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典籍数字化保护_凤凰资讯
珍贵典籍数字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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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具体实施的珍贵典籍《清敕修大藏经》数字化保护工程已完成近万块经板的专业清洗、数字化扫描、数字修复拼接和录入工作，并建立了专业和完善的恒温恒湿文物保护库房。
原标题：珍贵典籍数字化保护1月6日，古籍印刷技师在通过木雕经板手工印刷《清敕修大藏经》。近期，由北京邦普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具体实施的珍贵典籍《清敕修大藏经》数字化保护工程已完成近万块经板的专业清洗、数字化扫描、数字修复拼接和录入工作，并建立了专业和完善的恒温恒湿文物保护库房。2009年，北京市文物局决定启动《清敕修大藏经》经板保护和重新刷印、出版工程。该项目的实施，使《清敕修大藏经》自清代首刊以后其版式、内容第一次恢复到清乾隆初印本原貌，补齐、更正了历代版本中缺失、有差错的经卷和文字。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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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808920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数字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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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数字化”时代　　
原标题：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数字化”时代 　　
10月28日，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河北演艺集团旗下河北省摄影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文物和陈列展览数字化信息采集项目工作组”签约成立仪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这标志着中国文物和陈列展览数字化信息采集项目正式启动。 　　
据介绍，中国文物和陈列展览数字化信息采集项目工作组将在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指导下，对全国范围内的博物馆及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文物数据三维扫描、博物馆精品陈列展览、360°精细化场景拍摄、文物360°旋转拍摄、亿万像素书画古籍拍摄、扫描以及大型文物遗址空中360°全景航拍等数据采集工作。 　　
此项目的启动和开展，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数字化”时代，对于河北文物资源保护、研究和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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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动漫帮文物“活”起来
时间： | 来源：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
下图为莫高窟第254窟《降魔成道》壁画，上图为陈琦根据壁画绘制的线描画。　　2006年起，美国二十世纪福斯电影公司先后推出3部《博物馆奇妙夜》，利用数码特效“复活”了博物馆中的文物展品，在收获了超过13.5亿美元的总票房之外，也唤起了人们对博物馆文物的关注，不少电影粉丝因此走进博物馆。　　就在第三部《博物馆奇妙夜》上映的2014年，“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说话”等理念开始在中国文博界流行，并渐渐广泛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如今已是持续热门的一大话题。时间上的这种接近让人难免产生错觉，但其实，早在1981年，中国就有过让文物“活”起来的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动漫让文物不再“高冷”　　《九色鹿》上映那年，陈海涛4岁，那时，谁也想不到这个青岛孩子长大后会见到这部动画片的导演，会以动画导演为学习方向，从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又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用自己所学让更多的莫高窟壁画故事动起来。　　如今，陈海涛是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小时候看《九色鹿》的模糊记忆、读研期间到上海采访当年美影厂老导演们和到敦煌莫高窟的采风经历，已经随着时间沉淀下来，与他现在心心念念的莫高窟魅力和文物保护融为一体。　　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不久，254窟引起了陈海涛的注意。这个不对外开放的洞窟有个《降魔成道》故事，让他萌发了拍动画的念头。如何用数字技术阐释敦煌艺术？敦煌研究院学术传统十分深厚，但要想把学术研究转化为视觉表达还需要对其进行再理解，于是，制作团队重温了文物学者、专家做学术研究的历程，将深藏于学术报告背后的用心和丰富的文物知识，通过动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如今，这部时长32分钟的动画短片已经拍摄完成，并在名为“丝路拾珍——敦煌文化艺术展”的巡展中与台湾观众见面，在大陆的高校巡展中也曾出现过，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正计划开发动画片《降魔成道》系列文化创意产品。　　陈海涛认为，数字技术不仅能让平面的画面变得立体“活”起来，还可以拉近观众与壁画的距离，让外界了解到文物背后的丰富故事。“这既是对石窟文物的保护，也是对敦煌艺术精神的弘扬。”他说。　　和陈海涛想法相似的还有四川成都博物馆宣传推广部主任肖飞舸。这个痴迷博物馆的姑娘回忆自己留学法国时的经历，“法国观众会排队好几个小时参观博物馆，希望逛博物馆也成为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了改善参观体验，肖飞舸和团队对成都博物馆的语言导览、宣传册、文创产品，都倾注了不少心血，动漫成为主要手段之一。　　去年6月11日，成都博物馆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在策划开馆的首个特展“倥偬的乡愁·张大千”时，他们邀请台湾漫画家纪渊字绘制了一系列张大千卡通形象作为展厅代言人。常设展览“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中的一块汉砖更成为数字化的一个突破口——由于展览位置的光线原因，无法对文物做到360度全方位展示，而借助动漫的手法则可以让原本模糊不清的汉砖变得清晰。去年10月开始，肖飞舸又带领团队策划“漫说文物”系列，将成都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石犀牛与经穴髹漆人像做成了动画短片，把专业生僻的学术介绍文字转换成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爆炸性传播，一时间，成都博物馆“圈粉”无数。　　文博单位当发挥主导作用　　在博物馆积极尝试数字技术、动漫手段对文物保护和利用进行创新的同时，一些动漫企业也紧跟时势与博物馆进行对接、寻求合作。山东世博动漫产业集团董事长、山东省动漫行业协会会长王振华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与济南市博物馆合作西汉陶俑数字化项目。“希望通过动画的方式让陶俑动起来。”王振华说，简单地让文物动起来从技术上来说早已不是问题，现在的难题是如何还原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场景，比如西汉陶俑数字化项目就需要还原西汉时期的一些生活场景。　　很显然，此类合作让文物不再仅仅是一件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能以更丰富立体的方式展现其背后的故事和历史细节。但要实现这些并不容易，需要博物馆的高度支持，比如提供该文物的详实资料、和文物有关的相关史料以及专家建议等，王振华说，博物馆基本全程参与了西汉陶俑数字化项目的动画短片制作过程，没有当“甩手掌柜”。　　“动画是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形式，可以天马行空，但文物及其文化背景应该是严谨且经得起推敲的。”青岛领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观龙是一位博物馆迷，他认为，动画企业对和博物馆合作的项目必须“严阵以待”，大到动画片的策划制作，小到一个衍生品上的图案纹样，都需要博物馆方面甚至相关领域专家的参与，否则就很容易跑偏或误导观众。　　陈海涛认为，做文化遗产题材的动漫要求多学科、综合性的团队协作，导演、设计等核心人员都得具有相应的学术素养，在与技术公司的合作中，文博单位要发挥主导作用，才能够保证作品质量。　　“成都博物馆如今和企业合作要过几层审核。”肖飞舸告诉记者，策划案由博物馆出，并经博物馆相关领导和文物专家的研讨审核通过，在制作中还会实时交流和补充材料，最终实现产品落地。　　排除“痛点”，实现双赢　　对于“文物+动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潘守永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次结合——博物馆是一个收藏单位，帮大众梳理文物的信息、年代、背景、出土过程，但是，文博工作者一般并不了解大众的信息接受偏好和文化消费选择，而动漫企业在这方面有优势；对于国产动漫来说，文博单位的各种藏品及其背后故事，或许能给动漫从业人员一些启发，帮助解决一直存在的故事短板问题。　　可以说，动漫的魅力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发现并重视，从最初的在文创产品上设计卡通形象，到现在多样化地让文物“活”起来。比如，湖南省博物馆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为素材制作了26集动画片《时空博物卡》，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动画片《神树的传说》，就连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了……　　谈到与博物馆的合作“痛点”时，王观龙告诉记者，有些博物馆由于政策等因素，没有足够经费支撑动漫开发，让动漫企业很有后顾之忧。“为文博机构制作文物类动画和设计文创产品的成本，要高于服务其他机构，前期要付出比较多的时间精力。”他说，要想实现动漫企业和博物馆共赢，还需时间磨合、积累经验，同时也需要地方财政的政策支持，让双方能在“不差钱”的情况下全心全意投入创作和制作。
来源：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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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网络知识产权。&如何打破各种壁垒、把现代科技用于古老文物的保护？请看首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区域创新联盟――&
科技创新，与文物保护握手
余建斌&&单&&泠&&周&&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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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紫金港西区的敦煌还原窟。
　　张 鸯摄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在建的博物馆工地东边有个小院落，一年半前，这里挂出了“浙江省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技术研究试验基地”的牌子。
　　“这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直接从良渚遗址考古现场提取过来的，这是杭州市考古所从小横山遗址提取的……”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李志荣说。隔天她就会来转转，看看这些“宝贝”。指着几个巨大的木箱子，她告诉记者：这里面，沉睡着丰厚的历史瑰宝，等待剥离风尘，苏醒、绽放……
　　浙江大学科技考古试验基地，是我国首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区域创新联盟（以下简称“国家文保科技联盟”）的内容之一。2010年5月，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共建国家文保科技联盟，旨在通过机制创新、打破壁垒，让文物单位和高校、科研院所深度联合、协同创新，使现代科技手段在文物保护中大放异彩。
　　用科技手段更好地保护文物，先解决文化传承中“传”的需求
　　鲁东明从一名浙江大学计算机教授到开口必谈文物的文物保护达人，大概用了10年时间。1997年，他开始接触浙大与敦煌研究院合作的敦煌数字化保护项目。
　　“那时候的数字化技术和今天不能比，最初我们只是一个很朴素的愿望：文物终究会消失，怎么尽可能地用科技把它保存下来？”鲁东明说，为保护文物而改进的设备，现在已经是第四代。
　　团队努力的结果，是在浙江大学科技考古基地再造了一个敦煌223号洞窟，它与真洞窟一样的尺寸、一样的画作、一样的色彩、一样的斑驳，难辨真假。不一样的是，这个洞窟不会再剥落，它可以让人们亲近它，不用再害怕光照和氧化变色。
　　从事了20多年地质研究的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田钢，主动向文物部门的专家们“推销”地球物探技术：可以无损探测地下文物，相当于给大地做“CT”。但田钢和研究生们第一次从良渚发掘现场带回的探针数据，简直就像天书一样难懂。这时候，就需要文物专家出马了。
　　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的周D常以科技和文物之间的“翻译”自居。比如说丝绸，南方出土的丝绸与北方出土的不一样，皇室寝宫艺术品丝绸的保护与出土丝绸的保护又不一样。常年往大学跑也是周D工作的一部分，因为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种智力资源共同合作。
　　通过联合工作，浙大计算机考古团队尝试了一次5000年前一艘独木舟考古发掘的信息技术运用。这条全长7米多的独木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出的最长也是最完整的史前独木舟，从而证实了文献中“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记载。但埋在江南湿土中数千年后，古船早已筋骨松垮，用浙江省博物馆郑幼明研究员的话说，就是“糟朽得很严重”。
　　古船的挖掘与移动过程“步步惊心”。“如果能让传感器来记录船体各个部分的位移，万一船体在翻转过程中发生变形，它就可以及时‘报警’。”浙大计算机学院董亚波在现场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联合工作小组采纳了他的建议，安装的分布式光纤传感器记录了古船两次翻转的平稳过程。
　　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陈瑶认为，文物是文化传承中的重要载体，首先要“传”，其后才能“承”。大学与文保部门的合作，要解决的就是“传”和“承”的问题，需要有创新的思维、机制和方法、手段。
　　考古呼唤科技手段应用，同时，对科技的要求也非常苛刻
　　国家文保科技联盟成立4年多来，让文博系统和大学的关系熟络了，也让文博系统之间的合作多了起来。浙江省博物馆将自己的科研用房提供给丝绸博物馆，用作国家重点科研基地，文博单位将其管理的文物样品与高校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形成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工作原则和机制。文博单位与高校科研机构以问题为主导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互动更加频繁。
　　“过去，浙江省对文物系统做科研的激励机制并不明显，联盟的建立有效补偿了这一缺憾。创新联盟有实有虚的创新机制，对提高浙江省的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有很强的激励作用。”陈瑶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创新联盟，需要各方长期坚持和努力。
　　“文物的修复，并不是越坚固耐用的材料越好。它很可能形成伤害，比如水泥就是文物修复的大敌。”浙大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里，化学系教授张秉坚与课题组师生们研发了一系列化学分析方法和免疫分析方法，专门用来分析古代文物材质中微量的有机物，提出把糯米灰浆作为古建筑修复的材料。
　　这一想法之后被印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一次南宋船闸考古行动中发现了大量十分坚固的黏结条石的白色灰浆，样品送到了张秉坚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古代的黏结材料正是糯米灰浆。
　　文博系统的人和科研机构的人，之前的联系随机、不固定；国家文保科技联盟成立以后，这种联系更加频繁，而且变得有目标、有组织了。加入国家文保科技联盟后，张秉坚也从浙大化学系教授，变成了化学系和文博系的双聘教授。
　　在良渚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站大院里，有两个临时建筑，分类存放着从现场发掘出的数千岁高龄的“宝贝”。良渚地处湿地，很多木制、竹制文物以前往往难以保存；现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与浙江化工研究院合作，研制一项新技术，将古物连同泥土整体搬运，再用专制药液一步步脱盐、防腐、除湿……直到可以长久保存。
　　“考古工作者对科技手段的应用是最期盼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支撑，近200年的考古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但同时，考古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也非常苛刻，不仅要求技术尖端，更重要的还要便捷、可靠、方便。”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斌说。
　　随着互动的增加、数据的积累，文保与科技的合作会有更加杰出的表现
　　技术出去，问题进来，数据积累，被认为是首个国家文保科技联盟工作的三个层次。由创新联盟催生的浙江科技考古基地目前正在围绕数据积累推进，并成为一个学科交叉研究中心。
　　基地院子里有一大片草地，地下埋藏着许多不同的“文物”，这是物探课题组用来积累数据的。田钢说，把物探的技术用在考古上，必须先积累大量的数据，才可能在运用中得到有价值的判断。目前在南方潮湿地区，考古调查中应用遥感与物探技术的案例很少，数据和经验积累面临很大挑战，地球物理与考古人员要进一步融合。
　　在冠名为“文物急诊室”的基地实验室里，“天眼”装置刚刚落成――8米直径、108盏LED照明灯、40个摄像头，外加一个无氧屋――用来全程精确数字化记录考古发现的过程，并实现出土文物无氧存放。李志荣说，她经历不少那样的现场：出土的文物一旦暴露在空气中便迅速碳化，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而在这里，几个从桐庐中国最古老的玉石加工厂遗址现场提取过来的土方，即将开箱。
　　周D期待“博物馆”与“大学”的合作有更加杰出的表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出土丝绸，最早是5600多年前的，但在此之前肯定还会有更古老的纺织品。但它不像陶器容易遗存。如果用科技把‘无形’的丝找出来，这样或许能为丝绸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科学证据。”
　　“文物保护科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大学与文物部门之间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但在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下，他们的耦合、互动会催生出创新的机制和方法，获得更多重大发现。”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认为。
　　还有一个明显的收获是，从对科学的自信到对文化遗产的敬畏，大多数科学家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都经历了这一心路历程。
　　《 人民日报 》（ 日 20 版）
(责编：白宇、熊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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