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市场为什么不会崩盘
在历经6月份巴塞尔艺术展如火如荼的大丰收之后，伦敦拍卖行业的业绩显示，20世纪艺术品的二级市场一片大好：苏富比在今年6月的印象派及当代艺术专场取得了迄今为止伦敦拍卖市场第二高的总销售额——1.78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7.5亿元)；佳士得方面虽然稍逊一筹，但仍然取得了71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亿元)的销售业绩。然而这些成绩与今年5月纽约佳士得令人目瞪口呆的销售业绩相比仍然不值一提——帕勃罗·毕加索的《阿尔及尔女人(O版)》(1955)以1.79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1亿元)成为拍卖史上最贵作品；阿尔伯托·贾科梅蒂的雕塑《指示者》( l'Homme au Doigt)最终斩获1.41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8亿元)的好成绩。毕加索， 《阿尔及尔女人(O版)》， 图片：佳士得拍卖行当艺术市场来势汹汹的上升趋势成为常态，不少评论家便开始预测艺术市场将是否、或是在何时开始崩盘。二级市场里频繁出现的生僻名词，例如流拍(buy-ins)、第三方保证金(third party guarantees)、买家佣金(buyers premiums)和时而被曝光的行业阴暗面确实会让人感到摸不清头脑。此时，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市场“泡沫"似乎再也不能为那些时刻等着看有钱人倾家荡产的看客提供幸灾乐祸的笑料。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当今的艺术市场会再次出现在过去30年间数度经历的崩盘景象。今年6月底，伦敦拍卖的成绩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说法。苏富比位于纽约的总部 图片：苏富比拍卖行撇开其他不谈，我们看到高品级的现代艺术正在建立越来越稳固的拍卖市场。尤其与之前的抽象艺术，例如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的《至上主义，第18号构造》(Suprematism, 18th Construction)在伦敦苏富比遭遇的“冷场"相比，如今高品级的现代艺术正作为可以被接纳的正典(canon)而受到市场正视，并且存在一定的需求量。诸如此类的销售印证了20世纪上半叶学术与文化的严肃性正在逐渐被认可，而该时期艺术的重要性也获得了普遍承认——去年在英国泰特美术馆、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Stedelijk)和德国波恩联邦美术馆(Bonn's Bundeskunsthalle)举行的马列维奇大型回顾展也为抽象艺术的名气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如今，现代主义不再被视为尚存争议的领域，而藏家们也因其品牌效应而争相入市。但是，相比在纽约以天价售出的毕加索的《阿尔及尔女人(O版)》和一幅在伦敦售出的毕加索晚年稍显逊色的肖像画，我们就会看到，即使是同一位具有成熟艺术市场的知名艺术家，且在同属高规格的艺术市场内，藏家看待普通级别的稀有作品和极其稀有的珍品的眼光也是天差地别的。当然，如果你的身份可以与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史蒂夫·科恩(Steve Cohen)平起平坐，那么将那件藏家们趋之若鹜的贾科梅蒂雕塑纳入你的收藏的确值得花费1.413亿美元。这种数量级的价格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例如艺术家的声誉和作品本身的质量等。而艺术家的声誉在现实中几乎可以同作品的稀有程度画上等号。在艺术市场中，稀有程度对于一件作品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它锁定了“保值(store of value)"，而“保值"对于那些在变幻莫测的全球经济局势中摸爬滚打的世界级富豪们来说无疑最具吸引力。你可能花上一杯啤酒的钱就可以下载到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但是伟大的艺术却不同。物以稀为贵，稀有程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格因素。Malevich与和二、三十年前不同，当今世界相当规模的经济发展都发生在西方以外的地区，例如拉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更不用说以石油经济为主体的中东海湾地区和俄罗斯。但是在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政治动荡，当社会名流们面对纷乱的时局时便开始重新估量在何处落脚。最近英国对于“居住在英国却很少给英国纳税的超级外国富豪(non-dom)"的激烈争论恰恰印证了这个事实：很多非常有钱的人都选择住在祖国以外的地方，在尽情享受居住过的税收政策优惠的同时也尽可能避免与自己国家内部政权产生冲突，例如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富豪们正在以飙升的速度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英国和美国的公立学校。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格特·罗威的肖像》(Portrait of Gertrud Loew，1902)细部，该作品于今年苏富比拍卖上以39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亿元)售出。 图片：Courtesy of Sotheby's所以说，如果你想将自己的财富从摇摇欲坠的股市中拯救出来并转变成另一种形式，为何不试试投资艺术品呢？一件艺术品只不过几千磅的重量，却价值几百万英磅。这几百万英磅的价值全部集中在那一小块涂满颜色的木头和画布上。而它最大的价值保证就是稀有量和艺术家在艺术史上无可撼动的地位。正如伦敦佳士得教育中心(Christie's Education)艺术、法律和商业研究生课程(MA in Art, Law and Business)的项目总监乔瓦尼·贾斯帕里尼(Giovanni Gasparini)所指出：“艺术品更像是一种你可以长期保存财富的方式，因为不像会因技术革新而被迅速淘汰的游艇那样，艺术品通常不会自然贬值。"这说的没错。如果你买了一艘游艇的话，你还需要额外的开销去维护它，而且到头来你可能还需要买一艘新游艇来替换这艘旧的。然而你的马列维奇却能一直保持住它的价值。另外，它打理起来更容易。通过购买艺术品来使得财富多样化同时意味着在你的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购买艺术品。就像《艺术新闻》(the Art Newspaper)报道的那样，很多从佳士得卖出去的毕加索的作品都被来自亚洲的买家购得。这意味着经典的、极其稀有的当代艺术品现在已经跨越了国家间的文化障碍，攀升到了文化食物链的顶端。来自西方以外地区的大藏家们非常愿意购买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品，例如来自卡塔尔的藏家，就于2012年以2.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购得一幅塞尚(Cezanne)的作品。所以说，像艺术品这样价值永存而资源稀少的资产谁会不喜欢呢？甚至连比特币(Bitcoin)这个曾经被看作是稀有资产的代名词，如今也陷入了麻烦。更不用说比特币可一点也不好看。(Paul Gauguin)， 《你何时结婚？》(Nafea Faa Ipoipo (When Will You Marry?) (1892) )于今年2月份以3亿美元售出。 图片：Courtesy of Artothek/Associated Press艺术市场反映着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印度、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令超级富豪们更加有钱，然而也警示着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迅猛发展相比正处于落后状态。经典的西方现代艺术正以更常态的方式走向东方(亚洲)和南方(拉美)。世界财富从西方向其他地区转移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对于艺术市场而言，昔日曾与某一国的经济状况紧紧绑定的艺术市场泡沫，现如今正逐渐被几个经济中心分摊，尤其是那些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越西方的地区。如今，西方世界的意义已经大大减小——“加州设计"的iPhone ，生产地却是万里之遥的中国。但不能否认的是，西方世界确实产生了大量的当代艺术，而当代艺术品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需求中。只要世界经济保持增长，艺术市场的泡沫就不会在近期破碎。如果你是古利特或其他相似家族的成员，或者幸运地继承了某件被归还的20世纪早期的现代艺术作品，现在正是出售它们的绝佳时机。译：Laura Bingyan Xue来源：artnet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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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艺术市场也许面临风险，但世界艺术市场暂时仍可以保持安全。因为，即便中国艺术市场崩溃，最富有的中国收藏家依然有能力在世界艺术市场上购买顶级艺术品。日，香港，刘益谦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拍得一件南宋花瓶。CFP资料7月底，artnet和佳士得相继发布了上半年的艺术市场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及香港）市场的销售额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而中国大陆买家在全球佳士得的消费额却增长了47%。销售数据如此大幅的起落，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样正在经历巨幅震荡的中国股市。世界艺术市场专家感到担忧：中国会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遭遇艺术市场大崩盘吗？根据artnet公布的2015年上半年度艺术市场数据，全球销售额同比下降了6%。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市场（包括大陆及香港市场）销售额大幅缩水，2014年上半年尚有22亿美元的销售额，今年上半年却仅有15亿美元，下降了整整30%。除了中国以外，全球其他主要艺术市场（英国、法国、德国）均有小幅缩水，仅有美国逆势增长19%，但仍难改变全球艺术市场的总体颓势。当地时间日，美国纽约，凡·高作品《阿利斯康的小路》拍出6633万美元。CFP资料与此同时，佳士得也在7月末发布了上半年的销售报告，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在其拍卖行的消费额同比增加了47%。事实上，这一个趋势从今年春拍媒体热烈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端倪。3月，纽约佳士得举行的“亚洲艺术教父”安思远的藏品拍卖会吸引了大量中国藏家前往竞拍，中国收藏家刘益谦在现场拍到了一件“西藏十一/十二世纪铜瑜伽士坐像”。此后，在5月的纽约佳士得春拍上，华谊兄弟的王中军以1.85亿元人民币买下了毕加索的《盘发髻女子坐像》，万达集团以1.27亿元买下了莫奈的《睡莲池与玫瑰》，以4亿元成交的凡·高作品《阿利斯康林荫大道》，其买家同样是中国人。毕加索的《盘发髻女子坐像》以1.85亿元被王中军拍得。一方面，中国国内艺术市场似乎面临着整体的大幅缩水，另一方面，少数最富有的中国收藏家纷纷转向国际艺术市场淘宝。Artsy的AlexanderForbes分析认为，这反映了人们对于市场收缩的预期。而中国股市的不稳定状态更加强了西方分析者的这种感觉。这一状况对于西方艺术界人士来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19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繁荣发展的时候，日本富豪同样曾经在世界艺术市场翻云覆雨，将当时的艺术品价格纪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1987年，凡·高的《向日葵》以3990万美元被日本保险巨子YasuoGoto购得，成为当时全球最昂贵的艺术品。此后3年，这个纪录多次被日本收藏家打破，直至1990年，凡·高的另一幅作品《加歇医生肖像》以8250万美元成为新的全球最贵艺术品，买家是日本企业家齐藤了英。艺术市场的快速增长，引起了艺术专家对于市场泡沫的警醒。而在今年春拍的时候，来自亚洲的收藏家掀起了艺术市场的滔天大浪，再次引起了国际艺术市场专家的警惕。日本经济泡沫最终破裂。此后，日本国内艺术市场缩水80%至90%，日本收藏家在世界舞台上集体退场。与此同时，世界艺术市场也急剧缩水，特别是日本收藏家曾经一度钟爱、热捧的印象派和现代艺术领域，更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艺术市场观测（ArtMarketMonitor）的MarionManeker认为，参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教训，对于中国艺术市场的目前状况还可以有另一番解读。日本艺术市场在1980年代非常繁荣，这与他们的商业贿赂文化相关。雅贿之风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例如最近对于国际足联的调查显示，普京曾向国际足联赠送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中国艺术市场过去十年的繁荣景象也与这股风气脱不了干系。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反腐败的深入，对于中国艺术市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加之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最终导致国内艺术交易的大幅下降。中国的富豪开始选择在国外艺术市场购买艺术品。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艺术品的价格与国内艺术市场的起伏关系较小，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这些西方艺术经典作品，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的保值品。AlexanderForbes在Artsy上总结，中国艺术市场也许面临风险，但世界艺术市场暂时仍可以保持安全。因为，即便中国艺术市场崩溃，最富有的中国收藏家依然有能力在世界艺术市场上购买顶级艺术品。（在欧美次贷危机期间，也发生了类似状况。）甚至中国收藏家可能会花更多钱在世界艺术市场进行采购，因为他们会将西方经典艺术品视为一种另类的储备货币，保证他们在金融市场的起伏颠簸之中保持岿然不动。（文/朱洁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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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画家方力钧专访　　我的理想是像野狗一样生存，最好不要变成家狗，就取其独立自由之义。虽然我所宣誓的理想跟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义务总是相左，并不断地被修正，但在精神状态和艺术世界中，我希望做一只坚持独立与自由的野狗。　　记者/何映宇　　开了50多分钟的车，总算到了宋庄方力钧的工作室。　　铁门一开，里面是几进的普通院子，清水混凝土的墙面，毫无奢华之气，和方力钧当天本人穿的黑色破旧T恤一样，一个词:朴素。　　还有，安静。　　除了临走时看家护院的大狼狗“汪汪”的叫声和天空上偶尔飞过的飞机的轰鸣，只听到院子里微风吹拂着树叶，泡上一杯普洱，方力钧的声音是柔和而平静的，和他多少有些强悍的外表有些反差。　　晚上，转战到方力钧自己开的海鲜饭店。饭桌上，杯觥交错之间，谈兴又浓的方力钧放下筷子，说起当年学生时代的故事:“有一回，我们中央美院的大学生去农村写生，住在老乡家。虽然他们家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但是为了招待我们这些"中央"来的贵客，还是做成炸糕招待我们。”　　“太香了。”他眉飞色舞地说。但是，立刻，他的脸色又严峻了起来:“她的瘦孩子看到了，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也要吃。"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妈妈给他的不是温柔的拥抱，而是甩手一记耳光，声色俱厉地说:"叫你吃！"他用“震惊”这个词来形容当时他的心情，从那一刻起，他懂得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饥饿”。　　“外国人说我是lucky鸡。我想，为什么我就幸运呢？”去年出版的《像野狗一样生存》，第一句话他这样自问。　　真的lucky吗？有那么点儿。现在他是身价最高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2008年的春季拍卖会上，方力钧2000年的木刻版画集(六幅)，成交价为7.2万美元，而在2010年香港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他的作品成交价约为145万美元！　博宝艺术家网站上，他的作品润格价写的是:“29930元/平方尺”。按照这个价格来计算，去年，他在重庆的个展《偶发的寓言》上的230件作品，总价过亿。　　尤伦斯退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崩盘论甚嚣尘上。坐在自己院子里一边喝着普洱，一边接受记者采访的方力钧显得非常淡定，这位当代艺术品市场上的宠儿从来没想过中国艺术会崩盘:“会贬值的从来都是货币，不会是艺术品。在人类历史上，艺术品有过崩盘吗？可是80年代的万元户，现在1万元能买什么？那些预测者连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与此同时，他在北京还有7家饭店，生意兴隆，艺术商业两手抓两手硬，幸运，没错！但是说“鸡”可能就有点不准确，他对自己的概括是“野狗”。目睹过“文革”时不同派别武斗的真实场景，家里住房后墙上斗大的“方地主”三个大字，然后和小朋友们一起高喊:“打倒方地主！”忍饥挨饿从圆明园画家村一路走来，他觉得自己一直像一条野狗在当代中国的平原上东奔西窜。受的是系统的科班教育，可是他却选择在体制外走一条属于方力钧的野狗之路:“我的理想是像野狗一样生存，最好不要变成家狗，就取其独立自由之义。虽然我所宣誓的理想跟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义务总是相左，并不断地被修正，但在精神状态和艺术世界中，我希望做一只坚持独立与自由的野狗。”　　“文革”:无法抹去的回忆　　新民周刊:出生于1963年，“文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方力钧:“文革”当然非常重要了，对我来说，说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那时候正好是自己开始记事的时候，自己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就要面对这个社会。但这也是自己记忆和感受最强烈的时候，因为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当时很多舆论和价值判断都遗留了下来，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留给你去咀嚼和反思。后来，不论是思考还是阅读，所有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弄明白当初“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新民周刊:童年是无法抹去的回忆？　　方力钧:其实很复杂。现在回想童年的时候，会把特别苦难的日子强调出来，觉得非常态的影响大一些，其实那些幸福温馨的常态画面常常被忽略了。另一方面，你也很难记忆这些常态化、正常化的生活。　　新民周刊:一方面，暴力时代留下了恐怖的记忆，另一方面，“文革”那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是否也会在您这一代艺术家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　　方力钧:就个人影响而言，说多重要都不会过分。个体生命在“文革”生活中的真实状态真是乌七八糟，我常常有种粉碎性分裂的感觉。　　小时候的我，好强、喜欢耍小聪明、不满足现状、叛逆，但是又懦弱、胆怯，同时还希望讨好老师同学，可是又不得法，觉得自己也没有这种基本的条件来讨好他们。　　我记得我的班主任十七八岁，年纪很轻，他爸爸和我爸爸是工友，一个单位的。他爸爸身体不太好，我爸爸是司机，经常从外地带些药让我带给老师，本来是很好的关系，但是没有办法，班里面开批判会的时候总会把我点起来批斗一番。我到三年级才是红小兵，这可是小学里面加入红小兵最晚的时间了。所以真的搞不清楚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就是语文课写作文(不外乎就是写我的理想之类的)，那时候怕出错，我的作文基本上我爸爸都会帮我改，帮我编故事，我的大部分作文都是我爸爸写的，也因此，我的作文在班上算很好。经常，全校开批判会的时候拿我的作文去念，可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好，班主任只能找个出身好的替我去念，那就是班长了。你看，就是这种人格分裂的局面:本来这篇作文是假的，被人认为是好的，最后是由别人去念，又正好是在批判会上，多么可笑？　　为什么人就不能急功近利？　　新民周刊:作为“玩世写实主义”的代表画家，你塑造的“光头泼皮”形象，刻画出80年代末和90年代上半期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聊情绪和泼皮幽默的生存感觉，你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形象？　　方力钧:其实是一个综合体。第一，我自己经历了在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之后，发觉我看到的和我希望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心里面接受不了，对于真实世界有强烈的质疑。第二，跟我当时的年龄有很大关系，20多岁的时候，每天锻炼身体，身体非常好，老是有使不完的劲，可能是荷尔蒙分泌多吧，胆子小无处发泄，只能在绘画中表现。生理上的因素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实际的生存状况是我没有选择正儿八经的上班工作，年轻人不计后果，只是想不去坐班的好处。结果搬到圆明园去之后，一夜之间就把我给冻得什么似的。那时候，要什么没什么，要钱没钱，要机会没机会。好在自己比较乐天，很多大哥大姐愿意帮助我，也不焦虑，但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经常有完全揭不开锅的时候。不行了，我就跑回老家办个学习班教学生赚点钱，还有跑到大连部队画坦克挂图，后来稍微有点钱再回来北京租房子。也给出版社画一些插图，给自己赚生活费是必需的。　　新民周刊: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时期，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　　方力钧:没有什么收入。最要命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人的性格是起决定作用的。我回忆起来，比如说吃饭是一大问题，每天面临着到底是去哪混饭的问题，我也没有计划过，但要混到饭还要不过分，这是件挺难的事情。所以我就定了几个骑自行车就可以到的地方，比如清华、北大、中国画研究院、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蹭饭的对象有的是老师，还有同学和学生，分配合理，每次吃饭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感情促使，好像好长时间不见面了才要聚一聚，所以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但是我的另一些朋友就崩溃了，因为没有收入，就把自己的处境想得很惨，羞于去见人，精神上崩溃了。　　我呢，就是一乐天派。画画的时候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刷牙，连脸都不洗，出门的时候还要戴一个大红色的围脖，穿一大衣很隆重地出门。还这么穿着跑到北大女生的宿舍里面，去餐厅买小炒回来吃。回来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像个叫花子似的，蓬头垢面的。但是这种情况我还是很开心，没有愁眉苦脸，照常每天6点来钟起来跑步，在颐和园里面放肆地扯着嗓子喊。　　新民周刊:你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吗？　　方力钧: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有人问你:你是个爱好自由的人吗？好像你爱好自由就一点不自律了；有人问你:你是个积极性很强的人吗？好像你就一点都不浪漫了。如果问你:你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吗？好像你就很不严肃。其实人性和人的能力，早就超过了单向的指标。有一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个乐天派，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负责任的，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爱自由，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有权利来使用人性中最恶劣、最坏的方法和手段的，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非常狡猾的，是个老油条，有些方面我能证明我是很单纯很简单的。不一而足。　　我觉得有必要回归到一个比较有个体意识的角色。经常有人在提问时说:“现在的人非常急功近利。”我在想，为什么人就不能急功近利？谁告诉你这人就得成为烈士？为什么人就得成为很诚实的人？成为一个很诚实的人会有什么后果你知道吗？我们很容易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它的后果你可能根本承担不起。你只能为了自己的生存走下去，而不能教条地说我得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谁有权利剥夺我们追求功利的欲望？又到底是谁让我们不爱功利？我们不要功利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干什么？当人们不要我们用两面派的方式来生存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不是人们把我们当做肉鸡，而是我们主动放弃了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个体的权利。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个体，我们只是一个附庸。　　同时，事情又很复杂。比如说一匹狼。它当然很凶恶(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在狼群中，或者狼妈妈对于狼崽子来说呢？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生命是什么，生命面对的是什么，它们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应该是非常系统、非常真实的状况。我们现在都像个傻子似的，人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还把它视作是必须要坚守的真理，还要堂而皇之地站起来向别人提问。傻不傻？　　有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也经常会说:“你喜欢钱，所以你是个卑鄙的人，无耻的人。”我是很喜欢钱啊，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我是卑鄙无耻，难道我就没有权利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吗？我就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资格了吗？每个人的人性当中，必然要拥有这种卑鄙和无耻，然后才有崇高。没有卑鄙相对立，崇高根本没有办法存在。　　饭店与艺术双赢　　新民周刊:你在北京开了好几家饭店。怎么会想到开饭店的？　　方力钧:在北京开饭馆之前，我在云南的时间比较多，可能也是云南菜吃惯了吧，回到北京之后想要找点云南菜来吃。　　另外，在我们开店的时候(差不多2000年)，艺术品还没有什么市场，官方不准展览，民间也不认可，媒体发表的机会也比较低。那么我想，既然没有办法让观众来看作品，那我们可以追着观众跑。结果我们饭店里挂的都是现在价值连城的作品，什么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和我的作品，都裸着挂在那儿，客人起来都可能碰到张晓刚的画儿，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也没给上保险，现在我想想都后怕。现在晓刚要是跟我说，我有幅作品让你挂在饭店里，我肯定不敢。　　应该说，我们办饭店初期的时候效果非常好，让大家知道有那么一股势力存在。可能也是意想不到，本来来吃饭，突然看到这么多的画，也是一种传播效应。那时候已经出了一些非正式、非官方的画册和印刷品，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作品。平时大家都喜气洋洋的，发展得都非常好，有很多要聚会的理由。我也没有统计，在我们饭店搞的开幕式和婚礼有几百次吧，如果梳理一下的话，它应该也是当代艺术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现在饭店的经营状况怎么样？怎样兼顾艺术与饭店的发展？　　方力钧:饭店经营状况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季节性比较明显，春夏是最好的季节，冬天就差一点。我还是比较注意经营的收益，但是现在很难讲是饭店效益第一还是饭店作为一个平台第一。　　饭店这个行业已经很成熟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退出来，如果我参与具体的经营那就全乱了，大的方向性我可以参与一起商量一下，专业方面的我就不参与了。还得有专业人员来负责。就是开什么样的新店，新菜式应该怎么创新，开店初期应该采取一些怎么样的宣传措施，我会参与讨论一下。　　艺术品市场:崩盘的只是货币　　新民周刊:尤伦斯退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引起了市场很大的反响，作为圈内人，你是否了解他为什么要退出中国艺术品市场？　　方力钧:我了解的真是不太多，我想他肯定有自己的难处吧。据我所知，尤伦斯很早就买了我的作品，应该是1993年，我们是老朋友了。但是他到中国以后，我们接触得并不是很多，所以我还不好下断语。我想，如果他不是有什么难处、不能兼顾的话，他也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当然，我也觉得这很正常，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有人失败，有人成功，有人选择退出，有人选择进入，说退出也好，说换代也好，我们是不是太过重视了或者说太过放大这件事？　　新民周刊:尤伦斯退出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之后，也有很多人说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要崩盘，不过我也看到一些拍卖，不仅没跌，还涨了，您对这个市场的前景怎么判断？　　方力钧:中国，不论是作为政治的国家还是经济文化的国家，都有这么大的体量。不要说中国，就是世界上还有点分量的国家，艺术品从来也没有、也不可能跌价或者崩盘，那是没有过的事情。暂时低一点，有点起伏，那是有的。但是整体趋势上，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崩盘的事。崩盘的只是货币。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可以举出大量货币的实例，但是我们举不出一个例子说艺术品市场崩盘的。所以我说那些批评家怎么就蠢到了这样的地步，连一点常识都没有。我们根本不用成为历史学家，只要读报、看杂志，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艺术品市场会是怎么样的趋势。　　新民周刊:有一位当代艺术家则说，艺术品当然是有泡沫的，梵高凭什么卖那么贵。你怎么看？　　方力钧:货币还是黄金的时代，我们用黄金换物品就很踏实，知道到底值多少。现在呢？纸币，我也不知道现在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是怎样换算出来的，你恐怕也算不清楚。　　我们看到的情况似乎是艺术品在升值，其实这是普遍地对掌握世界的权力以及货币本身不信任的表现。艺术就像是一种我们尚未掌握的化学物，它的结果永远无法控制和预知，所以它的稀缺性远远超过货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艺术品的价值不是被高估了，而是太被低估了，太便宜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原因。我们认为应该贵的传统艺术家的传统艺术作品，现在最便宜，表现主义绘画贵很多，但是又不如现代、当代最成功的艺术家。这里有一个艺术价值颠倒的问题。欧洲人还不能称霸世界的时候，中国的艺术品是最贵的，欧洲进入上升期之后，他们的艺术品价格就大大提升，而中国艺术品的价值随之下降了。当美国崛起之后，美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又迅速上扬，超过欧洲艺术家的作品。　　如果非要说虚高，也是必然的虚高。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经济要增长？为什么收入要增长？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增长其实都是假的，收入增长了，可是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食品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这样的增长，我看还不如回到70年代不增长的时候。除了半饥饿状态不好受，政治斗争的痛苦之外，其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艺术品的问题，也不是买艺术品的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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