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场_参考网
马平一我在创作之初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匣子沟》。匣子沟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原型是我小时候的放牛场。事实上，那放牛场没有名字。我们也并不把它叫沟，而是叫壑。这儿还有一个误会，我都上初中了，还在作文里把它写成“河”。我对这个字不放心，请教老师。我问，没多大的水，又不开船，为什么叫河？沟。老师拍板，沟。那时候，“壑”还隐藏在字典里，很深，就像它本身一样深。我的家乡苍溪县有两条河流过，一条叫宋江，一条叫嘉陵江。我的老家离宋江四十多公里，离嘉陵江七十多公里。我到外婆家去，要渡过这两条河。我小时候每去一趟外婆家，回来后都要吹嘘，坐船什么什么的，过河什么什么的。小伙伴们听腻了，就和我顶牛了。我们这不是河吗？这不是河。那为什么要叫河呢？我只好不搭理他们。他们没出过远门，真是太没见识。一个字，竟然耽搁我好多年。《匣子沟》之后，我才终于见到了“壑”，就像见到了活祖宗。那一条壑，并不是一只封闭的“匣子”。它绵延几十公里，或者更长。它有无数个出口，我的老家紧靠一个壑口。我的老家所在地，是以一块坝和一座小尖山合起来命名的。据说，不知哪朝哪代，一个皇帝要挑选有一百座小山的风水宝地修建皇城，亲自登高盘点，数来数去周围的小山只有九十九座，生生把脚下的小尖山给忘记了，结果皇城没有修成。小尖山受了冷落，一气之下跑到这坝上来了。那飞来峰给闭塞的坝带来了一个名字，叫运山坝。坝的边缘，陷落了一条条壑，好像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放牛的那条壑没有名字，也没有什么传说。但是，正如我在《匣子沟》中所说，它是我的摇篮。二从古至今，乡下的孩子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牧童，一个叫学童。这到了我们那儿，却是早已改了口，一个叫放牛娃儿，一个叫学娃儿。我小时候也少不了这两个名字，当放牛娃儿在前，当学娃儿在后。我成了学娃儿以后，也依然还是一个放牛娃儿。再具体一点说，在壑里我是放牛娃儿，而在坝上，我既是放牛娃儿又是学娃儿。放牛娃儿这个名字并不准确，主要是不全面。我们不光放牛，还要割草和捡柴。放牛和割草属于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为草是为牛割的。就是说，放牛娃儿的几个任务可以归并为两项，一是为耕牛，一是为灶头。换句话说，一是为牛吃草，一是为人吃饭。我们从小就知道，各家各户养的牛，都是生产队的财产。所以，它们也有一个学名，叫做耕牛。毒打耕牛，这要发生在地富反坏分子身上，那可是很大的罪行。耕牛是集体的，灶头是自家的。我们娃儿家也都是公私兼顾，一把抓。没有我们放牛娃儿，生产队就会缺一根柱头。没有我们学娃儿，学校就得关门。我们这两个身份，真是不得了，实在了不得。那么，哪一个最重要呢？当然是学娃儿重要。不过，这是今天的意见。我上学读书的时候，这个可不一定。当时也批判“读书无用论”，却好像越批越明白，读书确实没有什么用。明摆着，书只是一阵子的，牛才是一辈子的。小时候放牛，长大以后打牛屁股，我们从小就看穿了自己的一生。没有哪家能养得起一条以上的牛，每个娃儿放一条牛顶天了。每家的娃儿大都不止一个，比如我们家，就是哥哥和我共同放一条牛。哥哥上学了，就轮到我单独放牛了。等到我跟着哥哥一路去上学了，牛只好大半天拴在牛圈里。我们每天上早学晚，放晚学早。一大早起来，先放牛，然后吃早饭，然后去上学。放晚学回来，太阳还有一竹竿高，再放牛，并且让牛把水喝饱。这一天里的两次放牛，只能就近在田埂或地埂上进行。一早一晚，这从读书时间里切出来的放牛时间，正是一天里最美的时分。东边大概也有一条壑，太阳正从那里面升上来，先把天空映亮一片。接下来，它从坝上露出一丝红边，然后一点一点往上冒，直到浮出一个鲜红的圆盘。一会儿 ，它就开始花起来，闪烁的金线缠来绕去，让我的眼睛也花了，那就再也不能看下去了。西边有几匹山，但太阳每次只往那固定的一匹山坠落下去。不用说，那山背后就是太阳过夜的地方了。早上，我都指望那个鲜红的圆盘多停留一会儿。那样，我就可以看一阵它，然后看一阵近处的山，然后再看一阵坝上升起来的炊烟。等我把这些都看够了，扭过头，圆盘还在那儿，一动未动。傍晚，我都指望那颗昏黄的夕阳早一会儿下山。山影已经模糊，炊烟又升起来，我好像闻到灶屋里的油香了。牛，你要是还没吃饱，回去接着吃你的谷草吧，而我，可能要打牙祭了。田埂和地埂都是道路，却是每一条都短，并且团团转。我要是往远处看，牛就有了捞嘴的机会。它要是把田里的秧子吃了，把地里的麦苗、包谷苗或别的什么苗吃了，那就惹大祸了。禾苗让牛吃掉，会留下刺目的茬。这是瞒不住的，干部会立即赶到现场，先估算损失，再严加追查。这一般不会没有结果，那么，哪家的牛犯的事，哪家就得把粮食赔出来。按理，集体的牛吃几棵集体的禾苗算不了什么，这会儿却不认这个了，只认这是某某某家的牛。这个某某某，却又不是放牛娃儿，而是大人。这个倒霉的大人气不打一处来，不去打牛，而是把放牛娃儿打一顿。我们放牛娃儿，却不能毒打耕牛。要打，也不能在人面前打。我才两岁的时候，我们家养的牛就已经惹下祸事了。牛吃了生产队的桑苗，据说不过啃掉了一些嫩尖，我们家的一间房子就被折算赔款充了公，做了集体的蚕房。哥哥放过那一条牛。他和我前前后后放过三条牛，都是黄牛。第一条牛，几嘴吃掉了一间房子。它是怎么离开的，老死还是病死，现在谁都记不得了。第二条牛还没有长大，就从岩巴上坠落下去，死了。我放过的就是这条小黄牛，这个包天大祸也是我惹下的。
第三条牛，我也对它没有印象了。确凿无疑的是，每一条牛，都因为喂养无功，加之不是惹祸就是坠亡，都没有为我们家带来一点体面，一点荣耀。不养牛，却又是不行的。牛就是闲着也会记工分的，耕田耙地记的工分更高，一年下来，一条牛所挣的工分抵得上半个劳动力。再者，有牛才会有牛粪，而牛粪是直接折算现金分红的。还有，牛有资格参与副产物分配，包括柴火、谷草、麦草、红苕藤和秸秆等等。因此，没有哪个社员家庭会拒绝养牛。反过来，不让你家养牛，那么，你家就是受歧视了。我们家的牛不大争气，我却并不比别的放牛娃儿差，最多在日出时分让牛稍稍耽搁一下吃草。太阳又要冒出地平线了，我实在不愿意错过那个时刻。我在离牛鼻子大约一尺处紧紧攥住牛鼻索，死死控制住牛脑壳。这样一来，别说禾苗，连草都吃不上了，牛只得随着我抬起眼睛，看一轮红日如何从东方冉冉升起。太阳花了，牛的眼睛大概也花了，我才让牛鼻索一点一点放松。一天早上，一个长辈从田埂上路过，看见我那样古怪地逼迫着小黄牛，也跟着朝天上看。那时候的太阳却已经看不得，大概把他的眼睛刺花了，让他一步踩虚，差点跌进稻田。他不停地摇着头，不知道说了什么。小黄牛好像接受过了什么教育，吃草的样子更老实了。但是，牛鼻索再放松一点，它脑壳一歪，舌头一卷，一棵秧子就到了它的嘴里。噌！那一声响，好像在所有的稻田里回荡。我不敢朝四下看，赶紧拽着小黄牛逃离现场。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母亲不会为这个打我，但家里赔了粮食，我比挨了打还要难受。集体派来了牛，是要把公家和私人一条索拴在一起的。牛鼻索是松不得的，一松，生产队和社员家庭的关系就会立即绷紧。三牛鼻索被牛鼻子一天天沤着，腐烂之后容易断掉。放牛娃儿都会提早给牛鼻索挽一个新疙瘩，这样下来，牛鼻索就会越来越短。小黄牛是一条公牛。最初，它是戴笼头的。它挣脱笼头一回，我差不多就要哭上一回。我牵着它到水田边上去喝水，它埋着脑壳一喝就是老半天。它好像是用鼻子在吸水，又好像是咬着牙在滤水。它吸够了滤够了，高兴了，就造反了。它不愿意回它那臭烘烘的圈，撅着脑壳要往相反的方向去，东拉西扯，就把笼头挣脱了，成了“光脑壳牛”。笼头是用木头夹子和短索给牛脑壳加的箍，再连上一条长索。那长索是用来牵牛的，但要等到它从牛的鼻子里穿过去以后才能叫牛鼻索。长索拽着笼头，笼头箍着牛脑壳，而牛脑壳并不彻底服从它们。犟牛，你等着吧，就要给你穿鼻子了。看你还能跳八丈高！这一天，几个人把小黄牛按在地上，死死地摁住它的脑壳，用一把蘸过碘酒的竹锥刺穿它的鼻子，再用蘸过碘酒的竹圈嵌进刚刚戳出的伤口。小黄牛疼得浑身打战。我不忍再看下去，躲到一边，浑身直哆嗦。小黄牛一定会记恨我的，要不是我老告它的状，它也不会这么惨。但是，它关在圈里养伤的半个月里，我每天给它上草端水，它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看不出对我有什么怨气。过上一阵，那伤口好了，那鼻圈取了，一条篾索从那大鼻孔里开的小孔穿过去，挽了一个死疙瘩。牛鼻索牵在手里，小黄牛好像变得更小了，主要是变轻了。没错，牵牛要牵牛鼻子。小黄牛就是穿上了牛鼻索，也好像还是比戴着笼头的水牛低一等。水牛能骑，而黄牛不能。水牛可以在水里滚澡，黄牛也不能。黄牛真是白变了一回牛。我爬到黄牛背上，它立即站立不稳，还不停地晃动脑壳，我只好赶紧下来。水牛的背宽大而厚实，并且暖和。这可是我拿东西换来的体验。我小时候多病，经常打针，手上总会有针药瓶儿。我给放水牛的娃儿一个针药瓶儿，就可以爬上他的水牛骑一阵。我骑在水牛背上，把针药瓶儿摁在嘴边吹响响。针药瓶儿成了只有一个孔的笛子，发出的声音除了“呜”还是“呜”。事实上，骑牛是不被允许的。这要是让干部看见了，就会受到呵斥。生产队里开会，干部要各家各户的大人给放牛娃儿打招呼，牛是拿来农业生产的，不是拿来骑的！我们的耳朵再小也能听明白，再往牛背上爬，那就是破坏农业生产了。生产队管骑牛，这一点不奇怪，它有那个权力。但是，骑牛的怪现象还是时有发生。我学过吹笛子，勉强能够跑风漏气地吹出《东方红》，就丢手了。我们不是骑在牛背上吹笛子的牧童，我们是末代放牛娃儿。我们的牧歌还在嘴边，就被来自农业生产的呵斥惊散了。农业生产，这才是黄牛低水牛一等的主要原因。黄牛不如水牛健壮，出工不能出多大的力。小黄牛穿鼻子以后，它就要接受耕田耙地的调教了。牛也不是天生就会耕田耙地，它需要人教它怎么顺着犁沟走，怎么掉头，等等。它需要学习辨识人的口头命令。这些，却差不多都是一教就会的。牛调教好了以后，就会接受生产队的安排去出工，为它的主人挣工分。那天，我到现场去看大人调牛。小黄牛实在太可怜，那个人只好给它挑了一块沙地。沙地紧挨着的地里有禾苗，为了防它捞嘴，就给它戴上了篾条编的嘴笼子。它老是不长记性，老是不知道顺着犁沟走，地里的呵斥声都没有歇过。它甚至连松软的沙土都拉不动，使牛条就落在了它的屁股上。那个人终于愤怒了，这养的是啥子牛！我为小黄牛伤心，也为自己委屈。生产队分给我们的牛就是这个样儿，我还想要一条大水牛呢！生产队往各家各户分牛，据说是谁把牛养得好就把好牛分给谁。这就是说，我们家被认定是养不好牛的。我开始发狠了，为牛，也为我自己。我一定要让小黄牛长出一身肥膘，让它为家里挣回体面的工分。牛被牵去耕田耙地，工分是按它所属的等级来记的。
牛分四等，甲乙丙丁。甲等牛挣的工分最高，丁等牛挣的工分最低。这个等级的评定，由一个类似于给社员评工分的现场会来完成，叫做评膘。评膘，顾名思义，就是评估一条牛的肥肉长了多少，或哪一条牛的肥肉长得最多。但是，生产队养牛不是为吃肉的，而是为农业生产出力的。那么，评膘，就是评估一条牛膘肥体壮的级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评估一条牛的综合实力。牛可以敞开肚皮吃饱喝足，它们的日子实在是过得不错的。而我们，人，还一直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它们，只不过拉个犁头拉个耙。我们，特别是大人，除了耕田耙地，还有堆成山的活路要做，简直就是一直把山背在身上。那么，它们为什么必须有一身圆滚滚的膘，而我们，为什么就可以一直瘦溜溜的呢？这是我小小年龄的糊涂想法。我还不会写“甲乙丙丁”，还只能从饮食方面去想问题。牛有随便拉屎的习惯，因此，评膘的现场会不能在晒场上开。生产队里的牛，都牵到公路上来了。公路上老半天才会出现一辆车，就算赶巧有车经过，它也得停下来等一等，这个生产队正研究农业生产呢。评膘是大人的事，但放牛娃儿差不多都会到场。这一回，母亲牵着小黄牛，我跟在后面，上了公路。我和小黄牛都有点怯场。我不指望小黄牛被评成甲等，但我觉得，它被评成乙等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评成丙等，那我就算是“啃屁股”了。一大堆牛，把一条公路理直气壮地截断了。干部们站在公路一侧的土台上，他们看得清每一条牛。哪一条牛是哪个等级，大概早已装在了他们的肚子里。但是，他们并不独断专行，把决定权交给了各家各户的主人。某某某家的牛，甲等，有没有意见？没有人开腔，那就是没有意见。倒是有一条牛叫了一声，也不知道是同意还是反对。某某某家的牛，乙等，有没有意见？这一条牛的主人有意见，他觉得他的牛比前面某某某的甲等牛并不差。前面某某某又反过来有意见，他是担心把他的牛拉回到乙等去。其他的人还是不开腔，干部们在高处交换意见，然后把确定了的等级撂下来。评膘没有什么章法，并不是评完甲等评乙等，以此类推。它走的是一个任性的程序，牛都是胡乱出场的。一个干部一手拿本子，一手拿笔，把给每条牛评定的等级记录下来，这看上去倒有一点正式。渐渐地，我也看出来了，这评膘，差不多是在给牛划成分。按理，最初分牛下户的时候，就应该给每一条牛评膘，把那个起步的等级记录在案。比如，一条牛从最初的丙等养成了乙等甚至甲等，那是应该奖励工分的。现在，眼睛只认牛的膘不认人的苦，事实上，眼晴只认人的成分而不认牛的成长，那还不如不把牛牵了来，免得收拾那集中摆起的牛屎。我们家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意思是在旧社会拥有少量土地，不能自行耕种而将土地出租。这个拗口的成分比贫下中农差一点，但和地主富农绝对不是一类，应该算中等或中等偏下。如果要以“甲乙丙丁”来排，“乙”是排不上的，只好排一个“丙”。一辆汽车远远地就停了下来。它不敢按喇叭，害怕惊动了牛。但是，我的小黄牛已经不安起来，它好像已经看出了自己的差距。它不争气地拉了一泡稀屎，然后不停地扭动脑壳，那样子是想回家。母亲顿了顿牛鼻索，压低声音说，你给我们争一回气！小黄牛是最后一条被评的牛，并且得了一个“丁”。人家那车都等半天了！一个干部说，散会！牛，一条一条离开公路。牛屎，一泡一泡露出来。我从母亲手里接过牛鼻索，走在前面。我听见了汽车轮胎从牛屎上碾过去的声音。人家是水牛甲，我是黄牛丁。母亲终于说话了。她对我说，你把头给我抬起来！我抬起头，望着蓝天白云。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我在手上绕着牛鼻索，让丁等小黄牛也把脑壳抬起来，就像在田埂上强迫它看日出一样。四公路上是不能放牛的，就像晒场上不能放牛一样。坝上长草的荒地，哪怕站不下一条牛，也都被开垦成了耕地。若是硬要到田埂和地埂上去放牛，那等于是去走钢丝，或是去碰高压线。我们放牛娃儿，只有壑里这一条路可走了。上学以前的日子，上学以后整天不到学校的日子，比如周末，比如假期，我们一般都在壑里。可以说，我们除了上学，就是下壑。天还没有开亮口，大人叫，娃儿喊，起来放牛了！牛圈里黑黢黢的，我却知道怎样下脚才不会踩上牛粪。牛在夜里是卧着的，但这会儿它已经站起来，尾巴甩出了响声。我也知道牛鼻索在哪儿拴着，摸黑解开，然后牵着牛走出去。放牛娃儿的小影子，牛的大影子，从几个院子冒出来。我们背着背篼，牵着牛，在逼仄的小路上凑在一起，大大小小的影子只能单线排开。小路的影子若有若无，不过，我们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石头的影子，树的影子，都还是鬼的影子。我们给自己壮胆，齐声齐气地喊起来。走一举杆旗，走二披牛皮。走三有官做，走四有马骑。走五吃豆腐，走六啃屁股！我至今无从知道，这首童谣是我们自己的原创，还是有出处的“放牛令”。这些话都是冲着人喊的，牛不在这个体制之内。第六句戛然而止，好像一个放牛团队不会超过六个编制一样。我们一起放牛的男娃儿女娃儿加起来，常常不止这个数，所以，有心计的情愿落在后面，等前面六位凑够了再跟上去，这样就避免了“啃屁股”。我们打着光脚板往前面冲，都想抢占第三位。就是说，谁都想做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那样的官。第五位有豆腐吃，当然不错。第一位和第四位无所谓，无论举旗还是骑马，好像都占不到什么便宜。最不愿意排在第二位和第六位。谁愿意披上牛皮不认脏呢？屁股，牛屁股吗？哈，谁愿意啃呢？
这六个选项的设置，信口开河，毫无逻辑，却一次一次引发口水战，往往让大伙儿一上路就有了矛盾。但是，出身不好的娃儿被挤到了第二位或第六位，都只好忍气吞声。我的一个远房堂叔就是这样。他什么时候都笑眯眯的，好像把“牛皮”和“屁股”一起塞给他都无所谓。他辈分高，年龄也比我的哥哥还大，但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所以，我从小就直呼其名。他排行老二，我叫他二爸儿，那已经是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以后的事了。有一回，我排在了第六位，和一个喊得起劲的娃儿对骂起来。二爸儿从后面挤到我的前面，让我排在了第七位，直到那喊声累了，歇了。牛蹄声杂乱而单调，齐蓬蓬的童谣好像能让它们步调一致。歇一会儿，喊声再起。鸦鹊窝，板板梭，杨二嫂，蒸馍馍，馍馍香，买生姜，生姜辣，买黄蜡，黄蜡苦，买鸡母，鸡母恶，买牛角，牛角尖，吹上天，天又高，好买刀，刀又快，好切菜，菜又青，好买针，针又秃，好买鹿，鹿又走，好买狗，狗又花，不看家，一刀剁个秃尾巴！喊声在壑里激起了回声，我们把那叫做山音子。山音子从上到下，由浅入深。壑里好像到处站着放牛娃儿，都在喊着。那些复制的声音，在露水里来回滚动，湿漉漉地四处碰撞。红鸡公，尾巴长，娃儿抱给李大娘。李大娘的脚儿瘸，抱给螃蟹。螃蟹骚臭，抱给幺舅。幺舅笑死你，扯根毛儿吊死你！童谣，已经成了我们的晨诵。天冷了，我们喊上一阵，身上就会渐渐暖和一些。大月亮，二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蒸糯米，娃儿闻见糯米香，打起锣鼓接姑娘……天已放亮，牛已经从影子中一点一点还原出来，可以分出公母了。春天都来了，壑却还迷迷糊糊的，我们好像要把它一声一声喊醒。五太阳出来了，一绺阳光挂在高高的壑边。壑，已经睁开了眼睛。我们到了壑里，就是睁着牛一样大的眼睛，也只能看见碟子一样大的天了。太阳怎样一点一点冒出来，在壑里是看不见的。那个花了的太阳，也要老半天才会到壑的上空来。壑边那一绺阳光，从岩巴上一丝一丝洇下来，划出一条阴阳分割线。那一条线移到壑底，阳光再从另一面岩巴一丝一丝洇上去。壑里丛满了石头，大都是黑的。阳光照在上面，它们依然是黑的。但是，它们不是太阳晒黑的。绿茵茵的草坪，铺在黑黢黢的石头之间。一条石板路从壑底穿过，还有断断续续的小路从好几个壑口延伸过来，衔接之后再分岔，能够到达每一块草坪，也能够到达每一个石头。那些岔路，大都是牛蹄子踩踏出来的。那些草坪，说不定也是在某个地方受了冷落，东一块西一块飞过来的。大的，抵得上一张院坝。小的，卧得下几条牛。那些石头，要么从哪儿飞过来，要么从头顶的岩巴上滚下来。大的，比房子还大。小的，比背篼还小。镰刀，或是尖锐的石子，稍稍用力在黑色皮面上一划拉，黄砂瓤子就露了出来。大石头下面淌着小溪，躲躲闪闪。小溪串着的小水塘，叫牛卧池。最大的，容得下两条水牛一起滚澡，却容不下一棵树的影子。树，已经不多了。它们大都长在岩巴上，有的倒挂下来。草，却是哪儿都长，连石头也不放过。灌木，还有荆棘，也一样。它们任性地摆布着，让小路碍手碍脚，让石头披头散发。灌木和荆棘丛中可能有鸟窝，也可能有蜂窝。马蜂窝吊在树上，或岩巴上。灌木和荆棘丛中藏着的，是吊脚蜂窝。哪儿有草，哪儿有荆棘，哪儿就有野花。太阳照过来了，野花亮晃晃的。我们是最喜欢太阳的，哪怕是在夏天。坝上晒得流油，我们却可以在壑里躲阴凉。这就像藏猫猫，太阳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冬天，太阳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春秋两季，我们都穿得单薄，还和夏天一样打着光脚板，所以，也是要跟着太阳走的。太阳什么时候才能照到哪一块草坪，我们的心里是有数的。但是，我们不会等到太阳照过来，才把牛牵过去。何况，太阳并不是每天都会出来。六小黄牛的脑壳早就朝草坪歪过去了。我丢开牛鼻索，它就放开四蹄跑过去，有时候还会撒个欢儿，把两只后蹄抛向空中。我还得跟上去，把牛鼻索盘绕在它的脖子上。牛鼻索要是在哪儿缠住了卡住了，那就等于它还拴在牛圈里。壑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放牛娃儿没有不贪耍的。背篼总会让草或柴填满，那么，耍吧，先耍够了再说。我们横着耍竖着耍，差不多都离不开石头。大大小小的石头好像布下了连环阵，却并不适合藏猫猫。如果老半天捉不到你，你就在石头后面藏着好了。你沉不住气了，一声一声学鸟叫，依然没人来捉，你只好自己夹起翅膀走出来。一天下午，一个娃儿藏起来，另一个娃儿久寻不着，就把他撇下了。天已擦黑，我们要回家了，才发现少了他。我们的嗓子都快喊破了，大石头后面的小石头终于答应了一声。大伙儿还以为他遇到了毒蛇，或是让黄鼠狼叼了呢，原来他在那儿睡着了。一些大石头有平缓的斜面，可以当梭梭板，童谣里叫“板板梭”。第一次，我不顾哥哥的警告，逞着一时的英勇，竟然直接在那粗糙的石头上坐着往下梭，三五趟就把裤子磨出了窟窿。那会儿刚过了年，我穿的可是一条崭新的裤子。这都不挨打，天理难容。我有了教训，却依然迷恋那新奇那刺激，因为无论坝上还是壑里，都没有比这“板板梭”更好耍的。我学着人家的样子，在屁股下面垫上一块小石板再往下梭。小石板并不死贴屁股，它在中途自顾自开溜，而这时候刹车已经来不及，裤子和屁股就又要一齐遭殃了。
一个大石头的顶部平展展的，就像一个小戏台。男娃儿都爬上去了，胆子大的女娃儿也爬上去了。我们学着那些文艺宣传队的样子，把手伸出去然后缩回来，把腿弓起了然后站端了，就算演戏。我们主要是唱歌。我们唱的歌，要么从学校的音乐课上学来，要么跟着有线广播学来。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好像还躲在壑里，强盗一样的地主就在身边。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换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巧的是，那小戏台背后又高又陡的岩巴上有一块白色石壁，不知从哪一辈人起就叫它“白石岩”了。它就像硬邦邦的银幕，没日没夜地放映着空白的电影。我们都冒着生命危险，前前后后攀爬上去，让自己的身影映上那银幕，上演了一出出英雄的戏。我们各自挑选一个大石头，用镰刀或柴刀刻上自己的名字，还没有上学的娃儿只好请人代刻。这些被命名的石头，立即就像牛和背篼一样有了自己的主人。它要是受到了侵犯，比如对它撒尿，比如在它上面乱写乱画，比如朝它扔小石头，它的主人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予以还击，战斗由此打响。石头却是不能做武器的，手榴弹和炸药包都不过是泥巴，子弹都是从我们嘴里射出去的。停战以后，我们又躲在大石头后面打扑克。一个叫麻牛的娃儿有一副扑克，已经烂成了油渣子，但在我们眼里那可是了不得的宝贝。麻牛邀我们打扑克，那简直是莫大的恩赐。但是，每一盘，他都要把大王和小王挑出来，控制在他自己手上。他的理由是，扑克是他的，他有那个权利。我们只好配合着他的独裁，由随着那至高无上的王牌宰割。我们总不能一直参加这预定了输赢的比赛，请求和抗议都没有用，只好罢赛。麻牛的年龄仅次于二爸儿，个子又最高，他提出以摔跤来决定打不打扑克，我们当然不会应战。他只好放下一点身段，表示愿意把小王拿出来共享，我们还是不应承。他爬上那刻了他名字的大石头，独自一人打扑克，还“钓主”。还好，有山音子跟着他“钓主”。我们也爬上石头，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一声我一声高喊着，把他的“大王”和“小王”压下去。那娃儿，你做啥？捉螃蟹。螃蟹呢？喂了猫了。猫呢？钻了洞了。洞呢？草堵了。草呢？牛吃了。牛呢？上了山了。山呢？雪埋了。雪呢？化成水了。水呢？踩了泥了。泥呢？打了灶了。灶呢？猪拱了。猪呢？杀了肉了。猪皮子呢？绷了鼓了。鼓呢？打烂了……麻牛被此起彼伏的喊声包围，他要突围了。草呢？他抢着喊，你吃了！灶呢？他抢着喊，你拱了！猪呢？他抢着喊，变成你了！我们假装没有听见。他终于坐不住了，高声宣布他愿意把大王也放出来，并且邀请我们登上了他的大石头。我们在打扑克之前，在那大石头上比赛谁的尿屙得最高。二爸儿没有耍过“板板梭”，没有登台演过戏，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战斗，也没有下过棋打过扑克。他也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他好像随时都在藏猫猫，附带着把他满肚子的故事也藏了起来。我们缠着他讲故事，他却是已经受到了警告，就是用锥子也撬不开他的嘴了。当初他都是躲在石头后面给我们讲的，结果还是让上面知道了。他讲过的那些古代的故事，据说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他讲过的《水浒传》，什么拔柳树，什么打老虎，果然，后来全国掀起对这本书的批判运动。哥哥不会讲故事，但他的字写得好。他从学校里捡来粉笔头，在一个岩窠的石壁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段“最高指示”，都加了花边。他还在那儿画了一个圆圈，从四周拉出一条条直线，给背阴的岩窠引进了阳光。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再在那石壁上乱写乱画了。那个岩窠，也是我们躲雨的地方。雨还没有下起来，我们就把牛安顿好了。水牛不怕雨，随便一拴就行。黄牛淋一点雨也没关系，但最好让它们在大石头或大树下面躲一躲。雨水从天上垮下来，在岩巴上扯起一绺一绺临时的瀑布。石头拦着水，又放了水。水是浑浊的，石头是清亮的。水的声音，就是石头的声音。炸雷的声音，也是石头的声音。岩窠一边成了水帘洞，一边却照耀着红太阳，万道金光。七小溪涨了齐头水，但雨一停，很快就消了。小溪里的水常年不断，主要靠山泉养着。草坡上，石头下，都有水浸出来。我们用镰刀或柴刀挖一个小坑，再围上小石头，清汪汪的水很快就关满了。我们都有自己的小井，互不侵犯。但是，一年到头，谁都难得打一回牙祭，谁都口淡，难得有一个口渴的机会。我们都会在酸菜稀饭里多放一点盐，这就有了吃了大肉的样子，然后用桐树叶子做的舀子来舀水，一气喝干自己的小井。小溪里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螃蟹。螃蟹也是我们本土童谣里的重要角色，一不留神就从句子里爬出来。它们在小溪里却深藏不露，要翻开石头才能看到。一个石头，往往压着几只螃蟹。我们时不时翻出胀鼓鼓的母螃蟹。母螃蟹的肚皮都快撑爆了，只需指甲轻轻一撬，一个小螃蟹的仓库就打开了。那些小蚂蚁一样的虫虫，麻酥酥地蠕动着，却一眼就能看出都是螃蟹。我学着电影里的口气说，我是来解放你们的。我又学着大人的口气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还小。我说，你们看看我，也小，早就放牛割草捡柴了。我说，你们已经有脚有手，都赶紧出来，长大了好打洞去。
大螃蟹更不能老在石头下面藏着。它们的爪子就像钳子，一定是打洞的高手。那爪子用草一拨弄就会张开，然后把草钳紧就不再打开。我常常用一根草提着一只螃蟹，让它离开小溪到旱地里去。我用小石头给它建一座房子，希望它在里面“深挖洞”。这其实是一厢情愿的，是徒劳的。一夜惦记，第二天搬开石头，哪有什么洞，螃蟹也不知去向。几次三番，都是这个结果。后来读《红楼梦》，赏花饮酒吃螃蟹那一节让我大吃一惊。我从没想过螃蟹可不可以吃。童谣里说螃蟹可以喂猫，我用一根草提了一只回去，但猫只是嗅了嗅它。“螃蟹骚臭”，那么，人更不能吃。我们那儿的螃蟹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土，可能真不能吃，就像懒蝉子不能吃一样。懒蝉子，就是知了。我们那儿的懒蝉子唱上一段，声嗓火辣，节奏疾速，高腔高调，大起大落，就像进行曲一样，并不像我后来在别处听到的那样懒洋洋的。懒蝉子在树上唱起来，人还没走到树脚，树梢却突然不吱声了，而近处的石头又唱开了。这儿一声一声“嗞”，那儿一声一声“哟”，却很难捉到。鸟也是这样。鸟窝随处可见，有的还有鸟蛋，但鸟总不在里面。我不会去碰鸟窝里那些还没有长毛的鸟雏，也并不指望捉住一只羽毛丰满的鸟。鸟唱的歌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我会跟着那好听的学几声。我反过来教鸟唱歌，“东方红太阳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鸟却一个字也唱不来。我们早就发现了吊脚蜂的窝，不仅没有把它端了，而且还像鸟窝一样照顾着。电影才开个头，不能就结了尾。那窝是敌人的司令部，不管掩在荆棘丛中，还是躲在石头缝里，都不是在藏猫猫，而是在谋划对我们发动袭击。我们用枝条盘一个箍，把头部伪装起来并且保护起来，然后潜伏下来，对凶恶的敌人进行火力侦察。我们都需要刺激，需要兴奋，就是被螫一下也不要紧。一把泥巴撒过去，赶紧让脸埋起来。敌机嗡嗡嗡飞出来，却不扔炸弹，而是直扎下来。我的头上一次次被螫出了包，却都骄傲得好像得了军功章。一种叫活辣子的毒虫，却是惹不起的。活辣子形体接近毛虫，颜色接近树叶，它就是在桐树叶子上起了堆，也不容易发现。它那样子只会让人恶心，不会让人刺激而兴奋。我宁愿让吊脚蜂螫十下，也不愿让活辣子螫一下。我每一次爬桐树让它螫了，都恨不得点一把火把它烧了。我真把火柴从家里偷出来了。这却是已经到了冬天，桐树上的叶子早掉光了。我和麻牛已经成了好朋友。我们私下约好，我出火柴，他出洋芋，打伙烧洋芋吃。我好不容易把火柴捂在了身上，他在家里却没有机会对洋芋下手。我只好背着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把火柴藏在了一个淋不着雨沾不了霜的地方。麻牛在石头之间钻来钻去，摸一摸，拍一拍，甚至用肩膀撞一撞。他不是在寻火柴，而是在探矿。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情报，说这壑里的黑石头可能是一种矿石，全国都难找。他悄悄对我说，从壑边掠过的飞机就是在侦察这些石头。他在他的那个石头上坐着，不再“钓主”，而是望着天空，那样子是在等飞机回来。他把洋芋偷出来的时候，火柴已经在大石头压着的小土洞里埋伏好几天了。所有的放牛娃儿都会分到一个洋芋，火柴却只有三根。火柴是我的，我负责点火。一个大刺丛下面，堆上了七手八脚捡来的柴。霜已经化掉，柴却还是湿的。一双冻红的小手捧来一个废弃的鸟窝，那一团毛毛草草好像刚在怀里焐过，暖烘烘的。大伙儿紧匝匝围成一个圈，挡着风。第一根火柴一划燃就熄了，谁都不敢再出大气。第二根火柴受了潮，划了一下就报废了，谁都不敢再咽口水。万幸，我憋着一口气，把第三根火柴划燃，把鸟窝引燃了。湿柴冒烟了，然后，一团小火笑起来。一蓬刺烘干了，一团大火笑起来。大伙儿都伸出双手，就像要把大大小小的火都搂进怀里。洋芋烧熟了，在每一双小手里蹦蹦跳跳。我和麻牛理所当然不止一个。我的洋芋给了哥哥一半，所以他没有在家里揭发我偷火柴的事。说起来，我从小就是一个馋嘴子，一个败家子。不过，没有一个放牛娃儿的嘴是不馋的。一年到头，我们都在壑里寻吃的。地木耳和山药不能生吃，我们得把它们带回家。泡儿，水楂子，麦浆子，地瓜子，不洗都能吃。泡儿就是刺莓。我们烧洋芋毁掉的那一蓬刺，不知下一年会结出多少红朗朗的泡儿。水楂子和麦浆子都是小颗粒，也就能哄一哄嘴。地瓜子有拇指头那么大，也最好吃，但要热乎乎的地气把它蒸软了蒸熟了才行。我们趴在地上，寻到了扎地生长的地瓜子，哪怕还是硬的，也不会留下来等它软了再来。地瓜子熟了，就不一定在那儿了。生地瓜子一点甜味也没有，生洋芋大概就那个味道，但好歹能够填一填肚子。我们又冻又饿，都盼着冬天快快过去。天气暖和了，岩巴上突然鲜亮起来。石壁叠了一个小平台，积了一点腐殖土，冒出了一株漂亮的花。花茎又长又细，擎起的花却是好大一朵。一面石壁，一株花，把一群放牛娃儿都震住了。我们都仰着头，悄不作声。一个女娃儿说，那叫百合花。她说，百合花可以吃，可以做包子馅儿，还可以煮汤。她还说，百合花的脚底有一个果儿，烧出来比洋芋好吃多了。小平台离地面并不高，下来容易，上去却难。我不等别的娃儿回过神来，已经爬上了石壁旁边的陡坡。我已经侦察好了地形，他们就是追上来也抢不过我了。我只要登上一道土坎，拽着一棵松树的根梭到一面石壁上，再拽着石壁缝隙里伸出来的枝条往下梭，那个小平台就会把我拦下来。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量，顺利地走完了这一条手脚并用的路，在小平台上站稳了。我顾不上细看百合花。我要把它带回家，移栽到院坝边上。那儿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会为它遮风挡雨。腐殖土又松又软，我只用一根手指就把百合花连根掏了出来。它果然有一个果儿，就像大蒜。
突然，那个说百合花可以吃的女娃儿在下边喊起来，那是我的花！我双手捧着腐殖土，腐殖土里生了一株百合花。百合花正向上长，拽着我紧贴石壁站了起来。她接着喊，这是我家的山！我没有低头看她，而是抬头望了望来路。我就是站在这儿向上长十年，也够不着那刚才捋我下来的最后的枝条。我只有往下跳这一条路可走。你和我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她的喊声更大了，这不是你家的山！山音子尖声尖气，百合花不停地打战。大伙儿远远近近地看着我们，连一声口哨也没有。哥哥大声对我说，她说是她的，你就给人家！百合花从我的手里飞出，花瓣却没有完全张开，结果坠落下去了。女娃儿伸出双臂，百合花生长在了她捧起的双手之中。太阳暖洋洋的，石壁却冷冰冰的。女娃儿转身跑开了。那朵漂亮的花从她的额前冒出来，从高处看过去，就像插在她的头顶，迎风摇曳。我从“山”上跳下来，就像英勇就义一样。八没错，壑里的每一块地方，包括陡峭的岩巴，都是“山”，全称叫“自留山”。自留山，是指农业集体化以后分给社员使用和经营的小块山林，山权仍归集体所有，林木和林产品归社员个人所有。自留山和自留地一样，也和牛一样，名义上是集体的，实际上是各家各户的。满壑都是“山”，一绺一绺，从壑边划分下来。我们的脚，还有牛蹄子，一会儿踩着自家的“山”，一会儿踩着人家的“山”。我们已经让条条块块的“山”打了平伙，吃上大锅饭了。甚至可以换句话说，我们放牛娃儿闹了革命，反过来，又让有名有姓的“山”集体化了。只不过，我们不能忘乎所以，必须清楚是在谁的“山”上。“山”要是翻了脸，一朵野花也会螫了手。我没有在自家“山”上见过百合花，也没有在其他“山”上见过第二朵百合花。一朵野花，没什么好争的。我们争柴争草，却是不会打让手的。老辈子都私下说，从前，壑里的大树比水桶还粗，草深得能藏住人。后来，“大炼钢铁”，“青山变黄山”，满满当当的一条壑，就变成光光溜溜的了。尽管如此，最初，我们也还能够让背篼冒出一个炫耀的“梢背”，就是把树梢拧成一股索，再把那高高隆起的柴或草捆扎住。后来，别说“梢背”，要把背篼填平都难了。按说，大树没有了，草总是要一茬一茬长出来的，一条壑随便截取一段，养活一群牛应该不成问题。但是，牛嘴和镰刀加在一起，就像野火一直在烧一样，平地和缓坡上的草怎么也长不赢了。深草，差不多只有陡坡和岩巴上才有了。牛，上不了陡坡和岩巴，只能在草坪上啃着浅草。一条牛看上的草坪，另一条牛也会挤过来。它们会为争草打架，牛角顶撞出“咣咣咣”的响声。这时候，我们都会站在自家的牛一边，弄不好也会打一架。我们虽然都把牛鼻索丢了手，却不敢让牛离开视线。我们得随时抬起头来，看一看自家的牛。牛不能到陡处去，也不能到壑的下一段去。石板路往下走就有了田地，再往下走就有了人家。牛要是在草坪里啃得不耐烦了，一趟子跑下去把那田地里的禾苗吃了，那可不得了。我们盯牢了牛，也就盯上了公牛和母牛那一点事。公牛骑母牛了，我们照样认为责任不在自家的牛。我们认定，那事发生一次，公牛和母牛都会掉一点膘，就是说都会影响评膘。因此，我们常常互相警告，各人要脸！小黄牛也已经学坏了，竟然停了吃草，偷看公牛骑母牛，学艺一样。它要是看久了，我就会骂它几句，甚至用黄荆条抽打它的屁股。有一回，它竟然也去骑一条母黄牛了。我奔跑过去，看见它肚皮下面已经露出一截，赶紧用黄荆条朝那儿捅了一下。它浑身一抖，垮了下来。它发毛了，脑壳一埋，把我顶了个四仰八叉。狗日的牛！我从地上爬起来，它已经放开蹄子跑开了。我追了一阵，好不容易一脚踩牢了牛鼻索。它扭着脑壳使劲扯，鼻子歪来歪去，牛鼻索突然脱落在地，它成了“光脑壳牛”。我大喊大叫，几个娃儿就围了过来。这工夫都是换来的。不管哪一条牛造反，我们都得依靠集体的力量去制服。牛都是很犟的，小黄牛也一样。它比那些粗笨的牛跑得快，我们却不能把它逼急了。它要是往坎下跳，或者让石头伤了蹄子，那更不得了。小黄牛被追累了，就不再跑，服软了。我把牛鼻索给它穿上，挽了一个结实的死疙瘩。我也服软了，并没有把它拴起来抽一顿。我们之间的和解，就这样达成。它吃饱了，那才是硬道理。但是，小黄牛和那些大肚皮的牛一样，在草坪啃上一天也不一定能管饱，我还得把草割回去让它接着吃。哪儿有深草，我们就会扑向哪儿。我们的规则是，谁的镰刀最先到达，那一片深草就归谁。于是，人还在陡坡下面，镰刀就已经从手中飞出，像一只只钢铁翅膀的鸟，在太阳下面闪着光。这是明规则，亮铮铮的规则。女娃儿都是割草能手。她们眼睛尖，脚快手也快，总是最先抢到离深草最近的地方，并且最先把镰刀抛出去。镰刀迟了，或者偏了，只得向更陡更危险的地方攀爬了。一棵树，一根藤，甚至一苗草，都能搭一把手。那些勇敢的身影，不断地成为岩巴的一部分。深草被割掉，扎成草把子，从岩巴上抛下来。突然抛下来的，还有割草的人。方圆左近，不时传来大人或娃儿滚岩的消息。滚岩，就是从岩巴上坠落下来。那就算能够捡回一条命，也往往会落下终身残疾。这样的悲剧，突然就在眼前发生了。岩巴上有簸箕大的一块草坪，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小人影儿。那是邻队的一个女娃儿，身影和深草随风起伏。我朝那儿望了望，双腿就发软了，赶紧埋头。
突然，一声尖叫让我抬起了头。尖叫声很短，好像是山音子先起来，迅速向那一块高悬的草坪回收过去的。那草坪，已经空空荡荡。我们好像在等待第二声尖叫，谁也不敢出声。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好像从梦里惊醒过来，齐声齐气向坝上报信。一个女子绊死啰！一个女子绊死啰……壑，敞口大喇叭，把我们的喊声送上了天。绊死，就是在陡处坠落下去，摔死了。那个女子并没有绊死。几个大人扑下了壑，把她救了上去。她保住了一条命，却失去了一条腿。九我没有冒险到陡处去割过草，这算是得了小黄牛的好处。小黄牛肚皮小，何况又是丁等，饱一顿饿一顿没有关系。柴，却还是把我逼上了悬崖峭壁。秸秆是季节性的燃料，一阵子就烧过了。煤炭要钱，没有哪家哪户富得可以由着它一年四季烧出头。总的说来，烧锅煮饭，捡柴当家。我们那儿从前以山好林好远近闻名，到了我捡柴的时候，这已经完全倒转过来。缺柴烧，已经成为姑娘不愿嫁过来的一个理由。柴的问题，比起草来要严重得多。牛在壑里总会混个半饱，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捡柴。放牛和割草都是季节性的任务，比如冬季，牛不会出门，我们也不会割枯草。捡柴却是一年到头的任务，就是下雪，我们也得抢在雪埋上之前把柴捡回家。邻队有一个盲人，也差不多每天出来捡柴。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孤人，不捡柴就吃不上饭。他从自己的家去自己的“山”，只有壑边一条路可走。他出现的时候，壑边好像升高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全靠一根棒探路。他的背篼很小，空着的时候就好像已经压得他直不起腰了。小背篼里有了柴，他往回走的时候却还是那样，弓着腰。那一根棒不停地在地上点着，点到空白处就是壑了。壑的大嘴，已经舔到了他的脚边，白云也已经浮到了他的脚边。他要是一脚踩空，好像不会掉到壑里来，而是会被云团托升到天上去。我们不知道他背回家去的是干柴还是活柴。我们的眼睛都好好的，差不多寻遍了壑里的旮旮角角，干柴越来越难捡到了。上面却又颁布了一项新政策，禁止垦荒、放牧和砍柴等人为的破坏活动，以恢复森林植被。这项从“青山变黄山”倒转过来的政策叫做“封山育林”，到了下面，其执行的方式叫做“看山”。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看山。凡是长柴长草的地方，包括自留山在内，都在看管之列。“山”上的草可以割，干柴可以捡，但不准砍活柴，更不准砍树。各家各户名义上拥有一片山林，集体却又派一个人统一把它管护起来，谁要是敢对任何林木动刀动斧头，谁就是破坏“封山育林”，轻则游街，重则判刑。坝上挤满了生产队，那些看山的人会在各自的壑边冒出来。他们是坝上加设的游动哨位，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我们。看山的人，都随身带着一把柴刀。他们在壑口设卡，甚至会突然扑下壑来。他们要是在我们的背篼里翻出活柴，背篼就有可能被那柴刀砍了。我们把灌木或荆棘砍下来，把树枝剔下来，藏在干柴下面。背篼里捂着这样的活柴，壑口就成了鬼门关。我们回家可走的壑口有好几个，无从知道看山的人会埋伏在哪一个。我们以为已经平安过关了，看山的人却突然石头后面冒了出来。背篼立即乖乖地蹲下来，一溜儿坐在小路上。我们一伙小小的坏分子，低着头站成一排。一个背篼翻出了活柴，立即就挨刀了，篾条发出让人心碎的声音。一把刀在执行政策，背篼该杀。我的背篼也挨过一刀。看山的人手下留情，就像试了一下刀，背篼只留下了一条小伤口。我伤心地哭了一场，用青藤把那条伤口缝合起来。青藤渐渐干了，差不多和篾条一个颜色了。砍柴的罪是柴刀犯的，与背篼并没有关系。我不知道，看山的人为什么不没收我们的柴刀。可能的理由是，他手上已经有一把柴刀，足够把一个公社的背篼都砍了。刀还在，柴，就还得继续砍下去。樵夫，也就是砍柴的人，在歌谣里可是一个浪漫的角色。我们已经失去了砍柴的权利，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樵夫了。出门一声山歌子，进门一背块子柴。这山歌子早已不唱了。块子柴就是劈柴，也已经成了一个传说。壑，本来给了我们放牛娃儿一条生路，却又在一点一点堵上，一点一点断掉。事实上，为了把山林封死，壑里的几条路都已经被人在陡处挖断，谁不要命谁就去走那绝路。但是，我们用柴刀掏出了肉眼几乎辨认不出的路，然后双手抠紧峭壁，一个个都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停下来，还要继续攀登。岩巴上有一棵桐树，还残留着一些叶子。我爬了上去，抱着树干摇一气，那金黄的叶子向下飘落，发出火燃烧起来一样的哗哗的声音。我朝着下面大喊，这是我的！山音子也帮着我喊，这是我的是我的我的……几片桐树叶子贴在了石壁上，一阵冷风扑过去，把它们都揪了下去。头顶还有松树，我接着向上爬。松树下面有一层松毛子，湿漉漉的。我张开手指把松毛子搂在一处，还捡到了一颗松果子。我把它们焐在身上，好像是来救它们的命的。柴，却差点要了我的命。那是一个干枯的树桩，虽然很小，却是难得的好柴。树桩扎在悬崖边的黄土里，我用柴刀掏了一阵，它就是不肯跟我走。我发了狠，双手抱着它猛拽。我要先让它松动了，然后站稳，再慢慢收拾。谁知道，它的固执是假装的。猛然间，它破土而出，现了原形。我来不及叫一声，就一个倒栽葱坠落下去。万幸的是，下方一块小土台把我拦了下来。我的头悬空倒挂在小土台外侧，后脑勺感到了壑底涌上来的寒气。我的眼睛一眨不眨，直直地望着蓝天白云。我的嘴好像张开着，却发不出一丝声音。一个小伙伴在上方趴出半截身子，用哭腔不停地喊着我的小名，我听得见，却发不出声。他不停地喊，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答应出声。
我们飞檐走壁，上天入地，把一段壑篦过来篦过去。夜里，我睡在床上，再在脑海里篦一遍，也实在不知道壑里哪个地方还有干柴了。干柴已经是死路，活柴才是活路。我们把活柴砍下来，让它变成干柴，然后大摇大摆地把它背回家。我砍下活柴丢在原地，却总有人抢在我的前面把它捡走。我不断地成为失败者，只有偶尔的成功。不过，看山的人才是最大的失败者，因为“山”一天比一天光了。我们耍的这一套活柴变干柴的把戏，坝上的大人们是一清二楚的，因为各家各户都烧的是这个柴。看山，依然要进行到底，不过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事实上，那个盲人一直是在砍活柴的。他看不见看山的人，看山的人也装着看不见他。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就对他享有的特权嫉妒起来。一天，盲人从壑边经过，不知是谁起的头，我们朝着天上喊起来。瞎子！瞎子！瞎子……他好像还是一个聋子。一团白云跟在他的脚边，他的棒不停地戳着，却总是戳不散。我们的胆子就大起来，喊声也更大了。瞎子，滚岩！瞎子，滚岩……他终于停下来，朝着空荡荡的壑，狠狠地打了一棒。那一团白云挨了打，却依然不肯走开。我们就这样破了胆。那以后，盲人一在壑边出现，我们就会朝他大喊起来。瞎子，滚岩！瞎子，滚岩……他没有再用棒打过壑。他偶尔回骂一句，大多数时候一声不吭。我跟着这样喊过，也带头这样喊过。我们的胆子都越来越大，开始砍树了。我和一棵柏树较上了劲。柏树长在一道坎上，有碗口粗，却也算得上大树了。我的柴刀像一只鸟，一点一点地啄，掉下的木渣就像麦粒一样。我不听哥哥的阻止，也不顾大伙儿的嘲笑，差不多每一天都要哔哔剥剥证明一下，这棵大树是我的。我相信，不等过年，我一定能够把它放倒。至于是不是又需要花一年才能把它分解成段，我好像都没有想过。一天，我正啄着那棵柏树，小伙伴们又喊开了。我抬头看见了，盲人正从壑边向他的“山”走过去。他的身影，看上去那么可怜。我突然感到了不忍，也感到了害怕。我丢下柏树跑过去说，今天不要乱喊！喊声立即歇了。为啥子？为啥子？今天，他真的要滚岩了。你咋晓得？我只不过想让那喊声停下来。我只好说，我看出来了。大伙儿都让我的样子逗笑了。还好，他们笑过之后，都住了嘴。盲人往回走的时候，大伙儿又都抬起了头，却没有一张嘴出声。他们这是要目送着他平安地走过去，然后看我的洋相。壑里阴悄悄的，我反倒让这一幕吓住了。盲人好像拿不准，壑是不是还在他的脚边。那根棒也越来越不对劲，看上去有一点急。他脚下的壑边开始拐弯了，他的身影渐渐只剩下半截。我们都正要吁出一口气，我的预警却应验了。那半截身影突然一偏，整个身影立即以一个倒栽葱在半空还原，然后消失。我们听见了一声长长的号叫。我们还眼睁睁地看见了，那一根棒，那一个小背篼，刚在半空颠倒了一下顺序，就无影无踪。盲人还是个青年，却在突然间迸发出了老人的叫声。他就像从年轻一步跨入苍老，向一个深不见底的棺材坠落。他好像突然间打开了视力，终于看清了这个世界，原来是一个乱石丛生的深渊。我低下头，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大伙儿都不说话，更没有朝着天空喊一声。我们在第二天才知道，盲人并没有绊死，只受了一点轻伤。一种说法是几丛灌木拦住了他，另一种说法是他手里的棒救下了他。过了几天，他又在壑边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喊不说，甚至都只敢说悄悄话了。一天，我断断续续砍着的那棵柏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桩。那树桩有一点高，把我啄出的那一条伤口保留了下来。那就像发不出声的一张小嘴，再也合不上了。十太阳在壑里划出的那一条线，一丝一丝移着。我们在阴与阳的交错之中，一天一天长大。我们在明处成长，也在暗处成长。我们正吃长饭，都会不时抬头看那岩巴上的时间。那一条线移到一棵倒挂的松树根部，吃早饭。那一条线再移到“白石岩”的上边，吃晌午饭。这两个时间一到，壑边就会有人影冒出来喊我们。回来吃饭啰！回来啰！没有这一声喊，那一条线就算到了位，我们也是不能回去的。一声答应过后，我们不管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都不会有半点拖沓，赶紧把牛鼻索拴在树上或灌木丛上，或者压在石头下面，然后，背上背篼回家。我们和牛是轮换着吃的。我们饿着肚子的时候，牛在吃草。我们回家吃饭的时候，牛只能甩着尾巴打牛蚊子，或者反刍。牛有这个倒嚼的本事，等于是把草粗吃一遍过后再细吃一遍，它的嘴差不多是不空闲的。我们在壑里，却是连哄一哄嘴的都寻不到了，只有等家里的酸菜稀饭来喊。有时候，那一条线都移过了倒挂的松树，我们把脖子都望酸了，家里也没人到壑边来喊。那么，我们只得一点一点地挨，一直挨到那一条线移到了“白石岩”，再回去把早饭和晌午饭合在一起吃了。我们捡回去的柴越来越少，这当然会影响到煮饭，那一条线已经没个准了。我们在等饭的时间里，已经无心再捡柴割草了，往往会开展一种叫做“砍把”的活动，让可能的好运气来撵一撵饥饿。一人出一把柴或草，在地上等距离丛着。柴刀或镰刀，也集中到了一堆。我们在谁的“山”上，谁就有资格闭着眼睛把刀一齐抛出去。谁的刀离柴把子或草把子最近，谁就最先上场，以此类推。我们分别抓起自己的刀，弯下半截腰，闭上一只眼，瞄准，再瞄准，让刀飞出，砍中的柴把子或草把子就归自己了。
每把刀一轮出场一次，第一轮如果不能将所有的“把”全部“砍”倒，那么再抛一次刀，再“砍”。这可是真金白银，不是闹着耍的。谁要是拒绝参加，谁就会被视为没有集体观念，什么好东西也都没有他的份了，比如从坝上带下来的山楂子、杏子和核桃，还有小人书。这一天晌午，也是活该出事。太阳都让“白石岩”亮出一拃宽了，还没有一个人出来喊吃饭。我们只好又“砍把”了。大伙儿都盯着柴，就忘记在后脑勺上长眼睛了。突然，我们听见了惊炸炸的吼叫。小溪往下走一段，蓄了一个牛卧池。牛卧池里的水，养了几块水田。水田是邻队的，一群社员刚在里面薅完秧子。两条牛没等那些社员收工走远，就顺着石板路往下跑一截，吃起稻田里的秧苗来了。邻队的社员里有两个人跑回来，一股风。他们一个人捉住一条牛，老黄牛和小黄牛。两个倒霉的放牛娃儿，一个是三爸儿，一个是我。三爸儿是二爸儿的弟弟，当时我叫的还是他的小名。那两个人把两条牛拴在牛卧池旁边的一棵树上，其中一个人喊话了，就像在喊口号一样。各人的牛，各人赶走！晌午的太阳照着他们那一边，把阴影留给了我们。小伙伴们在一个大石头旁边扎成一堆。其余的牛，不用看，都在没心没肺地吃草。三爸儿已经被吓哭了，但他不敢哭出声。我没有哭。我是放牛娃儿，总不能不管自己的牛。哥哥因为生病不在现场，那么，这个救牛当英雄的机会就归我了。再说，我是个急性子，已经等不及三爸儿先打头阵，只想尽快知道事情的结局。我甚至有一点激动，我想我大概就要像小人书里的英雄那样牺牲了。我昂着头，往前走了。我踏进阳光那一刻，却好像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只看我的牛。但是，我还是瞥见了一根树儿子，比酒杯还要粗。树儿子就是幼树，被砍下来做了薅秧棒。一只大手突然伸过来，捉起了我的左手。树儿子剔掉枝梢之后，就像长满了钉子。它打了我的左手，三下。我把牛鼻索解开的时候，还瞥见了一根斑竹棒。我右手牵着小黄牛，左手火辣辣的。我活着回来了，有点泄气，不想再回到那阴影里去，但又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两眼发花，看见一个人影从另一条小路上走过去了。那是二爸儿。他已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了，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他的弟弟惹了祸，他顶了上来。他就像是打着空手去赶场一样，走得很慢。他又像是替我去当英雄的，昂一下头又低一下头，大概在编什么台词，或者在回忆他讲过的故事里的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是地主的儿子，个子又小，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英雄好汉。我和小黄牛都停下来，掉转头，看着接下来的一幕。那是太阳下面的一幕，但我后来每一次回忆起来，那都好像发生在阴影里，甚至黑暗中。二爸儿刚走到牛卧池边上，好像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斑竹棒“嘿”一声打下牛卧池。“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二爸儿从水里迸出来，想从另一岸爬上去。但是，树儿子已经在那边等着了，他又被“嘿”一声打回去。“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二爸儿又从水里迸出来，他呼喊的口号声也迸出来。口号前半句已经淹在了水里，我们只听清了后面的“万岁”。斑竹棒和树儿子各站一边，左一声“嘿”，右一声“嘿”，轮番抽打一个还在吃长饭的青年。青年被这边打下，又赶紧从那边迸出受打。他出水那一刻，口号声也呼啸而出。那口号声，淹掉一半，泼掉一半。他大概把能够救命的“万岁”都喊了一遍，却是喊一句就被打进水里一次。小小的牛卧池，波浪滔天。万岁！万岁！万万岁！口号的最后一缕山音子消失了，水声却好一阵才平静下来。我自己好像已经被打死了，但是，我听见了我自己的哭声。我还听见了一堆放牛娃儿的哭声。三爸儿长一声短一声哭着，不时夹一声“二哥”。二爸儿趴在牛卧池边上，一动不动。邻队的社员正式收工。他们里面可能也有人哭了，但隔得远，我们看不见，也听不见。小黄牛一直不停地扭头，不停地摇头。我终于把那死死拽着的牛鼻索，松了一松。大爸儿也突然冒出来了。他逢岩跳岩，逢坎跳坎，向牛卧池扑了过去。二爸儿趴在大爸儿的背上，不知是死是活。那洒了一路的，也不知是水，还是血。三爸儿牵着老黄牛跟在后面，已经顾不上哭了，却还是和两个哥哥拉下了一大截。那一条阴阳分割线，已经完全移过了岩巴上那一块硬邦邦的银幕。一场慷慨赴死的大戏刚刚演完，灯亮了。十一那真是一条不死之壑。二爸儿没有被打死，只在家里躺了三天就出门了。他头上的血窟窿密密匝匝，好像刚刚拔过钉子。他依然笑眯眯的，只不过一张脸放一放就得收一收。后来，壑的深处又传来人滚岩的消息，依然万幸没出人命。盲人一直平安无事，但我对他心存歉疚。我当上我们公社小学的教师以后，发动学生组建了一个“学雷锋小组”，定期给他送柴。我去过他的家好几次，并不担心他能够听出我的声音，因为我已经完成了由少年到青年的变声。他叫我“老师”，说着感谢的话，那声音好像再也没有从苍老变回去。我在几年后离开了那小学，再也没有过问过他，最近才听说他去世好几年了。但是，我的小黄牛，就没有人那样的幸运了。我早在《婆婆》一文里写过小黄牛之死。那么，在此，我能不能不再说它，或者一笔带过？一条丁等小黄牛滚岩死了，总归赶得上杀一条肥猪，让一个生产队的人打了一回牙祭，这在当时也算不上多么重大的损失。前三十年死猫，后三十年死狗，哪有必要一说再说。但是，如果舍掉了小黄牛的结局，好像就不能完成对一条壑的收口，不能完成对一个放牛场的清零，同时，也就不能完成对一个放牛娃儿的身份和履历，做一个完整的交代。
我们如果需要完成对一段岁月的倾听，仅有风声雨声是不够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倾听历史的回声，最好让山音子也加入进来，哪怕它是一个比鸡蛋还小的石头发出来的。如此说来，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把小黄牛的末路牵出来，走一遍。一天晌午，我以学娃儿的身份从学校一股风跑回家，然后以放牛娃儿的身份从家里一股风跑下壑。小黄牛已经独自下了壑，在一个又陡又窄的平台上吃草。我蹲在它头顶的小路边，跟它说了几句话。这么陡的地方，你咋爬上去的？它不抬头，那样子就像一定要啃出一个丙等乙等甲等。你为啥要往陡处走？它的鼻子里喷出响亮的气息。壑里已经成啥样子了？它好像在说，牛眼睛都能看见，人眼睛看不见？草坪，已经让社员们用锄头剐干剐净了。这种名为“铲草皮子”的积肥运动，是从坝上的田埂和地埂蔓延到壑里来的。接下来，社员们索性把那些草坪都开了荒，种上了白蜡树。上来！小黄牛装作听不懂我的话，还是不抬头，只对我甩了甩尾巴。快上来！噌！噌！噌！我顺手摸起一个小石头，朝它抛掷过去。结果是，小黄牛浑身抖擞一下，一脚踏空，屁股朝天栽了下去，脑壳插进了一个乱石堆。壑里爆发出垮岩一样的响声。山音子滚动起来，好像四处都在塌方。我紧跟着牛从陡坡上梭下去的时候，天紧跟着我从头顶上塌了下来。天，原来和地是一样的。我身后奔涌而来的泥巴和石块，还有柴柴草草，好像要将我埋葬。牛儿，活！牛儿，活……我这样一声一声喊着。牛鼻子深埋在乱石堆里，发出了最后一声粗重的叹息。牛的四条腿不再乱弹乱刨，弯曲着指向一绺窄窄的天空。牛儿，你活啊……小黄牛死了，我还活着。因为婆婆和母亲的庇护，我只不过度过了一段少言寡语的日子，并没有受到什么追究。经济惩罚却是免不了的，父亲向生产队赔了他几个月的工资。还好，我们家的房子没有再搭进去充了公，包括牛圈。那条牛本可以带走我的，却让我留了下来。四十年过去以后，我好像又遇见了它。前不久，我回老家去，趁着好太阳，到公路上走了走。从前狭窄的碎石公路，早已改造成了宽大的沥青公路。在当年给牛评膘临时霸占的那个路段，我遇见了三爸儿。三爸儿见了我，把一只手提着的一台机器放下来。我问，啥子机器？耕地的。叫个啥子名字？没个名字。他说，硬要有个名字，那就是耕牛。我弯腰看了看机器的标签，名字明摆着。我指给他看，耕耘机。我哪像你。他笑了，啥子都要个字管着。耕耘机是黄色的，依了泥巴，也依了黄牛。我正想开玩笑说这是我的那一条小黄牛转世，突然想起了他在当年放的是一条老黄牛。我不能从城里跑回乡下来，跟人家争一条牛。我问他，听说，现在全乡都没有一条牛了？咋没有？三爸儿说，养牛场有好几个，你去看看……我说的是耕牛。你看，你都当作家了，也没把字都管住。我和他一起笑起来。我又问，这抵得了一条牛吗？你看看它带的铧。小黄牛如果有拉动这一串儿铁铧的本事，那它就真是出息了。我问了问他的二哥。二爸儿后来去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子安家落户，我和他只在三爸儿结婚时聚过一次。当时，二爸儿到我任教的公社小学去搭铺，我们挤在一张小床上，差不多说了一个通宵的话。如今，三爸儿都当爷爷了，我和二爸儿还没有再见过面。我知道了，二爸儿现在在外省打工，就要回来过安闲日子了。车不停地从身边过来过去，我们都感到了不安全，没来得及说一说麻牛就分了手。我当然知道，麻牛当年到外省打工，还真干上了采矿的工作，一场事故却让他死在了矿井里。十几年来，在我的想象里，他好像一直坐在矿井深处，抬头望着天空。矿井上的天空很小，远不如壑上的天空。我离开公路，拐上了一条水泥路。这条路是通往壑边的，我再没有遇到一个人。我已经站在壑边上了。匣子沟，我的孩子一辈一直这样称呼这一条壑。我纠正过好多次，都没有用。这个虚构的名字，已经被他们叫成“非虚构”了。眼底下的壑也好像是虚构的，或者是另一条壑。我们当年主要走的那一条路，已经被树木、荆棘和草封死。壑底的石板路，还有小溪和牛卧池，已经让从另一个壑口修下来的机耕道霸占。大树明显比从前多了，黑石头却好像比从前少了。这个废弃了的放牛场，更是不见一个人影。我沿着壑边走了一段，还是看不见当年小黄牛滚岩的那个地方。我停下来，俯瞰着“白石岩”。那一条阴阳分割线，还要一顿饭工夫，才会移拢那一块“银幕”。满世界都在问，时间去了哪儿。这儿的时间，好像哪儿都没有去。太阳很大。我站在这一边，却没有在那一边投下什么影子，没有让那一条线的形态发生什么改变。我知道，这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及其影子，我们每一个人及其影子，就可以忽略不计。责任编辑：赵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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