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电视美食节目创制对比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01期
中外电视美食节目创制对比研究
【摘要】：正从传统的角度看,美食节目被归为服务类节目。长期以来,国内美食节目遵循着服务类电视节目传统的节目形式和主持风格,以旁白的形式介绍菜品的制作方法,解说烹饪者的操作过程,以提供美食信息。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美食节目慢慢从传统模式往娱乐化方向转变。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国外电视台就已经将美食节目的节目风格往娱乐节目方向发展。第一个全天24小
【作者单位】：
【分类号】：G222【正文快照】：
从传统的角度看,美食节目被归为服务类节目。长期以来,国内美食节目遵循着服务类电视节目传统的节目形式和主持风格,以旁白的形式介绍菜品的制作方法,解说烹饪者的操作过程,以提供美食信息。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美食节目慢慢从传统模式往娱乐化方向转变。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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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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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J];新闻采编;2000年03期
周根红;;[J];中国记者;2009年09期
【共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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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佼;;[J];青年记者;2012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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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蔚淑;[D];湖南大学;2008年
姚婷婷;[D];厦门大学;2009年
【二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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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丽,胡正荣;[J];中国记者;200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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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青海省第三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03期
青海省第三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摘要】：正第三产业是指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具体分为四个层次:(1)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2)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种技术服务业等;(3)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电影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4)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事实上,发展第三产业,是针对第三产业的第1、2、3层次而言,至于第4层次,即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等面临的是精简机构,提高服务效率,而不是外延扩大的问题.
【作者单位】：
【分类号】：F127【正文快照】：
第三产业是指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具体分为四个层次:（1）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2）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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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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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宝江;[D];吉林大学;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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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顺风;[D];浙江工商大学;2011年
吴雪妮;[D];暨南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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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薇;[D];江西师范大学;2011年
董华萍;[D];南京林业大学;2011年
盖晶晶;[D];山西师范大学;2012年
崔宇明;[D];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
周良军;[D];湖南大学;2005年
【二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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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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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　柳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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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启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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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邓于君;[D];华南师范大学;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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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凤艳;[D];辽宁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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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宗平;[D];西北大学;2004年
欧阳旭;[D];南京农业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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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作磊;[D];华南师范大学;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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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D];西北大学;2011年
邬玉蓉;[D];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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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琳琳;[D];太原科技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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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祖兵;[D];合肥工业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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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社区营养教育探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09年03期
社区营养教育探讨
【摘要】：营养与健康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当今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正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通过以营养教育为主要手段,普及营养知识,指导居民改变不良的饮食行为,促使居民调整膳食结构,合理营养,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
【分类号】：R193【正文快照】：
营养教育是健康教育的一个分支和组成部分,它主要是通过营养信息的交流和行为干预,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食物与营养知识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与过程。其目的是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膳食营养因素,改善营养状况,预防与膳食相关的营养性疾病的发生,促进人们的健康水平和提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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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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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莉;;[J];护理研究;2010年17期
【共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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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娈;于相丽;郭向萌;赵栓红;;[J];安徽农业科学;2006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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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墨;[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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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自荣;;[J];鄂州大学学报;2005年06期
王剑,张艺文;[J];护士进修杂志;2005年03期
苏纯音;;[J];护士进修杂志;200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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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被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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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淮玉;刘红;吴建华;徐俭;袁利民;陈晓珍;戴元明;冯丽亚;;[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08年05期
唐政;姜宁;李枫;张登海;马华刚;;[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0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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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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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中小学食堂管理之我见--《经营管理者》2013年31期
中小学食堂管理之我见
【摘要】：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小学为了方便学生生活,都开始在学校建设食堂,为学生提供饮食服务,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食堂管理不善,对学生的正常生活和学习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本文就中小学食堂管理提出了建议,以期更好的满足学生发展需求。
【作者单位】：
【分类号】：G637【正文快照】：
随着学校的规模化以及布局调整,为方便学生的生活,减轻家长的负担,大多数学校食堂都对学生提供就餐服务,除了住校生的一日三餐,对走读生也提供中餐。办食堂的本意是好的,但真正操作起来,其间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导致家长和学生对学校产生意见,造成“好心办坏事”的后果。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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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清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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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山县雷店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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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利华?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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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饱经沧桑的一生-怀念父亲
& 饱经沧桑的一生—怀念父亲
清白做人、踏实做事、任劳任怨、百折不屈的品德精神，一直在感化着我，教育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就建议他把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辈们，于是他拿起笔来，进行了刻苦写作。父亲没进过学校念书，没什么文化程度，识字写字都是自学而得，但他的记忆力非常强，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的人和事，他都记得非常清晰。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日动笔，到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完稿，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回忆录《我的一生》就写好了，并且交给我保存起来。&
回忆录，不仅是父亲一生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是我们的家谱，是我们做人的信条，也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怀念父亲，纪念父亲，铭记父亲的爱，感谢父亲的恩，在父亲回忆录完稿二十周年之际，特将回忆录全文展示出来（文中照片为杨玉新附加）。&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 一、家谱
&&&祖籍：甘肃武威市北门外杨家纸房，即原新鲜公社宋家园大队蔡家社一队，也叫纸房庄一队。&&我家祖坟在大教场（现已建成高楼了）。按祖坟排项，截止我的父亲一辈，已经占了六代，约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历来我家属于杨家的大房，所有杨家的一切家谱契约都在大房家保管，可惜的是，1967年文革中，造反派抄家时被全部烧毁。&我祖上是凉州造纸业的第一家。祖上的前几辈先人已记不清了，就从祖太爷杨澍算起。
&&第一代：祖太爷杨澍。
第二代：祖太爷杨澍生三个儿子：杨思成，杨绪成，杨孝成。其他的爷爷不说了，只从我的爷爷杨思成说起。
&&第三代：爷爷杨思成生三个儿子：杨昌，杨恺，杨铎；二个女儿。&
第四代：父亲杨昌，母亲谢氏，生二个儿子：杨福年，杨生年；生一个女儿：杨斤娃子。
二叔父杨恺，生一个儿子杨海年，生二个女子。
三叔父杨铎13岁去酒泉，没娶过老婆，60岁回老家，无后。
第五代：杨福年与沈凤英，生三个儿子：杨玉林，杨玉新，杨玉民；四个女儿：杨淑贞，杨淑琴，杨淑萍，杨淑霞。
杨生年与杨月英，生二个儿子：杨玉忠，杨玉成；二个女儿：杨淑芳，杨淑云。
杨海年与于氏，生一个儿子：杨玉峰；一个女儿：杨淑兰。
第六代：杨玉林与周玉兰，生二个儿子:杨辉，杨涛；二个女儿：杨丽，杨华。
杨玉新与周臻兰，生一个儿子：杨杰。
杨玉民与孙辉君，生一个儿子：杨键；一个女儿：杨芳。
杨玉忠与王平，生一个儿子：杨勇；一个女儿：杨梅。
杨玉成与魏玉弟，生一个儿子：杨坤。
杨玉峰与刘秀珍，生一个儿子：杨俊；二个女儿：杨芳，杨丽。
第七代：杨辉与张春花，生一个儿子：杨世雄。
第八代：杨世雄。
二、我的家史
祖籍：甘肃省武威市北门外杨家纸房庄。
现籍：武威市城关镇北关街杨府巷44号。民族：汉族。
祖上生产经营情况：以工、商、农为主业。工业以造纸为主，是凉州造纸业的第一家。生产的纸有三种：1、毛头纸（纯麻制造）；2、草纸（纯马莲草制造）；3、烧纸（利用废纸制造）。纸张畅销兰州、甘州、肃州、新疆等地，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家中其他人务农。
从过去到现在，一出城北门外，杨家纸房历来是有名的。就我们杨家的人口来说，截止现在1993年预计共有400多人，分布在武威、兰州及河西走廊一带，特别是武威、金川最多。“年”字辈现有五人，以我为首了。
水有源，树有根。我们家的老祖宗，就从祖太爷杨澍说起。
祖太爷杨澍，生三个爷爷：杨思成、杨绪成、杨孝成。太爷年终，将一个大庄子分为三股：学院子、大纸房、工房。学院子分给思成爷，大纸房（也叫南纸房）分给绪成爷，工房（也叫北纸房）分给孝成爷。并将家中的一切都按三股分了。
后来纸业发达，供不应求，思成爷就迁到城里，在武威城里另设纸房，发展祖传的造纸业。思成爷爷迁居武威城，距今约有150多年的历史了（迁居的时代大约在清朝道光年间）。
爷爷杨思成和奶奶王氏迁进城后，在海子巷居住，并租赁下小海子地方一处（现被武威酒厂所占），开设纸房造纸，发展很好，供应市场。生三个儿子：1、杨昌，2、杨恺，3、杨铎。二个姑娘，大姑娘嫁给房杂货家，二姑娘嫁给包粉房家。
父亲杨昌，表字世吾，母亲谢氏，生二个儿子一个姑娘：1、福年，表字寿山；2、生年，表字春亭；3、姐姐，斤娃子，嫁给纪万宝为妻。
二叔父杨恺，叔母于氏，生一个儿子，名海年。二个女儿，大姑娘嫁给山西人李振泉，经商；二姑娘嫁给山西人范海三，干公事的。
三叔父杨铎，老光棍汉，13岁跑到肃州王家纸房干活，60岁回到武威老家（一路要饭回家的）。当时我母亲还在世，不理他，弟弟也是如此，唯我把叔父养老送终，埋在祖坟里。
杨福年，表字寿山，现年77岁，1917年元月生，成分小商；妻沈凤英，现年77岁，1917年8月生，成分贫民。生三个儿子四个女儿：1、杨淑贞，2、杨玉林，3、杨玉新，4、杨淑琴，5、杨淑萍，6、杨玉民。7、杨淑霞。
父母亲与我们七个子女的合影
儿媳：1、周玉兰，2、周臻兰，3、孙辉君。
女婿：1、张钧，2、曹忠，3、仲虎，4、刘辉。
孙子：四个男孙：1、杨辉，2、杨涛，3、杨杰，4、杨键；三个女孙：1、杨丽，2、杨华，3、杨芳。
孙媳：张春花。
重孙：杨世雄。
现在，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杨寿山一脉相传，共计25口人。
&& &三、我的简历
杨福年，表字寿山，汉族，个人成分学徒，家庭成分小商，家住武威市城关镇北关街杨府巷44号，现年77岁。
我7岁时父亲就谢世了。8至10岁在家拾驴粪（做饭取暖用）；11至14岁学皮匠、膏药匠、裱匠、银匠，有时沿街叫卖蔬菜、糖果、杏皮、鸡蛋、馍馍等；15至30岁在武威伪政府杂务处当雇工，税务局永登、窰街办事处当雇员，武威县军粮局当雇员，武威民乐戏院当雇员。
1948年，我31岁时开始经商。
1949年9月16日武威解放了，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威县人民政府成立了。
1950年，首次被人民群众选举为西大街工商业代表，并担任武威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当时我才33岁。
1952年，武威县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后，任副主任兼常委。
1953年至1993年，任武威县工商联委员，武威政协委员会委员。
父母亲参加武威政协会议的留影&&
1956年，公私合营后任12-14门市部主任。
1958年，成立四街零售商店，任南街零售商店副经理兼门市部主任。
1961年，四街商店合并，成立了8大公司，任命我为五金公司东街第一门市部主任。
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头戴三尺高帽，手拿破铁锅，游街示众，后被造反派开除公职。因生活无着落，为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县委书记王沛云、邓品珊亲自领我找工作，后城关镇把我安置到建材队劳动。
1969年，街道造反队硬逼我们全家下放农村劳动。在中坝公社上坝七队的十年中，受尽了苦难，不一一陈述。唯有忘不了在南营修水库的三年，白天劳动，晚上给群众说书，挣个别人的馍馍……。但我咬咬牙，还是挺过来了。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查明我的冤假错案，为我平反昭雪。从1967年造反派把我开除公职，到1979年政府为我平反昭雪，冤屈了整整十二个年头。
1979年8月份，我补办了退休手续。后来，全家也从乡里搬回到了城里。进城后，五金公司党支部范尔寿书记，就数次请我领导待业青年，开个商店就业。我给门市部取名为《振兴商店》，靠公司借给的5000元钱创业。辛辛苦苦干了十余年，为门市部积累资金25万多元。
1993年，我已七十七岁，因年龄大了，我离开了工作十三年、由我亲手创办的《振兴商店》，回到家中休养。
再说一下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情况：
1956年在兰州经马英同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为会员；
1958年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武威民建会支部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武威首届委员会老年部主任；
1984年甘肃省民建委员会评我为六好会员；
1990年武威市民建委员会评我为六好会员。&
四、我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杨昌，享年41岁。自从爷爷杨思成谢世后，父亲将纸房全部交给二叔父杨恺（杨玉峰的爷爷）经营，父亲与他人合资在东大街开设商店，铺面五间，商号“益盛魁”，生意很好，家中生活也很富裕，在武威商界中很有名望。
谁料因吃酒席，父亲染病，患得痢疾。父亲在家养病整整二年有余，母亲将家中的钱财花光，又将衣物、家具等典当变卖，与父治病。初期，亲友们看望父亲的很多，后来都不来了。古人云：“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人问”，这就是世情。
1924年，父亲病故了，留下我们母子四人。当时母亲38岁，姐姐11岁，我7岁，弟弟杨生年才5岁。
父亲死后，我们家真真是“家无隔夜食，身无二件衣”，就连做干饭的米都没一把。院邻史奶奶看了不忍，即刻给了母亲一碗小米，叫给父亲献上一碗干饭。干饭做好，剩下的米汤，我们母子四人当了顿早饭。这件事我一生难忘！
父亲死后，没有棺材装，咋办？二叔父不管，二叔母一不来二不问。母亲一时没了主意，急得领着我们姐弟三人，去杨家纸房找几个叔父们商谈。
叔父们开会研究后向母亲说：“你把纸房庄的红契老约拿来交给我们，才能抬棺材埋人，否则，我们不管。”
为什么向我母亲要契约呢？原因是这样的：我家历来属于杨家的大房家，所有一切房产地契的约据都在大房家保存。虽然大家各住各庄，各种各地，但都没有手据，分管的约契全部由我家保管。
母亲为了埋葬父亲，就将纸房庄子的红契老约交给叔父们。
“可怜的很！”大家异口同声的说。于是就暂给小麦贰佰斤，小米五十斤，白洋二块，叫我们先回去，他们随后抬着棺材就到了，将父亲抬到祖坟安葬了。
&& 五、母亲艰难地抚养我们
&父亲的母亲—我们的奶奶
母亲谢氏，父亲去世时38岁，城市贫民，有姐妹四人，母亲为老大，王仁和的母亲为老二，杨伯的母亲为老三，王希恒的母亲为老四。
父亲死后生活无着落，仅靠母亲一人给别人家做些针线活，或者拆洗衣服被褥养活全家，每天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只能买到二斤小米。我们姐弟三人和母亲，一个月吃不上一顿面条饭，做饭烧的是驴粪蛋。因交不起太高的房租费，四个人住一间破房里。我们姐弟三人盖着一条破被子，铺的是破毡破席子，就连切菜刀也没有，用的是开纸房用过的无把麻刀，母亲睡觉盖着个破棉衣。一想起这些事，就叫人直掉眼泪。
这样的生活过了约一年。有一天，母亲说：照这样下去，再不想办法，就要把你们饿坏冻坏了，以后我们分工干活：我做针线活，给人家拆洗被褥，大姑娘给二、三、四个姑妈家干活，不挣工钱光管饭吃就行，福年每天拾驴马骆驼粪，生年在家自学认字。
&&& 六、姐姐的右眼是怎样瞎的
因家庭生活困难，由母亲安排，姐姐首先到王姑母家干活。表姐名叫延玲，一见我姐姐特别喜欢，因为我姐姐手巧是绣花能手，表姊妹之间非常亲热，所以暂时就在她家住下了，每天两人在一块玩耍做活。
有一天，姑母叫两个人拆旧衣服。在拆布纽子时，王姐说我俩今天比赛，看谁是头家。布纽子有公母，数量是一样的，开始比赛。
我姐为了当个头家，心里一急，锥子“嘣”的一下，将锥子刃戳在右眼内，顿时满脸都是血，而且血流不止，锥子刃还在右眼中，姐姐痛的又哭又喊。正好母亲也在王家，母亲吓得魂不附体，大叫“不得了了，这一下我姑娘算是完了！”急忙将姐姐背上，连跑带走到洋人医院，大夫即刻将锥子刃从眼中拔出来，贴上止血药膏，姐姐才忍住不哭了。
母亲含泪悲痛地将姐姐背回家。过了一个多月，伤口长好了，可是，右边的眼睛却瞎了，半个脸也瘪了，人也不俊了，那年姐姐才12岁。
为这事，母亲的眼泪都快流干了，母亲常常叹气说：“不睁眼的老天爷啊，我们母女的命咋这么苦呀！”
&&& 七、姐姐的一生很辛苦
旧社会女子一过18岁就没人要了，姐姐22岁才与纪万宝结婚的，因为眼睛关系晚婚的。姐姐生了好多孩子都不成功，生下第一个娃娃好好的，再生第二个后，第一个娃娃就得病死了，就这样，把姐姐给的实在无法可想。后来和母亲商议，采取了个办法，假如再生下个，就趁早把第一个娃娃抱到我家来，由我负责养活，所以，今天的纪天材就是这样做的，有了纪天智，早早就把纪天材抱到我家了。
母亲十分喜爱纪天材，就是屎巴在面板上也不嫌臭，我也如此，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在我们房前丢炸弹时，我把纪天材放到我的身下护着。后来不知咋的，有一天早上起来，天材的两条腿忽然软了，站不起来了。赶快把姐姐叫来，又是吃药医治，又是讲迷信，请神婆子，烧棺材板，花掉了我的无数钱财，高奶奶是历史的见证人。后来天材的两条腿稍硬了一些，能坐了，再后来才能走了，姐姐的心里也稍微好了些。天材得病期间，吃饭照常，而且尽吃的是高价营养食品，这算是我母亲的特大功劳。
由于当时治病的技术不发达，医生看病的水平也不高，我们讲的迷信也多了些，把天材的病给耽搁了，最终落下了个腿瘸的后遗症。我的姐姐费尽了心血，受尽了苦难，才把天材培养成人，以后又给他成了家，姐姐的心愿才算了结。纪天材长大后，考到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学藏文，现在在甘南报社工作。
甘南报社工作时的纪天材&
以后，姐姐又把纪天智（纪天智长大后到西北师范大学学音乐，现在在甘肃电视台工作）、纪天荣、纪玉珍、纪玉琴生下，又好不容易把他们拉扯大养活大，供他们上学读书，成人成材，我的姐姐才算度过了难关。
姐姐的一生很辛苦，可以说受尽了千辛万苦，真是一言难尽！我时常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诬陷我“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盼修望蒋，里通外国”，我在五金公司里挨批斗，姐姐在外面等候，手里握着两个熟鸡蛋，站在雪堆中，等散会后看我是否被造反派打坏。这些事不提尚可，一提起两眼落泪，嗓子哽咽，实难下笔记述。
1969年1月27日，姐姐去世，走完了苦难的一生，是我亲手把姐姐抱到棺材里，送她走的。
父亲的姐姐—我们敬爱的姑妈妈(二排左)与全家人的合影
八、十一岁我第一次干工作&&&&&&
1927年我11岁时，院邻徐爷看我们一家四口人，光靠杨福年这么个小孩子挑着东西卖，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就介绍我到武威中学（第四中学）厨房烧火，只吃饭没工钱。学校每天做两顿饭，吃饭的教师学生共有三十多人，厨师姓丁是个好人。我的工作除了烧火，还要端饭、搞卫生、打水抬水。
每顿饭后，我看到有些学生，把肉饭面条剩下半碗就往桶子里倒，感到实在太可惜，想想家中穷苦的情况，心里真是不好受。后来，我找了个双耳子大砂锅，把一些剩菜剩饭倒到里面，每顿饭都能倒得满满的、稠稠的，下班后，从今天的武威二中后头一直提到海子巷的家中。第一次将剩菜剩饭提到家中，倒了一锅，姐姐、弟弟一看满面笑容，还说这么稠的饭没有见过。妈妈把饭热上能吃两顿，算是一天的生活有靠了。
刚提了几天，谁知看大门的赵爷不让出去，说是校长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拿东西出学校大门。一连三天没给家中提饭了，妈妈问我出什么问题了，我就如实的告诉妈妈，妈妈叹口气说：“唉，那就原吃我们的米拌面吧！”
我心中忍不过。有一天在厕所小便时，发现城墙上有原来建城时留下的架眼，我把脚尖入在架眼里试了试，可以爬到城墙上，我想，干脆提饭从城墙上走好了。于是，每天下班后，我提着饭，从这里爬到城墙上，一直走到王家园子下来，再到家里。就这样，我一直提了数月。
有一天，老师叫我到教室里来，地上还放着长板凳及打屁股的板子。老师很严厉地说：“你每天从城墙上走，究竟偷了些学校的什么东西，要老实交待！”这时校长昝健行也进来了。我说：“我没有偷学校的一针一线！”老师说:“那你为什么每天从城墙上走？”我就把家中的一切，从父亲死后到现在以及提剩菜剩饭的情况说了一遍。校长、老师异口同声地说：“你真是穷人家的好孩子！”最后，昝健行校长让李振华老师（李振华是武威解放后的第一任县长）把看大门的老赵爷叫来说:“从今天起，杨福年给家中提剩饭不要挡，让他出去可以。”李振华老师还经常以我的事对学生们说:“你们不但要好好念书，还要珍惜五谷，爱惜粮食！”
&&& 九、捞蔸子掉在井里没淹死
我在学校厨房里除了烧火端饭，还要抬水。有一天，与同事小刘到井上抬水，打水时草绳断了，蔸子掉到井里去了。由于我年纪小，还不懂事，当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下去捞吧！”因为没有下井的经验，也不知这井有多深，下到三层就掉到井里去了。
据说，这个井有三、四十米深，是明朝时挖的，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我下去时将两只脚塞到井的木板缝中，一层一层地摸着下，谁料那木头板上有一层绿苔衣非常滑，刚下到第三层，脚还没有踩好，就掉下去了，掉下去的时候是头朝下脚朝上的。我就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约有十秒钟的时间才落到水中。当是，我迷迷糊糊的看见，有个身穿天蓝色袍子的爷爷说：“快把手给我！”又见爷爷满脸的胡须，胡须真是太白了、太亮了，但顿时爷爷就不见了，可是，我的两只手不知怎么，却紧紧抓在小井的木板缝中，身子还在水上漂着。
休息了片刻，我就自己爬上井来。正在往上爬的时候，忽然从上面吊下来个坐人的筐，险些又把我撂到井里。我急忙问是谁，筐中人说：“我是小刘！”同时小刘出来，我进筐中，上面的人把我吊到井外。“啊呀，才见到老天爷了！”我大声喊。
上来一看，到井旁来的人很多，有校长、老师、学生，大家同声说道：“这个娃娃命真大啊！”校长昝健行还说:“这是你们先人的保佑，校中的大幸，否则是要赔偿人命的！”叫我把衣服晒干，又吃了些西药，稳定了精神后，校长对我说：“我们送你回家休息。”又给了我白洋三块（能买300斤粮食），请了我一个月的假，派了四个学生送我回家。回到家，我把一切情况告诉了妈妈，妈妈又惊又喜，还说请学生们代我谢谢校长、老师。
我在家中只休息了三天，就回学校的厨房干活去了，主要原因是为了往家里提剩饭。从那以后，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对我格外看得起，老师们还教我写字念书。
&&& 十、难忘的一九二八年
难忘的一九二八年：武威军乱，人民遭难；我已死去，妈妈救活；姐姐报信，永远不忘；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我12岁），阴历六月初五早上，马匪军攻破武威城，将明朝修建的北城门楼用火烧着。这个城门楼太雄伟了，楼上悬挂着横匾一块，题为《大好河山》。马匪军烧死守城兵民500余人，死得甚惨，当时我站在房上亲眼看见，把人烧得像炒豆子一样。
&那时我家住在百家巷冯家桑树院中，一个破旧的院子里只有三间房子两家人，我们住一间，王福家住两间。王福在新疆工作，是回家探亲来的。因王褔的舅舅家中有事，他的母亲带着他弟弟到他舅舅家去了，家中留下王福一人看门。我母亲带着弟弟生年也到王姑妈家去了，留下我和姐姐二人看家。
一夜炮声不绝，枪声不断，杀声连天，直到天明。姐姐吓得发抖，我们一夜没睡着，天一亮就坐起来了。姐姐说太害怕了，要到隔壁院子的张奶奶家去，叫我和王福二人在家看门。姐姐走后，我就到王福家里蹲着。
忽然，从破街门里进来匪军四人，骑着四匹马，背着长枪，拿着大刀到院子里来，王福叫我赶快把屋门关上。匪军说：“你们是老百姓的话赶快开门出来，我们是查国民军的，老百姓不杀！”王福叫我快把门开开，他也随我下炕出来，站到门口说：“请老爷进屋查看。”
匪军一看王福身穿新疆条绒制服，认为是国民军，不由分说，对准王福的胸前就是一枪。这时我在院子中间站者，一看把王福打了一枪，我也害怕了。只见王福高举双手叫喊：“我的妈妈啊！”随即向屋里跑去，我也从院子里跟在王福的后面跑进屋里。
匪军追进屋后，对准王福的头上又打了一枪，当时就把头打没了，血淋了我一身。我一看情况不好，就赶紧爬下钻到王福家的竖柜下，双手将竖柜的后腿抱住死也不放。我在竖柜下往外偷看，只见一个匪军手举大刀(鬼头刀)，另一个匪军两只手抓住我的两条腿往外拽，我双手抱住竖柜的后腿不放，匪军用尽全力怎么也拉不出来。一个匪军说：“松开，赏给他一枪算了！”我在竖柜下偷看，见那个匪军扒在地上，用一只眼睛瞄准我，就听见像响了个纸炮一样，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姐姐在张奶奶家，听到我家院中的枪声，对张奶奶说：“我要回家去看看弟弟，我一个人害怕，你陪我一起去吧！”她们二人进到院子里，连喊数声没有回音，只见王家屋里血水往外流。姐姐急了，跑到王家屋里，一跤拌在死人身上，两手染血。姐姐吓疯了，大叫我的名字，忽见王家竖柜底下有两只脚乱动，才知道我在竖柜底下。急忙把我拉出来，一看浑身鲜血直流，已不省人事。姐姐把我这个未死的血人抱在怀里，呼叫不应声，又把我抱到自家的屋里，放在炕上。姐姐急得大哭，无奈，只好跑到王姑母家找我妈妈去。
从东巷子到西巷子，一路上被马匪军杀死的人不计其数，到处躺的是死人，一路上血流成河！姐姐从死人空档中走到王姑妈家，两只脚和裤子都被血染红了。
到王家街门上一叫，妈妈出来就问：“你来了，福年呢？”姐姐说：“叫土匪打死了！”妈妈听后栽倒在地上晕过去，20分钟才叫醒。妈妈醒来后，不由分说将门推开就往家里跑，边跑边说：“这下我活不成了！”一路上，和姐姐一样，从死人堆里跑回家。
一进家门，就见我在炕上乱滚，人还活着，妈妈才稍放心了。妈妈一看，一个炕上的白毛毡被血染成红毛毡了，一连叫我几声都不应。妈妈放声大哭，惊动了左邻右舍，都来相劝说：“杨大嫂不要哭了，就是大的死了还有小的哩！”妈妈说：“老汉死去娃娃才七岁，我好不容易养到十二岁了，才这么大死掉太可怜了！”
妈妈一看我胸前的这个窟窿有小碗口那么大，腰间的那个窟窿有茶杯那么大，血一直流着，没有别的办法止血，就和了一疙瘩面塞到伤口里，血才止住了。
院邻们说：“杨大嫂，事到如今再不要哭了，给娃娃料理后事吧！娃娃也这么大了，应该做个木头匣子装上，或者买上一张席子卷了也行。”妈妈一看我们家的破柜子上放着个货匣子（长有1米多），即刻把里面的纸货（其实都是一些古字画，妈妈不懂，后来都烧了）倒掉，将我抱到里面。妈妈说：“这会天黑了，到明天早上再往外拿吧！”就把我放到地下。
妈妈睡在炕上哭。我半夜里醒过来，一看怎么睡在匣子里头，急忙爬出来到炕边喊：“妈妈，你在哪里！”可把我妈妈吓坏了，以为死人“放诈”了，妈妈不答应，就是个哭。后来看我确实活了，才放心了。妈妈用双手将我抱到炕上，还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对妈妈说：“不要怕，我没死。”妈妈这才放下心来不哭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把我背到福音堂，求伯师娘医治。这个伯师娘是德国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医师，通过薛师娘（薛师娘是薛仁永的妈）介绍的。伯师娘叫我妈把枪打的经过说一遍，妈妈说：“娃娃的枪伤口有碗口大，血一直往外流，实在没有办法止血，就和了一疙瘩面塞到伤口里面，再没有给药，还喝了两大碗水。”伯师娘说：“真不得了，你的这个娃娃命真大！我从外国到中国来，看见枪打过的人很多，只要一喝水就死，他喝两大碗水还活着，真是上帝保佑！”就给了妈妈纱布、黄油、药膏以及洗伤口的药水等，妈说没钱付，伯师娘说不要钱了，快回家给孩子上药去吧。薛师娘在一旁也说：“你的命真苦啊。”
就这样一直白吃药。伯师娘说：“子弹穿进去没碰到心脏，一百天就好了。”到了八十天，伤口就全长好了。妈妈领我到福音堂给伯师娘磕了头，还给薛师娘也磕了头。以后，每个礼拜天都去磕头。
伤口慢慢长好了，重活干不动，就干轻活。开始端盘子卖大豆糖、鸡蛋、杏皮糖、锅盔，后来我有力气了，就挑着担子卖果子、卖菜，每天平均能挣回来二斤米三斤面的钱。生活有了依靠，妈妈姐姐也特别高兴。
直到现在七十多岁了，我的腰部和腿部都是黑皮，是打枪时的火烧着了我的裤子衣服，胸前后两个伤疤有2寸多长。
&& 十一、十五岁时我第一次挣工资
我十五岁时，由亲戚贺正奎介绍，到武威县伪政府杂务处干勤务工作，人们都叫我“小娃子”。干了一个月，首次发工资，给了我三块白洋（当时一块白洋能买面粉120斤）。
当我高高兴兴把钱拿回家来，交给妈妈时，妈妈却犯了疑惑，说钱是我偷来的。姐姐说：“兄弟不是那种人！”妈妈不相信，领我到杂务处主任面前对证。主任叫龙树芳（浙江人），对妈妈很尊重，说：“杨老太太，请你放心收下吧，这三块白洋确实是杨福年一月的工资！”并表扬妈妈教子有方。
我和妈妈回家来，姐弟和院邻们都很高兴，大家都说：“每月能挣三块白洋，从没听过！”
妈妈在家和我们商量，买些什么东西好。姐姐首先说：“先买上把切刀，秤来些面，今天好好吃顿拌面吧，这几年可把我们饿坏了!”妈妈说：“杨福年也快到18岁了，得成个家，杨生年还没有进学校念过书，这些都是大事啊！”我们对妈妈吵吵嚷嚷地说：“家中刚刚好转，你就操那么多闲心！”妈妈说：“你们还小，不懂事，那就上街买东西吧!”
我们一家四人到街上，集体吃了顿面皮子，又买来面、油、酱、醋，整整忙了一天，晚上吃了顿拌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那碗面皮子和那顿拌面，比如今吃酒席还香啊！
&&& 十二、我们的铺子是怎样开的
1948年，胞弟生年在东街“同茂永”茶铺干事，经理叫吴贤臣。后来调整人事，将生年辞退了，在家闲住。
妈妈每天催我想办法给弟弟找事干，后来我决定，干脆自家开个铺子干吧。我和纪万宝姐夫商议了数次，最后决定，我们兄弟两个和纪姐夫三人，共集资白洋三百块开个铺子。每人一百块作为五股分红，三个财股，两个人股，议商号起名为“福生源”。
铺子设在西街十字，铺面二间，带个小院子。纪姐夫念经参加不上，又找了个店员李开年。弟媳妇在铺子里做饭，经理由生年负责，我还继续在军粮局工作，铺子的生意很红火。
家中由母亲指导，一家人和睦相处，生活过得很好，吃穿再不用发愁。有时把纪姐夫全家都请来吃饭，母亲非常高兴。
&& 十三、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1949年9月16日，武威解放了，人民见到了红太阳，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是，我们却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实行的是三光政策，留分头的都要杀，我把分头也剃了。四街的商店都把铺面的门泥了，唯有我们的铺子门没有泥。
解放军进城后，拿着纸票子买东西，但谁都不要。市面上流通的是白洋、铜元，解放军拿着票子，就连食盐也买不到一斤，其它的东西就不必说了。
武威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又设立了城关镇人民政府，镇长是郭科学。各街道又设街政府，成立街长办公室。武威县第一任县长是李振华，副县长是毕先贤。
有一天街政府召开群众大会，讲了共产党的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请群众选举，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选出八位工商界的代表（一条街选两个代表）。我们开的铺子属西大街，经群众选举，杨寿山、曹耀辰为西大街的代表。当时不知道代表是干什么的，心中无数。
第二天，县政府请四街八位代表开会，我和曹耀辰第一次见了县太爷，跪下便磕头，李振华县长赶快把我们扶起来，说我们共产党是讲究民主的，不能行此大礼，请代表们坐下不要怕。那天在座的有地委书记王俊，专员刘余生，付专员苏军，县长李振华，还有人民银行行长，首长很多，说话很客气，我们心中才不害怕了。
县长讲话：“八位工商界的代表们，今天请你们来，不为别事，就是请你们带个头，第一快把铺子开了照常经营；第二所有泥封住的铺子门要一律打开；第三买卖公平，卖货不能专要白洋铜元，我们的人民币一律通用。希望你们八位代表首先能带个头。”
人民银行行长（陕北口音）说：“代表们，请你们做买卖不要专收硬币，我们的人民币是有保障的，今后若有错，由我行长负责！若不信，我给你们每位代表出张保证书也可。”
我在会上首先发了言，表示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拥护政府的政策法令，保证带头卖货收人民币。七个代表都已表态，县长宣布散会。
我回到铺子里，将以上情况说给胞弟生年，生年当时把脸一变说：“你当上这么个代表能干啥？这铺子若有点动摇，倒霉了你负责，纪姐夫的一百元你去还！”我当时也气急了，大声对他说:“出了问题一切由我负责，别说纪姐夫的钱，就连你的一百元钱我也还给你，请你放心好了！”
正和胞弟争吵时，来了几个解放军拿着麻袋，一个带队的军人说：“哪位是杨代表？”胞弟气如斗牛地说：“不知道！”我急忙说：“我就是，你有啥事？”军人拿着武威县人民政府的介绍信，说要买些副食品。我问：“具体要买些什么东西？”军人说：“要买些食盐、油、醋、酱油、调味品等。”
我们铺子不卖盐，我就介绍他们到隔壁韩爷的铺子里去买。韩爷说：“我的盐拿票子不给卖！”军人说：“咱们买货都用票子，白洋没有。”我说：“韩爷，你就用票子把盐给他卖了吧，我负责给你兑硬币。你可以把单价提高些，这些军人不讲价格，说多少他给多少。”结果一下子就卖出去了上百斤的盐。在我们铺子里称了些辣面子，三百斤都卖光了，就是价格提高了些。我亲自领上军人到上海酱园买了酱油、酱菜数百斤，李家醋铺子买了醋五百斤等，票子都由我负责兑换。
带队的那个军人非常高兴，说我为武威的解放立了大功，不断表扬我是武威商界的进步人士。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军人是解放新疆的总后勤部部长，名字叫王步英。
总的说来，那时武威的商人对人民币不受欢迎，这是事实。
&十四、共产党的威力真大
1950年，人民政府在武威南大街开了个贸易公司，批零兼营，经营日用杂货、百货布匹、油盐副食、纸张调味。不管是批零还是专卖，只收人民币，白洋、铜元等硬币一律不收。
我得到这一特大喜讯后，马上将前些时候卖货收下的票子，叫店员李开年包了一大包，到贸易公司。首先我看到的是匈牙利自行车，售价145元，立即开了一辆。其它货物按批发价，将所有的票子都开完，整整装了四架子车货。
我们拉着从贸易公司批来的货，推着崭新的红色匈牙利自行车，走在大十字及西大街，街道两旁的商人都出来看，他们羡慕地说：“杨寿山发大财了！我们想去批些货，可是没卖下票子，真后悔！”
贸易公司一开业，当天就把武威商业界的局面扭转过来了。各街各巷的经营者都自动营业了，泥封住的铺面门全部打开了，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都出来了，白洋、铜元当天一律不收了，卖什么东西都要人民币，硬币再不用了。
共产党的威力真大啊！
武威卖下票子的商号基本都发财了。杨寿山为武威工商界大委员的得名也由此而来。
&&& 十五、我亲手买下李家院子
父亲去世后，我们先后搬过四次家，住过四个地方：史家院子，冯家院子，茹家院子，崔家院子。由于家庭贫穷，租住不起好房子。我是18岁与沈凤英结婚的，因为家里住房窄小，结婚时只好借用纪姐夫家的房子。胞弟生年15岁才入学读一年级，三年时间把五经四书全部念完，18岁由杨姑父介绍到东街王凤楼铺当学徒，二十二岁与杨月英结婚，也因为家里住房窄小，借用妹夫支顺年家的院子中结婚的。
1948年，我手头有了些钱，下决心改变一下我们家的住房情况。经人介绍，典下了杨府巷李家院子西房前后六间房子。1952年，李月樵（李殿桂，表字月樵）正式将后院房屋共计13间半以及后院一处全部卖给了我。当时的卖房契约大致是这样写的：
立永远杜卖房屋、院落、地基、走道文契。李殿桂同妻郭蕴芳、子李庆魁等，情因家计困难，今将所有坐落和平西街（杨府巷）路北四十一号房产一处内，坐北向南，西边堂屋一间，西厢房叁间，后甬房屋两间半，西北角厕所一处，角楼一间，计占地皮贰分玖厘零毫，经我夫妻同子商议妥确，央请中人李赞猷等往来说合，情愿永远杜卖与本市商人杨寿山名下，承受为业，同中人按时估作卖价：人民币叁百万元整（杨玉新注：1952年的人民币壹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壹元，卖房契约中的“人民币叁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300元），即日价业两交清楚……。
契约写好，请中人陈万年、孙振林、陈国柱、贾铣、耿德权、顾继武、杨心栽、曹耀辰、李庆元、耿万荣、李子云、王海如、贾永年、纪万宝盖章、画押后，我亲手将买房钱款交与李月樵。这院房子就算是我置下的家业了。
这是当时的卖房契约
有一天，妈妈忽然说：“杨福年，买房子的约是怎么写的，念给我听听！”契约还没有念完，妈妈说：“这约上为什么是你一个人的名字，怎么没有你弟弟杨生年的名字？”我说：“这业是我一个人置的！”妈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们兄弟二人是没说的，就怕你俩的后人将来有争论。”即刻叫我再写份约，约中要明确的把房屋分开：杨福年七间，杨生年六间半。约分为两张，各执一份。
以后想一想，这是她老人家英明远见的决定。
院子的西边属我，东边属生年弟。下乡后，将院子中间的堂屋、上房等拆了，在乡里盖了房子。进城后，弟媳妇将乡里盖的房子拆了，木料全部卖完了。我将乡里的房子拆后，木料拉到公司库房院内放了十年，半数丢了。1993年，杨玉林把木料拉来放在家中。怎么处理，以后再说。大小檩子13根，长短椽子一百多根。
&&& 十六、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
1956年以前，我们的铺子是私有财产，我们属于私有经营者，自由买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到1956年的后期，随着合作化高潮的来临，国家实行两种制度：一、全民所有制，二、集体所有制。公私合营为全民所有制，每年拿定息，合作商店为集体所有制，每年按挣下的红利拿钱。
1956年公私合营时，核定我们铺子“福生源”的资金为人民币贰仟元，做为五股计算，每股肆佰元，纪姐夫占一股（财股）四百元，杨寿山占二股（人、财两股）八百元，杨生年占二股（人、财两股）八百元，共计2000元，每年拿定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什么也没有了。
公私合营后，我们的铺子改为日杂商店第十二门市部，我为主任。1957年调我为第十四门市部主任。1958年改为四大街四个商店，每个门市部经营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我为南街商店副经理兼门市部主任。1961年将四大商店撤销，改为八个公司，商业局任命我为武威县五金公司东街第一门市部主任，一直到1967年被造反派开除公职。
&&&&&&&&&&&&&&&&&&&&&1956年的全家福&&&&&
&& 十七、文革中造反派开除了我的公职
1967年，五金公司造反派令我将门市部盘点后移交新任。盘点结账，长款三仟余元。交接清楚后，命令我到武威四坝农场劳动二个月。
有一天早上，公司一个叫米云章的人来到农场对我说：“你即刻回城去开会，把行李也带上。”我进城到公司报到后，公司的造反派头头说：“你等着，一会儿开会。”
谁料过了一会，他们给我头上戴了个三尺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了一个铁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资产阶级右派杨寿山！还让我手里拿个破铁锅。造反派打着彩旗，将我前呼后拥，游街示众，还勒令我便走便敲破铁锅便喊：“我是资产阶级右派杨寿山！”游了四条大街，最后来到四清运动社教总团，当时的社教总团团长是陈凤章。
造反派把陈凤章揪了出来，手里拿着皮带说：“你们这些狗官，为什么在四清运动中（四清运动中，我有点经济问题，因退赔好，按党的政策没给我任何处分），把杨寿山宽大处理了？今天要重新处理，否则就打死你这狗官！”陈书记吓得浑身发抖，对造反派说：“当时的处理决定是社教总团按党的政策办的！”造反派大声斥责陈书记说：“你污蔑党，污蔑党的政策，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并高呼口号：“打倒资产阶级的保皇派！”“谁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就砸烂谁的狗头！”命令陈书记重新处理。
迫于当时的形势，陈凤章说：“现在我当众宣布对杨寿山的重新处理：从现在起开除杨寿山的政籍。”造反派命令我：“滚蛋！”把我赶回家去。
就这样，稀里糊涂，莫名其妙，没有办理和履行任何手续，一声“滚蛋！”就不让我上班，把我的公职开除了。
当天下午，我到五金公司找公司党支部，又到县委找王沛云书记，问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是：叫我相对的看问题，不要绝对的看问题，不开除你，我们谁也过不了关。我说：“全家人吃饭咋办？生活咋办？”武威县委的王沛云、邓品珊二位书记，亲自领我到劳动局找工作，因劳动局没人，又领我到城关镇，请求城关镇帮助安置，城关镇王镇长安排我到建材队劳动。自解放以来，我首次见到这样的好书记！
我先后在西郊林场、冷库、火车站、铁路边等处，筛石头，筛砂子，拉车子，卖土块，出苦力挣钱，养活家人。在武威城里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为了解决全家人的吃饭问题，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我冒着打枪打炮的危险，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照样每天上班。
就这样受苦受累，在建材队劳动了两年。
十八、文革中造反派抄家
1967年，五金公司造反队的头头蔡万辉、张庆裕带领十多人，来抄我们的家。他们把每个屋里（包括柴房子）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炕上的被褥，柜子里的衣物，桌子上的摆设，抽屉里的书报，杨玉新的邮票和照片，柴房子里的劈柴煤块，都抖了个一塌糊涂，翻了个乱七八糟。抄完家后，不由分说，把我们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都用架子车拉走，造反派对我们说：“拉走的东西是你们家封资修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中，谁也不敢和造反派做对，我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对这一切都无可奈何，我们敢怒而不敢言，只有眼睁睁的，看着造反派把我们家的东西拉走。
拉走的东西中，有上房屋里供桌上摆的一个观音瓶，叫人太心痛了！这个观音瓶约有40公分高，呈朱砂色，据说是西汉时期的出土宝物，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物品，有十余代人了，估计这个瓶能值数万元，被造反派拿走，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二十多年没有忘掉。
1984年，我曾给武威文物管理会的领导谈过，若能将观音瓶查获，我无代价的贡献给国家，但是，至今渺无音讯。这是我一件放不下的心事。
&& 十九、落户中坝公社上坝七队
1969年2月的一天，寒风凛冽，天气真是太冷。那天，东关里一片混乱，人声嘈杂，尘土飞扬，行李家具四处堆放，大人娃娃乱作一团，下乡的数百人集中在东关，七八十辆大卡车停放在路边，当时的那种情景，叫人终身难忘！
我们家里一次退赔，一次被抄家，剩下的东西尽是些破毡、破被、破衣服，只有一个旧琴桌，两把椅子，一个方桌等，真真是“家如水洗”。街道造反队的人，帮着我们家和杨生年家，把东西装上汽车，拉到东关集合，听令再走。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好像我们全家是犯了啥罪的一样。
杨玉新1966年高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不让考了，在学校里参加了两年多的文革，1968年12月1日，做为知识青年，从武威一中下放到张义公社插队劳动。我领上老婆子、杨淑琴、杨淑萍和平娃到乡里去，城里只留下杨玉民一个人。屋里空单单的什么都没有，临走的时候，杨玉民爬在炕沿上放声大哭，老婆子和杨淑琴也跟着哭，我真是难过极了，好似乱箭穿心，也放声哭了。最后，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你们不必哭了，一切由我承担！古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在，啥也不要怕，黄瓜没有两头子苦！”说完，我们都上了汽车。
汽车从东关出发，先在城里游行了一大圈，街道两旁，人山人海，都是看热闹的。一天了谁都没有吃东西，多亏纪天材送的饼干一大包（约有三斤多），坐在汽车上大家抓着吃了。&
从城里游行完后，汽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中坝公社上坝大队七小队，算是在农村安家落户了。在农村当农民，又是整整十个年头。
父母亲当农民时与家人的合影
父亲当农民时与杨玉新、仲虎在五泉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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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政府为我平反昭雪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查明我的冤假错案后，为我平反昭雪。从1967年造反派开除我的公职，到如今政府为我平反昭雪，冤屈了整整十二个年头。
那年我已62岁，五金公司按退休的有关规定，为我补办了退休手续，小女儿杨淑霞顶替上了班。1980年9月份，我们全家也从乡里又搬进了城里，结束了当农民的生活。
进城后，五金公司领导看我实在可怜，破格给了我伍佰元钱，叫我换套衣服。可是，小儿子杨玉民眼看快三十岁了，还没娶个媳妇，无奈，把五百元钱当作彩礼，送给了孙亲家（杨玉民是1981年才结的婚）。
&父母亲在兰州黄河铁桥旁留影（黑白照涂色，杨玉新摄）
二十一、创办五金公司待青门市部&
在城里把家安顿好后，五金公司党支部范尔寿书记，就数次请我领导待业青年，开个商店就业。我当时坚决不干，一方面我认为现在的青年娃娃不好领导，另一方面听说还有一些青年是首长的子女，那就更难领了。后来又想，我是一个民建老会员，对党的态度一贯是：“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既然党要我干，我就干吧！因此，就服从命令了。
我给门市部取名为《振兴商店》，领了8个待业青年，在武威南关武运司的斜对面，在只有30平方米的营业室里，靠五金公司借给的5000元钱，经商创业。在条件特别简陋的情况下，筹备了仅半个月时间，待业青年门市部就开张营业了。
我在待青门市部里，辛辛苦苦干了十多年，通过传、帮、带，培养了青年人才80多人，实现利润六十多万元，上交税款17万元，除去职工的工资，除去各种开销和偿还公司的借款外，为门市部积累资金25万多元。这25万多元，就作为共产党对我培养教育数十年的献礼吧！
我还在1984年被评为甘肃省安置城镇待业青年的先进个人，光荣出席了在兰州召开的《甘肃省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待业青年表彰先进大会》，并由甘肃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颁发了光荣册一本。我创业事迹的文章，还刊登在了《甘肃民建》上，这篇文章我附在后面。
1993年，我已七十七岁，因年龄大了，我离开了工作十三年、由我亲手创办的五金公司待青门市部，回到家中休养。
父亲在兰州开会时与母亲及家人的合影&&&
&&& 二十二、所得荣誉奖状十次
我四十年跟共产党走，所得荣誉奖状十次。
第一次是1950年12月9日，由武威专署颁发，4号奖状，内容为：兹查武威市工商业联合会委员杨寿山同志，在本年度拥护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在工作方面发扬了热爱祖国的模范行动，成绩显著，发给奖状，以示鼓励，并继续努力，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而奋斗。署名是：武威地委书记王俊，专员刘余生，副专员苏军。（奖状上有照片）
第二次是1957年6月30日，由武威县人民委员会颁发，内容为：杨寿山同志在社会主义竞赛中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特授予奖状，以资鼓励。署名是：武威县县长高伯峰。（奖状上有照片）
第三次是1959年11月13日，由武威县人民银行颁发，内容为：奖给储蓄红旗手杨寿山同志。署名是：武威县人民银行（印）。（奖状上有照片）
第四次是1981年12月30日，由中共武威市五金公司党支部颁发，内容为：杨寿山同志在1980－1981年度，经营有方，成绩显著，特发此状，以资鼓励。署名是党支部书记范尔寿。（镜框一个）
第五次是1984年3月26日，由中共甘肃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颁发，此奖状是出席在兰州召开的《甘肃省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待业青年表彰先进大会》上发的，并发给光荣册一本。
第六次是1984年12月18日，由甘肃省民主建国会、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颁发，内容为：杨寿山同志被评为六好会员，特发奖状，以资鼓励。
第七次是1986年6月12日，由中共五金公司党支部颁发，内容为：杨寿山同志年度，在繁荣经济、深化改革方面成绩显著，特发奖状，以资鼓励。
第八次是1988年10月19日，由武威市老龄顾问委员会颁发，内容为：杨寿山同志荣获武威市老有所为精英奖，特此颁发荣誉证书。署名为：武威市老龄顾问委员会。
第九次是1990年12月28日，由武威市民主建国会颁发，内容为：杨寿山同志被评为1990年六好会员，特授予此证。
第十次是1991年12月25日，由中共武威市五金公司党支部颁发，内容为：杨寿山同志在年度，经营有方，领导待业青年有方，成绩显著，特发奖状，以资鼓励。署名是：中共武威市五金公司党支部。
二十三、小结
我的一生有苦也有乐。人生短短几十年，遇到困难，碰到挫折，只要心放宽，想得开，挺得住，多大的难心事都能熬过去。还是那句老话：黄瓜没有两头子苦。
我从七岁到今年的七十七岁，两条腿不断地跑了整整七十年。啥叫“生活”，生下来就要活下去。人活着，就要有个目标，有个奔头。只要能动，就要往前奔。不要向钱看，要向前看。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句话就是我的座右铭。
父母亲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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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山写于家中休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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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6月20日至8月23日
附件：此文刊登在《甘肃民建》
&& 杨 寿 山－
&& 受 人 尊 敬 的 老 会 员
在五金公司的待青门市部里，经常出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本门市部的创业人，现任该部顾问的杨寿山同志。他今年已达76岁的高龄，若是别的老人，就早已在家安度晚年了，就是自己想干，单位也会婉言谢绝。但杨寿山同志却不一样，当他看到他所创下的门市部一天红似一天，而且百业俱兴时，他把想休息的想法给公司领导谈了一下，公司领导就再三留他，因为他的过去，已经告诉人们，“杨老”确实不一般！那么，他是怎样不一般呢？
首先，他是一个老民建会员，也曾担任过市工商联的副主任，在长达34年的会龄生涯中，民建的历史和老前辈的教导，使他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即“听、跟、走（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命运坎坷，但做人的信条没有改变。1980年，当改革的大潮把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推上浪尖的时候，他没有退缩（此时他已退休），他受公司委托，筹办待青门市部，当时，公司给了他八名待业青年，借给他5000元的资金，腾给他30平米的营业室，条件极为简陋。他用他青年时代就练就的经商创业之道，只用半个月就把待青门市部开张起来了，仅仅十年，门市部的年营业额由过去的不足万元，达到500多万元，扩大了几百倍，实现利润六十多万元，上交税款17万元，除去职工的工资，各种开销及偿还公司的借款外，为门市部积累资金25.3万元。从零到25.3万元，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武威市，这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创业史。现在他所创办的门市部，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令武威市所有的待青门市部望尘莫及，也使一些国营、集体商店刮目相看。据查，武威市的待青门市部先后有70余家，但能办到现在勉强维持的不过六七家，而有如此兴旺发达的仅有二家，而杨寿山同志办的属首位。几年来，门市部培训的待业青年86人，被五金公司先后招工，大都成为各门市部的骨干分子，为此，杨寿山同志被省上评为安置待业青年的先进个人，曾光荣地出席甘肃省安置待业青年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当人们问他：别人办不好的待青门市部，为什么你能办好？他回答：“我是民建会员，民建就是不一样”。确实，在上面提到的兴旺发达的两家待青门市部中，除了杨寿山同志创办的以外，再就是民建会员邸生芳同志创办的待青门市部，是民建使他们的事业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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