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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余仕麟;余彦;
复兴儒学的根本意义:寻回民族魂　 关于儒家文化的复兴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多讨论,但多从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着眼,功用性很强。如果仅从发掘一种学说的功用性来考虑,讨论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与讨论法家、道家甚至佛家等文化的现代价值似乎在学术意义上没有多大区别。然而,儒家文化与法家、道家、佛家文化等却又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儒家学说数千年来一直被尊奉为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文化,并被传统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文化传统,早已浸透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而成为了中华民族民族性的基本特质。因此,从民族性的维度来讨论儒家文化的复兴,似乎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一、复兴儒学的现实诉求:重拾文化传统自孔子在春秋时期创立儒学,崇尚圣王倡导德治,儒家文化便开始在中国崭露头角。经汉代,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始立为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思想。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借鉴和汲取释、道哲学的一些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即所谓“援释入儒”、“援道入儒”,弥补了先秦儒家在天道人性等理论上存在的缺陷,使儒家学说在其理论体系上更加严密和精致。这种完善后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出现,也更加巩固了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牢不可破的正统(本文共计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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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看待近年的大陆儒学复兴？
来源：互联网
通吃岛岛主: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不但没复兴，反而被人们认为是傻?的行为尊卑等级，愚忠愚孝倒是“复兴”了不少。
acel rovsion:
个人观点，供参考。问题是我们探讨”儒学“我们谈到的是什么？所以我这里要限定一下，我评价的是“儒学复兴”这个社会运动或者自称“新儒家”这个政治流派，而不是在论述从儒学经典本身是否可以复兴，后面这个问题显然过大。这点需要强调一下。从宋儒到明儒到清儒，关注的东西并不同。从民国时期，梁启超和易白沙等人与船山学派关于尊墨还是尊儒的争论是我们现在对于国学定位点一个起始点。当时民国的争论，更多是试图用中国哲学去套用新文化运动时期，引入中国的三支西方思潮，包括英伦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于是乎，那时候对于国学的遵从与讨论集中在两个东西：1，我们的国学或者传统是否是在西方思潮下落后了，那么落后的是哪些方面?2，我们遭遇国家变故是整个文化史的问题还是现世的时运不济？而船山学派在第一个问题认为儒生政治这么多年，真正的问题是儒生制度千年来没有变化，以至于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秩序，但是儒学的道德哲学仍然是东方最先进且必须要被坚守的。而梁启超等人尊墨的理由是认为儒生政治到现在寿命已尽而且并非中华最好的路径，而墨家，兼爱非攻尚同贵义选贤等价值观相对于法国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完全契合了，那么他们认为需要重新弘扬墨家作为本土的道德哲学。而哈贝马斯曾经这样论述过一种政治模式，那就是原有解释系统所依赖的制度性条件衰退，新的经济秩序生成的新的解释系统（虽然可能还很稚嫩），于是说，原有解释系统为了重塑自己的合法性，必须要首先承认新的解释系统为正当的，然后必须尽量通过言说和整合的方式将原有的解释系统贴近于新的主流价值观，用原有解释系统的视角强行整合现有的社会思潮，于是希望重新复兴原有解释系统的合法性。当然，他论述的是基督教世俗化的发展。而在这个事情上，哈贝马斯在语言解释系统交互的立场上有一定相似性。90年代是我们开始慢慢淡漠一共时期的主流价值观，而经过一定程度的经济积累，开始广泛引进西方思潮的年代。在90年代的大学之中，后现代文学，先锋诗歌，批判性的摇滚，致力于自由主义情怀的民谣都开始出现在主流思潮中，大量的东西方对比文章随着改革开放初期，我朝对于世界的首次展望而慢慢成为话题。事实上这个时候，在自由主义以情感共鸣和展望西方的形式引入到我朝的时候，国学已经开始有所复兴了。当然，这个时候还并不成气候，复兴的方式除了是以重塑符号式，仪式性的传统礼仪以外，还有在政治纲领上以原有的儒学系统（主要是宋儒和清儒）来贴近解释年轻一代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就造成了从台湾开始蔓延的”读经运动“，当然是王财贵先生主导开始的，这在新千年初的那一部分中高产阶级中受众很广。改开在这个时候大致上诞生了一批受益者（互联网算第二批），这一批受益者依据着冒险精神和改开大趋势，以及人情共同体对于国家经济导向的一些把控，开始慢慢富裕起来，在新千年初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共同体，但是这个文化共同体并不稳固。原因在于，这群人大多起于草莽，熟悉人情原则，但文化修养并没有足够到可以脱离文人阶级去自己打造一套文化语境。于是乎，他们开始回溯中国一些传统的东西，包括茶叶，玉石赏玩，书画，开始在圈子里去拜访和接纳一些当时的本地墨客文人，而读经运动随着这种方式开始进入商人阶级，于是乎，所谓的”儒商“就这样出现了。并且同时影响了那一代老中产阶级，这算是儒学复兴的第一代受众。其次，随着次文化圈的发展，很多传统学术或者仪式性的服饰，活动开始随着文化产业的推广和次文化圈特色的价值观共同体和特有受众，开始慢慢在互联网社区形成之时，慢慢成为一个团体。但是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这波人士。而我们谈的新儒家往往是蒋庆，秋风等文化学者提出来的东西，其本质上是要复习某一部分儒学思想来作为新的政治纲领。事实上，二共在实用主义这么多年以后，主体文化一直处于空缺的状态，一共时代的革命浪漫主义很少提了，于是传统视野的儒学文化开始被部分学界的保守主义阵营提出来。原因是在于，儒学文化作为政治纲领和统御的道德哲学在我朝的根基是非常深的，我们直觉上会认为跳出来批判儒家道德哲学的人是“极度狂妄而且蠢货至极的”，即使下定决心要批判这套道德哲学也只敢说某些部分是“不适宜”的，也不敢加之批驳之语。所以儒学文化在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上，它在我国有很大的天然正义性，以至于很多人以此作为我朝的保守主义的“公序良俗”，这个在辜鸿铭时代的保守主义阵营都有所实践。而这个主体文化的空缺期，也是学界儒生们不断接到高层助力的基本源泉。于是乎，整个过程就如同哈贝马斯从语言交互范式上所探讨的政治实践一样，作为政治纲领的新儒家们需要坚守两个基本结构：1，儒生政治。制度化的儒生政治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在复兴了，但是新儒家在重塑政治纲领的方式是通过新儒家的视角去解释当下所谓“西方价值观占领高地”的时代，首先论证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并非是完全冲突的，以保证儒学作为价值观的“合法性”，于是乎中西思潮的对比文章和著作在05--08年左右是开始蓬勃发展的，试图将自由主义伦理与所谓新儒学整合，并且将新儒学的普及教育作为一个文化产业。在论述了合法性之后，就开始论述“正当性”。正当性的源泉是针对“现代性”的讨论，认为西方价值观在中国本土有天然缺陷和不适宜，包括后工业时代带来的虚妄和过分的功利主义，他们将此归结于自由主义伦理主导的西方价值观。这个和西方左派在60年代的“玫瑰色”运动一样，也是建立在对于后工业社会的伦理错位批判上而发展起来的。那么，儒学作为政治纲领和新的道德哲学系统，在学界这群儒生看来，是可以彻底解决这些“西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弘扬中华本土精神，顺便学界也可以因此原来从汉儒以来所有儒生政治所期盼的“佐君之梦”。2，宗族结构。因为汉儒形成的“君臣义合”的佐君入堂的制度性条件不存在了，宋儒时代加强国的宗族意识也在一共时期被社会运动所击破。那么事实上，儒家道德哲学在后工业时代还可以依赖的制度性结构实质上就是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人情道德。于是乎，新儒家在论述政治纲领背后的道德哲学就是通过继续修补宗族意识来进行的，包括强调父权社会时候的男女分工，家庭观念和家庭道德，乡贤体制，学界佐政，道德教化等等，包括蒋庆等人最近的文章都是关于此的。你知道以上两件事情以后，你其实很容易理解新儒家在论述政治纲领时代的所提出的论调了。蒋庆最近被全体女同胞和支持女权主义的男同胞骂的鸡飞狗跳的文章，实际上蒋庆本人就是在干刚上面提到的这两件事。。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发这些文章和言论是什么脑回路了。于是乎，将以上两件事情放到更大的领域，就成了新儒家和传统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合流，所谓的“新儒学与宪政”或者”新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的命题就被他们继续发展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新儒家与传统英伦保守主义政治实践的合流，而只不过英伦所依赖的17世纪贤人政治和阶级分工传统换成了我们更为接受的新儒学（其实未必算儒学了）政治纲领而已。而这一波复兴，实际上即使我朝保守主义阵营的返潮而已。这种论争方式和民国时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在论述了这么多以后，我提出我个人的观点：1，宗族结构在后工业社会是无法被坚守的，新中国由于是在传统的组织秩序上嫁接了现代政治，所以在家族观念上会比较延后。事实上从市民阶级的资本主义革命开始，无论是威尼斯共和国将家族制转换为家族社团，还是由于卡佩王朝手工业和城市化发展慢慢形成的威廉古德的契约家庭制度，实际上就是工业时代的组织模式在摧毁原有的血缘认同和家族束缚，以及传统的性别分工。所以，在这个年代宣扬回归宗族意识和相关结构不仅仅可行性很低而且没有正当性，在90后这一代开始，家庭的价值性就要慢慢消解了，这一代年轻人形成的新小资阶级相当部分都认为结婚组成家庭只是一个选择，而并非必要的价值，个人实现的方式多得要死；其次，传统的父权性别分工在后工业时代女权主义成为天然社会运动和结构变迁源动力的现实状况下，是肯定不得人心的，你这套道德纲领起码在新时代女性这里是根本通不过。2，我朝的主体文化实际上也并非是如同美国进步主义运动过后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不是Neo-liberalism） ，实际上，我朝的主体价值观一部分是工业发展带来的某些负面野蛮生长，其次是囫囵吞枣的引进西方思潮的混搭系列，最后才是传统道德随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自然变迁。。于是，儒学道德系统来解决西方价值观过强的”现代性“问题，这个事情在学界或许有受众，但是在民众心中听起来是很诡异的事情，因为目前的主流价值观也并非自由主义价值观（或者说他们批判的西方价值观），而是一个不好定义的混搭体，由工业时代快速地转变社会结构和阶级文化而发展至今，随着公共场域的扩展开始进行着新的整合，这似乎是如同吉登斯论述的晚期现代性的一个过程。。所以，从逻辑上自证”合法性“，或者说宣扬用传统道德解决现代病，我估计是没多少受众的。所以，事实上目前新儒家所争取到的支持，还是来源于我朝对于传统道德哲学的直觉认同和依恋，而无法如他们所希望的一样，将这种情绪转移成去支持他们的保守主义政治纲领。。所以，这显然也是个可行性很低的时期，这如同是一种后工业社会中去悬置一套道德系统。以上是个人看法，仅公参考。谢谢邀请@李珞珈 @东泠 还有土豆。
…………分割线…………补一句老子的话，很有意思：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诚。
……………《道德经》十八章
小屋住不下:
先说结论：可以理解，但前途未卜。首先，为什么说儒学复兴可以理解？1）官方意识形态教育和近些年来的西化思想对儒学的批判过于幼稚。一种言论过于幼稚，就会遭到反弹。官方意识形态传统对孔老二的批判有多幼稚，参见这个漫画：官方跟西化思想对孔老二的批判，无非都是什么维护封建特权、维护官僚统治之类。这个只要稍微读过儒家著作的人，都知道这些言论有多可笑。历史上有些人的伟大可以使抹黑他的对手显得可笑。这样的人不多，但孔子是其中一个。2）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共同生活的崩溃。人是一种需要群居的动物，我们要跟朋友聊天，要跟人交流，要去同情他人也渴望被他人同情，这个需求是普世的，所以人要过共同生活。旧社会有家族，有乡规里约，一个村子就是共同生活的单位，你生活在其中是受到他人关注和关怀的。中共建国后，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把人聚集到单位中来生活，这也是共同生活的一种延伸。先不论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过去的单位自己有食堂、幼儿园、医院，发达点的还有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一个人生老病死都可以全包，单位里都是熟人，家长里短都知道，有困难也能相互帮一帮，当然也有八婆和等级制这些东西，跟过去农村区别不大。改革开放后，随着公有制企业的瓦解，这些都瓦解了。瓦解掉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瓦解掉共同生活单位，你得提供新的补充。国外再讲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也有发达的社团和社区生活，这是普世需求。普世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生活就会出问题。回农村看看，年纪大一点的共同生活都是在打牌，年纪小的都是上网，绝大多数人精神生活极其空虚。别责怪大妈们跳广场舞，别责怪父母辈们转发心灵鸡汤，他们不是真信这些，他们是想找到小圈子的认同感。所以大家会有印象，改革开放后，大家就向钱看了，道德滑坡什么的。其实人的道德水平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变化的是社会机制。共同生活是能够对人的行为作出道德约束的，共同生活不存在了，道德约束当然也就变弱了。而儒家恰恰就是强调共同生活与道德准则重要性的，这种学说在这类大环境下一定会受到关注。其次，为什么说儒学复兴前途未卜？1）任何学说都是与一定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结合方式。传统社会经济基础是小农生产自然经济，与之对应的社会结构是大家族。其实历史上的中国，“家族生活”才是主流生活，“社会生活”反而是非主流生活。不然我们今天怎么还会有“混社会”这个词？工业化体系进来了，国有企业又瓦解了。现代社会，经济结构是公司制，社会结构是核心家庭制。甚至随着这几年流动人口增多，核心家庭制都要瓦解。立足于“父父子子亲亲贤贤”的儒家并不适应这套结构。所以，除了官方宣扬的儒家活动（比如祭孔典礼）之外，民间大部分儒家活动其实是以社团形式存在的，它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上的，而不是像传统儒学一样浸淫于日常生活内部的。传统儒学讲的三纲五常早就不适应现代社会核心家庭了，闲着没事上天涯婆媳版块逛逛就知道了。道理很简单，大家族生活媳妇当然必须听婆婆的，夫妻小家庭离婆家千万里，凭啥还是婆婆做主？所以现在婆媳关系斗争焦点都已经发展到父母与子女同住问题上了——任何社会结构中，空间结构都是最基础的。那企业呢？——别逗我，你听说过几家企业是拿儒学当企业文化的？2）当前儒学复兴活动的大部分参与者水平太低。这也是孔子早就讲过的道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翻译成白话，一个理念/信仰/学说/主义的主要支持者是什么水平，决定了它的前途是什么水平。当前儒学复兴活动，首倡者是这个人（南怀瑾是个旗子，本人推动作用不大，只是各家各派都想蹭一蹭他的名声地位）。别管人家了解多少传统儒学，好歹他是台湾正规大学博士毕业。但是各地兴起的读经班，未必都有这个水平了。参见这篇报道：与我个人经历是能印证的。其实我认识的很多读经班的家长从各个方面标准——收入、地位、知识水平……——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精英，有大学教师，有博士，有民营企业家。但是现代工业社会是一个分工社会，每个人的视角是极其有限的。很不幸，我认识的很多人确实就缺乏教育学的视角。而我个人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下的教育体系根本不是传统小农社会教育体系能相比的。小学1-5年课本看似简单，但它是以成体系的方式教给你一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比“经史子集”的体系强大太多。所以我不看好这些读经班。但悲哀的是，除了于丹这类的个例之外，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心灵鸡汤班、总裁班和读经班了。鸡汤班和总裁班都是依附于资本的，只有读经班算是民间自发活动，应该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但不幸的是，它跟现代教育体系一比，完败。读经活动好不好？好，但是这些活动不能取代现代教育体系，而只能是它的补充。但大批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们以为只要读了经，就不用接受现代教育，就能成圣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最后，说说我的个人展望。尽管看到很多问题，但我依然用“未卜”，而不是“黯淡”这个词。原因是，我认为儒学复兴活动未来的走向，依旧取决于三个问题。一是儒学能不能找到跟现代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存在方式。换句话，儒学能不能出现像马丁·路德那样的人物，来一场儒学的新教革命。问题是，人家欧洲新教革命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用基督教语言生活和思考。而现在绝大部分人早就不用儒学语言生活和思考了，出了个马丁·路德，又有什么用呢？何况新教革命可不止马丁·路德一个人。二是从事儒学复兴活动的人本身水平能不能提高。坦白讲，据我观察，这个水平正在提高。但这是中国人整体教育素质提高的结果。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儒学复兴建立起一些成功的亚文化圈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不成功的亚文化圈子。三是官方对儒学复兴活动的态度。说实话，儒学这个大旗子下面是两千年的官僚社会，两千年来它积攒起无数的社会治理经验，比现在这帮人水平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但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我不得不说20世纪初期TG对儒学的批判是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维护等级制的学说，孔孟二程张朱王的伟大，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如果儒学真的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那对儒学来说倒是复兴了，但那时的社会等级一定会比现在固化很多。那会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这个问题确实是怒答。 看到就来气，一群邪教徒在糟蹋儒这个字。儒联这些年好不容易努力塑造起来的正面形象又被人这群毁了。连礼记都不会背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儒；连五经都拎不熟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儒；一群逢年过节只磕头不作诗的也好意思说自己是儒；……真的，说你们脑残，这是陈述事实，你们不要不服。十年前的时候，儒行社和国学社在校园发展学生，不也是个邪教德行，结果呢？现在派别更多，变着花样玩，搞得和地下野鸡教会似的。一张口就和别人宣传基督教的危害，转头就向局里伸手要钱。一边要了钱，一边去贼兮兮的去开个读经班误人子弟。想找正经的孔家后人站台，结果人家门都不给你们进，孔家虽然不比当年，但还是不屑与这种欺世盗名之辈为伍的。总的来说就是一群没有成型理论、不懂与时俱进的人想染指政治，再有点经济诉求。说白了无非要权，要钱。但是上面不给，你就什么都不会有。不过现在既然什么乡贤都提倡了起来了，对这拨人就得特别警惕些。而就算要复兴，那也是复兴儒家，而不是儒教。就算要复兴，那也是学院派来扛旗，而不是这群人招摇撞骗。就算要复兴，那也是要符合现在文明价值观的复兴。
不是儒学复兴，乃是儒渣泛起
用两段鲁迅的话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鲁迅《知难行难》（1931年），《全集》第4卷第268页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 ......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起，不但恢复了祭奠，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全集》第6卷第252页
自毁共同体。原来可以容纳全国人民的共同体“阶级”，已经被毁掉了，继续再塑造起一个新的共同体以实现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操起传统，譬如“儒学”但是这个方式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民族、文化等传统因素非常多元化，所以“儒学”对没有儒学传统的人群几乎是无效的。而且，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儒学是非常危险的。
儒家不会复兴，儒家也从来都没有真正兴盛过。那问题来了。近年来兴起的是什么，儒家为什么不会复兴？那就要看到“儒”的本质了，儒的本质是“仁”、“爱”，你先爱你的父母孩子，然后再推广到爱他人，所以“百善孝为先”。有人说儒家就是要复兴礼法，不是的，不是的，孔子都说了呀，“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发乎心，止于行，可以近仁乎。但是儒学啊，不会复兴的，因为太难了。你想教化每个人心里有爱？太难了。所以真正的儒生从来拿着《论语》只针对君上和自己，拿着《论语》来约束他人的，那是小人儒。现在复兴的是，背书啊、汉服啊、礼节啊，可是脱了衣服上了街，照样还是脏话不绝口、冷漠不出手。看到了标看不到本，何谈复兴？看到了本做不到本，何谈复兴？真正爱人者实少，假衣害人者实多。历来如此。
不邀来答，主要是看不上一些回答。 虽然本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近来儒学确实是有燥热的趋势，问题问的不算不靠谱。 说复兴就要知道儒学怎么衰败的。这个恐怕大家都很清楚，当封建清帝国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儒家都没有被文人士大夫阶级抛弃，甚至康有为之流还在晚清开启了新儒学的风潮，《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虽然是晚清季末为图新变法所著述的儒学改制之作，向为大学问家们所不齿，但比现在的所谓国学大师也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直到1906年废除了科举制度，儒学失去了作为读书人进身之阶的通道意义，儒学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才开始为全体国民所慢慢放下。甚至在西学东渐后，已经开始被知识分子阶层质疑和批评。这个时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是北洋军阀，都没有动过恢复儒学地位的想法。批判孔子和儒家学派有两个历史高峰期，一个是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一个是本朝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五四运动是到了民族存亡的时候，为了救国图存而进行的最为深刻的自我反思。到这个时候，我们老大帝国已经不是如洋务运动那样在想器不如人，也不是如维新变法那样在想制不如人，而是开始在想道不如人了。这场爱国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直指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两个旧窠臼，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既反对旧政府又反对旧文化更反对旧思想，可以说是从根底里怀疑自己，也要从根底里学习西方，这恐怕是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变革了。这个是在内外压力下对儒学的第一次大清算，也是儒学从存在土壤上被第一次大扫除，因为“科学”和“民主”否定了儒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时期对儒学的清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意识形态的一个基础，对旧的统治阶级的打倒是革命的需要，对旧的统治者依赖的意识形态的清算是国民革命的需要。而到了文革时期，如我之前的说法，小农经济的破产、工业经济的兴起使得经济基础发生了变革导致儒家那套旧思想和旧秩序在中国普通民众中都无法扎根了，乃至于相辅相成的传统文化都被作为旧的代表而被破坏殆尽，不知其表里关系，只要杜绝其表象。这里面有我朝太祖个人的因素在里面，同时也是中G不断革命的激进本质所决定。任何的稳定的秩序的存在都是革命的对象。 再说下儒学为什么会有复兴趋势。儒家学派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而存在的时候，他们提倡的所谓“仁义”是为任何统治阶级所不用的，尤其是在大争之世。孔子本人的遭遇和汉之前儒学的衰败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儒学之所以兴起是在汉武帝一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归根结底是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非常适应一个稳定王朝的统治者的需要，这套儒家学说代表的是一种统治者需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而秩序代表的就是稳定（反革命），稳定是任何统治阶级都必需的。儒家思想说到底是一套以道德礼仪治国的秩序体系，某种程度上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类似，只是儒家强调积极入世和现实，不相信强调来生转世说。直到程朱理学所开立的极端儒家思想时候，儒家思想已经彻底的变为了代表封建统治者、士人官僚和大地主阶层利益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了。这套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以阶层意识划定民众出身，倡导修身治国平天下，要求民众恪守本分又积极入世，规定了读圣人书是唯一的进身之阶而且要货与帝王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从四德、忠孝礼智信是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读书人都在不断教诲统治者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明里暗里都在暗示统治者儒家思想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治理工具。其实也不用读书人这样说，他们考虑的更多是自己的利益，而统治者更不傻，费尽辛劳的马上得了天下可不是为了在马上奔来跑去的杀来杀去啊！推翻了皇帝老子还不是为了能像皇帝老子一样作威作福，吃香喝辣？那总归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的。稳定的社会需要一种稳定的秩序，需要大家有秩序的协商、有秩序的建设、有秩序的生活、有秩序的社会流动.......（这里就看出来我们中国人的聪明之处了，我们竟然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可以依靠儒家思想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对应的意识形态了。可是我们中国人也很懒啊，这一套适应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我们竟然两千年都没有换过。）可以说儒家思想两千年来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统治体系和对应的意识形态安排，是一套非常现成的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当然为任何希望稳定社会结构的统治者所需要。我们不说本朝，我们只说我们的常凯申委员长，国民党作为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当年批判孔家店也是费心尽力的。可是一旦成为了统治者，面对左的右的共产的民主的自由的各种各样的思潮的时候，我们委员长大人就开始寻求一种思想能够成为民众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并且能够支持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了。这个时候常凯申先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儒学。不过他们美其名曰“新生活运动”，换汤不换药，可以参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说。只是常委员长想要秩序却失却了武力，马上就失去了天下。换到如今，能够带来某种程度上的“秩序”仍然是儒学复兴的最主要的原因。 再说下如何看待这个复兴。当前一票的儒学家国学家们兴奋的无非是习大大在孔子诞辰时讲话里面的一些说法，从这里他们嗅到了作为统治者对儒学的一种需要，看到了这里面的市场需求和成长空间。可是这些东西跟“儒学”有什么关系呢？现今最最大师的“国学大师”比及康有为恐怕都百不抵一，怕是能够搞得清楚孔老夫子本人思想脉络的人都少之又少。而今之局面与传统的儒学来说，只能说儒学已经死了，没有什么人能够开宗立派，为五百年所出之圣人，有也未必如太祖。而另外基于现实需要，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儒学及其代表的一致稳定的社会秩序却有可能重新来过，可是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正如当前伊斯兰原旨主义者们普遍的激进的恐怖的存在一样，他们所力求的正是将中世纪的价值标准和意识形态原封不动的套到当今的社会经济现实中来。你让一个当今的人去按照古代的生活标准和价值尺度生活，你能够接受吗？关键是这套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能够强国富民吗？能够支撑激烈的国际竞争吗？这恰恰是当前儒学复兴也好，新儒学也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无法给我们的国家提供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制度安排，无法提供对所有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完整的解决处理方案。举个例子我们伟大的中G为了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化了，就前赴后继的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和试错，学费这么高，成绩都还未必好。你凭什么相信一个老先生的学说可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发展，支持民族复兴也好，支持过上更好的生活也好，还是更好的社会制度呢？一个更加古老的儒家体系是无法直接代入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的， 君君臣臣就没几个人愿意啊？三从四德呢？礼义廉耻？现在不是在说要建设法制国家吗？礼制和法制不是一条路啊。再者说，政治社会是以阶层论的，这个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础考量。代表哪个阶层说话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基础，也是一个党和国家的基础。原来儒学代表的是大地主，读书人，官僚，皇帝老子本身的利益，那么现在让儒学代表谁的利益呢？大资本家？知识分子？那现代民主制度怎么办？难道恢复科举制度？那么结论就来了，儒学复兴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没有足够的学术基础，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更加没有足够的民众支持，所谓复兴，镜花水月的可能更高。很多人鼓吹的儒学复兴最多在“八荣八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层面上给以统治者以支持。恐怕这也是最大的意义所在了。 就这样回答吧，希望能有所启发帮助。
如果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应的是“制度自信”，那么“复兴中华文化与儒家思想”就是当局提出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画出了路线图，不妨说是“道路自信”。这三个自信在西方人看来有些云里雾里，经过我的解释后，他们明白过来，但明白过来的他们脸上的表情，好像看到了21世纪的恐龙似的。在他们看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确实没有国家，也没有人能把这样三种“东西”融合或者揉和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西方人看不懂，中国人未必就搞得。最高当局把三种过去很难进入同一份文件的东西摆放在一起，三足鼎立、平分秋色，在学界、互联网与民间都引起了躁动：部分儒家学者认为“孔子的春天”来了，从而开始登堂入室准备救国；而一些极左分子试图对终于有机会走老路，甚至有可能走回头路感到欢欣鼓舞，相比而言，自由主义分子显得比较酷，他们看到“24字”被贴到大街小巷时，先是有些不解，夹杂惊恐，到头来，不想、不敢也不能相信这些字竟然被当局以这种方式捷足先登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统文化与儒家传承，以及包含了普世价值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有理论与实践都不支持三者的融会贯通，如何能给中国带来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这恐怕不只是这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所有中国人不得不面对、思考与迟早要亲手处理的最大难题。
————杨恒均
有周失德，諸侯交伐。齊桓晉文，北伐戎狄，南絕荊蠻，會盟四方。天縱仲尼，聖極人世，七十二子，薪火相傳。秦世己降，百家俱熄，漢承秦敝，儒法相爭，董賈大義，漢武折服 。——————以下為正文———————— 儒家之文曰“復古”質曰“改制”託古改制，以六經為其旌旗。六經者，何謂也？莊周有云:“六經者，先王之陳跡也”章實齋曰:“六經皆史”“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知六經乃先王陳跡，又疑之。《文心》云:“百家騰跃，终入環内”何以自漢迄清二千年，宗經之旨未易。《藝文志》言諸子皆出于王官，王官之章程則曰六經，故中國文化自六經發源。六經之内容则曰三皇之成物、五帝之製作、三代之禮樂，至周公集其大正，夫子删述，而立其敎。究古聖之心跡，禮樂製作，皆以大同之世為其指歸，即以公天下之意正家天下之弊。 竊以為:“公天下”相对“家天下”而言也，初民與鳥獸同羣，處渾沌自然之境，無公私之别。自私產興，人心遂起，纷纷爭利。戰伐交弋，則国家立；交易互通，則幣賂興。所謂渾沌己屍，不可復生，入家天下之世，則難歸公天下之義。两者相較，雲泥之别，萬姓追思“公天下”之魚樂，以古議今之風遂起，託古改制之言漸興。古之世，亦未嘗勝今世几何，託古改制者，以古為理想，更今之陋弊。《禮運》《周官》之文，是為其徵。三代以降，難改家天下之敝，故今文家之言盛，得七十子之家法，議漢世之制，改服易色，治曆正朔。然災異吉凶惑人耳目，讖語緯書祸亂名教。無益炎漢之天下，徒增太平之羽飾。雖如此，漢世託古改制亦非空言，鹽鐵恢宏之議，鋤姦利，猶繞梁不去；井田王道之論，翦豪强，至今日方成。又有賈生《新書》，源出《孟子》，過秦貴民以明政體；董子《繁露》，托名《春秋》，天人感應以製君王。皆孔門後學，習六藝，誦詩書，每每有得，則發切肌砭膚之大議論，往住為時所重。豈止古制今用而獨法先王，法後王之事亦常。漢初王国封建，皇極難固，晁錯進言推恩；豪强兼併，黎衆流離，弘羊治粟平准。觀漢世事迹，士人所謂託古，言必古聖先王，意則邇近今世。凡為士者，無不以世務為要，常係之於心，時時難忘，惟恐斯文坠地，聖言危隠。故知士人精神，以一己之微力，撥亂世，逆时風，強砥於上下左右。
然而，宵小并起，羣醜共跃，名以聖賢實多妖妄。壞我儒門，使孔孟慟哭九泉之下，何故也？民久久無歸，望聖賢之名则蟻聚，聞道德之言遂猬集。其中亦多法輪邪敎之徒，夷狄走狗之輩。穷其源，附驥尾之蚊蚋耳，皆因聖上之宽宏，得以放肆妖言，惑亂黔首。然當世無真士耶？非也，既有君子，何不振臂激號、立心立命，答曰:“世事顯隱，君子亦有所不見乎”自蘇虜崩散，美夷坐大，又伐波斯、大食，擅黑金之利，執環宇之命脉於掌間。華夏初強，難撩其纓，故逆来順受，實卧薪嘗胆。至今日，國愈強矣，重興絲路，合縱羅斯、交好泰西，以破美夷之聯横。實背水一戰、破釜沉舟，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君子常為近事所敝，未嘗知此。章實齋则曰“自孟子以後，命為通儒者，率皆願學孔子之不得己也”後儒之輕事功，遂使人誤以著述、立德為聖人之事，不知為生民立命何謂也。士君子者，常溺於近事，不及破败之時，難興為國為民之雄心，故有如此之言。 今之士君子，當以何事為要？答曰:天下之事也。今之世，若馮芝生先生言貞元交際之時，貞元者，何也？貞下元起也，貞下者抗日也，然倭奴己退，米夷又至，故元未起，處将興未興之夕也。故曰“尊王攘夷”，尊王，尊國家之大一统也。攘夷，攘夷狄之民主邪说也。今之士君子必起而振臂，驚天下未覺之人民，導世界以鄒大同之盛世。———————以下才是正文——————我就是反對民主(￣▽￣)來打我呀、來呀！！！———————以上不是正文——————儒家確實沒有重興，必須承認這一點但是，儒家重興並非不可能最重要的是恆常之道、經權之變第一重要的任務就是現代性的解讀這點在馮芝生先生的貞元六書中己經完成了大半部分，但還需完善改進，這才是新儒家該幹的事。儒家的生命力很強，正所謂“生生為仁”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儒学复兴，这个命题一看就是没怎么接触过“儒学”的人提出来的。其实孔孟以后，时人对于儒家经典各有各自的解读，由此形成了气、数、理、心等学派。这些学派的传承断绝已久，比如说气学，宋以后有船山先生，船山之后呢？
复古咱就一口气复到周吧!反正所有的复古都是旧瓶装新酒，咱不如一步到位。
复个鬼。外儒内法，实际则为**（和谐）
我就知道有人会引用毛泽东的那句话，那我也来引用一句孔夫子的话。《论语·子路篇》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什么意思呢？“世”在古代是三十年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当了统治者，要实行仁政，要等三十年的时间。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年，正好三十年。孔夫子的预言也很准呢。。。。---------------------------------------------------------------判断儒学是否复兴了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看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了吗？儒家修的是人道，什么礼法皇帝科举都是修道的方法，不是目的。人活得更好了，更有尊严了，也就达到了儒家的目的，儒家也就复兴了。如果没有，那就是假儒家。《礼记》中讲：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儒家的终极追求是大同世界，小康世界是理想和现实妥协的产物。很多人喜欢盯着小康世界的规矩对儒家进行批评，什么君君臣臣啦，什么三从四德啦，其实儒家自己也不认为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呢。同样的，有些儒家人士把小康世界中的规矩当成了终极追求，这不就好像丢了西瓜拣芝麻一样吗？
北宋年间，王安石叫“新党”，蔡京后来也叫“新党”，你感受一下吧。至于所谓“儒学复兴”，说句寒碜人的，连“哲学复兴”都不如。
其实大部分都是借壳上市的架势…………孔子的很多表述确实是两者之间的最好相处模式，然而，政治并不是两者问题，而是三者问题，即平衡之道，所以才有“三生万物”一说……以前之所以喜欢黑孔子，就是借壳上市的太多了，懒得教育，个人比较喜欢道家的理论，所以直接开始黑_(:з」∠)_毕竟这套规范伦理制度太坑爹了然后就是一个看似不相关的命题仪式，知行合一与自我认同我觉得这可能是太祖不得不批孔的原因，关于仪式，可能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所体会，然而，生活中充斥着很多非宗教化的“仪式行为”，如，有人心情不好就喜欢大吃大喝，失恋了就去购物，刷爆信用卡……我们只当它是一种怪癖，而没有用概念性的含义去规定和描述，然而一些宗教仪式也是如此，例如祈祷，都是 通过某种认同行为宣泄情绪，让自己平静 我倾向于用“李代桃僵”来描述这种仪式功能，原本自身的情绪和负能量通过这种行为转移了但这还没完，知行合一在里面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也和“宗教知识”有关，认同某些知识或感觉，就容易在仪式中产生某种心理力量，但不认同就基本上没什么效果，让非基督徒参加弥撒，可能就只是图个新鲜，毕竟没有相关知识，也没有认同，很难产生相关心理力量……很多宗教行为都用这种“知识与象征”的混合让人产生种种仪式行为，包括规范伦理学，和作为德性伦理学的道德本身，都是“知行合一”的表现。其实这也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人在公共场合容易有从众表现，为了隐藏在人群中而保持行动一致性来转移压力，但并不等于因此融入某个仪式。据我所知，炼金术，炼炁术，佛教，礼乐制度都有某些仪式特征，然后通过不断重复的仪式行为（形式重复，而不是内容），达到积修德行的目的更深刻的暂时无法挖掘了，感受不到了然而新中国解放时期，大多数人并没有接受过正统教育，当时的儒家作为某种代表和象征在朝堂之上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所以只能通过拆祖师爷的台的方式完成政权更替真儒伪儒什么的真的是陈年烂账了，然而人的生活受其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在生存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那套理论被拿来伪装再合适不过了…………被黑合乎人们的情绪……如果说现在公司提倡什么文化，让人觉得…………绝逼是让孔子背锅，是在暗示不为公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不起洗脑教育……如果说是指《弟子规》之类的读物…………凭着个让人建立某种知行合一的仪式真的不靠谱，让小孩子学，也就是别闹腾的甩锅行为，没童年真可悲|?ω?｀)，古代条件不好的时候活个六十岁就是高寿了，一般农户也就三四十岁居多，现代人的平均年龄，不至于到了压榨童年的地步，儒家又背锅了别的栗子暂时想不起来，但有一点，但凡是在对话过程中因为某些自由行为受到“道德谴责”的时候，都是强加意志的行为，人家祖师爷是不同意滴所以近来儒家这个ID冒泡比较多，但都是借着名义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且知识≠价值取向……真的仁者并没有因此增加，毕竟仁者不能使别人仁
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儒学复兴 这个等式可以合理。还有 题主记不记得广场上被拉倒的孔子像？孔子的儒学理念最好的价值在内化修养 是仁爱、礼法的精神。现在呢？瑚琏也。摆设。你觉得孔子学院真的是孔子思想的传播者？图样图森破。
孔老夫子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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