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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出国留学现状
　日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如何看待中国出国留学现状――对当前若干留学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留学常态化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无需过度解读。
　　●应当正确评价出国留学的整体规模。
　　●需要客观定位留学回国人员的地位。
　　●留学安全是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
　　●留学外交的作用与意义日益显现。
　　●政府对留学活动的服务与保障作用不能缺失。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大陆地区出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始终处于“双向持续增长”的基本态势，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根据教育部历年的统计数据以及近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978年至2013年期间陆续出国、回国以及仍在世界各地留学或就职、就业的我国各类留学人员总数已达到310余万人。
　　当然，在我国出国留学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面临各种难题和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与教育发展“正未有穷期”，在历年“国际重大科技事件”中较少见到华人或国人的“身影”。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被称为“慕课”的“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s）”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其“学生的自由度更高、选择面更宽、互动性更强，科研成果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等优势将会极大地转变以往的人才培养理念，变革传统教育模式和学习体系；还有预测认为，“大数据”与“大科学”时代将给教育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一切都必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留学事业未来的走向与发展路径。近期，出国留学中的若干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观察、思考与研究。
　　我国的出国留学活动规模符合本国的基本国情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可以归纳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群体具有“知识化、年轻化、国际化；学历高、层次高、收入高；增速快、成长快、成才快”等9个基本特征，且整体规模已排在世界前列。但若与国内1.2亿人的知识分子总量或3325万人的高等教育总规模相比，35年里仅310余万人的留学人员总数，应该算不上是一个非常显赫的数据。而2012年全年仅20多万人留学回国，被某些机构、媒体或个人渲染为“史上最大回国潮”，显得有些夸张。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针对一小部分留学回国人员的统计数据显示，近10多年间，由于“1年期留学硕士”的性价比较高，以至于留学回国人员中硕士学位持有者所占比例一路飙升，从2001年的43.2%、2002年的47.1%、2003年的57.2%、2004年的64.2%，到2005年的73.4%，截至2012年基本维持在76%左右。而同期获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者所占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从2001年的35.7%、2002年的28.1%、2003年的18.6%、2004年的14.4%，到2005年的9.2%，截至2012年基本维持在11%左右。
　　以中国留学生的热点目的地国家之一美国为例，早在“9?11”后美国经济就开始下滑，并受战争和金融危机等的拖累，大量企业破产，部分政府资不抵债，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也严重削减，在税费等财政收入来源上却全力增扩；各个公私机构因应经济环境纷纷大幅裁员，不少工薪阶层提心吊胆地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整个就业市场一位难求，美国就业市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光早已不再；在美中国留学毕业生的职场竞争也随之逐渐进入白热化状态。据我们对美方相关政策的调查，在出国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多年不见好转，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科技人才签证严格且排期过长，美国申请技术移民的难度逐渐增加，在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以及“多数留学生无法留在英国找工作”等因素是导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较快增加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有关研究人员认为，当前回国的人数、规模和层次都远谈不上“回国潮”，更谈不上“一浪高过一浪”。引进人才不能片面看重数量，关键要注重质量，更不能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沾沾自喜。实际上，我国引进高端留学人才工作的形势依然很严峻，困难重重、任重道远。随着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的持续增加，今后若干年内陆续回国的留学人员也会有所增加。但不论我们的留学人员“回国多和少、层次高与低、回来早或迟”，做好相应的服务和保障工作，对于政府部门和相关的职能机构来说，都是需要长期坚持做好的事情。
　　实际上，目前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员总量占总人口比例的整体规模，以及学成后回国的留学人员数量等数据，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其发展速度与国内其他行业领域相比较也基本上是同步的，即35年来有过低、中、高速增长，却几乎没有“负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提高，即“人口基数较大，经济发展较快，消费逐步升级”，以及对国际教育不断增长的需求等。且在很多情况下的自费留学行为，实际上已经逐渐成为许多中国家庭日趋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不赞成少数不负责任的媒体和个人对出国留学活动和留学现象不切实际、不着边际地过度炒作式描述；我们也不认可某些人员通过引用“二手”、陈旧或来路不明的数据对留学现状不负责任地所谓“解读”、“分析”或“发布”。如有媒体称，2012年通过中介办理的留学人数占到44%，而2年前通过中介留学的比例为60%。又如，国内某民办机构根据中介机构的规模、业务能力、市场成长空间、资质、信誉和知名度等，推出所谓“留学中介机构排名”，排名靠前的北京某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中的部分高管人员却因倒卖进京户口指标、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而所谓的“进入‘智力回流期’”，“出、归‘赤字’超过150万人”，“为啥有150万那么多留学生不回来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名校退学率高达25%”，“未来5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等，经不起推敲和分析，令人难以信服，因此有关机构和媒体应该慎重引用。
　　客观定位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质量与地位
　　留学回国人才在我国教育、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部分留学回国人员先后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生力军，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与此同时，为了吸引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全球精英留学生，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调整相关政策。如美国最近实施的移民改革，将实现美国移民制度上一个重大转折，即从以往以家庭团聚为核心，转为以技能为基础的积分制度，大幅度增加职业移民的比例，以便使中国留学生和高科技人才更快获得绿卡。2013年3月美国参议院的一项提议就透露出美国高技术移民政策全面放宽的信息――每年将增加5万至6.5万个发给具有“特殊才能”或“专业知识”外籍人士的“H-1B签证”名额。美国总统奥巴马于日谈及正在进行的美国移民改革时也明确表示，成功的移民改革有助于美国吸引全世界最优秀和最聪明的移民，与此次全美移民改革中更加“注重引进高科技人才”的趋势相互呼应。美国联邦参议员还建议，要增设一种快速作业程序，以核发绿卡给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STEM)的外国留学生。就连参加美国“移民政策综合性改革座谈会”的中国留学生代表也认为，“美国的移民政策如不改革，只会造成更多的人才外流”。
　　有关事实证明，我国高层次人才国际流动方向总体上仍然处于“流出量大于流入量”的状态。具体数据也表明，目前中国仍属于高端人才流失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如据美国政府研究机构的数据，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方面博士学位、5年后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毕业生中，中国滞留率最高，达到92%。再如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于2013年公开表示，中国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和素质等，与世界先进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虽然中国已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人力资源大国，但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通过不断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35年来，虽有百多万留学人员先后学成回国，但其中高层次人才仅约2万人。国内研究人才政策的相关人员也表示，我国的人才计划依然存在不足，一些措施只重视短期效应，不重视可持续性；只考虑引进方式，不注重人才引进后的成长机制。这些问题造成很多人才计划并未真正引进顶尖人才，导致我国依然面临顶尖人才引进难、缺乏竞争力的现实。另悉，从1990年到2013年，全球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人数由425万人升至934万人，激增了119.6%，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据2013年的统计，除美国外，接收中国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依次为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联合国人口司2013年9月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出生的美国移民达到220万人，已成为美国第二大新移民群体。据调查，2004年至2012年，以“合法居英十年”资格获得英国永居身份的我国留学生比例从1.16%攀升到15.04%；预计在未来5年内，每年也将会有千余名中国留学生获得英国永居身份。据统计，2012年在日本就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最多，为7032人，占全部申请者的64%，且比上一年增长了31.6%。
　　同时，通过调研我们也注意到，当代多数普通的留学人员在专业、就业、择业的价值取向和心态上与没有留学背景的人员相比，实际上并不存在太多的差异性、特殊性和局限性。过多或过分渲染留学人员的“特殊性”是将其凌驾于公众之上、分离于国民之外的不负责行为，对非留学人员群体也是不公平的。“神化”或“鬼化”留学回国人员的倾向都是不正常、不真实的，也是不可取的。
　　留学活动中的各类安全问题引起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根据我们的调查，近年来涉及中国留学生遇袭、疾病、意外伤害、自杀、违法等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还有一些留学生长期不与国内亲人联系，给本人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也给家庭带来极大痛苦。美国的治安状况自不必说。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安全形势虽然总体不错，但是近几年来经济状况一直不佳，致使部分地区治安状况持续恶化，特别是有组织犯罪活动猖獗，给欧洲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其中仅2013年上半年在全欧洲发生的涉及中国企业和人员的领事保护案件就达到340起以上，一些国家的执法部门涉华案件侦破速度比较缓慢，没能有效地遏制事态恶化。另有一种威胁留学人员安全的现象值得关注，即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不法人员利用新出去的在外留学人员与国内家人“通讯不便、联系不畅、情况不熟”等弱点，盗取留学生的QQ号，并冒用国内家人的名义实施诈骗的案例屡见不鲜，令留学生家长损失惨重。
　　作为留学安全的一个方面，“留学低龄化”的现象和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此外交部领事司认为,中国留学生低龄化现象突出，且部分留学生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安全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不足。不可否认，与成年留学生相比，小留学生缺少自立、自制能力，心理生理方面都不尽成熟，独立生活和独立学习的能力偏弱，比较难以适应复杂的国际环境，在没有家长照顾的情况下，可能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赴美调研期间，据一位在美华人律师披露，刑事犯罪、家庭暴力、打架斗殴、醉酒驾车、抽烟喝酒、吸食毒品、违反校规和辍学失学，是中国大陆小留学生群体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另外，继2007年美国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Fuqua）20余名中国大陆留学生集体舞弊事件被揭露之后，仍有少数中国留学生在考试或论文写作方面作弊，甚至在被“抓包”时竟以“在中国大家都这样”为由替自己辩白。
　　尽管有上述情况的不断发生，据媒体报道，近几年中国大陆18岁以下留学者的比例仍约占自费留学人员总数的20%至30%左右，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从而引发了诸如“留学效益与利弊得失、教育体制改革、人才成长路径、人才选拔制度、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和提升高教竞争力”等方面的讨论。留学低龄化的利弊得失不能简单地妄下结论，而需要具体分析、综合考量与科学观察。很多充满活力的青年或低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理由之一，也正是考虑到国外教育体制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应用性，且相比国内而言会有更多的选择性、可塑性与灵活性。
　　随着我国留学人员数量的快速增长，涉及留学人员安全问题的类型和范围也不断扩大，除了传统观点认定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等，“留学安全”已从单纯的“留学者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内涵，扩展至留学生的心理安全及学习安全等更宽泛的范畴。同时，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造成教育交流的非对等性，导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不对等的单向渗透，从而被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实现其特有目的的政治化手段。因此广义的“留学安全”定义是指学生、学者在境外留学或访问研究期间的生活和学习不受到威胁性干涉或危险性影响的一种状态，当代留学安全的内容已经包含了留学人才安全、留学文化安全、留学课题安全、境外学历学位安全、留学政治安全、留学人身及财产安全等更多更复杂的内容。
　　“留学外交”渐成出国留学政策新的拓展方向
　　面对出国留学数量快速增长的局面，如何进一步做好相关的服务与保障工作，教育部和外交部于2011年初提出了一系列进一步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原则性意见。习近平总书记日在欧美同学会成立百年大会上强调指出，“要关心留学人员工作、学习、生活，反映愿望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并提出了出国留学工作的16字方针，即“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　
　　“留学外交”是指，随着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长期累积的在外留学人员以及留学回国人员总量稳步增长，其逐渐形成的正能量已成为我国公共外交力量、民间外交势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日益承担起独特涉外软实力的作用。作为公共外交或民间外交的一部分，留学外交也是通过作用于国外民众的感性心理，从而改善他国的对华态度，赢得理解与支持，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具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通过留学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更有效地增强中国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表达真实的国家形象。因此，留学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塑造国家形象、争取国际理解、实现全球战略的有效外交形式。广大在外留学人员在留学过程中广泛地参与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十年来的留学活动实践甚至教训反复证明，数百万中国留学人员正是善于挖掘出我国民间外交智慧的主要软实力，并将在今后的中国民间外交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留学人员提出的四点希望：坚守爱国主义精神，矢志刻苦学习，奋力创新创造，积极促进对外交流。其中“促进对外交流”表达了开展“留学外交”的战略意图，即当好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作者苗丹国，单位：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中国教育报》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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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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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览版权信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本文改编自：《萧功秦：远离虚骄的民族主义》 ，经济观察报
本博文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篇幅地删减（尤其是大量政治概念），着重于对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和客观认识。本文是雷公社对原文的学习笔记，仅供学习使用。
中国模式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模式，三十年来已经具有了相对稳定性，从分类学角度看，其基本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在保持强势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的控制的基础上，让社会成员与企业获得相当的经济自主性。一方面，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企业、地方为自身利益竞争，活力得以释放，与此同时，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加，社会与文化领域获得一定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国家又作为“大家长”，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发挥着强势的调控与引导作用。这样，社会活力的释放与国家的有效调控之间，就有可能达到一种均衡状态。
更具体地说，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了执政党主导的维新路径而不是革命路径，因此它保留着强势国家行政能力的优势，而经济多元性与社会竞争力又提升了国家吸纳财富的能力，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就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社会在国家“大家长”的呵护下，自身能力始终没有得到发育，甚至产生对国家的依赖，这反过来又不得不通过强化国家功能来解决社会自身功能不足，这种因果关联进而又影响了社会自身的发展，这样的体制也可以称之为“强国家—弱社会”结构。
欧洲的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例如西班牙和希腊），他们国家人均收入排全世界的二十几位，比中国高得多，但他们最大的城市却基本上没有高架，其他现代化设施也不如中国许多城市。经调查，该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医疗保健、全民免费教育、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事业上了。当他们想用国库中所余不多的经费投入于公共建设事业（例如发展城市高速路）时，就要面对无数拥有强大谈判权的私有产权主人，他们会提出天文数字般的征地赔偿款，政府与业主、工会谈判的成本极高，因此不得不放弃计划。
现在许多国家，包括许多中等发达国家，一方面，由于国家已经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高福利政策，社会产业已经高度私人化，因此也就陷入一种发展成本极高的困境之中。尤其是许多中等发达的、过去被称之为“第二世界”的国家，它们远没有发达国家殖民地时代就积累下来的经济实力，却又超前地走上了高福利民主国家的发展道路，他们的发展困境就更为严重，实际上希腊债务危机就是这种困境的典型表现。
相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模式的情况正好反过来，国家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承担的对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和劳保等超阶段的高福利包袱，使国家在经济起飞上可以轻装上阵（姑且不论这样做的利弊）。另一方面，土地仍然属于全民或集体所有，这样就使国家可以在国家引导的发展型威权体制下，实行现代化基本建设的低成本扩张，而各地政府被竞争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政绩意识冲动，又使他们更愿意运用行政手段，以全民大动员方式来发展本地建设。由于土地基本上是公有的，被征地的居民与农民（法律上仅具有使用权），均不具充分的谈判地位，因此在地方政府圈地时，几乎所向披靡，不会遇到多少麻烦。没有一个国家能以这种来自的动员方式搞市场经济。
可以说，中国的高速度体现了“后全能型新威权体制”的特殊优势。这种“后全能型”的新威权主义，比起拉美型、东南亚型、南亚型威权主义，具有更强的刚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与国家强力资源，从而能维持“低政治参与下的高资本投入”式的经济发展。根据海外最新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2010年度世界竞争力最新排行榜，中国排名第十八（去年为第二十名），在金砖四国（BRIC）中，中国的竞争力继续领先另外三国，巴西、俄罗斯与印度。中国连续数年经济增长率居全球之冠；反观目前正深陷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国家，只有该区最大经济体德国挤进前二十名。
可以说，中国模式是迄今所有威权体制中，动员能力最强势的一种权威主义。当西方人面对本国严重受阻的发展瓶颈，那些实现了高福利国策的西方国家，以及受战乱之苦的第三世界国家，反过来羡慕中国的高效率，就可以理解了。
概括地说，许多发达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民粹—福利主义”的困境，即民粹民主与福利主义这两个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特殊发展陷阱。一方面，这些国家超前地实行了福利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下，受益于福利政策的劳工大众是巨大的票源，任何试图抛弃福利主义政策而走向刺激竞争效率的古典自由主义政客，将被视为保守派。议员与政客们为了获得大众巨额选票，不得不满足普罗大众的福利要求而牺牲经济效率，领导者不得不用过分的平均与福利承诺换取大众的政治支持。即使力图改变这一现状的政治家，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发现自己受到很多限制，无法制定并实行合理的产业政策，反对党又“虎视眈眈”，会对其改革构成压力。议会中受到强势垄断集团的阻力。无法全力同时追求发展经济、提高福利、结构改革等多种目标，也无法保障政策的长期性和一致性。当需要结构性的改革来解决贫富不均时，这样的政府实际上是弱势政府。相对于上述国家，中国模式具有威权式的调控与效率至上的特点，在发展的一定时期，确实也有着特殊优势。
中国模式的弱势与不足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观念迷惑，中国的威权模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追捧的香饽饽，我们到底该对这种模式秉持什么样的态度？正如前述，作为中国模式的这种权威体制，是从“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体制中演变过来的，这种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先天不足地缺乏体制内对官僚的监督，而在改革以后，公民社会仍然极度缺乏。体制内外均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
首先，这种体制的弱势在于社会对国家的制衡能力弱化，官僚体制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国家有足够的强势通过抑制社会自主性来持续结构的平衡。这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结构。
其次，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的“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这个民族的社会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这种不正常正说明我们体制的严重缺陷。
第三，是“国富民穷”的陷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参与，抑制了劳动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过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卖地就可以轻易获得巨额收入，并转化为天文数字般的高房价，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对老百姓的变相“剥夺”，而百姓只能望房兴叹，无能为力。这种“国富民穷”局面如果不改变，连拉动消费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全民幸福时代来临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种有效防止国有垄断的机制，以及防止腐败的机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领域发展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民间社会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现“类苏丹式”现象的泛滥，这一点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不要把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浪漫化建国后前三十年包括“文革”的体制，可以概括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加强版”，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有四大弊端：
其一，这种体制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与绝对的均贫状态。根据1980年农业部的统计，到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不过74.67元。
其次，在指令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与多样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更有甚者，计划者的乌托邦冲动得不到任何抑制，这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就可能严重到后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其三，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调节的功能，是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所以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庞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于是从这一错误判断出发，就会产生“文革”发动者的全面专政的观念。
其四，极“左”思潮的经济基础就是计划体制，没有计划体制，极“左”灾难连一分钟都推行不下去。因为正是这一体制，剥夺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权利，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的选择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全中国人与执政党精英的常识理性的觉醒，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如果说“文革”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它把乌托邦推向极端化、漫画化，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是现代化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无须动员，包括“凡是派”也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如同久渴的人们渴望水一样，极“左”时代的“文革”灾难如同钟摆效应一样，使国人提前半个世纪，从这种乌托邦迷思中觉醒过来。
当然，旧体制的历史遗产带给改革的意想不到的好处也是有的，首先，在缺乏外部投资的情况下，通过土改，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在使农民承受低水平生活二十多年的情况下，从农民那里取得巨额的财富来进行工业投资，把工业投资形成的工业建设成为国家经济起步的基础，从而避免了依赖外资来实现工业化的拉美式的依赖性发展的历史道路。
其次，毛泽东时代低生活水平与市场化经济收入的反差，在市场竞争初期，形成的劳动者对于远低于国际劳工平均工资的低报酬的普遍相对满足感，可以大大促进投资进入中国。中国劳动者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受这样的低报酬，是因为改革以前太穷了，改革以前的极低生活水平，使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通过纵向比较，产生相对满足感，也使大众满足于现有的并不太高的工资与生活条件，形成低成本与低价格竞争优势。
第三，改革前的全能主义旧体制对社会自主性的铲除，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强势力量，当革命乌托邦的极“左”意识形态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被否定之后，这种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被引向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利用它的强制性特点来进行变革，较少受到社会的阻力。例如土地基本上是国有的，是无偿供给的。在许多后发展国家因缺乏国家权威而受苦之时，中国却由于告别乌托邦之后的高效能国家而深得好处。
正如陈志武所指出的，经过200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的时候，西方那么多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都等在中国的门口，只要中国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的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确确实实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换言之，原先用来推进激进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组织性国家，在三十年以后，转过来发展市场经济，并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产生新的功能，这并非毛泽东搞三大改造时所预想的，这也只能说是一种
“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决不能把改革的成功看作是全能主义乌托邦计划体制的成功。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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