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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经济正逐步赶上西德，但仍有很大差距
《金融时报》网站
11月20日报道，德联邦政府当日公布的年度《团结报告》显示，东德经济取得了里程牌式的进步。去年向西德移民人数首次低于2000人，失业率也降至10.7%。《团结报告》认为，东德即受益于德国工业竞争力，同时也为此做出了贡献。20多年来在交通、电力和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促进了东德经济、教育和科研的发展。但内政部长指出，东德积重难返，仍旧与西德差距很大，虽然人均GDP已升至西德的70%，其余部分仍需数十年才能赶上。东德的关键问题是企业规模小。目前东西德每10万人企业密度均为56家，但东德企业平均雇佣人数为91人，西德为142人。在德国百强企业中几乎没有东德企业。由于早年年轻劳动力外流，东德还要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目前东德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甚至超过慕尼黑。联邦政府2005年至2019对东德投资累计将达1050亿欧元，相当于该地区预算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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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东部德国和西部德国的经济差距依然巨大收藏
前段时间，德国大张旗鼓地举行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活动，不少媒体却不留情面地“唱反调”。《商报》说，“德国仍不能算一个经济体，而是两个”。《时代周报》更以《这个被分裂的国家》为题，用图表显示德国东西部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拥有汽车数量、流感疫苗接种、生育率等方面的差距。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卡尔·布伦克指出，这种经济社会差距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也意味着，德国的政治统一进程早已完成，但经济社会的统一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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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部在居民收入等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　　《2014年德国统一状况年度报告》显示，德国东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西部的71%。东部德国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317欧元，西部超过3000欧元。一名电工在西部每小时能赚9.9欧元，但到了东部只有8.8欧元。超过1/5的东部地区人口有陷入贫困的危险，比例约为西部地区的两倍。从家庭财富看，德国西部家庭平均拥有资产19.9万欧元，东部仅为8.7万欧元。西部有半数人拥有自有房产，东部不到1/3。　　德国东西部的社会发展也不均衡。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为23%，高于西部的20%。到2030年，预计东部地区超过65岁的人口比例将达到33%。在东部地区，62%的儿童出生在未婚家庭，为西部数字的三倍。此外，在上市公司、媒体界、甲级足球队高管中，也罕有东部人士的身影。　　除了有形的差距，割裂东西部地区的“无形之墙”仍很牢固。2013年，德国民调机构阿伦斯巴赫研究所公布的一项题为“东西德人的互相评价”的社会调查显示，东西德人相互之间的印象差别很大，偏见占据主流。西部人认为东部人爱发牢骚、多疑、焦虑；东部人对西部人的看法则为傲慢、拜金、官僚主义、肤浅。“罗尼”曾是德国东部最流行的名字之一。拥有这个名字的一位德意志银行职员告诉本报记者，他在东部出生，在西部完成教育，但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曾四处碰壁——公司主管一听他的名字就面露难色。
东部追赶西部的脚步显著放缓甚至陷入停顿　　统一之初，德国东部经济确实有过腾飞阶段，其速度可与二战以后的西德相比。但这个增长是通过大量公共投资实现的，投资方向是民主德国原先忽略的房地产、基础设施、电信等领域。当追赶效应消退，德国东部经济陷入徘徊。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东部追赶西部的脚步显著放缓甚至陷入停顿。　　卡尔·布伦克对本报记者表示，东部经济的结构性困境，源于1990年德国政府不顾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强行推进“货币统一”，允许东部居民用一比一的比例将东德马克兑换成西德马克。这一政策看似迅速提高了东部居民的生活水平，实则导致东部劳动力和生产成本暴涨、失去竞争力。几周之内半数工厂倒闭，上百万人失业。其后东部企业的工厂设备要么被废弃，要么贱卖给了西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相关评论说，德国前总理科尔和德国民众都天真地把“政治自由”同“经济繁荣”等同起来，当经济繁荣未能实现时，民主体制也遭到质疑。正是在政治经济的巨大反差下，新纳粹主义在德国东部得以滋生。　　去工业化的恶果至今没有消除。德国100家最大企业中，没有一家总部在东部。科隆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克劳斯·勒尔说，虽然东部生产率只相当于西部的75%，但比较东西部的中型企业，可以发现两者的运营状况差不多。由于缺乏大企业，东部地区无法提升经济规模，无法扩大研发投资。在西部，70%的研发投入由私人企业完成，在东部只有40%。　　转移支付是饱受诟病的另一个话题。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政府通过征收团结税，给东部地区输血。统计显示，德国西部每年的净转移支付约为德国GDP的4%—5%，占德国东部GDP的近1/3，至今已达2万亿欧元。如此庞大的资金支持，为何没能达到预期效果？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家吕迪格·弗兰克认为，转移支付的钱并没有用到刀刃上，受益的也主要是西部企业。他在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采访时提问：“这笔钱用在哪里了？基础设施项目、高速公路、电信设备、社会安全网络。谁从中受益？向东部扩张的西部企业。转移支付实际上是对德国西部工业的补贴。因为东部的企业要么已经倒闭，要么被西部收购。”
东部经济提速是弥合东西部差异的唯一出路　　德国政府在统一状况报告中强调，弥合东西部差异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加大投资、加快创新和提高东部企业国际化水平，让东部经济提速。考虑到东部地区老龄化趋势快于西部，东部企业必须更注重创新和研发。报告认为，德国东部已经建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设施。五个州拥有24所大学，53所应用技术学院和200家公共研究机构，这为创新提供了基础。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彼特·阿尔契科夫对本报记者表示，回顾过去20多年，德国东部与西部的差距还是有了明显缩小。1991年，东德人均工资为西德水平的58%，现在已提高到83%。今天，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5万欧元，相当于意大利的水平，超过西班牙、希腊或葡萄牙。他表示，联邦政府为鼓励创新、加快东部建设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改善地区经济结构联合任务”计划，在德国东部进行投资生产的企业可获得高比例现金补贴，最高比例可达投资金额的40%。在涉及研发的公共投资和低息贷款方面，东部地区可享受特别优惠。　　勃兰登堡州经济发展局局长罗尔夫·施利特马特博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注重可再生能源、生命科学、汽车、物流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勃兰登堡州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东部州乃至整个德国最有活力的地区。目前勃兰登堡州的电力供应有65%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提前18年实现联邦政府计划”。施利特马特博士上周刚率领一个创新型中小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同唐山、无锡、上海、杭州等地的企业进行交流。他表示，将经济与科学相结合，是勃兰登堡州的优势和发展支撑，同中国的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施利特马特博士预计，再过15—20年，勃兰登堡州的经济将有可能同西部州平起平坐。
德国西部家庭平均拥有资产才19.9万欧元？全德更低，我无语，感觉我天朝在这个指标上快超过德国了！
欧洲央行第一次进行的欧元区家庭金融和消费调查（HFCS）在月初引起了不寻常的关注和暴动。在发布时间同时也围绕着其它一些争议：德国央行三月下旬公布了数据，塞浦路斯救助最终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图1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在这个救助横行的时期，家庭净财富数据还会在各大报纸上占尽头条。德国，通常被视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纳税人救助资金的最大资源，实际上数据却显示，在可获得数据的15个欧元区成员中，德国的净家庭财富的中位数是最低的，只有51400欧元。这还没有欧元区净家庭财富的中位数109200欧元的一半。
因此，表面上看，贫穷的德国家庭似乎想要欧元区其它富有的成员国来救助了。任何表明德国人比斯洛伐克更贫穷的测试都通不过。注意，在图1中，德国平均（而不是中位数）家庭财富为195200欧元，高于其他六个欧元区成员国，稍低于230800欧元的欧元区平均水平。中位数及平均数排名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富裕的德国家庭比其它许多欧元区国家要富裕。尽管如此，德国家庭平均财富的排名仍然是令人惊讶的。
还有除了这些头条以外的调查结果。通过统一且跨国对比的方式，欧洲中央银行收集了目前最大的数据集（覆盖了62000个家庭），弥补了一个统计缺陷，这一点应该得到称赞。这一成果使得比较欧元区家庭资产、负债和净财富水平成为可能。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是数据开始收集的时间，以及在公布之前有多少滞后期。调查的第一波发生在欧洲经济崩溃后的2008年年底和2011年年底之间。希腊的数据是从2009年（在2010年春天希腊爆发危机前）开始收集的，同样的西班牙是危机前的2008年末2009年初。作为特例，法国数据从2009年末2010年初，其他13个欧元区成员国的数据均来自。其次，统一超过20年里德国家庭财富水平受到东德和西德之间在财富积累方面的差异影响。图2把这两个地区单独拿出来，与其余欧元区国家相比较。由图2可知，西德和东德国家庭净财富水平的比例是3.5比1。东德中位数家庭净财富水平比斯洛伐克还低，表明统一以来从西德向东德大规模的财政转移并没有提高东德的家庭净财富。西德的净财富中位数水平与奥地利相当，而德国的平均水平和法国相当。
三是自有住房拥有者的作用，因为一个人的自有住房通常是他或她的最大个人资产。HFCS调查尤其能显示自有住房拥有者的差异。图3可以看出，在欧元区德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是最低的。因为只有44％的德国家庭拥有（或部分拥有的抵押贷款）自住房。在较低的60％的收入家庭中，这个数字下降到31％。许多欧元区的南部国家，同样的比例在70％以上（尽管最近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低于这一水平）。德国家庭净财富水平低，因此可以被解释为许多家庭缺乏一个居住地。自有住房的作用也可以帮助解释欧元区的政策差异。从比较来看，德国和斯洛伐克之间超过45个百分比点的差异，两倍于美国家庭住房比例最高的州（西弗吉尼亚州的76.7％）和最低的州（纽约之间的为53.1％）的差异。
例如，德国的低自有住房极大地降低德国经济的住房财富效应（以及相关消费的增加），特别是因为房屋净值抵押贷款（mortgage equity withdrawal）在德国是不可能的。想依靠目前的低利率来推动德国人更多消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房屋升值不会影响大多数家庭。德国低的住房拥有有助于德国专注于通货膨胀率，这是租房比核心通胀率更关心的数字，因为租金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同已经很低的德国平均水平比，中等偏下收入的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更容易出租他们的家。因此德国政治家们（以及需要他们政治支持的法兰克福欧洲央行行长）被迫要注意通货膨胀率。换句话说，虽然所有人都在谈论20世纪20年代的通胀，但是德国大选由这个时期不喜欢通胀的房东决定，而不是所谓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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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净财富，即家庭的资产减去负债（即债务）。主要自有住房拥有率的差异（以及延长按揭债务）引起的如汽车所有权和持有的其他房地产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影响家庭实物资产/负债。另一种看待财富的方式是排除房屋和汽车，检查银行存款、持有的共同基金、债券、投资股票及其他金融资产。图4显示了欧元区的家庭金融资产所有权上的差别比较大。
差距最大的是百姓的意识和素质。
哦　　　-- 有妹恨妹不成穹，无妹恨穹不是妹！
几乎所有的欧元区家庭拥有某种形式的金融资产。（然而，希腊家庭一季度报告无金融资产。）欧元区家庭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存款，说明了银行体系对于欧元区经济的重要性。自愿私人养老金/寿险产品的保有量也存在显着差异。除塞浦路斯和芬兰外，股份所有权不超过10％，这限制了股票市场对欧元区家庭财富的影响。图5列出了欧元区的家庭金融资产中位值。仅仅看度量家庭财富的（非常）金融资产部分，德国以17100欧元的家庭财富中位数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但在地中海岛国以及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仍然拥有更多的金融资产。（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最近遭受的大量存款损失，塞浦路斯的家庭财富中位数可能会下降。）回顾图1中位数和平均家庭净财富之间的差异，应小心解释欧元区家庭的水平和图5中列出的财富相对位置。拥有的金融资产中值仅仅是许多潜在衡量标准之一。单一数据不能可信地展示欧元区家庭的财富和福利等更广泛的问题。总之，欧洲中央银行这一新家庭财富和消费调查包含足够新的信息，可以用来增援学者和政治家的各种观点。但是，由于图1中一些有误导性的数据可能发挥作用，因此必须记住统计的细微差别。对于笔者而言，整个欧元区外围国家如此高的净财富水平凸显了任何国家离开欧元区的难度。据HFCS，甚至意大利的中位数家庭可以给出超过173000个原因来不惜一切代价地留在欧元区。
计划经济的流毒为害甚远
不过这差距与中国比起来微不足道，
幸亏是我赶到了，要不然楼主这贴就妥妥的沉了，不用谢我，我就是如此善良的一个人。 幸亏是我赶到了，要不然楼主这贴就妥妥的沉了，不用谢我，我就是如此善良的一个人。
屁大点地方还分个东西部，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东德给西德那么多廉价劳工，还不偷笑？
与中国贫富差距比起来小巫见大巫了！
这就是某制度种下的恶果
东德人均是西德的75%。差距和中国比不算大
不错了，中国一个省的都比人家更加不均衡。
比中国东西差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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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　　二战结束时，德国经济因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当时有的预言家悲观地估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才能有一只盘子；每12 年有一双鞋子；每50年有一套衣服；每5 个孩子中有一个能用自己的尿布”（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9页。）。实际情况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西德在50年代就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本文试对50年代经济奇迹的主要条件及其影响作初步探讨。　　一　　西德50年代的经济奇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相对稳定地持续高速增长。西德于40年代末开始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重建工作。工业生产1950年底达到1936年水平，1951年超过1938年水平，同年下半年出现短暂经济繁荣。年是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6%，远远高于美国（2.2%）、英国（3.2%）、法国（4%）、意大利（5.1%）， 被称为“黄金的50年代”（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7 页。）。50年代的最后两年即1959年和1960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5%和8.8%（注：赫尔曼·阿达姆：《经济政策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府体制》（H.Adam,　　　　 Wirtschaftspolitik　　　undRegierungssystem der BRD），奥普拉登1992年版，第74页。）。10年内国民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增长。在1961年至1990年的近30年内，除1969年外，西德经济未出现过这样的高速增长。　　2.保持就业稳定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战后西德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是千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这成为政治家亟待解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当时的经济部长路·艾哈德说：“每一个政治家也要认识到人民经济福利的重要性，从而采取适当行动。”（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8页。）西德采取大力发展生产，广泛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福利政策解决就业问题。 失业者由1950年的158万减少到1960年的27.1万。失业率大体上以每年0.5%-1.9%的速度减少。1960年失业率为1.3%（注：H.-D.哈尔德斯、 F.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实际问题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逐年低速稳步增长。产业工人的毛收入10年内翻了一番。除1951年外，其余年份物价波动幅度很小。随着经济的全面恢复和高速增长，商品日益丰富，消费品价格放开，市场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战后初期完全的买方市场变为卖方市场。一度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耐用品，如小汽车、电视机等逐渐成为大众化消费品，居民小汽车拥有量10年内增加近7 倍，居民的购买力明显提高。　　3.国家财政状况迅速好转，实现了较高的国家预算。年，西德国民收入从360.82亿马克增加到956.06亿马克，10年内增长了1.7倍，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同期内，支出由374.01亿马克增加到952.75亿马克，增长了1.6倍，收支基本平衡，收入略有盈余。 路·艾哈德认为，国民收入如同一个蛋糕，“有了一个较大的蛋糕，就不难让每个人分得较大的一份，如果只有一个较小的蛋糕，尽管讨论了怎样分法，总不可能使每人多得一点”（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第13页。）。在高预算收入情况下，实行高预算支出。国家支出1950年占35.9%，1958年增加到40.6%。安排就业和平稳物价作为国家支出的重点。50年代，社会福利和卫生、交通、教育以及地方设施和住房等部门在国家支出中占有明显比重。　　4.西德50年代经济的繁荣还表现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第一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第二、三产业以及城市转移。城市的恢复和重建以及现代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西德在50年代末已作为一个经济强国重新跻身于欧洲和世界强国之林。　　西德5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东西德相比，西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和强大的生产潜力。首先，从历史上形成的德国工业地理分布看，东西部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所占份额很不相同。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建设备生产占61%，其中汽车工业占68%，金属加工工业占70%，造船和蒸汽机车制造占77%（注：《德国统计手册，年》（　Statistisches　　 Handbuch　fuerDeutschland，），慕尼黑1949年版，第273页。）。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7%，生产资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81页。）。 工业地理的这种分布状况对东部产生的负面影响比西部大得多。到1950年，西部已基本消除了由于国家分裂造成的工业布局与生产能力严重失衡状况，而东部却长期未能解决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加工工业的失调问题。其次，从劳动力资源看，西德在50年代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经济发展未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是因为，除西部原有人口外，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大约1000万难民和战俘（注：H.-D.哈尔德斯、F. 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第19页。）来到西部，包括来自东德的300万人，其中有就业能力的人口约占60%。 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1000万难民和战俘成了极其宝贵的财富。这支就业大军中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素质以及从事独立职业的能力，例如，年，从东德前往西德的居民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 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注：卡尔·哈达：《20 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17页。）。实际上，东德以巨大代价为西德培养了建设人才。　　2.50年代国际大气候的变化为西德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二战后，欧洲和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面对苏联的崛起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美英等从其在德国和欧洲的长远利益考虑，千方百计尽快把西德纳入西方营垒。它们首先采取了减少战争赔偿和停止拆迁工业设备的措施，同时实行了对西德进行“救济”和“援助”的计划，继而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不断开放绿灯，为西德的自我发展提供有利条件。1949年底，西德成为欧洲经合组织、欧洲委员会和鲁尔国际管理机构的成员。1950年，根据北约决定，西德要承担保卫欧洲的任务。1951年，西德加入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同年，美、英、法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1955年，西德正式加入北约和西欧联盟。1958年，西德成为欧共体成员国，等等。到50年代末，西德实现了三大转变，即由昔日的敌对国向西方政治盟友的转变；由非主权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由战争赔偿国向西方市场重要合作者和竞争对手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对西德50年代经济发展，而且对以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　　3.实行适应当时国情的经济管理体制。50年代是西德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准备和试验阶段。在这一阶段，西德根据本国国情在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作了重要探索和尝试。首先，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为防止经济无序发展，并为经济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对涉及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或国家控股、参股的做法。铁路、公路、航空、邮电、港口等基础设施部门，因规模大、见效慢、盈利小，均由国家经营管理，属国有企业。50年代，大约60%的电力生产，96%的电网和煤气生产掌握在国家手中。50年代早期，国家在煤、焦炭、石油、生铁和钢的生产方面的份额占总产量的20%以上，在汽车制造、炼铁、炼铅和炼锌方面占50%，炼铝70%（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60页。）。此外，在全国范围内， 还有不少属于州和乡镇经营管理的企业或部分参与的企业。无论是联邦还是州和乡镇参与的企业，凡以盈利为目的，均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经营管理。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还表现在对农业、建筑业和中小企业的扶持方面。1955年，西德制订的农业法首次提出，为了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保证对食品的充分供应，缩小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之间的差别，规定对农产品给予价格补贴，对购置农业生产资料、平整土地、测量土地等给予资助。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被称为50年代的“绿色计划”。在住房建筑方面，1950年和1956年制定的建筑法规定，对私人修建住房提供税收优惠和利息补贴，并从国家预算中拨款修建公共住房。国家还把扶持中小企业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为鼓励出口，国家提供优惠出口信贷和出口信贷保险、专门补偿金，1954年以前的出口商品免缴营业税及一部分利润（按出口额的3%计算）不必课税等。 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为“外贸立国”创造了条件。　　西德在对公共事业的服务、重要工业原料、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和资本市场置于国家控制下的同时，有选择地实施了自由经济政策。路·艾哈德认为，占领当局实行的全面管制的办法实际上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有效管制，减少管制释放出的生产能量，“比之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国家干预的方式更能不断地取得更大的成果”（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49页。）。　　1948年货币改革后，当时的经济管理局便废除了90%以上的价格规定，允许居民自由购买大部分日常必需用品。食品方面，继1948年10月取消土豆配给制以后，于1950年4月取消了对食糖的管制。 在放开价格、实行自由竞争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生产趋向集中化、垄断化，企业合并成风。为了防止财富的过分集中，防止滥用经济权力，西德于1957年制定卡特尔法，并成立了联邦卡特尔局。这部法律虽然还不完善，但在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中，在国家通过法律规范经营者的行为方面作了重要尝试。　　西德50年代采取的管理体制是与当时的国情相适应的，是在美、英、法占领国当局逐步向联邦德国政府移交主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必要的、有效的国家干预为经济生活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序条件和基础，有利于克服经济活动中过冷过热或失调现象，有利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市场竞争又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助于尽快克服商品匮乏状况，激发经济增长点的产生与发展。　　4.稳定经济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为经济持续增长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国内条件。联邦德国成立初期，在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存在的情况下，为保证社会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尤其需要实行稳定经济政策，加强宏观调控，通过调节总需求来影响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国家主要通过就业政策、分配政策、价格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达到上述目的。50年代，根据劳动市场和生产发展状况，西德采取充分就业政策，保障劳动者的收入稳定增长的分配政策，防止通货膨胀的物价政策，以及国家收入与支出相对平衡的财政政策。这样做既有助于刺激总需求的增长，也有利于社会稳定。这里仅叙述货币政策及其在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1948年的货币改革为西德推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中，西德也利用货币与贷款，进行宏观调节，“以达到特殊的经济政治目标”（注：卡尔·哈达：《20世纪德国经济史》，第159页。）。 中央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它对涉及货币的一切重要问题向政府提出咨询意见，支持政府总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稳定货币的政策。中央银行为国家所有，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1957年颁布《联邦银行法》，建立联邦银行。该法规定，德意志银行为了完成本身的使命，必须支持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在执行本法授予的权力时，不受政府指示的干涉。联邦银行作为全国的中央银行，除根据国家授予的权力发行纸币、控制货币量外，还通过以下手段实现对货币的控制：（1 ）最低准备金--信贷机构有责任按其存款的一定比率向联邦银行交存无息最低准备金；（2 ）再贴现--联邦银行通过购买商业票据（即贴现政策）和提供以有价证券为担保的抵押贷款为条件同信贷机构开展某些业务；（3 ）公开市场--联邦银行在货币和资本市场上买卖一定的有价证券（联邦德国自1955年起实行市场开放政策）；（4 ）存款--联邦和州原则上有义务将流动资金存入联邦银行。50年代，西德在建立和完善独立自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进而通过中央银行制定政策措施，调整货币流通，维护通货稳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就。　　50年代，西德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各项稳定经济的政策相协调，保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为经济高速发展赢得了有利的国内条件。社会福利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是，“拥有在经济过程中多方面保护人的利益的劳动与社会保障系统”（注：H.-D.哈尔德斯、F. 拉姆耶尔等：《市场经济与经济理论--针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第33页。）。这里着重介绍三点：（1）在劳动市场政策方面， 联邦政府实施高就业率并持续改善就业结构的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2）按照法律规定， 对劳动市场合同进行谈判，就最低工资达成协议。1949年颁布《合同法》，1952年颁布《确定最低劳动条件法》，对劳动者的就业权益作了具体规定，不允许劳动者之间进行压低工资的竞争。（3）实行劳动者参与制。1951年颁布的《采矿冶金业参与法》规定，在采矿冶金业中超过1000 名职工的股份公司中，推行“同等数量参与制”，即持股人的代表与工人代表按同等数量参加企业决策。还规定，聘任经理须得到工人代表的多数票赞同，即工方代表有否决权。1956年制订《参与制补充法》，把采矿业参与制推广到矿业冶金业的控股公司。对于不属于采矿冶金业、雇工少于2000人的企业，1952年《企业法》有效。（4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系统。早在19世纪末，为缓和因工业化而产生的社会紧张关系，德国已开始实行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养老和伤残保险。1911年颁布的《帝国保险规定》包括上述三项保险，至今仍是社会保险的法律依据。20世纪初，先后实行职工、矿工、失业保险。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保险对危及生命的风险如老年、伤残、疾病、失业和意外事故，均提供多方面保护。1957年对养老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养老制度动态化。1961年颁布的《联邦社会救济法》规定，凡陷入困境而又无权在社会保障系统内得到扶助的人，有权要求社会救济。由于实施了上述法规，顾及到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工会在提高工资方面要求比较克制，未进行大规模的分配方面的斗争，国内也未出现影响经济发展的激烈的社会争端。这为经济繁荣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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