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她背后擦身而过，情况十分惊险。
派出所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对谢某某予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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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柳叶析金
　　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的GDP一直在增长，人均收入也在增长。按照世界银行经Atlas方法调整的市场汇率计算，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为8,450美元，高收入门槛是12,476美元；人均收入世界排名72位。中国从2011年到2016年人均收入增长了3,280美元，增长速度接近80%，而这几年间中国的GDP也从484,124亿美元增长到了676,708亿美元，增长速度也接近50%。
　　前进中的中国也伴随着焦虑
　　中国的GDP早已排在全球第二，远远甩开日本，还正在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人均收入上来看，中国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处在中游偏上水平。日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员张斌指出，假设高收入门槛每年增长1.9%，中国人均GNI年均增长6.3%，可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门槛，如果考虑到增长过程中的汇率升值，则可更早几年达到高收入门槛，但与此伴随的是高收入的烦恼。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低，服务业存在过度管制，收入提高在刚性供给面前碰壁。尤其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慢于进一步改善生活福利的服务类价格增速，焦虑不请自来。
　　中国金融专家张斌认为，近年来居民抱怨最多的“新三座大山”，即住房、孩子上学和养老，集中凸现了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供求矛盾的困境，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一方面受制于政府的管制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自身提供的公共服务又因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而明显滞后。
　　张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要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有效的问责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解决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同时也给各方面的决策者和专家提供了信息，部分克服公共服务的信息不对称；问责机制给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制衡力量，让利益分配更加平衡。
　　笔者柳叶析金(微信：ylxj158）是金融投资分析师，从事金融行业多年，研究国际局势和热点事件。 关注国际消息、美联储加息、每周EIA数据，我所能做的就是用我多年的研究经验，给大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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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懂了《小别离》，就看懂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焦虑
　　来源：新京报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渐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投资。就像《小别离》中演的那样，每个中产家庭，尤其是那些由于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将子女的教育视作对自身地位、阶层、幸福感的一种弥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勾画出这些中产家庭辛酸而又现实的脸谱：尽力维持现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过家庭内部的资金周转获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资金、子女出国之后在自我安慰中度过一生。
　　近日热映的一部电视剧《小别离》，围绕孩子的升学和留学问题，讲述了三个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
　　▲电视剧《小别离》宣传海报
　　当护工出身的社区医生和她的的士司机丈夫，处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一心想让学霸女儿金琴琴改写自己一辈子受欺负的命运。靠白手起家、身家过亿的丈夫，和他的二婚的年轻妻子则希望靠将儿子张小宇送出国，让家族扬眉吐气，也好继承家族产业。
　　另一个家庭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方朵朵的爸爸是眼科医生，妈妈是公司高管，住着不错的小区，虽然不算多富有，但收入稳定，女儿还算乖巧，在外受人尊敬。尽管如此，夫妻二人还是时常因为女儿的教育问题发生争吵。尤其是妈妈，更是将朵朵的考试成绩和前途、幸福、出息相挂钩，向朵朵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母女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三种家庭，在当下的中国都不鲜见，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家境稍有余力的中产阶级，“当妈妈的只要想到小孩有个好前景，哪怕只有一条门缝宽的机会，都会不顾一切向里挤，哪顾得想后面的事”（《小别离》原作者鲁引弓）。
　　对子女近乎偏激的爱、过高的期待，不仅影响了年轻一代看待自身婚姻和家庭的方式，也加剧了父母辈对待子女的成长、求学、离家、结婚、生子的焦虑。虽然看起来，他们的生活什么都不缺，却在面对日常生活的起起伏伏时，脆弱得不堪一击。虽然依靠自己的打拼，赢得了这一代生活的逆转，却难以将信心延续到下一代。只敢认认真真地生活，靠消耗健康和精力卖命工作，却不敢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表面上优雅风光，其实早已心力交瘁。
　　中产阶级的这种焦虑症究竟从何而来？身负重任的他们，又如何和自身的困境共处呢？
　　抱歉，请别叫我“中产”
　　在这个语义含混的互联网话语时代，少有一个概念像“中产阶级”这样牵动神经，同时又充满理解上的不确定性。随着过去三十年间，阶级话语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逐步淡化，阶级的辨识度已然不如从前那样清晰。直到21世纪，“权贵阶级”、“新农民工阶级”、“中产阶级”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的观念才再度被唤醒。
　　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无论是从时间向度还是空间向度来谈，都相当繁复。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定义之一是：人们在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了满足，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相当满足，但尚未达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阶级或阶层。
　　一般来说，中产阶级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分布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2. 年龄在25岁到45岁之间
　　3. 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某一领域或多个领域具有专业的能力
　　4. 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也有以技术为基础的体力劳动
　　5. 靠薪资为生，家庭年收入约在7万―28万人民币之间；每月能自由支配至少三分之一的个人薪资（房费、水电费、保险、各种贷款等基本花销除外）
　　6. 生活有一定闲暇，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对劳动、工作对象多有一定的管理权和分配权。
　　日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称，如果以财富存量来测算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一个成年人至少拥有28000美元的中产群体超过1.09亿，相较于21世纪初规模扩大了5倍，占总人口的10.3%。时至今日，这一数量已经增长到2.25亿，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财富总额均居世界首位。
　　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有着相当可观的消费能力，正逐渐成为世界领先的消费群体。中产阶级在生活各方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直接带动了诸多产业的兴旺，比如海外代购、旅游产品、电影和视频网站、汽油消费、时尚奢侈品、广告业等等。随着网上购物、网络平台支付、境外旅游业的极速发展，消费主义这一浪潮的势头之猛，甚至远超出西方一些消费主义泛滥的发达国家。
　　和二三十年之前相比，子女的海外教育也日渐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投资。就像《小别离》中演的那样，每个中产家庭，尤其是那些由于年代原因，自身教育有缺憾的父母，都将子女的教育视作对自身地位、阶层、幸福感的一种弥补。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几乎可以勾画出这些中产家庭辛酸而又现实的脸谱：尽力维持现有收入、迫切渴望子女成功、通过家庭内部的资金周转获得子女有限的教育资金、子女出国之后在自我安慰中度过一生。
　　尽管数据表明了在中国这一阶层的庞大数量，但现实中却少有人认同自己是中产。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对于中产的印象源于由美剧或美国电影勾画出的美好蓝图：林荫大道、两三层高的小楼、修建整齐的草坪、独立车库、一辆敞篷轿车、两三个孩子在院子里嬉戏，每逢周末夫妻二人带上孩子和狗，开车到海边追浪或到山顶宿营……此般惬意、闲适、富足、无忧无虑的画面，显然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
　　物质水准达到了，消费水平符合了客观标准，但却难以对中产这一身份产生真正的认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调查”（2015年），从全国范围来说（排除特大城市），个人年收入10万元以上，应该可以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但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四成认同中产身份。个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即使在大城市也可维持相当水准的生活，而个人年收入超过30万元应该可以过上较高水平的生活，但达到这种收入水平的人只有约半数认同中产身份。
　　更多时候，人们虽然赚着符合中产标准的钱，内心渴望着中产的生活，口头上依然会把中产当句玩笑话，甚至以此自嘲：“等我还完了房贷，交完了保险和孩子的学费，解决了父母的养老问题之后，再来和我谈中产吧。”
　　命运的夹层：想攀爬，却止于原地
　　为什么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难以形成普遍的中产身份认同？为什么明明收入可观，却依然觉得自己“被中产”？
　　对于自身产生的焦虑，看起来和收入的关系并不明晰，哪怕财富聚集，心态依然萎靡。物质增长的背后是社会、文化、价值、道德、行政等各个维度的扭变，任一维度的滞后或错位都有可能带来不安和急躁的心态。
　　对于那些准中产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的压力似乎每一年都在加重。大学时代自由的余温尚未散去，前一天还在谈论诗歌和梦想，一旦踏出象牙塔，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他们从小接受的信条多半是“知识改变命运”，道理本身依然成立，却在短期内无法在他们身上适用。当诗歌和梦想的话题，变成了车子、房子和票子，他们发现，“能实现的就不叫梦想了”原来还有另一层意思。
　　现实和固有认识的断裂，让他们不得不自寻出路，一方面通过拼命工作、牺牲休息或健康。另一方面，他们却发现，职位竞争的激烈超出想象，他们有可能随时失掉工作，也可能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工资还不如保姆和保洁。房价自2006年以来，经历了十年狂飙突进，已让人望而却步。海外移民潮、购房潮不再止步于上流社会，而是渗透进了中产阶级，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对于35岁以后的中产阶级而言，虽然眼下日子过得不错，但一场大病或意外就可能会一贫如洗。除了医疗，子女的教育、结婚、自身的养老费用，都开销不菲。自己几乎是在用生命在赚钱，钱却好像始终不够用。是大多数人的心理常态。飞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人们有了强烈的物质欲求，这种物质欲求只会不断提升，不会封顶。当个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薪资的高速增长很难持续，但欲望确是无穷无尽。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希望落空的倦怠感。而这种倦怠感，恰恰是快乐和健康的大敌。于是人们想到了逃避、逃离，只是逃来逃去，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
　　除了和金钱有关的顾虑之外，食品安全、个人隐私安全和环境污染也让中产阶级倍感困扰。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72.8％的中产阶级认为“食品安全”没有保障，54.6%认为缺乏“个人信息、隐私安全”，48.3%认为缺乏“生态环境安全”，39.8％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8.5％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2.5％认为缺乏“劳动安全”。认为缺乏“人身安全”和“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的比例分别为11.7% 和13.8%。
　　引用前阶段引发热议的《节节败退的中产阶级》中的一段话：“他们曾无比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奋斗能带来成功；他们强调法制化，需要权益与尊严得到保障；他们认可全球化，认可自由主义，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让他们的价值获得最大体现；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生活质量，强调教育质量与公平。但是，目前的形势，正在逐一否定他们的价值观。”
　　孩子，我们要给你最好的！
　　做了父母的焦躁的中产，深知自己奋斗的艰辛、生活中诸多力不能及的无奈，以及重压之下的精神抑郁，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一方面对下一代是否能维持中产、同时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没有信心。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越来越焦躁。
　　无形之中，他们将这种近乎狂暴的急功近利传递给家庭和孩子。这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考试是向另一阶层流动的唯一有效途径之后，会想尽一切办法，哪怕牺牲自己，让子女受到最好的教育。在一二线城市，我们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父母：为了给孩子争取教育机会，学区房的争夺大战年年都在上演；因为老师能力不足而恼羞成怒的家长围攻了校长办公室；减少录取名额之后，校门前的家长情绪激动；为了送孩子出国留学，卖掉家里的房子，甚至不惜负债……似乎，说孩子是这些父母悬于高崖时眼前的唯一稻草，死死抓住，以命相搏，都不为过。
　　▲《小别离》剧中台词
　　于是，父母、甚至父母的父母，都将各种可用的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原因很简单：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后代继续接力，在保住精英阶层的基础上，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目的也很简单：让他们在长大之后不必像自己一样，经历贫穷、依靠关系、看人脸色、在规则的灰色地带摸爬滚打。
　　然而，生活如同流沙，越抗争，越深陷。当父母们发觉，孩子未来的处境，很有可能依然只是考试、学习、毕业、工作、失业时，便开始为他们寻求更好的上升途径。海外留学，从众多选项之中脱颖而出，成为稍有财力的中产家庭的首选。对于一些70后、80后的父母而言，他们或者自己早年就有过出国留学的经验，对海外的高校有着感情上的联络；或是自己当年受条件和视野所限，未能接受海外教育，就更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比自己更出色。
　　随着国内的竞争压力呈几何级数增长，加上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一些父母就将国外视为理想生活的翻版。
　　今年3月份，一位自称是上海的中产阶级在博客中写，孩子的教育费用已经取代房子，成为家庭最大的支出负担。为了让孩子有海外教育的经历，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将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中学。在上海，这样的学校每年需要至少10万的开销，孩子出国之后还要每年将人民币换成美元。似乎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和50后、60后的家庭教育不同的是，70后、80后的中产家庭不再将国内的应试教育视作唯一的砝码。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比前辈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同时自身也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上大学已经不是他们培养子女的唯一目标，教育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小别离》剧照
　　从孩子婴幼儿时期的国外绘本开始，他们会自主选择更适合的，筛除那些不利于孩子价值观确立的部分。在幼儿园和小学的选择上，大部分家长都会综合考察教师的能力、性格、水平、爱心、耐心，以便自己的孩子能够全方位地感受优质的集体生活。一些家庭深知语言对于未来视野的影响，较早对孩子开始进行双语甚至多语教育，为他们找合适的外教，或是送他们到国外参加各式各样的夏令营活动，开拓眼界。兴趣班依然颇受欢迎，乐器、棋类、运动、表达、艺术等训练班如雨后春笋般滋生。以早教、亲子等名目进入市场的课程，更是层出不穷。亲子旅游团也成为各大旅行社比较抢手的项目之一。
　　一位80年出生的母亲曾亲口对我说，一放假，自己就不得不领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处旅游。原因很简单：幼儿园其他的小朋友都会在假期去旅游，回到幼儿园之后会分享旅行的经历，没有旅行过的儿子就会感到失落和沮丧。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失落，她只能带着他跑来跑去。
　　“前年去了杭州，去年去了海南，今年估计要去马尔代夫。明年可能就是欧洲了吧。”年轻的妈妈眼神里并没有太多兴奋。
　　孩子的教育是提升了，家长们却累得喘息不得。他们几乎是在用生命为自己和家庭拼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像《小别离》中的方圆（黄磊饰）、董文洁（海清饰）这样，将几乎全部的生活围建在孩子周围，让彼此都负荷极重的父母，让人觉得辛酸又好笑、隐忍又乖戾、可怜又让人心疼。在中国，这样的父母千千万。
　　这样的家庭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当有一天，孩子通过努力走进了父母期待的象牙塔之后，反而会无所适从。第一次为了自己而活，他们反而染上了“空心病”，于是孤独、茫然、无原因地感到痛苦和焦虑。殊不知，这些情绪早就渗透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来自同样焦虑、痛苦、不知所措的父母。
　　焦虑的孩子，焦虑的父母，一个个焦虑的个体，构成了当下这个焦虑的时代。
　　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曾说：“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自己。”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个焦虑的时代，有幸成为这个焦虑时代症候群的一分子，剩下的事，就是如何认识自己了。（新京报记者 张畅）
　　延伸阅读：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和对方阶级不同？
　　来源：公众号LinkedIn 作者：陈昌
　　城市折叠，是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中所用到的概念，在这个刚刚获得科幻小说界最高荣誉雨果奖的作品里，她构造了一个被折叠成三个空间的城市。
　　第一空间是上流社会的居住地，他们享受优渥的生活，规划着国家的未来；
　　第二空间生活着中产阶级，他们是大学生或都市白领，衣食无忧但又渴望成功；
　　第三空间生活着社会底层，他们重复着单调而劳累的工作，为生存而竭尽心力。
　　郝景芳用她的想象力，描绘了她所预测的阶级分化的最终图景。
　　阶级的鸿沟将会越来越难以跨越，直到有一天，不同阶级连生存空间都会被完全隔离，这个世界将被折叠。
　　虽然这只是一篇科幻小说，但在现实的生活里，经常会有许多的瞬间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正在被折叠。
　　比如前几天，租约即将到期的我正对着一座年龄足够做我爷爷的楼房为了几百块钱与中介激烈地讨价还价。
　　精疲力竭时打开朋友圈，发现大家都在讨论王健林的那句话“定个小目标，比如先挣他一个亿。”
　　这句话让我感到自己生活在外星球。
　　其实在今天，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与越来越快的阶级分化几乎已成为社会共识。
　　在这个共识之下，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感，希望在阶级跃迁的大门关闭之前，挤进上层社会中分到一杯羹。
　　有一天我和一个在媒体工作的朋友聊天，他笑称，现在最受欢迎的文章有两种，一种是教你月入3000该怎么活的，另一种是告诉你月入3万的人是怎么活的。
　　我陪着笑，脸上却觉得火辣辣的，因为我就是那种看完“毕业3年如何存下人生的一个10万”转头就打开知乎去看“年入百万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人。
　　就连心灵鸡汤都随时代发生了变革，我上学时最受欢迎的心灵鸡汤都是教导人们要努力，要肯吃苦，而如今的心灵鸡汤都在告诉人们要站在风口，要有格局。
　　这其实就隐含着这样一种焦虑：按部就班地努力已经拯救不了平庸的人生了。
　　飞涨的房价，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无疑为这份焦虑提供着弹药。
　　大学时流行看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有一天我们争论刘慈欣小说中最具科幻色彩的东西是什么，有人说是智子，有人说是水滴，有人说是二向箔。
　　最后终结这次讨论的是有人默默说了一句“房价”。因为刘慈欣在2005年发表的《赡养人类》中提到，在大城市买一套商品房的价格是50万元。
　　一个想象出三体文明与宇宙大战的人，却没有想象到10年后的房价，可见房价才是世界上最科幻的东西。
　　在场的人们顿时都陷入了沉默。
　　而互联网时代无更是放大了人们的焦虑，因为那些成功人士的生活从未距离你如此之近。
　　打开直播软件，王健林正在私人飞机上直播他普通的一天，你与首富的生活只隔着一个屏幕的距离。
　　刷一刷新闻，98年的17岁少女公司估值6000万了，88年的你还是没有凑够6环外一套房子的首付。
　　你所见到的一切似乎都在对你说：“你是个loser，日子这样过下去是没有希望的。”
　　对努力的绝望也就带来了投机主义的盛行。许多人相信，既然好好努力是没有希望大富大贵，那还不如放手一搏，来一个富贵险中求。
　　于是股市火爆时，许多人杠杆炒股；楼市火爆时，许多人又杠杆炒房。
　　记者在采访那些排队购买800万一套的房子的人时发现，他们之中很多人其实只有几十万存款，然后用贷款付首付，买了房后也不住，放着等升值。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就有些过分了。
　　前几天马云在阿里内部会议演讲中说：“一个月有三四万块钱，有个小房子、有个车、有个好家庭，没有比这个更幸福了，那是幸福生活。”
　　有人把这段话放上了知乎让人评价，结果收获一片骂声。
　　其中，获得近万赞的最高票答案提到：“在马云看来，2-3万的开销已经够了，剩下的都不是钱的问题。
　　因为他看不到，月薪2-3万的人还在焦头烂额拼命挣更多的钱，为的就是拿钱去抵挡和抗衡被马云首富光环屏蔽掉的刁难和苟且。”
　　这话很有道理，也说得很对，但原谅我看到马云这些话的第一反应其实非常政治不正确，因为我也真的觉得月入3、4万已经很多了。
　　所以当我看到月入3万的人用“焦头烂额”“抵挡”“苟且”这些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生活时，我感到非常悲伤。
　　因为我距离这“苟且“”被刁难”的生活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于是我特地去查了查北京市的人均工资，结果显示2016春季求职期北京平均薪酬 为8717元，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
　　所以我觉得，那些月入3万的人当然有权利焦头烂额，但我们也不该产生过强的代入感。
　　毕竟，大多数人其实一辈子也做不到月入三万，你觉得成功人士那么多，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话语权多一些罢了。
　　但默默生活的人生也并不可悲。
　　比如我的大学室友，来自大别山区正儿八经的农村，先是考上县里的高中，再考来北京的大学，期间刻苦学习，拿着校长奖学金到加州交换一年，最后保送到清华读研究生。
　　他这个人就不多话，也没怪过自己家里穷。
　　看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说：这算什么成功？他毕业买得起北京的房子吗？
　　别急，我也没说他成功。
　　我知道人生是一场接力赛，有的人的起点就已经超过了有的人的终点。
　　我只是想说，无论贫富差距如何拉大，阶级鸿沟如何宽阔，我仍然打心底敬佩这样一步步拼过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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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小故事，有趣又有料中产阶级为什么焦虑？-乐居新闻网
中产阶级为什么焦虑？
对于现在许多中产阶级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缺乏对未来风险的认知。第一是认为自己的收入会持续增长，然后根据未来持续增长的收入来进行投资决策。第二是对经济大势不分析。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段故事：
我2001年本科毕业，工作一两年上的研究生，然后到的深圳某知名通信公司，，到现在将近十年。老婆和我都是农村出身，家里没钱支持，2010年辛辛苦苦攒点钱在坂田买了套二手房，当时大概是120万，每个月房贷6000元。11年生了个儿子。
16年政策放开，响应国家号召，又生个女儿，因为我要经常出差，还在国外研究所待过一两年，家里父母孩子没人照顾，老婆不得不辞职照顾家。
15年底深圳房价大涨，手里正好有小几十万余款，考虑孩子以后要上学，大家也认为房价有国家托着，只会涨不会跌，又在关内买了套五六十平米学位房，总价300多万。首付不够，第一套房找人抵押弄了70万，凑在一起付了首付，贷款260万，月供17000。70万的抵押贷一个月也要七八千。
全家就我一个人在挣钱，拿到手的工资钱两万多，不包括奖金和分红，因为两套房贷加上抵押贷就三万了，奖金就用来补贴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想到自己深圳有两套房，心里也会安慰很多。一般分红大部分用来购买股票了，现在持有十大几万股票。
前段时间公司要安排出国，当时考虑家庭条件去不了，后来HR就找我谈话希望主动离职，看现在的样子不离也很难，公司总有理由让你离职，不行打个C就末尾淘汰了。
与其闹来闹去的离职，不如舒舒服服的好聚好散，而且至今也没发现谁闹着就不被离职的。其实我绩效还不错的，也得过多次A，因为我深知，农村出来的孩子，不努力就更没出路，我能走到今天，是公司给我们创造的机会。
最近也在网上投过简历，我们这三十大几年纪，一般出去做不了高管，企业也不要，面试机会也很少，少数小公司面试过，基本月薪也是税前不到两万，税后房贷都不够，有的还看不上我。
我们在大公司，自我感觉水平不错，视野开阔，但和人家一交流，明显有很大不同，人家小公司我们这年龄的，即使不是高管，基本产品从前到后啥都懂，软硬件，结构啥都能做，我们则只能做自己擅长一段，真正让我们做出产品需要很多配置协助，小公司也养不起我们这样复杂的玩法。
目前看只能把学位房卖掉了，但眼下比较麻烦的事情，现在深圳二手房交易十分低迷，学位房也不好卖，急着卖的话350万可能只能卖300万，还了贷款杂七杂八的刚好没有了。
最后就十几万股票离职可以换几十万，离职补偿已经在前年兑现了。这几十万只能凑活偿还一套房的抵押贷款。就算把学位房300万卖掉，幸运地找个税前两万税后一万多的工作，剩下6000的房贷，加上两个孩子上学，养家，完全入不敷出，何况税前两万的工作也不好找。现在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和老婆都觉得愧疚，夜晚也辗转难眠。
今天这个局面也不怪公司，十年来在公司获得的收益已经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很多，企业成本压力同样很大。我们农村出身，能在深圳生儿育女有房有家已经不错，当然还有个标志307。
这么多年来，我时时鞭策自己，从来不敢懈怠，能加班就加班，能早去就早去，领导一点不满，就紧张好多天，生怕丢了工作，可到头来还是不得不离职，入不敷出。那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我不努力么，是企业给我的待遇不好么，还是房价带来太高生活成本？
这个故事引起了大家的讨论。目前三四十岁，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外企、民企担任中层的人群中，讨论尤其热烈。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产阶级，始终觉得不安心不安稳，危机四伏的原因——职业生涯和生活水平要想保持现有水平不下滑好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单纯就上面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就有很多：
1）如果没有提前预备，在职业生涯行进到某个高度，则时刻面临不进则退的局面。
比如一些金融机构的高管，动辄数百万年薪，这样的人，一旦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目前的平台，要想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非常难。幸福的高管彼此相似，不幸的高管各有各的不幸。机构就这么多，位子的数量是固定的。外来的人才要想在别的机构里面一进去就当高管，始终没有那么容易。
上面故事中的主人翁，如果提前储备一些业内资源，平时不局限在本身琐碎的工作中，即便是离开目前大型通讯公司，也可以在一些中型甚至创业公司获得好的职位。深圳初创企业这么多，通讯产业链如此之广泛，科技产业这么发达，如果说被迫辞职后连去哪里都没有想好，那只能说明在大机构的那些年已经把自己养废了。
时刻保持警惕和危机感，别被温水煮青蛙给迷惑，是职业生涯中许多人不容易做到的一点。有的职场作家说，要经常逼迫自己离开舒适区，挑战自己所未想到的局面，我认为就说的很不错。
2）除了职业规划之外，中产阶级最大的难关就是财务规划。
在上面故事中，主角在自身经济实体（尤其是现金流）不稳定的情况下，竟然连续加杠杆买房，并且还要了二胎，可谓不明智。在做这种决策之前，潜在的风险都没有考虑。
对于现在许多中产阶级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缺乏对未来风险的认知。第一是认为自己的收入会持续增长，然后根据未来持续增长的收入来进行投资决策。第二是对经济大势不分析，比如说看到房价涨就认为一定会继续涨下去，看到现在公司所在的行业不错就认为行业会一直不错，看到目前资产价格的估值水平就认为若干年后依然还是这个水平。
简直是大错特错！
几十年前在东北大型国企当工人是多少人羡慕而不得的事情，谁能想到会有产能过剩国企破产职工下岗的事情呢？贷款30年买了大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到了三四十岁失业了，贷款怎么还有人考虑过吗？加杠杆买房赚过钱，继续加杠杆就一定能成功吗？听别人说要投资股权致富，结果买了新三板股票套牢了根本出不来这些事情也不是一两例了吧？
这些都是问题啊！
该怎么做？
我身边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三十多岁，做到了金融机构不错的职位，想上去，上面的职位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难；想跳槽，看来看去看不到一个合适的，有职位的待遇不行，有待遇的考核压力大，还有文化磨合的问题；想自己干，离开了大平台，好像啥也不会，会投资的融不到钱，会融资的找不到项目。
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在日常的工作之外，一定要想，假如我现在离开了，我能做什么养活自己？需要什么资源储备？
在大机构工作，事情和流程特别多，工作随便晃几下，几年就过去了。埋头工作，很容易错过对外界世界的跟踪，更加容易的是缺乏思考，对“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区域完全是陌生的，一片空白。当你只想着自己的工作时，你几乎没有办法却想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哈佛大学一份研究显示，当你特别穷的时候，判断力和智商都会下降。实际上，当你特别没时间的时候，智商和判断力下降更快，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失败。
然而，当你跳出这一切，在放手了一些东西之后，你反而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机会。事实上结果往往如此。当年上学，学习成绩好的，过了些年，在体制内外当各种干部者有之。但是那些当年学习不好找不到工作的，被迫到社会上做生意也好创业也好，竟然有些人混得比前面这波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送大家一段话：
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实在太少；失败的路上最拥挤，因为许多人都被淘汰挤到了这条路上。如果你感到有很多人在跟你竞争，也许你正走在失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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