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预言：2015年中国经济彻底崩溃！真的要来了吗？--中国工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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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预言：2015年中国经济彻底崩溃！真的要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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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明（Paul Krugman）在香港出席亚洲金融论坛时亦坦言：“中国让我害怕（China scares me）”，又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转型，难以避免出现一次严重经济衰退。
　　曾准确预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明（Paul Krugman），对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他掩不住地担忧：“中国还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我挺惊讶，但中国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会比想像的速度更快。”
　　继2009年后，克鲁明教授再度到访中国。1月24日上午，克鲁明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的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统计数据有点像科幻小说，中国投资占比极高，市场经济体里没看到过这么高的，中国很可能碰到大麻烦。
　　投资占比高信货过度膨胀
　　谈到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克鲁明认为，投资占GDP比重过高，消费占比太低，以及土地财政问题很大。同样是政府投资刺激经济，中国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经济当中投资占比较低。
　　在克鲁明看来，中国经济主要由投资驱动，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更多依靠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而中国投资支出占GDP的50%，很大程度上依赖房地产泡沫；同时，中国信货过度膨胀，不少贷款来自于未被监管和保护的影子金融体系，所有情况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前的情况非常类似。
　　克鲁明表示，投资增长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部份流进城市，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工作年龄的人口开始在走高之后持平。
　　2011年12月，他曾在〈中国经济会崩溃吗?〉一文中指，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政府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占新增贷款比例大幅增长，由此他得出结论，“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被问到对中国经济危机风险的判断时，这位敏锐的经济学家直言：“中国的经济增长到现在没有进行经济模型的转型，也没有进入经济困难期，我是挺惊讶的，但是一旦经济危机要爆发会比你想像的速度快得多。”
　　严重经济衰退难以避免
　　克鲁明还说，和他交流过的人没有一个相信中共的GDP增长真有7.4%，“7.4%不是真的。”他也不知道真实的经济增长率是多少，谁都不知道。中国经济显然是在放缓，就业市场也不是特别景气。他质疑：现在中国房地产的泡沫是否真的会崩裂？中国是不是进入了通缩？中国有没有工具应对通缩和泡沫？
　　克鲁明表示，未来的5年里，中国很可能有大麻烦。“我不是唱衰中国，15年后，如果我还活着，我还会来讲中国成功；不过如果你们5年就请我回来，我可能就不会讲中国成功了，因为短期内以局外人士的眼光来看，中国很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麻烦。”
　　1月20日他在香港出席亚洲金融论坛时亦坦言：“中国让我害怕（China scares me）”，又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转型，难以避免出现一次严重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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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
　　近期中国经济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过于低迷”。最新的数据又很差，增长速度继续下滑，投资也一度下滑，出口负增长。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中国经济到了今天，就是要低，不能高了。
　　我说不是这样。现在很多问题，首先归结为中国经济过去10年当中两次过热，过热之后就有调整，现在我们正在“调整时期”。
　　经济过热之后，全世界所产生的后果都是一样的：产能过剩、债务问题、资金困难、融资难、融资贵。
　　上次教训是什么时候？1929年的金融大危机。那次没有宏观政策、宏观调控。市场就如滚雪球一样，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滚出一个十年大萧条，全世界的GDP下降了50%。不是增长速度下降了50%，而是绝对量减少了50%。1929年挣1000元，1939年挣500元。
　　失业、贫困，社会要发生动荡，大家不相信市场，便出了纳粹(叫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极端思潮下，打了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口。1945年经济增长，1954年世界经济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危机走了一半时，1936年英国人凯恩斯写了一本书，把当时的政策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现在，从本质的意义来讲，就是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就是吞下或者是咀嚼过热的后果。天下一切经济过热，泡沫早晚会破。就像股市过热，早晚会崩盘，结果都是一样。
　　不要幻想我们过热不会有这样的恶果，别人的过热才有这样的恶果。当年日本人也是这么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经济动物，我们没事，最后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
　　那么，在萧条和低迷时期，要清理过剩产能，我们应该怎么办？
　　首先，你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在过热当中形成的这些企业，不可能都存活下去。不管这个产业在中国是不是朝阳产业，不管在中国未来有没有发展，不可能有这么多鱼目混杂的企业生存，总要优胜劣汰。
　　而优胜劣汰就是发生在低迷、萧条和调整的时候。过热的时候谁都有碗饭吃，不可能优胜劣汰。以前是泥沙俱下，现在是水落石出，要调整，有一部分企业要退出。
　　第二，你要想想，这时候你在你的产业中处于什么地位。是处于被兼并的地位？还是处在兼并别人的地位？任何一个细分的行业当中都有两种企业，一种企业是过去几年专注搞自己产品的。这些企业处在优势地位上，订单在向他集中。这种企业，现在处在“收购别人”的地位上。
　　另外一种企业，本身技术不太好，生存的也不是很好。或者原来很好，但被各种忽悠，政府的忽悠、投资分析师的忽悠：中国制造业不行了，赶紧转产，做金融或者是地产，搞高新科技、互联网等等，你没有那样的能力，天天想转产，东张西望，看不起自己干的行业。
　　不仅资金调走了，人也不专注，那你这个产业一定做不好。这样的企业，就处在被兼并的地位上，不如早早兼并重组。越早做，越卖个好价钱，至少把本收回来了，还可以干一些别的。
　　第三，兼并重组，其实就是产权交易。别没钱就想着去银行借钱。银行能发的也就是周转资金，不可能提供发展资金。发展资金，还是要利用股权融资的方式。
　　什么叫硬着陆？什么叫软着陆？硬着陆就是大批企业倒闭破产，血本无归，债务、违约，疾风暴雨式的经济衰退。软着陆，就是调整得比较平稳，多数企业还可以通过兼并重组，把本收回去。有些事不让它都破掉，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清理这些问题。
　　2014年9月份之前，房地产的形势很不好，但也没跌多少。二、三线的省会城市，房价和收入比例很合理，没有大泡沫。调整的时候也就是2%、3%的调整。
　　小城市、小城镇的住房过剩问题，不是这次经济过热的问题，更深层次来说是城市化战略出现了问题。城市化的逻辑是大城市，是人群的集中，向有就业、经济发展的地方集中。很多边缘地区，不适合经济发展，人口流出是一定的。
　　过去，因为基本战略是发展小城镇，地方政府一忽悠，房地产商看那边地便宜，2007年典型的就是大房产商到四、五线城市拿地。被忽悠进去了，现在明白了，这个市场是政府政策扭转不了的，因为人的行为是扭转不了的。
　　产能过剩叠加出来那么多东西，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走完？至少现在还没有走完。从2011年开始算，我们刚走了4年。
　　就是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调整远远没有结束，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下滑。下滑之后，可能还会有低位徘徊的时期。
　　政府会和以前一样，要托一托。政府如果不托，不知道会跌在哪里。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把经济刺激起来，而是要把调整过程走完，又不能让调整期跌得太厉害。
　　上次也做了这样的事情，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写文章，怎么扩大内需，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扩张性政策，1997年底讨论，1998年搞了刺激政策，因此托住了。
　　我们正处在这样的时期：
　　第一，调整期刚走一半，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恐怕还是要调整一段时间。
　　第二，我们现在正处在低谷期，但别把低谷说成永久。低谷时大家都悲观，“中国有没有下一轮?”、“我们进入中低增长时期”、“中国没有高增长了”，现在大家说这样的话，和上次一样。要谨慎一些，不要把周期性调整和长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混淆。
　　有人说，明年是不是可以好起来？我不是很乐观。今年的7%可能困难。明年可能还是比较艰难，后年能够稳定下来有所回升就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过度低迷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市场本身经济波动，到了今天要进行调整。二是政府政策也有问题。
　　政府政策的第一个大问题，2010年及时退出了刺激政策，这是对的。当时采取了一些紧缩性的政策，包括一些极端性的紧缩政策，住房限购等等，包括20%的准备金率，贷款额度、这个不让贷那个不让贷，当时也是对的。
　　但我们及时退出了刺激政策，但是没有及时退出紧缩政策，那些紧缩政策一放4、5年，忘了，还在紧缩着呢。然后就出现了过度调整的问题。从去年四季度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逐步开始放松这些紧缩政策，降准降息、住房信贷等等。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不是扩张性政策，是退出紧缩政策。
　　股评家千方百计把政府所有的行为说成为了救股市，其实不对。整个经济的范围很大，股市不是不重要，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不是围绕股市，而是围绕实体经济和GDP的。股市和GDP有关系，但只是印花税和证券公司的手续费，资本溢价是不计入GDP的。
　　我在股市还热的时候就说过，防止股市上一些人要绑架政府。那时候市场上的倾向，政府不能采取任何对股市不利的政策，这就是绑架政府。
　　再说说汇率。去年以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将近20%。我们没有条件这么升值，对美元没有升值，但对世界各国货币我们升值这么多。大家觉得日本现在真便宜、欧洲真便宜。
　　现在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其实不是对美元贬值，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实际有效汇率过度升值的矫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人民币浮动不够，盯住美元不动，“变量”不变就有问题了。你不变，世界在变，特别是汇率问题。
　　一国的汇率，不是你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问题。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各种变量都变了，你不变，你就出现了对均衡点的偏离。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还不是贬值、升值，而是要改变汇率机制，不要再盯住美元，要盯一个篮子，根据市场供求让市场浮动。
　　所以我非常支持，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们赶快推出改变汇率机制的事情，不再由央行一家天天给中间价，而是市场提出供求，由供求确定中间价，让汇率浮动起来。光给出2%的区间，但是不浮动，仍然是盯住，问题就来了。
　　过去2、3年，我们盯住美元，导致有效汇率严重高估。次要的问题才是贬值。你让它浮动，首先就是贬值，因为严重高估了。
　　前些时候大家一直说人民币太高了，可能要贬值，市场上的贬值压力就形成了。这次央行的说法，一次性释放。这次问题的本质，就是要赶快改变过去人民币不灵活、不浮动，变量不变，这种过时、不好的机制、市场扭曲的机制，然后纠正汇率过度升值的现状。
　　有人提出疑议，这次的时机好不好？中国刚闹了股灾，现在调汇率对不对？什么叫时机对不对？没有对的时候。今天不好，明天不好，没有完美的时机，制度是一个长期问题，长期的制度改革要不断的做、经常的做；时机好做，不好也做；经济景气好也做，不好也做。我们制度才可能调得越来越好。
　　人民币贬值是不是为了出口？出口过低、价格扭曲，市场要调整，市场趋势本来就是人民币贬值，为什么你要和市场对着干？价格调整，你为什么要拧着劲？是市场本身看到了中国出口太低了，需要进行调整，我们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
　　总之，中国经济不断有新情况，现在又在进行调整，可能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苦衷。我们处在一个低迷、调整的时期，但这不等于中国经济长期来说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或者是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来源：金融行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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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危机显现 经济前景雪上加霜
摘要：9月份中国的经济数据本就已经令人失望，失业问题的再度显现使得经济前景更加悲观。此外，由于我国高层的调控能力不足（高盛CEO和美联储耶伦都曾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调控不力），所以，未来的发展令人不寒而栗。
智联招聘日前发布报告显示，今年秋季求职竞争指数上升趋势明显，第三季度平均一个白领职位收到35.4份简历，较一季度的26.1以及二季度的29.3大幅上升。二线城市竞争激烈程度反超一线城市。
随着制造业的衰退以及外贸形势窘迫，大量失业人员的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由于我国外贸行业企业大多遍布二线城市。因此，行业衰退引发的集体失业使得二线城市求职人数异常攀升。制造业挤出的失业人口大多是缺乏知识水平的蓝领工人，他们找工作的途径一般通过现场招聘会。所以，智联招聘的数据基本无法显示出制造业失业人口的真实情况。而外贸行业多以白领为主，所以，行业衰退引发的失业问题通过智联招聘网站明显显现。
另一方面，很多一线城市的白领阶层因为不堪生活压力而选择退往二线城市谋求发展。但在整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这群人反而成为经济衰退的牺牲品。因为在经济下行周期中，越发达城市抗冲击能力越强。国际上很多人都抱怨金融危机后富人反而越富，穷人则越穷。这其实就是经济在单边发展周期中所造成的马太效应。无论是经济上升期或下行期，贫富差距只会扩大不会减小。反而是经济过渡期这种现象会出现短暂的逆发展（贫富差距缩小）情况。
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笔者此前在中金网发布的“中国就业危机 天知地知你知吗？”和“全球大裁员中你能幸免吗？”两篇文章中就已经提示了就业危机。而如今我国所谓的创业带就业其实是不具备可行性的调控方案。因为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创业难度反而加大。根据2010年的数据，我国创业能勉强活下来（企业存活期超过三年）的不足3%，目前还没有可信机构公布过最新数据，但较以往应该有略微提高（主要靠政策扶持）。不过，应该也不会超过5%。所以，创业者大多以失败告终。那么，所谓的创业带就业自然也只是纸上谈兵。况且，我国国内因为教育问题导致培养出来的都是解题高手而非创新高手。缺乏冒险精神没有创新意识导致国内创业者想象力不足，很难出现苹果、微软或FACEBOOK等真正的创业成功者。
我国目前所处的情况正如笔者在“资本外流难控 资金逃离中国”一文中提到的那样，中国正在走“市场流动性减少，导致经济活动减少，迫使央行更大程度的宽松政策――大量企业裁员、倒闭或转向国外，宽松政策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萎缩，市场资金寻求避险涌向单一行业形成泡沫，政府调控政策用尽，无力救市――泡沫破裂，危机爆发，国家整体承受苦果。”这一走向危机的程序。而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末期与第三阶段初期的阶段转换期中。距离爆发全面系统性危机还尚有一定时间，但是，一旦进入第三阶段中后期，则基本可以确定发生金融危机只是时间问题而不再是定性问题。
9月份中国的经济数据本就已经令人失望，失业问题的再度显现使得经济前景更加悲观。此外，由于我国高层的调控能力不足（高盛CEO和美联储耶伦都曾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调控不力），所以，未来的发展令人不寒而栗。
-----下文发表于2012年5月-----
近日,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云南、郑州等地相继发表演讲。针对中国经济,朗咸平依然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危机,并大胆断言,2015年中国制造业将走向崩溃,中国经济危机将全面爆发。 中国制造业“生病” 经济危机重重 5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昆明进行演讲。 据中国证券网报导,在郎咸平看来,中国制造业正面临危机,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正进一步恶化,造成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从而引发各种危机。 “中国经济正面临‘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冰的是楼市、股市,火的却是以奢侈品、高端汽车、收藏品等为代表的高档商品。”在当日演讲中,郎咸平直言“中国经济生病了”,而这个病就是制造业面临的危机。 郎咸平表示,中国将制造业的3大环节--研发设计、渠道物流、以及关键的零配件让给欧美,失去了控制制造业的定价权,而失去定价权后,必将产生制造业危机。 而另一方面,繁重的税、费,企业资金断裂以及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更让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 郎咸平认为,中国制造业“生”了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和产能严重过剩2个“病”,正是“生”了这2个“病”后,本用于投资实体经济的钱转向于高端汽车、奢侈品等。 同时,朗咸平还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4个危机,即资源浪费、产能过剩、债务危机和消费危机。第一阶段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危机将首先爆发。” 在郎咸平看来,严重的债务使得银行的危机正在酝酿,而地产行业引导的50几个行业又正在因为调控而危机四伏。 中国制造业将在2015年彻底崩溃 经济危机全面爆发 郎咸平在演讲中断言,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将会在2015年彻底崩溃,届时,中国的经济危机将会集中爆发。 此外,郎咸平还提到了地方债务危机,认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和“美债危机”、“欧债危机”并列为世界三大危机,这是很可怕的,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要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据东方网消息谈到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实际情况时,郎咸平说道:“我们产能过剩多么严重?钢铁21%,汽车12%,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光伏95%,玻璃93%。而制造这些物质的原材料,包括NDI37.5%过剩,TDI60%,聚乙65%过剩,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必然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一个长期的萧条。 中国经济的问题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无法解决 早前,郎咸平还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据网络导报报导,郎咸平在文章中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绝不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他要告诉那些“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国人和官员,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多危险、多可怕。 郎咸平还认为,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危机视而不见,粉饰太平;更可怕的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制造更大的危机。 郎咸平在文章中说,我经过研究发现,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还应该寻找其他办法。
-----下文发表于2012年3月-----
日本无法逃脱基本数学的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之伟大，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年左右。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在其他国家都深陷危机之时，中国似乎丝毫不受干扰，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看来是任何事物也无法阻挡其迅猛前进的脚步了。中国无疑会取代深陷债务和分裂泥潭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经济体。一些商人和决策者深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应对现代全球经济的一大法宝。 对此我的答案是：请君三思。
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日益增强，我毫不质疑其日后能发展成为一大经济强国。在诸多领域，中国已颇显强国风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就是完美无缺的，而且这些问题的来源不是别处，正是那个颇受部分欧美经济学家称赞的国家主义体制。我认为，如果中国不改变这条发展路线，等待它的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危机。
对于中国经济之未来及其崩溃的可能性，我已经思考了很久，直到成文之时，我仍在犹豫是否该如此强烈地表达我的想法。原因在于，很难讲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数据少之又少，而且还不甚可靠。加之中国经济又是如此之独特――历史可曾目睹过，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如此迅速地崛起吗？很难找到有效的先例。再谈谈时间问题，要证明中国未来会发生一场大的危机，这很简单，但要预测这场危机会在何时降临，几乎不可能。下个月？明年？十年以后？事实上中国将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稳定。所以，换句话说，当你想要提出一个类似我刚刚阐述的观点时，你要注意你很有可能会把它完全弄错。
在中国呆的时间越久，我就越确信其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会给出种种理由，论述这个国家是如何之独特，因此很多一般性的经济学规律对它并不适用。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对于中国，它的数字出了问题。
这些数字上问题多数可归罪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采用的是一种亚洲的传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源自日本，但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模式。通常来讲，它是这样运行的：1）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2）国家的手操控整个经济过程，3）产业政策和政府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精尖产业。这种模式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终有一天它会崩溃。日本经济在1990年初彻底垮台（至今20年还没恢复）；韩国作为日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1997-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这两国发生了什么？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艾丽丝?阿姆斯丹（Alice Amsden）对于韩国经济的研究模型，我们称之为“价格错位”。为促进高投资，保证高增长，这种模式依赖于于国家对于特定行业或部门直接投资或提供补助，从而增加其吸引力并减少其投资风险。国家向工业提供低息贷款，或者直接对某项目注资。控制汇率以鼓励出口，能源、出口等国家扶植项目获得种种补助。
银行并非商业导向，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政府发展部门调控政策的工具。以上这些行为都会聚敛公共和私人的资本，并将其注入到工业化中，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亚洲经济奇迹。 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误下去。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向潜在投资者发出正确的信号，指引其资金的流向。一旦价格指标被扭曲，那么正确投资方向将也不复存在。操纵价格的亚洲模式必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有补贴的公司不必像没有补贴的公司那样精打细算，这会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比如建造不必要或是不实用的工厂和建筑物。最终，贷款变成坏账，银行破产倒闭。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两国的危机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日本的资产泡沫破裂，韩国受到了外部冲击――但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孱弱的银行、负债累累的企业以及不明智的投资。
中国也正沉湎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中，而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对于这种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支持者通常解释为，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亟需其所正在建设的楼宇和公路。屈宏斌，这位乖巧的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在其最近的一份研究中做出了这样的推论：
最近市场上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过度投资，因此无法再依赖投资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的确很高（46%）…但中国仍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当中，依然需要加大对铁路、医院和工业厂房的投资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近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其交通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不及美国1880年的水平…从经济角度看，我们估计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8%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远未达到收益递减阶段；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
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获得了正确的投资。事实是在如此高的投资水平下，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经济发展仍然问题重重，因此我的答案是没有。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产能过剩之路上，其投资问题可以略见一斑。在某些领域，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企业挥霍着通常是从银行借来的钱，疯狂地建设了过多的工厂。此外，中国斥资建设了大量的高速铁路，而其高票价却让大多数国人无法负担得起。与此相比，中国很多主要城市仍没有地铁。
大量错误投资的另一个去向就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也要看中国开发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在温州，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近日打出了买豪华公寓送宝马的宣传口号，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紧缺的情况下，这显然是过度开发。在我北京的公寓的两边，有三个大型商场，而每日进出的顾客却寥寥无几。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中国的重点建设区域，高端办公楼依然供不应求，租金甚至超过了纽约。而很多在建的办公楼在质量上并不能满足大公司的需要。
更糟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依赖于负债。中国经济的债务水平一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估计中国2011年的银行信贷额相当于整个国家GDP的185%，在3年的时间里增加了56%。尽管这种状况尚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分析者担心银行最终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金融时报》报道近日表示,中国政府已下令，要求银行翻转地方政府所欠的1.7万亿美元的贷款，这似乎已经预示着山雨欲来。
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将能掌握两个关键问题：1）政府部门投入到项目中的钱打了水漂，他们没能挣到足够的钱还债，2）银行账面上的贷款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说的那么可信。此外，政府能够聚敛如此巨额的银行贷款也说明了中国的金融部门法治的严重缺失。从技术上讲，地方政府应该是禁止从银行贷款的。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机构积欠了他们无力偿还的贷款，很多小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将无法从银行筹集足够的资金，濒临在破产的边缘。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次危机已渐成雏形：过多的错误投资，包括由贷款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好消息是，至少已经有一些高层决策者意识到中国需要做出改变。在一个又一个政策指示中，政府承诺改革。问题是，中国政府甚至不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中国经济需要重新调整，削减投资和出口份额，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更加注重质的提高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量的增长。这样才能阻止危机或至少延缓危机到来的时间。是的，中国消费者在全球比重不断上升，但中国的储蓄仍然过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仍然过低。为了调整经济模式，政府本应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降低进口商品的高额进口税，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更严重的是，政府在制定正确价格方面无所作为。货币仍被牢牢控制着，利率改革也毫无进展。因此，中国境内的投资者依然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引下从事金融活动。
为什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不愿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他么害怕增长速度回降下来。的确，最新的五年计划对于年GDP增长的目标是7%。但在我看来，每次GDP涨幅跌至两位数以下时，中国的领导层就会坐立不安，然后再次催动经济加快转速。2011年第四季度，GDP涨幅飙至8.9%，但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们已经着手再次放宽信用额度，给本已负债累累的经济雪上加霜。
当我向中国观察家们阐述这一系列观点时，我通常会被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执政者们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确，在近年来如此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之中，中国的决策者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分析家也认为日本的官员们近乎于超人。但现在因循守旧的日本官僚主义已被视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的官僚主义正面临着了导致日本官僚误入歧途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相信经济可以由人来操纵。而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矫正价格――则是次要的。当你能够告诉直接银行该怎么去做时，还何必要用那些抽象得措施比如说利率来引导经济呢？
也正是这种态度毁掉了日本的经济奇迹，现在我看到中国正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无法逃脱基本数学的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之伟大，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日本从20世界50年代开始到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年左右。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 本为作者美国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时代》周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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