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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个人理财规划作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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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
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
　　本报讯&见习记者李国辉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日前出席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经贸分论坛时表示，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既是行政管制利率的基本放开，也意味着利率调控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核心就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中国经济有能力
　　保持中高速增长
　　根据刚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为6.9%。“我查了一下过去5年和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是按照汇率折算，另一种是按照PPP，即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很多权威机构，包括世界银行、IMF、OECD，都在做计算。”易纲表示，尽管两种方法计算结果略有差距，但总的来说，过去5至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三分之一。现在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全世界的贡献比较大，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经济。
　　易纲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也就是从以往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到中高速增长期，将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经济增长将主要由消费驱动。在内需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将是最大的，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投资的贡献率最大。未来新常态下消费会越来越重要。实际上今年消费在“三架马车”里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大。第二，最大的产业将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第三，中国将非常强调节能环保。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了承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环保、节能减排、降低单位GDP能耗等方面将作出巨大努力。节能环保将是中国经济重要的驱动力。第四，中国将更加重视社会保障。中国的社会安全网将越织越牢靠，也就是“兜底线”，包括退休、养老、医疗、农村医疗、低保、对残疾人的照顾等。第五，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从过去依赖投资和资源的消耗转变为更加依赖人力资源的创造。“大家已经看到最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每天注册的企业超过一万个，新产品也大量涌现。”易纲说。
　　“未来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会有多快呢？我相信仍将是比较快的。”易纲表示，“我们所说的中高速，7%左右、百分之6点几的增速我认为还是有把握的。”易纲表示，这个把握来自两个最重要的增长动力。第一个动力是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目前的城镇化率按常住人口计算才55%左右，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更低。如果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从55%到70%也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这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增长的动力。另一个非常可靠的增长动力是改革开放、简政放权。改革开放、简政放权实际上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率。改革开放的措施落实到经济里都会反映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反映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所以效率将提升。
　　利率市场化改革
　　开启新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0月24日开始进行“双降”。“双降”指的是人民银行降低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5个百分点，同时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包括普遍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并且对支持“三农”、小微企业，满足一定条件的金融机构额外再降低0.5个百分点，即普遍降准的基础上再加上定向降准。应该说，面对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面对物价比较低的形势，货币政策为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已经多次降准降息，可以看到，实际上货币政策累积的效果正在显现。”易纲表示，中国人民银行非常关注中国实际利率的走势。现在消费物价指数（CPI）比较低，仅1.6%。GDP平减指数在零左右，也是很低的。另外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负增长。所以人民银行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利率政策，使得实际利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上，这样能够更加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易纲指出，在这次出台的政策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的上限。对于放开上限后利率的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易纲表示，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只是取消了对存款利率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性的倍数要求，并不意味着央行对利率的管理有所减弱，相反央行会加强对市场利率的调控。放开利率行政管制是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取得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进展，但它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利率调控和价格工具将更加重要。虽然数量工具也很重要，但是中国的市场越来越跟世界连通，整个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经济，外汇市场既有在岸市场，也有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兑换更加便利。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价格杠杆、利率政策肯定会越来越重要。从这一角度说，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核心就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机制和调控机制，提高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
　　对于利率框架，易纲解释称：“首先，我们有一个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我们每星期都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此引导短期利率。最重要的短期利率是隔夜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中国还从2007年开始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这些利率都在逐步成为货币市场定价的基准和基础。”易纲表示，同时，近几年中国收益率曲线的进展非常快，也越来越可靠。从隔夜到一年以内再到一年以上，整个收益率曲线逐步健全。最近中国财政部开始滚动发行三个月期的短期票据，短期财政债券的利率决定频率提高且交易量增大，使得利率定价更有基础。对于更长期限利率的引导，中央银行有再贷款利率和各种再贷款类工具的利率，比如中期便利借贷利率、抵押补充贷款利率。这些再贷款利率也会影响整个利率体系。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从隔夜到长期利率的调控体系。“当然，国外央行的经验是把调控的重点放在短期利率上。但在中国由于历史的沿革，人们已经习惯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因此我们放开利率管制之后，还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公布存贷款基准利率，供市场和商业银行参考。”易纲表示。
　　对于市场的利率体系，易纲表示，货币市场的利率是以隔夜和7天回购以及Shibor为基准的一个利率体系，主要管从隔夜到一年期这个时间段的利率。同时，目前中国的收益率曲线已较为完善，在固定收益产品等市场上应用和定价的功能日益明显。过去收益率曲线上有些点没有交易，靠其他有交易的点平滑计算出来。现在收益率曲线各个点上的交易都比过去密集，所以整个收益率曲线更加可靠。在贷款市场上，有一个贷款基础利率（LPR），是指导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定价的基准之一。
　　易纲表示，总之，现在从货币市场到债券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再到信贷市场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利率体系，从央行的利率调控机制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也在逐步健全。此次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既是行政管制利率的基本放开，也意味着利率调控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在新阶段里，利率工具作为全社会融资的价格，将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利率管制放开后将更加有利于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更加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有效竞争，从而也更加有利于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利率管制放开也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融资风险议价和银行的自主定价提供了新的支持，使得资金融通渠道更加畅通，可以更好地支持这些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可能发生的风险。”易纲表示，对于金融机构高息揽储、存款大战的风险，主要通过银行内部的治理结构、内控机制、行业自律组织和外部监管来有效监控，目前各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的自律组织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统计和监管也在不断加强。此外还要坚决打击非法集资，这需要广大群众擦亮眼睛高度警惕，也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提醒，把风险遏制在苗头阶段，发现一起，打击一起。
作者：李国辉
&来源：金融时报
发布时间：日 14:1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0号　邮编：100033　网站编辑：010-170605　客服热线：010-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　请勿转载 .　京ICP证030355号近期我国利率走势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作者：杨 娉
　　摘要：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利率走势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率曲线陡峭化下行，信用利差持续扩大。本文在总结利率走势的基础上，系统了导致我国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走势分化的原因，并就如何加强流动性管理、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货币政策 利率 流动性管理 风险定价 刚性需求
　　当前利率走势的基本特点
　　（一）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下行
　　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流动性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外部流动性输入压力减缓，外汇占款波动性明显增大，流向反复变化。2013年，流动性由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易松难紧转变为易紧难松，利率水平总体上不断攀升，并先后经历了6月和12月两次大幅上行，短期利率上升快于长期利率，导致收益率曲线平坦化。
　　2014年春节过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出现阶段性宽松，各期限利率普遍下行。其中，隔夜利率从1月末的4.8%左右回落到2%～2.5%左右，7天期利率从1月末的5%以上回落到3%～4%左右，但更长期限资金价格的下行幅度却相当有限，3个月及以上期限的Shibor和质押式利率、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资产配置以同业存款为主的部分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依然较高。类似的，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也趋于陡峭，短久期债券的收益率明显下降，长久期债券的收益率基本稳定(见图1)。2014年3月末，10年期与1年期国债的利差高达141个基点，处于历史高位。进入4月以后，这一状况才逐渐改善。4月末，10年期国债与1年期国债的利差回落到72个基点。
　　（二）信用利差持续扩大
　　自2011年第四季度起，受融资需求刚性增长及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等因素影响，我国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逐渐暴露，信用利差持续扩张。衡量信用利差通常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方面，同一券种、同一期限、不同评级债券的收益率差异反映了由信用评级引起的信用利差。2011年第四季度以后，这种信用利差一直维持在高位，最近又进一步扩大（见图2）。以3年期为例，截至2014年4月末，BBB+级企业债与AAA级企业债的利差为841.73个基点，比2011年第三季度末扩大460.64个基点。另一方面，同一期限、不同券种债券的收益率差异反映了由债券品种差异引起的信用利差。这种信用利差于2011年10月创下新高后持续回落，今年第一季度又快速反弹（见图3）。截至2014年3月末，3年期AAA级企业债与3年期国债的利差为186.20个基点，比反弹前的2013年9月末扩大49.59个基点。4月，该项利差有所回落，月末为152.14个基点。
　　货币政策因素：“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促使无风险利率向正常水平回落
　　流动性是影响利率水平的重要因素。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外部流动性输入压力减缓，外汇占款波动性明显增大，流向反复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按照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将利率决定权还给市场。同时，通过引导市场重新认识风险并进行风险定价，挤出无风险利率中的水分，促使无风险利率向正常水平回落。
　　（一）流动性管理思路由保持利率平稳运行逐渐转向维持货币供给总量稳定、加强预调微调，增强资金需求方对利率的影响力
　　自2012年7月起，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市场利率对经济基本面变化的敏感度逐步提高，波动也有所增多。针对这一新情况，流动性管理思路逐渐由保持利率平稳运行转向维持货币供给总量稳定。较为稳定的货币供给环境，增强了资金需求方在利率水平的形成和决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条件。
　　一是根据外汇流入等形势变化，把好流动性总闸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外汇占款仍然是流动性变动的根源之一。例如，2013年6月和12月，新增外汇占款均连续两个月环比减少、流动性总量大幅降低或短缺，由此造成的资金面紧张成为利率水平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对此，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自日起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通过汇率变化平衡国际收支。同时，人民银行还在外汇占款增速很低时通过下调法定存款、到期、逆回购等工具对冲外汇占款的下降，并在外汇占款快速增长时通过正回购等工具回笼流动性，取得了明显效果。自2011年四季度起，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价格涨幅逐步回落的背景下，人民银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调整告一段落，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此前的不足1%上升到2012年1月末的3.1%。此后，金融机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直稳定在2%～2.5%左右。
　　二是注重公开市场双向操作和预调微调。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等工具调节市场短期资金供给，熨平突发性、临时性因素导致的市场资金供求大幅波动，同时对部分到期的3年期开展了续操作，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2013年，人民银行累计开展正回购操作7650
亿元，开展逆回购操作约2.2万亿元，发行票据5362
亿元，发放常备借贷便利23650
亿元。2014年2月，在市场流动性出现阶段性宽松、利率水平大幅回落的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资金7180亿元，剔除春节前“紧急投入”并在节后自然到期的4500亿元，仍回笼2680亿元，引导银行间市场利率自2月下旬起反弹。
　　（二）强调优化结构，调剂金融机构流动性的结构性差异
　　流动性管理思路的重大改变，在客观上要求各方面逐步适应和相互磨合。在这一过程中，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的意识逐步增强。在各商业银行集中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期间，大型商业银行出于谨慎性考虑降低了资金融出规模，大量中小金融机构的资金紧张形势因而更加严峻。从融资主体结构看，2013年，大型银行累计净融出47万亿元，同比大幅减少15.4万亿元；中小型银行累计净融入12.7万亿元，同比大幅减少12.1万亿元。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余缺差异成为2013年短期资金流动性紧张程度与日俱增的重要原因之一（见表1）。
　　表1 金融机构回购、同业拆借资金净融出及净融入（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为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人民银行于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增加了金融机构弥补资金缺口的渠道。此外，人民银行还根据金融机构具体情况适度有序减量操作，引导商业银行调整资产负债管理模式。2004
年1 月，又在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山西、浙江、、河南、深圳开展常备借贷便利操作试点，完善了对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正常流动性供给的渠道，流动性闸门的调控、引导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三）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引导无风险利率向正常水平回落
　　2010年之前，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在4%以下，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不到3%，即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大约在3%～4%左右。但2010年后，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出现大规模扩张，这些产品的收益率都在6%以上，有些产品的收益率甚至超过10%。尽管所有的理财产品合同中都有风险提示，或者有不保本、不保收益的说明，但投资者还是相信发行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会还本付息，即“刚性兑付”。当这些产品的规模很小时，这样的潜规则对金融市场的定价影响不大；但当信托、理财产品等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元时，刚性兑付实际上推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与此同时，刚性兑付还导致大量本不应该进入信用债市场的投资者去投资信用债产品，且这些投资者往往对利率不敏感，这也导致无风险利率在客观上被抬高，信用风险溢价长期被压制在低位。
　　为纠正被扭曲的市场定价机制，人民银行加大宏观审慎管理力度，在提升市场风险定价效率的同时，引导无风险利率向正常水平回落。一是运用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有关参数进行调整，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督促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内控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广泛开展公众沟通，推动市场各方承认并践行“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市场化原则，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强化金融市场纪律和金融市场的自我约束，理顺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监督机制、信用风险量化和风险控制。三是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理财、票据、同业业务发展潜在风险的监测与防范，暂停虚拟和线下二维码支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利率预期因素：影响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效率
　　根据无风险套利定价原理，在均衡条件下，投资者选择持有长期证券或将持有的短期证券不断展期至与长期证券相同的期限，应获得相同的回报率。因此，长期利率不仅受短期利率的影响，还受人们对未来利率水平预期的影响，而且后者往往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市场对未来利率水平的预期不明确，极大地降低了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的效率，最终造成我国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相互割裂，长期利率未能随短期利率的回落而回落。
　　（一）未来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使长期利率回落压力加大
　　与短期利率相比，长期利率与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的关系更密切。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较多。尤其是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显著放缓。1―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13年全年的9.7%下降至8.7%，为过去5年的底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速从2013年全年的13.1%下降至12.0%，为过去10年的底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从2013年全年的19.6%下降至17.3%，为近12年来最低。4月，PMI连续3个月在50.5以下运行，经济下行压力不容忽视。市场对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使长期利率回落的压力增大，甚至有部分经济学家建议采取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升对未来利率水平的预期
　　然而，正在加快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却意味着未来利率水平可能会上升。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初期，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存贷款利率水平总体普遍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名义利率数据比较齐全的20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名义利率上升，5个国家名义利率下降；在实际利率数据比较齐全的18个国家中，有17个国家实际利率上升，仅1个国家实际利率下降。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管制利率水平长期低于合意水平。被管制利率低于市场出清水平，吸引大量预算软约束部门低效率地占用了金融资源，导致可以高效率使用资金的真正需求者面临更加严峻的资金短缺，或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息。随着市场在利率形成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利率水平有内在上升压力。以2012年为例，存款利率上限放宽后，人民银行曾连续两次调降存贷款基准利率，但存款利率仍小幅上升。从金融创新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产品利率较高，倒逼市场利率上升。另外，快速发展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压力，商业银行必须以高利率与互联网金融产品竞争，这也推高了人们对未来市场利率的预期。
　　（三）全球经济复苏推动利率水平上升
　　2012年以来，在连续经历了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经济增长逐渐呈现三级分化。其中，经济复苏势头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相对较好。2013年，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逐渐增强，并宣布自2014年1月起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受此影响，美国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12年末分别接近1.5%和2.5%的历史最低水平之后开始回升，并推动全球利率水平上升。此外，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套利空间逐渐从人民币升值预期转化为中美利差。在此背景下，美国利率水平上升对我国利率水平的影响被放大。
　　市场自发调节因素：导致各品种利率走势分化
　　在货币政策的引导下，市场也开始自发地纠正被扭曲的定价机制。在这一激烈的调整过程中，受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转换不畅、存款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刚性融资需求增长的影响，资金供求紧张状况加剧，尤其长期是资金供求紧张成为长期利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除资金供求紧张、风险溢价上升等因素外，交易费用也导致不同渠道的利率水平明显分化。
　　（一）商业银行存款增长乏力且风险偏好下降，导致资金融出减少，长期资金供给尤其不足
　　流动性总量充裕为市场流动性宽松提供了条件，但真实的市场流动性是否宽松还取决于金融机构的融资意愿。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重要的资金提供者，2012年下半年和2013年，我国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攀升，这与大型商业银行的资金多融入、少融出分不开。
　　资产负债转换不畅、存款增长乏力是商业银行资金融出减少的重要原因。一是存款分流及存款成本上升导致商业银行资金来源不足。2011年以后，理财产品的高收益率以及以余额宝、理财通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使银行存款面临巨大的分流压力，商业银行存款增速回落到13%～14%之间，存款增长乏力。为挽回局面，商业银行提高了理财产品收益率，推出了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但负债成本也因而上升。二是资产负债转换不畅抑制派生存款的增长。以非标业务为例，非标业务通常以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为载体。2014年4月，新增委托贷款和新增信托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10.17%和2.69%，均较2013年7月大幅回落，非标业务明显放缓（见图4）。受此影响，商业银行负债转换为资产的能力减弱，进而导致派生存款减少。
　　商业银行对于风险的态度趋于谨慎抑制其资金融出意愿，这对长期资金供给的紧缩性影响大大强于短期资金。2013年全年，我国银行业新增不良贷款约1000亿元；但2014年仅前两个月，新增不良贷款就已达600多亿元。银行不良贷款压力凸显。在资本充足率压力增大和不良贷款风险上升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其资产配置策略逐渐由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转向重视资金流动性与安全性，对配置非标等高风险、长周期资产更加谨慎。这部分资金在重新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之前，会使短期资金流动性趋于宽松。此外，从存款结构看，超额存款准备金、同业存款等资金来源的期限相对较短，与非标业务对应的存款期限相对较长。商业银行降低杠杆率、控制非标资产的增长，也成为长期资金来源趋于紧张的原因之一。
　　（二）资金需求刚性增大削弱了资金需求方的话语权
　　在后危机时代，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刚性增大，债券供给明显增加。一方面，2014年财政赤字规模上升导致记账式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均比2013年有所增加。此外，2014年政策性银行债实行余额管理，3家政策性银行的余额净增量均为500亿元左右。据此估算，2014年国债、地方政府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的净增量将比2013年增加近3000亿元。另一方面，企业盈利能力和自身造血功能下降，导致其对外界资金的需求加大，企业债券融资在短期内难以收缩。近年来，负债类金融工具到期规模与新发行规模的比值均处于历史高位。2013年，企业债券到期2.03万亿元，到期偿还量与发行量的比值约为1：1.8，借新还旧特征明显。2014年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稳定增长，但狭义货币（M1）同比增幅仅分别为1.2%和6.9%，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相当一部分银行贷款用于借新还旧或被展期。从目前情况看，2014年，中票、、企业债和定向工具到期量分别为5800亿元、517亿元、970亿元和1211亿元，分别比2013年增长205%、175%、73%和76%。随着偿债的到来，资金供求紧张削弱了资金需求方在利率水平的形成和决定过程中的话语权。
　　（三）交易费用导致不同渠道利率水平明显分化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金融市场不同渠道的利率水平出现明显分化。从短期看，理财产品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在5%左右，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活期存款利率仅分别为3%和0.35%；从长期看，信托产品的收益率超过10%，但10年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仅为4.5%左右。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不同渠道的资金成本存在较大差异，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定价能力也明显有别，加之不同金融产品之间不具备完全的可替代性，各渠道的利率水平之间确实存在差别。但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解释如此高的利差水平，笔者认为，交易费用是导致不同渠道的利率水平明显分化的重要原因。
　　一般而言，交易费用是相对固定的成本。交易费用的存在，对大额资金的市场套利影响不大，但对小额账户的套利构成了制约。假定购买高利率金融产品的交易费用为300元人民币，则当两种金融产品的利差为200个基点时，可配置资金在1.5万元以下的投资者会放弃申购高利率的金融产品。正是这种由交易费用导致的市场分割，保证了低利率金融产品的规模不会因其他金融产品的利率水平较高而收缩。换言之，不同收益水平的金融产品吸引了资金规模不同的投资者，金融产品的收益水平越低，投资者的平均资金规模也越小。从投资者的户均规模看，货币市场基金的户均规模约为13.3万元，余额宝的户均规模约为6000多元，理财产品的户均规模约为40万元，储蓄存款的户均规模约为几千元。
　　政策建议
　　（一）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避免短期国际资本大幅波动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影响流动性的根本原因。从动机上看，短期国际资本追求的是短期高额利润，而非长期利润，流动性风险比较突出。2014年2月下旬以来，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预期进一步增强。因此，在政策层面上，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利于降低国际资本的套利空间，抑制短期国际资本大幅波动。
　　（二）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货币政策取向，加强流动性管理
　　在短期资金市场与长期资金市场难以有效互动的情况下，降准、降息等放松货币政策的措施无法及时传导到实体经济中，也不利于改善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关系。因此，货币政策应保持定力，在总量上，坚持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保持市场利率在现有水平上基本稳定，进一步完善数量、价格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模式，加强与市场和公众沟通，稳定预期。在结构上，适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动态差别准备金率参数以及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在二级市场选择性地买债以引导信用债利率以及基础贷款报价利率下行，通过微调实现定向宽松。
　　（三）紧信贷、宽货币、减轻资产和负债转换的摩擦，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
　　银行体系存款增长乏力、资产和负债转换不畅已经成为抑制流动性改善的重要原因。建议压缩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在经济和金融中的占比，强化预算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有效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引导商业银行优化资产负债管理，逐步把较低效益、较高资本消耗的项目置换出去，把较高收益而较低资本消耗的项目置换进来，实现紧信贷、宽货币，既有利于逐步化解债务风险，也能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四）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缓解资金供需矛盾
　　2014年，金融机构仍然面临较大的去杠杆压力，流动性紧张有可能成为常态。为缓解债券市场供需矛盾，可以考虑允许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以乙类户身份重新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扩大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资金规模；积极推进，规范商业银行同业和理财业务，防范表外业务风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丰富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逐步化解债务集中到期的风险，更好地支持经济发展。
　　（五）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纠正刚性兑付引起的市场扭曲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信托、债券、银行理财等多个金融细分领域都出现了刚性兑付潜规则被打破的个案或苗头。笔者认为，应当允许违约事件顺应市场力量自然发生，强化金融市场纪律和金融市场的自我约束，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债务透明度，让利率更好地反映违约风险；加强监督和管理框架的制定，控制监管套利行为，建立透明的机制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权益纠纷；严格规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机制，降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信贷市场上对其他借贷者的挤出效应；提升市场的风险定价效率，提供更多能够管理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提升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能力；防止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违约发生，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本人仅代表个人意见，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研究局
　　责任编辑：刘颖 印颖
（责任编辑：HF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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