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眼中.两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 是丝绸.一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 是瓷器.五百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 是茶叶.这主要表明古代中国①自然经济长时间内没有根本性突破 ②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不畅通③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世界领先 ④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居出超地位A．①②③B．②④C．①③D．②③④ 题目和参考答案——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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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人眼中，两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丝绸，一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瓷器，五百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茶叶。这主要表明古代中国①自然经济长时间内没有根本性突破&②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不畅通③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世界领先&&&&&④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居出超地位A．①②③B．②④C．①③D．②③④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上海市十三校2012届高三第二次联考历史试题
在西方人眼中，两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丝绸，一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瓷器，五百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茶叶。这主要表明古代中国
①自然经济长时间内没有根本性突破
②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不畅通
③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世界领先
④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居出超地位
科目：高中历史
在西方人眼中，两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丝绸，一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瓷器，五百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茶叶。这主要表明古代中国（&&& ） ①自然经济长时间内没有根本性突破& ②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不畅通 ③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世界领先&&&&& ④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居出超地位 A．①②③&&&& &&&B．②④&&&& &&&C．①③&&&& &&&D．②③④
科目：高中历史
在西方人眼中，两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丝绸，一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瓷器，五百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茶叶。这主要表明古代中国（　 ） ①自然经济长时间内没有根本性突破 ②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不畅通 ③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世界领先　　 ④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居出超地位 A．①②③　　　 B．②④　　　 C．①③　　　 D．②③④ &
科目：高中历史
在西方人眼中，两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丝绸，一千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瓷器，五百年前中国文明的“象征”是茶叶。这主要表明古代中国&&&&&&&&&&&&&&&&&&&&&&&
①自然经济长时间内没有根本性突破& ②东西方的交流渠道不畅通 ③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世界领先&&&&& ④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居出超地位 A．①②③&&&&&&&& B．②④&&&&&&&&&&& C．①③&&&&&&&&& D．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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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的著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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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我说的西方只是概念的虚构
●现代文明的渊源≈（希伯莱人的宗教信仰＋希腊人的理性思维＋中国人的世俗技艺）×日尔曼人的贵族精神
我们关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常识，被教科书里诸如“社会发展”、“必然规律”、“封建社会”等观念左右，还受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支配，被从简单西方移植过来的固化现实扭曲。很少有人考察现代文明的文化渊源。
人类文明本是多元的，自生自灭的，并不存在统一的世界历史，也没有共同的进化模式。和所有生命的进化历程一样，历史并不存在一个必然的进化轨迹和先天的进步序列。无数文明此起彼伏、继绝兴灭、生生不息的交替演进。
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序列，还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序列，至多只是某些文明的外在轮廓，而不是一种内在发展规律。事实上，也不某个文明实体，连续经历过这些阶段。
西方文明本是特殊的，只是众多文明中的一个。但它发展出一种特别有效的扩张能力，不仅战胜它了的竞争者，而且带来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冲击着其它文明体系。直到今天，它有一种普遍性特质，成为所有文明的示范和榜样。
漫长的历史提供了一系列契机，把一些文明的要素有机融合起来，构造一个崭新的文明。西方现代文明是在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基本上是希伯莱，希腊，中国，日尔曼四个最杰出的文明以其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相遇，逐步综合形成的产物。
第一，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他们是世界上最悲壮、最坚韧、最顽强、最保守、最封闭的民族，他们靠信仰战胜现实的苦难，虽然从来没有主宰过世界格局，但他们却总是以顽强精神，悄悄地走在每个历史进程的前列，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犹太教本是以色列人的救世信仰。罗马征服以色列之后，犹太教散布在罗马社会的底层。随着帝国衰落，生活日趋颓废，它变成所有精神拯救的信仰，并且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犹太文明和希腊文明实现了融合。
第二，希腊人的理性思维。他们的工商业形成了相互独立、自由与平等的生存方式，以及客观、实证、严格、精确、冷静的理性精神。他们理性思维的种子注入犹太信仰里，通过中世纪基督教的载体作用，在近代重新萌发而成为现代文明的骨架。
罗马继承了希腊人的理性思维，形成罗马法律制度。斯多葛哲学被罗马城邦用来制定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的法律，依据的是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精神和语言规则，人们认为有一个理性之神统治着宇宙，它对于所有时代和民族都是有效的。
第三，中国人的世俗技艺。我们这个开放、宽容、自由、享乐、市侩、理智的民族没有什么执着信仰，但实用的、功利的、物质的、技术的文明最发达。由于儒家道德和佛教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功利主义欲望的无限膨胀，更加上有不断的北方少数民族清新血液的融入，没有像罗马人那样走向彻底的毁灭，或者说每次毁灭都能再生，其文化能延续至今。
中国无数的技术发明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给整个旧大陆的生产方式以巨大推进。马克思曾说过：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此之前还有纸的运用，对文明的影响深远。
直到近代，中国的官僚制度（以科举取仕方式为代表），还成为西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参照系。
第四，日尔曼人的贵族精神。现代社会的综合创造过程是由西欧日尔曼人完成的，他们本是野蛮的游牧民，在侵入并破坏古代文明之后，看到了自己的愚昧，才虔诚地皈依基督教，同时保持原始的冒险、尚武精神，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自由意志、使命感、正义感的贵族。中世纪一千年的宗教教化，基督教综合了犹太圣经的信仰与希腊哲学的理性，孕育了后来的现代科学理性和新教伦理，并直接通过阿拉伯人，间接通过中国人的技术发明刺激，展开了全面的工业化，创造了现代文明。
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轮廓。中国的世俗技艺从外部传入西欧，不是直接作用在人们的内在文化结构上。而这种外部影响不只是中国人的文明成果，还包括传递者阿拉伯人的贡献。另外，还有印度人、美洲人的许多因素的巨大作用。
现代文化的基础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奠定并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品格：
教会－宗教信仰－教士信徒－信仰、理想、虔诚、忏悔、诚信、执著，主要源于犹太人的宗教；
宫廷－民族国家－贵族骑士－尊严、正义、自由、勇敢、名誉、进取，主要是日尔曼人的性格；
大学－学者传统－知识精英－理性、良知、求知、独立、超越、精确，主要源于希腊人的哲学；
市场－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务实、理智、效率、敬业、天职、平等，部分来自东方人的刺激。
这些品格还表现在现代社会生活上，形成政党－政客的独立主见、翩翩风度，政府－公仆的讲究效率、规范行为，法庭－法官的公正原则、雄辩能力，军队－军人的服从命令、荣誉勇敢，城市－公民的自由平等、公共道德。
本书里，我不断地表述对简单的接轨思维的拒斥，决不是要走向文化封闭。我只是反对表层的照搬与接轨，主张深层的文化整合与创造。不相干的文化之间不可能直接融合，为什么西方文明却是几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整合到一起的产物呢？
一，早期民族中的文明教化比较容易，高级文明可以直接灌输到原始部落中去，尽管可能需要很长的消化期。亚历山大把希腊文化普及到自己征服的整个帝国疆土，北方日尔曼蛮族入侵之后，接受希腊罗马文化及基督教，都是如此。
二，时间漫长且机遇逢时，罗马人只是实用主义地接受希腊理性精神，这本是理性精神向下的流向，但在罗马人的精神瓦解后，犹太信仰给理性精神重新赋予生命。而东方技术则在理性精神经过中世纪漫长的孕育之后，从外部诱导它走向世俗生活。
三，几种文明的影响，始终是依循信仰－理性－道德－生活的逻辑，即由内在精神建构，到外部生活实践，而不是相反，外在的实用主义支配内心的建设（罗马人是这样，但只是一个中介环节），这保证了文化根基的稳固，精神底蕴的深厚。
我总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定位中国文化。有人会指责说，西方是具体的，不同国家有不同特点，而我说的西方只是概念的虚构。我没有去过西方，更不要说很了解各国现状。然而，我更多地看到西方文明的源头，要揭示从希腊、希伯莱、罗马、日尔曼演变而来的传统。亲历过西方的大多数人却为具体表象所遮掩，未必能够得到深刻的整体把握，有得也可能有所失。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历史文化的结晶。理解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进程，必须把握希腊古典哲学。
希腊文明不同于在大河流域形成的四大农业文明，它是在地中海特殊的地理和交通背景下，尤其是在它周围的埃及、巴比伦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城邦为中心的工商业文明。工商业城邦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消费性城市，更不同于松散的乡村，它本身是一个独立国家，公共生活发达，相互间是独立的利益主体，这使民主法则和契约理性成为可能。
希腊地区没有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只有连绵不绝的山峦，这使一般的农业生产受到极大限制。希腊盛产橄榄和葡萄，还有发达的手工业，于是人们便从事商业以获得所需要的粮食，商人也从运送货物中获得丰厚回报。希腊陶器不仅遍及地中海地区，而且深入到欧洲中部。与此同时，海盗、殖民事业也兴旺起来。生产的社会化，大量动产的分配，陌生人群之间的经常性交往，促进人际关系的契约化，确定的语言、精确的计算成为人们生存之道。这是其他民族少有的。
工业－商业完全不同于畜牧业－农业，人们的生产和交往活动不是顺应自然，而是改变自然，征服自然，逆自然而动；不是依靠环境中动植物的自然过程生成自己需要的产品，而是完全靠人为的手段改变和制造客观对象而获得需要的产品。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立，人把自然放在拷问、追究、分析、制造的对象位置上，自己则置于对象之外，形成两种思维倾向：
德谟克利特——原子论是工业文明的典型思维，它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图景。
一，工业生产的对象是无生命的物质，把握无机物不能以人自己生命的直观体验和形象揣测，而要把对象分解成部分，并用普遍的尺度来度量，并根据其客观性质与规律进行精确的计算。这就形成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结构论的机械思维方式。
原子论是机械唯物论的原形，它是工业思维的哲学写照：任何事物都可以还原为一些基本的物质单位。原子是构成万物的最小单位，它有大小、重量、形状之别。只要分析组成一个对象的原子的属性、数量及排列方式，就能知道它运动的必然属性。
毕达哥拉斯——数学形式主义是商业文明的典型思维，构成近代科学及现代信息论的方法论。
二，商业活动的对象不是直接的物质实体及构成材料，而是事物背后的抽象属性，人们在交往中把这种属性归于一些可以为人准确把握的形式，如数字关系、空间形状、几何图形、语言概念，这就造成了毕达哥拉斯的形式主义、数学主义思维。
毕达哥拉斯主义逐步演变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斯多德的形式论。认为宇宙万物背后有一种永恒理念、纯粹形式、普遍图式支配着，它们不能被人感知，但能够被人的理性掌握。因此，掌握这先验的“逻各斯”就是把握宇宙本质与规律。
原子论倾向于唯物主义，数学论倾向于唯心主义。但两者有一个结合点，都是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用易于精确把握的简单要素，重构复杂对象。这种思维也叫分析法、还原法，这是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基本思维。
形式主义的宇宙观——人的理性思维能够以逻辑、数学及实证的方式精确地认识、遵循、掌握、利用“逻各斯”——这区别于随意的、感性的、直觉的、经验的、激情的、浪漫的、辩证的思维，它构成古代希腊科学的基础。阿基米德用数学关系来解释物理现象，开创了古典力学；托勒密在图纸上精确解释了天体的运行；欧几里德几何学完美揭示了平面空间的规律。
细心比较会发现，欧洲中世纪的炼金术，与中国传统的炼丹术有思维方式的区别。前者基于一种理论，认为贵重金属并不取决于物质材料，而是某种抽象形式，或者构成性质，因此可以由普通金属转换而来。后者则基于人的生命的神秘体验。
中世纪基督教继承了这种思维，经过了漫长的宗教教化－哲学争论，孕育了近代理性思维，并从唯心主义的彼岸回归到唯物主义的现实。机械唯物论为近代以来自然领域的实证科学、数理分析，以及社会领域的法理原则、契约精神准备了前提。
哥白尼实现了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刻卜勒从第谷的观察数据中发现了近代形式的科学定律，伽利略则复兴了阿基米德的实验物理学，笛卡尔建立了机械论唯物论哲学。在此基础上，牛顿构造了完整的经典物理学理论。
近代科学、技术、道德、政治和法律都是由这一理性思维支配的，人们相信规律、公理、法则凌驾于一切人与事物之上。把握它们必须以客观的尺度观察、测量、分析对象，再以严格的数学计算、逻辑归纳、演绎推理，构成规律、规则的公理化体系。反过来，知识体系能够不断接受经验的验证，在新的领域推广开来。它能够在广泛的人群中明确地传递。
柏拉图——西方文明的文化象征:
柏拉图把世界分析成形式和质料，其中纯粹的形式是统一的、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决定性的，而物质质料是外在的、被动的、不确定的、被决定的。亚里斯多德进一步把形式分析为形式、动力、目的，加上质料，就形成事物的四种原因。
质料（抽出了具体规定性的物质）范畴是指被动的、消极的、有形的要素，以后基督教强调崇尚彼岸世界，超越现实世界，更是如此。近代以后，人们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物质对象成为生产、生活及思维的前提。
形式（不是形式主义的符号、装饰、表演）范畴演绎出规律、规则、法则、理念、模式、方案、蓝图、结构、信息、知识，它是由逻辑和数学方式严格地表述，精确地把握的，而且能够予以实证，或者进行操作。
动力范畴演绎出作用力、推动力、动量、能量、能力。近代自然科学及其机械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外在的相互作用，改变相对运动的状态；而德国唯心主义者看来，生命机体的内在矛盾却是起支配作用的。
目的范畴被近代自然科学所摒弃，但它仍存在于人的信仰深处，是生存方式的内在支柱，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价值观、革命性、批判性、创造性的基础，人文主义传统，包括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性、目的性。
亚里斯多德“四因说”的四个概念留给人们对待世界的四个视角，可以分别概括现代文明进程的几个阶段及其特征：
质料－物质时代，以物质资源为核心，传统社会主要是努力谋求有形的物质资料的获得与占有。
动力－能量时代，以劳动力、能源为核心，以自然科学掌握机械运动、电、声、光、化学能、原子能。
形式－信息时代，以形式、结构、信息、秩序、方案、图式、知识为核心观念，形成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
目的－生命时代，以生命的内在目的和创造力为核心，强调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尊重生命的尊严、权利及生态环境的平衡。
四个概念是观照对象的特定角度，结合起来才能完整理解人本身。四个时代的综合才能开创全面的人文时代，人的主体性、目的性、创造性、能动性、情感、信念、价值得以充分展开和发展，达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理想。
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焦点在物质和能量上，信息与知识的观念正在进入少数人的生活里，生命与人文的观念还极其淡薄。
西方知识分子是从工商业文明中分离出来的。由于生产过程是非自然的，人为因素更多，需要有专业的分析、精确的表述、逻辑的把握，这些专门知识形成体系，构成独立的知识传统。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市场运作、法治原则、社会公德、文化生活中，灵魂就是人文精神、科学理性、法理思维。只有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才能维持整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
西方文明从希腊神话的源头开始，倍受马克思推崇的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火，被宙斯发现，被绑在奥林匹斯山上，让天鹰啄胸；西西弗斯面对上帝的惩罚命运，进行不息抗争，意义在于过程。这成为以后知识分子追求的榜样。
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四处游学，不置产业。他曾用气象学知识预测当年橄榄会丰收，租下全城榨油机器做了一次投机生意，赚了一大笔钱，用以向人证明哲学家的智慧用来致富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哲学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相传，他晚上走路，头望星空，看出第二天有雨。不小心一脚踏空，掉进泥坑，后被人救起。第二天果然下了雨。有人讥笑哲学家知道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下的东西。两千多年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只有那些永远低头看地而不望天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必然性、逻辑性、数学理论、抽象概念的执著追求，成为一种独特的人生状态。
赫拉克利特放弃做国王的资格，退隐山中求索智慧；毕达哥拉斯的团体发现一个几何定理，举行“百牛宴”邀全城人来庆贺；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必然性比做波斯国王还要快乐；苏格拉底把自己当成一只叮咬世人麻木灵魂的牛虻，并为了智慧与尊严从容赴死；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本质世界，人们看到的事物只是理念的影子，真理和智慧只有回到理念中才能找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国里的国王必须由哲学家来充当；欧几里德的一个学生问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德令仆人给他几个铜板，让他走人；阿基米德正在做实验，罗马人冲进来，他请求士兵等他做完实验后再杀他。
雅典学派（拉斐尔）——在西方文化的象牙塔，独具个性的思想者构成的文化共同体。
中国知识分子是服务于上层统治需要的。孔子带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周游列国而无人理睬，而柏拉图宣称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当国王——尽管当时不切实际，他没有去劝说某个统治者，而是构造着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以此为乐。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与“朝闻道夕死可”的道德理想，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浩然之气，愚公锲而不舍的移山意志，闻一多燃烧自己生命的红烛精神，“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做一些看起来不可能成功的愚事，形成支撑中国文化的传统士大夫的入世进取的精神。但这种道德化、美学化的人生追求，最终落实在功利目标上，缺乏超念精神。
中世纪以前，哲学家、僧侣将真理、善德、美感作为独立的人生追求，并构筑了西方文化的乌托邦、象牙塔。到了近代，哲学家、科学家为了追求超越现实生活的一种信念，一种真理，更是要冒押上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的危险。
罗马人虽然继承了希腊文明的有形成果，但没有发展希腊人的智慧。罗马帝国在物欲横流中日益腐败、堕落，理性精神的创造力也在穷奢极欲中日渐消亡，蛮族趁机入侵。在内忧外患中濒临绝望与崩溃的罗马人，被犹太人带来的宗教所拯救——这个苦难深重、懦弱不堪、曾为许多征服者（包括罗马）蹂躏过的民族，幻想着一个末日大审判，把有罪的人罚下地狱，为善的人升上天堂。早期基督教就这样由犹太教演变而来。相传耶稣受难，以自己背负的十字架，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
早期基督教还教化了从北方侵入的日尔曼蛮族。这些文化落后的原始部落面对文明世界，先是嫉妒、破坏、征服，接下来却感到自卑和空虚，渐渐引出一种宗教的虔诚，驱使他们用剑与火传播教义，这使基督教普及到广大的地域。
中国古典章回小说里描述着灯红酒绿的享乐世界的时候，西方人正在为信仰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发动战争、烧死异教徒。但就是那个野蛮世界，信仰的楔子一旦深入每个人心中，形成了一致的理性思维参照系，便根本改变了全人类的命运，形成席卷一切人类文明的锐不可挡之势（包括工业文明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文明冲突和环境破坏）。这种无形的内在思想规则把人们的思想牢固地约束在理性的轨道上，比中国以“文字狱”和特务体系这些外部手段来控制人的自由散漫，要有效得多。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西方宗教与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对立，宗教裁判所剥夺伽利略的自由，烧死布鲁诺。可是，这种斗争完全是基督教内部的事，是新与旧的冲突，科学本身是从宗教内部产生出来的。西方宗教在中世纪占绝对统治地位，几乎是人人皆信徒。伽利略是基督教徒，哥白尼、布鲁诺还是神职人员。牛顿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正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存在，而且上帝是按照至善至美的方式赋予自然界规律，他才去探索自然规律的。
近代科学精神在西方诞生的前提，是基督教哲学中信仰与理性的结合。自然神论相信，上帝是以完善的形式创造世界的，这种形式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上帝创世之后，并不随意干预万物有规律的运动，因此人们可以从自然的规律中认识上帝。
牛顿晚年沉入宗教里，试图解释上帝如何给予他造好的世界第一推动，后人对此不理解，有人甚至以为他误入歧途，晚节不保。其实，这才是真实的牛顿。他要不回归到宗教，回归到支撑他全部探索的基础上去，那反而是不完美的。
爱因斯坦一再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他把科学看作对宇宙规律的追求，他也把宇宙的和谐与统一看作上帝所为，虽然这并不是人格化的上帝，而是宇宙本身的无限规律本身。因此，他对于科学事业的追求有一种宗教般的热情和天职般的使命感，这种追求区别于大多数科学家科学研究中的个人功利追求，以及一部分科学家科学研究中的纯粹的个人兴趣、好奇心等。
人们普遍理解的现代文化就是自由开放与个人主义，其实西方人内心有更为坚固的一元论、一神教、逻各斯、超越信念、普遍原则、公共法制。尽管上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显层隐退，但它存在于各种民间生活之中，仍是整个文明的深层基石。宗教活动仍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一些人不一定信仰某一特定宗教，但宗教精神转化为人们内心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内涵中。
西方现代文明不是让宗教解体，而是使宗教理性化。
在我们观念中，宗教是个反面的东西，是非理性、反科学的精神鸦片，与蒙昧、迷信甚至邪教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不浓，因为农业社会里的人们，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凭直观经验理解和把握周围的事物，家庭生活把人与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通常无需彼岸世界的引领。西方文化不一样，人们从超现实的信仰出发来理解和把握现实生活，宗教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处于核心的支配地位。因此，不理解西方宗教，就不可能理解西方文化，包括它在现代社会的发展。
宗教本来与信仰联系在一起。当人们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环境和茫茫宇宙的时候，总寻求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宗教就是人们以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获得关于人生社会的基本问题，包括对世界本质、规律及起源的解答，由此形成自己生活的基本态度和准则。教徒相信在现实世界之上还有更加本质、真实的彼岸世界存在着，相信超现实的神在支配着我们这个世界。
宗教虽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信仰，但它提供了人们理解现实世界的一种参照系，一种思维方式，提供了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则和语言；它是人的灵魂安顿之所，给人一种精神安慰，一种依托，一种探索和追求的动力。
哥特式教堂——直指天穹的尖顶，把人的灵魂引向天国。
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四分五裂的局面，突出了教会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政治的统一权威与文化的中心地位。柏拉图关于哲学家作国王的理想果然实现了。僧侣们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哲学家，地位比国王还高。教权高于王权，国王加冕要由教皇主持。
奥古斯丁把在罗马文化中所存的希腊文化要素，尤其是其理性精神融入宗教中，形成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它产生了以信仰为外壳、以理性为内核的文化种子，通过千年中世纪，成功地扩散到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是一种高级的一神教，它建立一个超越世俗生活之上的信仰世界，也是一个纯粹精神世界。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且是看不见的，天国只能凭人的精神才能把握。
1073年，教皇格利戈里七世宣称教会权力来自上帝，高于一切。教皇不仅有权任免主教，而且有权废除国王。亨利四世针锋相对，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宣布开除其教籍，德意志贵族动乱要挟亨利，亨利只得忍辱到意大利卡诺莎城堡，光脚在大雪里等了三天才得以赦免。这种信仰与理性文化所产生的教化作用，在政治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僧侣们本是禁欲主义者，恪守清贫、节欲、勤劳和严谨的作风。但在经历漫长蒙昧、低调、阴冷的冬天之后，当什一税、信徒捐资造成寺院经济繁荣时，他们广置田产，修建富丽堂皇的教堂，不再劳动，转而作监工，常为物欲所惑，殉道精神沦丧。一个接一个新的教派出来重振教规和风纪，他们到偏远地区垦荒，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一体化的经济。
僧侣们主持着古代文化的综合与创新。他们与世俗分离，从事生产劳动，读经祈祷，抄录圣经和古代著作，讨论神学问题。他们还引进了古代的逻辑学、天文学、数学、力学等，他们是近代专门知识分子的先驱。经院哲学争论荒诞可笑：
创世纪前上帝住哪里？天使呆在什么地方？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是否有胡子？可否是女人形体？天堂的玫瑰是否有刺？亚当创造出来有多大？为什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他们有没有肚脐？光头的人复活后能否长出头发？……
“经院哲学”后来成为空谈的代名词。但当时正是这种争论，让希腊人的理性和逻辑思维，穿上中世纪朦胧想象和虔诚信仰的外衣，给教士们以理性思维的训练，在现实的经验中重新萌芽，形成了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大学。以理性理解信仰，这是以偶像崇拜为特点的低级多神教不具备的。后者只是神秘主义、非理性的祈福，给人简单的心理安慰，无法凭理性掌握。
13世纪，被称为托钵僧的法兰西斯僧团（方济各会）和多米尼克僧团（多明我会）发起新的修道运动。他们来自平民，兄弟相称，不要田产，标榜赤贫，衣衫褴褛，沿街乞讨。他们成了教会的中坚，发展经院哲学，创办中世纪大学，促进慈善事业。
托马斯·阿奎那与基督教第二次大综合，一方面是因为理性种子的萌发，另一方面是十字军东征期间从阿拉伯人手里获得大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托勒密著作的阿拉伯文本，被译成拉丁文重新回到欧洲。阿拉伯人掌握了中国的技术，也接受了西方希腊的理性文化，这都给西欧巨大的文化资源。更完整的希腊哲学思想及天文学、力学、数学、逻辑学所代表的希腊理性精神，最初在基督教那里还是异端，但阿奎那作了圆满的理论工作之后，被作为经典融入基督教中。这使基督教里包容的理性文化种子更加丰富，更有底蕴，更富有生机，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准备了前提。【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学的象牙塔拔地而起。人们常说，不要经院哲学，要走出象牙塔。这个口号只有对那些建构过象牙塔，并且处在其中的人才有意义。没有象牙塔的信仰和理性精神的准备，就没有后来的科学精神、法理观念，就没有现代社会必要的文明教化。
教士也会变成狡诈的谄谀者、勒索者、伪君子，贪婪叫卖赦罪符，特别是疯狂虐待、迫害异端分子和异教徒，从中得到变态的心理宣泄。布鲁诺被教廷烧死、伽利略遭到监禁，都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当然，教会名义上仍是维护他们笃信的信仰。
西方宗教的超越精神至少体现在三方面的功能：一是基于上帝的绝对的精神的积极追求向上的动力；二是普遍的理性思维运用于自然界，形成和西方理论自然科学；三是理性精神体现于社会生活，形成了公共道德、契约与法律意识。
贵族、高贵一类词，有在物质生活方式上理解的享受、豪华、有钱、气派、大方；有在社会地位上理解的地位、名望、权势；有在风度外貌上理解的派头、仪表、体面；有在内有修养上理解的气质、涵养、人格、教养。
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高大魁梧的西欧人以及北美的白人移民，今天成了人类文明、先进、高贵的标志，现代文明的典范，其实他们的祖先只是征服欧洲的野蛮人。从公元五世纪，日尔曼人开始一次次洗劫罗马帝国，几乎完全摧毁了希腊罗马文化，使西欧重新回到野蛮状态。这就是各方面都是愚昧、落后的黑暗中世纪。当时贵族和他们的仆从还是很野蛮的，但在一种精神的东西影响下，这些北方蛮子逐步放下了屠刀，接受洗礼，接受长达一千年的文明的教化，这就是基督教信仰。
这些征服者按占据地盘多少和战功大小，成为各君主国、公国及其大大小小封地上的国王及贵族。由于没有中国式的中央高度集权统治，贵族在自己的庄园里有完全的权利和自由，国王和其他贵族不容易随意侵害。贵族家庭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因而庄园的财产不会分散开去。欧洲历史上没有频繁的改朝换代，贵族地位相对稳固，有些庄园和城堡保持几百上千年。
最初从蛮族生活中绽放的文明之花，便是骑士文化。严格地讲，骑士并不是贵族，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阶层，是保卫贵族的军事仆从，其地位也是世袭。他们本来很粗野，但由于宗教与上帝观念的长期熏陶，形成了忠诚、勇敢、高尚、纯洁、高雅的所谓骑士精神。法国的骑士精神却衍生出贵族风范，对后来的欧洲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伯爵夫人（热拉尔）。
骑士们不仅效忠主人、教会，而且保护弱者，尤其是妇女，从中又发展出一种柏拉图纯精神性的爱情和罗曼蒂克情调，他们种种传奇故事成为骑士文学的内容。“小夜曲”就是骑士深夜里在自己心爱的贵妇人窗下演奏的。
法国在17世纪下半叶的路易十四时代崛起为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兰西贵族在言谈举止上彬彬有礼，处处显示其高贵、优雅、礼貌。国王在宫廷女仆面前都要脱帽致敬，公爵们走过凡尔赛宫庭院，由于不断地行礼，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贵族家庭刻意追求文化教养，尽管有故作成分，但不全是假的。据说当时一个贴身女仆在文艺方面的知识比后来的专业人员还要丰富。这不能不影响到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平民的文化素养。贵族们并没有因为讲文雅而丧失勇敢、荣誉和忠诚的品格，他们经常会因为名誉而与人决斗，一旦有战事，那样平时穿戴讲究、仪表风流的公子哥儿，会像赴舞会一样投入战场。
法国贵族作为一个阶级被大革命推翻，但法国人生活中却保留了中世纪贵族的浪漫、热情和高雅气质。
西方现代化不是贵族灭亡，而是全民贵族化。欧洲人创造的现代文明，是其贵族理想和骑士精神的延续。
伊顿公学是英国著名贵族（Noble）学校，五百多年间培养了众多王子、首相及富豪。这里有深厚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传统，有团结、协作、友谊的人际关系，有一流的办学思想、教师、图书馆、教学设施及管理方式。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学生们住的公共宿舍，竟是阴冷潮湿的中世纪古堡，生活因陋就简，几乎没有现代设施。连自来水都没有，要自己从水井里取水；冬天没有暖气，男生打着赤膊、女生穿着背心搞运动。
中国传统富贵家庭多出纨绔子弟，耕读之家的民间传统却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兴起的所谓“贵族”学校，多是暴发户的孩子们养尊处优的地方，空调、电话、电视，应有尽有，洗衣服、做卫生有专人代劳，这与真正的贵族教育风马牛不相及。
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是个疯子，一个自封为骑士，与风车打仗的可笑人物。然而，只有那些永远在行动，永远在失败、窘迫、伤痛中重新上路的傻子才能创造历史。而精明、小聪明，不敢行动，连失败也没有的人，不配享受文明创造的辉煌。
唐吉诃德未尝不是人类探索无知世界，挑战自我极限，藐视世俗常识的象征，一种不畏强暴的冒险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化身。他勇敢、虔诚、浪漫、好奇、理想、真诚、冒险、刻苦、进取、高尚、正义的骑士品格，柏拉图式的浪漫主义爱情，将个人生死抛之度外、与恶势力斗争的英雄主义气慨，以及执着探索的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西班牙民族成为世界强国的支柱。
塞万提斯本人就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他是一个没落时代人们的现实主义心理的典型代表。
宁要愚蠢的唐吉诃德，不能要聪明的塞万提斯。对唐吉诃德的嘲讽和奚落，标志着古典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信仰的沦丧。此后，这个发现了新航路、最先向全世界殖民的西班牙帝国，并没有进入过去我们理解的新时代，恰恰在笑声中衰落下去。
唐吉诃德 ——当骑士精神被人嘲笑时，西班牙帝国的光辉也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会是巧合吧！
骑士风度代表着忠诚、勇敢、名誉、虔诚、纯洁的品质，骑士精神代表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小夜曲，骑士在贵妇窗下吟唱的爱情。日本武士没有对上帝的精神信仰，却有对于天皇的忠诚、服从、勇敢、名誉，宁愿剖腹也不投降。
中国没有这种骑士精神，好打抱不平的水浒好汉不是占山为王，就是招安作官，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秀才、书生的爱情奇遇，结果只是终成眷属、荣华富贵就完了。改朝换代是不可避免的规律，识时务者就必须顺潮流而作出抉择，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大变动的时代，改换门庭，服从甚至主动效忠新的主人，是十分平常的事。像屈原、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总是极少数，而且不会有好下场。鬼子来中国，遭遇那么多汉奸，原因在此。
文学家常常塑造疯癫、畸形的人物形象。鲁迅笔下的阿Ｑ、孔乙已、狂人分别代表没落时代的农民、文人、叛逆者。
阿Ｑ的愚昧、自私，狭隘、畏怯、懦弱、阴暗、自欺欺人及精神胜利法，是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心理。革命是要从一己私利出发，要与赵太爷平起平坐，要秀才娘子的宁波床，和吴妈困觉，要骑在人头上作威作福，“手持钢鞭将你打”，“酒醉错斩了郑贤弟”；这种好汉只图个人吃得开，荣华富贵，有权有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况且“老子先前也阔过”；伪称革命党，与恶势力沆瀣一气，以一种不正义取代另一种不正义，死了便“20年后再做好汉”。孔乙己酸腐、自私、清高、虚伪，死要面子，窃书不认偷，穿破烂长衫，买酒站着吃，不屑与“短衫党”为伍，卖弄毫无价值的知识。狂人则是一个对现实、历史及自我的反思者、叛逆者，被视为不正常的人，他看破千年礼教的吃人本质。中国人最缺乏也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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