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整合两岸四地&构建华元国际货币体系_新金桥智库_新浪博客
中国应整合两岸四地&构建华元国际货币体系
王诚 金桥智库
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缓行，不宜操之过急。中国应当优先考虑统一两岸四地的货币，以人民币为基础，建构华元货币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货币改革，然后将华元推向世界，构建可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华元国际货币体系。考虑到台湾尚未实现政治上统一的因素，我们可以先期推出统一人民币与港币和澳元的“华元”，等形成气候，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将台币纳入其中。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华元”必将取代日元、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
&当今世界的国际格局正在迅速地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转型，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加速这一转型过程。而国际格局的转型和全球性金融危机又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要求出现新的主权国家货币或超主权国家货币来改变难以为继的以美元、欧元、日元一统天下的国际货币格局。考之全球，中国货币将是首席候选货币，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流通着四种货币，整个货币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本文提出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建构面向新世界的“华元”发展战略，希望对国家货币体系的改革有所助益。
​　一、国际新格局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
　　从旧的三个世界到新的三个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面临着最为深刻的变革，尤其是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加速这一变革的步伐。简而言之，这种国际格局的变革体现为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转化。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将冷战时的国际格局划分为三个世界，即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界于这两者之间的英、法、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了第二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自此以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石，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第三世界”一词仍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旧的三个世界理论已经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了，一是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失去对立面的第一世界解体了，二是在西方世界中，随着各国力量的消长，也出现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也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和分化，像中国、印度以及东盟、中东地区的某些东方国家正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
　　由此看来，一个新的三个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之中，简言之，即以美国——日本——欧洲为轴心，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外围国家在内的西方世界;以中国——印度——东盟为轴心，以阿拉伯国家、中亚国家、蒙古、朝鲜和韩国等为外围的东方世界;以拉丁美洲和非洲为轴心的南半球国家构成新世纪的第三世界。概括地讲，西方世界仍然掌握着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话语权，在诸多方面支配着整个世界，因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是建立在西方列强集五百年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大成的、在二战废墟上构筑的雅尔塔体系之上的，因此西方世界是第一世界。而中国、印度等东方各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正在对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和东盟和中东国家为轴心的古老东方世界的崛起和复兴正在成为新时代不可阻挡的洪流，从各个方面对西方世界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因而东方世界构成了第二世界。而处于西方和东方世界之间的第三世界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力资源，在东西方世界之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世界倒向哪边，未来世界的天枰就将向哪边倾斜。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调整和演变，必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变动。众所周知，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完全操纵在西方世界手中，现有三大国际货币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均出自西方世界，而在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诸国中没有一种国际货币。也就是说，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未能深刻体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动，随着新的三个世界的加速形成，特别是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要诞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从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大国中产生出新的国际货币来，而在其中最具成为国际货币潜力、最先脱颖而出的将是中国的货币，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势。
二、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动摇现有国际货币体系
　　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以美元为主导，包括欧元、日元等在内的三大国际货币所构成的，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动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历史地看，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西方列强构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所不断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共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版权所有
　　众所周知，在前现代社会黄金和白银曾长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货币选择，而最早的纸币迟至11世纪才出现于中国的成都，当时通称为“交子”。应该说贵重金属与纸币的结合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诞生的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在19世纪诞生了最早的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即各主要国家的货币，如英镑、法郎、马克均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的制度，它盛行于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但是金本位制过份依赖于黄金，而黄金的自由流通一旦受阻，便无法维持，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国纷纷中止黄金输出，金本位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而土崩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1922年意大利热那亚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所确定的“虚金本位制”，又称“金汇兑本位制”，即各国纸币与黄金间接挂钩，本国货币只能通过兑换外汇来获取黄金，而不能直接兑换黄金。它虽然解决了金本位制的部分问题，但仍然治标不治本，所以注定是短命的，当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国际虚金本位制亦随之解体，这是第二阶段。&派智库-
　　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二战前，国际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混乱时期，其间形成了以英、美、法三大国为中心的三个货币集团，即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法郎集团。三大集团以各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国际货币金融主导权的斗争，其中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的竞争构成了国际货币争夺战的主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这是第三阶段。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了西方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这种霸权集中体现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永久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由它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这种“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是在前三个阶段上的发展，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但是它的问题是过分依赖于美元和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如果美国对外贸易顺差，则会造成国际市场的美元匮乏，形成“美元荒”，而当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便会造成国际市场美元泛滥贬值，造成“美元灾”。因此，当二战中受损严重的各西方主要大国德、日、英、法等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从四十年代的国际收支顺差到五十年代以后逐渐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因而世界货币市场从战后初期的“美元荒”迅速转变为不断恶化的“美元灾”。1973年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严重，美元信用猛降，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是第四阶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定》，确定了自由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牙买加体系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世界货币体系第一次与黄金脱钩。与前四个阶段相比，它的特点有四个：一是黄金非货币化，各国货币与黄金彻底脱钩，也不再是汇价的基础。二是国际储备多元化，主要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和特别提款权等。三是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等并存。四是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等并存。在牙买加体系中，黄金非货币化、储备多元化、汇率自由浮动化带给国际货币体系的是高危险化，并因外汇投机引发了多次金融危机，如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解能力有限，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次干预失败就是例证。虽然美元的国际本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不断遭到削弱，但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得以保持稳定的根源所在。但是由于美国国力的不断衰弱，尤其是其财政和外贸双赤字的连年加重，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经推出两轮量化宽松(QE)政策，目前正在酝酿第三轮QE，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难以承受美元泛滥的压力。
　　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经过漫长的发展，“纸变钱的游戏”愈演愈烈，已经积累起深不可测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随着所谓“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工具毫无节制的大量泛滥，更使得国际货币体系不堪重负。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刚开始时唱衰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声音曾十分强烈。甚至连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藩都多次预言这是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是继上世纪2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最大危机。2008年10月美国贝尔斯登等华尔街数大投行的破产所引发的金融海啸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预言的正确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道琼斯股市在金融风波中，从高峰时期的一万三千多点倾泻至最低谷的六千多点。与此同时，有关美元崩盘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美元崩溃论”一度甚嚣尘上。
　　目前，全球经济似乎已步入复苏的轨道，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然而，更大的金融海啸正在酝酿。因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治理金融危机的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通过大举借债，开动印钞机，来治理金融危机，无异于饮鸩止渴，抱薪扑火。以美国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09年底，美国国债总额高达到14.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GDP。而这还只是公开的数据，如果计入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现金流，美国的国家债务总额将是这个数字的八倍。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由美国金融机构推出的金融衍生品所掩盖的大量公司和私人债务，美国整个的债务总额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的美国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债务帝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吸血鬼”，它每天必须从全世界吸收30亿美元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一旦资金链断裂，美国这个巨无霸便将轰然倒下。与美国相比，日本和欧盟的情况更不容乐观，长期的经济低迷和高福利政策在日本和欧盟积累了毫不逊色于美国的债务风险。而当前的局势之所以能够暂时维持，完全得益于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世界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垄断，特别是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
　　但是，这种现状并不能维持多久，一旦金融海啸再度降临，必然会将全球经济推向一个无底的深渊。任由目前的局势放任自流，无疑将会酿成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大萧条，这种后果令人不寒而栗。而如果要避免这种最坏的后果，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革，改变由美元、欧元和日元一统天下的国际货币格局，推出一种更加健康的主权国家国际货币或超主权国家的国际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撰写了一篇轰动世界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论文，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DDR)的构想，但是周行长的良好愿望能否得到西方国家实质性的积极回应尚且难言。毕竟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掌握在西方手里，在一个缺乏世界政府的前提下，要西方大国主动出让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弃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念，建立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是很有难度的。而推出更加健康和稳定的主权国家货币或区域货币倒是更为现实的选择。&本文来自派智库
三、日元、亚元和人民币
　　相对于西方世界各国放任自流，债台高筑的经济危局，东亚国家由于受民族传统、文化习惯以及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并且东亚国家除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日元”享有国际货币的地位以外，并无其他国际货币，因此也不具备利用国际货币向世界大打白条，大举借债的条件。重要的是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更是为世人瞩目，虽然按照美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三，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大宗商品的生产均位居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仅次于美国。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和高速度，按照物理学定律，一物体的作用力等于其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作用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位居世界第一。因此，综观全球，最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新主权国家货币的应该来自东亚，而在东亚各国中最有潜力成为这种新主权国家货币的无疑是中国的人民币。
　　日元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大障碍。自近代以来，日本由东亚体系中的一员，倒向西方世界，尤其是二战以后，日本战败为美军所占领，走向了依附于美国的道路。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西方世界成员，其经济实力在战后长期位居世界第二，故而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特殊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尽管日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三大货币中最为脆弱的一环，但是由于日本地处亚洲，与东亚国家经济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故而成为人民币崛起的最大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并非不可突破，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日元将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容易被淘汰的一员。首先，日元虽然是亚洲唯一的国际性货币，但是长期以来日元并非是亚洲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尤其是东亚各国更钟情于美元。其次，由于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严重依赖于美国，致使日本的经济主权受损，日本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的制约。第三，日本缺乏一个政治大国的责任感，日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不稳定的成员，波动巨大，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并没有尽到作为本地区经济强国所应承担的稳定金融货币体系的责任，而是放任日元贬值。第四，日元单位币值过低，不利其成为重要的储备和流通货币，纵观世界金融史，凡是成为国际主要储备和流通货币的都是那些单位币值较高的货币，英镑、法郎、马克、美元、欧元皆莫如此。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人口偏少，经济增长的潜力有限，自19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陷入将近二十年的低迷，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使得日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支撑力量越来越薄弱。尤其是欧元的推出，更使得日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更加相形见绌。因此，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和欧元相比，日元是最容易突破的一个薄弱环节。
　　上世纪末，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欧元推出的影响，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迄今为止“亚元”主要停留在理论设想上，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纯属炒作。最先提出“亚元”呼声的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他在1997年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关于建立“亚元区”和“东亚元区”的设想。此后，关于“亚元”的设想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有关机构的热烈追捧，呼声此起彼伏。2001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欧元之父”蒙代尔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变化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他的这一论断似乎为亚元区的建立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希望。然而与蒙代尔的乐观相比，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则从“欧元”区建立的实践经验出发，给出了理性的警示，促成统一货币意味着结构改革和真正的经济发展趋同，欧洲用了50年才形成统一的市场、货币和共同政策。欧盟目前只包括15个国家，总人口也不过3.8亿。与欧洲相比，亚洲的国家及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均衡，建立统一货币的难度要大得多。实事求是的讲，要在历史与现状复杂得多的亚洲模仿欧洲建立“欧元区”的做法，建立亚元区，无异于东施效颦。
　　客观地讲，“亚元”呼声出现的表面因素是“欧元”的推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济日益发展、联系愈加密切的东亚地区需要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而现有的日元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但是通过建立“亚元”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矛盾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首先，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较之欧洲十分巨大，政治关系也更为复杂。亚洲既有跻身于发达国家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有处于新兴大国的中国、印度等，但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而且作为东亚双雄的中国和日本由于政治制度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根本就无法携手合作，推进亚元的落实。其次，日本并不甘心游离于“亚元区”之外，许多中国学者一厢情愿地认为，未来的“亚元”将会以人民币为主，而日元将会如同英镑游离于“欧元区”一样，游离于“亚元区”以外。事实上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西方大国，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等重要机构都掌握在日本手中，这与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根本不同。最后，美国和欧洲都不愿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亚元区”的出现。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和欧洲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亚元”来挑战美元和欧元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即使美国对于同属西方世界的欧元之推出，也一直持消极态度。
　　在亚洲真正具备成为地区性国际货币潜力的是中国的人民币。虽然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中国政府也一直低调地未加积极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于中国政府在东南金融危机中顶住巨大压力，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更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因此，当全球性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引导世界经济走出危局的中流砥柱。人民币也由此开启了国际化的道路，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事实上，多年来由于人民币保持长期稳定和坚挺，在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东盟、中亚等许多国家中已经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可，成为边境贸易的结算货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将要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肩而立的国际货币呢?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货币呢?窃以为，中国直接将人民币推向世界，不如进行一次币制改革，因为我们必须改变一个国家四种货币的现状。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中国国内的统一货币，我们怎么能指望它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呢?
　　四、整合两岸四地经济资源 构建华元国际货币体系
　　货币的产生，原本就是为了方便交换、降低成本、加快交易，统一的区域货币甚至全球货币乃是大势所趋。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货币不惟是商品交易的媒介物、市场经济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一国境内流通着四种货币，这在世界上任何大国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随着两岸四地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投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缺乏共同的货币，给经贸往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和风险，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资源，成为阻碍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障碍。
　　统一的货币对于我国两岸四地的经贸往来将会带来的巨大便利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欧盟十五国能接受欧元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缺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吗?显然不是，因为欧元的建立可以给欧盟各国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我国却仍然一个国家却要使用四种货币，这岂非是咄咄怪事?统一货币会有损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当然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货币的统一所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头等大事便是统一货币、文字。尽管两岸分隔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时至今日，两岸四地政治和谐，经济趋同，在全球化的今天，阻碍我们统一货币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少了。而货币的统一也将是我们逐渐走向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下是我关于未来中国统一货币的一点设想：
　　第一，关于未来统一货币的名字。我觉得叫“华元”
比较合适。原因两二，首先，“华人”是包括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华民族成员的总称，“华元”之名有利于它的国际化。其次，如果沿用“人民币”的称呼，港、澳、台民众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尽管人民币在港、澳、台商家中已经广泛流通，但是要港、澳、民众放弃自己习用已久的本地货币而接受“人民币”，并不容易。
　　第二、关于“华元”的单位币值。由于人民币是两岸四地的主要流通货币，中国大陆占有十三亿中国人和经济总量的绝大多数，未来的“华元”理所当然应该以人民币为基准来确定单位币值。照我看来，以10元人民币折算为1华元为宜，再把台币、港币和澳元换算成华元，这比欧盟十五国建立欧元区要方便得多。为什么要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呢?有三个原因，一是目前在我国，过去曾广泛流通的分币现在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只是一个计算单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现金面额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民间关于推出千元面额人民币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且考虑到币制应该保持长期稳定的因素，实宜一步到位，以10元人民币兑。1华元，等于变相推出了千元面额的人民币，可以满足长远需要。二是由于“华元”的推出是为了推进中国货币的国际化，而从人类货币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对于币值高的货币生性偏好，例如作为国际货币的英镑、欧元和美元都是如此，而日元之所以成为一种弱势货币，跟它的币值偏低也不无关系。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可以满足人类的此种天性偏好。第三、建国以后，我国曾在1955年对人民币进行改制，以旧人民币10000元对新人民币1元，因此，如果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不仅可以利用以往积累的经验，而且一举两得，相当于对人民币币制进行了二次改革。
　　第三、关于“华元”国际化的推进步伐。第一步，当然是要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以“华元”来统一人民币、港币、台币和澳元。考虑到台湾尚未实现政治上统一的因素，这个步子如果能一次性迈出去当然更好，如果不能，我们也可以先期推出统一人民币与港币和澳元的“华元”，等形成气候，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将台币纳入其中。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深不可测，随时有可能再度来袭，有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港、澳、台虽然经济发达，但毕竟人口少，经济规模不大，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故而统一港币与澳元之后，再来统一台币，更加容易。兼之两岸经济早已密不可分，台湾严重依赖与大陆的贸易顺差，从经济角度而言统一台币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一旦成功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推出“华元”，则事实上中国2011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因为美国的GDP是15.9万亿，中国是7.4万亿，但是如果加上港、澳、台地区五千多亿美元的GDP，则全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8万亿，达到美国一半，并远远超过了日本)。第二步，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契机，使“华元”成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算货币。根据协定，中国与东盟已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中国人口是东盟十国的两倍多，经济总量也远远超过东盟，再加上东盟各国的经济命脉事实上掌握在华人手中，中国新推出的“华元”成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算货币是理所当然的事。第三步，辐射全亚洲，取代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日元是目前亚洲的唯一国际货币，但是在亚洲流通并不广泛，根基并不牢固，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华元”取代日元成为亚洲的国际货币是情理之中的事。第四步，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由于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经济发展潜力有限，而且亚洲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经济发展潜力无限，“华元”作为亚洲的国际货币，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利，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从长远来看，“华元”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全球货币，是早晚的事情，在我看来，“华元”在建国一百周年以前取代美元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而港、澳、台货币早已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仅凭一国之力推出“华元”谈何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拿出自己的决心和勇气，这些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至少推出“华元”的难度要比推出所谓“亚元”容易得多。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要有自主意识，不要总是人云亦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从鼓吹虚幻的“亚元”的迷狂中解脱出来，多花一点时间和心思来研究更为切实可行的“华元”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格局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转型，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为我们整合两岸四地经济资源，推出“华元”，使之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新的主权国家货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而“华元”的推出，将不仅有利于我们以货币的统一来促进经济上的统一，并进而以经济上的统一来促成政治上的统一，为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将起到积极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华元”的推出，将是促成我国成为东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袖国家的“国之重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的感召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具有更为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
（本文曾发表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12年第2期）
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缓行，不宜操之过急。中国应当优先考虑统一两岸四地的货币，以人民币为基础，建构华元货币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货币改革，然后将华元推向世界，构建可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华元国际货币体系。考虑到台湾尚未实现政治上统一的因素，我们可以先期推出统一人民币与港币和澳元的“华元”，等形成气候，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将台币纳入其中。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华元”必将取代日元、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
&&当今世界的国际格局正在迅速地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转型，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加速这一转型过程。而国际格局的转型和全球性金融危机又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要求出现新的主权国家货币或超主权国家货币来改变难以为继的以美元、欧元、日元一统天下的国际货币格局。考之全球，中国货币将是首席候选货币，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流通着四种货币，整个货币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本文提出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建构面向新世界的“华元”发展战略，希望对国家货币体系的改革有所助益。
　　一、国际新格局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
　　从旧的三个世界到新的三个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面临着最为深刻的变革，尤其是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加速这一变革的步伐。简而言之，这种国际格局的变革体现为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转化。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将冷战时的国际格局划分为三个世界，即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界于这两者之间的英、法、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了第二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自此以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石，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第三世界”一词仍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旧的三个世界理论已经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了，一是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失去对立面的第一世界解体了，二是在西方世界中，随着各国力量的消长，也出现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也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和分化，像中国、印度以及东盟、中东地区的某些东方国家正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
　　由此看来，一个新的三个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之中，简言之，即以美国——日本——欧洲为轴心，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外围国家在内的西方世界;以中国——印度——东盟为轴心，以阿拉伯国家、中亚国家、蒙古、朝鲜和韩国等为外围的东方世界;以拉丁美洲和非洲为轴心的南半球国家构成新世纪的第三世界。概括地讲，西方世界仍然掌握着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话语权，在诸多方面支配着整个世界，因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是建立在西方列强集五百年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大成的、在二战废墟上构筑的雅尔塔体系之上的，因此西方世界是第一世界。而中国、印度等东方各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正在对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和东盟和中东国家为轴心的古老东方世界的崛起和复兴正在成为新时代不可阻挡的洪流，从各个方面对西方世界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因而东方世界构成了第二世界。而处于西方和东方世界之间的第三世界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力资源，在东西方世界之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世界倒向哪边，未来世界的天枰就将向哪边倾斜。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调整和演变，必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变动。众所周知，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完全操纵在西方世界手中，现有三大国际货币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均出自西方世界，而在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诸国中没有一种国际货币。也就是说，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未能深刻体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动，随着新的三个世界的加速形成，特别是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要诞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从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大国中产生出新的国际货币来，而在其中最具成为国际货币潜力、最先脱颖而出的将是中国的货币，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势。
二、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动摇现有国际货币体系
　　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以美元为主导，包括欧元、日元等在内的三大国际货币所构成的，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动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历史地看，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西方列强构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所不断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共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版权所有
　　众所周知，在前现代社会黄金和白银曾长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货币选择，而最早的纸币迟至11世纪才出现于中国的成都，当时通称为“交子”。应该说贵重金属与纸币的结合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诞生的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在19世纪诞生了最早的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即各主要国家的货币，如英镑、法郎、马克均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的制度，它盛行于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但是金本位制过份依赖于黄金，而黄金的自由流通一旦受阻，便无法维持，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国纷纷中止黄金输出，金本位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而土崩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1922年意大利热那亚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所确定的“虚金本位制”，又称“金汇兑本位制”，即各国纸币与黄金间接挂钩，本国货币只能通过兑换外汇来获取黄金，而不能直接兑换黄金。它虽然解决了金本位制的部分问题，但仍然治标不治本，所以注定是短命的，当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国际虚金本位制亦随之解体，这是第二阶段。&派智库-
　　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二战前，国际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混乱时期，其间形成了以英、美、法三大国为中心的三个货币集团，即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法郎集团。三大集团以各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国际货币金融主导权的斗争，其中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的竞争构成了国际货币争夺战的主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这是第三阶段。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了西方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这种霸权集中体现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永久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由它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这种“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是在前三个阶段上的发展，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但是它的问题是过分依赖于美元和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如果美国对外贸易顺差，则会造成国际市场的美元匮乏，形成“美元荒”，而当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便会造成国际市场美元泛滥贬值，造成“美元灾”。因此，当二战中受损严重的各西方主要大国德、日、英、法等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从四十年代的国际收支顺差到五十年代以后逐渐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因而世界货币市场从战后初期的“美元荒”迅速转变为不断恶化的“美元灾”。1973年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严重，美元信用猛降，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是第四阶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定》，确定了自由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牙买加体系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世界货币体系第一次与黄金脱钩。与前四个阶段相比，它的特点有四个：一是黄金非货币化，各国货币与黄金彻底脱钩，也不再是汇价的基础。二是国际储备多元化，主要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和特别提款权等。三是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等并存。四是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等并存。在牙买加体系中，黄金非货币化、储备多元化、汇率自由浮动化带给国际货币体系的是高危险化，并因外汇投机引发了多次金融危机，如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解能力有限，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次干预失败就是例证。虽然美元的国际本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不断遭到削弱，但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得以保持稳定的根源所在。但是由于美国国力的不断衰弱，尤其是其财政和外贸双赤字的连年加重，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经推出两轮量化宽松(QE)政策，目前正在酝酿第三轮QE，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难以承受美元泛滥的压力。
　　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经过漫长的发展，“纸变钱的游戏”愈演愈烈，已经积累起深不可测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随着所谓“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工具毫无节制的大量泛滥，更使得国际货币体系不堪重负。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刚开始时唱衰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声音曾十分强烈。甚至连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藩都多次预言这是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是继上世纪2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最大危机。2008年10月美国贝尔斯登等华尔街数大投行的破产所引发的金融海啸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预言的正确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道琼斯股市在金融风波中，从高峰时期的一万三千多点倾泻至最低谷的六千多点。与此同时，有关美元崩盘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美元崩溃论”一度甚嚣尘上。
　　目前，全球经济似乎已步入复苏的轨道，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然而，更大的金融海啸正在酝酿。因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治理金融危机的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通过大举借债，开动印钞机，来治理金融危机，无异于饮鸩止渴，抱薪扑火。以美国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09年底，美国国债总额高达到14.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GDP。而这还只是公开的数据，如果计入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现金流，美国的国家债务总额将是这个数字的八倍。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由美国金融机构推出的金融衍生品所掩盖的大量公司和私人债务，美国整个的债务总额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的美国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债务帝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吸血鬼”，它每天必须从全世界吸收30亿美元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一旦资金链断裂，美国这个巨无霸便将轰然倒下。与美国相比，日本和欧盟的情况更不容乐观，长期的经济低迷和高福利政策在日本和欧盟积累了毫不逊色于美国的债务风险。而当前的局势之所以能够暂时维持，完全得益于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世界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垄断，特别是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
　　但是，这种现状并不能维持多久，一旦金融海啸再度降临，必然会将全球经济推向一个无底的深渊。任由目前的局势放任自流，无疑将会酿成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大萧条，这种后果令人不寒而栗。而如果要避免这种最坏的后果，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革，改变由美元、欧元和日元一统天下的国际货币格局，推出一种更加健康的主权国家国际货币或超主权国家的国际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撰写了一篇轰动世界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论文，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DDR)的构想，但是周行长的良好愿望能否得到西方国家实质性的积极回应尚且难言。毕竟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掌握在西方手里，在一个缺乏世界政府的前提下，要西方大国主动出让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弃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念，建立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是很有难度的。而推出更加健康和稳定的主权国家货币或区域货币倒是更为现实的选择。&本文来自派智库
三、日元、亚元和人民币
　　相对于西方世界各国放任自流，债台高筑的经济危局，东亚国家由于受民族传统、文化习惯以及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并且东亚国家除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日元”享有国际货币的地位以外，并无其他国际货币，因此也不具备利用国际货币向世界大打白条，大举借债的条件。重要的是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更是为世人瞩目，虽然按照美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三，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大宗商品的生产均位居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仅次于美国。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和高速度，按照物理学定律，一物体的作用力等于其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作用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位居世界第一。因此，综观全球，最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新主权国家货币的应该来自东亚，而在东亚各国中最有潜力成为这种新主权国家货币的无疑是中国的人民币。
　　日元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大障碍。自近代以来，日本由东亚体系中的一员，倒向西方世界，尤其是二战以后，日本战败为美军所占领，走向了依附于美国的道路。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西方世界成员，其经济实力在战后长期位居世界第二，故而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特殊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尽管日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三大货币中最为脆弱的一环，但是由于日本地处亚洲，与东亚国家经济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故而成为人民币崛起的最大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并非不可突破，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日元将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容易被淘汰的一员。首先，日元虽然是亚洲唯一的国际性货币，但是长期以来日元并非是亚洲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尤其是东亚各国更钟情于美元。其次，由于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严重依赖于美国，致使日本的经济主权受损，日本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的制约。第三，日本缺乏一个政治大国的责任感，日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不稳定的成员，波动巨大，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并没有尽到作为本地区经济强国所应承担的稳定金融货币体系的责任，而是放任日元贬值。第四，日元单位币值过低，不利其成为重要的储备和流通货币，纵观世界金融史，凡是成为国际主要储备和流通货币的都是那些单位币值较高的货币，英镑、法郎、马克、美元、欧元皆莫如此。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人口偏少，经济增长的潜力有限，自19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陷入将近二十年的低迷，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使得日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支撑力量越来越薄弱。尤其是欧元的推出，更使得日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更加相形见绌。因此，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和欧元相比，日元是最容易突破的一个薄弱环节。
　　上世纪末，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欧元推出的影响，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迄今为止“亚元”主要停留在理论设想上，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纯属炒作。最先提出“亚元”呼声的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他在1997年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关于建立“亚元区”和“东亚元区”的设想。此后，关于“亚元”的设想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有关机构的热烈追捧，呼声此起彼伏。2001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欧元之父”蒙代尔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变化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他的这一论断似乎为亚元区的建立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希望。然而与蒙代尔的乐观相比，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则从“欧元”区建立的实践经验出发，给出了理性的警示，促成统一货币意味着结构改革和真正的经济发展趋同，欧洲用了50年才形成统一的市场、货币和共同政策。欧盟目前只包括15个国家，总人口也不过3.8亿。与欧洲相比，亚洲的国家及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均衡，建立统一货币的难度要大得多。实事求是的讲，要在历史与现状复杂得多的亚洲模仿欧洲建立“欧元区”的做法，建立亚元区，无异于东施效颦。
　　客观地讲，“亚元”呼声出现的表面因素是“欧元”的推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济日益发展、联系愈加密切的东亚地区需要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而现有的日元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但是通过建立“亚元”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矛盾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首先，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较之欧洲十分巨大，政治关系也更为复杂。亚洲既有跻身于发达国家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有处于新兴大国的中国、印度等，但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而且作为东亚双雄的中国和日本由于政治制度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根本就无法携手合作，推进亚元的落实。其次，日本并不甘心游离于“亚元区”之外，许多中国学者一厢情愿地认为，未来的“亚元”将会以人民币为主，而日元将会如同英镑游离于“欧元区”一样，游离于“亚元区”以外。事实上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西方大国，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等重要机构都掌握在日本手中，这与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根本不同。最后，美国和欧洲都不愿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亚元区”的出现。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和欧洲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亚元”来挑战美元和欧元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即使美国对于同属西方世界的欧元之推出，也一直持消极态度。
　　在亚洲真正具备成为地区性国际货币潜力的是中国的人民币。虽然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中国政府也一直低调地未加积极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于中国政府在东南金融危机中顶住巨大压力，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更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因此，当全球性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引导世界经济走出危局的中流砥柱。人民币也由此开启了国际化的道路，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事实上，多年来由于人民币保持长期稳定和坚挺，在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东盟、中亚等许多国家中已经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可，成为边境贸易的结算货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将要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肩而立的国际货币呢?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货币呢?窃以为，中国直接将人民币推向世界，不如进行一次币制改革，因为我们必须改变一个国家四种货币的现状。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中国国内的统一货币，我们怎么能指望它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呢?
　　四、整合两岸四地经济资源
构建华元国际货币体系
　　货币的产生，原本就是为了方便交换、降低成本、加快交易，统一的区域货币甚至全球货币乃是大势所趋。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货币不惟是商品交易的媒介物、市场经济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一国境内流通着四种货币，这在世界上任何大国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随着两岸四地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投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缺乏共同的货币，给经贸往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和风险，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资源，成为阻碍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障碍。
　　统一的货币对于我国两岸四地的经贸往来将会带来的巨大便利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欧盟十五国能接受欧元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缺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吗?显然不是，因为欧元的建立可以给欧盟各国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我国却仍然一个国家却要使用四种货币，这岂非是咄咄怪事?统一货币会有损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当然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货币的统一所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头等大事便是统一货币、文字。尽管两岸分隔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时至今日，两岸四地政治和谐，经济趋同，在全球化的今天，阻碍我们统一货币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少了。而货币的统一也将是我们逐渐走向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下是我关于未来中国统一货币的一点设想：
　　第一，关于未来统一货币的名字。我觉得叫“华元”
比较合适。原因两二，首先，“华人”是包括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华民族成员的总称，“华元”之名有利于它的国际化。其次，如果沿用“人民币”的称呼，港、澳、台民众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尽管人民币在港、澳、台商家中已经广泛流通，但是要港、澳、民众放弃自己习用已久的本地货币而接受“人民币”，并不容易。
　　第二、关于“华元”的单位币值。由于人民币是两岸四地的主要流通货币，中国大陆占有十三亿中国人和经济总量的绝大多数，未来的“华元”理所当然应该以人民币为基准来确定单位币值。照我看来，以10元人民币折算为1华元为宜，再把台币、港币和澳元换算成华元，这比欧盟十五国建立欧元区要方便得多。为什么要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呢?有三个原因，一是目前在我国，过去曾广泛流通的分币现在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只是一个计算单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现金面额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民间关于推出千元面额人民币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且考虑到币制应该保持长期稳定的因素，实宜一步到位，以10元人民币兑。1华元，等于变相推出了千元面额的人民币，可以满足长远需要。二是由于“华元”的推出是为了推进中国货币的国际化，而从人类货币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对于币值高的货币生性偏好，例如作为国际货币的英镑、欧元和美元都是如此，而日元之所以成为一种弱势货币，跟它的币值偏低也不无关系。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可以满足人类的此种天性偏好。第三、建国以后，我国曾在1955年对人民币进行改制，以旧人民币10000元对新人民币1元，因此，如果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不仅可以利用以往积累的经验，而且一举两得，相当于对人民币币制进行了二次改革。
　　第三、关于“华元”国际化的推进步伐。第一步，当然是要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以“华元”来统一人民币、港币、台币和澳元。考虑到台湾尚未实现政治上统一的因素，这个步子如果能一次性迈出去当然更好，如果不能，我们也可以先期推出统一人民币与港币和澳元的“华元”，等形成气候，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将台币纳入其中。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深不可测，随时有可能再度来袭，有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港、澳、台虽然经济发达，但毕竟人口少，经济规模不大，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故而统一港币与澳元之后，再来统一台币，更加容易。兼之两岸经济早已密不可分，台湾严重依赖与大陆的贸易顺差，从经济角度而言统一台币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一旦成功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推出“华元”，则事实上中国2011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因为美国的GDP是15.9万亿，中国是7.4万亿，但是如果加上港、澳、台地区五千多亿美元的GDP，则全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8万亿，达到美国一半，并远远超过了日本)。第二步，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契机，使“华元”成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算货币。根据协定，中国与东盟已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中国人口是东盟十国的两倍多，经济总量也远远超过东盟，再加上东盟各国的经济命脉事实上掌握在华人手中，中国新推出的“华元”成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算货币是理所当然的事。第三步，辐射全亚洲，取代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日元是目前亚洲的唯一国际货币，但是在亚洲流通并不广泛，根基并不牢固，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华元”取代日元成为亚洲的国际货币是情理之中的事。第四步，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由于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经济发展潜力有限，而且亚洲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经济发展潜力无限，“华元”作为亚洲的国际货币，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利，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从长远来看，“华元”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全球货币，是早晚的事情，在我看来，“华元”在建国一百周年以前取代美元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而港、澳、台货币早已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仅凭一国之力推出“华元”谈何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拿出自己的决心和勇气，这些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至少推出“华元”的难度要比推出所谓“亚元”容易得多。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要有自主意识，不要总是人云亦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从鼓吹虚幻的“亚元”的迷狂中解脱出来，多花一点时间和心思来研究更为切实可行的“华元”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格局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转型，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为我们整合两岸四地经济资源，推出“华元”，使之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新的主权国家货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而“华元”的推出，将不仅有利于我们以货币的统一来促进经济上的统一，并进而以经济上的统一来促成政治上的统一，为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将起到积极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华元”的推出，将是促成我国成为东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袖国家的“国之重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的感召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具有更为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
（本文曾发表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12年第2期）
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当缓行，不宜操之过急。中国应当优先考虑统一两岸四地的货币，以人民币为基础，建构华元货币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货币改革，然后将华元推向世界，构建可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华元国际货币体系。考虑到台湾尚未实现政治上统一的因素，我们可以先期推出统一人民币与港币和澳元的“华元”，等形成气候，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将台币纳入其中。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华元”必将取代日元、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
&&当今世界的国际格局正在迅速地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转型，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加速这一转型过程。而国际格局的转型和全球性金融危机又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要求出现新的主权国家货币或超主权国家货币来改变难以为继的以美元、欧元、日元一统天下的国际货币格局。考之全球，中国货币将是首席候选货币，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流通着四种货币，整个货币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本文提出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建构面向新世界的“华元”发展战略，希望对国家货币体系的改革有所助益。
　　一、国际新格局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
　　从旧的三个世界到新的三个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面临着最为深刻的变革，尤其是2007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加速这一变革的步伐。简而言之，这种国际格局的变革体现为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转化。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将冷战时的国际格局划分为三个世界，即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界于这两者之间的英、法、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了第二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自此以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石，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第三世界”一词仍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旧的三个世界理论已经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了，一是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失去对立面的第一世界解体了，二是在西方世界中，随着各国力量的消长，也出现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也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和分化，像中国、印度以及东盟、中东地区的某些东方国家正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
　　由此看来，一个新的三个世界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之中，简言之，即以美国——日本——欧洲为轴心，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外围国家在内的西方世界;以中国——印度——东盟为轴心，以阿拉伯国家、中亚国家、蒙古、朝鲜和韩国等为外围的东方世界;以拉丁美洲和非洲为轴心的南半球国家构成新世纪的第三世界。概括地讲，西方世界仍然掌握着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话语权，在诸多方面支配着整个世界，因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是建立在西方列强集五百年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大成的、在二战废墟上构筑的雅尔塔体系之上的，因此西方世界是第一世界。而中国、印度等东方各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正在对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和东盟和中东国家为轴心的古老东方世界的崛起和复兴正在成为新时代不可阻挡的洪流，从各个方面对西方世界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因而东方世界构成了第二世界。而处于西方和东方世界之间的第三世界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人力资源，在东西方世界之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世界倒向哪边，未来世界的天枰就将向哪边倾斜。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调整和演变，必将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变动。众所周知，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完全操纵在西方世界手中，现有三大国际货币中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均出自西方世界，而在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诸国中没有一种国际货币。也就是说，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未能深刻体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大变动，随着新的三个世界的加速形成，特别是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要诞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从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大国中产生出新的国际货币来，而在其中最具成为国际货币潜力、最先脱颖而出的将是中国的货币，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势。
二、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动摇现有国际货币体系
　　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以美元为主导，包括欧元、日元等在内的三大国际货币所构成的，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动摇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历史地看，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由西方列强构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所不断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共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版权所有
　　众所周知，在前现代社会黄金和白银曾长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货币选择，而最早的纸币迟至11世纪才出现于中国的成都，当时通称为“交子”。应该说贵重金属与纸币的结合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诞生的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在19世纪诞生了最早的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即各主要国家的货币，如英镑、法郎、马克均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的制度，它盛行于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但是金本位制过份依赖于黄金，而黄金的自由流通一旦受阻，便无法维持，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国纷纷中止黄金输出，金本位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而土崩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1922年意大利热那亚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所确定的“虚金本位制”，又称“金汇兑本位制”，即各国纸币与黄金间接挂钩，本国货币只能通过兑换外汇来获取黄金，而不能直接兑换黄金。它虽然解决了金本位制的部分问题，但仍然治标不治本，所以注定是短命的，当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国际虚金本位制亦随之解体，这是第二阶段。&派智库-
　　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二战前，国际贸易体系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混乱时期，其间形成了以英、美、法三大国为中心的三个货币集团，即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法郎集团。三大集团以各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展开了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国际货币金融主导权的斗争，其中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的竞争构成了国际货币争夺战的主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这是第三阶段。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了西方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这种霸权集中体现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永久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由它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这种“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是在前三个阶段上的发展，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但是它的问题是过分依赖于美元和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如果美国对外贸易顺差，则会造成国际市场的美元匮乏，形成“美元荒”，而当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便会造成国际市场美元泛滥贬值，造成“美元灾”。因此，当二战中受损严重的各西方主要大国德、日、英、法等在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美国从四十年代的国际收支顺差到五十年代以后逐渐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因而世界货币市场从战后初期的“美元荒”迅速转变为不断恶化的“美元灾”。1973年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严重，美元信用猛降，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是第四阶段。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定》，确定了自由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牙买加体系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的纸币时代，世界货币体系第一次与黄金脱钩。与前四个阶段相比，它的特点有四个：一是黄金非货币化，各国货币与黄金彻底脱钩，也不再是汇价的基础。二是国际储备多元化，主要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和特别提款权等。三是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等并存。四是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等并存。在牙买加体系中，黄金非货币化、储备多元化、汇率自由浮动化带给国际货币体系的是高危险化，并因外汇投机引发了多次金融危机，如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解能力有限，例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次干预失败就是例证。虽然美元的国际本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不断遭到削弱，但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得以保持稳定的根源所在。但是由于美国国力的不断衰弱，尤其是其财政和外贸双赤字的连年加重，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经推出两轮量化宽松(QE)政策，目前正在酝酿第三轮QE，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难以承受美元泛滥的压力。
　　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经过漫长的发展，“纸变钱的游戏”愈演愈烈，已经积累起深不可测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随着所谓“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工具毫无节制的大量泛滥，更使得国际货币体系不堪重负。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刚开始时唱衰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声音曾十分强烈。甚至连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藩都多次预言这是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是继上世纪2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大萧条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最大危机。2008年10月美国贝尔斯登等华尔街数大投行的破产所引发的金融海啸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预言的正确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道琼斯股市在金融风波中，从高峰时期的一万三千多点倾泻至最低谷的六千多点。与此同时，有关美元崩盘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美元崩溃论”一度甚嚣尘上。
　　目前，全球经济似乎已步入复苏的轨道，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然而，更大的金融海啸正在酝酿。因为世界各主要国家治理金融危机的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通过大举借债，开动印钞机，来治理金融危机，无异于饮鸩止渴，抱薪扑火。以美国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09年底，美国国债总额高达到14.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GDP。而这还只是公开的数据，如果计入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现金流，美国的国家债务总额将是这个数字的八倍。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由美国金融机构推出的金融衍生品所掩盖的大量公司和私人债务，美国整个的债务总额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今天的美国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债务帝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吸血鬼”，它每天必须从全世界吸收30亿美元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一旦资金链断裂，美国这个巨无霸便将轰然倒下。与美国相比，日本和欧盟的情况更不容乐观，长期的经济低迷和高福利政策在日本和欧盟积累了毫不逊色于美国的债务风险。而当前的局势之所以能够暂时维持，完全得益于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世界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垄断，特别是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
　　但是，这种现状并不能维持多久，一旦金融海啸再度降临，必然会将全球经济推向一个无底的深渊。任由目前的局势放任自流，无疑将会酿成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大萧条，这种后果令人不寒而栗。而如果要避免这种最坏的后果，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革，改变由美元、欧元和日元一统天下的国际货币格局，推出一种更加健康的主权国家国际货币或超主权国家的国际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撰写了一篇轰动世界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论文，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DDR)的构想，但是周行长的良好愿望能否得到西方国家实质性的积极回应尚且难言。毕竟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掌握在西方手里，在一个缺乏世界政府的前提下，要西方大国主动出让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弃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念，建立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是很有难度的。而推出更加健康和稳定的主权国家货币或区域货币倒是更为现实的选择。&本文来自派智库
三、日元、亚元和人民币
　　相对于西方世界各国放任自流，债台高筑的经济危局，东亚国家由于受民族传统、文化习惯以及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并且东亚国家除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日元”享有国际货币的地位以外，并无其他国际货币，因此也不具备利用国际货币向世界大打白条，大举借债的条件。重要的是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更是为世人瞩目，虽然按照美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三，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大宗商品的生产均位居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仅次于美国。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和高速度，按照物理学定律，一物体的作用力等于其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作用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位居世界第一。因此，综观全球，最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新主权国家货币的应该来自东亚，而在东亚各国中最有潜力成为这种新主权国家货币的无疑是中国的人民币。
　　日元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大障碍。自近代以来，日本由东亚体系中的一员，倒向西方世界，尤其是二战以后，日本战败为美军所占领，走向了依附于美国的道路。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西方世界成员，其经济实力在战后长期位居世界第二，故而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特殊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尽管日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三大货币中最为脆弱的一环，但是由于日本地处亚洲，与东亚国家经济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故而成为人民币崛起的最大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并非不可突破，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日元将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容易被淘汰的一员。首先，日元虽然是亚洲唯一的国际性货币，但是长期以来日元并非是亚洲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尤其是东亚各国更钟情于美元。其次，由于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严重依赖于美国，致使日本的经济主权受损，日本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的制约。第三，日本缺乏一个政治大国的责任感，日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最不稳定的成员，波动巨大，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并没有尽到作为本地区经济强国所应承担的稳定金融货币体系的责任，而是放任日元贬值。第四，日元单位币值过低，不利其成为重要的储备和流通货币，纵观世界金融史，凡是成为国际主要储备和流通货币的都是那些单位币值较高的货币，英镑、法郎、马克、美元、欧元皆莫如此。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人口偏少，经济增长的潜力有限，自19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陷入将近二十年的低迷，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使得日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的支撑力量越来越薄弱。尤其是欧元的推出，更使得日元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更加相形见绌。因此，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和欧元相比，日元是最容易突破的一个薄弱环节。
　　上世纪末，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欧元推出的影响，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迄今为止“亚元”主要停留在理论设想上，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纯属炒作。最先提出“亚元”呼声的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他在1997年东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关于建立“亚元区”和“东亚元区”的设想。此后，关于“亚元”的设想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和有关机构的热烈追捧，呼声此起彼伏。2001年上海APEC会议期间“欧元之父”蒙代尔发表了自己对未来世界货币格局变化的看法：“未来10年，世界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亚元区)。”他的这一论断似乎为亚元区的建立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希望。然而与蒙代尔的乐观相比，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则从“欧元”区建立的实践经验出发，给出了理性的警示，促成统一货币意味着结构改革和真正的经济发展趋同，欧洲用了50年才形成统一的市场、货币和共同政策。欧盟目前只包括15个国家，总人口也不过3.8亿。与欧洲相比，亚洲的国家及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均衡，建立统一货币的难度要大得多。实事求是的讲，要在历史与现状复杂得多的亚洲模仿欧洲建立“欧元区”的做法，建立亚元区，无异于东施效颦。
　　客观地讲，“亚元”呼声出现的表面因素是“欧元”的推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但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经济日益发展、联系愈加密切的东亚地区需要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而现有的日元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但是通过建立“亚元”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矛盾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首先，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较之欧洲十分巨大，政治关系也更为复杂。亚洲既有跻身于发达国家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有处于新兴大国的中国、印度等，但大多数国家仍停留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而且作为东亚双雄的中国和日本由于政治制度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根本就无法携手合作，推进亚元的落实。其次，日本并不甘心游离于“亚元区”之外，许多中国学者一厢情愿地认为，未来的“亚元”将会以人民币为主，而日元将会如同英镑游离于“欧元区”一样，游离于“亚元区”以外。事实上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西方大国，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等重要机构都掌握在日本手中，这与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根本不同。最后，美国和欧洲都不愿望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亚元区”的出现。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美国和欧洲都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亚元”来挑战美元和欧元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即使美国对于同属西方世界的欧元之推出，也一直持消极态度。
　　在亚洲真正具备成为地区性国际货币潜力的是中国的人民币。虽然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中国政府也一直低调地未加积极地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于中国政府在东南金融危机中顶住巨大压力，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更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大。因此，当全球性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引导世界经济走出危局的中流砥柱。人民币也由此开启了国际化的道路，先后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事实上，多年来由于人民币保持长期稳定和坚挺，在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东盟、中亚等许多国家中已经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认可，成为边境贸易的结算货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将要成为与美元和欧元并肩而立的国际货币呢?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货币呢?窃以为，中国直接将人民币推向世界，不如进行一次币制改革，因为我们必须改变一个国家四种货币的现状。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中国国内的统一货币，我们怎么能指望它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呢?
　　四、整合两岸四地经济资源
构建华元国际货币体系
　　货币的产生，原本就是为了方便交换、降低成本、加快交易，统一的区域货币甚至全球货币乃是大势所趋。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货币不惟是商品交易的媒介物、市场经济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一国境内流通着四种货币，这在世界上任何大国中都是绝无仅有的。随着两岸四地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投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缺乏共同的货币，给经贸往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增加了交易的成本和风险，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资源，成为阻碍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障碍。
　　统一的货币对于我国两岸四地的经贸往来将会带来的巨大便利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欧盟十五国能接受欧元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缺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吗?显然不是，因为欧元的建立可以给欧盟各国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我国却仍然一个国家却要使用四种货币，这岂非是咄咄怪事?统一货币会有损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吗?当然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货币的统一所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头等大事便是统一货币、文字。尽管两岸分隔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时至今日，两岸四地政治和谐，经济趋同，在全球化的今天，阻碍我们统一货币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少了。而货币的统一也将是我们逐渐走向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下是我关于未来中国统一货币的一点设想：
　　第一，关于未来统一货币的名字。我觉得叫“华元”
比较合适。原因两二，首先，“华人”是包括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华民族成员的总称，“华元”之名有利于它的国际化。其次，如果沿用“人民币”的称呼，港、澳、台民众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尽管人民币在港、澳、台商家中已经广泛流通，但是要港、澳、民众放弃自己习用已久的本地货币而接受“人民币”，并不容易。
　　第二、关于“华元”的单位币值。由于人民币是两岸四地的主要流通货币，中国大陆占有十三亿中国人和经济总量的绝大多数，未来的“华元”理所当然应该以人民币为基准来确定单位币值。照我看来，以10元人民币折算为1华元为宜，再把台币、港币和澳元换算成华元，这比欧盟十五国建立欧元区要方便得多。为什么要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呢?有三个原因，一是目前在我国，过去曾广泛流通的分币现在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只是一个计算单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现金面额的需求也水涨船高，民间关于推出千元面额人民币的呼声此起彼伏。而且考虑到币制应该保持长期稳定的因素，实宜一步到位，以10元人民币兑。1华元，等于变相推出了千元面额的人民币，可以满足长远需要。二是由于“华元”的推出是为了推进中国货币的国际化，而从人类货币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对于币值高的货币生性偏好，例如作为国际货币的英镑、欧元和美元都是如此，而日元之所以成为一种弱势货币，跟它的币值偏低也不无关系。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可以满足人类的此种天性偏好。第三、建国以后，我国曾在1955年对人民币进行改制，以旧人民币10000元对新人民币1元，因此，如果以10元人民币对1华元，不仅可以利用以往积累的经验，而且一举两得，相当于对人民币币制进行了二次改革。
　　第三、关于“华元”国际化的推进步伐。第一步，当然是要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以“华元”来统一人民币、港币、台币和澳元。考虑到台湾尚未实现政治上统一的因素，这个步子如果能一次性迈出去当然更好，如果不能，我们也可以先期推出统一人民币与港币和澳元的“华元”，等形成气候，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将台币纳入其中。因为当前的金融危机深不可测，随时有可能再度来袭，有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港、澳、台虽然经济发达，但毕竟人口少，经济规模不大，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故而统一港币与澳元之后，再来统一台币，更加容易。兼之两岸经济早已密不可分，台湾严重依赖与大陆的贸易顺差，从经济角度而言统一台币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一旦成功整合两岸四地的经济资源，推出“华元”，则事实上中国2011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因为美国的GDP是15.9万亿，中国是7.4万亿，但是如果加上港、澳、台地区五千多亿美元的GDP，则全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8万亿，达到美国一半，并远远超过了日本)。第二步，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契机，使“华元”成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算货币。根据协定，中国与东盟已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中国人口是东盟十国的两倍多，经济总量也远远超过东盟，再加上东盟各国的经济命脉事实上掌握在华人手中，中国新推出的“华元”成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算货币是理所当然的事。第三步，辐射全亚洲，取代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日元是目前亚洲的唯一国际货币，但是在亚洲流通并不广泛，根基并不牢固，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华元”取代日元成为亚洲的国际货币是情理之中的事。第四步，取代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由于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经济发展潜力有限，而且亚洲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经济发展潜力无限，“华元”作为亚洲的国际货币，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利，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从长远来看，“华元”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全球货币，是早晚的事情，在我看来，“华元”在建国一百周年以前取代美元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人民币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而港、澳、台货币早已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仅凭一国之力推出“华元”谈何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拿出自己的决心和勇气，这些技术性问题的解决并不困难。至少推出“华元”的难度要比推出所谓“亚元”容易得多。我希望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要有自主意识，不要总是人云亦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从鼓吹虚幻的“亚元”的迷狂中解脱出来，多花一点时间和心思来研究更为切实可行的“华元”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格局从旧的三个世界向新的三个世界的转型，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调整，为我们整合两岸四地经济资源，推出“华元”，使之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新的主权国家货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而“华元”的推出，将不仅有利于我们以货币的统一来促进经济上的统一，并进而以经济上的统一来促成政治上的统一，为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将起到积极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华元”的推出，将是促成我国成为东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袖国家的“国之重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的感召力，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具有更为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
（本文曾发表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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