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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23)
时间进入二〇一〇年,这一年事情说多不多,说少不少。说多,主要是女儿这一年大学本科毕业。由于她有出国留学的计划,所以事情就多一些。她要留学,倒不是非要我们帮什么忙,而是她有时候忙不过来,或者人无分身之术,我们给她一些帮助还是很关键的。说少,日常的版权贸易工作中难度较大、需要费很多精力的事情很少。一来可能是我应对能力提高了,二来也许与世界经济形势有关,贸易数量减少了。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下旬,我接到女儿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她发高烧,当天下午去医院输液,当天晚上就退了烧,可是到了第二天中午和下午接着发烧。再去医院,听女儿说换了一种药,还真管用,很快就退烧了。然而,故伎重演,到了第三天午后,接着发烧。没办法,女儿买了一张火车票,连夜往北京赶。到了家,妻子赶快带女儿去附近的海军总医院急诊科治疗。拍完胸片之后医生确诊是患上了肺炎,马上输液。前两天似乎没有任何好转,后来虽然体温有所降低,可是到了晚上七八点钟依然有低烧,偶尔还出现高烧。妻子再次带女儿去急诊室看医生,此前给她治疗过的“胡医生”说前后两次拍摄的胸片显示,肺炎已经有所好转。妻子不放心,又给急诊科主任验看,主任却说前后两次的片子所差无几。妻子回到家,把这医院的经历跟我说了,我回答,第二天下我带女儿输液,看看可否咨询其他医生。
一月二日下午我带女儿去医院输液。趁女儿输液的空隙,我去急诊室观瞧,发现内科诊室有一位男医生,于是我就进去了。打过招呼之后,将前后两次拍摄的胸片交给医生,问医生有无好转,对方回答跟主任一样,两次拍摄的片子没有任何差异。看来,妻子让“胡医生”给忽悠了。我又请这位男医生看病例,这位医生说,治疗方法有问题。治肺炎要消炎祛痰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抓一个,忽略另一个,肺炎就不会好。这位男医生接下来的话让我信心满满:“输液一星期,然后再评估。”换药输液刚三天,女儿退烧了,这位医生有两下子。又找这位医生看了一次,医生调整了用药,又过三天,女儿的体力也有所恢复。一打听我才知道,这位四十岁上下的男医生叫李天杰。可是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女儿起床后体温上升,妻子赶忙找药,我说“别忙”。我一路小跑,往海军总医院赶。到了医院的急诊室,询问李天杰医生是否当班,挂号护士说:“不在”。我有点垂头丧气,不过还不死心,下意识地往里走,猛一抬头,对面走来一个人,正是李医生。我问李医生,女儿这种情况要不要服药,医生坚决地说“不用,靠她自己的免疫力会好的!”。李医生的回答不仅让我敬佩之心油然升起,还让我得到了些许启发——不论干什么,还是要真在行呀。
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女儿身体恢复得不错。不过她还要返回南京的学校,参加一门功课的考试。这门课的考试通过,她的本科学分便修满——修不满学分就无法毕业,接下来的留学什么的都谈不上。考试是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进行,我们给女儿订的动车车票是一月二十日晚上的D305次。当年这趟车是从北京南站开往上海虹桥站的,晚上二十一点四十六分发车,第二天清晨五点四十四分到南京。下了车去学校吃早饭,然后再去参加考试完全没有问题。
然而,令我们猝不及防的是,动车原来大部分由北京站发车,那天是动车改由北京南站发车的第一天。这一天意味着什么,我不说各位也想象得出来。距离发车时间越来越近,可是却没有放旅客上车的意思,看来列车运行出了问题。车站只是广播列车延误,但是却不告诉是什么原因。被延误的列车并非只是D305,所有出站列车都走不了。一开始我们还不着急,可是后来听说要等三个小时,将近次日凌晨一点左右才能发车,这样一来女儿参加学校考试肯定要吃到。询问车站的站长,站长也说不出原因。一转脸,发现女儿和妻子不在眼前,找了好几圈才发现,他们跑一边打电话去了。等他们往我这边走的时候,发现女儿两眼通红,像是刚刚哭过。妻子跟我说,刚给老师打过电话,老师不允许考试吃到,考试迟到,这门课就没成绩。一听这话,我明白了,赶紧安慰女儿别着急,我跟老师沟通一下。电话接通,我跟老师解释,女儿是因为肺炎才返回北京的。老师说为什么不买早一天的火车票回南京,我说女儿的肺炎尚未痊愈,医生劝她多休息,如果不是为了考试,估计要好几天以后才能回南京,言外之意今天回去已经是最早的了。这么一说,老师不埋怨了,同意给我女儿单独出题考试。实际上,那趟火车第二天凌晨一点五分才开出北京南站,上午九点左右才到南京。老师专门为女儿在办公室安排了考试。看来,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能着急,沉着沟通,问题就容易解决。
那年三月二十六日,从领导那里得知,股神巴菲特的儿子要彼得·巴菲特出了一本个人传记,希望将该书中文版版权引进。我马上联系代理商,三天后向代理商提出版权购买申请。几经磋商后,这本书的版权买下来了。接下来是有关部门和人员坐在一起磋商出版、营销问题。为了取得比较好的营销效果,这本书的作者专门从美国赶到北京,与编辑与营销人员一起完善营销计划。一年后的三月中旬举行新书发布会。书出来以后,作者又来北京,还去一些大学演讲。后来我听编辑说,这本书销售非常好,半年多大概就卖了二十多万册。
那年五月十三日我应约前往外文局所属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与该中心的领导和相关人员讨论我的专著出版问题。此前春节期间,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这家传播研究中心的领导跟我打招呼,希望我写一本有关版权贸易方面的作品。领导的这一要求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那年五月我开始撰写,八月下旬完成。然后我又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周蔚华给我的书写序,他们都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写的序言对我鼓励很多。我还与中国版权协会联系,请当时的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国家版权局前副局长沈人干写序。不过,我不认识沈理事长。经过接洽,沈理事长最后给我写了序。我借请理事长给我写序的机会,申请加入了中国版权协会。我的《版权贸易十一讲》于二〇一一年一月出版,我在一月七日拿到了这本书的样书。那本书应该是我国第一本由版权贸易操作人员撰写的专著,在版权贸易以及出版领域产生一些影响。可惜的是,那本书是以学术研究的面孔出版的,出版之后出版社留存的一千册当年十一月就没有了。常有同行和出版专业的学生联系我,市面上买不到这本书。看来适时修订再版已是不可避免,否则这本书便被束之高阁了。
那年四月份,女儿被美国一家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五月二十八日订妥飞机票。六月二十二日面签通过,七月二十八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如今女儿在美国已经五年多,不仅拿下了硕士学位,也拿到了博士学位。
那年五月九日和十日,我前往金台饭店,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书展版权研讨会。那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研讨会。从那以后,研讨会改在北京国际书展举行,此后我再也没参加过。
那年九月九日,也就是我女儿去启程去美国留学不到两个月,我家最后一位老人——我的岳母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那年十二月初,泰国一家出版社对《诛仙》一套八本书有兴趣,希望我为他们购买这套书的版权提供方便。我马上联系了这套书的民营出版商,对方经过咨询作者,同意委托我与泰国出版商洽谈授权事宜。十二月十六日,我收到泰国方面的报价,将其转给民营出版商的老板。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给民营出版商老板打电话,对方同意我提供的报价。接下来,我负责起草合同,合同草拟完毕后,我将其交给泰国方面,泰国方面很快回复,同意合同条款。我马上将其交给民营公司老板,此时距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我几乎每天打一个电话,民营公司老板态度很好,说晚上八点以后给我回复,过了晚上八点,一打电话,对方还在开会。第二天再问,回答还没仔细看合同。过了一天再打电话,对方说那两天太忙。又过了一天,说合同在另一个电脑上,等回到办公室才能看到合同。过了一天再打电话,又说找不到合同文本了,要我重新发一份。我一分钟也不耽搁,就发了一份,过了一会儿电话询问,对方回答合同没有问题。这一天是二〇一一年的一月二十五日,腊月二十二。我马上与泰国方面联系,直到三月二十四日才把合同签好。接下来付款问题又费了一番周折,半年以后才收到泰国方面汇来的预付款,十月八日汇给民营公司。在这期间,我还曾前往该公司,会见其老板和相关负责人员,老板对他们员工说:“姜老师非常执着”。这话说得还真不错,不执着,这件事八成就做不成了。
二〇一一年,更是一切如常的一年。那年五月十七日,越南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对港台武侠作家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等小说有兴趣,我马上回答,我可以帮助联系作者,其实那时我根本不认识作者。我通过相关渠道找到了作者的联系方式。五月十八日,我给作者团队的负责人发短信,五月十九日就收到了这位负责人的邮件。五月二十三日,收到作者团队负责人的又一封来信,信后附有温瑞安先生给我的邮件。这封邮件说:“对我而言,汉忠先生在行内的大名我是素仰已久,能够在您号召旗下为文化交流和中国侠义精神作出推广传播,绝对是我的荣幸。”经过双方反复磋商,买卖双方分别于当年的六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给我发来邮件,告知合同条款没有任何异议。当年八月十八日合同订立程序完成。当年十月下旬收到越南方面的付款,十月二十六日我将预付款转给温瑞安的团队。不过由于越南市场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这套书的越南文版出版不是很顺利,这也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周期长,市场变化快是出版难以逾越的障碍。
二〇一一年新年伊始,我跟妻子便商量去美国探望女儿。一月十八日我们前往公安部门办理护照。一月二十七日取回护照。春节过后开始准备办理签证所需要的材料和证明。二月十七日,女儿告诉我们寄出了邀请我们去美国探亲的邀请书。三月五日去拍摄签证用的照片。三月四日向领导提出请探亲假。三月八日,领导通知我只给我两个星期的探亲假。三月九日,请假信由社长签署妥当。三月十日填写美国签证申请表。三月十三日去银行缴纳了我跟妻子的签证费。三月十五日给美国大使馆签证中心打电话,预约面签日期。四月二十九日去美国大使馆面签,返回途中订妥飞机票。六月十日我跟妻子离开北京,去美国看女儿。我在美国逗留了两个星期,六月二十七日返回北京。在美国期间,除了跟女儿在一起,还参观了一些书店,了解美国书业的情况,这叫假私济公。我参观的书店包括博德斯书店、巴诺书店和其他一些主题书店。总的感觉是美国书店异常安静,估计有根针掉在地上都会听到,书店真是读书的好去处。
二〇一〇年一月,我获得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二〇〇九年度北京市新闻出版和版权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四日我应邀前往北京印刷学院讲出版管理与版权贸易操作,四月九日和十日前往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给在职的研修班讲出版法规与版权贸易操作。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我成为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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