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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论文-对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的再认识 .doc
马克思主义论文对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的再认识【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但我国管理学界一般把管理二重性概括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实，马克思管理二重性是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管理的共性不仅局限于自然属性，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包含着共性，这正是我们向西方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共性/个性【正文】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至于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马克思和列宁也有过论述。人所共知，列宁不止一次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监督的重要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质量检验、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监督。这些方面同资本主义管理无疑存在着共性。对于指挥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资本指挥劳动、经理和监工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3］（23.367～369）。而且认为，指挥和监督劳动既可以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职能，也可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3］（25.433）。由此可见，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属性，同样可以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监督劳动即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有其共性。因此，本文认为，对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应明确以下几点第一，所谓的自然属性或叫组织技术属性更为确切，是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组织与分工协作关系，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在组织技术属性方面没有区别。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决不限于其自然属性或其技术方面，合理组织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职能。第二，管理的社会属性除了包括有与社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相联系的阶级性之外，也包含着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现在（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于市场经济，而且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共性。（2）企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质则是社会性的，其社会性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抗的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二是反映着人的一般社会性，如社会交往、友谊、自我价值观、归属感等。这正是近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加以借鉴、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仅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认为这才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总之，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属性，把生产劳动过程看成是单纯的技术过程而忽略其社会性方面。这样一来，就不仅否认了生产力的组织与调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时否定了生产关系与企业文化、上层建筑的调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现代西方企业界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重大的调整与改革，甚至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吸取许多重要经验而在管理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能引进现代管理，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在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只有管理的自然属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观念的时候，更应该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现在我们管理落后，主要还表现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把握现代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才会在管理技术方面达到先进的水平。【参考文献】［1］社会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中国企业管理大百科全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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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与现代管理学的范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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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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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严复()首次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正式引入中国。191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大学的时，严复任校长并设立了经济学门。
　　■ 白卫星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严复()首次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正式引入中国。191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大学的时，严复任校长并设立了经济学门。就经济学而言，严复是早期为中国经济学翻译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堪称我国介绍西方古典经济理论第一人。
严复（）首次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如果从严复于1901年完成《国富论》的中译工作算起到“五四”运动时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在中国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那么，中国20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就是19世纪末即1900年以前出生、并活跃于1930年代以前的那一代人。主要包括：陈锦涛()、马寅初()、杨端六()、陈豹隐()、陈长蘅()、刘秉麟()、刘大钧()、王学文()、何廉()、乔启明()、张心一()、赵乃抟()、陈翰笙()和黄松龄()共14人。那么，这些人是何时开始经济学研究的?
　　陈锦涛于1901年赴美留学，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190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906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杨端六于1913年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是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刘秉麟于1913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18年开始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陈豹隐于1914年以翻译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而初露锋芒。陈长蘅于1911年赴美留学，1912年改修政治经济学，191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刘大钧于1911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王学文于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何廉于1919年赴美留学并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乔启明于1924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随后参加该系工作。张心一作为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于1925年进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读研究生。赵乃抟于1923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陈翰笙于1920年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任助教时，以《五口通商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题写成硕士论文。黄松龄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三民主义》。
　　这14人都是1930年代之前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多数是1920年代之前开始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留学的经历，是经济学界的第一批“海归”，都比较长寿，大部分活到90岁以上。除马寅初、陈翰笙外，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成就及经历了解不多。
　　杨端六于1903年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端六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日长沙《大公报》上。1926年，杨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期间，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成就是：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出版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出版《银行要义》和最早的介绍信托公司的著作——《信托公司概论》。还编写出版《工商组织与管理》教材，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陈豹隐原名陈启修，四川中江人。191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兼政治门研究所主任。1923年赴苏联和西欧考察。1925年归国后参与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历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科务主席兼经济学系主任、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等。1947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52年底调任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临时院务工作委员会教务组组长，1956年被评为经济学一级教授，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名经济学一级教授之一(另一名即陈岱孙)。主要学术成就是：1924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财政学教科书《财政学总论》。年，他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此为《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其后，他致力于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经济现象的体系》、《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经济学讲话》等专著。
　　陈长蘅，重庆市荣昌人。1906年考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英文班，1911年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学习，1912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6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18年4月，兼任北京盐务稽核总所翻译，后改任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1924年任南京军需学校教官。1926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1928年参加中国经济学社，任常务理事。1930年代，陈长蘅参加中国统计学社，并且历任重庆朝阳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英士大学财政学教授。1942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1947年赴英国伦敦参加“非宗主国立法会议”。1947年4月，到日内瓦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的“国际贸易宪章起草会议和相互减低关税税则的多边会议”。1956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0年任上海市人口学会顾问。陈长蘅长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著有《中国人口论》、《进化之真相》、《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等。其中，《中国人口论》是首部采用统计图表及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陈长蘅认为，经济问题迟早会演变为人口问题，并提议采用较欧美各国更健全及彻底的、主要内容为节育及优生的“生育革命”，主张由国家干预以节制生育，推广“自然节育法”，只有控制人口数量，保持适度人口，才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刘秉麟，湖南长沙人。1909年入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后转入大学预科，1913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17年毕业后回湖南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18年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员，在李大钊的直接教育下，开始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表了《马克思传略》、《劳动问题是什么?》等文章。1920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研究员班毕业。1925年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授兼商学院院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主任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著作——《李斯特经济学说及传记》。建国后，他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法学院院长、经济系编译主任。他的著作有《各国社会运动史》、《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史》、《李嘉图经济学说及传记》、《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及传记》等，为介绍外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开拓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尤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都作出了贡献。他的遗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和对外经济史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刘大钧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11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1915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年任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年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1927任汉冶萍公司成本会计师，1929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后任统计局局长。其间先后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和中国统计学社，任社长。两社联合组织中国经济统计调查所，任所长。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经济统计月志》、《国民经济月刊》、《经济动员半月刊》主编。1941年兼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抗战结束后任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中国代表，驻美大使馆经济参事等。后移居美国。主要著作：《中国的工业和财政》、《外国在华投资》、《上海工业化研究》、《我国佃农经济状况》、《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非常时期的货币问题》、《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等。
　　王学文，江苏徐州人。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1913年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5年毕业后，入大学部当研究生。1927年夏回国到武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先后在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中共党团成员。不久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中共党团书记。他与冯雪峰主持创办上海文艺暑假补习班和现代学术研究所，培养具有进步的文艺、理论知识青年和党团员。1937年春奉调赴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班主任，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实际主持院务和日常工作，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为全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理论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华北财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马列学院教授等职，培养党的财经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在中央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资本论》和财政经济问题，撰写学术论著。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组专门委员、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问题概论》、《中国经济学概观》、《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资本论&研究文集》等。
　　何廉是湖南邵阳人。1919年赴美国留学，后进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南开担任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的教学和研究。1927年，何廉提议设立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前身)。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何廉任院长。他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他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作为南开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为南开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作有《华北批发物价指数》(1929)、《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与物价交易指数编制之说明》(1931)、《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1929，与方显廷合著)、《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1932)、《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英文版，1936)等。
　　乔启明，山西省临猗县人。192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并留校任教。1925年，乔启明对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宿县的农村租佃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写出了《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一书，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获农业经济硕士学位。1931年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村经济学。1934年，他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日，由美国洛氏基金捐款资助，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持并被列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完成。乔启明在这项“为就人地关系剖析我国土地利用实况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担任了人口及生命统计调查主任及翻译工作。年兼任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1942年，他任农产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地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还积极在抗战后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技等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乔启明力求把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了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58年，他应山西省人民政府之邀，愉快地由北京返回山西，任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副院长。《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是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上世纪30年代初乔自美归国后，即在金陵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两门课程，后来不断把编写的讲义修改更新，成为专著，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其他论著还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6)、《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41，与蒋杰合著)、《农业推广论文集》(1941)、《江苏昆三、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农村社会调查》(1928)、《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1935)、《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1932)。
　　张心一，甘肃省永靖县抚河村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1925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农学院畜牧系。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副教授，兼农业推广系主任。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统计处，他应邀担任农业统计科长后就一心想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农业普查，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使他找到了一个聘请农情报告员的办法，在23个省、600多个县内聘请了1700多名小学教员、农耕工作人员等完全尽义务的农情报告员，建立起“农情报告”制度。他根据这些报告表，结合本县的人口、土地、面积等数据估算出各省和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并进行农家经济预测，从而建立起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系统较科学的农业统计工作。1950年张心一53岁，应邀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农业计划处任处长。1951年，陈云同志把他看作农业经济研究的权威，要他收集了古今中外有关讨论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资料。陈云同志在研究了他所汇集的资料后，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提经党中央、政务院讨论后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方针。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口的估计》(1930)、《准备中国农产预测的试验》(1930)、《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材》(1930)、《中国粮食问题》(1931，原著为英文)、《中国农业概况估计》(1933)、《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1934)、《保持水土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书局，1953)等。
　　赵乃抟，杭州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才书写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赵乃抟于1930年回国，1931年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系主任、北大社会科学研究部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乃抟在北京大学任教达55年，其学生有千家驹、陈振汉、胡代光、易梦虹、张友仁、赵靖、厉以宁、巫宁耕等。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
　　黄松龄，原籍湖北石首县。1915年春赴北平求学，考入中央法政专门学校学法律。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东渡日本明治大学读研究生。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应恽代英之邀，弃学回国，到黄埔军校第五期任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三民主义》。
日，奉周恩来指示离粤赴汉，任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教宫，讲授《农民土地问题》。1930年7月先后任朝阳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1934年任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1940年到延安。1941年春，与毛泽东就当前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不久，他写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提纲。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1月任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办事处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学财经学院院长。1949年随黄克诚部进驻天津市，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军管会文教部长1952年底任国家高教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他辞去高教部职务，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1960年10月任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教研室顾问兼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著作有《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马克思恩格斯论农业和农民问题》等。他是我国经济学界最早的中共党员。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20世纪初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第一本经济学著作的作者陈焕章。陈焕章()，字重远，肇庆市人。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1907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1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被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出版。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施格作序，高度评价了《孔门理财学》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作的精湛研究。可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胡寄窗先生曾经指出，此书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儒家经济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第一部总结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著作。
到吉奥集团采访，已经是第二次。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穿过老城区，穿过荒芜的城郊，一座崭新的工厂赫然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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