居长三角，但影响和心思却不该只是长三角之内，南京就如同当年寓居在县城或市镇的乡村地主，与市城中云集的商贾不顾一切的竞争实在不智，他们的优势在于城外数千亩良田；他们拥有双重的福分，可以于商贾一样开店铺卖杂货，但这这是副业，更重要的收入来源和比较优势却在城池之外的农村。南京对于长三角同样如此。长三角为南京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生活平台，但南京的发展空间腹地则应向北向西。如果没有长三角，南京就如同长春、南昌，如果没有向西的腹地，南京的前景也只能像常州、湖州，远逊无锡、绍兴。因为省内后起之秀的茁壮成长，因为省内经济中心地位的含糊不清，常会让南京跟无锡、苏州比长论短，这是误区。不能把南京仅仅只看作世界第六大城市带中的一员，而应看到南京是一个中心城市，有着广阔的腹地。
作为狭义城市的南京一直不弱，但就广域市而言，南京是虚弱的，而病因几年前就已被确诊为郊县经济的弱些 地处长三角之边，隔着宁镇山脉的南京与苏锡常、甬绍杭等地的发达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并非是城市，而是农村。集体企业只有在乡村的乡镇企业才是大干实业的主力，个体私营企业，同样如此。城市中的街道工业罕见兴旺发达的。建国后南京有着完整发达的城市工业，但农村却没有能自生出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腹地及类似温州、泉州等地的乡村工业。这是南京广域市的经济总量一再被沿海城市和人口更多的内地省会城市超越的原因。
由于投资主体原因，乡村工业得益于松动了的计划经济体制，壮大后的乡村工业体制反过来又加速瓦解了旧有体制。旧有体制在被促动下的瓦解虽给地处其中的国有企业以压力但反过来又会推动国有企业尽快适应和弄清市场体制。这如同“鲶鱼效应”。南京与杭州、宁波、无锡等工业城市相比，城市经济活力相对不足，正缘于此。南京没有能内生出发达的乡村工业，这对南京这个市域市场活力和自我良性调节机制的形成是个缺憾。
同样，南京毕竟地处长三角。南京不可能受不到长三角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由于南京是始终有实业传统和作为温顺榜样的江苏省的省会，使得南京的民营企业家不可能有内地大鳄“空手套白狼”的大气魄。从无到有需要铤而走险的投机，而南京唯唯诺诺的性格缺乏这样的环境。所以，南京很难造就妄图投机的老板，外地的通常的也不会来。南京籍的骗子杨斌只愿去沈阳而不愿回南京就是一个佐证。在南京发家的祝义才、张桂东、张近东、严晓群等，尽管后来有倒卖可能，但起家的法宝无一例外靠的是实业。南京没有像成都、西安那样出现希望的刘氏兄弟和金花的吴一坚。南京也没有充分利用旧有体制，通过大手笔一日暴富的与周边多数是工薪阶层形成剧烈反差的上海周。南京确实丢不开实业，也迈不开大步，这个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中都是如此。
南京独具一格。有个性的人拥有的独特在使自身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会让自己孤立游离于大众，从而或孤独或无助。
因为既占不尽旧有体制的光辉，也无法萌生出领新风气的活跃开明体制，南京得了风气之先，却不彻底，也占了国有资本之利却不全然，于是，南京总也不能尽兴，两者尽占，昙花一现的光荣太多，最终却还是平庸。刚出道的苏宁掀起旋风却难以惟我独尊。依维轲领风骚一时却无法一路保持领先。黑马冲出的同创电脑直逼联想终后劲不足功败垂成。熊猫彩电风光无限却在对手突然攻击前无力直面挑战而饮弹自伤。金城摩托执了牛耳却又还是表现平平。……得市场之先，却又无法大刀阔斧，雄厚的底质，却因过分凝重的气质无法尽情的发挥，不经意点亮的光环终究只是雨后的彩虹。这是南京的困闷。
于是，南京不会也不可能沦落为普通的省会，降格为一般的城市，却也永远难以站稳领跑者的脚跟，无法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那样成为无可争议的全国性中心。
发表于：06-06-14 08:54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十一）
――外向型与乡村工业化
外向型不是外生型。当大江南北都在叫嚣着外向型是区域经济的牛鼻子的时候，已经被明示的危机又在进一步被掩饰。
江苏跨江临海，东迎上海，北连北京，无论铁路，还是公路，江苏都是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连线的必经之地。接引双向的辐射得天独厚，却也注定了江苏温文尔雅不敢突破前卫大踏步前进的宿命。
除了社队工业异军突起外，江苏向来是马后炮。起码省一级的提倡确实如此。江苏每一步的发展策略都与中央既定的发展准许紧密相连。乡镇企业作为国营经济的孪生兄弟，于是，原只在苏锡常露尖的乡镇企业被人为地推广到苏北。中央在看到广东的乡镇企业危机和浙江的民营经济及股份制改造创造的奇迹后允许集体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改制后，江苏才敢将乡镇企业股份化、私营化，而且又是运动式的。外向型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着重点，江苏全民上下又在“不惜一切为引资”。墙上长了树，风吹雨打，墙会有危险，树不会有险情；墙上长了草，风来雨摧，任凭凌辱。大企业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固然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这正如将无数个小舢板用铁链连起来在吨位上超过“里根号”就是航空母舰一样可笑；就像将整个区域内所有的民众驯化为外来资本雇佣的高级技工就是现代化一样无言。没有吃通实质的实践往往会南辕北辙。改革的最大悲剧不在于不改，而在于今日的改革却在为明日的改革制造出更大障碍。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也会如此。
无视外向型经济的意义和价值，埋头苦干，实在不智，对于内生型经济出现困难的当时江苏更是如此。工业化的潘多拉盒已经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一体化。游离于体系之外的，只能是自甘孤立的怪胎。像朝鲜一样表面上在建设天堂，其实是构造地狱。但错误地把外向型理解为引进外资，把本地的发展寄托在外来资本的基础之上，当地人只满足有工可做，有薪水可拿，虽然事出有因，却会因小失大。
外向型不只是外生型。一个广域的地方改变落后的面貌，如果它以后稀缺的资源，它可以招来凤凰从而不劳而获、一本万利地收取凤凰蛋。如果它的资源并不独特，对外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或原本就匮乏资源，把精力硬往外向型靠拢，就像在没有石油的地区架平台、打油井，不仅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更会挫伤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信心。最终滋生自叹不如、破罐子破摔的绝望，从而裹足不前、相对后退。人总是喜欢跟风，而中国人更喜欢盲目跟风。并不是所有的盲目跟风，看似自杀的行为都会出乎意料地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于大多数本不知天高地厚的模仿，形似自杀，实质也是自杀。
改革与开放，从1978年之后的简化汉语的语境中，基本上总是并肩相伴。改革是为了开放，开放旨在促进改革，尽管全国而言，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绝对荒谬，但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某一时段，淋漓尽致地告别旧体制、颠覆老习惯，确会有出乎意料的收获。昆山即是如此，与20年前的昆山相比，除了还是党在领导外，，其他的一切都已经天翻地覆。在1980年代，在几个经济特区之外，发展较好的地方，都在原先的规划中找不出条文；进入1990年代后，所有农业发展仍是重中之重、欣欣向荣的地区，都难以再被富裕垂青。市场经济
是自由经济，作为自发的交换运动，必然为人为特征雄厚的计划所把握不准的。工业成为主宰，大规模的农业退居次席总也难免。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到来前，富甲全国的，除了帝王和类似和坤的将相外，便是以流通为主业的大商巨贾而不是以收租为家资的地主豪绅。尽管士农工商，商处于末，但在全国而言，处于最末的商总会因为财富而获得超出说教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商人被咒骂，更多的是处于被嫉妒。尽管富裕并不一定源于经商，诸如继承或腐败，但认真的不屈不饶地经商却一定会走向富裕。
无农不存，无贸不活，无工不富。农业是基础，综观改革开放二十年，所有发达的地区都不是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即使是在温州，雁荡雄美、山水秀丽，平原虽不辽阔，发展农业的天然条件却得天独厚。不足的仅是，温州人口增长得太快，最终平摊到个人，只有
0.3亩不到，让人误以为温州自然条件的贫瘠。农业是基穿 自发性的经济快速发展都离不开这一点。苏南如此，珠三角亦是如此，泉厦漳、胶东还是如此。
仅仅有农，氛围显然不能活跃。农业经济始终是封闭经济。从农到农只能是自然经济的无限循环。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式大农场经营和日韩式高密度高集约化经营，都并非这样，它们都来源于从工到农。推动农业从小农到大农，从自给自足到农业产业化，显然不能立足农业谈农业，这类似“提着自己的头发想飞天”。农业是基础却不是关键。无论农业已有基础良好的地方，还是一般的地方，整个区域若想富裕，远离农业都是方向，而工业便是手段。对于农业基础良好的地方“给之艳羡而后活”；对于农业条件恶劣，温饱有虞的地方，“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从农业走向工业的过程应该与民智开启同步。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自由的个体。自然发生的东西永远是最和谐的。农业工业化，即使不能完全如此，起码也应该尽量复原这种过程。多元化总比一元化活跃；整齐划一的模式始终是个终点，最终万马齐喑；纷繁复杂，虽然不符合正统的美感，却会生机勃勃，不类似于当下的一统的迷雾却利于千秋万代。
最有前途的农村工业化显然应该由当地人主导的工业化。外来的引资是为了使当地转移的农民成为廉价的劳工；上级政府的主办，则是希望淳朴的农民就地转化为温顺的工人。两者都应警惕，特别是前者。一般的劳工和普通的工人，赖以生存的，除了劳力外，就是透支的生命。更深一点的智慧实在用不上，只要按部就班地简单劳动就即可了。资本总是希望维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在资本孕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只有成为资本孕育的地区，否则当地人只能在外来资本的不断升值中被不断边缘化。当然，并非所有的地区都可能因此而资本丰富，但大部分地域的天生资质中绝不该缺乏。曾经的徽商、晋商和正在成为过去时的潮商，都是证明。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所有的白手起家者绝非天生如此，实乃是环境和自身的不断历练的经历释然。
本地的工业化，苏南和珠三角西首的自发工业化只注重于工业生产和实业制造就已发达，只是特定时期特定的偶然。过了那个时代，这样的自发工业化就已明日黄花。无贸不活。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经过浙商群体的演绎已经不再是神话。而浙江经验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贸不活”。然而贸决不能孤立，贸可以富一人，富一城，却不能富一地。
商贸的繁华，必然带来制造的活跃。而且商贸不像大工业，所有从事商贸活动的人都不会仅仅只依靠出卖劳力，嘴皮和脑袋都是要素，于是包括阅历愈练愈丰，成为一个地域的贵族，类似当年的徽商。温州三个一百万：一百万从事国外贸易，一百万从事国内贸易，一百万从事组织生产。仅提及温州商人，只是因为约定俗成，温州的工业制品从来未绝，而且档次还在不断提升。苏南人和费孝通认识到“无工不富”，却没有意识到“无贸不活”。于是，政府的偏导、民间的大意，实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更高的苏南人和江苏人落伍了，也在全国丧失了应有的尊敬。妙桥和横扇的羊毛扇集散地和生产基地的桂冠只得转手给桐乡。这还只是缩影。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链条甚至还延伸到南通建筑铁军在全国地位的下滑：企业大了为什么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发展却不足了？……这也与森达的孤独和爱特福的寂寞互为因果。在浙江，一个地区拥有响彻全国的名牌背后也还会有无数个自家兄弟，而在江苏往往却只有一家，像个独生子女。情感上的孤单影只影响到了经营上的热情，往往是常态。
外向型经济于是也有了两个极端，温州的内生外走型和苏州的外引外生型。也有了浙江在上海起码有5万投资企业，而江苏只有1万家。在外地浙江商人、温州商人名头震天动地；而江苏商人、苏州商人却声音颤微。当年无锡商人的至上荣耀并不仅局限于无锡，在无锡成为中国五大工业名城的同时，荣氏到了上海，而周朴园也到了唐山。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十二）
――江阴之梦的浮沉及其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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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江阴在江苏现代化指标评比和全国百强县评比中的位子相比于往年先后后移，让人担心的“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认为已经渐渐的显出了应验的可怕趋向。
当无锡“华夏第一县”的殊荣破灭后，当典型的外生型工业化的昆山之路风光后，江阴模式是江苏硕果仅存的内生型县域工业化模式。然后挑起这种重担的同时，江阴已经疲惫。当1988年之后，由于跑得太快，企业相对做得太大，吸引农民太多，除了早年进入创业核心的人继续兴业外，大多数农民已经安于做工拿工资了。随后，经过1990年代苏南模式江苏化的推动，作为源起地的江阴，更是登峰造极地做大了这种格局。时至苏南模式企业深化破灭，江阴无意中抓住（买壳）上市的契机，成为华夏第一“股”县，创造了苏南模式更新后的典范――江阴模式。但危机同样肇始欲此。一些企业大了，却掩盖了地域的创新活力，没有形成大、中、小老板层次鲜明、递补有序的序列。企业大了不是坏事，但遏制了本地居民不断创业的冲动则是不是妙事。于是，这种缺乏成为江阴、张家港的软肋，而现在正在发威。
1980年代下半期，江阴有两个政府和民间期盼和推动的梦想，一个是一桥飞架南北，凸显江阴的交通枢纽地位；二是江阴、张家港、靖江合并，三江升格。这是七、八十年代江阴草根性质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顺应了乡村工业化到城乡一体化的这个当时普遍流行的逻辑。而江阴县（市）政府在其中出力颇多。那时，发展好的地方，基层政权的勤勉是个重要条件。相比于广东外向型模式争论较多，浙江尤其是义乌、温州假货盛行、声誉颇差，苏南无论从百姓实惠还是中央认可上都是辉煌鼎盛的时期。
民间的力量，“给之艳羡而后活”的动力焕发了无穷的兴办实业冲动。基层政府在这个时候顺应了这一个趋势，或者说，还是这种民间力量的代言人。当时的基层政府的对经济利益的期望与民间的追求是重合的。江阴造桥和升市更多地是民间力量和意志的表露，而缺乏从大局、全局考虑的因素介入。与此对应，无锡县、武进县、常熟县以及沙洲县、宜兴县、吴县，大体情况一样。自力更生不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自说自圆的武器，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所有的创造必须是确立自主意识后四处吸收所长的独立钻研，否则，没有自主产权的努力只能是低俗的模仿。
但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是个界线。江阴从县变为市后，江阴自主表达的愿望受到了阻碍。一方面是曾经行使民意的中间分子成了既得利益者，比如乡镇企业厂长、村组干部，他们是第一波的冒尖者，自身的行为逻辑杂糅着为他人谋福利和不要让他人超过他们的双重考虑。但是这种想法并不紧要。紧要的是，环境变了，苏南乡镇企业格局下，人人有办实业的冲动的愿望也难以实现了。单干要受尽歧视，而加入组织，先入行的热年已经基本分割完岗位。可以做推销员，四处奔波，像浙江小商人的行程，却不用承担那样的风险，当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收获，无论物质还是精神，于是苏南自主创新的活力被无形束缚。不论苏南还是浙南，早期的发展，施
地特别是省一级的作用并不太大。大政方针由中央定，具体措施超越县级已经失去可行性。
“给之艳羡而后活”是苏南，“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浙南，其主体都是农民。但不同的是，在苏南，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主体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再到几乎所有农民。苏南兴办实业的风险，从全民逐渐到精英；浙南兴办商工的风险，从外出历练的类似乞丐中脱颖而出的精英走向普遍的农民。于是，前者走到尽头，风险最终的承担者是政府；而后者走到末尾，风险的最后平摊到整个社会。当所有的人都在承担风险，风险就不会太大，只有少数人在承担，而大多数人按部就班地置身度外，受着小惠的风险却反而会被放大。
在海中一条吨位不大的小船遇到了波涛汹涌，所有人都知道危险，然后行动起来，试图力挽狂澜，希望就不可谓不大；反之，一条巨轮，撞上了冰山，只有船长和部分领班参与出谋划策，而大多数乘客和船员懵然不知，束手高搁，沉没的危险就不可谓不些
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如果仅仅着眼于管理、统治，一个强大的社会对于政府来说不是福音。反之，如果以服务为己任，那么强大的民间力量的存在就是一个有为政府所不可或缺的。政府是一个腔调，而民间是无数个声音，政府是有组织的无组织，而民间是无组织的有组织。政府的决策有明确的目标，在实践中却往往失去方向。
民间的意志，看似无头无绪，无形中却有一个大体的走向，尽管它需要解脱束缚，不急不噪地行使构建好的一个机制。发展地方经济的主体最终成了寥寥无几的几个寡人，即使原本没有党政背景，最终必然会走进政府，兴盛一时的苏南乡镇企业在机制上走向尽头也就无法避免。伴随这个过程，乡镇企业的头面人物的集体意识也从民间意志的表达逐步转化为被政府意志所左右。进入政府也就进入了旧有体制。1980年代末，江阴设立地级市和兴建大桥的呼唤，是民间意志表达的最强音，也是危险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从下还是顺上的关键，当被当年江阴人寄予厚望的市长上调无锡后结果已经出来。而温州不同，政企一直就结合得不浓，而且创业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在当地发迹，于是政府也逐渐从凌驾社会之上，渐渐地与社会平行。政府的职能进一步明晰，而民间力量进一步强大，两者互动，不断升级地方产业和声誉。而在江苏，从中央传下治理整顿的强音，被基本不打折扣的执行，打断了正常的自发进行，江苏也先后被广东和山东超越。而随着1990年代兴盛的福音传播者已经转为请来的僧侣，又加大了地方政府在当地社会之上的趋势。
政府是服务型政府，但服务的对象不是本地的民众而是外商。这是一种无言的悲哀。政府的政绩、财税和荣光都由外来投资推动，本地人渐渐变为只是廉价劳动的提供者，倘若被重视也只能是幸运地被施舍，而这靠的更多是别人的道德而非自身的实力。民间不仅创业冲动受到压制，而且创业能力也受到抑制。所有的佃农都希望成为地主，但并不是所有的佃农都能当好地主，长久地反复几次，不安心的吃尽了苦头，于是只安心做好佃农反而却成为他们自认的本分。……
进入1990年代之后，浦东开放、小平南巡，苏南沿着原来被打断的道路和轨迹继续走了下去。精神可贵，但实在不智。夏天种水稻，可以在秋天收获；但错过了夏天，在冬天补种水稻，付出更多的努力却不会得到更多的收获。道理同样。进入1990年代后，1993年浙江率先将温州模式浙江化，浙东、浙北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纷纷股份化，民间的力量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在发挥张力，这是今日可用浙江商人之名扬弃温州商人的原由，他们将走向政府的精英重新放回了社会，进而带动了社会泛老板化。如果没有这一条，原先与苏南一脉相承的浙北不会出现嘉善木具集散中心、桐乡羊毛衫集散中心、海宁皮制品中心等殊荣。柯桥、义乌、柳市、路桥等更不在话下。江苏就远没有浙江幸运。市场是政府所包揽不了的。市场与企业的结合要有机，而这项功能政府是不能像当年建厂就不愁销路的思维定视下安排出来的。江苏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浙江也并非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但偶然的差失，改变了天和地。
江苏依赖了外资却让本地老百姓创业能力显露出萎缩。全国最有实业兴办传统的苏南虽然还能是小康生活水准，但在富裕上却不再冒尖，这也造成了改制后拼出来的民营经济大省，却缺乏成群结队的民营大户。常州红星、月星家具名声打了出来，武进的木业却赶不上嘉善。同时，张家港、常熟、吴江的羊毛衫却敌不过桐乡；盛泽、周庄（江阴）的纺织却比不过柯桥。
进入1990年代后，江阴的梦还在，但形式已变。江阴大桥的资金虽差不多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情形已经大不如先前。后来居上的张家港及其享誉全国的张家港精神就是终结1980年代苏南风光无限好的主导精神。这让三江合并更不现实。只是靖江相对愈来愈差，对江阴也由羡慕转为仰慕，让江阴的虚荣还能有点受用，但这种过程对江苏来说是无言的尴尬。曾经作为苏北最好的靖江在1990年代如此相对裹足不前，的确令人深思，真是仅是因为长江吗？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提两江合并，更多的是政府意志和上级想法在主引。而活跃的民间已失去了呼声。
政府意志与民间意志未必不能相合。甚至强力的政府意志还可突飞猛进地提高民间意志的层次。比如韩国、新加坡的奇迹，也比如张家港精神对张家港面貌和民心的改造。但谁也不能保证政府意志永远不落后于民间意志。这是悲哀之源。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十三）
――南京突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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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东南亚的背景，新加坡的奇迹将是天方夜谈；抛离了中国大陆的依托，香港的繁荣也会无从谈起。红花总需要绿叶来扶持。城市的发展总奠基于一定的区域，离不开广大乡村地区的支撑。只要是自然界正常长出的鲜艳夺目的红花，它的周围必定会有默默无闻的陪衬的绿色。这也决定了红花相对于绿叶总是少数。而且遍地红花，色彩再艳丽，惊艳也会黯然；相反，同样类似。红花与绿叶与绿叶需要搭配得恰倒好处。疏忽了与绿叶的协调，鲜红就会变得庸俗；轻视了红花的哺育，绿叶就会流于平庸。这个不仅适合于上海与长三角，也适合于南京与长江下游。成功的城市定位不会只有一种。追求千篇一律，只会导致大部分城市的现实与追求上的努力南辕北辙。求大则会成肿，求全则会变空。大树下面适合培育碧螺春，却不适合栽种雪松。同样，在大树树阴之外，适合新植雪松，却不适合移植碧螺春。选择失当的发展策略，即期的影响远没有远期的影响来得剧烈。40码的脚穿50码的鞋，是资源浪费，但穿35码的履，又何尝不是对脚的浪费。前者浪费的是现在的或将来的可能，后者浪费的是当下的或是先前的积累。从恶劣程度上来说，二者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无奈的是，两种毛病会在一个城市同时表现出来，尽管是在不同的方面。
城市不该仅仅着眼于实用。在温饱解决之后，在小康徘徊之间，现代化的梦想已经不再遥不可及，把城市建设成为一件艺术品，便渐渐地成为共识。可此时此刻，回首竟然不堪。悠久历史、遗产丰富是艺术化建城得天独厚的资本，却也是实用第一的碍手碍脚的累赘。在实用得太快、太猛、太彻底后，在庸俗得太广、太滥、太全面后，大手大、自以为是地折腾一遍后，才发展城市定位的失败及其后果带来的耻辱在无言却胜似有言的历史遗产方面前异常眩目和格外耀眼。南京如此。
让明故宫毁于一旦，那是因为战火，是破坏的破坏，让明城墙不再完整，那是因为跃进，是无知的破坏。前者令人无可奈何，后者在今年也渐渐地被承认为情有可缘。但对于一天天在减少的明清古迹，一天天在消失的六朝遗风，一天天在被推倒和遭侮辱的民国建筑，……古老的南京有心却无力阻止或挣脱愈加愈急的枷锁。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香港，更不是深圳。很多人明白南京成不了香港、深圳、上海，却不明白，香港、上海、深圳更不会成为南京。港、深、沪不会盲从南京，不仅仅是主观不为，更重要的是资质和时代不同。超过金陵饭店的高度，对于深圳、上海是举手之劳，但远东重要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事实和底质潜力却永远是香港、深圳和上海望尘莫及、自叹不如的遗憾。刻意的模仿，在真品消失前，永远只能是赝品。即使可以像回流进故宫的伪作有天大的标价，即使可以像日本那样傲视全球，但前者只会有笑话，后者还是有无穷焦慌。模仿的物品、跟风的行为，即使轰动一时，终究难以持久地被记忆和纪念。克漏
复制有实际的用武之地，却难有连城的艺术价值。
要想真正成为一个人居的城市，规划的理念和建设的方针仅靠跟风显然不行。这不仅对于昆山、张家港、吴江、太仓、江阴、苏州新区，对于南京更是如此。好心办不成好事，往往是因为缺乏持之以恒。不小心被打碎的文物往往如同一文不值的垃圾，仅仅因为不再完整。《清明上河图》的可贵在于它的写实，珍贵却在于它的完整，不仅仅在绘画上还在相关的学术上。继承太多的历史遗产的对于一个深知价值、稳健操作的主人来说，于物于世都是福分；反之，被一个莽撞肤浅、一知半解的缺乏足够底蕴的人掌管，于世于物都是灾难。面对文化遗产，无知对于人类和历史尽管不是好事，有事却比一知半解要幸运。因为无知和懒散，破坏或无心或无从下手。反之，仅有一知半解的实践却会贻害无穷。很多文物能在恶心的砸四旧中幸免，却会在建设中被破坏，保护中被损伤，实在令人无可奈何。曲阜孔府四壁被水冲洗如此，南京着力打造民国文化一条街的同时却肆无忌惮地拆除了二公祠更是如此，……
在古迹还缺乏的地方人造景观，可以看作别出心裁的创意，有时效果也很显著；可在遗址还很丰富的地方也要人造只能是跟风。撤掉价值连城的遗迹并在其上兴建矫造的建筑，恰恰是违背了艺术。建设在加快，马路在增宽，汽车在拥挤，一切都在反映着的话题是增长。可增长未必是发展，变化未必是进步。怎样在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缝隙中找到一条真正通向人居与重要的城市，显然一味强求拓宽、增高、膨大，并不是根本的出路。需要努力的地方依然很多很广。
南京要跳出南京，必须先钻进南京思南京。南京，作为城市的南京，显然不能于作为县域的县、市、区比长论短；作为古都的南京，显然不能于深圳、珠海、无锡、浦东等地比试小桥流水或高耸入云；作为近代史的起源地和终结点，南京没有理由于杭州、济南，甚至北京去一般见识。南京，虽然欠缺了诸多沿海城市多余的活跃因素，好多年来也未能保持或凸现如同深圳或昆山那样强劲的增长势头，但瘦死骆驼比马大，深入南京的心扉，会发现南京，这座带“京”的城市确实有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无论资质还是机会，都是如此，倘若不利用就实在是误城误国的令人扼腕、难以释怀了。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十四）
――外资陷阱和县域困境
新一轮的县域百强县，浙江有26个，江苏只有15个。单就数量上江苏与它已经差距显著。而从所占全省比例上来说，浙江有近一半的县入榜，而江苏只有二成稍多。虽然，在最强的前十名中，江苏占了六席，但这依然难掩江苏无尽的尴尬。
苏南一直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原先的基础雄厚，注定了与其他地域的不同起点。在改革之后，历次百强县的评比中，前十名中，苏南基本上都维持了一半左右。因而这个评比对苏南而言也并无值得过分欣喜和特别骄傲的理由。如果论及县域当地居民的创业活力和财富掌握，苏南就更有苦衷了，苏南的引资早已超过珠江三角洲的县域，在全国独占鳌头，倘若剔除掉苏南的境外资本和外地资本的贡献，搁置GDP，但论当地人的GNP，这些县市能进入十强的可能只是寥寥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江苏进榜的十五个县市挖去进入前十名的后仅有九家，其余的全在百名开外，而在十年前，江苏进入百强的最多一次却达到了二十六家，为什么短短这几年内，减少得这么厉害？有人拿并区来搪塞，但浙江的萧山、鄞县、余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必须正视江苏整个省境内县域竞争力相对衰微、位次下滑的整体趋势，也必须反省，江苏后进地区与先进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的
原由。除了原来领先的还在勉强地领先、尚可圈点外，而以领先者为榜样的江苏军团其他成员，为什么乏善可陈、愈跑愈慢？江苏，无论从人力、智力还是经济基穿 文化支持、发展条件上，整体上都好于浙江。当年的浙江除了浙东、浙北与苏南差距不是悬殊外，其他县市的综合竞争力逼供内没有能够超过通启、三泰的。这个现象耐人寻味，也让江苏如芒在背。
乡镇企业的历史功绩不应磨灭，但固守乡镇企业神话、盲目扩张是个症结，却不是全部。1992年后，苏南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期。表面上的繁荣带来过光环的巨大虚荣，气泡破灭后堕入深渊的江苏也因此失去了冷静，在拼力挣扎时，忽然发现期间培育的外向型取向小有成就，可以就急，但却没有深究要害；加上国际资本加速转移，又加大了对外资路径的依赖，从而忽视了对内生型的应有重视。外资挂帅成为苏南各级政府的普遍状态，外资兴盛的假象是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也成了苏南民众沾沾自喜的却束缚了创业能力的麻醉剂。好的经验四处推广无可厚非，可怕的是，经验原本就值得商榷，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推演。此后，江苏各地引资特别是苏北甚至上演到荒唐的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省的内生力量在乡镇企业恶性膨胀造成的伤疮还未愈合之时进一步受到重创。
并不能一定认为1980年代苏南自发的社队工业建立在有意识的理顺思路的基础上，但彼此的环境不同，提供了条件也会有差异。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性，地区的发展也有这样的因素。很多时候，成就了伟业，个人努力虽不可少，背景却更加重要。苏南的危机和江苏的不幸都根源于此。不能对当时当地的参与人员过多的垢议，但要想在此之后，能够拨乱反正，真正推动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打通历史程序的血栓之处却是必由之路。苏南经验的全省推广，如同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恶性膨胀一样，是造成今日江苏县域经济活力不足，GDP大CNP小，好看不实惠的两大致因。这也是全省的教训。意义也不应仅限于一施
事实上，单纯指望外生性的经济振兴，远处的巴西、墨西哥不提，近处的泰国、广东的教训已经表露得太多。泰国曾是东南亚引资的一个缩影，但泰国经济奇迹繁荣后，一方面曼谷城市恶性膨胀，社会发展严重失范；另一方面北部乡村日渐萧条，社会风气和生存态势严重畸形。繁荣的得益与代价的付出，严格计算起来未必是得大于失，其发展模式的美誉度和实际效果远逊色于韩国模式。
在国内，广东是另一个前车之鉴。曾经以为的广东神话在浙江进一步崛起，在潮汕夹着尾巴后，被人看清了真实的面貌。广东除了珠江三角洲尚有可圈点之处外，其他地方都出现了严重的县域经济增长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最终又造成了并不优良的氛围从而遏制了曾经风云中国的类似健力宝、乐百氏、科龙等著名品牌的提升。究其根源，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忽视培育扎实可行的县域经济增长点提升层次难逃其咎。而且，西边的湛江、东边的汕头都因为这种不智的路径依赖成为主流，从而在偏计歪方上下了太多功夫，弄得今日当地经济困难重重，最终甚至丢弃了潮商、粤商的闯荡南洋打就得非常宝贵的诸多品德。因为不能四处开花，一枝独秀的珠三角由于地缘优势惯性前进的光芒更显耀眼，占据了广东80%的产业，非患寡而患不均，从而给广东全省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和阻力。而原先省内差别与广东相比不大甚至还有过之的浙江因为并没有对外资充满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四处播种，金温台等原先落后的地区迎头赶上，甬绍杭嘉原先较好的地区更上层楼，最终遍地开花，得以以用远少于广东的政策
优势，逊于广东的地缘便利，创造出远优于广东的省域竞争力和县域模式。
韩国与泰国，浙江与广东的比较，已经昭示了外资并非万能。一个地区要想发展，少了资本这个不断下金蛋的母鸡当然白搭，但灵活的机制和得力的战略更为关键。因为资本完全可以快速繁殖从小到大。浙江是无意中误打误撞摸索出来的。虽然一个先行强大起来的浙商将为大鱼吃小鱼地成为其他地区小资本培育过程的障碍，但同时浙商成长的经历和背景建构已经展示出一些可以被借鉴的东西，这使大部分地区已经不用再交学费；而且，在这个创业的大海中，浙商的先期游入，既是榜样也构建出了一个活跃的氛围。水里有鱼存在，才知道不是死水；路上有人来往，可判断并非死路。关键在于虚心的学习和在基础上的灵活应用。这对于江苏、山东以及内地所有指望靠外资来推进发展的地区都具有警醒意义。
外资是块馅饼也是个陷阱。外资蜂拥而入的确会在短期内迅速膨胀GDP，提高当地财政收入，增肥统计数据，为执政者贴上光辉的金箔，也间接地满足当地人的就业需求和虚荣诉求。对于中心城市，外资的确可以多多益善，因为它有庞杂的存量资产和无形的文化积淀来稀释。但对于绝大多数地域而言，外资对于地域来说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爽口。苏南整体来说，并不是大都市，而是一个个县域组成的地区，一个个县级市本质上还是县，它的辖区更多的仍是乡村。因而，外资虽然带来了兴盛的幻象，却也是陷阱。它只是金箔，虽然好看，价值却不贵重。它满足了当下的一些因素，特别是符合了当下执政者的政绩口味和一般老百姓的地域虚荣感，但长远来说，它却是地区可持续发展和民众幸福生活的陷阱。尽管对上海、南京的都市建成区来说，它不是，但对苏南整个区域来说它却是。对于苏中、苏北的地区，外资挂帅更会贻害万年。
赤裸裸的增殖是资本的唯一的最终目的。所有资本开展的看似无私的慈善活动归根到底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而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有恶无名的行为都存在着奴役。资本增殖过程必需大量劳动者为其驱使，而且要尽一切可能降低相关消耗和各种开支。苏南政府亲善、地利天时，是国际资本转移的上选之地。苏北劳力丰厚、成本低廉，确是浙闽民资增殖的福地良区。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从业者健康的污染，在这个越来越人性的西方，不仅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会有形无形地抬高成本，这也是很多产业选择中国、长三角的原因。大吞吐量的石化、纸浆、氟化等都是如此。沾沾自喜于这种成绩的同时，更应警惕。倘若今日的得益需要明日加倍的付出来复员环境、补偿损失，则就实在荒唐可悲了。
海外的资本、行政区外的资本和当地的资本，当然有共通之处，但差异也不可忽视。本地资本的集体意识更容易热爱乡桎，而外地资本只会冲着把当地群众看作潜在的雇工，把当地的环境物资仅当作可供运用增殖的手段，缺乏应有的怜惜。海外资本再怎么样不会融入当地，外地资本最珍惜的大多仍是家乡。当年的徽商到了苏北生活居住了五代，他们大多仍会自称是绩溪人、婺源人、歙县人。浙商本质不会与之区别。而且再怎么宣扬，当地人也还是难以完全接受外来人，既是出于嫉妒，更是天然的地缘心理释然。乡村化社区仍没有涤尽的县域地区更是明显。
成熟的后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不是仅仅是外来资本的养殖场，更应是本地资本的炕房。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如果没有成长出当地的资本和企业群，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也不可能用自己当地人的智慧和汗水走出狭窄的地域，证明自己的实力，赢来广泛的尊敬。如果没有三星、宏基、和黄，韩国、台湾、香港就不能真正的走上世界。同样，马来西亚可以生产索尼、爱华、戴尔，但马来西亚不会拥有与之雷同尊敬。当下昆山可能拥有比常熟更多的光环，但继续这样下去不求改变，昆山永远没有市畅
有地产名牌的常熟更应值得尊敬。
可惜的，已经活在阴影下的江苏，还要用双手捂住眼睛，只想捡西瓜，却丢掉了种西瓜的本领；又一次在犯“苏南模式”“江苏化”的错误。全省学昆山，不仅对于苏北，而且对于常熟、南通的大吞吐量产业引进都应值得警惕。昆山的产业毕竟无烟无气，而南通、常熟这些沿江城市开发区引进的项目则不一样。一个昆山的崛起，的确是江苏全省的骄傲；但60余个昆山之路的模仿则必定意味着江苏彻底的被遗弃。
有的路可以走下去，却走不出去。对于一个省份来说，工业化成功的一个标志一定要用自己的资本和品牌走出去。引资可以推动工业化，却不是完成工业化的完全依靠。一个要走出去，只是引进来的昆山之路显然走不出去。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十五）
――南京突围（3）
地利和交通优势再造
城市如同个人，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长相，不同的血统，也由此有不同的性格，体现出不
同的气质。长相可以整容，而血缘不可更改；性格可以塑造，而气质源于天然。一座健康
的城市如同一个健康的人。一定的身高对应相应的体重才算匀称；一定的身份对应相应的
言行方算和谐。胖了则肥，瘦了则虚；过了则僭越，不及则浪费。在同一个档次里，不在
于片面的最多，而在于最佳。
南京，不是一座普通的城市。特别是在地利和交通上。
地理是背景，所有的成功者成功的理由都不可能只归结为一点，地理的布局直接决定了一
个城市的未来。沙漠中可以有一个“楼兰”，却注定不可能有“长安”。幸与不幸，自由
后人或垂泪或欣慰。南京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南京辉煌的历史源于此，南京阴
迷的历史也由于此。唠叨几句无可非议，而一味责怪则会愈加暴露无知和浅暴 长江、钟
山、十里秦淮、玄武湖、吴头楚尾、南北交汇，的确是福气。稍不白痴的强盗不会洗劫衣
不蔽体的赤贫人家，同样遭受“劫富济贫”口号的高明强盗抢劫的人家也绝对不会只是普
通人家。因为遭劫是由于富庶，为何富庶离不开地利因素。城市的地利如同人的基因，起
码在目前，我们无法选择。
基因决定不了全部，但却预示了未来。首当其冲便是南京的交通优势。长江是南京的父亲
，那么秦淮河就是南京的母亲。长江有无数个同父异母的子女，然而南京只有一个，因为
秦淮河沾有秦始皇的帝风，也用“淮”字紧密地连起中原，虽然“金陵”的楚王埋金的典
故造就了它的阴郁，但“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足以平衡了一切。于是，地利引来了
天时，而天时汇聚了人和。身居江南，却说官话；地处东吴，却不讲吴语；归籍华夏，却
有吴韵越风；依托长江，西引苗楚；借凭洋海，南领闽粤。很多时候，拼命的努力往往比
不上坐手渔利。运河的南北贯通，南京不是最大的不劳而获却受益菲浅。隋唐的江都繁嚣
议事，可南唐替代了十国的吴后还是把国都迁至已几乎沦为废墟的南陈故都。这已不再是
地利之虑，而是交通之虞。南京的南唐或许驾驭不了定都临安的吴越，却能遥控赣乡，从
而顺利地西灭长沙的楚，东亡福建的闽。而这全源于长江。这是五代的南国史，南京的交
通要镇地位日渐其形。而后江西人王安石安家城东的半山，洪天王、曾文正眷顾南京，周
树人兄弟求学南京，皖人朱元璋、粤人孙逸仙、浙人蒋中正定都南京，……抛开南京的交
通因素和优势却寻求原因总难以圆满。近代津浦铁路、沪宁铁路的贯通以及后来通过更令
南京人和江苏人骄傲的长江大桥而成就的京沪线，南京港的内河第一大港的地位等更是让
南京的交通优越无可置疑。
南京是个城市。城市不是乡村，城市的特征是集聚。集中聚住也罢，聚集资源也好。这注
定了城市的流动性。现代文明的诞生，便是脱胎于乡村的城市反噬乡村；现代文明的光大
便是这个过程的蔓延。早期的城市只有单向流动，人口从乡村集中到城市。而一个成熟时
期的城市人口流动不仅双向而且多向，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区到郊区，从外地到本地，从
本地到本地。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得到了增长，经济得到了发展，社会产生了进步。而无
论招商引智的引进来还是经商求学的走出去，都离不开交通。交通条件的改善不仅加快流
通的频率而且增加效率，最终凸现的是财富的发酵和影响的膨胀。南京要想成为国际性的
制造业基地，港口吞吐和机场布局必须关注；南京要想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中心，铁路和公
路建设必须完善；南京要想成为最佳人居城市，公交系统和城市道路建设及车辆控制必须
未雨绸缪……。
成就当然有，除了南京周边的高速公路布局日渐完备外，其它的不足仍很明显。再怎么大
声呐喊要加快江北新市区的发展，与禄口机场的距离之差总是在抵消它的正效应，促其愈
益的边缘化。再怎么拓宽街道，不加控制的私人汽车拥有量拥挤了道路也增加了出行的危
险。大张旗鼓的地铁建设在破坏了多少人的生财之道，增加了多少不阳光的收入后，会不
会又给未来的市政建设背上沉重的亏耗负担，无人可以得知。
西安到南京，南京到启东的铁路修建为何引发不出宁杭铁路、沿江铁路、宁淮铁路的修建
？宁杭铁路将直接连结长三角的两极，结果不仅会促进沪宁杭的两翼格局转变为三角格局
，而且将会直接把越人的民营经济活力向北疏导，不仅利于男竟也有益于全国，特别是安
徽；沿江铁路将长三角的活力直接向西引导，唤醒武汉，拉动长江长江客运、人气乃至货
运，直至重庆、成都；宁淮铁路（南京――淮安）通过沂淮（新沂――淮安）和在建的胶
新铁路（青岛胶州――江苏新沂），使南京直连临沂、青岛、烟台、威海乃至大连，也间
接连起连云港、日照，不仅加强南京在省内的经济重镇地位，而且会放大南京的华东地区
经济副中心的地位，并最终使之难以撼动。可惜的是，真正关注这种变故的太少。
南京要想摆脱面向上海的自卑，面对苏州、无锡的嫉妒，面对杭州、宁波的自负，重视南
京的地利，提升南京的交通枢纽价值，将是一条不会寅吃卯粮的捷径。而南京的经济、文
化、教育、科技、卫生乃至政治地位都将因之而大大得益。
发表于：06-06-14 08:56
江苏发展的另类思考（十六）
――南京突围（4）：文化制造与抢夺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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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飞”产生的优势即使不能持久，也会占尽先机。笨鸟先飞的温州造就了遍地老板的深
化，靓女先嫁的苏州谱写出GDP迅速膨胀地篇章，便是证明。抢占先机在于敢出人头地，用
通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思想解放、敢于争先。一个时代总有人会发现下一个时代的机遇。
成名的机会时时在，发财的机遇处处有，关键在于如何慧眼识珠。让所有人一眼望穿的契
机就不再是契机，即便还有油水可捞，也不可能成就暴发户似的梦想，不管声名还是财富
上都是如此。
一个城市要想成为全国中心性城市，必须拥有“我有他无，他有我精”的杀手锏。屈居亚
军之下，或人云亦云，永远只会被冠军的嚣张和前行者的跋扈压制，而难以被人深刻记忆
。南京，不能处处抱着“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迂谬，但也不能在一些自己拥有雄厚基
础的地方勇于出击，当仁不让。否则，一味的平庸、趋同、跟风，即使不是“烂”京，也
会有太多的“难”经要念诵。
终于认同了文化是产业，文化的生产力在于其自身的经营而非是政府刻意地用金钱去支撑
，那是烧钱，太没有意义。“南京不是一座称职的政治中枢，却是一座优异的文化都会。
”被扶植起来的傀儡和手把手辅导出来的学子不可能成就优异。真正的领先是只能自己的
茁壮成长。扶不起的阿斗终究要浮不起而乐不思蜀。
文化的积淀如同一个贵族，是难以速成的。刻意塑造的文化景观，即使惟妙惟肖也未必能
够活灵活现。但文化的产业化，大规模同质化的复制、艺术品的工业化生产，却可以短期
内提高文化的影响力和诱惑力，在这个过程不仅会有物质上的实惠，而且将有虚荣的区域
自豪感的满足。这个典型是韩国的影视、卡通、游戏。正如军事化的体育训练可以在竞技
上摆脱东亚病夫的耻辱，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东西方体质上的差异。短期的速成对于宏扬
文化、传载文明来说是急于求成最终必会欲速则不达，但对于文化工业，却是可行的。文
化工业的繁荣反过来必然会带动文化事业的昌盛。韩流滚滚走向世界的过程于是也是韩国
文化和文明彻底脱胎换骨的年代。韩国的经济奠定了基础，体育的强盛壮大了信心，文化
工业的壮大和文化的传播则使东亚出现了中、日、韩三足鼎立，从而彻底打破了东亚地区
原本存在多年的中日两极的格局。
对于中国，这是威胁。而对于南京，这更多的是经验的缘起和模仿的起源。文化不像工业
更不像农业。文化服务业可以遍地开花，而文化制造业则需要适当集中。美国的电影基本
上只是好莱坞制造。好莱坞对于洛杉叽就像华尔街对于纽约，硅谷对于大旧金山，白宫对
于华盛顿。没有好莱坞，洛杉叽就会泄气。北京有天安门、上海有陆家嘴，杭州有西湖，
那么南京难道只能有中山陵？天安门是政治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