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周二收盘走高，油价上涨给埃克森美孚和EOG Resources等大宗商品生产商类股带来的提振作用大于对燃料敏感类股的不利影响。道指收盘涨305.45点，涨幅3.28%，创10月6日以来的收盘新高。标普涨39.45点，涨幅4.08%；自10月27日收于849点低位以来，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累计上涨约18%。纳指涨53.79点，涨幅3.12%。
新闻：1 李兆基减持爱股国寿 「换马」东亚 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有「亚洲股神」之称的恒地（012）主席李兆基【图】进行「换马」行动，减持「心爱」的（2628），套现六亿一千七百万元。据了解，「四叔」并非看淡后市，而是转移焦点至东亚银行（023）及个别国企股。增持东亚后，持股量将超过二百万股。另一边厢，增持防守性较强的阳光房托（435），以赚取高息。市场人士不排除「四叔」将继续进行「换马」行动。联交所最新数据显示，李兆基于上周四（十月三十日）在场内以平均每股十九元三角八仙七减持三千一百八十二万股国寿Ｈ股，涉资六亿一千七百万元；持股量因此由百分之五点一五，降至四点七二。由于已经低于百分之五，就算未来继续减持，亦毋须再作申报。去年股市兴旺，国寿是不少散户及基金经理挂在嘴边的爱股，去年十月创下五十三元八角的历史高位，上市近四年股价增长十四倍。不过，若以昨天收市价二十元七角五仙计算，已较高位缩水六成一，不过仍较认购价增长近五倍。根据国寿二○○三年的招股资料，李兆基透过私人基金认购二亿美元（十五亿六千万港元）股份，成为基础投资者，设一年禁售期。以当时每股三元五角九仙定价计算，李兆基实购入约四亿三千万股。假设日前减持的股份全部来自其初次认购，则「四叔」账面赚五亿元。「四叔」一向对国寿称赞有加，一直强调作长线投资用途。不过集团同期的业绩并未跟上股价升幅，去年纯利三百八十九亿元人民币，只较二○○三年增长近六倍，而今年首三季业绩更按年下跌四成七。不过，新鸿基金融策略师彭伟新指出，李兆基虽然减持，但不代表其对后市看淡。反而透过是次减持行动，李兆基赚五亿元，以今时今日的市况来说，算是不错了。另一边厢，联交所数据又显示，李兆基在同一日在场外以平均每基金单位一元九角增持一千四百二十六万个阳光房托基金单位，涉资二千七百一十三万元，持基金单位比重由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六，升至三十点二一。对于李兆基增持阳光房托的举动，彭伟新分析，REITS派息稳定，且阳光房托股价已经大幅回落，不排除李兆基因此增持阳光房托。市场人士指出，以持有写字楼和零售物业为主的阳光房地产基金，一直被视为分派稳定和防守性高的房托项目。房托随着近月的房托价格持续下滑，回报率亦相应提高，以昨天收市价一元一角四仙，及截至六月底的全年分派二角四仙二粗略计算，回报率超过二十厘。「四叔」多次以金木水火土「五行」论股，对「金」及「火」的前景看高一线，除了国寿外，对（3968）、（1088）及中海油（883）偏爱有加。至于「土」类股份，他多次点名推介中国海外（688）。市场人士表示，在金融海啸的压力下，股市有可能向下，不排除「四叔」再减持手上潜力有限的股票，而转持现金及防守性强的股票。李兆基私人持有的兆基财经在二○○四年十二月成立，当时市值五百亿元，随着恒指步步高升，去年市值一度跃升至二千亿元■ 2 盈拓网通作价4.2元私有化电盈 盈科拓展及中国网通联合提出私有化电盈（008）的建议，以每股现金四元二角作价，注销百分之五十二点四股份。在要支付现金代价最高约一百四十九亿元的同时，却可获派发总金额达一百七十亿元的现金股息。停牌三周的电盈今早复牌。公告指出，Starvest及Netcom BVI分别支付现金代价最高约一百四十九亿一千万元，其中约一百一十亿七千万元由Starvest支付，约三十八亿四千万元由Netcom BVI支付。若私有化通过，盈拓及除外股东会持有三分二股权，网通将持有三分一股权。有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若计入到电盈停牌期间的跌市，再反映出的「股价」只相当于二元四角，故溢价的实际「参考指标」有七成三，而建议会为电盈股东在目前市况下，提供多一个选择；再者私有化若获通过，新公司负债亦会很高。倘若以停牌前（十月十三日）收市价二元七角五仙相比，四元二角的私有化提价，有五成三溢价。盈拓发言人昨晚形容，私有化建议是「认真及合理的要约；在困难的市场环境下，相信电盈股东会重视此次套取现金的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电盈会向协议安排后股东，即包括Starvest、Netcom BVI（及／或中国网通）派发总金额介乎一百六十九亿六千万至一百七十五亿七千万元的现金股息。此外，电盈并会押后派付其中不多于四十二亿九千万元。换言之，上述的派息安排会大大减轻了私有化而造成的资金压力。据了解，有关做法主要是运用了因重组而成立的新公司ＨＫＴ，其在早前取得的三十亿美元的借款，以为私有化提供融资。根据协议，盈拓及网通（及两者全资附属公司Starvest及Netcom BVI），同意按百分之七十四点三对百分之二十五点七的比例，向Starvest及Netcom BVI（及／或网通）发新股。Netcom BVI经批准后可向网通转让其持有全部或部分电盈股份。一名消息人士称，电盈主席兼大股东李泽楷在拟定私有化协议时，并没有任何额外安排可给予网通，以补偿对方当年以每股五元九角九仙入股电盈的「投资损失」，因要对其他股东一视同仁，加上双方现已「同一阵线」，不存在有任何协议。若私有化通过，电盈的上市地位将被撤销，其美国预托股份（ＡＤＲ）亦将被注销，ＡＤＲ股东可收取四元二角等值的美元。而所有条件必须在明年四月二十三日或前达成或豁免■ 3澳落重药再减息0.75 厘 (星岛日报报道)澳洲昨日宣布减息四分三厘，下调基准利率至五厘二五，减幅较市场预期大，令英国和欧洲周四面对的大幅减息压力更大。另一方面，卢森堡财长容克周一主持欧罗区财长的会议后表示，该区不会有连手刺激经济的计划。　　澳洲央行行长斯蒂文斯继上月大手减息一厘后，昨日宣布再减息四分三厘息，下调隔夜现金目标利率至五厘二五的三年半新低水平的消息，令市前绝大部分预期减幅仅半厘的分析师大感意外。斯蒂文斯在同日声明中表示，衡量国际和本土发展情况后，央行委员会决定再次大幅度减息。　　连同这次减息在内，澳洲九月初以来的减息幅度达两厘，据国库部长斯文估计，央行两个多月内三度减息，将为三十万澳元楼按的业主每月平均减轻四百澳元（二千一百四十八港元）的供款负担。　　该国近期的楼价下滑、零售放缓，加上上月当地股市的所有普通股指数录得二十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成四跌幅，促使斯蒂文斯展开上一次在一九九一年衰退以来最积极的减息周期，过去一周，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南韩都已经先后减息。　　斯蒂文斯昨日在堪培拉表示，希望银行尽快全面反映这次减息的幅度。然而，该国最大的按揭信贷银行澳洲联邦银行称，将会下调可调息率按揭贷款五十八点子，较央行的减幅小十七点子。　　澳洲央行预期，该国通胀会在第四季见顶，然后慢慢放缓，到一○年可望回落至百分之二至三的水平。而该国今年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幅为逾三年最慢的百分之零点三，消费者也出现十六年来首见的削减开支。　　该国楼价第三季录得百分之一点三跌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最大的跌幅，招聘广告见连续六个月下滑，零售销售在九月份更曾出现三年最大的跌幅，种种?象均反映该国经济，受到特别是美国带头的外围增长转弱拖累而走下坡。　　经济师预期，欧洲央行明年四月前会把目前处于三厘七五水平的息口，下调至二厘半，即减息一厘二五，并估计该行明天（周四）议息后减息幅度为半厘。同日议息的英国央行预期也会减息半厘，即下调息口至四厘水平。
4 中央经济会 聚焦拉动内需 最快月底开 为明年宏调定音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本月中G20金融峰会后，月底至下月初召开，为明年宏观调控定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针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重点讨论拉动内地需求，以及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相关的议题，亦涉及部分财金部委人事新工作安排。消息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在国家主席胡锦涛本月中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后，11月底或者12月初召开。据悉，中央对目前内地经济情况评估为：总的形势是好的，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政策 料稳健转向积极会议议程将聚焦如何因应金融海啸的严峻挑战、国际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是会议议程的讨论重点，包括未来可能出台一系列加大投资，启动内需的调控政策，甚至未来财政政策可能会由之前的「稳健」向「积极」调整。据了解，中央特别关注国际经济形势急剧变化，金融危机加剧并向实体经济扩散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方面，本次会议将强调继续落实近期陆续出台的惠农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保持进出口增长、楼市新政策等。与此同时，中央亦要求有关部门继续跟踪分析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内地经济新问题，提前研究各种预案。亦涉财金部委人事新安排同时，金融问题依然是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有关人士称，近期楼市波动的潜在金融风险，企业发债等债市领域的金融创新，都将是会议上讨论的议题。在金融监管方面，尤其可能出现较大动作，如研究设立新的监管机构等。本次会议还会研究中央财金部门人事新工作安排，部分官员职务或许出现调整。A股跌0.76% 死守1700点另外，预计会议也会关注当前跌跌不休的证券市场。内地股市昨日上演1700点保卫战，上证指数一度下跌超过2%，低见1678点，收市则报1706点，下跌0.76%，再创近26个月以来的收市新低。市场继续担心融资融券将会延期推出，券商股随即遭到抛售，在今明两个月有大批大小非解禁的（沪：600837），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跌停。 5 渣打主席：毋须过分监管银行体系 渣打（2888）主席戴维思【图】昨天表示，近日金融风暴与过往不同，由美国次按危机触发，通过银行体系影响全球。金融风暴过后，银行业应该成立新的营运框架（framework），除资金流动性外亦要顾及资本额，但提醒毋须过分监管。他指出，近月的金融危机可谓「前所未见」。过去数月市场极为波动及极不明朗，对全球经济及金融业都是个「非常时期」，更无人能预测到各国政府会出手救市，甚至把银行国有化。他又形容，金融市场已过了「风眼」，但全球经济增长肯定会放慢。货币市场仍有波动，影响内地以至全世界的需求。金融海啸对经济影响将逐步浮现，故各国央行日后很可能会继续减息，以刺激消费活动及经济增长。戴维思解释，最近Ｇ２０会议同意在全球建立新的银行系统，在全球化下，银行的经营模式料有大改变；不单止根据「巴塞尔资本协议II」集中看流动性，并重新审视资本额。但他相信，业界已汲取教训，毋须作出过多监管，以免妨碍发展。他又相信，不会再出现类似一九九七亚洲金融风暴的情况，大部分区内国家已汲取过一次教训，目前储备充裕。而中国及印度两国经济将持续增长，虽然速度多少会减慢，但幅度仍高于其它国家，对全球经济稳定的贡献将十分重要。在经历过金融海啸后，他估计国际大型银行数目将减少，部分更因收缩业务而撤出亚洲市场，将为资金充足的渣打提供增长机会。不过，集团仍以业务自然增长为主，审慎而不会急于并购，并维持在中东的优势，又以亚、非巿场作为发展重点。戴维思重申，渣打的资本水平相当充裕，资金流动性十分高，管理层亦为此感到满意，并无融资需要。他又对集团有业务在当地的南韩前景充满信心，因当地有很大潜力，亦是全球重要经济体系之一，但像其它地方一样需要面对挑战。他表示，面对出口往美国的需求下降，在广东的中小企正处于非常困难的经营时期，但透露对渣打的业务则未见有实质影响。而集团旗下在中、台两岸的贷款组合，质素亦未见有恶化迹象■ 6碧桂园执董 历史低价再减持 【明报专讯】曾为四叔爱股的碧桂园(2007)，股价继续创新低，上周五更曾见过1.1元的「终极低位」；与此同时，碧桂园的董事就仍然「愈跌愈沽」。据港交所数据显示，身为碧桂园第二大股东兼执行董事的杨贰珠(杨国强的同乡)，于10月29日在场外以公司的历史低价1.1元，沽售了3.1亿股，套现3.4亿元。这是杨贰珠在10月份内第3度大手减持公司股份。每股1.1元 套现3.4亿由于多次被股东抛售，碧桂园近期沽压仍然沉重，昨日就逆市下跌2.2%，收报1.31元。为碧桂园创办人之一的杨贰珠，在是次减持后，持股比例由7.84%大幅降至5.94%。事实上，杨贰珠早在今年4月，就开始减持碧桂园股份，当时她曾以每股6元沽出碧桂园5000万股，套现3亿元。其后于10月2日及17日，又再先后沽售了1亿及2亿股，合共套现5.4亿元。杨贰珠一共4次减持，累积「抽水」金额已高达11.8亿元。另一执董苏汝波，亦曾在10月中旬3次大手沽货，涉及股份数目约1亿股，套现1.88亿元，是除杨贰珠外另一名大手减持的主要股东。以往杨贰珠在场外减持，大股东杨惠妍曾两度出手接货，不过今次此情?却未有出现。杨惠妍提走高盛托管股份另外，港交所中央结算系统数据显示，在高盛证券户口名下的碧桂园股份，大幅减少94.7亿元，数目与大股东杨惠妍持股量相若，相信是杨惠妍已提取存放在高盛的股份。早前，杨惠妍表示，会提走该等股份自行托管。 7 中石油母公司遭荷兰合作银行要求提前还贷 【明报专讯】《国际金融评论》(International Financing Review)日前报道，中石油(0857)母公司，中石油集团，遭到总部位于荷兰的Rabobank要求提前归还一笔10.1亿美元(约78.8亿港元)的贷款，原因是中石油集团未能准时提交财务报告。报道指，其它参与此项贷款的银行中，要有三分之二同意，才能要求中石油集团提前还款。彭博引则述三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指，其它参与此项贷款的银行多数不会同意，因此Rabobank的建议较难获得通过。报道指，其它银行相信中石油集团并没有财务困难，而中石油集团亦帮过不少外资银行在内地扩展业务，所以并不打算要求提前还款。Rabobank于荷兰的一位信息官Rene Loman响应查询时表示，并不知悉有关情?，又指一般不会披露、亦不评论个别客户的情?。 8 避险情绪纾缓 美元跌幅9年最大美股录24年最大投票日升幅 【明报专讯】美国大选投票日，市场憧憬新任总统有能力带领美国重振经济，道指早段上升逾300点，为美国24年以来升幅最大的大选日。市场避险情绪继续纾缓，反映美元兑6种货币走势的美汇指数下跌逾2%至84水平。美元兑欧元大跌逾2.7%，跌幅为1999年欧元面世以来最多。欧元及英镑兑日圆也升逾4％及2.6%。投资者都密切等待美大选结果，Subodh Kumar & Associates首席策略师Subodh Kumar说﹕「美国大选或会纾缓市场压力，而非增加不确定性。一旦大选有结果，美国未来4年政治光谱将十分清晰。」受惠于海外业务增长强劲，全球第二大信用卡公司万事达盈利优于市场预期，股价大升12％，带动大市上升。《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正考虑从7000亿美元救市基金中斥资更多用于收购为较广泛经济领域提供融资的公司，有传即将受惠的通用电气及CIT Group股价上升。汽车业遇25年最大危机但美国10月份汽车销售大幅减少三成，9月工厂订单大跌，显示新总统振兴经济之路困难重重。作为美国支柱产业的汽车业正面对25年来最大危机。根据美国汽车业市场研究公司Autodata Corp.公布的最新数据，10月份美国汽车销售由123万架急跌至83.8万架，为1991年1月以来最少。经季节性调整后每年销售率则为1060万架，为1983年2月以来最少。通用、福特和佳士拿10月汽车销售量分别急跌45％、30％及35％。美国汽车业直接雇用工人逾35万人，但在过去两周内已裁员1万人，美国6个州的州长上月更联署要求华府向汽车业提供贷款。澳央行减息3/4厘超预期穆迪昨日发表报告指，美国已有30个州份陷入衰退，濒临衰退的州份有19个。美国9月份工厂订单大跌2.5%，运输业以外的制造业订单更是出现历史最大跌幅。这些数据均为美国经济响起警号。澳洲央行昨日大幅减息3/4厘，减幅较市场预期的半厘为多。专家指，全球经济前景恶化，澳洲衰退风险大增，央行仍有减息空间。澳元昨日早段一度急跌2.5%，其后在美元走弱下倒升3％，走势极为波动。澳洲楼市急剧降温、零售数据奇差，加上股市大跌等因素，都令澳洲央行不得不大幅减息，以减少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拆息市场昨日大幅回落，1个月伦敦银行同业拆息(Libor)昨日下跌18个基点至2.18厘，为2004年11月以来新低，连续第17日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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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方便哦！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全文阅读 作者：吴思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全文阅读 作者：吴思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由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全文阅读页面。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 作者：吴思自序：识破真身(1)“血酬”和“命价”这两个词，来自本书两篇文章的题目。这两篇文章排在前边，却是最后写出来的。文章谈到了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描绘了一些凭借暴力建立的规矩，提到了计算血价和命价——钱与命的兑换率——的基本思路。　　在中国历史上，大量资源和财富是依据杀戮和破坏能力分配的，破坏力直接打造了社会结构，直接决定着各个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边界。明确意识到暴力的这种作用之后，我感觉眼光一亮，过去写的许多文章似乎也可以用这条线索串起来。许多局面的形成，许多行为主体和社会集团的存在，许多生存策略和对策，都体现着这种作用。　　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我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合法伤害权”如何造就了潜规则。在后来的阅读和写作中，我不自觉地继续追寻这种低成本损害能力的踪迹。自觉是忽然降临的。乱世史料看多了，我意识到一种资源分配格局的普遍存在——“破坏要素”参与资源分配的格局。我把“破坏力”提到了与“生产力”对应的高度，试图解释这种格局。我以为，这是经过重重伪装，尚未被充分意识到，还没有得到透彻解释的历史“暗局”。本书粗浅描绘了几笔，涉及到暗局中的几种定式常形，寥寥几位隐身者，未曾宣扬的三四种手段，由此形成的语言和社会意识等等，本书的正编目录就是按照这四类内容编排的。　　一、常形定式，即各方博弈形成的阶段性结果和局面，包括五篇文章：　　1、命价探寻，2、血酬，3、刘瑾潜流，4、出售英雄，5、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二、隐身者，或未被注意的社会集团和行为主体，包括四篇文章：　　1、白员，2、县官的隐身份，3、硬伙生意，4、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三、暗自流行的策略，四篇：　　1、灰牢考略，2、庶民用暗器，3、性贿赂是个好办法，4、在德不在险。　　四、语言和社会意识，三篇：　　1、说官话的利害计算，2、真实的难题和梦幻的解，3、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由于自觉性来得晚，“暗局”的比喻也来得晚，如此分类可谓“打哪儿指哪儿”，不无牵强之处，聊胜于胡堆乱放而已。　　在现实生活中，上述因素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主体互动必定采取某种策略，某些策略又为某种社会集团专用，各种社会主体互动也必定形成一些常见局面。我在这里强作分别，一是因为不同文章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二是为了分析和表达的方便。　　所有这些文章，不过描绘了全豹身上的斑斑点点。我对中国历史全貌满心好奇，按捺不住地做出各种想象和猜测，两年前还根据管窥到的斑点拼凑出一幅草图：《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这幅草图是个人的临时性工作假说，随着对破坏力的进一步了解，我渐渐看出了其中的缺点和不足，若干年后，这张草图应该绘制得更精确，更少猜想成分。但我舍不得丢掉全局性视野，姑且把草图附在书后，权充后记。　　另有几篇文章，读来还有些意思，也一并收入，是为杂编。　　关于本书的要紧话已经说完。下边再说些虚的。　　禅宗和尚说，觉悟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过多年努力，我好像进入了半生不熟的阶段，看什么不是什么。　　打个比方说，在钦定的社会权利图上，县官占地一亩，平民占地一分，奴婢占地一厘。也可以倒过来说，占一亩地的就是县官，占一分的则是平民，占一厘的就是奴婢，等等。山是山，水是水，历历分明。　　然而，县官悄悄扩张自己的权利边界，将平民的实际权利压缩到了两三厘，父母官和子民的关系也逐步转向主奴关系。这时的父母官便不再是父母，子民也不再是子民。那么，实际成色不过二三成的子民应该叫什么呢？叫子民还是叫奴婢？在纯度渐变的系列上，哪里是性质突变的临界点呢？这类问题经常让我犯难。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自序：识破真身(2)我们知道，人的能力和意志存在巨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能力和决心也在不断变化。刁狠的县官可能把某些平民的权利空间压缩到一厘之下，尚不及法定的奴婢；而狡猾的奴婢又可能将实际权利扩张到一两亩地，超过寻常的县官。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就描述了给宰相看门的家奴的实际身份。　　如果考虑到行为主体不仅是一些个体，还包括了家族、团体、党派、阶级之类的社会集团，实际情形就更加复杂多样，而且“横看成岭竖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错综多变的真实地貌已然如此复杂，观察角度和观察距离的又增添了一重变化。于是，小山头可能高过钦定地图上的三山五岳，一条暗沟的流量也许超过钦定地图上的大江大河。放眼望去，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那么，请恕我不顾逻辑地强问一句：不是山的那座山，到底是什么山？不是水的那道水，又该叫什么水？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出确切的命名呢？　　据说，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对白色有详细区分。我们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却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可以用丰富的词汇描述我们视若无睹的差异，譬如阳光之下的白和背阴处的白。他们之所以能看见我们视若无睹的东西，因为他们有相应的语言和命名。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所以有那些语言和命名，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　　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现代西方思想大举涌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命名系统，在开辟新视野的同时，也难免留下新的盲区。对于上述凝聚了巨量人类智慧的命名体系，我们不能不尊重，不能不学习，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懒，靠在前人身上吃现成饭。　　近一两年，母语中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命名，多次给予我巨大的启发，在先民智慧的引导和帮助下，我借用或改造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有时还杜撰一些词汇，称呼那些未经正式命名的东西。祖国语言是一座宝库。先行者要在雪中行走觅食，不得不去细看，不能不去强说，不得不努力理解那些事物之间的关系。看、说和理解的成果，积淀为母语的词汇和叙事，其中凝结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我希望，浸透这种智慧之后，我会像实践者一样明了事物的真相，达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成熟境界。　　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国家，正在努力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和脚下的地质构造，我们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猜测和描绘这些构造。我们被迫回顾历史，探询当前问题的来龙去脉。在回顾和理解的努力之中，一个更加吻合大型文明悠久经验的概念体系将渐渐浮现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我一直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个自我理解和自我描述的观念体系准备钢筋和砖瓦。　　吴思　　日&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1)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这条定律，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　　现象之一：土匪种地　　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农历七月初五，南、赣巡抚王阳明向皇帝上疏，报告江西剿匪的战果，疏中提到了山贼的日常生活。　　王阳明说，各贼探知官府练兵，准备进剿的消息后，“将家属妇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处，其精壮贼徒，昼则下山耕作，夜则各遁山寨。”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始而惊讶，继而奇怪：土匪也种地？土匪为什么要种地？我想象出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专业土匪，一端是专业农民，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生产与抢劫的组合：以抢劫为生的土匪渐渐变成以耕种为生的农民。那么，决定这种比例关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现象之二：土匪保民　　1922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河南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土匪的见闻：　　“还在商酒务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而在这里，在土匪地盘里，匪首们是很注重自己名声的。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取了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见，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　　伦丁牧师本来对土匪的印象还不错，但是：　　“我们刚出土匪区，对他们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坏了。他们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远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毁，烟与火是土匪所到之处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随着土匪队伍的移动，遭难的地区实际上扩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处是浓烟、烈火、灰烬和废墟。”　　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最大化追求　　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明）顾山贞在《客滇述》中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为官军所败，从四川仪陇奔回陕西，一部分人留在山里继续当土匪。这些土匪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播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以为人不耕种，则无从而掠也。”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土匪之所以不打扰农民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抢。　　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依据血酬定律做出五个方向的推想。　　匪变官　　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nbsp&nbsp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2)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 中写道：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我不清楚当时当地的物价水平，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这笔钱的性质颇难确定。从来源看，这是对抢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　　当然，本地狼驱赶外地狼，保护自己的地盘和羊群，并不意味着他们变成了羊群雇佣的狗。但是，狼与狗确实是近亲，往往不易分辩。　　譬如李自成。最初，李自成在“流寇主义”时期，一路烧杀抢掠。《明史纪事本末》说：“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后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李自成“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侈然意味天下莫与争，”觉得自己可能得天下了，便把江山看作自己的地盘。于是行为大变。“城下，贼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李自成到底是流贼头目呢，还是仁义之师的领袖呢？这个问题不好答。事实上，李自成一直是暴力集团的好领导。作为暴力集团头子，李自成始终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流贼烧杀抢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进城后秋毫无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长期法酬的最大化。　　官变匪　　第二推想与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召开整军会议，确立了各派系军队“就防划饷”的防区制。用大军阀刘文辉的说法：“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十六年，大多为此。”　　刘文辉用了“独立王国”一词。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程度比不上独立王国，也比不上诸侯领地，倒有些像黑帮地盘。&nbsp&nbsp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3)刘文辉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　　军阀陈光藻说：“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民国24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　　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到防区制末期，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　　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匪变民　　依据血酬定律，再引入生产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　　在王阳明笔下，江西土匪从事耕作的背景有两条。一条是官府创立了保甲制度，各村镇的防范越来越严，同时官府开始练兵，准备剿匪，抢劫的风险增大了。另一条是土匪数量在两三年内增长十倍，从三千多人发展到数万人，民众贫苦逃亡。狼多、羊瘦、羊少，抢劫收益势必下降。这两项背景意味着：土匪流血多了，收入少了。血酬降低了。　　著名作家姚雪垠生活在土匪横行的地点和时代，又有被土匪绑票的亲身经历，他如此描写土匪造就的环境：“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1928年到1933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然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　　试想，这几十里土匪控制区中荒草遍地，土匪如何生活？倘若出境抢劫很危险，倒不如以打猎为生。这样一来，土匪就开始向劳动人民转化了。　　据民国版的四川《温江县志》记载：由于张献忠的屠杀，温江县境内“人类几灭，劫灰之余，仅存者范氏、陈氏、卫氏、蒋氏、鄢氏、胡氏数姓而已。顺治十六年（1659）清查户口，尚仅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食货篇：“简州赋役，……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14户。”　　温江和简阳都是成都附近的好地方，资源潜力足以供养数十万人口。如此大片地区“概成旷野”，“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全县只剩下一二十户人家，做什么营生好呢？此时，绑票或抢劫的搜寻成本很高，人质赎买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很低。在羊少羊瘦的环境中，与其当找不到肉吃的狼，不如转而当吃草的羊。　　不过，土匪种地未必等于当农民。王阳明笔下的土匪自己结寨种地，同时也掳人种地，把他们当奴隶或农奴用。蒙元统治集团和满清八旗集团早期也做过类似的事，他们用掳来的人口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奴隶和农奴制度。　　乱世的农业生产者可能有多种形态，譬如军屯，庄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态则有坞堡、山寨和土围子，欧洲则有城堡和领主——都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围绕着一个暴力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暴力集团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对农业生产者的存在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土匪要转化为标准的中国农户，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户，都要以帝国秩序的恢复为条件，即以皇帝为首的军政组织成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nbsp&nbsp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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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书来书包网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4)王阳明剿匪成功，恢复了帝国秩序，加大了当土匪的风险，提高了当农民的收益。于是，许多山贼下山投诚，转化为农民，王阳明称之为“新民”。　　民变匪　　第四推想与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　　朱德回忆说，（1921年前后）几乎全中国每一省都处在军阀部队的铁蹄下，农民的收成被践踏得一干二净，成了一望无垠的黄土沙漠。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为了混一碗饭吃，成千上万地当兵去了。　　如果部队溃败了，或者将士兵遣散了，这些士兵就沦为无业游民。从民国档案中可以看到，数以千计被处决的土匪中，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无业游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农民。其中，无业游民的比例在70%以上。　　这种排序，恰好是生产性收益递减的次序：农民有地种，只要不闹天灾人祸，就可能有一些生产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绝收，只好“以身为业”，去干苦力或者当兵，干苦力挣的工钱还算生产收益，当兵已经被看作“卖命”。如果再失业了，生产性收益彻底断绝，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无业游民一无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有抢劫能力者便沦为土匪。　　在选择排序上，当兵优于当土匪，因为当土匪的前途不如当兵，收入的稳定程度也不如当兵，死亡风险却极高。我根据关东土匪的下落估算过当土匪的风险，“职业死亡率”超过38% 。　　变法改制：从奴隶主到公仆？　　第五推想是对第一推想的延伸。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降低保护程度的变法就不多说了，历朝历代推出恶法横征暴敛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级官僚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潜规则替换正式规则，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这里着重考虑更加重大的制度变迁，看看变法改制的终点能推至多远。　　据《清世祖实录》（清世祖即顺治皇帝，年在位）卷九十记载：“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同书卷二十说，入关以后，“俘获人口，照例赏给登城被伤之人。”　　“血战所得”之类的措辞表明，当事人确实有以奴婢为血酬的观念。正如前边提到的那样，满族统治集团最初就像土匪一样掠人为奴。稍后，他们又像强盗一样，以圈地的方式掠夺了15万至22万顷土地，分给八旗将士，让奴仆为他们耕种。 主子对奴仆可以任意拷打虐待。这种制度安排对主子来说很痛快，操作起来既简单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办理。　　问题在于，奴仆可以偷懒，可以装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还可能逃亡。顺治三年（1646年），“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1649年，奴仆“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1654年，“一年间，逃人几及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从血酬的角度说，大规模逃亡意味着“无以慰其主而劝有功，” 制度设计的酬报和激励功能丧失了。不仅如此，圈来的土地大量抛荒，“历年并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纷纷当了土匪，这种结果未免让人生出鸡飞蛋打的感觉。　　满清统治者的初步反应是双重的，有退让，也有进攻。　　先说退让。顺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顺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击复辟的圈地行径：“比年以来，复将民间田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　　再说进攻。顺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边远。”&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5)这些法规初看很奇怪。奴仆逃亡，换来的不过是一百鞭子并归还本主，而隐匿者却要被处死，还要没收家产。被株连的邻居和村干部们也要挨一百鞭子，还要流徙边疆。对逃亡者的惩罚，远不如对被牵连者严厉。这种法规背后的计算是：奴仆像牛马一样是贵族立法者的财产，牛马好不容易找回来了，总不能杀掉，那等于处罚财产的主人。而隐匿者却是外人，无论处罚多么凶狠，立法者也不会疼。　　对奴隶主来说，这确实是精明的计算。对天子皇帝来说，这却是狭隘近视的计算。　　在满清厉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类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军攻占河南，“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于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这种处罚窝主的方式似乎比满清还凶狠，达到了“灭其家”的程度。这时，耶律楚材（，官至元朝宰相）为皇帝另外算了一笔账，他说，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里去？何必因为一个俘囚，牵连处死几十人上百人呢？　　当时，耶律楚材刚刚在中原建立赋税体系，多一个百姓便可以多收相当于十几元人民币的税，蒙元大军的军需就要依靠这些赋税。为了那些二三流贵族的一点利益，破坏皇上的一片税基，这种法律究竟对谁有利？　　于是，“帝悟，命除其禁。”　　几经周折之后，满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窝主免死，处罚减轻。同时又从根本上修改奴婢或农奴制度，规定不得虐待奴婢，殴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后来，租佃制渐渐取代了农奴制，逃人的问题自然也随之消失。　　我猜，两千多年前井田制被“初税亩”替代，大量服劳役的农奴成了纳税的自耕农，这种大包干式的制度变迁，便可以解释为统治集团对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样，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业，放松官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容许民间工业发展等一系列的新政策。　　杀人和害人本身毕竟不是目的，要获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创造条件让牛羊长大，调动它们长肉和繁殖的积极性。根据血酬定律，同样是劫掠，对象价值一万元，或者价值一亿元，血酬的价值可以相差一万倍。那么，创造条件让对象发财，让他们拥有几十亿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强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做法更令人大开眼界。何思源在《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中说，韩复榘野心不大，他感到保存山东地盘，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蒋介石釜底抽薪，拉拢韩的部下从内部瓦解他，又怕蒋介石布下圈套，使韩落入陷阱。　　何思源说，韩复榘怕自己军政内部日趋腐化，自己垮台。他常常说要改革，不然就会垮台。韩复榘请梁漱溟到山东办乡村建设，他说：“我不会改革，请梁来替我们改革吧！”韩复榘邀青年党来山东，最后又想和共产党合作，都是从需要改革的心出发的。　　由此看来，为了收入的长期最大化，暴力集团的首领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败。如此继续走下去，暴力集团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从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仆人呢？　　我不清楚台湾的经验应该如何归类。在欧洲历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重金购买自治权的故事，统治集团出售“自治特许证”相当于长期血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权力也可以算作有偿改革。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流血的主仆互换虽然并不罕见，但是，变成主人的却从来不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农民是一盘散沙，一粒一粒，互无关联。那时候既无人大，又无农会，数千万互无关联的沙粒如何变成主人呢？变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农民——人民呢？　　日　　《南赣擒斩功次疏》，《王阳明全集》，上，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　　（美）安东·伦丁：《在土匪魔爪中，也在上帝手中》，《洋票与绑匪》第583页&nbsp&nbsp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6)《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陈光藻：《四川军阀最后的一场混战》，《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26页　　姚雪垠：《长夜》，前言　　《温江县志》，卷三，民政，户口。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10页　　罗海钢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对这段叙述很有启发。他问：帝国的农民是如何形成的？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54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一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　　见陆军部档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46-48页　　参见拙作：《探寻命价》　　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205页。以下叙述均参见该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四节　　戴逸《简明清史》第202页　　张宸：《平圃杂记》，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7页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1页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刑一，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7页　　《元史·耶律楚材列传》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208页&nbsp&nbsp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探寻命价(1)命价问题　　咸丰九年（1859年）旧历九月十八日上午，咸丰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作者还给出了准确价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银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狠，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纪、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42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市价，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只能兑换21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 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来自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 。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nbsp&nbsp探寻命价(2)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十六法》规定，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上中：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政府宗本、寺庙的堪布等（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中级官员、僧侣［扎仓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仆从的政府仲科等官员（命价二百两 ）］　　中等　　中上：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属仲科的骑士、寺院扎仓的执事、掌堂师等（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　　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绳一根，《十六法》规定，下下等命价为十两。）　　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还规定了“血价”——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伤人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从上述数字看来，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与明朝相比偏高，与清朝相比偏低，总体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无价”的字样。我们知道，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不过，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万多磅，白银万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么？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一万二千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一千二百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够他们赎八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二十两银子，也要一万二千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50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430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430万，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　　买命计算之一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 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nbsp&nbsp书包网 探寻命价(3)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制，匪首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评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绑架未婚少女的案子上，如果这年轻妇女要求天黑之前回去，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当天赎回。如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根据被架者家庭的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之不同而有所变化。据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陆军部档9）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时报也载，1917年，“濮县盐商姜振卿，因事赴聊，半途为匪架去，声称赎资六万元。”（时报日）　　同年，山东土匪毛思忠攻陷曹县，架走绅民杨希儒等三家六人，各家属邀公民李翔臣为六人之代表，赴毛思忠处求情。毛思忠云：“汝来义气可钦，看汝之面，减去一万元。回籍后速备军费二万元送来，即放六人去也。”（时报，日）。　　山东土匪的抢架勒赎，后来发展为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票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可缴者用鸡子一百个亦可赎票。（时报日）。　　河南土匪架票勒赎的情况，与山东土匪相似，“从前只拉富户，今则不论贫富，逢人便拉”（同上）。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时报日）　　1927年，洛阳城曾多次发生土匪绑架小商菜贩城市贫民的案件。某日，“城中郭某，使子出城，负粮一斗，归至关盐店地方，遇匪四人，欲架子去。郭子言：我家贫，架去亦不值钱，若要肩上麦，可以相赠。匪不听，必强之去，时方午，郭子呼救，匪情急，乃乱刀将郭子砍死。（同上）　　绑票术语，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吊羊、接财神、请猪头、养鹅生蛋、票、肉票、架票、绑票、新票、彩票（富人）、当票（穷人）、土票（农民）、花票（女人）、水头（票价）、压水（说票者）、叫票（讲票价）、领票（赎回肉票）、看票（看守人质）、票房（拘留肉票之处）、票房头（管票房的头目）、叶子（肉票）、叶子官（看管肉票的头目）、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撕票（杀人质）。　　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种交易。　　首先，所谓买命，譬如买儿童人质的命，意味着儿童的性命在土匪手里，儿童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土匪掌握了人质的性命，却不在乎人质的生死，只关心钱。人质的亲属关心孩子的生死，不那么在乎钱。即使不算亲情只算钱，养育儿童的花费，儿童未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一笔可观的大数，而对土匪来说，这个数字无非是绑架、看守和喂养人质的那些花费，感情更是扯不上。对同一条性命的估价如此不同，这就是交易的基础。　　其次，票价差异巨大，因为肉票的价值确实不同——赎命者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不同。这一点无须解释。不过这个道理隐含着一个逻辑推论：当平民百姓普遍贫穷时，绑票也会逐渐无利可图，我们看到，票价在十年间下降了数十倍。这时候当土匪的风险依然，收入却未必足以糊口了，土匪也就不能再当，大乱便可能转向大治。真所谓物极必反。另一个推论是：所谓“吃大户”，“劫富济贫”，号称也是一种道德，其实在经济上这是合算的买卖。后来竞争激烈，生意不好做了，就要吃到小户头上。势之所至，不得不然，非把经济选择说成道德选择，未免有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之嫌。　　再次，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叫票（讲票价），这些都属于定价程序，是绑票者确定赎票者的支付能力的过程。这方面出现误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最后还要注意，掏钱赎票者并不是人质本人，而是他的亲属、代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人质的性命的估价，对人质生死与自身利害关系的预测，直接决定着掏不掏钱，掏多少钱。这道弯子可以绕出无数离奇故事。&nbsp&nbsp探寻命价(4)美国记者阿列霍·利利乌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多次与中国海盗出航，亲眼看着海盗绑票勒赎。在《我与中国海匪同航》 一文中，作者写道：　　海盗说，一般一条性命值几百元。有时有些亲属不在乎人质的安危，还希望海匪杀掉他算了，这样亲属们还能早日继承遗产呢。但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作者转述的一个“狗人”故事，算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　　在重庆附近是一个村庄中，住着一个非常富有的商人，名叫高良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富足的中国人迟早都会列入被绑架者的名册之中，所以他们总要另外准备一些钱作为被绑后的赎金之用。土匪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后来高良泰最终落入了土匪之手。这位商人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担虑，只是马上派出一名土匪送一封信给他的弟弟，要他把土匪提出的赎金带来。他认为这件事定会毫不迟疑地得到解决。　　但情况恰恰相反。他的弟弟说他很有兴趣看到高良泰仍被监禁着，这样他就可以分享这位不幸者的所有财产了。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土匪，要求他们把他的哥哥当作一名囚犯，并许诺每月付给他们一定的看管费用。这样，高良泰被土匪装入了一只仅能容下他身子的竹笼内。　　整整十四年中，这个不幸的商人一直呆在这个竹笼之中。在此期间他的身体都快变形了。丑陋得令人毛骨悚然。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中，他得以获得自由，然而他却再也无法站立行走了，只能像狗一样，用四肢在地上爬行。　　后来，作者果然见到了这个狗人，果然不能行走，需要人架着。他已经当了海盗头领，追踪他的迁居澳门的弟弟，寻机报复。　　我所见到的最离奇的买命故事，是一个英国人讲述的。　　1932年9月，两个英国人，医生的女儿廷可·波利和一家英国洋行的雇员，在辽河边上的牛庄被中国土匪绑票。土匪为这两张洋票开出了天价。　　下边是土匪写给人质父亲的信：　　“第一封信想必已经收到，但数天来何故迟迟不复？波利女士的赎金为70万大洋，科克伦先生为60万大洋，外加100枝步枪、3万发子弹、200盎司上等烟土、50码黑缎、100只金戒指、30只金手表、2挺重机枪、5万发子弹、4枝毛瑟枪、120把左轮手枪、120枝来福枪并配子弹。倘若一个星期内不予答复，就割下波利女士和科克伦先生的耳朵奉上。倘两个星期内不见答复，就毙了他俩。万勿以为我等心慈手软，仅危言耸听而已。不照此办理，定然说到做到。”　　信里还提到，如果日本人一周内撤出满洲，他们就无条件地交还洋票。　　价格如此巨大，就连印加国王的命价都不及此数，但土匪硬是开出来了。对此，绑匪北霸天和波利有一段对话。　　波利说：“我俩都是小人物，你怎么老是看好我们值一大笔钱，肯掏钱救我俩的只有我父亲，可是他的钱根本就不多。”　　“你们政府会掏钱的。”他肯定地说。　　“不，不会的。他们为什么要掏钱？假如你们中谁被绑架了，你们的中央政府会为了他出大把大把的钱吗？当然不会，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对政府来说，你我都算不了什么。”　　“那么让日本人掏钱，他们有责任，就该负担这笔钱。”　　“我转过脸去，不耐烦地耸耸肩。关于赎金的争论，每次谈到这里就卡住了。随你怎么解释，北霸天总认为日本人应该、能够而且愿意为我俩出钱的。”　　离奇的是，后来日本人确实掏钱了，他们出面谈判，达成了协议，日，日本人用马车拉着两个红色的大箱子，装了崭新的票子，从中国土匪手里赎回了英国人质。这就意味着，中国土匪看得比较准，比英国人质更清楚地认清了形势，算清了利害。　　据说，由于人质危机，英国海军开进了中国内河，威胁日本说，如果他们不解决此事，英国就要自己解决。这样一来，英国人质的生死就成为英国介入满洲，干预日本统治的借口。日本人不能让这个借口成立，英国的介入对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太不利了，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向土匪付了成箱子的钱。在这里，英国人质的命价，取决于日本人肯花多少钱避免英国军队介入所造成的麻烦。&nbsp&nbsp探寻命价(5)官府在赎票问题上的计算和谋略还可能更加复杂。人质亲属赎票的计算比较简单，只要考虑支付能力和自身利益就行了。官府则不然。首先，官府凭什么掏钱？人质是官员的儿子吗？其次，如果面对某种压力，譬如面对国外政府的压力，政府不得不赎票，那也要考虑让土匪得逞的负作用。赎票和退让可以解决眼前危机，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励，却给将来造成了更大的隐患。这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换算。总之，官府与亲属一般是有矛盾的。亲属赎票不必考虑外部效应，政府则不然。政府是秩序第一，亲属是亲人安全第一。　　1923年10月至12月，德国的助理教士F. Strauss先生在湘西的洪江一带被土匪绑架，土匪开价12万。传教士在《被湘匪绑架的80天》 中写道：　　迄今为止与土匪的所有谈判都失败了。土匪们坚持他们的要求——钱或生命。考虑到我的生命有危险，洪江的将军们不敢对土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为我支付一大笔赎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于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办法。　　最后，这场人质危机是拐弯解决的。当地驻军的首领张将军答应收编一股土匪，但是有一个条件：释放传教士。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面与绑架传教士的土匪谈判，用800吊铜钱从绑架者手里赎出了传教士，然后完成招安。　　这个价格似乎只比当时的土票稍高一点，不足12万开价的百分之一。之所以能够成交，是因为另有一种利害计算。这股土匪不能敲诈另外一股土匪，不给面子，就意味着将来结仇，在长期关系中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风险。通过这一系列算计，官府没有屈服让步便救出了人质，赎票者没花多少钱就得到了招安，绑匪没有白忙还捞了人情，大家都高兴，危机就这样摆平了。　　买命计算之二　　1929年5月，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颁布了《清匪奖励办法》 ：凡军警搜捕匪首一名，赏现大洋3000元。搜捕匪徒一名，赏现大洋1500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每名发抚恤金5000元，士兵发1000元。　　张学良出手阔绰，命价开得太高了。1929年12月，东北各省制订出实施细则，给土匪的命价打了三折，官兵的命价分别打了二五折和八折。奉天省规定：捕获匪首一名，赏1000元，捕匪徒一名赏500元。因剿匪而阵亡的官长，发抚恤金1200元，士兵发800元。这些经过修改的价格，与当时土匪绑票的要价比较接近，更贴近市场行情。　　这里出现了两个命价：土匪的命价和官兵的命价。土匪的命是官兵们拼命夺来的，买土匪的命，等于买官兵去拼命。为了简明，我们只讨论官兵的命。　　军阀买官兵的命，不同于亲属赎买人质的命。赎票买命，好比百姓买粮是为了自己吃。军阀买官兵的命，好比糕点厂的老板买粮是为了加工出售。在军阀的计算里，官兵的性命是一种资本品，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高于命价本身的价值。不过这种投资的风险非常大，使用不当，很可能血本无归。张家父子是打天下的人，需要考虑的因素多，账目比较复杂，不容易算清楚。本文开头提到的福建械斗就比较好算。　　皇帝听到的汇报说，小姓械斗是因为不堪大姓的欺凌。这种欺凌，很可能体现为某些争议田产的分配和占用。历史上，福建广东一带的械斗，往往为了争夺产权不明的沙田，而田地的价值是可以算清楚的。小姓为了免于欺凌而博命厮杀，意味着欺凌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大，值得雇人拼命，或者用本族的人命去换。大姓也认为，为了维护欺凌小姓的体制，即使付出人命的价钱也是合算的。譬如，死了二十人，支出命价600元，而夺到的田地价值很可能超过1000元——寥寥几块钱恐怕难以挑动众人集体拼命。　　买命争利是历史上的寻常事，在国际上也不新鲜。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九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向关东马贼开出的命价如下：&nbsp&nbsp探寻命价(6)1、凡生擒俄兵者赏银40元，抓获军官者加倍。　　2、凡击毙俄兵缴获其肩章、军帽、刀剑者赏银15元，击毙军官者加倍。　　3、凡缴获俄军良马者赏银30元。　　4、战斗中负伤者赏银50元，战死者加倍。　　5、凡勇敢善战建功者，给予破格奖赏。　　除了上述赏金之外，日本还负责向关东马贼供应武器弹药，发放军饷，承诺战后安排工作。结果，数以千计的关东马贼多次与俄军战斗，切断俄军的电话线，充当日军的向导和侦察员，甚至直接冲锋陷阵。在日俄战争中，关东马贼为日军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的这笔投资得到了丰厚回报。俄国则相反，丧师失地，血本无归。　　买命计算之三：重大历史事件　　我读到过的数目最大的人命计算，发生在1230年。《元史》列传三十三，有两处耶律楚材劝皇帝不杀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千万平民的性命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如何决定其生死，如何估量其价值。　　《元史》说，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无暇经营中原，中原一带的大多数官吏私自聚敛财富，资产多至巨万，而官府却没有储存。因此，窝阔台汗即位的第二年（1230年），近臣别迭等人建议道：“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重大建议。别迭等人把国库空虚归咎于农业，误以为汉族农民对国家财政没什么帮助，不如空出这块地方放牧。这种政策也确实在一些地方实施过。别迭建议的“悉空其人”，有人认为是大屠杀，把中原一带的汉人杀光。这类事情，成吉思汗的骑兵很擅长，但也未必用得着一刀一箭地苦干，只要空出地来，汉人流离逃亡，大规模死亡必定出现。　　耶律楚材（字晋卿，年）是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这从他名字所依据的“楚材晋用”的典故就能看出来。耶律楚材知道，农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牧业，他对皇上说：　　“陛下即将###南方，军需从哪里出？如果均平确定中原的地税、商税，征收盐、酒、铁冶、山泽之利，每年可得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帛、四十余万石粟，这些物资足以供应军需了，怎么能说‘无补’呢？”　　皇上说：“你为朕试试看。”于是，耶律楚材在燕京等十路建立了征税体系。1231年秋，皇帝到大同，十路的税收登记册和征收来的金帛都陈列于廷中，皇帝看了，笑问耶律楚材：“你一直在朕左右，人不离开就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还有如你这么能干的吗？”当天，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宰相），事无巨细，都先与他商量。　　上述白银、粮食和布帛的总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大约可以折为70万两白银 ，这笔钱救了多少中原汉人的性命呢？当时占据北方的金国人口在六千万上下 ，金国设中都路（今北京一带）等十九路，扣除人口最多的南京路（开封一带）和山东东路（今山东半岛一带），人口再折一半，比耶律楚材设置的十路少一两路，仍有两千万条性命，平均每条命每年可以贡献三分五厘银子，约等于人民币14元。皇上为什么不降旨扫空汉人？关键就在这14块钱。　　我不知道农业能比牧业多提供多少税赋，但是，即使牧业对军需和国用毫无贡献，汉人性命的价格，也不过14元/年。换个角度说，汉人以每人每年14元的赎金，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自己的性命。这个交易隐含的制度前提是：平民的性命不属于自己，生杀予夺由暴力统治集团说了算。　　两年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开封重演。在攻克汴梁（今开封）的前夕，蒙古大将速不台派人向皇帝请示报告。速不台建议：“金国人抗拒持久，我们的士兵多有死伤，城下之日，应该屠城。”速不台的建议是有根据的。按照成吉思汗时代的规定，攻城时敌方如果抵抗，就属于拒命，城破之后必须屠城报复。&nbsp&nbsp书包 网
想看书来书包网探寻命价(7)耶律楚材闻讯后，“驰入奏”，对皇帝说：“将士们辛辛苦苦数十年，想要的不就是土地和人民吗？得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土地又有什么用！”这番话说得比较虚，压不住皇上的杀心，“帝犹豫未决”。于是耶律楚材很实际地说：“能工巧匠，厚藏之家，都聚集在这里了。如果都杀了，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皇上同意了这个说法，下诏只杀姓完颜的，其余勿问。开封城内147万人因此获救。　　我还见过关于这场对话的更详细的记载，但一时想不起出处。我记得耶律楚材把开封工匠每年能够生产的弓箭和盔甲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并且与蒙元每年的军需做了对比，扎扎实实地证明了他们对国家的用处。算清了用处之后，皇上才同意饶人民一命。　　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耶律楚材先生的作用，无非是帮助皇帝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纠正了别迭的错误估计。　　卖命的计算之一　　严景耀先生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介绍了一个土匪的个案 ：　　刘某是东北的一个佃农，为了从地主那里佃租土地，他与其他佃农竞争甚烈。按照当时的规矩，佃户在第一年要预付地租，第二年才能耕种。1927年收获很差，刘某交不起租。他知道，如果不能当年年底或来年年初交满租银，他就不能再种这地了。但是他因歉收无力付租。　　收成后，刘某离开家乡，参加了土匪组织，出外抢劫。到了来春，他交了全部租金并且继续租佃。他的东家对于他付租非常高兴，因为其他佃户在那年都付不起租。　　第二年，年成又不好，刘某又照去年一样干了一番。其他佃户对于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产生疑心。最后，他们肯定他当了土匪。否则，哪里来这么多钱？刘某因为被疑为匪，一不作，二不休，就干脆参加土匪群了。他说：“我一被拖进匪群，我就被介绍给其他匪徒，我发现我的邻村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被迫为匪。”　　其实这个土匪个案并不典型。按出身行业计算，农民当土匪的比例排在第四位，但我们不妨先借此分析一下。　　直截了当地说，刘某为什么当土匪？为了保住租佃的土地。对佃户来说，土地可不是什么等闲的产业，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命根子，是“命产”。一般来说，物质资源都是“身外之物”，但是，随着资源的匮乏程度逐渐逼近甚至突破维持生存的底线，身外之物便逐渐演变为“等身之物”，成为性命所系的“命资”，可以提供“命资”的生产资料则是命产。　　在资源瓜分完毕的社会格局中，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血线之下，各种物资都获得了命资的意义，一碗饭可以延续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于一条人命。突破血线必定导致流血，要么自己失血折命，要么博命威胁他人，劫夺活命之资。　　简而言之，刘某当土匪是为了保住命产，从而获得命资，由此保住性命。　　当土匪的风险并不小。田志和、高乐才两位先生根据档案、志书、报纸等材料编制了清末民初（1931年前）的东北匪首名录 ，共开列了1638个土匪的匪号或姓名，其中，给出下落的共732人，占。我大概算了一下，假定那些下落不明的人（约55%）全部逃脱了惩罚，在有下落的732人中，因土匪生涯而死亡626人，仍然占到总数1638人的，占有下落者的。　　，这就是当土匪的死亡概率。　　土匪的基本战术近似游击战，八路军是打游击的顶尖高手。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死亡人数约为40万，抗战结束时全军总人数为120万，生死相加共160万，简单计算的死亡率为25%。关东马贼在战术素养和群众关系方面根本无法与八路军相提并论，由此估算，38%的土匪死亡率，可能与事实相差不远。&nbsp&nbsp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探寻命价(8)土匪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又如何呢？说来话长。与通常的印象和传闻不同，除了暴饮暴食的机会多一些外，匪众生活和收入的一般状况，未必能超过普通自耕农，很少有财富积累，其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又苦于自耕农。这种基本估计，与大多数土匪向往招安，愿意“吃粮当兵”的状况也是吻合的。当然，匪众的收入不能代表匪首，匪首在分红中占大股。当年梁山泊好汉分红也是如此，抢劫来的财富，留寨50%公用，其余50%再一分为二，十一位头领分一半，七八百个喽罗分另外一半，收入差距高达六七十倍 ，还不如清末民初的土匪平等。　　以38%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这条以性命博取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间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　　什么人愿意做这种死亡率将近40%的生意？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察哈尔盗匪案件执行死刑人物一览表”，1917年1月至12月，被枪决的106个盗匪出身如下：　　1、无业游民38人，2、苦力21人，3、士兵19人，4、农民8人，5、小贩5人，6、匠人4人，7、佣工和商人各3人，8、伙夫和工人各2人，9、医生1人。　　另据陆军部档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民国三年至民国十四年，山东、安徽、河南南阳、东北地区、贵州等地共处决土匪1105人，其中：1、游荡无业860人，2、当兵70人，3、佣工苦力53人，4、务农33人，5、其他78人（包括手工匠，小贩，拉车，剃头，唱戏等等）。被处决的一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来自上层阶级。　　在这两份统计中，农民都排在第四位。请设想一下，假如刘某被地主夺佃了，失去了命产，而他又没有别的本事，眼前还有什么出路呢？一是卖命当兵，二是卖力气当苦力。这恰好就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土匪出身。这两个行业虽然没有命产，却能“以身为业”，用血汗换取命资。　　再设想一步，假如刘某被军队遣散，或者被老板解雇，他却如何是好？这时候，刘某的身份就成了无业游民，即土匪的最大来源。当时的无业游民，大体是挣扎于血线之下的社会集团。在较大范围的陆军档案统计中，土匪中无业游民的比例高达78%，而且立场也最为坚定，他们是土匪团伙中的永久性骨干。　　由此看来，刘某为了保住佃权而当临时土匪，竟然有了避免沦为专业土匪的意义。奈何行事不秘，引起了佃权竞争者的怀疑，风险陡然增大，被迫转为专业。　　卖命的计算之二：制度建设　　同样是以命换钱，发展水平却有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下通知（飞叶子），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关东马贼》 介绍说，专有一种“吃票”的土匪，一般不抢劫，不绑票，依仗雄厚的武力，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山门河口等地方设立关卡，对货主、商旅的货物提成。他们常在一个地方坐等吃票，或季节性派出崽子临时设卡吃票。反抗者、逃避者、报官者命运难卜。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多得很。匪绺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栈、车站、码头、江沿等要隘地方设下暗卡，底线、坐线，经过者必须被吃。一般而言，吃票少则一成，最高三成。　　可以想象，只要能够坐吃，土匪就不会辛辛苦苦地冒险抢劫。问题在于，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查网，铲平反抗者，吃票制度才能有效建立。不过，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见血地苦干。那时，有能力抢劫却不必抢劫，甚至还要禁止抢劫。而处于低级阶段的土匪，只能靠抢劫为生，被迫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见。&nbsp&nbsp探寻命价(9)海盗的情况也是如此。（清）乾隆嘉庆年间（年），经过几代人的潜伏发展，华南海盗进入了鼎盛时期。穆黛安在《华南海盗（）》 第五章中介绍了“海盗的进账”，总共开列了四条财路。抢劫和绑票属于临时性收入，是海盗早期收入的主要来源。征收税费则可以带来稳定的高收入，是海盗鼎盛时期的主要收入方式。作者讲述了这种收费体制的创建经过：　　19世纪初，广东有22个盐场，其中大多数都位处该省最南端的州府——高州、雷州、琼州、廉州。……大部分盐都是用帆船运往各地的。大型运盐船队每年四次集中于电白，将盐运往400英里之外的广州。　　早在1796年，海盗便已开始涉足盐业。那时，小股海盗每隔一定时期就袭击一二艘盐船。后来，在西山军的旗帜下，随着其组织愈趋完善，技巧也愈趋熟练。他们已能集拢70至100艘船对整个运盐船队实施截击。到1801年时，他们更以300艘帆船组成的大型船队，明目张胆地袭击尚未离开电白港口的运盐船只。……到1805年时，他们已足以控制运盐航线。因此，当时广州盐价猛涨，尽管皇帝下令各盐船均要配置乡勇护航，但收效甚微。盐商不久便发现，直接与海盗进行谈判，向他们交纳大笔费用以换取盐船的安全航行更为方便。　　由于地方会党的帮助，海盗们成功地使得上述活动日趋完善，以致于每一艘开往广州的船只都发现，不购买保险费就难以成行。海盗收取保险费的比率是100包盐交纳50元。有时候，海盗甚至还为交纳保护费的船只护航。1805年，一支运盐船队每船向海盗交付200西班牙银圆，海盗便将其护送至广州。通过收取盐船保护费，海盗一年四季便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　　为了使这一收入来源不至枯竭，海盗毫不客气地对那些不愿听命的船只进行打击。一旦实施这种打击，其行为是十分残忍的。日，在大洲盐场，有70艘进行抵抗的官盐船被海盗焚毁，几天后，另有110艘船又被化为灰烬。同年9月13日，120艘海盗船袭击并焚毁了停在电白港的90艘船，至该年年底，不在海盗控制中的官盐船仅有4艘。随着保护费的不断缴纳和收取，海盗和盐商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最终，盐商甚至开始将粮食给养和武器弹药提供给海盗。　　海盗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了鸦片贸易……　　海盗能够向海面上的各种船只征收保护费，表明其势力达到了顶峰。无论商人、船主、舵手和渔民要把船驶往何方，都必须向海盗购买保险。他们按规定交付钱款之后（有“号税”、“港规”、“洋税”和“勒税”诸种名目），便得到海盗首领签字的路条执照。　　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购买临时的特许执照，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保护费是按年征收的。保护费很是昂贵，有些地方，商船按其货物价值交纳银钱，每个航次所交费用在50至500元洋银之间。在另一些地方，一艘远洋商船离港出海时要交400西班牙银圆，返回时要交800元。家底殷实的船主单程一次便要交几千两银子的事也并非鲜见。　　收费保险制在广东西部发展的十分完备。到1803年时，广州以西的贸易，无处不在海盗的保护之下。一年后，他们又将其势力扩张至珠江三角洲，有70艘大船在澳门附近岛屿长期驻扎，每天都有船出海拦截往东航行而未交保险费的船只。到1806年时，这一带所有船只都难以自保，很少有船胆敢未获海盗许可而自行出海。　　海盗首领对执行保护者和被保护者双方达成的协议十分严格认真，或者说，在整个海盗联盟内都很重视这一点。当海盗进行海上拦截时，被拦截者只要出示缴费证明即可放行。如果违反这一规定，海盗首领会断然下令部属对受害者进行补偿。有一次，一位海盗头目误劫了一艘受保护的渔船，大盗首不禁命令他将船归还原主，还勒令他为这一错误向船主赔偿500西班牙银圆。&nbsp&nbsp探寻命价(10)转述至此，我已经感到界限模糊了。百姓服输认帐之后，海盗与执行高税率政策的官府到底有什么区别？似乎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民众来说，无论向谁交纳税费，反正都没有选择权和退出权。如同对海盗制订的税率没有发言权一样，民众对官府的政策也没有发言权。明清两代，官府都实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其作用相当于百分之百的高税率，他们并没让老百姓投票表决。这时候，到底谁比谁好呢？我不知道。在聘请护航者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海盗的安全服务似乎比官家水师更可靠，因此，一旦有了选择空间，民间选择了海盗。　　博命集团及其制度背景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势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民国初年，严景耀先生到河南省某县作调查，县长向他诉说了这种难处。　　县长说，在两年县长任内，他对于灾荒的事件穷于应付。他说，别处的灾民跑来我县抢走粮物，老百姓就来告他们的状。可是我无能为力。因为，首先我知道那些被告并不是土匪而是灾民；第二，我没有那么多的警察和卫兵去抓这些土匪。即使我抓了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牢房收容他们。　　当我说这些老百姓（这些土匪）是捉不完时，他们就控告他们的亲属、叔舅、表兄弟等，并要我去抓他们。在过去株连亲属是合法的，但是现在的法律是不允许株连亲属的。于是老百姓就说我包庇匪类，或诬我贪赃纳贿。　　第二年，真奇怪，也是个悲剧，我们县到处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去当了土匪。到处你都可以听到强盗、绑票和暴动的新闻。我简直没有办法行使我这个县长的职能，因为这些土匪都是不能抓的，而且他们实际并不是匪而是灾民。　　在这个故事里，县长和老百姓都遇到了命名的困难。说是土匪，那些人明明是灾民。说是灾民，他们又铤而走险，干了谋财害命的勾当。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命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据《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报道 ，1934年旱灾之后的江浙地区，灾民无米充饥，便纷纷涌往富户商家抢米。他们所用的办法，有的是和平的“坐食”，有的是暴动。仅浙江一省，发生较大规模抢米骚动的就有嘉兴、海宁、桐乡、长兴、临安、萧山、嘉善等县。　　农民的闹荒，不但表现在抢米分粮方面，而且表现为焚屋焚仓，抗租抗官，待到政府将他们视为“匪”而大肆镇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背井离乡，甚或真的沦为匪寇了。　　——由此可见，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综合平衡　　最后，我们从“集团交易”的角度，对上述买卖关系做一个总结。&nbsp&nbsp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探寻命价(11)一、皇帝、军阀或匪首之类的暴力集团首领，他们是“招兵买马”的人。在性命交易中，他们是买主，士兵是卖主。为了将暴力行业中的这两大集团区别开来，我们类比资本家和工人的概念，称首领们为“血本家”。血本家与士兵构成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出钱越多，兵马就越多，打天下的希望就越大。未来的预期收益越高，就越能吸引人才。　　血本家永远是有竞争者的。即使最高层的皇帝，有时也不止一个。更何况还有中层的大小军阀与下层的土匪海盗山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