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税负真的不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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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税负真的不高吗？
&&&&&国税总局网站刊文谈死亡税率：宏观税负总体较低 日 12:04&& 作者：李万甫&&& 来源： &&&&&&&& &&&&&&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李万甫　　日前，有关媒体相继报道“死亡税率”问题，有关人士认为，“死亡税率――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税率之重，接近企业的'死亡线’”，“我国长期实行重税主义的后果，就是经济动力和活力的下降”。归结起来，其核心要义就是：税负过重严重影响企业生存空间，是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情况果真如此吗？　　一、“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源自有关媒体的报道，“当前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或称作“死亡税率”。这一说法的提出，足够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激起了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界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绪宣泄，引发社会公众对税负问题的误解，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所谓的“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与“30-40%的税费负担”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需审慎对待，尚难以简单评价！至于30-40%的“死亡税率”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这一结论，严重曲解和低估了导致经济下行压力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形成经济增速下滑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因素，又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思维，是否可以这样递推出：只要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了，经济下行压力就会得到遏制。显然，经济运行状态的转变远非这样简单。至于“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事实上，我国宏观税负近些年来一直稳中有降，特别是一系列减税降负措施的陆续出台，企业的税负大大减轻，但同期经济增长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由最初的两位数的高增长到目前6.7%的增长。可见，简单推论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二、正确看待宏观税负的水平　　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通常结合政府收入构成状况，分为大、中、小口径：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年我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年我国宏观税负23.4%，而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5%；小口径宏观税负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年我国宏观税负18.5%左右，并逐年下降，按照IMF数据测算，2013年发达国家为25.9%，发展中国家为20.4%。　　此外，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税率，世界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126个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23.7%，欧盟国家所得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2.1%，OECD国家平均为24.8%；我国增值税标准税率为17%，还有13%、11%和6%的低档税率，实行增值税国家标准税率平均为15.7%，欧盟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平均为21.6%。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当然，由于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不同，对企业而言，衡量企业税负的轻或重，不能简单片面只看税率的高低，税率并不等于税负，应当从多维度综合衡量。　　三、税负的结构性分析　　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使企业对税(费)负敏感，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企业自然会感觉税费负担重。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费)占比较高，企业直接负担的税费显得并不高。　　从税负的转嫁性来看，收费往往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有关，与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相关联，难以转嫁；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由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至于流转税的累退性，可以通过税制结构优化完成，但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四、完善我国宏观税负的几点思考　　一是推进清费立税进程。加大费改税力度，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统筹实施；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确保地方财源稳固。　　二是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膨胀，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相互间资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为企业和市场松绑，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三是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借营改增减税之机，进一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改革，积极研究房地产税立法，扩大企业所得税税基，规范税前扣除。通过税制改革，为政府实施精准调控预留空间。　　相关报道&&&　　　　
&&&中央党校教授：必须解决死亡税率问题 否则企业全跑了
本文来源于凤凰财经　
&&&&&&& 12月17日，以“智造中国：新制造、新变革、新驱动”为主题的2016年中华工商时报年会在北京举行。
&&&&&&&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重点讲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及中国制造业应当怎么样应对的问题。
&&&&&&& 他首先比较了中美的制造业成本。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因此制造业回归美国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 他认为，应对美国特朗普对制造业的争夺摧战，减税减费和降低成本是核心。他用数据展示，中国自身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 因此，中国制造业“内有死亡税率，死亡成本，房地产的夹击，形势堪忧”。什么是死亡税率？最近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税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他认为，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企业全跑了。
&&&&&&& 但他同时表示，减税的阻力太大，更直言不讳道，“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其实是假减，去企业问一圈，都没减。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欺骗总理，哄着他们高兴，实在是要命。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赢得了在场的民营企业家的满堂掌声。
&&&&&&& 他认为，真正实施财政减税减费政策，最关键和最有用的是：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人大颁布特别法令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将全国政府全部收入规模法定并牢牢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得突破；以及降低运输高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能源高成本、降低房地高成本的配套性改革。否则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社科院：企业税负高源于税收结构 建议开征房地产税日 07:10&&& 来源： &&&&&&&& &　　近期，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投资10亿美元，并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今年以来，中国民企对外投资出现井喷现象，但是国内民间投资低迷，前11月只有3.1%的同比名义增速。　　12月19日，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发布《2017年经济蓝皮书》指出，自2012年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非税收入快速增长，进而导致按此口径度量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提高的。　　上述蓝皮书指出，应对经济下行，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从长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税税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另外，研究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迫在眉睫。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指出，单看中国企业的税收占比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有很多非税收的负担，所以中国企业负担相比美国是高的。而之所以产生中国企业税负高于美国的情况，是因为中美的税收结构不同。　　中美税收结构差异　　上述蓝皮书指出，从2016年1月开始，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显著低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增速，其原因与民间投资比重较高的制造业、服务业和采矿业的收入和利润不断下行有关。　　而要为民间投资增长营造良好的环境，需要在政策与制度等多个方面给以支持，这包括实行市场公平准入原则，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等等。　　根据上述蓝皮书，如果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基金收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之和，同之比衡量宏观税负水平的话，2015年该比重为28.8%，表明宏观税负处于较高水平。　　具体而言，从企业税负看(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和)，2012年其占总税收收入比重为61.4%，2015年为62.1%，比重有所提高。　　如果再加上一般公共中非税收入中的专项收入、政府基金收入中有关企业费用的口径，则全部企业税费占GDP的比重2012年为12%，2015年变为15.6%。也就是说企业税费负担是增加的。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税收研究室研究员蒋震指出，中国税负比重最大的是企业，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税收主要是以个人为主的情况不同。此外，从个人所得税来看，中国居民除了个人工薪所得之外的其他财产等收入都没交税。　　21媒体记者获悉，中国与美国很多税种不一样，比如美国没有增值税，但是有销售税。中国对企业征收增值税，是使得企业在生产环节增加了税收，美国收销售税，是在最终销售环节交税，但是销售税由各州来收，所以存在很大差异。　　所以曹德旺称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与美国企业所得转为个人后，个人需要交纳更多的个人所得税有很大的关系。　　建议降增值税征房地产税　　上述蓝皮书建议，为了切实有效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从长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税税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并且要进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费为企业减负。　　具体而言，目前增值税税率有多档，行业间差距大，因此如何科学设计、有效简化增值税分档及税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外房地产行业的过度繁荣，实际是以牺牲其他行业的发展为代价的，不仅会大幅提高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所以研究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迫在眉睫。　　12月16日闭幕的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为此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室博士刘学良指出，房地产税提高持有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空置率。房地产税是良税，对经济的扭曲作用是比较小的。其次房地产跟政府的公共服务是积极相容的，在一定程度上给地方政府提供一个公共服务的动机。&&中国社科院：2017年财政政策重心应降低宏观税负
作者： 记者 金辉/北京报道
来源： 经济参考报 &&　●受经济增速减缓以及“营改增”政策性减收效应等因素的影响，2016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继续呈现低速增长态势，然而，政府支出力度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城乡社区、住房保障等有关民生项目的政府支出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这表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对保民生的力度依然较大。　　●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是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实现途径。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给侧改革，核心是为实体经济减轻税费负担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市场需求方面下功夫，努力改善企业发展的需求环境。　　●应对经济下行，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企业利润增速下滑的形势下，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同时也是顺应中央精神的要求。从长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税税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并且要进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费为企业减负；同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按结构性减税的方向进行，即应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水平、提高高收入群体所得税水平为基本方向。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先后发布了《经济蓝皮书》与《世界经济黄皮书》两本年度报告，分别对年的中国经济和2017年的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社科院预测，2017年中国GDP增长率在6.5%左右，世界GDP增长率约为3.0%。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社科院建议未来应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政策的重心从结构性减税深化为降低宏观税负。　　当前应以稳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目标　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并重　　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经济增速亦不及此前预期，但全球经济总体保持了温和复苏的发展态势。2016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3.5%、6.1%和7.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基本稳定，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有所缩小，居民收入稳定增长。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可以实现年初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增长6.7%左右，继续保持在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　　报告指出，考虑供给侧的主要因素持续下滑；需求侧的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外部需求疲弱态势持续；国内投资基数庞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在减弱，而且民间资本投资大幅下滑，外商投资持续低迷；消费增速总体保持平稳小幅下滑趋势，过快增长的购房贷款将对整体消费产生不利影响。预计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2%；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1.6%，预计2017年全年GDP增长6.5%左右。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未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十分必要。然而，财政收入低速增长，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难度显著增加。当前应以“稳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目标，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并重，将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从结构性减税深化为降低宏观税负。采取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强财政风险防控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措施。　　受经济增速减缓以及“营改增”政策性减收效应等因素的影响，2016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继续呈现低速增长态势，然而，政府支出力度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城乡社区、住房保障等有关民生项目的政府支出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这表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对保民生的力度依然较大。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财政收入低速增长，扩大支出的途径受到制约；其次，此番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多年，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的空间已相对较小；最后，由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情况更加错综复杂，政策目标难以兼顾。增加政府投资与保民生、支持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实施财政补贴与其外部性效应，积极财政政策如何协调处理这些关系面临很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关键问题。　　目前，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是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实现途径。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给侧改革，核心是为实体经济减轻税费负担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市场需求方面下功夫，努力改善企业发展的需求环境。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市场需求，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企业就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动力源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前应有意识地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　　第一，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目前我国仍具有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的一定空间和有利条件。首先，我国仍有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其次，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最后，近几年我国赤字率虽不断提高，但均在安全线之内，特别是没有出现持续多年高赤字的情况。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赤字财政不能作为刺激经济的常态方法，长期大规模的赤字财政对未来经济发展极为不利，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财政本身并不创造资金，财政收入最终来源于全体国民的收入，财政赤字最终要由全体国民来“买单”。为此，我国应当认真吸取西方国家在财政赤字及债务方面的经验教训，务必将财政赤字水平与债务规模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第二，切实有效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自2012年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非税收入快速增长，进而导致按此口径度量的宏观税负水平是提高的。年，我国非税收入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收入年均增长7.5%，可见非税收入增速远超税收收入增速。应对经济下行，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企业利润增速下滑的形势下，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同时也是顺应中央精神的要求。从长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税税率尤其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并且要进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费为企业减负；同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按结构性减税的方向进行，即应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水平、提高高收入群体所得税水平为基本方向。　　第三，着实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尽快实施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房价的过快上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不仅抑制了人们除购房以外的其他需求，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缺乏长期支撑，而且，随着房价的上涨，社会财富快速聚集到少数富人手中，使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另外，房地产行业的过度繁荣，实际是以牺牲其他行业的发展为代价的，不仅会大幅提高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从目前信贷结构来看，房地产行业导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经济现象开始逐渐显现，因此，实施房地产税和遗产税迫在眉睫。　　第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财政收入低速增长的情况下，财政资金显得尤为珍贵，应该花好每一分钱。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特别是近两年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一方面缺乏财政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有大量财政资金闲置甚至浪费，因此，必须要认真对待该问题。尽管出现此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关体制与机制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建议在总结此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他财政资金领域的管理方式改革，以期明显提高总体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明年全球GDP增速3.0%　美或成不稳定源头　　世界经济面临许多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全球潜在增长率下降，金融市场更加脆弱，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来源，贸易投资增长乏力，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些因素将抑制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同时，地缘政治风险、难民危机、大国政治周期、恐怖主义等问题也仍然在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3.0%，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2.4%。预测仍然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对世界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金融市场脆弱性加大、反全球化趋势、美国政策调整、欧洲内部政治冲突、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进程、日本通货紧缩等问题的担忧。　　全球贸易减速风险仍将是经济复苏的掣肘，2017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在2.5%上下。发达国家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滑落在近期尤为显著。2016年欧盟国家和美国GDP增长缓慢，2017年期望有所反弹。欧洲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刺激欧元区的增长，并提升其对货物、服务和进口的需求。亚洲金融不稳定有所减轻，如果经济增长高于或者低于市场预期，还将会重现金融动荡的局面。　　2016年初全球贸易形势有所回暖，在这样的开局背景下，WTO在4月预测，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为3.6%，这也是在对世界GDP增长预测的基础上估计的。当然，WTO较为乐观的预测仍然低于自1990年以来约为5.0%的平均增长速度。WTO对增速预测的不确定性仍然来自经济下行的风险。这包括新兴经济体经济的降温和紊乱的金融市场波动，以及背负大量外债的国家受到的汇率剧烈变动压力。当前，全球贸易额受汇率波动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影响为负增长，但贸易量还是正增长。贸易的低速增长可能会破坏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增长。同时，很多国家继续使用贸易限制措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致使WTO最近对2016年的贸易预测显得较为悲观。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2017年全球贸易量增速在2.5%上下。　　社科院认为，美国或成为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来源。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加强了金融监管，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了失业率不断下降和经济逐渐趋于稳定。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属于复苏较快、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但是，随着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和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美国经济可能成为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源头。　　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以后，其国际国内经济政策均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其竞选过程中承诺的保护主义政策一旦全部或者部分实施，都将对外部世界造成不利影响，并有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保护主义政策密集出台，从而造成世界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　　美国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将反复扰动国际金融市场。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本。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跨境资本资产头寸2006年底约为25.7万亿美元，2014年增加到30.1万亿美元。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资本头寸2006年底约为1.7万亿美元，危机以后，迅速增加至2014年的3.9万亿美元。此后由于美国货币政策预期发生变化，以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动荡，至2016年3月底，全球跨境资本资产头寸缩减至27.5万亿美元，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跨国资本头寸也下降至3.2万亿美元。大规模跨国资本流动容易造成部分国家外汇市场大幅度动荡，甚至频繁引发货币危机。自2016年11月以来，国际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渐增强，国际资本又开始大规模流出新兴经济体，并流向美国，导致美元指数迅速攀升，其他国家的货币，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这种状况将随着美国经济的反复波动及加息预期的变化而反复出现，国际金融市场也将因此而出现反复动荡。　　脱欧对欧盟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与方向都将产生深刻影响。英国退出可能加剧欧盟的离心倾向，类似瑞典、丹麦、捷克，甚至荷兰可能会与英国一样选择离开。这将重组欧盟的秩序，并引起欧盟动态调整。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欧盟建立的基础不断弱化。过去全球贸易的关税很高，结成类似欧洲共同体的组织降低关税是有收益的。然而全球化使得这一动因不断弱化。冷战结束、中国对外开放、WTO成立、全球互联网等开启了全球化的新时代，贸易及有关标准可以自由拓展至全球层面。虽然欧盟也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但其欧洲化的思维仍是地区联邦主义，欧盟的体制则要求成员国在全球规则谈判上采取共同的立场。　　从英国的角度看，如果英国继续留在欧盟，英国事实上很难直接在全球层面充分传达自身立场，这一点甚至不如挪威、澳大利亚等综合实力要弱于英国的国家。英国脱欧可以缩短英国政府和全球治理之间的责任链条，就监管、标准和规则等问题更多地表达自身立场，捍卫权利。反之，通过欧盟表达的意见多是微弱的、被扭曲的乃至可以被忽略的。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英国脱欧甚至有可能推动欧洲的改革。英国脱欧公投已经显示公众对欧盟影响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张的深刻不满。欧盟各成员国中多数民众都反对欧盟机构的进一步扩张，其形式不同，但普遍诉求之一都是反对不负责任、无竞争力的技术官僚统治。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甚至支持彻底废除欧盟委员会。欧盟目前失业率高企，经济止步不前，其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为复兴的国家主义倾向所加剧。28个成员之间的分歧，使得欧盟缺乏对于欧洲的长远愿景，也难以达成改革计划。从英国脱欧的积极方面看，它可能推动重新规划欧洲的自由贸易，促成一个可以避开政治目标同时保留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权力的自由贸易联盟。&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30.1% 11:30:00　来源: (太原) &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显示，2014年、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9.1%、29.1%，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　　税负分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税负感觉轻重主要是微观税负感觉。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日召开会议，提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一是扩大赤字，二是进行减税。那么2015年，被减免掉哪些税费了呢？　　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　　宏观税负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政府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体现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及政府与企业、居民个人之间占有和支配社会资源的关系，也反映政府职能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计算口径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1年制定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是当前世界通行的政府财政统计标准。　　按照IMF的统计口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包括公共财政收入、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后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但不能简单相加，要扣除四本预算中的交叉重复部分。　　经权威部门测算，2014年、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9.1%、29.1%。　　如果包括土地出让收入，也应剔除成本补偿性费用，只计入土地出让净收益。加上土地出让净收益后，2014年、2015年测算后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30.5%、30.1%。&　　数据对比2013年，中国宏观税负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34.4%的水平。　　税负分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微观税负是指个人的或者企业的税负。税负感觉轻重主要是微观税负感觉。　　从微观税负来看，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这其中税收占据大头，税收收入124892亿元，同比增长4.8%；非税收入27325亿元，增长28.9%，同口径增长10.6%。　　非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国有资产的处置和金融机构、烟草公司等一次性红利的上缴。　　从2015年的税收收入分析来看，有车一族、烟民们贡献了足够的收入。数据为证，国内消费税10542亿元，同比增长18.4%。主要是提高成品油、卷烟消费税增收效应体现。　　其次营业税属于流转税，也就是间接税，在中国，大部分间接税都是价内税。也就是说买房一族，贡献了不少税收。数据佐证，2015年，房地产营业税6104亿元，增长8.5%，主要是部分地区商品房销售回暖带动。　　个人收入增长没有增长笔者不知道，但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却是增长了，数据显示，2015年，个人所得税8618亿元，同比增长16.8%。主要是居民收入增长，以及财产转让所得税大幅增加。　　减税清费措施有哪些　　减税清费一直是这几年来财税部门的主旋律之一。　　2015年以来，财政部门实施普遍性降费，及时部署涉企收费专项清理工作，全面清理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等。　　首先就是减轻小微企业税负，其次是利用减税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比如完善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的企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放宽适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研发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范围，简化核算管理，减少审核程序等。　　还有就是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支持绿色发展以及优化开放格局等方面进行减税支持。　　此外财税部门还有普遍性降费措施。　　一是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整治行动。2015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集中用半年时间在全国全面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强制垄断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等。要求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对近两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确定取消、停征和减免的收费规定，进行自查、督查，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且未按规定批准，越权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一律取消；坚决纠正擅自提高征收标准、扩大征收范围的行为；凡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全部取消。　　二是全面清理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对中央级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了逐项清理，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公布取消和停征了农业、交通等15个部门3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了工商、民航等7个部门1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三是对水运涉企收费进行了专项清理。为切实减轻航运企业负担，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发文明确，自日起，取消船舶港务费、特种船舶和水上水下工程护航费等7项水运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自日起，规范船舶费收费项目、改进计费办法、完善管理方式，降低国内、国际航线船舶引航费、拖轮费和停泊费收费标准。　　四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清理地方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据统计，201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取消、停征了34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了7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五是全面实施收费目录清单管理。财政部公布了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和全国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并根据收费基金政策调整变化情况对目录清单进行动态调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公布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清单之外的收费，一律按乱收费查处。　　六是2016年取消、停征和整合部分政府性基金项目。将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育林基金征收标准降为零；停征价格调节基金；将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并入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跨省（区、市）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三峡水库库区基金合并为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将省级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合并为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并扩大有关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将免征教育附加费、地方教育附加、水利建设基金的范围，由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9万元）的缴纳义务人，扩大到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10万元（按季度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0万元）的缴纳义务人。 （据经济观察网）&中国税负远低全球平均值 为何你感觉相反？ 07:38&&导读：尽管中国税负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值，但民众却感觉税负太过沉重。为什么会出现实际数据和民众感受相反的情况？每经小编（微信号：nbdnews）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1、原因一：增长太快了，宏观税负20年来增长了2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制定的《政府财政统计手册》计算， 2014年、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9.1%、29.1%，低于世界平均38.8%的水平，且低出比例多达10个百分点。去年，中国GDP总量为67.67万亿元，29.1%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就意味着宏观税负绝对值为19.7万亿元。尽管宏观税负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增长非常迅速。最近5年（年），这一数值就从19.4%增长到29.1%，增长近10个百分点。如果时间再往前推，1998年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还不到10%的水平。正是由于短时间内这样迅速的增长，使得民众的感受十分明显，很容易产生税负过重的印象。转播到腾讯微博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年数据缺失），数据来源：税务总局，公开报道按照IMF的统计口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包括公共财政收入、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后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基金收入（这种构成情况比较重要，后文还会涉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5.22万亿元，其中税收贡献了12.49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的税负主要来自税收收入。而近年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非常迅速。尤其是在2015年之前一直高于GDP增速，民众难免会认为税收拿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转播到腾讯微博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和GDP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原因二：企业负担太重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要承担所得税支出（税率通常为25%），中国企业还需要承担员工的五险一金。我国各地缴纳“五险一金”的比例，虽不完全一致，但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这意味着，如果你每月到手的工资（含税）6000元，那么你的雇主，要掏出10000元甚至以上的真金白银。需要注意的是，五险最终形成了社保基金收入，而社保基金收入也是宏观税负大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中国社保基金收入为4.6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了139%！关于企业五险一金负担太重的新闻，民众接受甚广，因此也容易形成税负过重的印象。而且，宏观税负是一个平均数，既然是平均数，有些企业的税负水平在平均数之上，有些在平均水平之下，在平均数之上的企业数量不少，所以这部分企业对偏重的税负负担可能感受更为深刻。转播到腾讯微博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数据（单位：亿元），数据来源：人社部3、原因三：长期以来被错误的算法误导之前有诸多算法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超过40%，即远远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这一算法其实并不准确。以一种错误的算法为例。2015年上半年，我国GDP初步核算值为296868亿元，全国财政收入7960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7340亿元，社保基金收入2.2万亿元，将这几项加总再除以GDP数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只有1000多亿元的级别，可以忽略不计），得出的数据宏观税负水平为40%。但是，去年全年我国GDP水平为67.67万亿元，即下半年GDP为37.98万亿元，比上半年高了8.29万亿元；而宏观税负水平在上下半年不会有这么大的季节性差异。在分子（宏观税负）增加1倍，分母（GDP数据）增加超过1倍的情况下，全年的宏观税负水平肯定比上半年的要低。换句话说，按照上半年数据匡算的宏观税负数据没有考虑季节性因素（下半年GDP要比上半年多），会有很大的偏差。这样的算法还有个错误的因素，即多算了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我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体就是土地出让收入，按照IMF的标准，这部分收入计入宏观税负应当剔除政府支出的成本，即只能计算土地出让净收益。根据财政部披露的2010年数据计算，当年地方政府的成本性支出大约是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的46%。2015年，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32547亿元，同样按照46%的成本比例计算，则去年我国土地出让成本为14972亿元——如果是按照上述错误的算法，没有剔除的这部分成本将抬高宏观税负超过2个百分点！结语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数据就是这些，严格按照这些已有的数据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确实只有30%左右。那些算出40%的，其实也是基于这些数据，但明显算法是有问题的，形成了误导。低于全球平均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代表中国的税负没有问题，一些企业负担过重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给企业减负，希望“五险一金”的调整、“营改增”的调整，能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此外，要减少民众对于税负的“痛苦指数”，还应当在财政支出等环节，更多地倾向于民生。我们的宏观税负低于西欧、北欧等福利国家，但后者的国民知道自己的高税负，最终用在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上——诸如免费教育、医疗等等，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上的落差。让民众知道每笔钱花在了哪里，让民众知道自己承受的税负“物有所值”，是比单单讨论宏观税负水平更有价值的问题。&环球时报: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日08:08&&
&&&&原标题：“死亡税率”的说法太夸张　　作者：刘尚希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计划赴美投资10亿美元做汽车玻璃的消息再次引发“中国企业税负是否过高”的讨论。以《曹德旺跑了，宗庆后会跑吗？》为代表，多篇10万+公号文章称，曹德旺的遭遇是中国制造企业的缩影，“死亡税负”是“逼走”它们的真正原因。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　　但“死亡税率”的说法确实太夸张了。其提出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通过促进减税来降低企业负担，推动制造业升级。但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企业需要缴纳的税收不但没增加，反而在不断降低，政府出台了不少减税的政策措施。“营改增”扩围和转型、小微企业免征范围扩大、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节水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等等，不断加大减税清费力度。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减税的幅度比不上一些企业盈利下降的幅度，因而显得税负重了。也许减税措施落地过程中还受制于体制机制的障碍而被打了折扣。　　另有说法称“高税负逼走制造企业”，这显然是对中企对外投资的错误解读。过去中国企业在国内投资办厂，现在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开始进行全球化布局，怎能说是被“逼走”呢？如果不进行对外投资，国际产能合作如何展开？全球产业链中，中国企业如何发挥更大影响力？国内产能过剩，往外走是自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必经阶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是颗定心丸。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这需要综合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仍必要，但相对容易。其实更重要、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体制与机制的不顺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但同时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其实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再比如，有些企业抱怨中国借贷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现在中国不是缺钱，反而资本相对过剩，很多钱一直只在金融体系里转圈，即俗话说的“钱生钱”。　　总之，企业税负问题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步伐要跟上企业转型升级的进度。&& &&中国民营大佬“跑路”美国背后：税收负担太高 日05:50 &&中国制造业没没落的原因play 中国制造业没没落的原因 　　　　今天早上起，一则消息就在朋友圈刷屏：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　　按说，这也不是个“新闻”，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旧事儿了。结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耿直无比，说了一堆大实话，比如“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等等。（视频在文末）　　一席实话下来，有人心头纳闷：曹德旺这是要“跑”的节奏？　　在岛叔看来，当然也不是。只不过，在李嘉诚抛光国内资产上岸的新闻后，大家对此多少会有些敏感。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认为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　　税负　　远 看李嘉诚，近看曹德旺，投资海外在企业家圈子里比比皆是：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 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和特朗普所言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不同，曹德旺此次从通用手中低价收购的废弃工厂，满负荷状态下能给当地提供 2500个工作岗位。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岛 妹整理了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趋势大体一致。但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例如，2010年后的5年，经济增速下滑， 下行压力增大，企业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的现实困境，然而除了税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去年，随着大量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经济“脱 实向虚”的问题更为严重，税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个百分点。　　由此，即使各方数据由于口径、测算方式不同，但大家的基本判断一致：目前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居高不下。　　更 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 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出逃？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护，谁又能认真经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以作为商业纠纷草草处置了事，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被认为是侵占国有资产，叫人如何不心寒？　　政府公信力。 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PPP项目中，签约前答应得很好，签约后却遇到承诺缺失、不讲信用，让一些民营企业吃了亏，对营商环境更缺乏信心。还有的是前任地方领 导签的合同，新官不理旧账。虽然根据法律原则和合同法，只要合同条文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前提下，代表个人签订的与是否在政府任职无关，若存在法律履约能力的 应当执行合同。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企地位弱势，想要主张权利常常岂是那么容易？所以，企业前期投资打水漂的事情屡见不鲜。　　执法随意性。岛妹有朋友在地方自己创业当小老板，私下里吐槽，现在的许多企业，单说消防设施这一项，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齐备了，恐怕没几个能活下来的。现实情况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相关部门检查时，自由裁量权很大，会不会被处罚，就看企业自己怎么“运作”了。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成本。当年赃款烧坏点钞机的马超群，身为地方供水公司的总经理，区区科级干部，何以在其家中搜出赃款一亿多？媒体报道，企业落户当地，不掏钱就通不了水。相比看得见的成本，这看不见的成本更让企业心惊肉跳。　　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不得不说，“宠爱”虚拟经济，而对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爱答不理。虽然发展不能唯GDP，但考核时依然有“稳增长”的考量，怎么能够既生态绿色、又有高利润？于是，金融、房地产等“高富帅”行业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宝。　　看完这些，再对比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美元升值、资产吸引力增强等因素，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说的，为什么在美国白领、蓝领成本各自是中国2倍、8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中国多赚百分之十几。　　故土难离，但资本与企业都总要逐利。　　实体　　中国的企业、资本出海，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本是好事，政府还长期提倡过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何如今，却变得五味杂陈起来？　　一方面，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投资主要靠“国家队”撑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则频频跃升，国内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正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形势有多严峻，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窥一斑。“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 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等表述，无一不是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度身定做。　　尤其 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 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岛叔此前文章分析，今年经济工作会的问题意识、针对性都很 强，更可见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脱实向虚”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　　企业家出海大举建厂，有其自身的无奈。我们需要提倡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但企业只有先活下来，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假如在目前国内的多重压力下，无法获得正常的盈利以持续发展，走出国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只能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自然选择。　　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各级政府为企业减负了那么久，税负还居高不下？是原有基数过高，目前减的力度有限？还是税负虽有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费用闸门又重新打开，变相增加了企业负担？这些都值得引起高度注意。　　争取企业家的心，不能光靠嘴上说说，还得有实打实的效果。中央经济会议精神句句说到企业家心坎里，中央很急，但难在落实，切实给企业减负，还将有一段痛苦的较量与博弈过程。&12月23日 10:44&12月23日 11:1112月23日 15:1112月23日 08:37&&税制专家再解中国制造“曹德旺现象”：税费总和太重 日 08:25&& 作者：虞涵棋&&& 来源： &&&&&&&& & 　　近日，董事长曹德旺的一段视频“火了”。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并就中美两国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其中，曹德旺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曹德旺的言论再次将中国企业税负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根据世界的计算，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40%。而《福布斯》杂志2009年曾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高居世界第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12月20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些榜单和指数“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他提到，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在纳税之外还要承担很多税以外的收费，造成了企业整体负担可能较重。今后，减费将是减轻企业税负的重要内容。　　而针对曹德旺的言论，胡怡建表示“企业就没有说税不重的”。但是，最近经济下行的压力，凸显了原本的税负分布不平均等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家发声。　　企业税负问题是中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而近期也因为一些热点议题持续发酵。　　今年11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公开了他“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几个数字引发广泛关注：　　一是有87%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　　二是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的水平，而在中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大约在10%左右；　　三是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在、2015年连续保持在68%左右的高水平上。　　这次曹德旺所说的，是否传达了李炜光调研中的“87%”的普遍声音？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情况如何？为何企业家会觉得税负较重？中美税制又存在怎样的差异？　　在中国一年缴纳多少税？　　澎湃新闻查阅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时发现，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为135.7亿元，净利润为26亿元。而现金流量表里的“支付的各项税费”为13.8亿元。但“支付的各项税费” 包括本期发生并支付的税费，也包括本期支付以前各期发生的税费和预交的税金。　　审计报告显示，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为4.3亿元。而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其他税费在内的应交税费为3.35亿。但审计报告中的所谓应交税费是指当期应交未交的税费，并非实际发生的税费，因此光从审计报告无法计算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当期总税费。　　“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　　上海财经大学胡怡建教授理解民营企业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从每个企业来讲，没有说税不重的。企业希望轻税减税，所以会说税负重。”　　但是，所谓的税负“轻重”，需要横向和纵向角度进行比较，存在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他说这个，肯定有他的依据和来源。但是到底怎么算这个(比美国高35%)，他直观认为中国的企业税比美国高，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没看到他的计算公式和数据，我们不能下结论。”　　目前，中国并没有单独计算企业税负的指标，只有一个宏观税负，即税收总量占或GNP的比重。胡怡建介绍说，我国近几年的宏观税负大概是30%不到一点，在世界上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而从另一个指标，即税收比重(税收总量占比重)来看，胡怡建说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税收比重开始上升，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几。但近几年来，税收比重大概基本稳定在18%到20%之间，甚至略有下降。美国的税收占比要比中国高。　　胡怡建说道，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　　从宏观税负层面上，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或者近期明显税负上升。那么，为何民营企业家为何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胡怡建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凸显了一些现行税制方面的矛盾。　　企业是中国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　　胡怡建所说的结构上的问题，首先体现在中国税收中的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比例上。在中国，企业是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美国的个人所得税要占到总税收的30%，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到总税收的6%，它的个人所得税比较高，加上遗产税、房屋居住的时候有财产税；中国没有遗产税，财产税基本上也不征，所得税的比重不高，纳税的任务主要是落在企业上。虽然总的税收比重不高，但企业的占比比较重。”　　“税重”还是“费重”？　　而胡怡建所说的第二个结构上的问题，是除了税收之外，其他收费给企业增加了许多负担。　　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总税率”(total tax rate)，是世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的一项，它指的是各国企业所缴纳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营业利润的比例。在世行的报告中，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为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6%和美国总税率44%，在新兴经济体中，略低于巴西的68.4%，略高于印度的60.6%。而目前制造业大量流向的东南亚国家，总税率从柬埔寨的21%到越南的39%不等。　　目前，中国企业需要缴纳十多种税，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主要构成。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而国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则可低至15%。目前，中国增值税划定了几档税率，最高为17%。　　在美国，企业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只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联邦政府征收35%的企业所得税，州政府则根据各州法律征收不同的税率，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美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平均税率为6%。因此，美国的平均企业税率加起来在40%左右，并不算低，近几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都名列前茅。　　但胡怡建提到，中国企业除了缴纳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行政收费、基金、社保等各种税以外的收费，累加起来给企业造成了较重的整体负担。　　胡怡建介绍道，“这就涉及到税改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减税还是减税以外的收费？”　　但是他认为，像世行“总税率”和《福布斯》杂志“税收痛苦指数”这样的榜单和指标，“是把企业可能交的税费的最高边界加起来，它算出来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分配矛盾　　胡怡建还提到，除了企业税收和个人税收比例、税和费总和负担较重外，中国现行税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矛盾，比如因为现在把征税重点放在企业上，税收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现行税制存在一些不平等分配问题，一些个人、企业的财产和收入比较高，但却可能没有承担太多的税负。反之也有一些收入不高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税负。而以上这些矛盾在企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利润下滑时，就会显得尤为突出。　　“主要突出的矛盾是，现在有经济下行压力，企业的利润下降了，但是我们的税收没有相应跟上，从而导致在利润率好的时候，税收矛盾没有这么突出，利润下降后这个矛盾就比较突出了。”　　如何给中国制造业减负？　　目前，减轻宏观税负是国家的一个基本方针。胡怡建介绍道，现在在减税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以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在结构上减轻企业的负担。而在减轻企业税的过程中，又尤其注意到税以外的费给企业造成的总体税费负担。　　“第一个就是减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费；第二是减少社保基金这块；第三就是营改增。”　　但鉴于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家或者有着和曹德旺相似的感受，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又将“制造业回流”打造成主要的竞选口号，计划推出雄心勃勃的税改方案，将企业所得税由35%大幅削至15%，是否会对中美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影响呢？&&&&&& 胡怡建认为，特朗普是企业家出身，“他对企业可能比较感同身受，他认为经济要振兴，企业要发展，肯定要减轻负担。美国企业所得税35%很高，他要降下来减轻企业负担，振兴经济，应该说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没有减税的条件。”目前，美国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幅削减税收这块，特朗普首先得想到办法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企业家“真心话”捅破实体经济痛点 脱虚向实政策落地将破局 日 03:50&& 来源：
& 　　“玻璃大王”，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番真心话，结果引爆了当下对于实体经济的大讨论。　　关于争议中最吸引眼球的“税负高、成本高”，来自不同机构的数据显示：经合组织(OECD)按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比重口径计算各国税负水平，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3%，同期我国仅为23.5%，低11.8个百分点。而世行与普华永道发布的最新报告《税务2017》却显示：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达到了68%，同期全球平均总税率为40.6%。　　显然，不同统计口径下的税负水平并不均衡，税负高低也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这个问题引发的全社会对实体经济的关注却是确定的。　　近期召开的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这一表述相比去年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提法，明显加强了重要性。从近期陆续落实的多项政策看，引导资金“脱虚向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意图明显。　　实业困境　　“我买这个厂房花了1500万美元，改造用了1500万美元，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补贴我3000多万美元，所以我购买厂房基本上没花钱。在美国，能源、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蓝领工资价格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资价格是中国的2倍多。”正是这段话，让曹德旺几乎包办了近期的“财经头条”。　　其实近期公开呼吁降低实体制造业成本的不仅仅是曹德旺一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12月14日做了题目为《深化改革激发活力促经济增长》的演讲，呼吁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投资成本，让企业有利可图，才能为员工增加收入。　　大企业尚可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来降低影响，相较之下中小企业的选择就更无奈，要么硬撑，要么放弃。今年前11个月，我国增速为8.3%，但同期民间投资仅增长3.1%。要知道，民间投资在全国投资总量中的占比可是超过了60%。　　“实体经济不振的原因之一是税收负担较重。实体经济生产成本较高、利润则少，有的企业毛利润只有1%~3%；与此同时，业利润丰厚。”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温州一家拥有1000多名工人的企业，苦干精算，一年利润100来万元，而老板妻子在上海买了10套房子，8年后获利3000万元。　　现实收益的差距自然引导逐利资本的流向。这从过去几年市场的“扭曲”可见一斑：上市公司靠卖房扭亏为盈、居民中长期贷款在余额中占比一度突破100%……金融资源错配、资产价格泡沫风险加剧、高杠杆率的债务违约风险等乱象丛生。　　“年影子过度发展，年在货币超发下金融过度繁荣，与之相对应的是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表示。　　“实体经济被视作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在经济运行中面临着严峻挑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压力加剧。尤其在进入2017年之后，外部环境也出现了剧烈变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国际“黑天鹅”事件等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较大不确定性，这将令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承压。　　“所以我们看到本次工作会议对于实体经济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包括提到'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等，这表明稳固实体经济这一强国之本、富民之基已经成为中国亟待面对的问题，也意味着2017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将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主要任务。”潘向东说。　　不过首要的信号却是从房地产市场发出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该举措也有助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从而有助实体经济发展。接下来只有真正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才能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周德文表示。　　脱虚向实　　12月19日，国务院印发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以下简称《目录》)。此次修订《目录》，共取消、下放17项核准权限，其中，取消核准改为备案2项、下放地方政府核准15项。如果算上2013年、2014年两次修订，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累计达到原总量的90%左右。　　进一步精简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其实是在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确定了，项目涉及农业水利、能源等12大投资领域。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类简政放权的措施有助促进市场主体扩大合理有效投资，也有助实体经济发展。　　“只有切实简政放权，才能破除制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体制障碍，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周德文表示。　　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推进简政放权改革，大幅度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并严格依法设定和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日本自6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并在原有的行政管理领域引入市场机制。　　简政放权拉开了“脱虚向实” 的大幕，而关于2017年的宏观政策走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　　其中提到的多项举措被认为是对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开出的药方。　　“过去几年由于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造成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并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和潜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明年政府推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是希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　　周德文指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各大银行在执行落实国家金融扶持政策时，出于自身金融风险考虑，仍然设置了较严的放贷限制条件。“不仅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更难通过行券、股票等方式直接融资。即使从银行获得贷款，通常也都在规定的基础上较大幅度上浮。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银根紧缩，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就非常短缺，不得不从民间高融资。”他说。　　“我们看到，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问题将成为央行关注重点，资金将更多流入实体经济，资金脱虚向实将是政策方向。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同时，在财政政策方面，降低企业税费方面将有更多实质性举措。”中银国际证券宏观朱启兵发研报称。　　潘向东对记者表示，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稳健基调要求“量要适度，价要合理”。央行近来通过控制信贷，银监会通过加强对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的监测和限制等举措，从量上控制了信贷增速和货币供应。从价上看，央行则通过“缩短放长”的操作提高了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综合资金成本；其次，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定向调节作用，包括对商业银行的定向降准，比如对政策性银行采取PSL也即抵押补充贷款，通过这种定向的调节方式继续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这些基础设施薄弱领域的贷款支持力度加大发展普惠金融的力度，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财政政策更有望在稳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但在结构上可能有所侧重。”潘向东预计，降低企业税费方面将有更多实质性举措。&曹德旺们请留步 中国版减税路线图逐渐清晰 日 09:11&& 作者：陈岩鹏 张智&& 来源： &&&&&&&& & 　　似乎一夜之间，“玻璃大王”曹德旺成了网红。微信群到处流传着他在美国办厂，谈中美制造业成本差异的视频，各种刷屏，点击率直升至全球“小电影”排行榜首位。　　而他在美国办厂的理由是：“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电价是中国的一半”、“购买厂房基本上没花钱”(中国的土地成本是美国的9倍)、“在美国一公里还不到一块钱人民币，在中国过路费很高……”最刺痛中国企业家神经的还是税费，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曹德旺说：“我们比较了，全世界最高(税)在这里(中国)。”　　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称之为“死亡税率”。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说，微观经济学里面的死亡三角，就是一旦税率高到这个三角区的时候，就可能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盈余没有了，应该有的交易没有办法实现，政府也收不到税了。　　尽管这一说法争议很大，但中国企业顶着沉重税负则是不争的事实。高税负在吞噬实体经济的微薄利润，资金脱实向虚，中国对外投资增速急剧提高，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缺口在扩大，资本会选择外流。　　究竟该拿什么来拯救中国制造？留住曹德旺们？事实上，新一届政府最近几年一直致力做的简政放权和税改，是为了寻找答案。　　曹德旺们怎么了？ 　　有多少企业“出走了”？孖士打律师行的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美国的所有入境投资当中，已经有超过1/2来自中国企业。　　两个多月前，中国福建亿万富豪、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6亿美元建设的汽车玻璃工厂正式竣工。曹德旺的6亿美元投资，也是俄亥俄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国投资。但跟其他中企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太阳纸业今年也要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投资额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而前段时间资金紧绷的乐视，在建的法拉第未来的内华达工厂也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中国正在从商品输出时代向资本输出时代过渡。” 12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对《华夏时报》记者说。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当商品输出达到峰值的时候，必须要用资本输出来替代商品输出，这涉及到盈利模式转换的问题。　　刘元春注意到，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ODI)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均增速超过30%。　　从那时起，中国沿海的一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转向越南、老挝等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建厂。而高端的制造业也在向技术更先进、资本更密集的发达国家转移。　　“我在美国投资是1995年开始，原来拿几百万美元、一千万美元去投资，对美国政治、文化、市场，观察了20年后我才下手。”曹德旺对美国的投资由来已久。　　曹德旺也不是海外花钱最多的。2016年榜透露出一个信息：富豪们的海外配置比例逐步增高。郭广昌、王健林、马云和马化腾这四位还是大型海外投资收购方面最具活力的企业家。当然，这还没包括“买下整个英国”的李嘉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外商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但是对外投资增速急剧提高，导致中国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缺口不仅由负转正，而且急剧扩大。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同比增3.9%；境内投资者对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696.3亿元，同比增长55.3%，增速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　　刘元春认为，今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这么大，增速这么快，有趋势性的原因，也有短期市场波动的原因。　　“短期原因有，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但中国经济还在一个L型的底部徘徊，因此会出现资金的套利，反向流动的状况；所以我们能看到最近资本外流的力度较大，短期原因在于套利套汇的压力。”刘元春说。　　美国减税倒逼　　而曹德旺感到不同的是，相比较以往，这次美国投资正逢中国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而美国政府力推制造业回归的特殊背景下，特朗普又打出来美版4万亿的王牌。　　中国一向以制造业大国著称，然而，随着美国近年来推行减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战略部署来实现“制造业回归”，奥巴马政府2009年便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发现，如今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几乎消失殆尽。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称，2013年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只比中国高5%，2015年两者成本已经一样，2018年美国制造业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到3%。　　“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曹德旺对此深有感触。他给记者算了笔账：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高速公路，美国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　　在税负上，中美差距更为明显。曹德旺说，美国只收35%的所得税，而中国除了25%的所得税，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再算上其他税费，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　　曹德旺告诉记者，按照目前的税收制度，采购的费用可以抵扣，工资不能抵扣，折旧费不能抵扣，管理费、运输费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按照中国目前一般企业的利润水平，这样算下来，最终大约有一半的营业利润都被收走了。　　“制造业利润非常微薄，增值税的存在让很多小微企业长期无法发展壮大，也就难以和大企业做生意。这样一来形成恶性循环，会把很多小微企业扼杀在摇篮里。”曹德旺说。　　在李炜光看来，死亡税率警示我们：一定要考虑税收和负担，税收和费用的负担一定不产生死角损失，一旦产生了之后长期就会影响增长。　　高税负在吞噬中国制造的微薄利润。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日前公开表示，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干得很辛苦，利润率很低，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他们今年的费跟去年的费(相比)没有任何下降，有的费增加了。　　宗庆后说，实体经济对国家贡献很大，现在应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要少收点税、取消点费，“你看特朗普上台后提出企业税负从35%降到15%，就是要把实体经济拉回去，一个国家没有实体经济，国家想要富强，我想不可能。”　　拿什么留住曹德旺们　　刘元春认为，曹德旺现象出现之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反思税负过高的问题。本月召开的已明确，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企业税负已经形成共识。　　而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也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提法，其目的是要帮助企业家真正降成本。　　“要切实实施减税政策，最关键的是要把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同时禁止各种收费，不要让企业缴那么多费，去年增速降低，地方的各种行政性收费还是在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周天勇说。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完成“营改增”之后，应该将增值税的现行税率从17%降到9%。　　在曹德旺看来，减税的重要方面，应该像美国一样，把增值税取消，改成所得税，同时把所得税提高，多赚多缴，没有赚钱就不用缴税；另一方面，还要对那些骗税的进行从严打击，那些偷税漏税的，要从严处罚。　　西安市税务学会副秘书长姚轩鸽提出，不管赤字还是减税，从技术层面上有它的道理和逻辑，但系统性重构才是核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和美国的差距主要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中国税收主要向企业征收。“当前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税负，我们要进行的是财税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姚轩鸽说。　　另一大负担集中在土地成本上。中国土地成本是美国的几倍、十几倍。地价贵，说明土地配置有扭曲，产业用地制度要突破。土地“招拍挂”制度，催生巨额土地资本化红利的同时，也推高了地价，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　　“现在工业用地也需要招拍挂，工业用地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宗庆后说。　　用水电气、建设工厂，都需要高额的费用，请第三方评估出报告等等一系列都要费用。“如此高的投资成本，盈利又没把握，谁还敢贸然投资？”宗庆后反问。他建议，对一些高新产业要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对于该被淘汰的企业，不要盲目贷款，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适当降低贷款的。　　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刘元春也注意到，国家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改革举措，比如说出口退税，产权保护的意见已经出台，振兴民间投资也出台了意见，未来会发挥一些效应，所以不必太担心资本外流和中国制造外迁的问题。　　“其实最近政府的声音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该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实体经济，财政金融要向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曹德旺称。&&&中国企业税负全球第12？主要是劳动力税率高 日 02:20&& 作者：陈益刊 李莉&& 来源： &&&&&&&& & 　　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近期接受采访时，在谈及制造业成本高时感慨，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很多。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排名，中国总税率高达68%，位列世界第12，对此，各方的评论不一，不过，中国企业总体税费负担重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总税率虚高？　　近日，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总税率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主要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发达国家，比如总税率世界最高的国家是非洲的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Comoros)，总税率高达216.5%，南美的巴西总税率68.4%，略高于中国。　　主要发达国家总税率也明显低于中国，比如德国总税率为48.9%，美国总税率为44%，英国总税率为30.9%。不过金砖国家总税率并非中国最高，比如巴西高于中国，印度总税率也达到60.6%，俄罗斯总税率为47.4%。　　报告称，总税率指企业所需缴纳税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包含利润税、劳动力税和其他税收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世界银行的这一指标来说，他们认为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排第12名。　　不过中国官方对这一指标并不太认可，认为中国总税率虚高。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近日撰文认为，中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而个人承担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但由于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流转税(如增值税等)占我国税收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由于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企业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会导致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总税率”指标计算的企业税负虚高。　　简单说，世界银行公布的反映企业税费负担的总税率虽高达68%，但实际上其中部分税费负担企业可以转嫁给普通消费者或产业链下游，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并没有这么大，因此虚高。　　对这一说法，也有学者发表不同意见。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世界银行总税率已经公布十年了，按照中国说法叫商业利润税费率，税费主要来自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用和其他税种，并不包括可以转嫁的流转税，也就是说理论上这里的税费负担就是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费，因此68%的总税率并不存在虚高，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费抵扣不充分，甚至有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　　根据报告，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利润税率10.8%、劳动力税率48.8%、其他税率8.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总税率指标分析方法并不科学。劳动力税率其实是指社会保险缴费占企业利润比率，在68%的总税率中，中国的劳动力税率高达48.8%，这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很重，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都没有，当然劳动力税率就低。　　李炜光认为，虽然中国社会保障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被当作职工福利，但对企业来说影响其当期利润，本质上就是一种税。　　郑春荣也表示，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资金结余量较大，客观上应该降低费率，而这两年政府也正在做这件事。　　宏观税负偏高　　尽管对中国企业税负全球排名是否在12位各方有不同看法，但对于当前企业税费负担重并没有争议。　　国内通常用宏观税负作为判断企业税费负担的重要指标。近20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断增加，中国的宏观税负一路攀升，在减税降费举措下近些年稳定在29%左右。　　今年7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部署，因为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稳定税负”。近日召开的在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时再度强调减税降费。即降成本方面，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近些年政府出台了不少减税的政策措施。“营改增”扩围和转型、小微企业免征范围扩大、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节水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等等，不断加大减税清费力度。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近日对媒体称，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是颗定心丸。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这需要综合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仍必要，但相对容易。其实更重要、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　　“我们通过调研发现，体制与机制的不顺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但同时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其实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再比如，有些企业抱怨中国借贷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现在中国不是缺钱，反而资本相对过剩，很多钱一直只在金融体系里转圈，即俗话说的'钱生钱’。”刘尚希说。　　官方声音&&&　　　　媒体评论&&&　　　　&&&&&&&& &&&李克强回应企业税负过高：主要是非税负担过重 日 07:2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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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梁秀峰（媒体人）　　降低中国企业负担，包括两块，一块是税，一块是费。税无疑是占大头的，但是减税其牵涉甚广，对政府财政有较大影响，又要经过人大审议，过程颇为复杂；比较而言，费这一块，由行政部门控制，所占财政收入也有限，最适宜进行大幅度改革。所以说，中国企业减负，宜由降费作为突破口。　　继曹德旺“吐槽”中国企业税负过高后，另外一位中国企业家，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对企业缴费过高也进行了抨击。　　2016年12月底，在接受浙江卫视专访时，宗庆后说：“我们要交500多种费，今年1到11月份，已经交了4000多万了。”　　针对娃哈哈集团反映缴纳了500多种费的问题，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8日对外公布，经过调查核实，2015年该集团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与企业提供缴费项目相差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