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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王小军任西撒特派团部队司令
　　京华时报讯（记者潘珊菊）昨天，据联合国官网消息，潘基文秘书长12月8日宣布任命来自中国的王小军少将担任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团部队司令，接替已于11月7日离任的巴基斯坦少将阿扎姆。据悉，王小军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第三位担任维和部队司令的中国军人。
　　潘基文在公告中指出，王小军拥有40年的国内和国际军事经验，在2006年至2016年间曾经担任中国驻巴西、印度、瑞典和美国使馆的武官。他在2003年至2004年间曾担任联合国西撒特派团的战区指挥官，并在1992年至1993年间担任联合国驻科威特的军事观察员。
　　公开资料显示，王小军出生于1959年，本科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拥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管理硕士学位。据了解，该任命将是联合国第二次任命中国军人担任西撒特派团部队指挥官，该团也是目前联合国16个维和特派团中唯一由中国军人担任部队指挥官的特派团。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发现，目前共有三位中国军官担任过部队司令这一高级职位，第一位是担任联合国西撒特派团司令的赵京民少将，第二位是担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司令的刘超少将，第三位则是刚任命的王小军。
　　除此之外，目前中国的杨超英少将正担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副司令，并代理司令一职。据了解，王小军目前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武官，不久将前往西撒哈拉履行新的使命。
　　&&背景
　　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团
　　联合国西撒特派团的全称是“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于1991年设立。今年4月，安理会通过第2285号决议，将西撒特派团授权延期至明年4月30日。联合国网站数据显示，目前该团共有245名军事人员，其中大部分为军事观察员。中国派有10名专家。
　　西撒哈拉地处非洲西北海岸，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接壤，1976年之前，该国一直由西班牙管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均对该领土提出主张，但这些主张遭到了当地的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反对。
　　1975年，由于西班牙撤离西撒哈拉，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波利萨里奥阵线就西撒哈拉的归属问题产生严重对立，并引发冲突。摩洛哥认为该地区是摩洛哥的一部分，而波利萨里奥阵线则坚决要求独立。安理会于1991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负责监督摩洛哥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停火，并在西撒哈拉组织公民投票，以便让该地区人民自己决定归属问题。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双方从2007年开始恢复谈判进程，目前已进行了多轮谈判，但都没有取得明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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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支付宝转账转错误了怎么办
来源：北京日报
日期： 03: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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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兰越峰在家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
2月20日，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兰越峰和其前夫的财产分割案开庭后，她独自在法庭里痛哭。
　　2月21日，绵阳市人民医院，兰越峰坐在CT室医生值班室看电脑。2014年后，兰越峰离开了走廊，坐到了CT室医生值班室。
2月21日，绵阳市人民医院，兰越峰坐在CT室医生值班室自学。
　　三年前，因对绵阳市人民医院对其个人处理的不满，医生兰越峰举报医院领导贪腐、违规购置设备和过度医疗，从而成为。
　　绵阳市涪城区政府先后十次发布调查报告，认定兰越峰举报的问题在医院中不存在。但在此期间，绵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涉嫌违纪被调查；绵阳市人民医院又多次许诺给予兰越峰管理职务和经济补偿，使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医院并未公开信息，公布争议，而是选择了平息事件的思路，不仅未解决兰越峰事件，反而引发了医护人员的抗议。这一处理被证明未能奏效。
　　“在这历史性的日子，如果医院不为我平冤昭雪，我将继续在走廊上坐下去。”兰越峰说。
　　3月15日，正好是兰越峰坐走廊整整两年。过去三年间，因举报院领导贪腐、质疑医院为赚钱大规模实施“过度医疗”，并常年在医院走廊抗议，在诸多媒体报道中，她被称为医疗界的“业界良心”。
　　兰越峰口中的“平冤昭雪”指希望医院让她复职和向她道歉。她认为医院解除其超声科主任的职务，是因为她举报而进行的打击报复。
　　与兰越峰的抗议针锋相对，一个月前，2月19日，绵阳市人民医院百余名医护人员走上街头，要求开除兰越峰。
　　兰越峰和她的前同事们彻底决裂了；走上街头的医护人员说：“我们坚守岗位成了黑心医生，她常年不工作却是英雄？”
　　兰越峰和她前同事的对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举报与和解
　　有医生认为，医院在兰越峰落选后任命其担任医技办主任，除了平息事态的压力，与院领导“不干净、心虚”也有关
　　2月20日，尽管一年多未出诊，兰越峰仍穿着医院的白大褂，脖领上，一件橘红色的纱巾艳丽夺目。
　　有医生走进CT室医生值班室，看到兰越峰，双方都没说话。
　　听说记者采访兰越峰，十多名医护人员来到CT室医生值班室，要求与兰越峰“当面对质”。兰越峰默不作声。
　　医护人员离去后，兰越峰说，目前她正遭受来自前院长王彦铭“余党”的“围攻”和“打击报复”，被打击迫害得“只剩下生命、思想和道德底线”。
　　兰越峰与医院的冲突始于三年前院方对她的一次“削权”。
　　2010年6月，绵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将兰越峰(时任超声科主任)所在的超声科分为门诊B超室和妇产中心B超室，兰越峰任门诊B超室主任。
　　兰越峰拒绝参会，当日一名副院长向她宣读了决议后，她举着一张写有“绵阳市人民医院是全国最差医院”的A4纸，身着白大褂，跪在门诊大厅抗议。
　　兰越峰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院方这一次对分科削权，是对她的打击报复，因为她此前曾质疑原院长王彦铭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落后陈旧的彩超设备。
　　涪城区卫生局介入调解后做出了处理：区卫生局认定超声科“分科条件不成熟，分开的超声科合并”，建议对主任一职公推直选。但购买彩超过程中是否有腐败行为，却没有采取透明、公开的调查。
　　公推直选的结果，62名职工代表投票，朱丽萍22票当选，兰越峰只得4票。但2011年4月，院方任命兰越峰为医技办主任。
　　医院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认为，当时此事的处理方案，除了平息事态的压力，也与院领导“不干净、心虚”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院方不断跟兰越峰“和解”并许以管理职务和经济补偿。
　　这一说法被院方否认。但2013年下半年，曾被兰越峰质疑的院长王彦铭因涉嫌违纪，被组织调查。
　　兰越峰任医技办主任后，2012年2月要求恢复超声科主任职务。医院再次让步，同意她的要求。
　　这并非兰越峰第一次举报医院领导“贪腐”和“违规购买设备”，早在2003年，上一任院长在任时，兰越峰就因为类似举报和院方发生矛盾。
　　2003年，初任功能科(后改为超声科)主任的兰越峰，认为医院对其绩效工资考核不公平，率领员工罢工，被院方暂停主任职务。
　　随后，兰越峰将价值40余万元的5个彩超和黑白超探头藏匿，警方介入调查。但让同事想不到的是，此事不仅没得到任何
　　处理，一个月后，院方还恢复了兰越峰科主任职务。
　　医院某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兰越峰举报5个探头是院方以高出市场50%的价格购买的，有猫腻，故双方达成和解。这一说法也遭到院方否认。
　　“业界良心”
　　对医院过度医疗的讨伐后，兰越峰被舆论广为赞扬；但她的同事却认为她干预了临床医生的诊疗
　　除了对医院领导“贪腐”和“违规购买设备”的举报，兰越峰被媒体广为报道的是她对“过度医疗”的抨击。
　　2012年2月，因医院接到病人投诉而将兰越峰“待岗学习”，兰越峰拒绝这一处分，在走廊坐了60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媒体的报道，兰越峰的名字广为人知。与此同时，绵阳市人民医院，在网络舆论中被描述为“打压良心医生”的典型。
　　日，兰越峰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自己坐走廊是因为不愿与医院同流合污，她指责医院过度医疗。
　　兰越峰说，经常会有人因为小毛病看病，医生收住院后凭空说患有很严重疾病，然后让超声科做相应检查，并配合出具显示患有重病的检查结果。“为了配合医生，我常突破医德底线，凭空给病人写一点问题上去。”
　　节目播出后，院方说他们也想找这个科室和医生，以便处理。但兰越峰始终说不出具体医生是谁。
　　在对医院过度医疗的讨伐中，兰越峰提到的唯一实例是绵阳市人民医院给患者安装临时起搏器的案例。2009年5月中旬，兰越峰在给一位53岁的病人会诊时，发现临床医生已给这位病人开好了两个手术单：下肢血管手术和安装心脏临时起搏器。
　　兰越峰认为，患者心率较整齐且在60次以上，完全没必要安临时心脏起搏器。医院副院长、心外专家冯建军的解释是：做下肢静脉曲张手术前，对患者进行阿托品试验，患者心率60次远低于标准的90次，按流程必须安装临时起搏器。
　　兰越峰还坚称病人没必要手术，医院指责兰越峰干扰心血管医生下临床结论。
　　《心外传奇》作者、著名心脏外科医生李清晨也认可冯建军的说法，同时他认为，作为辅助科室的医生，干预临床医生下诊断结论，乃是一大忌。
　　绵阳市涪城区也成立了调查组，调查兰越峰反映的过度医疗的问题，结论是“均未证实绵阳市人民医院具体医疗行为存在违反诊疗规范和医疗卫生行业相关规定的情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名专家认为，许多医院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过度医疗，“但在什么情况下才算过度医疗，不好界定。”
　　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当下，兰越峰这一言论，获得网上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媒体称其为“业界良心”。
　　绵阳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院长助理唐和平认为，舆论一边倒的支持，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诊疗过程的不理解，而这种支持又加剧了医患对立。
　　令妇产中心产一科主任尹维为难的是，兰越峰对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意见，会拒绝执行。
　　尹维说，对怀孕早期的宫外孕检查，妇产科会让患者做阴道B超，但兰越峰往往不按临床医生的要求，只做腹部B超。“我们曾经多次交涉，她说需不需要做阴道B超，由她来定。”
　　兰的坚持导致了在2004年至2011年间，尹维只能让患者到附近的绵阳市中心医院单独做阴道B超检查，再回绵阳市人民医院治疗。“谁才是真正的过度医疗呢？”尹维说。
　　强势的“走廊医生”
　　兰越峰要求不准同事朱丽萍担任中层职务，但医院领导认为这一要求“荒谬”，免去了兰越峰的职务
　　兰越峰的举报引发了媒体的关注，获得了舆论的广泛支持。而在医院，她的同事们却认为她的性格“过于强势”，“难以相处”。
　　曾有病人投诉兰越峰态度冷漠，医院老医务科科长张尧兴扣了兰越峰100块钱。兰越峰跑到张尧兴的办公室，将他的公章和笔记本扔到楼下。
　　一名与兰越峰共事十余年的超声科医生用“独裁”形容她。这位医生说，医院承接体检项目，需要超声科协助。兰越峰拒绝派本科室人员，“医院抽调我去，当月的奖金被她扣掉一半。”
　　兰越峰回应说，这是医院在编造过去的事件对她进行攻击，“十多年前的事情，说这个有用吗？”
　　医院一名纪检人士说，院方最无奈的时候，甚至还请来专科医院的精神科医师拿主意，“精神科医生说，偏执型性格的人一旦被惹怒，可能会穷其一生纠缠。”
　　兰越峰也承认自己性格强势，偏执，认定的事情会坚持，“但性格偏执跟我举报院长贪腐有直接关系吗？”
　　兰越峰成为走廊医生的直接原因，也与兰的过于“荒谬”的要求有关。
　　2012年2月，担任医技办主任的兰越峰要求恢复超声科主任一职，医院同意这一要求，将其与原超声科主任朱丽萍的职务对调。但兰越峰担任超声科主任后，再次要求不准朱丽萍担任医技办主任和其他中层职务，必须让朱留在自己的超声科做普通医生。
　　“这种要求很荒谬，医院怎么可能按照她的意愿来任免其他中层？”医院工会主席王清华说。
　　而兰越峰并不认为自己的要求有不妥：“朱丽萍达不到当主任的水平。”
　　医院拒绝了这一要求，并取消聘其为主任。这是医院第三次免去她超声科主任的职务。工会主席王清华说，这件事导致了双方彻底决裂。
　　兰越峰被免职后，按照院方说法，有数起患者投诉兰越峰“推诿病人”，院长王彦铭据此以“待岗学习”处分兰越峰。兰则拒绝接受这一处分，坐在走廊600余天，成为“走廊医生”。
　　“闹而优则仕”
　　医院纪委书记谢一民称，兰越峰会逢重大会议、荣誉评比和领导视察去上访，医院不得不向其妥协
　　与医院的交锋中，兰越峰三次被免职，又三次被任职。
　　绵阳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谢一民坦言，这是因为兰越峰捏住了医院的命门――上访和维稳。更让医院头疼的是，兰越峰的上访选择了极佳的时机，“逢重大会议、荣誉评比和领导视察期间，不让兰越峰闹事的压力巨大。”
　　不让兰越峰上访的工作，落在了医院党办主任姚雨和工会主席王清华身上。
　　姚雨说，兰越峰上访的单位包括市区两级的卫生局、妇联、组织部、纪委、信访局、人社局、宣传部和省卫生厅，主要举报医院高价买设备，自己被免职不公平和院长王彦铭贪腐。
　　除此外，联合调查组的报告称，从2010年6月至2014年1月，兰越峰曾向中纪委网站、省长信箱、省纪委网站等写信反映问题42次。
　　兰越峰每次上访，上级部门的电话都会打到绵阳市卫生局，再压到涪城区卫生局，最后通知到医院，医院就会派姚雨去领人，“继续开展思想工作”。
　　绵阳市卫生局信访科科长龚霞云说，绵阳市卫生局“一把手”曾多次召集涪城区卫生局和医院开协调会，严厉要求医院领导，解决不好兰越峰的问题就“下课”。
　　每逢绵阳市“两会”期间，绵阳市维稳办会通知医院提前介入。院方在代表、委员入住的新世纪宾馆附近，安排人手以接走兰越峰。
　　医院工会出具的一份对兰越峰“人文关怀”情况汇总显示，从2010年至2014年初，绵阳市卫生局、涪城区卫生局、医院各级领导等分别与兰越峰谈话、请喝茶、请吃饭、约打牌、送手机达30余次。
　　王清华说，2010年6月，绵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期间，医院出费用让兰越峰和尚未离婚的丈夫去上海旅游。2011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复查，院方又安排兰越峰去广西、云南旅游。
　　对于这种安排，兰越峰承认她到当地医院“考察学习”了，但否认是旅游。她认为这是院方在利诱她，“怕我反映问题，利用我爱学习的优点，把我支走。”
　　2013年，绵阳参与信访先进城市评比，绵阳市妇联出面安排兰越峰到安县泡温泉。同年7月，华西医院授予绵阳市人民医院为联盟医院，王清华托朋友带兰越峰去安县泡温泉。
　　“谁的娃儿谁来抱，区里让我们医院想办法解决。”王清华说，医院疲于应付兰越峰的上访举报，在思想工作做不通的情况下，医院只能退步，答应她的诉求，“求和谐保稳定”。
　　今年3月8日，院方甚至请来了兰越峰的姐妹和儿子，共同做兰越峰的思想工作。起先双方达成一致，医院按照医技办主任待遇给兰越峰补发工资，并给其办理内退；兰越峰则不再上访。
　　但兰越峰随后反悔，“这些条件我能接受，但他们没有给我平冤昭雪。”双方谈判再次破裂。兰越峰继续去医院静坐。
　　这种做法引起医护人员的不满，有人认为兰越峰“闹而优则仕”。前述超声科医生则怀疑兰越峰“握住了医院的把柄”。
　　“我也要当走廊医生”
　　绵阳市人民医院的职工们把医院更名的原因归结于兰越峰带给医院的“坏名声”，并因此上街抗议
　　提及医院的暧昧态度，舆论对兰越峰的赞扬，绵阳市人民医院的在岗医护人员们都十分不满。
　　委屈还远非如此。2月14日，四川省卫生厅公布了《医院等级评审现场检查及日常监管考评结论公示》，绵阳市人民医院在从“二甲”升“三乙”评级中落选。
　　急诊科护士长唐玉说，落选意味着全院医护人员近两年的心血付诸东流，医院不能申请做高难度的手术。
　　2012年3月，绵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创建“三级乙等医院”工作。2013年7月，医院还召开了“三乙”评审攻坚阶段推进大会，要求将创建工作动员到科室和个人，“确保各项指标无遗漏、无死角、全覆盖。”
　　医院职工认为，此次升“三乙”，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落选令他们将原因归咎于兰越峰的“胡闹”。
　　评审专家组一名成员证实了医院职工的猜测，他告诉新京报记者，绵阳市人民医院正在“过度医疗”的风口浪尖，专家组搁置了对其的评审。
　　2月18日晚，一条关于医院摘牌的短信在医护人员中间流传。这条短信显示：“根据绵卫办发【2014】58号文件……我局将依据相关规定，将‘绵阳市人民医院’更名为‘绵阳市涪城区人民医院’。”
　　这份名为《关于开展医疗机构名称使用和管理专项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设置的医疗机构需要在识别名称中体现该级政府的行政区划。
　　绵阳市人民医院最初是绵阳县人民医院，绵阳升为地级市后，该医院划归涪城区管辖，但仍保留了原名。
　　绵阳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李晓林告诉新京报记者，绵阳市人民医院是涪城区区级医院，按规范标准应该叫“绵阳市涪城区人民医院”。
　　尽管李晓林解释，出台这一文件是为了贯彻去年9月卫计委加强医疗机构命名使用与规范的精神，但绵阳市人民医院的职工们认为这是对医院的进一步“打击”，而根本原因仍是兰越峰带给医院的“坏名声”。
　　2月19日上午10点多，12名情绪激动的医护人员试图找“罪魁祸首”――坐在CT室医生值班室的兰越峰理论。兰越峰在医院保安护送下离开。
　　此时，正值夜班和白班医生交班时间，上百名愤怒的医护人员从门诊大厅步入剑南路，高呼“打倒兰越峰”、“还医院清白”。
　　尹维也站在人群中间。此前，听闻医院要“摘牌”后，她几乎含着眼泪做完了一台手术，赶紧跑了下来。
　　这个曾因上夜班给孕妇做剖宫产手术而导致自己流产的妇产科医生说，她不理解为何不上班而天天骂医院的兰越峰成了“英雄”。
　　“如果这么做才能得到嘉奖，我也想做一名‘走廊医生’。”尹维说。
　　新京报记者 王瑞峰 四川绵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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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为什么他们要欺负我？”| 中国校园欺凌现象调查
　　据统计，2014年至2015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暴力事件共43起。其中，2015年3月以来就有26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辽宁，到南端省份海南。
　　曾经作为欺凌者的刘博说，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点‘假’的人。”但他对“假”并没有明确定义，仅仅是“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
　　校园欺凌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多位专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校园状况是外部社会的缩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
　　“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
　　而与其他国家相比，应对校园欺凌，中国的意识远未系统化。“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儿童保护体系。”
　　应对校园欺凌，
　　中国的意识远未系统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马婧
　　本文首发于日总第715期《中国新闻周刊》
　　5月15日，山东省兰陵县的8名中学女生对兰陵县实验中学一位初一女生进行群殴，她们效仿网络中的打人视频，将打人过程拍摄下来并上传网络。
　　5月11日，江苏省4名女生把一名17岁女生带至宾馆内，将其衣服扒光并进行殴打，并将现场照片上传至QQ空间。
　　6月10日，南京一名初中生被高年级学生索要钱物，拒绝后遭到殴打，后被拉至厕所并被强迫吸食大便。对方还用手机拍下殴打和侮辱他的过程并发送给其他学生和学生家长。
　　据统计，2014年至2015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凌/暴力事件共43起。其中，2015年3月以来就有26起，发生地从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到欠发达的广西、云南，从东北辽宁，到南端省份海南。
　　“校园欺凌，不是指你和我因为什么矛盾打了一架，而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他人实施的肢体、言语或精神上的伤害和攻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所以校园欺凌不只是肢体上的暴力行为，有些非肢体的欺凌对孩子的伤害也很大。”
　　心理学上将校园欺凌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其中直接欺凌包括肢体欺凌和言语欺凌，间接欺凌则指通过散播谣言、利用人际关系、煽动他人恶意对待等方式，将受欺凌者排除在某个团体之外。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将欺凌视频或受欺凌人的行为公布在网络上为特征的网络欺凌也成为一种主要方式。
　　中国尚没有针对校园欺凌的全国性调查
　　校园欺凌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一个在世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1983年，挪威的全国性调查显示，7~16岁的学生中，15%的人与欺凌行为有关。
　　2011年，美国约瑟夫森青少年伦理品格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高中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报告，结果显示，50%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欺负过别人，47%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被以非常令人难过的方式欺负、取笑或者嘲弄过，10%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至少一次带武器到学校。
　　日，日本政府公布的《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显示，日本校园欺凌现象普遍，在为期6年的追踪调查中，近九成学生曾遭遇校园欺凌，形式包括集体孤立、无视、说人坏话等。调查显示，从2007年小学四年级到2013年度初中三年级的6年间，只有13%的学生表示从未遭受校园欺凌，从未欺负过他人的学生也只占12.7%。
　　中国的校园欺凌整体现象情况如何？《中国新闻周刊》访问的近十位相关专业人士均表示，中国尚没有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全国性调查，现有调查多是学者或相关机构在特定区域内进行的，其目的多是为了针对一个项目和课题收集数据。
　　一个范围相对较大的调查发生在2002年，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张文新等人针对山东省9205名城乡中小学生作了校园欺凌现象的专门调查。调查显示，近五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有欺凌或被欺凌问题，%）名学生自认为受欺凌者，227（2.4%）名学生自认为是欺凌者。研究还发现，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直接言语欺负的发生率最高，其次是直接身体欺负，间接欺负的发生率最低；小学和初中男生受直接身体欺负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直接言语欺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随着年级的增长，欺凌行为会有所变化。年级越高，采取语言欺凌的人数越多。
　　广州市海珠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平台——“青年地带”，曾在2014年对海珠区三所初中的初一新生展开过校园欺凌的现状调查。在1447名受访者中，有23.7%的学生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曾受同学的欺凌，有192名同学受到一次以上的欺凌。
　　2015年上半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曾宝怡在广东东莞市某中学实地调研，针对校园欺凌做了专门的问卷调查和个别深入访谈。根据她的调查结果，在随机抽取的300名学生问卷调查中，有57人被同学指认为或自认为是欺凌者，其中，欺凌他人次数一周一次的占
　　43.8%，有23.4%的人达到一个月两三次。
　　曾宝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初中时，她也曾为校园欺凌所困扰。“初二下学期，我脸上突然长了很多青春痘，班里同学给我起各种外号，比如叫我‘猪扒’。”她回忆说，一个男生带领其他男生，在她面前像遇到瘟疫一样故意逃走，女生则在旁边偷笑，“那几个月我觉得上学好痛苦”。
　　曾宝怡将此事告诉了家人，并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后来，欺凌者也转了学，事情渐渐平息。上大学时，曾宝怡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并将初中生的校园欺凌行为现状研究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主题。“没有做欺凌课题的时候，我觉得过去的那段经历是很难堪的，无论如何都不想提起。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我也想帮助其他人摆脱校园欺凌。”曾宝怡说。
　　隐秘的、帮派化的成人社会的映射
　　多位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媒体所曝光的欺凌事件，通常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隐秘进行的，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进入公众视野。
　　“隐秘性是校园欺凌的一个突出特点。”童小军分析说，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楼梯拐角、厕所、寝室或上下学路上，这类环境几乎没有外力控制，青少年很容易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做出非理性行为。
　　校园欺凌还呈现出校园帮派现象。一些帮派仅由在校学生构成，他们出于对社会帮派的好奇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自成一派；另一些帮派则极为复杂，不仅有不同年级的学生，还有成人势力等。
　　广州海珠区“青年地带”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初一新生中，有4.9%的同学表示，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有同学仗着黑社会的势力欺压自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针对西部某地级市进行的全市抽样调查发现，学校里“大同学欺负小同学”现象的占51.3%，“有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现象的”占36.3%，有“勒索钱财现象”的占22.5%；《中国青年报》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中学生有25%的男生有意加入帮派，还有4%的女生有意加入感兴趣的“组织”。
　　“青年地带”助理社工主任郭欣欣分析说，帮派的存在，为青少年欺凌行为提供了客观条件：帮派成员被欺负，帮派会团结一致，为其“报仇”；帮派成员欺负别人时，其他成员也会尾随。
　　毕业于四川省某重点中学的刘博（化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他在中学时代经历的校园欺凌事件。初一下学期开始，刘博和班里6名比较叛逆的男生结成帮派，“当时古惑仔一类电影看得多，学校里看起来比较‘大哥大’‘大姐大’的人就会拉帮结派。”
　　刘博所在的初中和高中都是重点中学，但仍然存在很多帮派，帮派间还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帮派中某位成员单独遇见另一个帮派中的多位成员，便会沦为被欺凌者。刘博就曾在一次午休时被另一帮派围殴，后来，刘博所在的帮派又为他报了仇。但十年后的今天，这些互相打架的人都成了朋友。回想中学时期的经历，刘博的评价是“莫名其妙”。
　　郭欣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帮派中通常有个带头人，帮派成员集体活动时需要吃喝玩乐的经费，无法从家长那获得，他们便通过勒索同学，或要求帮派新人交纳“会费”的方式获取。有的帮派要求成员如果退会，也要交纳“退会费”。郭欣欣在驻校服务中，就发现了一个男生李亮（化名）被同学拉入帮派组织，每个月从家里偷钱上缴会费，缴纳“会费”后帮派便保护其不受欺负，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勒索。
　　校园欺凌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多位专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校园状况是外部社会的缩影，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
　　“最直接的原因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童小军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寇彧看来，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孩子既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偶尔做出越轨行为也得不到有效纠正，久而久之，欺凌者习得了攻击和伤害行为，被欺凌者习得了逆来顺受的应对方式。
　　曾宝怡为毕业论文进行的深入访谈证明了寇彧的观点。她在与被指认或自认为是校园欺凌者的对话中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有对孩子的打骂行为。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男生对她说，“我爸常跟我说不要让人觉得我好欺负，要做男子汉啊！”因此，即使别人只是不小心碰到他，他也会展开长达一个月的语言欺凌；另一位欺凌者和哥哥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在哥哥的包庇下，这名男生肆无忌惮地辱骂同学。
　　而学校则多在欺凌行为发生后才介入。在郭欣欣的观察中，学校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很传统，以批评、处分欺凌者为主，没有试图了解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关系，以及欺凌行为背后的故事，甚至在某些学校，老师也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学生。“多数中国学校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机制来面对这种事件。”
　　欺凌者、受欺凌者和旁观者
　　在寇彧看来，无论是校园欺凌者，还是受欺凌者，多少都有些显性特征。欺负者通常在同龄人中身材较强壮，也更成熟，而受欺凌者则相对弱小，比同龄人略显幼稚。最容易成为受欺凌者的，是班级里“被拒绝的学生”，他们通常课间时也一个人待着，明显缺乏必要的社交能力，或内心有些自卑。
　　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长期欺凌一个男生，就是因为其身材矮胖，同学们都叫他“小胖墩”。刘博常在午休时把“小胖墩”拉到楼梯拐角，先是骂，接着打，一般持续5至10分钟。此外，他们也会故意扔他的书包，往他课桌上洒水。最终，“小胖墩”转学离开了这所学校。
　　不过刘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貌、成绩等不是他欺负别人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或者自己不认同。“一般学生没人欺负，容易被欺负的是那些让我们感觉有点‘假’的人。”但他对“假”并没有明确定义，仅仅是“说话方式让我不喜欢”，或“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
　　另一个曾参与过口头欺凌行为的女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她上小学时，班里一位女生学习成绩很好，很受老师喜欢，但在同学间人缘很差，大家认为她很“假”。于是班里多数女生结成一派，对其孤立。“我们故意不带她玩，比如大家一起聊天时，她一过来我们就不说了，或者她经过的时候故意说些不好听的嘲讽的话。”
　　但也有专家认为，欺凌者虽然多有攻击和伤害的习惯，但不是一无是处，往往具有一定社会技能，在同学中更有号召力和组织力。他们缺少的是获得成就感的机会、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有的还缺少同理心。
　　在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是旁观者。这个群体庞大而不受注意，却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郭欣欣在广州海珠区的校园工作中发现，如果旁观者对欺凌行为默不作声，或者叫好，就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导致欺凌现象越来越多，旁观者本身也可能转变成受欺凌者。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
　　曾宝怡也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孩子既是欺凌者又是受欺凌者，而在这种转换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旁观者的无动于衷，使欺凌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她对一名初三男生印象深刻。当问及为何欺负别人时，男生忿忿不平：“我欺负那些人算什么，你不知道我以前被欺负成什么样。”他说，初一时，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被高年级的同学拉到厕所里脱裤子，有时候被高年级学生勒索要钱，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同学给予帮助，甚至有人围观起哄。升入初三后，他便将自己的遭遇应用到别人身上，转变成一个欺凌者。
　　中国欠缺一整套儿童保护系统
　　“所有事件显示，我们对家庭和校园里一些常见问题太缺乏意识了。”童小军说，“曝出来一件事，大家便只关心这一个问题，所有的看法都是支离破碎的。事实上，校园欺凌、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问题，都是整个儿童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中国目前还没有从制度层面形成一个儿童保护体系。”
　　美国的校园欺凌现象也很严重，但社会对这一现象给予极大关注。除了联邦和各州政府加强立法外，还要求各学校为学生提供举报校园欺凌事件的渠道，并对欺凌者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2013年，日本参议院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此外，文部科学省增加了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扩充学校咨询机构及校园社会工作者的规模，并设置24小时不间断服务咨询电话，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
　　澳大利亚专门建立了政府组织和网站，帮助学校解决欺凌现象，同时将反对欺凌、骚扰、歧视、暴力的教育列入教学大纲。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是国家命名的“反欺凌日”。
　　“很多人说中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但立法其实仅仅是这套系统的第一步。”童小军说，“这套系统不仅要有立法，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专门做儿童保护工作的社工队伍。”
　　童小军介绍，美国的中小学均需有驻校社工，如果社工人员不足，也可由护士或心理医生替代，但必须接受专业的儿童保护工作训练。“儿童保护要由专业儿保社工来做，试想，如果学校老师出现了打骂学生的情况，学生敢去找其他老师寻求帮助吗？但如果孩子向儿保系统寻求了帮助却没有得到解决，就要向儿保社工和所在机构追责。”
　　童小军还认为，中国学校普遍对校园欺凌行为不愿承认也不愿正视，儿保社工应该由政府强制向学校派驻。她的一个同学曾想到某个学校做相关研究论文，校方的直接反应是：你要揭露我们学校的黑暗面。
　　但也有些民间机构，开始自发地在中国校园进行校园欺凌行为的干预。
　　国际计划是一个以儿童为工作对象的人道主义国际组织。2011年开始，国际计划（中国）在陕西省4个县域16所学校中，开展“无忧校园”项目，以减轻校园暴力和校园欺凌行为。国际计划（中国）的儿童保护项目经理管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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