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失误致温州炒房团败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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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失误致温州炒房团败走重庆
中广网重庆5月18日消息（记者刘湛）300多套温州炒房团亏本甩卖的房屋，在近日重庆房交会上尽管有上千人咨询，但成交数寥寥。
&&& 这些价格低于开盘价数百元的新房，为何下单者少？昨日，两名温州炒房团成员认为败走重庆有三大失误。
&&& 一：投资只选高档房。炒房团成员认为,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表明，高档房的升值空间更大，也更容易出手。同时，每平方米6000元的价位，与上述城市相比很划算，哪知，重庆购房者却并不追捧高档房。重庆的购房者呈两极分化，大多数购房者买房用于自住，宁愿选择中低价位；实力雄厚的购房者舍弃高档房选择别墅，这使得高档房最终“高不成低不就”。
&&& 二：面积只挑大户型。炒房团成员认为,由于所炒的房屋面积较大，以150平方米至200平方米为主，在其他城市很好脱手，重庆人似乎更偏爱中小户型。重庆钢运置业胡女士证实，温州炒房团抛出的房屋，基本是大户型。尽管每平方米降价数百元，但由于面积大，总房款高，因此成交的不多。
&&& 三：地段选择渝中区。胡女士介绍，温州人所炒的房屋，地段集中在渝中区，也有少量在江北和南坪。炒房团成员刘先生说，刚到重庆首先就问哪里是城市中心，按照惯性思维，城市中心必是黄金地段，房屋脱手很容易。后来才知道，不少重庆人居家的首选地点，并非渝中区。
来源：中国广播网&&&&责编：戴爽&&&&&&下半年国企改革的三大重点方向|国企改革|央企|供给侧改革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下半年国企改革的三大重点方向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任泽平
　　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已进入落实阶段。预计兼并重组、资产证券化、国资投资运营平台这三个方面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强。原因是这三个方向操作性强、有成熟可借鉴的案例，与供给侧改革密切相关，考核容易。
下半年国企改革的三大重点方向
　　1、央企兼并重组，地方国改试点
　　国企改革的推动有缓有急，寻找最大公约数和阻力最小方向。央企“1+1”类型的合并重组进一步加码，近期央企改革相关的顶层政策密集推出，相关事件迅速增加。
　　当前“1+N”文件体系基本形成，国企改革在2016年将步入“政策落实年”，下半年将加码攻坚。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提出巩固加强一批、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推出一批。5月20日，习近平主持在中央深改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国有企业、财税金融等领域基础性改革，关键性改革举措要抓紧推出。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要以改革促发展，坚决打好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坚战。相比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国企改革的表述更具体，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底线。时间表：今明两年。路线图：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底线：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日，国企改革“十项改革试点”披露，目的落实去年9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要求，对国企改革的难点领域进行试水。十项改革试点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顶层设计方案出台后，对国企改革的部署重点更加明确，试点更加具体，针对性更强。第二，新增了供给侧改革等内容，例如，兼并重组试点。第三，内容更丰富，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央企改革加码推进。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通过强强联合、专业化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做强做大做优国企。在钢铁、有色、航运等行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减少无序竞争和同质化经营，化解产能过剩；在煤炭、冶金等行业打造全产业链竞争优势，更好发挥协同效应；在通信等行业组建股份制专业化平台。7月14日，宣布将全面铺开央企改革试点工作，主要有两个工作方向，一是结合供给侧改革，推动中央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从2016年开始，计划用5年时间压减央企钢铁、煤炭现有产能的15%左右；二是国企改革试点全面铺开。进一步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和董事会职权试点。7月4日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表示：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尽快在国企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
　　重点地区考核压力大，国企改革动力强。地方国企改革承压加速，改革前沿地区国资委考核压力最大，上海推进快速有效，成为国改排头兵。8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介绍上海国资国企分类改革所获得的巨大成绩。上海将国企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混合型4种类别，分类改革。全员持股完成，成为通过增发实现全员持股的国有企业；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则由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在过去两年，上海先后完成绿地集团、现代设计集团、上海城建、华谊集团整体上市，计划在2016年底基本完成市国资委系统企业集团公司制改革。
　　深圳的亮点则在于国企改革基金的设立。深圳市国资委层面将研究设立1500亿元的国企改革与战略发展基金，支持优势产业集团围绕主业及产业链，下一步力争基金群总规模达到3000亿元。
　　重庆、广州等主要城市等国企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7月25日，广州市提出通过资本融合和资金支持促进市属国企创新发展，推进科技企业上市。7月18日，重庆市强调要加快推进国企优质资产证券化。此外，浙江、云南、江苏等地的国企改革也在加快推进。
　　2、供给侧改革与国企改革相结合：去产能、兼并重组、补短板
　　国企改革需放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理解，未来将朝化解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的方向努力。
　　化解过剩产能，减少无效供给。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的重组计划就是为了化解钢铁领域的过剩产能。下一步的另一个工作重点还包括清理一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和低效的资产，5月份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在2年内缩减煤炭钢铁10%的产能，3年内处置央企子公司中的345家“僵尸企业”。
　　提高有效供给。一方面要加快优势企业的重组、整合，推进强强联合，减少无序竞争，提升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更好的提高有效供给；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设立各种创投基金支持中央企业创新发展，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各类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兴产业培育。
　　兼并重组是减少产能，做大国企的最方便快捷的方式。通过兼并重组可以整合产业链，打通上下游，化解过剩产能；通过兼并重组，还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减少无序竞争及同质化经营，达到走出去的战略，比较典型的代表为和中国南车合并为。
　　搭建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推动国有资本向命脉、民生领域集中，例如神华集团、等四家公司设立的煤炭资产管理平台，可以更好的化解煤炭领域内的产能过剩，减少同类型企业的无序竞争，提高中国在世界煤炭领域的定价权。而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试点公司的中国诚通，将会探索从资本层面推进央企改革，摸索国有企业降低杠杆率的道路，达到加速清理僵尸企业、化解无效产能的目的。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先后发起国投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国投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海峡产业投资基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推动国有资本进入新兴行业、民生工程，实现国有企业的社会、经济责任。
　　3、下半年国企改革的三大重点方向
　　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已进入落实阶段。预计兼并重组、资产证券化、国资投资运营平台这三个方面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强。原因是这三个方向操作性强、有成熟可借鉴的案例，与供给侧改革密切相关，考核容易。
　　兼并重组。宝钢和武钢已宣布重组，市场已对钢铁行业进一步重组为南北两大钢铁集团产生预期；中煤能源和也有可能。7月29日，与并购重组获通过。未来，央企在军工、通信、基建、能源、化工等仍有大量企业存在合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国资委将全面铺开央企改革试点工作。从地方层面来看，地方国企的兼并重组也是重点，多地已设定较为量化的兼并重组目标，要求缩减地方国企数量及打造大型企业集团。
　　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被认为是给国企发展注入催化剂，通过提高资产证券化率，可盘活存量资产，推进混合所制改革，提升国资流动性，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等。央企和地方国企对资产证券化都具有浓厚的兴趣，积极的使用多种模式提升资产证券化率。目前A股有数量众多的央企和地方国企在排队争取上市。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平台可以看作是以淡马锡模式为范本，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只管资本。资本化是国企战略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由之路，在国资兼并整合的大背景下，争取成为国资投资、运营平台涉及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我们推测在央企层面上，将会有更多的企业作为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单位陆续推出。地方在改革试点中，也将积极的组建和发展一系列的国有金控集团、投控集团以及地方平台公司。
　　风险提示：改革遇阻；兼并重组之后大而不强，不能解决去产能、行业集中度提高和产品升级问题；动不了深层次产权和激励机制问题。
　　(本文作者介绍：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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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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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总公司上半年亏损超70亿元的原因真相 2016铁路职工涨工资是真的吗（图）
　　铁总上半年亏损72.95亿元。自2014年以来，铁总的业绩均为上半年巨亏，全年盈利。专家分析，这与财政部补贴有关，补贴一般都是年底发放。还有人认为这是上半年财报主要体现业务运营，下半年纳入资产拨备等数据，会计项目不同所致。　　　铁路总公司上半年亏损超70亿元　　早在2011年，当时的铁道部就提出可持续的“铁路涨工资方案”：力争五年后，铁路总公司人均年收入10万元以上。不过，这一计划似乎并未成为现实。多位自称铁路工人的网友发帖称，目前工资到手也就三四千，根本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年入10万。　　改制三年，为何深陷亏损泥淖？　　铁路工人吐槽的工资低，不是没有原因的。在铁道部改制为铁路总公司的三年后，这家铁路巨无霸仍然处于巨亏状态之下。根据最新的财务报表，上半年铁总亏损逾72.95亿元。　　奇怪的是，铁总每年的业绩均呈现“上半年巨亏、全年微弱盈利”的局面。2014年为铁总改制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当年上半年，铁总税后利润亏损53.56亿元；但到了2015年初公布的2014年财报中，铁总的税后利润由负转正盈利6.36亿元。　　2015年延续了该种态势,上半年税后利润巨亏88.2亿元，但全年盈利6.81亿元。2016年上半年继续巨亏。在上市公司中，这种会计手法往往会被交易所发来问询函。不过，在债券市场中，作为债券发行人的铁总还没有受到交易商协会的这种待遇。　　铁总在财报中未有解释其上半年和下半年业绩突变的原因。但多位专家表示，这背后可能与一些非经常损益项目有关。一位铁路专家称这可能与财政补贴有关：铁总的很多财务信息都是保密的，财政部补贴一般都是年底发放。　　另一位专家称，上半年铁总财务上更多的是干的数据，即业务运营数据，下半年到了会计年度结束的时候，除此以外还有资产拨备等其他数据。无论是什么原因，都折射出铁总经营之困难。　　铁总前身为铁道部，2013 年3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实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不少业界人士期待，政企分开能够为铁路的市场化铺平道路，并改观其业绩。　　不过，改制之后的铁总业绩始终不佳。　　财报显示，上半年铁总运输收入合计2819.38亿元，同比减少2.5%，其中货运收入1010.71亿元，同比降幅由去年同期的-6.17%大幅下滑-14.72%。对于铁总业绩形势，有专家表示，铁路更多地还是承担社会功能，让他实现赢利其实很难。铁总目前的盈利主要还是货运，而货运与宏观经济联系比较密切。　　铁总自己的说法是，受到“营改增”运输收入核算口径变化影响，运输收入出现减少。同时，受到近年来新线集中交付使用带来的折旧和财务费用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运输收入增速低于运输成本增速。　　上半年增加负债超千亿，员工吐槽工资低　　最致命的，可能不是主营业务的下滑，而是债务沉疴。截至上半年年底，铁总负债达4.21万亿元，较2015年年底4.14万亿元增长超千亿规模，较去年同期3.86万亿元增长约9%。　　虽然国家明确表示，对铁总的债务承担一定的救助责任，但利息支出却仍是挪不掉的包袱。铁总年利息支出金额分别高达535亿元、630亿元、779亿元，今年上半年为319亿元，这些数字均远远超过同期的税后净利润。　　铁总的业绩下滑直接导致员工收入“名高实虚”。　　有自称铁路工人的网友吐槽说，“国企的领导和私企的领导有本质区别，你不能享受了行政级别还要拿私企的高工资，试问能有几个国企领导能创造出私企领导的业绩呢？”一位自称郑州铁路局的工人称，社会及各界媒体每年一月份都紧盯铁路涨工资，都传言铁路工资是如何如何的高，都质疑铁路工资已经很高了，还继续涨工资等等，现在我把2015年8月份的工资晒出来，让大家以及各界媒体都看看，到底铁路工人的工资有多高！　　他晒出的工资条显示，技能工资370元，岗位工资3551元，工龄工资101元，生活补贴130元，工种补贴20元，技术补贴10元，岗位津贴300元，安全效益300元，一共不过四千多元。在利息负担之下，铁总开始在其他方面着手压缩支出。　　“收入有点紧张，一个月5K多工资，有点太低，接受不了”，一个自称刚刚离职的铁路工人说，在铁路工作了八年，后来办了停薪留职，单位现在不让办了！二选一：要么回、要么辞。　　2016铁路职工涨工资是真的吗　　自从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将重点投向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充分抓住这一机会高速扩张。铁路的基建投资额不到1000亿元，2010年大幅上升到7000亿元。伴随铁路高速扩张的还有负债水平的急剧上升，2007年铁路的总负债为6587亿元，负债率为42%，到了2010年，铁路的负债达到了1.8万亿元，负债率上升到57%，而今年一季度的最新数据显示，铁路的总负债已经达到了1.98万亿元，这已是我国GDP的5%。高额的负债自然会带来巨大的财务费用，2007年，铁路还本付息的总额为386亿元，占当年收入比重为8%，到了2010年，还本付息已经高达1500亿元，占当年收入比重为22%。尤其是今年7.23事故发生后，铁路宣布包括高铁在内的铁路建设提速放缓，随之引发多条线路遭遇缓建停建，与此同时，铁路债券发行也受到阻碍，最新公布的财务报告显示，铁路上半年营业总收入3525.53亿元，总成本3473.29亿元，利润总额42.92亿元。而同期铁路总负债达到2.09万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58.53%。如果考虑到利率水平的提升，在随后几年即将到来的还债高峰期里，还本付息将成为铁路沉重的负担，铁路现金流将遭遇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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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三大失误
作者：孟勤国
国企改革历经数十年，未有根本性突破，多数国有企业未能摆脱困境，这一严酷的现实，应当引起我们多方面、多层次的反思，其中，国企改革本身的问题。尤为需要。在我看来，以往的国企改革，存在着三大失误。
一、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国企职工的意愿和利益，企业被承包租赁出去了，挂上公司和集团的牌子了，或者被卖掉送掉了，企业职工不仅没有发言权，而且还常常被蒙在鼓里。在将国企改革归结于产权问题的人看来，这样做理所当然，因为国企职工不是国有企业的产权人。然而，我们知道，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具有多种社会功能的共同生活体，在这里，产权的意义历来是可有可无的，起作用的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企职工是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之一，拥有许多诸如铁饭碗和公费医疗之类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确立和保障了国企职工主人翁的地位和社会成就感，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具有政治与社会意义。当国企改革力图将国有企业改造成纯粹企业并推之于市场之中，必然要对原有的利益及其结构予以梳理和调整。从企业与市场的价值取向上，国企职工的一些既得利益必然会受到挑战和威胁，因为既然国有企业可以破产，自然就不应有铁饭碗，既然国有企业要讲效益，国企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就应与之挂钩。国企改革使得国企职工的既得利益受到相应程度的损害，这在客观上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而不搞国企改革，但在主观上，国企改革完全而且应该充分考虑国企职工对改革的承受力和分享改革利益的问题，这对于促使国企职工拥护改革、参与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将国企职工撇在一边，不能一方面说国企改革不关国企职工的事，另一方面却要国企职工无条件地承担改革的成本和后果。在怎么改革的问题上，将为改革作出牺牲的国企职工，应有足够的发言权和一定的决策权，否则，国企职工难免心存疑惑和不安，消极对待改革，甚至站在改革的对立面上。
国企改革一直被定位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具体落实下来，基本上就成了代表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代表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之间的关系，因而，国企改革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之间的事情。至今为止，除了最初的扩大自主权之外，没有哪一次国企改革不是由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所决定推行的，没有哪一次国企改革充分考虑到改革必然触及的最大利益群体
在广大国企职工被冷落的情况下，国企改革难以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于是，通过行政渠道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改革，成为国企改革的最基本的方式，由此导致了国企改革的盲目性、片面性和狂热性。国企改革走过了扩大自主权、承包租赁、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优化资本结构等阶段，切莫以为这是国企改革不断深化的历程，事实上，前后改革不具有连续性，属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租就灵时没有股份制的声音，承包租赁搞不下去了，一股就灵便冒了出来，股份制不灵了，重组、兼并、产权交易就成了中心，卖光送光受到抨击了，只能开始念叨邯钢管理经验。每当国企改革陷入困境时之时，总有一些对企业实际状况不甚了了的研究人员，凭着对国外企业制度的一知半解和似是而非的经济学、法学知识，提出一些急功近利的对策，而政府部门常常饥不择食，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条件下急切采纳。这些对策通常着眼于国有企业中的某些突出问题，针对性强，但对问题的成因以及相关问题失于理性分析，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经常顾此失彼，适得其反，以承包租赁为例，将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当成了承包租赁合同的客体，与改革要将国有企业培育成独立法人的目标，可谓南辕北辙，由此造成的混乱无法尽言，一批原本还不错的国有企业，就垮在承包租赁之中。政府部门下了决心，就制订文件、召开会议、布置各地各部门进行试点，一段时间后，总结和宣传试点的成功经验，以全民动手、大办钢铁般的热情和方式推广实施，形成改革高潮，有的地方和部门还定时间、定指标，派出工作组督办，这时如有不同意见，常被上升到对改革开放持何种立场和态度的高度。其实，试点时有领导重视、政策优惠，小环境相对封闭，容易控制等有利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全面推广时不复存在，因此，这些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改革对策，一旦全面推广便漏洞而出，最后总是以问题成堆、不了了之收场。国企改革不得不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中循环。
我无意否定行政力量对国企改革的重要推动作用，而是认为，国企职工应当成为国企改革的基本力量，否则，就会沦为少数人的改革。历史上，少数人的改革鲜有成功者，很少是因为改革不符合历史潮流，而是因为多数人不响应，本身就构成改革的巨大阻力。没有群众基础的改革，往往长不了。
二、陷入产权至上的误区
在改革的具体理论与实践中，被逐渐推向极端，成了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乃至于全部。法人所有权学说和卖光送光之风，都是做足了产权的文章，似乎只要明晰了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产权问题一直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兴奋点，两权分离、产权明晰、法人财产权等提法先后出现在党的重大文件中。国企改革起步于扩大自主权，随着政府部门的放权让利，国有企业形成了自身的财产权益，要求在法律上、政策上得到确认和保障，由此产生了确实重要的国有企业财产权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有关法律神话，搞法律的容易从法律能够决定某一个人的权利义务的事实上自我膨胀，进而将法律当成推动文明与进步的最终动力。在中国，法律的现实地位不高，这种被马克思称之为法学家的幻想在法学的圈子中还不太盛行，不幸的是，这样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不少。他们不仅极端崇拜法律权利，甚至还创造使用了大陆法系包括中国的财产法律制度所没有的“产权”一词，并使之风糜中国。到处都在高谈阔论，但谁都没能讲清楚什么是产权，而国企改革却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轰轰烈烈起来。然而，法律权利不过是一定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反映，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作用有限而且是需要客观的前提和条件的，法律权利也不可能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手段。重视法律权利是必要的，但绝不能因此而迷信。
国企改革的命运不能系于产权之上。首先，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并不是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而是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体制结构联在一起的，以最难解决的减员增效与下岗失业之间的矛盾为例，谁都知道人浮于事是国有企业效益不高的一大原因，但谁都懂得在现阶段不能允许国有企业任意裁员，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历来是个小社会，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保障功能，如以企业效益作为裁员的唯一依据，牵涉到社会能否容纳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的问题，这与产权明不明晰并无关系，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和人口过多导致社会保障供给低下以及就业机会不足，再清晰的产权也替代不了失业救济金。另一方面，明晰产权与实现产权之间是有距离的，宣布国有企业有什么产权是容易的，但真正落实起来，就是想怎样就能怎样了，这里既有产权界定是否客观的问题，又有客观条件和时机是否成熟以及主观努力是否得当的问题，1991年，国家搞《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旨在以法律界定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经营权的相互关系，这个思路应该说是非常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时，由于各部门的利益冲突，最后着眼于谁放多少权，国有企业能有多少权之上，既没有分析和说明法律界定的标准和依据，也没有考虑实际执行时的客观需要与可能，甚至连国有企业的经营权是民事权利还是行政权力都没有分辨，因而尽管给了国有企业一堆自主权，没有一项能够真正实现，现在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个条例了。有人认为明晰产权至少可以防止政府部门任意干涉国有企业，这绝对是书生之见。集体企业所有权在文革时间也为宪法所确认和保障，很明晰，但集体企业同样被政府的二轻局管得死死的，并不比国有企业自由或自主多少；上市公司的产权够明晰的了，但政府部门同样能以大股东的身份操纵和控制上市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甚至盈亏，想要亏损，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利润或加大风险和费用，想要盈利，通过资产重组将优质资产连同利润注入上市公司以便随后配股圈钱。产权明晰，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不应夸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就因果关系而言，与其将之看成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动力，不如看成是国企改革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只有国企改革成功之时才有真正的“产权明晰”。
就事论而言，国企改革初期，产权早就明晰了，这就是国家对国有企业拥有所有权，国有企业拥有经营权，对这一产权关系，没有理由责之为模糊或不当。国家作为出资者，对国有企业拥有所有权，与公民或法人投资行为和权利一样，天经地义。说国家投资的企业不应属于国家所有而应是法人所有，确实令人十分费解。至于国有企业拥有经营权，与现代企业制度没有丝毫冲突，即投资者与其投资的企业在人格上加以分离，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满足现代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客观规律和需要。有人以国家是抽象的，国家所有权主体是虚化的来说明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模糊，依其逻辑，法人所有岂非同样如此？法人是拟制的法律人格，其一切活动仍需法人代表机关及其成员代为进行，这与国家的活动由政府机关及其成员加以代表并无不同，何以不说法人所有权主体是虚化的？其实，问题不在于产权明不明晰，而在于产权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和有无权利保障，说国家所有权，就要解决由谁去代表国家、以什么方式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有什么具体的权利、以何种程序和方式实现权利等问题，说国有企业经营权，不能不解决国有企业如何独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独立、在多大的范围内独立等事关所有者、经营者各自权益的问题，而这些都不是法律上定个什么权能解决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改革逐渐调整到位。
产权只是经济利益的一种法律形式，因而国企改革纠缠于产权问题没有太大意义，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其背后是一定的经济利益及其相关的动机、目的和行为，只能放在经济的范畴内才能得以彻底地解决。国务院将纺织工业的压绽作为国企改革三年战役的第一仗，表明国企改革的实践已有走出误区的迹象。这也许还不是自觉的，但有强烈的启示意义。国企改革，应少谈点产权，多研究点如何兼并、破产、下岗分流、再就业之类的问题。
三、疏于防范改革中的腐败
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参与是以一定的资本实力作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原始资本积聚和转化的冲动，凭借权力及其特殊条件快速致富，是其中之一。国有企业的巨大财产资源，为中国社会任何一种财产所不及，自然成为以权谋私的首选目标，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改革中的动荡不宁，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国企改革中，有两类群体在腐败面前是要经受特殊考验的。一是政府官员，他们在放权让利和处置国有资产上处于决策地位，拥有广泛的权利，一个国有企业怎样改革，何时改革，交给谁经营，乃至于是否履行监督国有企业职责都能成为政府官员谋取不法利益的筹码；二是厂长经理，他们实际控制着国有企业的经营和收益，有更多的机会在自主经营的名义下挥霍和侵吞国有资产。如果放松警惕，防范不力，腐败就会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
然而，国企改革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由于改革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如何搞活国有企业，每一次改革的主题和内容都是放权和松绑，并将与此相关的积极作用作为评估改革方案的依据或理由，因此，几乎没有放松和松绑以后会不会出现失控以及如何防范的考虑，更没有对改革方案的内在缺陷和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进行冷静而深入研究的过程。哪些方面、哪些环节容易流失国有资产；哪些部门、哪些人员容易发改革财；哪些形式、哪些程序容易出现权钱交易，事先缺少研究，事后麻木不仁，甚至将已经出现的严重和普遍的腐败，归之为国企改革不可避免的失误和代价。这在客观上放纵了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的腐败行为，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因为既然承包本质上是包盈不包亏，那么，发包承包自然就成为有利可图的交易；既然股份制可以黑箱操作，那么公司的上市指标就不难变成一沓沓人民币或原始股票；既然兼并、重组和产权交易全凭感觉，那么只要在资产评估上略施小计就能发家致富。这几年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越来越为社会关注，企业亏损、工人下岗，厂长经理照样挥金如土，典型地说明国企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丧失警惕，毕竟，庙不是一天就穷的，方丈也不是一天就富的，一个厂长经理要搞垮一个国有企业，是需要时间的。
国企改革疏于防范改革中的腐败，后果相当严重，从某种意义上，甚于其他失误。首先，引发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有人估计改革以来国有资产流失日以亿计，这当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但不能不承认，在某些地方和部门，改革已不是为了搞活国有企业，而是为了搞光国有企业，国企改革有沦为少数人疯狂掠夺和瓜分国有资产的合法形式或借口的危险。国有资产流失其实是一个极其暧昧的表述，怎么流失的？在谁的手上流失的？流失于何处？这些实质性的问题长期被搁置在一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一般的老百姓无关。国有资产流失的事实严重败坏了国企改革的声誉，任其发展，国企改革绝无出路。另一方面，助长中国社会的腐败之风。中国社会的腐败发展到今天事关党和国家存亡的程度，说到底，主要是靠国有资产支撑起来的。行贿受贿、吃喝嫖赌，都能公费出帐，是何等的气派。这是可以忽略不计成本的腐败，有此实力，没有什么腐败不能发生。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司法机关是否得力的问题。其实不然，追究法律责任，必须以行为人违反法律的事实作为依据，贪污受贿打击不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之于司法机关，如果问题出在行为性质不明和法律责任不定上，司法机关是无能为力的。国企改革引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变化是剧烈而深刻的，许多新的现象、新的行为，其正当性、合法性往往为原有的行为规范所无法界定，只能依靠国企改革本身的内容加以界定，国企改革不重视国有资产流失及腐败问题，会使许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和事件，缺乏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使一些人梦想成真。实际生活中，国有企业为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与私营企业从事高进低出的业务，甚至签订一些合同让他人通过诉讼追究企业的违约责任，时有发生，国有企业往往因此损失几十万、几百万，却极少能追究到厂长经理的身上，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这些都是国有企业的行为，只是厂长经理经营不善而已。如果国企改革有监督和制约厂长经理滥用权力的有力措施，厂长经理至少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国企改革不能推卸防范腐败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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