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国有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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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国有经济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对国有经济吗
&&&&现在，主张实行单一公有制经济的不太多，反对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主张实行私有化的人却不少。其中有些人不是直截了当地反对，而是歪曲地引用几句经典作家的话，目的是为了更加保险，更有欺骗性。对于这种行径，一出现就有人著文加以澄清，但这样做的人全然不予理会，今天这样说过了，明天照样这么说，或者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中，张三这么说了，李四也这么说。事实表明，澄清这种是非远未终止。本文拟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冢是否反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谈点看法。&&&&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违背马克思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最重要的话”吗？&&&&持此论点的大有人在。这里仅举一例。&&&&一位论者说：“列宁、斯大林，包括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变成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这是前苏联、东欧与改革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根源。”那么，没“异化”的公有制是什么呢？论者回答说：“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他还把国有制说成是“官有制”、“高度垄断的总资本家”。&&&&论者是围绕马克思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展开论述的。这就要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讲的。马克思的话见于《资本论》第一卷第32章中讲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趋势”时写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段话，是马克思对包括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内的资本积累的总结，也是对资本主义实质的概括。从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说，它是在剥夺小生产即“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建立起来的。它建立起来以后，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就相分离、相对立起来了。劳动者只有把劳动力出卖给生产资料所有者，才能进行生产。一旦进入劳动过程，劳动者“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们本身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在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中，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一分子，又是联合劳动的一名成员。这时，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再不是相分离、相对立，而是相统一、相结合的。所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而言的。但二者又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是“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后者是以“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对马克思这段话，恩格斯在读给马克思听过的《反杜林论》中曾专门作过解释。他在引用马克思的话后说：“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尽管在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对恩格斯的解释小有差别，但没有谁认为马克思的话是要把国有企业拆散分给个人。&&&&至于论者编造的马克思关于“公有制”的定义，纯系对马克思的诬蔑。“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即使在原始社会也不是这样。原始社会也没有国家和法律，没有法律上与法人相区别的作为民事权利和义务主体的自然人即我国和一些国家称为公民的人。&&&&二、恩格斯批判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吗？&&&&自称对改革和发展的争论有发言权的高尚全不厌其烦地讲：“恩格斯早就批判过那种把国有化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就说到这里，似乎还听不出什么毛病，但他说详细了就看出是什么意思了。他在2006年《改革内参》上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能作为衡量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已经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历史上德国曾实行过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拉萨尔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鼓吹过国家社会主义。俾斯麦政府宣布把铁路、烟草公司等经济部门收归国有，把国有化措施作为所谓‘建立社会主义’。”接着论者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一条注解中的话说：“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必须指出，论者引用恩格斯《反杜林论》注中的这些话，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片面引用的。人们都知道，“注”是为了加强正文的，而论者引用“注”只字未提正文谈什么，即注什么。此其一。其二，论者完全回避了恩格斯所阐述的特殊国有化（国有经济）的阶级本质，而注正是与此相联系的。其三，对于恩格斯指出的资产阶级国有化（国有经济）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论者完全不予理睬。现就此略作点明。&&&&在论者引用的注中，恩格斯头一句就交代了他在正文中说“不得不”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而迫使资本家结合起来组成各种股份公司现在已经不够了，进一步激化的矛盾，迫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资产阶级国家把某些部门和企业收过来，改变没改变这些部门和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呢？恩格斯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股份公司不必说了，转化为国家财产为什么同样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性质昵？因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用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最后，恩格斯从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国有化来摆脱危机中，看到了“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这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由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使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阶级和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条件下，实现共产主义。&&&&以上这些充分说明，恩格斯批判的是冒牌社会主义所鼓吹和推行的国有化，是把资产阶级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根本不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下边我们将要指出，对于后者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力主的。&&&&三、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国有经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吗？&&&&吴敬琏先生多次指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占绝对统治地位。公有制分两种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与此相适应，有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国营经济和合作社（集体）经济。而国家所有制经济是高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从论者的指责中可以看出，他们说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的，指的是国家所有制。&&&&那就让我们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是怎样看的。&&&&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及其运动规律，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要求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占有。而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无产阶级是完成这一变革的基本力量。同时，这也是雇佣劳动者从资本的盘剥下解放出来的根本条件。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又进一步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里不仅明确指出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而且指出这时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类似的话，大量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时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的国家手里，这是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否定者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断，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论点”。其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论点的不是别人，正是论者自己。那么他的说法符合谁的论点呢？符合早已过时的亚当?斯密所宣扬的自由放任主义的论点，符合新自由主义者作为毒药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论点。&&&&至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完全是论者采取张冠李戴的手法杜撰出来的。&&&&对“国家的迷信”的提法，直接出于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写的序言。原话是：对于“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这种“对国家的迷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这种迷信显然是同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得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的结论相对立的。当时，谁是对旧的国家政权的迷信者昵？是拉萨尔派。他们只承认改良，反对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考茨基滑进机会主义泥坑后，同样是个旧国家的迷信者。列宁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拉萨尔派一样，尖锐地批判了考茨基的错误观点，指出：“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了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现在，一个自以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说，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不要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去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究竟是什么，本已清清楚楚。可是，作为一名当红的经济学家，又是“民间修宪”的头面人物，居然把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国家混为一谈，居然把拉萨尔、考茨基等所宣扬的机会主义观点强加在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头上。这除了无知或恶意歪曲以外，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四、一些论者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的目的何在？&&&&简单说，目的就是否定或离开我国正在实行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此，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毫不回避的。&&&&如有的说，以开创重建个人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人说：“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即马克思说的胚胎）就已大大高于和多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很可能在‘共产党国家’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成社会主义）之前”，“二十一世纪将是两种制度不断趋同，逐步向人道、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世纪。”&&&&有人极力主张搞民本经济，搞人民社会主义。论者采取问答式。问道：“什么是民本经济呢？”回答：“就是以民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也就是老百姓经济，民本经济是相对官本经济而言的，其主要特点就是：社会投资以民间投资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社会事业以民办为主，政府管理以制造环境为主。”以这样的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就是“人民社会主义”。如果这样，哪里还有公有制为主体、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为主导呢？改变了党和国家早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能叫社会主义吗？由此也不难看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人民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去有多远了。&&&&前面提到的那位著名经济学家以定义的语气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日在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他又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其实他早在2007年就说过：“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多寡所决定的。”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以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决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不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基础，还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上述论者不是不知道很多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之所以要把所倾销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名为社会主义实为新自由主义之类的货色，歪曲地引用几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加以掩饰，就是为了以假乱真。但是，假就是假，“乱”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但不能等闲视之，任其泛滥。&&&&（《环球视野》第654期，摘自2014年第2期《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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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吴敬琏：改革的目标与模式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范世涛
原标题 [吴敬琏：改革的目标与模式]
　　　中国改革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吴敬琏长久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他最初意识到这一问题是受1980年布鲁斯在华讲学的影响 ，当时大体上是在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研究的；重新学习经济学后，他将这一问题放到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来考察。。
　　1、关于以往改革措施未能成功原因的分析。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主要方向，一个是“体制下放”，另一个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两类改革虽然反复实施，始终没能取得明显成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刚刚确立，中国领导人就响应基层组织要求“松绑放权”的要求，开始了以“体制下放”为代表的改革尝试，但始终未能走出“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放乱循环”。 1984年吴敬琏对比分权型的计划经济与天然属于分权型的市场经济作了以后认识到， “体制下放”措施只是使企业从中央机关附属品变成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品，企业并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主体，还使“块块分割”、“地方各自为政”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为此，他提出了 “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概念，指出改革的中心问题是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 ，避免改革重复行政性分权的老路才可能成功。这其实是对以往改革措施为什么未能成功的一个理论总结 。此后，他始终对激励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性分权政策高度警惕，认为这种改革模式无法成功 。
　　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项重要改革主张，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中国学界关于改革的主流看法，并得到实际工作者的支持。但这种“体制内改革”推行不久，就出现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和经济秩序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领导部门和学界出现争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的意见很快占据上风。
　　吴敬琏对过去改革的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建立真正的市场。正如他在1986年指出的，“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rket oriented）的。所以，如果认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属于&离经叛道&”，就无异于宣布经济体制改革为非法。”
　　2、关于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论证。中国经济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最先是在1980年9月薛暮桥主持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的，不过为了绕开意识形态的障碍，薛暮桥用了一个苏联式的说法“商品经济”来取代“市场经济”的直接表达。 不过，这个“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提法未在领导层达成共识，反而在1981年到1982年期间遭到否定和批判。
　　为了给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翻案， 月间，马洪受命组织写作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文章。该文初稿由周叔莲和张卓元起草， 随后马洪和吴敬琏用一周时间修改定稿。此文得到“老革命家们”的肯定评价，并为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目标模式提供了重要根据 。
　　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肯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应当将“商品经济”正名为“市场经济”。1988年3月，吴敬琏与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指出 “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换句话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别种类型的商品经济，而是采用有宏观管理的市场配置方式的商品经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此文于日在《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标题摘要发表 ，是从资源配置方式变化理解中国改革实质和改革目标模式最早的文献，也是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体制的最早文献之一。
　　1989年6月以后，主流舆论回到了年间流行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法， “市场取向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受到集中批判。但吴敬琏在1989年11月和次年7月的高层会议上坚持“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甚至在1990年11月明确提出，“目前现期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状况，为大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他当时的坚持显得相当另类、不识时务，这让他得到“吴市场”这个当时有严重政治贬义的绰号。
　　吴敬琏对市场取向改革的坚守源于对经济学的透彻研究。如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一文 是他在1989年11月和1990年7月两次高层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他在文中指出，行政（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其有效性建立在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基础上。这两个前提条件难以具备，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信息方面和激励方面的困难。与之相对，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既能克服传统体制下决策权力过分集中的缺点，又不致出现混乱无序的状态：第一，通过市场交易和相对价格的确定，每个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可以分享分散发生在整个经济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从而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中信息广泛发生同集中处理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第二，各种资源配置决策不是靠行政权力由上到下地贯彻，而是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当事人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地做出并自愿地执行，使局部利益同社会利益能够协调起来。从实践上看，实行命令经济各国的僵化体制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潜力的发挥，使经济效率难于提高，表明这种运行机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至于我国经济当前问题的深刻体制根源，在于“现有的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双重体制&”，有必要采取“大步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整合解决法”，来增强经济活力并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在中共十四大前的日和9月5日，吴敬琏两次致信中央领导人，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将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找根据，恐怕也只好回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种年的老提法上去。而这种提法是大多数人所不同意，并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弃而不用了的。”因此，他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不再使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 。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决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3、关于市场经济服务的社会目标。早在1992年，就有同行向吴敬琏提出，市场经济与是否社会主义并无直接关系，不赞同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定语。吴敬琏则认为，德国长期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明确了市场经济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修饰，让市场经济体制服务于更高的社会目标。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关键在于对社会主义怎样界定。针对斯大林把国有制的统治地位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旧教条，吴敬琏在1997年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 。1998年，针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的不公正现象，他又在“共同富裕”前特别补充了“社会公正” 一词，指出“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认为社会公正“是不能不坚持的” 。所以，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社会目标的市场经济制度；他主张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定语，是希望强化对目标体制和向目标演进过程的约束，维护改革过程的公正性。
　　4、关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了切实将经济基础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他在1997年5月关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加快对内对外普遍实行国民待遇的步伐，逐步建立公正竞争的开放经济体制”。“为了规范市场中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建立良好的法律框架和实现法治，将是新的历史阶段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题曲。”
　　在此后的10多年，吴敬琏进一步突出了“法治”对改革目标模式和改革过程的价值，反复强调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市场经济，“没有法律的统治也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 。他认为，法治的意义首先在于“界定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边界，以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在市场经济前加上“法治”这个修饰词，既是对“社会公正+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观念的进一步解释，也蕴涵了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建立法治入手”的意义。
　　吴敬琏提出法治市场经济的目标后，他努力学习，深化自己对法治市场经济的认识；并与法学家江平合作，在2000年筹备、2001 年正式成立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2004年研究所移至北京并更名为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他还与同行、法学家多次展开对话，推动学界达成共识，共同促进法治建设。
　　5、关于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学家的目标模式参照系是不同的。吴敬琏在年总结30年改革的论著中，比较了市场经济的两种类型：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欧美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他认为，虽然在市场尚未发育起来以前，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协调功能，因此作为一种起步或过渡形态，东亚模式有它的优势。但是，具有重商主义某些特征的东亚模式并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要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只能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他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在市场上提供商品和服务；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 。
　　从1984年论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明确区分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大体就是吴敬琏对改革目标模式长期思考的基本线索。其中，法治的市场经济其实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涵的“社会公正”概念的进一步深化，也含有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应“从建立法治入手”的意义 。至于明确主要参考模式为欧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则使法治市场经济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实质上指出了与目标体制配合的政治条件是在宪政约束下的有限政府。
　　顾准晚年寄望于吴敬琏做好研究工作，弄清楚什么才是一条现实的、实现年轻时代梦想的道路。吴敬琏2010年说，“经过30年改革，我看这条道路已经越来越清楚。”他所谓的“这条道路”，就是通过法治的市场经济，走向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
(责任编辑：曲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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