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彼勒中国公司曝会计欺诈 四维高管被解职_产经_公司新闻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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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彼勒中国公司曝会计欺诈 四维高管被解职
　　■ 卡特彼勒收购中国年代煤机不到半年“触雷”
　　■ 减记5.8亿美元
　　美国当地时间1月18日，全球工程机械领先企业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发表声明称，其发现去年收购的中国年代煤矿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郑州四维机电存在“多年、蓄意及串通的会计不当行为”，四维机电多名管理人士牵涉其中，并导致卡特彼勒2012年第四财季非现金商誉减记5.8亿美元（约合45亿港元）。这一减记额已接近卡特彼勒当时的收购价6.53亿美元。
　　这是最新一起中国公司被曝出财务造假问题。受上述财务欺诈消息的影响，卡特彼勒18日股价盘后跌1.6%，并将于1月28日公布2012年第四财季业绩。
　　四维机电多名高管被解职
　　2010年，郑州四维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四维机电）通过“反向收购”借壳年代国际（08043.HK）在香港上市。2011年，年代国际更名为年代煤矿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代煤机），年代煤机是中国成长最快的采矿液压支架制造商，并主要通过子公司郑州四维机电，生产矿井液压支架及其他采矿设备。当时，按销售额计，四维机电是中国第三大液压支架生产商。
　　2012年6月，卡特彼勒以约6.5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年代煤机，这在当时被视为其争夺中国市场的最新案例。在卡特彼勒完成要约收购后，2012年10月，年代煤机撤消了在港交所创业板的上市地位。
　　卡特彼勒目前在中国拥有23家工厂、4家研发中心和3个物流中心，雇员超过1.5万人。四维机电在郑州拥有60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雇员约4000人。
　　卡特彼勒发现上述问题时，距离其宣布收购完成不到半年时间。
　　卡特彼勒称，去年11月，发现四维机电的实际库存和记录的库存数量不相符，于是开始对四维机电的财务数据进行详细审核，才揭开四维机电涉及虚增利润等会计问题，包括不当成本分摊、过早以及不实的收入确认等问题。
　　卡特彼勒在声明中表示，四维机电多名对此事负有责任的高管已被解职，并在四维机电组建了一个新的领导团队，四维机电制造业务的负责部门已调整为卡特彼勒中国业务部，由卡特彼勒副总裁陈其华领导。四维机电的销售和支持团队将向卡特彼勒全球矿业大中华及韩国区总裁杨锞宝汇报工作。
　　卡特彼勒首席执行长奥伯赫尔曼称，这些人做出的行为是令人反感的，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代表卡特彼勒的经营方式，公司也绝不鼓励员工这样做。
　　内部调查仍在继续
　　眼下，卡特彼勒对于四维机电的调查仍在继续，尚未决定是否提出诉讼，并已报告给香港证监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不过卡特彼勒坚称，相信对四维机电的收购是符合公司在中国煤矿行业寻求发展的策略的，并且减记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路透社援引卡特彼勒一董事会成员的话称，前卡特彼勒首席财务官Ed Rapp是收购年代煤机的主要推手之一。该成员表示，当时正是Rapp向董事会就该收购案做了陈述，并推动其完成收购。
　　卡特彼勒在发表声明的同时，还宣布其矿业部门副总裁Luis de Leon离职。《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尽管Leon没有被起诉，但四维机电会计不当是其离职的原因之一。
　　对卡特彼勒来说，收购年代煤机是其进军中国极为重要的一枚棋子。《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卡特彼勒人士的话称，中国销售额仅占到其全球的3%。由于中国对于煤炭的需求，卡特彼勒寄希望于通过销售煤炭开采设备来进入中国市场。
　　早在2010年，奥伯赫尔曼就对投资者表示，将进军中国市场并会获得成功，但是其眼下这笔在华的大手笔却遭遇到了中国公司频发的“会计欺诈”问题。
　　一名煤机行业的人士对媒体称，上述年代煤机存在的问题在国内工程机械行业普遍存在，卡特彼勒此次“触雷”并将问题告之香港证监会，或将对港股工程机械板块以及拟在港交所上市的其他工程机械企业造成影响。
　　早报记者 是冬冬 实习生 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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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林集团副董事长面临被解职
四年前一起高管私售上市公司资产的案件，让（,）（600891）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因上述事项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且未进行披露，秋林集团和相关责任人昨日遭上交所公开谴责，同时公司前实际控制人即案件的主要当事人蒋贤云被公开认定五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祸起私售资产　　日，秋林集团与汉帛（中国）有限公司签订《资产收购框架协议》，协议约定秋林集团向后者出售公司所属的秋林商厦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约为3.08亿元，占公司2007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的187％。日，公司与黑龙江汉帛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秋林商厦（裙楼及主体）财产交接确认书》，将上述房产及相关设备移交给黑龙江汉帛投资有限公司。　　不过随后的进展却是离奇：秋林集团一直未履行合同将房产过户。直到2011年4月份一纸法院传票，此次收购事项才被公众知晓；秋林集团则表现的很“无辜”，在一审败诉之后以“不知情”为由提起上诉。秋林集团表示，上述资产收购协议签署人为时任公司董事长的蒋贤云及副总裁赵立强，该协议并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无存档上述文本”致使并未对此进行披露。　　信披违规受谴责　　上交所昨日发布的公开谴责决定书中表示，秋林集团对资产出售一事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未进行信息披露，直至日因房产未实际交付被对方起诉的情况下，才以诉讼公告的形式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披露。该行为严重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同时认定蒋贤云对决策程序违规及信息披露违规具有主观故意，情节恶劣，对上述事项负有直接责任。　　上交所同时指出秋林集团前副董事长（现董事）琦、前董事及总裁吴敏一、蒋长钢、前董事及执行总裁宇、前董事林庆灯、徐戎、孙文博、前副总裁李洪洋、赵立强、总监潘建华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违规行为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此上交所给与秋林集团及上述董监高成员公开谴责，同时公开认定蒋贤云五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值得一提的是，蒋贤云目前担任秋林集团副董事长一职。　　投资者欲维权　　今年5月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由于此前审理此案的法院存在越级管辖，故予以撤销，并移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自2011年4月至今，明摆的私售资产就不该得到承认，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却仍未结案，耗费了公司和投资者太多的精力。”秋林集团一投资者在股吧中说。　　对于此次上交所公开谴责，让不少投资者看到尽快结案的曙光。“公开谴责且对蒋贤云市场禁入，也就是说此前出售秋林商厦事实上不会得到承认。这对于案件的审理是一个重要的依据。”也有投资者表示将以此为依据将向上市公司及前高管提起诉讼进行维权。　　“目前案件的进展不清楚，也不了解公司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只是就已披露的公告进行解释。”秋林集团董秘办一工作人员昨日在接受《证券报》采访时表示。对于蒋贤云被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董事及高管，是否意味着其今后不能再担任公司相关职务，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形式上讲是应该有（辞职），具体怎么操作不知道，一切以公告为准。” 记者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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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tisment ad adsense googles亏损央企高管的责与罚
　　企业观察报记者 刘青山
　　车水马龙，人流不断，西直门繁华如昔。一旁的中铝大厦董事长办公室，迎来第四任主人。
　　10月20日，进行工作交接之后，中铝公司新任董事长葛红林与前任熊维平握手。葛红林笑容满面，熊维平面色凝重。
　　“中铝为何没能做好?”这是熊维平之前的反躬自问，也是他挥之不去的心头遗憾。接掌中铝公司将近6年，“亏损大户”成为公众对中铝公司最直观的印象。
　　近两年，头上戴着“亏损大户”帽子的“中”字头企业还有不少。这些亏损的央企，不少同样也正经受高管更换的阵痛。
　　比如中钢，国资委几乎在同一时期同样再次调整了集团领导班子，贾宝军卸任调离，原党委书记徐思伟接任总经理一职。
　　数年来，每当亏损央企管理层出现变动，要求问责管理者的声音就未曾停歇。当然，辩解也如影随形。
　　比如，中远集团原董事长魏家福卸任前就认为，中远的巨亏主要是大形势不好。经济学者金岩石随即批评称：“不能容忍的是一个巨亏的上市公司老总如此傲慢，且无视党纪国法。”
　　而熊维平卸任中铝时，中组部副部长王京清表示，“维平同志政治素质好，大局观念强”、“带领班子成员和广大干部员工……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
　　对于这种上下感受扭曲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教授刘昕在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表示，对于央企亏损原因的认定并非易事，从中往往很难准确无误地判断企业领导应当承担多大责任。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喜亮认为，尽管领导能力与企业亏损存在关联，但不宜唯业绩论成败,“如果是在一定时间内为战略而战术上亏损，也未必不是大智谋。”
　　“最核心的问题是评价主体混乱、缺位。”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企业观察报表示。
　　刘昕也认为，只要有合适的责任认定主体，问题并非无解。
　　落寞身影：梦想与现实
　　夹缝中的企业家
　　北京中轴线以西，150米高的中钢大厦号称最高建筑。斜光返照，大厦在中关村(000931,股吧)拖曳出孤寂的身影。
　　同样孤寂的背影，属于中钢集团两位卸任领导，黄天文和贾宝军。
　　在2008年前后，中钢集团风头之劲，国际瞩目。这家以钢贸发家的企业快速扩张，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获取铁矿石资源。2010年，中钢集团资产达到1800亿元。彼时，企业观察报记者接触到的中钢集团员工自信满满，精神焕发。
　　中钢集团扩张的同时，中远集团、中铝公司等大批央企也正处在黄金发展期，中远集团2001年-2011年10年间实现利润1000亿元，仅2007年利润就达到340亿元。中铝公司2007年的利润则为200亿元，超过宝钢。
　　2008年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
　　2009年元宵节刚过，时任香港中旅(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熊维平接到一纸调令，回京出任中铝公司总经理。彼时，受金融危机影响，中铝公司已经陷入严重亏损：2008年后四个月，亏损吃掉了前八个月的80多亿利润，到年底净亏损达68.16亿元。
　　回到自己一手参与创办的中铝后，熊维平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把中铝建设成为最具成长性的世界一流矿业公司，海外资产达到30%、上游资产达到50%以上;综合实力进入世界矿业公司前5名。
　　中铝公司朝着梦想艰难前行的同时，中钢集团问题暴露。2010年审计署对中钢集团的审计结果表明，其财务管理、投资管理、经营和内部管理等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黄天文离职，武钢集团副总经理贾宝军临危受命。
　　与熊维平的雄心壮志相比，贾宝军的目标更为紧迫：保证资金链不断，坚决止血，千方百计增加造血能力。
　　为此，贾宝军提出“一二五四三”中长期发展战略，计划由为钢铁行业服务向为钢铁行业服务为主、相关多元服务转变。
　　其实在这几年中，亏损并不只是中铝、中钢等企业的专利。今年公布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包括中铁物资、中国化工在内的16家中国上榜企业亏损，全部为国有企业。
　　对于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李锦分析说，2008年前后，冶金、能源等多个产业产能扩张迅猛。“在产能过剩、市场低迷双重因素的挤压下，持续性、行业性的亏损开始大范围出现。”
　　以电解铝为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数据表示，在2008年价格暴跌后短期反弹至2010年初的17310元/吨。2014年6月末，下降至13496元/吨。2013年电解铝全行业亏损23.14亿元，月亏损148.06亿元。
　　对于如此的行业背景，熊维平颇感无奈，“我2009年回到中铝后，确实没赶上好时候”。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远洋运输领域。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是衡量远洋货运的重要标志，2008年，该指数一度攀升至12000点，此后狂跌至1000点以下并保持数年。截至记者发稿的11月11日，波罗的海指数为1418。
　　不过，行业原因并不是这些企业亏损的全部理由。“为什么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中铝公司的经营业绩远落后于国内其他有色金属企业?造成这些问题和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在外部而主要在内部。”上任不久，熊维平就进行了这一反思。
　　带着这一认识，中铝运营转型、市场化开放改革先后展开，增强一线的市场意识和活力成为这两项改革的共同目标。
　　此外，企业观察报还了解到，相比轻装上阵的民营铝企，历史悠久的中铝公司确实存在诸多历史包袱，比如背负着社区、医院、学校等相当一部分非经营性资产。
　　2014年年初，熊维平基于现实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目标：2015年实现本质脱困。“即公司实现并保持可持续的整体盈利;各板块都实现盈利。”
　　对于中钢集团而言，来自内部的原因显得更加突出。在针对澳州西部矿业(601168,股吧)、山西中宇的几次投资中，中钢集团损失惨重。贾宝军上任初期，中钢集团的现金流甚至无法偿还贷款。他不得不出售集团部分资产，在战略收缩的同时解决资金压力。2013年，中钢实现扭亏。
　　今年7月，企业观察报记者在短期内与贾宝军两次近距离接触。“实践者自我否定再出发可能会更现实”，“要用长征的心态对待眼下的困难”。他对企业观察报透露，中钢集团主要领导为了共度时艰，降薪均在20%以上，来自五矿的徐思伟更是降薪60%。
　　9月初，没有走完“长征”的贾宝军却黯然去职。
　　一个月后，熊维平也带着遗憾卸任。离职前，中铝的核心企业中国铝业(601600,股吧)三季度年报显示，合计亏损54亿元，而去年同期为18亿元。
　　同样在亏损状态下离开岗位的，还包括较早前的魏家福，与中冶科工集团原董事长经天亮。
　　对于他们的评价，社会舆论普遍存在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张喜亮表示，一般来说亏损是与领导的素质能力相关的,中央企业情况复杂，“判断企业家能力不能简单地以盈亏作为标准，必须有一套综合性的科学评价体系，用人机制也需要反思。”
　　功过谁评：多维体系导致
　　评价问责标准混乱
　　考核评价体系是国资委组建后的一大创举。李锦认为，这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他同时认为，现行考核评价乃至问责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不是没有评价，核心是评价主体不明确”。
　　按照规定，央企中的前53户主要负责人由中组部任命。其余央企由国资委任命。“组织部门更在乎民主作风，执行中央决策的决心等政治素质。”李锦说。
　　国有资产一直存在多头管理现象，曾经号称九龙治水。国资委成立后，局面有所好转，但并未彻底解决。“现在仍然存在三权分立现象”。李锦说，人权在组织部门，事权在国资委，财权在财政部门，这一局面导致考核评价主体相互孤立，各说各话，标准混乱。
　　在王京清宣布中铝公司人事调整的会议上，王京清对熊维平、葛红林第一句评价均是“政治素质好”。作为回应，葛红林表示，“将在思想和行动上坚决与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
　　企业观察报查阅了多名新任央企高管新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作为第一表态普遍出现。比如在出任五矿首任董事长之后，周中枢表态称：“将努力做到以下四点：一是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负责人对企业观察报表示，用行政标准选人，却让他做市场的事。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高管考核是由董事会负责的。刘昕表示，如果企业亏损而不存在违法行为，企业高管会被解职。“进一步会影响到其在人力资源市场中的价格”。
　　在刘昕看来，无论是组织部门还是国资委，都无法与国外的企业董事会相比。“央企经营好坏与他们没有太多直接利益关系，人员选聘时犯错误也不需要承担责任”。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则认为，对于央企负责人的评价问责，往往就事论事、缺乏制度性安排。“有人出事了会被问责，有人不会被问责。或者有时候是一把手被问责，或者是二把手”。
　　李锦也表示，评价、问责过程中，人为因素多，标准不统一。
　　或许正是出于对这一现象的疑问，部分受到处分的央企领导并不服气。
　　2004年，陈久霖因为中航油在新加坡的套期保值亏损问题被追责，在新加坡获刑1035天。此后，陈久霖在多个不同场合表达了对这一处理结果的不认可。在写给自己的儿子的一封信中，他自辩称，“为了团队的失误，独力承担责任。”此外，他认为，中航油亏损5亿美元不应由他个人负责。
　　对于陈久霖耿耿于怀的“集体决策却由个人担责”的问题，知名风险管理专家关晶奇在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表示，评价问责确实要重视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对策探讨：能否建立政企分开、选聘分离的科学考评体系?
　　目前，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推进。企业观察报接触的多位专家均希望在此过程中解决央企领导的考核评价问题。
　　“即使大形势不好，也并非所有企业都亏损。进行科学的问责显得很紧迫。”李锦说。
　　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亮点。李锦认为，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能够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政企不分是影响问责科学性的核心。”李锦认为，问责机制之所以不清晰，就是各部门之间权力边界不清晰，未来要重新分配权力。
　　李锦希望，原本政府掌握的大部分权力应该下放，让投资运营公司能够真正实现“人权、事权、财权”统一管理，“至少在这一层面上理清考核、评价、问责的体系”。
　　与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同步的，应该是建立职业经理人队伍。张喜亮认为，央企董事长由股东代表派出，而总经理等经营团队则来自市场公开招聘，央企负责人的遴选应当建立在第三方客观测评的基础上。
　　“这样就能在形式上实现政企真正分开。”李锦表示。
　　不过，组织部门也好，国资委也好，投资运营公司也好，都是央企高管的派出方，由这三者对自己派出的管理者进行考核评价，“既不科学，也不客观。”刘昕认为，应该组建第三方机构，对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在内的各类高管进行考评。他建议，第三方可以包括能够得到公众认可的战略、人力资源、财务、生产运营等领域的专家或专业机构代表。“只有让真正懂企业的人来对企业进行评价，才能做到准确、客观。”
　　对此，张喜亮表示，目前他所在的团队正在研究央企高管选聘分离的课题，初步设计出一套针对央企职业经理人评价的指标体系。首先是由第三方测评，其次是董事会根据测评结果依法聘任。张喜亮补充说，对董事长、董事等任命人员也应该进行科学的测评、考察。
　　张喜亮透露，有关职能部门正在规划设计“建立职业经理人队伍，发挥企业家作用”的相关措施。不过张喜亮特别提到一点，“市场是工具，不能盲目崇拜，要让市场为我所用，用足、用好、用到位”。
　　张喜亮认为，选聘分离要与党管干部原则相结合，注重经理人的职业化素质。“总的要求就是，要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人、用人制度”。
　　在解决了宏观指导原则的基础上，李锦建议，良好的评价问责机制应该做到四分开：过去与现在分开，主观与客观分开，个人与企业要分开，结果要与流程分开。
　　最难区分的，或许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现在亏损的多家央企中，几乎都处在严重产能过剩领域，受经济周期冲击较为严重。“但主观方面是否存在盲目扩张?是否存在预判不足?比如中远集团买船。”李锦说。
　　无论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还是选聘制度以及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用李锦的话说，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此，中央特意将国企改革单列出来，成立了以马凯副总理牵头的改革小组，办公室设在国资委。“这有利于在更高层面协调部门利益关系，加快国企改革进度，有利益上述问题的尽快解决。”
（责任编辑: 郑晓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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