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王海:打假起步价30万 最多1次赚百万|职业打假人_新浪新闻
维权打假20年，每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王海，总是戴副墨镜。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打假舞台中央，“保持点神秘感，挺好。”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日，戴着一副标志性墨镜的王海现身西安某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图/CFP
　　王海&42岁，山东青岛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5年，戴上墨镜的王海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国的打假维权境况都遭遇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争议和尴尬，祛除很多人固有印象中非黑即白的底色，我们试图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王海和职业打假人。
　　他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心。
　　打假人王海的光环被一个群体所取代。
　　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鱼龙混杂”，王海说黑社会、大学生、律师等等谁都可以加入。
　　而王海，觉得正是自己的示范意义，给行业竖起了标杆。
　　二十年过去了，他需要面对这个群体的低价竞争。也需要适应这个时代给打假带来的变化。
　　他厌倦了别人给他戴的各种帽子。
　　王海更愿意用交易和成本论来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
　　最多的一次打假赚过几百万，是一笔好交易。
　　推掉造假企业光环，又赚钱，又有趣，还能受到肯定。划算。
　　他给自己定了30万的打假起步价，为什么不呢？他说公司成本很高。
　　王海说，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王老板”巨款买假货
　　王海没有看央视3·15晚会。
　　3月15日晚9点，北京南站候车室，他正准备登上开往天津的动车。天津打假分公司和物业公司的生意需要他打理。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
　　王老板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
　　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去年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
　　王海没有说这个数字是怎么完成的，他拿出了手机，向记者展示一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这张卡是专门用来买假货的。”
　　手机里显示，去年购买假货一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为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
　　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
　　有些钱还在赔付的路上。王海说，去年，他在长春买了40多万的“问题(进口)牛肉”，计划索赔400万。
　　“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去年《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
　　王老板已经不需要再冲在打假第一线，“我去现场，没戏，一拿出身份证，人家一看王海俩字，不就露馅了？”
　　但个别案件，他会亲自介入。
　　前几天，王海就去了江苏某著名村庄调查。“这个村全国闻名，有代表性，得去。”
　　“打大老虎，是顺应时代”
　　和假货打了20年交道，王海越来越精明。
　　他把公司业务重点放在打击大企业上，“打大老虎，这是顺应时代”。
　　他曾发文质疑耐克的双重标准，一个月后，北京市工商局针对耐克的“双重标准”开出罚单，487万元。
　　“他们也会入乡随俗”。王海认为大企业的欺诈，是消费者弱势地位的反映。
　　但“打虎”行动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2011年，仅媒体公布的信息，王海就有11起案子败诉。其中面对的不乏中国移动、可口可乐、广州宝洁等企业。
　　电商的发展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最近几年王海逐渐让公司加强电商平台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中，三分之一来自电商。
　　电商，他同样喜欢去调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
　　他善于用数据去筛选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让工作人员先在网上海选面膜。通过数据对比，淘汰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剩下的，统计是否在电视或网络上打超过十次广告，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锁定之后，重点打击。
　　“当骗子越来越容易了”，现在通过朋友圈和QQ群，骗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样在衡量成本与收益。
　　他慢慢变得温和，越来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他觉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样，愿意参与政府的活动和研讨会。
　　以前的王海，脾气冲，他的“假想敌”，不光是假货和造假企业，还有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举报一种假药，无论怎么说，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着人家鼻子骂，还要动手打。
　　当时他想的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批评权”，“作为了，要给我你作为的依据。不作为，也要给我依据。”
　　“后来把领导给闹来了，当时就受理了。”说到这儿，王海还强调，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气。
　　他把这些称为过去：“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人。”理直气壮。
　　吴广福认识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报当记者的他，见证了王海的年轻气盛，那时聊天，王海嘴里总蹦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些字眼。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
　　3月11日，谈到现在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时，王海放缓了语速：“从对抗，到合作，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前年，他关了投资12年的打假网站。
　　网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颇具侦探味道的“007”。
　　“网站浏览量走低，空耗人力财力。”王海计算着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传统的热线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员去年接到了1200个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
　　王海强调，打假线索不都来自于热线，更多的是靠他业内的资源，客户传客户。
　　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
　　“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汉回忆。
　　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几十年来都罕见。”
　　武高汉特意把王海请到中消协，集体讨论“王海现象”。
　　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经常是，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
　　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
　　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
　　“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刘咏反问。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
　　他坚持在微博、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连“中V”都很难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申请召回”的信息，发出48小时，累积评论数为“1”。
　　7年前，王海自筹经费，去清华、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让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
　　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热线电话，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
　　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
　　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新京报记者找到王海的公司，训练有素的公司员工也会下逐客令，“没有王总同意，我们不便接受采访”。
　　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王海与朋友交往，表现得很谨慎，从来没有带哪个朋友去家里。“似乎始终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壳。”
　　但王全忠记得，一次王海向他们感慨，“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
　　“打假起步价”30万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来，人类社会是靠交易来生活的。同样，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去年，新消法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但王海的商业化运作有时候可索赔万倍。
　　索赔的过程是种心理战。
　　王海说，(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也可以索赔十万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钱，得拿出事实、数据、案例，让对方认为这种交易是划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和证据。他举例，比如，牛奶改日期。工人(卧底)已经在你的生产线上上班了。为什么改，怎么做，证据搜集得很详实，这些信息都掌握的。
　　“如果同行业间，A企业掏钱让你去打B企业，你愿意充当这个枪手？”
　　“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它(这件事)有正当性。”王海说。
　　但正当性不代表正义，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
　　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拿到了赔偿，就放纵了假货？”
　　“我可以告诉其他职业打假人继续去打嘛，获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赚钱，哪来的钱去打假？与我们这些职业打假人相比，假货和欺诈对消费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说。
　　死亡事件后的风险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
　　他说自己从未被打过。有人、有企业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风险管理系统。
　　一个死亡事件，让王海经常把规避风险几个字提在口头上。
　　死者叫黄立荣，是位律师。据媒体报道，他生前受雇于一家商务顾问有限公司，这也是家打假公司。
　　日下午，黄立荣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紫禁城国医馆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有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暴打黄立荣。
　　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被白布包裹，由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轿车载着，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
　　黄立荣是北京首位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民间调查员。
　　王海回忆，那之前，黄立荣去他公司应聘，但没被录用。恰巧在公司，一个客户找王海调查一家医疗企业，王海没有接手，“黄立荣在旁边听到了，他悄悄追出去，接了这个案子。”
　　“如果因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业也就没有价值。”王海说，当时公司有200多名调查员，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员精减到30多人，把调查员分成几个组，每组5到8人。
　　调查员中有很多是律师。招聘时，帅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长得平庸的。长得太有特点了咋能做卧底，大众脸才能“扮猪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实、内心聪明机敏是首选。
　　他还制定检查清单和执行任务的风险防范清单，要求调查员保持通讯畅通，“如果卧底时被识破，要学会怎么避险。”
　　有时卧底调查，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调查员之间都互不认识，各司其职，执行同一个案件时，不容易暴露。”
　　打假的时候，他会看对方的气势。在深圳，他曾经帮别人成立业委会，每次去都会带几个陆战队员。“这很必要，也很正当”。
　　他对自己也保护有加。墨镜，就是跟了他20年的“护身符”。
　　央视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对面》时，让他摘掉，他不摘。“这是风险管理。”
　　3月11日，面对记者的相机，王海条件反射般地摘下日常戴的近视镜，从兜里掏出一副镶着金边的圆框眼镜，金色镜片把王海的眼睛完全隐藏，清晰地映着眼前人的模样。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实习生 罗婷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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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资料图）
打假生涯从两副假耳机开始
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常收恐吓电话 有人曾要出20万买其人头
出现在媒体与公众面前的王海，总是戴着不变的墨镜，一副很神秘的样子。王海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墨镜形象示人。1995年名声大震后，他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出于自我保护，每次记者拍照时，他都要提醒一句：“见报时照片一定要打马赛克”，后来为省事，他干脆买了一副墨镜，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或是被媒体拍照摄像，他必定会戴上墨镜护身。
“这些年，墨镜起码买了一二十副吧。”王海对同事亲友有严格要求，他的不戴墨镜的照片绝对不能外漏，微博微信都不能发，哪怕是合影。“我这种工作性质，经常要去调查现场，去现场我是不戴墨镜的，如果公众都知道我长啥样，我还怎么打假?”
当然，也不排除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出名后，王海成了很多不良厂商的“眼中钉”，他经常会收到不明人士打来的恐吓电话，放言要弄死他;一个卖假货的老板曾经要出20万元买他的人头。遇到麻烦的案子，他也会请保镖。
“打假与正义无关 其实是一场公平商业交易”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在王海看来，人类社会是靠交易来生活的。同样，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给公司定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
去年，新消法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但王海的商业化运作有时候可索赔万倍。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拿到了赔偿，就放纵了假货?”
“我可以告诉其他职业打假人继续去打嘛，获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王老板”花202万买假货赚400万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王老板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去年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
王海没有说这个数字是怎么完成的，他拿出了手机，向记者展示一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这张卡是专门用来买假货的。”手机里显示，去年购买假货一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为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
近日，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有些钱还在赔付的路上。王海说，去年，他在长春买了40多万的“问题(进口)牛肉”，计划索赔400万。“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去年《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
打假线索多来自业内资源 客户传客户
前年，他关了投资12年的打假网站。网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颇具侦探味道的“007”。“网站浏览量走低，空耗人力财力。”王海计算着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传统的热线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员去年接到了1200个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王海强调，打假线索不都来自于热线，更多的是靠他业内的资源，客户传客户。
“我不是英雄，更不是刁民，我只是公民”
记者：请一句话评价自己。
王海：两个字：公民。捧我的，赞我是英雄;恨我的，骂我是刁民。其实我就是一个公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尽一个公民的责任――积极与不法经济行为斗争，努力促进社会与法制的进步与完善。
记者：如何看待职业打假的前景?你觉得自己会失业吗?
王海：我希望失业，这意味着中国市场上没有假冒伪劣产品了，那样的失业我会很开心。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我不仅不可能失业，反而职业前景可观。这些年，假是越打越多，闭着眼打都行。唉，我不知道是该悲还是喜。
记者：外界猜测你这些年来的打假收益，有媒体这样报道：“公司资产过千万”。
王海：哈哈，“过千万”很多吗?也就北京一套房子的价吧。当时那个记者那么一猜，我也就随口那么一答。
记者：如果是一个制假企业举报另一个制假企业，这样的案子你会不会接?
王海：当然会接，我会欣然接下。不管委托方是谁，总之，能消灭一家是一家，制假企业的总量少了，对消费者也是福利。
记者：你会不会向管理部门举报委托你的那家制假企业?毕竟它也在制假。
王海：不会，因为我要对我的委托方负责。这是起码的职业操守。
记者：有时你们寻找造假者，找到了证据起诉，最终企业不想损害声誉，达成庭外和解。这种方式很受诟病，外界质疑这是不是对企业的一种变向敲诈。
王海：这是双方的自愿选择。我们的程序是合法的，一般都是由律师团谈价格，达成和解。
细数王海打假知名案
北京造假烟窝点案
2000年，王海协助北京朝阳烟草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案值280万。
浙江假阀门案
2001年，王海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取缔了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
北京造假酒窝点案
协助北京大兴工商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约2000万元的假酒。
津门事件续
2003年，制售伪劣电线的津成公司副总王铁庄已经被大连公安机关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其负责人王中秋已经被通缉。
2010年，王海来到深圳查假，在获知一些消费者在美容院里使用“奥美定”产品隆胸后出现发炎等症状，决定对“富华”进行举报，并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递交了同样内容的检举函。广东省消委会调查核实后最终撤销了奥美定的医疗器械许可证批号。
耐克公司一款国内售价高达1299元的高端篮球鞋，主要卖点之一就是足跟和前掌的双气垫，然而同样的宣传、比国外还高出500多元的价位，中国消费者买到手的却是只有一个气垫的产品。北京工商局认为耐克公司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处以487万元的罚款。
据武汉晚报、新京报、青岛早报等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福建省副省长徐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徐钢系十八大以来福建第一个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的“老虎”。
Ta头条素来低调的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飞，这次无论如何也低调不了啦。随着蓝思科技IPO顺利过会并在深交所上市，这位女掌门人日渐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传奇”、“神秘”、“励志”等词汇在网络上刷屏般涌来，将她推到“聚光灯”下。打假也能挣钱 一天挣1500？
315曝光淘宝刷单之后，多数人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感到震惊，期望有关部门能够想办法杜绝这种虚假宣传，但是仍然有小部分人自从看了315晚会之后觉得刷单是份不错的工作，挣钱蛮多的。近日有记者爆料，职业打假一天挣1500？事情真的是这样吗？那貌似比刷单要好多了，至少这是在为大家服务啊。来看看记者亲历打假工作带会的报道吧。
打假人在查看是否有过期产品
打假人购买并保存过期产品的证据
食药监部门接到举报后，对产品进行举证。
那这网传的1500元是怎么挣到的呢？据记者透露，记者跟随两名职业打假人一天的时间，从早上忙到下午，共发现两家超市的过期产品，经协商共获赔1500元。
据称这两位职业打假人曾经都是超市员工，对超市比较熟悉，一般快过期的产品都会放在外侧，他们认为，&根据国家规定找到问题，然后获取赔偿，用获赔养家糊口。这并不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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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谈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起步价30万很赚钱
来源：作者：王蔚佳责编：花椒
从1995年为了北京隆福大厦出售的两副假冒SONY耳机索赔开始，山东人王海在无意间开创了中国职业打假之路，成为中国职业打假标志性的“第一人”和“打假”的代名词。现龄43岁的王海已经是4家公司的老板，外界关于他商业成功的猜测和财富此起彼伏并不断被刷新——“低于30万的案子不接”。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王海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明确回应公众对其财富的各种猜测。起步价30万王老板很忙。王海手边放着两部手机，此起彼伏地响，各种业务的电话。“骗子太多了，根本接不过来。”坐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面，他是一个面容憨厚略微有点发胖的中年男人，但对他的雇主来说，王海是他们现在需要拐着弯儿才能请得动的人，尽管他收费不低。“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王海在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市场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他现在接一个“案子”的起步价是30万，最多的时候，一个“单子”曾经赚到400万。“那些都是有的。”对于自己的盈利，他并不刻意回避，也没有更多夸耀的意思。但他承认，这一行很赚钱，而且并不非常困难——当然，他说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这些不能说，不过“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说到这个，他笑得腼腆又坦白。从1996年成立第一家打假公司到现在，王海已经在北京、天津、南京和深圳开设了四家职业打假公司，主要经营“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替企业打假”等三种业务。“业务量最大的还是知假买假，但利润贡献最高的是替企业打假。”他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最多的时候，他的打假团队有200多人，但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目前已经精简至30多人。“我们有意控制公司规模，不想做得太大，也是希望能控制风险，更多的人身风险来自于造假工厂，往往这种案子的收益和风险都会成倍增加。”王海表示。2003年，律师黄立荣的突然死亡，让王海真正开始重视风险控制。2003年12月，受雇于某打假公司的律师黄立荣在对紫禁城国医馆监控取证时被对方发现，遭到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这本来是找到我们的一个案子，但我们没接，他（黄立荣）刚好去我们公司应聘，听到了这个，就自己去联系对方接了下来。”王海向本报回忆说。这次事件之后，王海将打假队伍精简为30人的团队，大部分是合作多年的律师。但依然还是会筛选到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比如收益高、社会价值好等等，这时，就会不得不面对更复杂的人和事。“企业造假的事情，追到最后几乎都是地方保护，难度可想而知”王海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不过这也没关系。”王海说他最多的时候曾经带过90个保镖去现场，他不避讳自己在查案过程中的“黑白通吃”，“所以一些打假公司做不了的事情，我们能做得下来。”他说。这样的王海，似乎距离20年前，为了80多元钱一副假冒的SONY耳机据理力争的愤青王海相去甚远，也开始淡去了与“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高度关联的“打假卫士”、“刁民”的英雄色彩。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人，尽管他承认这些都是“交易”，但他强调，这些交易的本质并非首先为了钱。职业打假江湖本可以成为职业打假江湖“大哥”的王海，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变成这个行业教父式的人物。2015年3月，北京市朝阳法院公开的数据显示，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阳法院共受理涉消费者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496件，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近10.3倍。其中网购纠纷增长了近3.7倍，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对案件增长“贡献”最大。对于开辟了这个行业的前辈“王海”，不少打假者也有不同看法，一些职业打假者认为，王海的锐气不如从前，“打得不够狠”；而舆论的一部分观点则指出，他无法排除给企业做枪手，以及“两头通吃”的嫌疑。王海回避了后面一种指责，他强调，如果一个案子，可以寻求庭下和解，对双方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来说，都是“最合算”的选择。一些职业打假公司也会来寻求王海公司的合作，有些案子它们有困难，或者为了尽快出结果，这样暂时性的合作互惠互利，王海并不排斥。更多时候，他并不关注同行做了什么，这些小到一两人，多到五六人一家的打假公司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彼此不打听是他们之间默契形成的江湖规矩。更何况，在王海看来，“大家价值观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也从不参与他们的竞争。”采访中，他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近年来，王海接手了很多关于假药的案子，王海的假药案件一般是按产品数量收费，查一件货几百元钱甚至几十元钱都有，数量通常很大，联合工商、食药监帮企业截获后，最后按件来计费。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假货都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相比从前开始几何倍数地传播，对于打假增加了难度。“一个微商卖假面膜的，以前一个月也就卖上万块钱，现在做得好的，卖个几十万不成问题，这背后是多少人在受骗。”王海告诉记者。“回过头来看，20多年过去了，骗子只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消费者一点进步都没有，所以，被骗还是那么容易。”他认为。他鼓励消费者变得聪明和强大起来，因此正在筹划一个微信上的语音函授课程，教那些个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术、控制风险，初期定价1万元，大概三四节课，“听的人应该不少”，他自信地说。商业项目之外，王海有两个公益项目一直在做，接待消费者维权保护的“王海热线”，以及“和谐社区发展中心”项目，旨在帮助业主成立委员会，保护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他的终极梦想是做中国的消费者维权委员会，这个被他称为“孩儿他妈协会”的组织将自己成立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消费者拿来商品就可以做检测，是那种真正地为消费者维权的机构。王海毫不隐讳地认为，中国的消协和企业走得太近，并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而对目前大多数第三方检测机构来说，“企业是它们长期的客户，它们不会因为消费者的一次送检，就丢掉企业这个大客户。”他表示。与此同时，“吹哨人法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建立也是他的长期梦想——如果能建立“吹哨人法案”，将对企业的罚款30%到50%分给举报人，会让每一个知情人，即使是企业高管也有动力成为一个义务监管者。“以前我是个典型的愤青，如果在街上看到城管打小贩，肯定就抄起砖头拍过去了；但现在不会了，我会上去劝架，把他们拉开。”王海认为，“目前的打假也是，骗子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别着急，一样一样慢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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