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经济转型中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摘要】：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归结为要素投入的增加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中国30余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数量而实现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但是,只有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因此,中国经济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经济增长路径必须调整,要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一般认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加快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被认为是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力量。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体现为机器设备、技术工艺、专有知识的转移,再加上人员的培训、经营管理、市场销售等专业技能的转移；一般认为FDI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基于这个认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很多中国的学者与政府官员认为,引进外资是提高中国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中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大量FDI投入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FDI对促进中国的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增加就业与税收方面,其正面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但外资究竟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从对中国的实证研究看,认为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起了推进作用的文献占绝对多数；然而,国际经验的研究却大多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多数国外文献认为,在大多数东道国外资不仅没有对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还产生了消极影响。那么,是事实如此?还是研究中国外资技术溢出效应的方法存在问题?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研究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现有文献中,多数学者基本照搬国外文献的模型。但中国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显著特征,因为中国引进外资的30年,恰恰是经济转型的30年。在这30年中,中国的经济运行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改革开放引发的制度变迁,二是资源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是这两个基本的经济特征,导致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技术溢出效应时,不能照搬国外同类文献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对这两个特征的忽视,将会影响FDI对技术进步贡献的正确计量。在研究中考虑这两个特征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经济,因为对资源的依赖是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性,制度变迁则是所有转型经济国家具有的特征,也就是说,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对研究外资在发展中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理论借鉴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在考虑了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和资源驱动型增长的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如果溢出效应存在它有多大?进一步的问题则是：具备什么样特征的行业获得了溢出效应?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就可以回答：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贡献如何?为促进FDI技术溢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与外资政策?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走出金融危机,着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本文遵循以下研究原则：①一分为二的原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在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过程中,本文不仅阐述了外资对本地企业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率具有提高和改善的一面,而且也分析了外资可能阻碍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情形,以求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做出全面客观的认识；②矛盾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在考虑FDI技术溢出的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结合技术溢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得出尽可能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的经济模型,以分析FDI在中国技术溢出效应的本质特征。③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经济理论分析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基础和依据,本文首先基于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体现中国经济运行特征的计量经济模型；以山东省制造业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对经济理论进行了验证。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在深刻把握中国经济运行特殊背景的基础上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从理论上充分考虑制度变迁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两大特征；实证研究中将代表制度变迁与资源约束的变量加入计量模型,减少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参数估计的偏误。使本文从理论分析到实证检验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由此得出的结论回答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多数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认为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大多数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献却得出相反结论”。②研究内容方面,本文比较深入地研究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所得结论对提高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具有指导意义。Kugler(2001)、Javorcik (2004)、姜瑾(2008)提出,溢出效应主要可能体现在行业间的技术进步,而不是行业内部,本文对此进行了检验。同时,什么样的行业特征影响了技术溢出效应,已有文献对此分析不足,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③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对实证研究的计量方法进行了改进,采用中国目前分类最细的4位码统计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以具有代表性的山东省制造业为例分析FDI技术溢出效应。由于行业分类更细,行业的同质性更好,有助于得到偏误更小、可靠程度更高的估计结果。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更为可信。
本文的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制度变迁与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分析外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对代表制度变迁的变量与代表资源的变量实行控制后,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转变为负效应。这与现有文献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研究结论相吻合,同时表明目前多数研究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存在偏误。中国引进外资数量庞大,但从制造业领域整体看并没有发现显著为正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以市场换技术”方面并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目标。行业特征研究表明,行业间的FDI技术溢出显著为正,前向溢出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后向溢出效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出口导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行业技术特征与FDI技术溢出效应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必须考察具体行业。本文的研究还表明,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可以改善FDI技术溢出的效果。本文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索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变动规律,进行理论分析、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以推动我国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不断深入。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中国需要制定审慎的引进外资政策。如果错误地认为,引进外资能理所当然地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那么可能会得到南辕北辙的结果。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必须立足行业特征、更具针对性。对具有负面溢出效应的外资实施管制,为中国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成长壮大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机遇。对于可能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外资,可以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需要,给予放松管制或创造更为优越的条件,促进这些外资的引进。否则,希望通过资本积累和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来摆脱技术约束、导入最佳的技术选择,从而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就难以达成。
(2)限制资源耗费型外资的引进。长期以来,价格低廉的资源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是大量FDI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很多外资都属于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耗费型产业,这些资本进行跨国流动的主要动机就是在全球寻找低廉的生产要素,扩大企业日益缩小的利润空间,以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这类企业往往也是技术含量低的企业,因而难以对中国本地企业产生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而引进的资源耗费型外资在增加中国资源环境负担的同时却没有推动本地产业的技术进步。因此,对这些资源耗费型外资应该加以限制。
(3)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单纯引进外资并不能必然地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如果不继续深化改革,在目前的经济体制、市场环境与企业素质条件下,从总体上看,外国直接投资反而会对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会产生消极影响。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内改革的力度,继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遏制“国进民退”这种不正常现象。其次,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有针对性地放宽对外资的管制条款。切实把握机遇,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开放。
(4)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加重视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的消化吸收能力以及再创新能力。人是技术发明和知识传承的重要载体,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就成为空谈。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培训事业来储备和提升人力资本,可以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吸收水平,促进本地企业从外资企业学习、模仿到更多的技术。增加研发投入,则能提高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单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与工艺流程已难以实现中国企业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本土企业只有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和管理,正向的FDI技术溢出效益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5)从行业特征的角度看,必须提高中国本土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经济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一方面通过税收调节、融资支持等手段,鼓励发展潜力大、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依靠自身经营不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在正当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兼并收购等渠道,提高规模经济水平,从而引导资源向技术进步快、具有更高经济效率的企业流动。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学位级别】：博士【学位授予年份】：2010【分类号】：F224;F424;F832.6【目录】：
ABSTRACT12-15
第1章 引言15-22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15-18
1.2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学术创新18-22
第2章 文献综述22-37
2.1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概念界定22-23
2.2 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演进脉络23-26
2.3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文献综述26-34
2.4 已有研究的不足与一个新的研究框架34-37
第3章 制造业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7-47
3.1 工业化进程与制造业的技术化倾向37-39
3.2 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四种方式39-42
3.3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42-47
第4章 经济转型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47-85
4.1 外国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与技术溢出渠道47-57
4.2 技术溢出的约束条件分析57-64
4.3 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中国经济转型64-67
4.4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迁与外国直接投资67-74
4.5 经济转型中的资源约束及其对外资的影响74-85
第5章 经济转型中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85-111
5.1 经济转型中山东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与分布85-90
5.2 经济转型中制造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90-105
5.3 技术溢出效应弱化的理论解释105-111
第6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111-119
6.1 研究结论111-113
6.2 政策建议113-117
6.3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17-119
参考文献119-125
致谢125-126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126-127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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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零售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来源： 发布时间：
&&& 内容摘要：零售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终端产业，在一国经济格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2004年中国零售业结束WTO保护期并迎来全面开放，众多跨国零售巨头进入中国零售市场，在业态模式、经营方式、服务理念和零售技术等方面对中国本土零售业产生了显著影响。零售业的发展不仅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更事关中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系统地分析FDI对中国本土零售业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欧美和港澳台）进行区分，从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参与度这两个维度考察其对中国本土零售业技术溢出和竞争效应，以期对外资进入中国零售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 关键词：零售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
国内许多学者基于流通产业在经济增长、产业协调、内需启动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建议把流通产业定位于基础性产业、先导性产业或战略性产业[1]。然而，在外资进入商业竞争日益加剧的新时期，这一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正面临潜在的安全威胁[2-3]，这是大多数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然而，外资的大举进入对当前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商务服务发展较为落后以及整体服务质量较差的中国流通业而言，引进外资学习其先进技术、市场策略和管理经验来获取FDI的技术溢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借此提高中国流通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目的是“洋为中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从已有研究来看，专门针对零售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文献较少，多数是针对服务业整体展开的。
1.FDI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溢出效应
目前，有关FDI对服务业生产率溢出的研究，按照服务业生产率空间范围来划分，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宏观层面对FDI对服务业整体生产率发展的时间序列研究，探求FDI对服务业生产率的发展趋势和动力源泉[4-5]。第二，中观地区层面对FDI对服务业生产率地区差异进行面板数据的研究，分析服务业生产率的区域发展差异和成因[6]。第三，中观产业层面对服务业细分行业进行研究，针对单一行业采用面板数据或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7-11]。FDI对服务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大量的实证表明，使用产业数据所得到的结果无论显示为正或负，都支持FDI对服务业生产率存在影响。
2.FDI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
研究FDI对中国零售业技术溢出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供给方、需求方和双方共同的影响三个方面的因素。（1）来源国――跨国公司来源的影响。引进FDI可以解决一国某行业的资金缺口，更重要的是，它能提升引入行业的技术水平，这涉及FDI和国内资金的非同质性以及FDI本身的非同质性。由于不同来源的FDI具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产业结构以及技术水平，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影响[12]。（2）东道国的行业特征。表明，FDI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还较多地体现在行业特征方面。大多采用行业资本密集度、行业竞争程度、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和技术差距等指标反映行业特征[13-14]。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溢出的有效性具有关键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存在一些争议，Findlay[15]认为只有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技术差距，溢出效应才会发生，但Cantwell[16]却认为只有在技术差距较小时才发生溢出效应。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内外资的技术差距过大和过小，都不利于FDI溢出效应的发挥。如果双方之间差距过大，则内资企业没有支撑先进技术的基础平台，硬性学习和套用外资的模式只能让自己“消化不良”；如果双方之间差距过小，内资也没有必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向外资换取很小的技术提升空间。
3.FDI服务业技术溢出的渠道
外资进入对零售业技术溢出渠道在理论上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中国零售业中实际产出远远低于潜在的最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引发竞争，中小型零售商受到来自海外具有雄厚资本实力的国际零售商的冲击，利润空间逐渐减小，甚至破产倒闭。东道国现存的零售商必须对国外零售商的创新行为以及这些创新行为引发的扩散效应做出竞争性的反应，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出水平，使之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即提高技术效率）。另一种方式就是促进技术进步。外商先进的信息管理方法与科技网络的引入，外商以网络为辅助的自动化商业，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管理顾客资料的搜集与分析，销售资料、补货系统、营销手段的调整，新技术的导入会产生扩散效应，导致东道国零售企业的效仿，加速东道国零售的技术进步[4]。
FDI对零售业技术溢出的路径，行业内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有正有负，实质上是行业内技术溢出总效应（包括示范模仿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竞争效应）和竞争效应之力量比对。已有经验研究大多考察FDI总的溢出效应，对于各个效应的研究只是在某些案例研究文献中以总结经验的方式出现。计量经济研究文献中很少见到。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将内资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外资零售业区分，以更为细致地考察FDI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二是从FDI总规模和FDI的市场参与度这两个维度考察中国零售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二、理论框架
传统经济学的资本理论都假设资本是同质的，等量资本在不同的投入产出率是相同的。但实际上，不同资本在产出率上存在很大区别。引进FDI可以解决一国某行业的资金缺口，更重要的是，它能提升引入行业的技术水平，这涉及FDI和国内资金的非同质性。从FDI的来源地来看，不同来源的FDI在投资规模、投资分布、本土化策略和文化理念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已有大多数证实不同投资来源是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在考察中国FDI对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应考察不同来源的FDI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港澳台外资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假说2：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外资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从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作用机制或路径来看，服务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即模仿―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人力资源流动效应。在实际中，这三种效应并不是孤立且单独发生作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引发的关系。任何一种效应都有可能是受其他两种效应影响或作用的结果，而也可能成为激发其他两种效应的因素。比如，跨国（或地区）零售企业进入中国零售市场，必然会对国内的零售企业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了竞争效应，这就迫使国内的零售企业加速学习、模仿和吸收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并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从而导致了外资流通企业示范效应的产生。与此同时，国内零售企业还会通过多种方式或手段吸收外资零售企业中具有先进管理经验或技术的优秀人才，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源流动效应的产生。现实中，模仿―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人力资源流动效应三方面总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FDI技术效应产生的范围和大小。但是，本文将FDI不同的衡量指标与模仿―示范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相区分，即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视为模仿―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总效应，而外资市场参与度的增加视为竞争效应的增强。
在考虑不同的FDI衡量标准（总规模与市场参与度）情况下，假设1和假设2又可以由以下两个子假说构成，即：
假说1a：港澳台外资投资总规模的增加会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假说1b：港澳台外资市场参与度的提升会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假说2a：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外资投资总规模的增加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假说2b：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外资市场参与度的提升，会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回归分析
1.数据与变量
Verbeke等[17]认为通常情况下，FDI的投资来源地不同，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权和投资动机不同，东道国外资进入行业的技术水平变化情况也会存在较大差异。在流入中国的FDI中，有两类FDI在总体上居主导地位：一类是海外华商，主要来自于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另一类是发达国家，主要来自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所以，本文主要考察海外华业和欧美发达国家的FDI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应地，在实证方面本文设计了两个核心变量，即港澳台FDI变量和欧美发达国家FDI变量。同时，从两个层面分别考察每种FDI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的影响，即港澳台FDI总规模（HFDIT）和欧美FDI总规模（EFDIT）、港澳台FDI参与度（HFDIC）与欧美FDI参与度（EFDIC）。HFDIT/EFDIT变量以当期进入中国零售业的FDI总额来衡量，而HFDIC/EFDIC变量则以FDI与中国本土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如果该比值越大，则表明HFDIC/EFDIC越高。
被解释变量是中国本土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是以零售业主营业务收入为产出变量，以从业人员数和固定资本存量分别为劳动投入变量和资本投入变量，并使用基于DEA投入方法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得到。而FDI数据则来自《大中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统计年鉴》（年）。①计算资本密集度（CI）使用的固定资产存量数据是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获得的，从业人员数、主营业务收入、法人单位数和工资总额等指标均来自《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年）。此外，本文还设定了一系列理论上会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如以固定资本存量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来衡量的行业资本密集度，通常认为资本密集度越高，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主营业务收入与法人单位数的比值来衡量的行业内企业规模（Scale），如果该比值越大，则表明行业内企业规模总体偏大，集中度较高；以平均工资水平来衡量的行业人力资本水平或劳动力质量（Salary），通常而言，平均工资水平与劳动力质量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而拥有较高劳动力质量的零售往往能够获得较大的全要素增长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2.回归结果分析
由于假设条件的不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又分为混合效应模型（Pooled Effects Model，PE）、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RE）以及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FE）三种，并且不同的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会对实证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有必要进行较为严格的模型筛选。同时，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包含个体信息和时间维度信息，有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②并会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误，因此也必须进行相关性检验，以保证最终结论的准确性。此外，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除了FDI的进入通过学习和模仿效应等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之外，境外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偏好技术进步程度较大的行业进行投资也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即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外商自我选择的结果，因而在实证部分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所以必须进行内生性问题的检验。对于面板数据回归方法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模型筛选、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内生性问题的检验方法如表2所示。
本部分实证的基本思路：先以规模、资本密集度等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中国本土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做回归分析，构成基础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入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变量或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度变量，分别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Ⅳ估计模型等进行估计。表3呈现的是以港澳台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为核心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从F统计量或Wald统计量来看，均高度显著，表明计量模型的设定较好。从拟合优度来看，当加入了港澳台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有了显著提高（从0.41提升到0.43），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加入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度。 由于篇幅限制，本部分针对模型筛选、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内生性问题的检验没有呈现。由表3可知，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1）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是较为合适的。（2）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原序列有显著的组间异方差问题，而并不存在显著的序列相关问题，原因可能与本文样本的时间跨度较小有关，所以本文需要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自抽样（Bootstrap）法对标准误差项进行修正。（3）无论是Davidson-MacKinnon检验还是Hausman-Wu检验都并未发现模型存在显著的内生性问题。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本文最终采用在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的自抽样（Bootstrap）标准误的异方差稳健性估计方法进行回归。 从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回归的模型（1）结果来看，资本密集度变量和劳动力质量的系数均为正并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资本密集度的增加或者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零售业的整体劳动效率也会得到提升。但企业规模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当前我国零售业内的企业规模的变化，并不会对整体的行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明显的影响。从模型（2）的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会对中国本土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很接近，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质量仍然会对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规模变量的系数依然不显著。使用其他估计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与模型（2）的结论基本类似，仅系数绝对值略有差异。
从混合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来看，HFDIT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HFDIT的增加会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根据模型选择、异方差以及内生性问题的检验结果，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本文需要重点关注的。该模型中，HFDIT的系数为正且显著（12.29，1%），说明随着进入中国零售业的港澳台外商资本的逐渐增加，本土零售业的技术水平将得到提升。由于本文未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并不能具体评估HFDIT变化对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偏低，这可能是样本单位的原因，但是绝对值偏低的变量系数仍然具有较大的解释力。
表4呈现的是以HFDIC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看，资本密集度变量和劳动力质量的系数均为正并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资本密集度的增加或者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零售业的整体劳动效率也会得到提升。但企业规模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当前我国零售业内的企业规模的变化，并不会对整体的行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明显的影响。从模型（6）的结果来看，HFDIC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会对中国本土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很接近，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质量仍然会对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规模变量的系数依然不显著。使用其他估计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与模型（6）的结论基本类似，仅系数绝对值略有差异。
根据模型选择、异方差以及内生性问题的检验结果，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7））是本文需要重点关注的。在该模型中，HFDIC变量的系数为负值（-3.04），并且在统计上也不显著，这表明港澳台外资市场参与度与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较为显著的关系，HFDIC的增加并不能对我国本土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的助推作用。 表5呈现的是以EFDIT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资本密集度变量和劳动力质量的系数均为正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资本密集度的增加，或者劳动力质量的提高，零售业的整体劳动效率也会得到提升。但企业规模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当前中国零售业内的企业规模的变化，并不会对整体的行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明显的影响。从模型（10）的结果来看，EFDIT变量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会对中国本土零售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很接近，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质量仍然会对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规模变量的系数依然不显著。使用其他估计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与模型（10）的结论基本类似，仅系数绝对值略有差异。
根据模型选择、异方差以及内生性问题的检验结果，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1））是本文需要重点关注的。从模型（11）的回归结果来看，EFDIT变量系数为正值且显著（21.49，1%），表明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FDI能够显著促进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随着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资总规模的不断增加，中国本土零售业的技术水平也会得到提升。
表6呈现的是以EFDIC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EFDIC变量系数为正且显著（4.21，5%），表明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FDI能够显著促进中国本土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随着EFDIC的不断增加，中国本土零售业的技术水平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鼓励欧美发达国家的外资积极参与中国零售业市场竞争，总体上有利于中国本土零售通过学习、模仿等途径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本文的全部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1a，假说2a和假说2b，而假说1b没有得到验证。
对外资的监管是中国零售业引入外资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有从制度上加强对外资进入的管理，才能更好地发挥FDI的技术溢出作用，为内资零售业所用。在零售业引进外资时，由于外资来源存在异质性，应当重视不同外资来源对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区别。
第一，外资不同来源地技术水平的差别。欧美发达国家FDI零售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往往具有明显技术优势，在引进时，除了引进他们所使用的系统、方法、程序和技巧（计算机网络技术在零售业的应用）等零售技术之外，还应更重视零售文化、理念、惯例、规模、操作和经营等管理技能和零售技能学习以及欧美外资从母公司引进技术结合中国特征创新的理念（沃尔玛经营手段上的创新和改变，将国外店没有的专柜列入中国新开设的店中）。通过示范、模仿效应大力提高内资的服务水平和意识，最终激发零售业的自主创新意识，缩小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差距，从而更积极主动地促进零售业FDI溢出效应的发生。 第二，异质性外资竞争效应的区别。以外资参与度作为竞争效应的替代变量，得出欧美发达国家FDI对内资零售业竞争效应显著为正，而港澳台资本竞争效应不明显。相对于港澳台外资，欧美发达国家FDI在零售业技术上的优势较为明显，进入东道国后，提高了内资市场上的竞争度，那些效率最低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其所释放出来的富裕资源被效率较高的具有竞争力的内资企业所吸收后，后者再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就使得整个产业和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水平提高，显示出正的竞争效应。而港澳台企业与内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相对较小，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进入更多体现为与同行业内资企业竞争有限的市场份额和资源，内资企业在与港澳台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竞争过度，一些本土流通企业丧失正常市场份额甚至出现亏损、倒闭危及企业乃至行业的发展时，就会产生负向的竞争效应，而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港澳台投资对内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负值，但不显著。这说明港澳台外资和内资零售业的竞争还是处于适度范围。
因此，在今后引进不同来源地的FDI项目时，一方面仍应注重港澳台资本的引进和相应技术的消化吸收，另一方面更应重视欧美发达国家FDI技术溢出和竞争效应，建立零售业异质性来源外资的规制政策，引导不同来源地外资有序进入、有度投资，采取鼓励先进技术、允许适宜技术的外资鼓励政策。既要有针对性地鼓励跨国公司使用先进的技术，又要充分考虑该先进技术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适宜性，同时注重相应技术的消化吸收和配套设施的完善，不断提高内资的技术水平，为发挥较好的技术溢出效应创造条件，促使不同来源地的FDI产生更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
①《大中型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外商投资指标不包含港澳台资本。
②面板数据的异方差通常是指组间异方差，即各个截面之间的异方差，并且由于随机效应模型已经考虑了异方差的问题，因此，组间异方差的检验一般都是针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的。
&&&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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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候明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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