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讨论人民币贬值：该听谁的？| 汇率·战略
三大央行货币政策委员讨论人民币贬值：该听谁的？| 汇率·战略
余永定先生生于1948年，樊纲生于1953年，李稻葵先生生于1963年，算是紧打紧凑的老中青。余永定出国留学6年，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李稻葵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还在美国、香港等地大学里担任过多年教职，在海外时间比余永定、樊纲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读博士后期出国在哈佛大学国民经济研究局做过访问研究，应不属留洋派；但他现在可以用纯英文授课。三人都曾经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接余永定之后，但现在又是二次进入，深度参与过中国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制定，知道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但三人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管理的方式，却持有不同的看法。&11月17日，2016《财经》年会在北京举行，两位担任过“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在汇率问题上出现了显著分歧。& & 李稻葵（左）和余永定在2016《财经》年会上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激辩&余永定：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根据国内“财经网”的实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曾在2004年到2006年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余永定先生，提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的建议，他的主要观点如下：1、完全赞成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长期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应该是一个强势货币。但目前，人民币确确实实面临着贬值压力，从总体上来说，来源于贸易。中国过去出口顺差非常大，现在出口顺差就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资本外流，包括资本外套。2、央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自己猜想，是适度干预外汇市场，让人民币有序的、逐步的贬值，最后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与此同时，加强资本管制。3、如果不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干预的程度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这种干预的结果，首先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消耗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这里头有估值作用等等，但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可能对8000亿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强调一点，IMF的总资源一共是6600亿美元；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政府所消耗的外汇是3500亿美元，我们是8000亿美元。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是藏富于民，我不否认，但有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不是藏富于民，是损失了钱。4、汇率贬值有这么可怕吗？我觉得没有这么可怕。我不否认，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可能在短期会出现所谓的超调，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我们是有能力来克服这种冲击的，只要我们做好准备。5、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及早下决心，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尽快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许多枷锁，专心致志的把我们的宏观调控搞好，把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搞好。&李稻葵：按照市场方式管理汇率相当于“自杀”&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在2010年到2012年担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李稻葵则明确反对“按照市场的方式管理汇率”，他形容这相当于“自杀”。根据“财经网”实录的李稻葵先生的主要观点如下：1、从理论上讲，我们传统的模型都是用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的顺差，资本账户的顺差，以及物价水平，等等因素，来解释汇率的波动，但这个模型对中国可能不太适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巨大的，远远领先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流动性，2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它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放大器，一个不稳定因素。当大家预期美元会贬值，每一块钱人民币都想往外跑，买房子或者买股票，到国外去。预期人民币贬值的时候，一旦这个预期形成了，资金就会往外走。如果汇率市场放开，汇率往下走，又反过来自我循环，形成一个正反馈。所以，这是中国经济与世界上任何经济体的模型不同的地方，因此，对预期的管理尤其尤其重要。2、我个人的建议或预测，我认为明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会贬过5%，最多3%甚至更少一点，为什么？这恰恰是中美之间无风险的财富管理的产品的利差，美国基本上是零，中国的银行大概无风险的理财产品4%左右，3%—5%，甚至比3%更小一点，这是管理预期的一个基准的空间。现在是6.8%，可能是7.1%。作为政策建议，我认为这个必须要坚持。同时我也相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会那么天真，认为在2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背景下，完全可以按市场的方式管理你的汇率，那恐怕是自杀式行为。&余永定：8.11后的中国汇率体制改革& & &10月29日上午，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在深圳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前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余永定受邀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8.11后的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主题演讲。余永定教授主要关注中国汇率、汇率改革和资本流动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遭遇较大的贬值压力，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可以看出，中国国际收支由过去的双顺差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并且在最近两年资本项目逆差绝对值超过经常项目顺差额，使总体国际收支呈现逆差，贬值压力不可避免。为什么会出现资本项目逆差呢？余教授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比较直接的原因是套利、套汇资本获利平仓。2014年之前，由于升值预期和中国资产较高的回报率一直有大量套利资本流入中国，2014年为了打击国际资本套利，央行有意贬值打击套利行为。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对升值预期改变产生一定影响。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民收入不断增长，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居民升级的消费需求产生资产重新优化配置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增加以美元、欧元等外币计价的资产配置。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在经历30年的高速发展后，相关产业发展速度放缓，投资环境恶化，投资者转向海外，同时海外资产投资国内产业金额减少。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外逃，尤其在广东一带外逃现象非常明显。&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人民币汇率经历不同变化阶段，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了稳定出口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后实行爬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处于渐进升值状态，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升值趋势出现扭转变化，开始出现贬值预期和压力。面对资本项目逆差和贬值压力如何应对？余教授提出一些猜测想法，首先2015年底到2016年初以来，央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变化是由加速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转为加强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外流、遏制资本外逃。第二，央行的汇率政策似乎是让人民币逐步、有控贬值，一方面逐步释放贬值压力，另一方面防止人民币贬值过快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第三，他认为加强资本管制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得已为之的，但汇率政策还有可改进之处，中国应该加速汇率制度改革，尤其是811汇改后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811汇改有两个要点，一是参考收盘价决定第二天的中间价，二是日浮动区间为±2%，尤其第一点迈出了浮动汇率的重要一步。811汇改方向完全正确，但由于准备工作不足，新定价机制仅存在三天，2015年8月13日—2016年2月，央行实行旨在恢复汇率稳定的，没有明确规则的相机干预；2016年2月明确宣布实行“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稳定”的定价机制。央行主张的中间价形定价公式是：&1.当日中间价=前日中间价+（前日收盘价-前日中间价）+（24小时货币篮子稳定的理论中间价-前日中间价）]/22.当日中间价=[前日收盘价+24小时货币篮子稳定的理论中间价]/2&两个公式是等价的，同时央行公布了确定汇率中间价时所参考的三个货币篮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指数，BIS和SDR。三者变化方向一致，一般认为，央行决定中间价时，所参考的是CFETS指数。关于什么是一篮子货币？余教授解释到它是作为价值尺度用以度量商品、劳务、金融资产（包括货币）价值的，由不同数量的不同种货币构成的货币单位。比如说人民币本来是用美元来度量（间接标价）的：6.2￥=1$=0.6$+0.4$设在基期（X年X月X日）美元兑日元汇率：$/yen=100或$=100yen，则6.2￥=1$=0.6$+0.4$ → 6.2￥=1$=0.6$+0.4（100yen）→ ￥=0.097$+6.45 yen，这样用美元度量人民币价值转化成用一篮子度量人民币价值。什么是盯住一篮子货币呢？可以定义为：不论其他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发生何种变动，货币当局必须维持由基期汇率所确定的篮子货币指数=1（或100）不变，比如说￥=0.097$+6.45yen，无论美元和日元之间的汇率发生何种变化，1人民币“永远”等于0.097个美元加上6.45个日元。关于为什么要盯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盯住某一货币比如美元？一般而言维持名义有效汇率稳定（篮子货币指数）主要是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实行“软盯住”的国家必须在实现外汇市场平衡或一篮子货币指数稳定之间作出选择，两者不可兼得，那么中央银行引入篮子货币的目的是什么呢？余教授认为央行本来就没有把维持篮子汇率稳定作为汇率政策目标，而是把货币篮子作为障眼法，以便分化市场预期，就不得不说央行的设计是高明的。近期贬值预期出现好转，一方面是由于一篮子盯住汇率机制发挥了一定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美联储推迟升息和国际形势变化、资本项目逆差等综合因素使人民币升值预期下降。关于新汇率制度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余教授认为新汇率制度可以持续，条件是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愿意使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新汇率制度无法解决“四难问题”，货币当局必须在汇率稳定、保住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资本项目适度开放四个目标中选择三个，在过去的两年中央用掉8000亿美元使人民币汇率逐步贬值，同时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影响，资本管制的强化已经影响到正常跨境流动。所以，从长期看新汇率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应该加速汇率制度改革，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最后，余教授相信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大量外汇储备、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等因素能做好汇率制度改革。樊纲：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平衡&10月29日上午，樊纲教授出席北京大学全球金融论坛，并发表题为“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主题演讲。他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等因素，我们越来越需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而他演讲侧重点是如何分析目前情况和下一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化。&一、中国的汇率制度&他从“人民币贬值”谈起，提醒大家注意在谈到“贬值”的时候要用“一个篮子”的观念思考问题。贬值并不一定反映了所有情况，而之所以出现了持续了较长时间、幅度不小（6.3-6.8左右）的贬值过程以及8.11“汇改”震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民币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盯住美元，而其他许多货币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盯住美元就是对美元基本稳定、对其他货币升值。总体上说，按实际有效汇率算，人民币被持续高估，积累下了大量的问题，这就是固定汇率所讲的盯住美元所产生的扭曲，结果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在降、人民币在一个劲的升值，这样自然就形成了贬值压力。在8.11“汇改”之前，市场就形成了人民币需要贬值的预期。所以，现在人民币贬值除了其他货币因经济压力、脱欧等因素对美元贬值外，很大程度上是对之前过度升值的一个调整。他很同意余永定教授关于“一个篮子”的意见，即现在的实际汇率并不等于“一个篮子”，但确实是在贴近那个篮子，例如数据05-08年用“一个篮子”模拟人民币的变化是非常精确的。我们目前更倾向于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采取比之前更加灵活的贴近“一个篮子”的浮动性更强的汇率制。在这种状况下需要思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会导致这种关系的变化：美元的基本面问题（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加息，通胀率等）、我国自身因素（债务加大，经济放缓、通膨率等）和其他货币的变化。在盯住一个篮子货币的机制下，其他货币对美元发生变化会导致人民币本身需要调整，如人民币对日元、英镑升值、这会对消费和出口产生影响。所以，在各方面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不要再搞固定汇率，不要再盯住美元，不完全盯住但也要贴近“一个篮子”，企业和个人应该在汇率更加浮动的情况下思考投资收益和资源配置，而不是想着“央妈”搞一个固定汇率制才能活得舒服。因为各种因素使得固定汇率难以实施，所以我们应考虑面对更加灵活的汇率，怎么来对冲汇率风险，因为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盯住美元和固定汇率制带来的种种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接着往下走。&二、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失衡&樊纲教授认为，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变化是资本流动的一个方面，不去具体分析地下钱庄等因素，事实是官方外汇储备从4万亿降到了3万亿左右，这确实反应了资本外流。而且资本外流也不止这么些，我们现在每年仍然有几千亿的经常项目顺差，但这些顺差没有积累起来。他具体分析资本外流的原因：第一是“热钱”的流出，要充分认识其风险。樊纲教授先回顾前几年资本大量流入，因为当时人民率利率高、预期人民币升值，资本流入；之后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开始出现资本流出，这就是热钱投机、流动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仍很脆弱，这两年多很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状况，热钱流入流出可能会搞垮一国金融体系、一国经济，所以这部分钱要出去就让它赶紧出去。目前，出口下降、进口增多一定程度上跟这种资本的非正常流动有关。第二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中国经济目前增长率较低、去产能调结构，投资机会比较少，加之中国国民储蓄率很高，因此资本自然会到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包括并购、房产、资产等各种投资，反映出全球配置资源的时代已经到来。2014年开始，中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超过了对内直接投资，政府的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也在增加这会带动一定量的资本的流出。第三是个人方面，即5万美元的换汇账户，但这个钱并没有实际流出，只是从国银行中的人民币账户转到了外汇账户中，即从官方外汇储备变成了私人外汇储备，商业银行可以购买更多企业债券、股票等等风险更大、收益更多的产品，但这仍然是我们的国民储备，这实质是官方储备向私人储备的调整，这是好事。第四是个人流出的资本，比如投资移民买个身份、买个房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消费的转移问题，目前这么高的外汇储备是因为我们没有买东西，当然越来越多的东西是国内可以制造的，进口替代率增高。所以现在更多的是在买服务，买身份也是为了买服务（比如教育、养老、公共服务、好的环境），中国房价高的地方可以在国外买到看不见邻居的大房子。这其实是消费的转移，一种典型情况可能是妻儿在国外、丈夫忙着在国内挣钱，中国人未来的生活方式就是在全球配置资源、在全球消，这反映的是中国的全球化、国际化进入了一个输出的阶段，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综合分析，中国资本外流有投机的因素、有周期性因素，而官方储备向私人储备的转换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我们终于不是四万亿外汇储备了，经测算，中国若仅防范贸易风险需8000亿，防范贸易风险20000亿足够了，应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看待资本的外流，它反映的是阶段发展的变化。&从政策角度来说，任何国家希望波动是一个平稳的变化，这包括对汇率进行适当的管理、在这个阶段盯住“一个篮子”的波动等。外汇储备的减少、资本账户的开放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需要适当的管理，不要轻易放开宏观谨慎的一些措施。目的是使这个过渡的过程能够平稳的进行，中国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都能够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1997年4月5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其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等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现任学者委员樊　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教授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历任学者委员黄达、吴敬琏、李扬、余永定、邱晓华、张平、樊纲、陈雨露、钱颖一想要联系他们，请找我，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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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最新馆藏(短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人民币有贬值压力说明现在的汇率体制不够灵活
　　(短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有贬值压力说明现在的体制不够灵活
（责任编辑： HN666）
03/23 16:1503/23 15:0203/23 01:3403/22 09:0303/21 11:4803/21 09:4703/21 00:3903/18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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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财经网讯&“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做法坚决支持。”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据余永定透露，其学生曾告诉他，深圳当地有些老板竟然借员工大量换汇，在他看来，这种违法操作一定要禁止，包括在5万美金购汇额度限制下还存在大量海外买房现象，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调查研究。因此，他表示，必须进行资本管制，严格执行5万美金购汇额度的政策。但余永定也承认，资本管制存在一系列副作用。核心问题是如果汇率无法由市场决定，这样的话，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余永定建议，应该早下决心，实现汇率的市场化，这样资本管制的压力也会相应减轻。以下为余永定发言实录：余永定：我不敢对人民币汇率做出判断，谁都很难做出判断，很多著名的银行家都说，对他们来讲最最困难的事情是具体判断最后会走到什么水平，这太困难了。我想讲一下比较原则性的问题。首先，我完全赞成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观点，就是的基本面不支持长期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应该是一个强势货币，但目前，人民币确确实实面临着贬值压力，从总体上来说，来源于贸易，我们过去出口顺差非常大，现在出口顺差就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资本外流，包括资本外逃，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专门介绍怎么在买房，我就奇怪了，每个人5万美元的额度，怎么能在美国买房子，合法不合法？但电视台已经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怎么在美国买房子不吃亏、不上当。央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自己猜想，是适度干预外汇市场，让人民币有序的、逐步的贬值，最后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与此同时，加强资本管制。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过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我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措施完全赞成，我觉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确确实实要加强资本管制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资本管制，加强资本管制的同时，电视节目里却在议论如何把钱挪到外国去，在外国买房子，是不是还有很多渠道使人们能够非常方便的把钱汇出去呢？我不知道，我向有关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干预的程度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这种干预的结果，首先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消耗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这里头有估值作用等等，但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可能对8000亿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强调一点，IMF的总资源一共是6600亿美元，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政府所消耗的外汇是3500亿美元，我们是8000亿美元。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是藏富于民，我不否认，但有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不是藏富于民，是我们损失了钱。另外，它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特别提出了这一点，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降准呢，因为一降准输入更多的流动性，会增加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央行也充分认识到了，如果汇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现在不得不加强资本管制，虽然我长期以来支持加强资本管制，但我们必须承认，资本管制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如果我们让人民币更多的由市场决定，资本管制的压力就会相应的减轻。过去我们的一些政策错误的原因是顺序没考虑，如果把顺序搞对了，最终我们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缓慢的贬值，不能消除贬值预期，市场总是预期，你还是要贬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就会受到很多阻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想发展衍生金融防范汇率风险，如果大家都认为人民币要贬值，很难找到交易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也是比较困难的。汇率贬值有这么可怕吗？我觉得没有这么可怕。从国际上，一般大家讨论四个问题：第一、银行货币的错配。第二、企业的外债。第三、主权债。第四、通货膨胀。就我们中国目前来讲，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而且我还想说一下，在世界经济史上，你是否能找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国家三十多年来都是经常项目顺差，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依然是世界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或者是第二，这个国家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个国家的执政能力超强，这个国家还有资本管制，它的汇率会大幅度贬值20%吗？能找出一个例子吗？我认为是没有的。我不否认，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可能在短期会出现所谓的超调，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我们是有能力来克服这种冲击的，只要我们做好准备。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及早下决心，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尽快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许多枷锁，专心致志的把我们的宏观调控搞好，把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搞好。余永定：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肯定会明显加强，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的初期，因为他多少要表示履行他的竞选诺言，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现象，全球化对美国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美国的蓝领工人，确实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减缓，甚至没有改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蓝领工人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所以，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政策是有民众基础的，中国应该对此做好准备。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国际化的步伐，我们要高举自由化的旗帜，你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旗手，这样做是正确的，无论是从实际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就是量力而行的问题，要适度的问题，不能太冒进。最近，我们一些银行被罚款，我们媒体和一般公众的，马上认为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是受了人家长期宣传影响的一种偏见，不见得是咱们的不对，或者咱们可能有点不对，错可能是在对方，美国不但罚中国，而且罚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并不一定是那么有道理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警惕。我们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向外推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量力而行。余永定：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稻葵说的巨大的流动性，我们可以简单的算笔帐，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怎么办呢？只能是资本管制，这个额度是不能改的。当然我不会主张他把额度减少，但无论如何，必须要严格执行这个额度，有些地方，比如深圳，我的学生告诉我，有些老板把员工的身份证借来换很多外汇，这种事情是一定要禁止的，大量的在海外买房，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吧，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完全靠市场的方法是没法解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在贬值压力之下，应该尽快释放这种压力，而不是缓慢的释放压力。我们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有这个经验教训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那是理性的预期，你打来打去，热钱不断地流入，一不小心掉入美元陷阱。现在同样是这样的，你是打不掉的，让它贬到底了，预期就消失了。去年的股市给我们提了非常好的经验，它升到高点要降，不让它降花了几万亿套在那儿，最后还是降，最后到3000点还是稳定在那儿了。何刚：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是额度得管，幅度要放？余永定：我的意思是资本管制不能放弃，但我们不能轻易改变过去的一些承诺，我们现在是严格执行已有的管制，另外，尽快的让人民币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减轻了我们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的压力。相关阅读文章：黄益平：经济已陷“风险三角” 宏观经济政策收缩来源：财经网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黄益平明年全球的经济形势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黄益平认为，风险三角是今年国际清算银行在一个报告当中提出来的，所谓的“风险三角”，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在明显的收缩。现在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确实是很普遍的存在，在中国也存在。更值得关注的是，黄益平表示，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在收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像年那样扩张很困难，这确实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谁能从现在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就看谁能推进结构性改革，对世界各国是如此，对中国尤其如此。在谈到如何扭转我们对人民币短期贬值的预期？黄益平强调，从结构改革上做文章，首先是怎么把经济增长稳住，我们经常讨论现在的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其实根本性的问题是新旧产业更替，旧的产业过去做的很好的，现在没有竞争力了，新的产业还在培养，这是归根到底最后要用我们的供给侧的改革或者结构性的改革，来帮助新的产业的增长，支持旧的产业的退出。以下为黄益平发言实录：黄益平：我非常赞同Bert Hofman先生和张教授两个基本的看法：第一，明年全球的经济形势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二，明年的增长，全球来看，似乎还是比较疲软。在这两个前提下，还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从政策的角度来说，所谓的风险三角，这个风险三角是今年国际清算银行在一个报告当中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困境，而我觉得这个困境确实是很普遍的存在，在中国也存在。所谓的“风险三角”：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在明显的收缩。所以，把这三个结合在一起看，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是，靠周期性的政策已经比较难做了，我非常赞同张燕生教授说的，归根到底到最后能不能走出去，经济低迷，增长低迷，是全世界都碰到的问题。但似乎已经不可能再像年那样采取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让我们的增长回升，走出现在这样的困境，其实已经很困难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少，但似乎对它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高。全球来看，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两支箭出去了，其他一支箭并不明显。我觉得风险三角的问题，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面对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生产率下降很明显，从2008年以来，有很多研究发现，总要素生产力已经明显下降，边际资本产出率（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多少个单位的资本投入），这个数字在2007年的时候是3.5，去年到了5.9，可见资本投入的效率在不断地下降。我们杠杆率在不断上升，这变成全世界都关注的中国经济的风险，我们的杠杆率很高，尤其是企业的杠杆率很高，非金融企业的负债跟GDP比到了160%，更有意思的是，2007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出现了分化，国企的杠杆率不断往上走，民企杠杆率不断往下走，我称作为是一种降低杠杆率质量的一种分化。平均而言，国企的效率和利润率都不如民企的表现。所以，也可以反过来说，坏的杠杆在增加，好的杠杆在减少，显然对我们下一步的增长会有很大的压力。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在收缩，这是显而易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像年那样扩张很困难，这确实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最后谁能赢这个比赛，谁能从现在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就看谁能推进结构性改革，对世界各国是如此，对中国尤其如此。黄益平：三年前我们和国际国内的交流的时候，很多投资者都问我，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什么时候破6，什么时候破5，什么时候跟美元变成1：1，今天很多人讨论什么时候破7，什么时候破8，最悲观的提到什么时候变成20：1。我们今天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一下子被人民币汇率变得这么悲观，刚才都提到了人民币从长期来看，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为什么大家一下子觉得人民币必须贬，稻葵的观点比较保守，他也认为明年要贬3%—5%。我觉得要具体分析，我觉得有三个原因跟三年前比发生了变化：第一，原来美元一直是相对疲软，后来变成了一个强势的货币，尤其随着美联储开始讨论加息以后，美元的汇率就开始升，人民币的压力就开始增加了，短期内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不太好说，这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现在做一揽子货币是有意义的，在单纯的盯住美元，如果美元是一个不很稳定的货币，我们盯着它代价是很大的。第二，中国的老百姓和企业希望有更多的资产配置到非人民币的资产，简单的来说，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尤其随着贬值预期的产生，这种资产配置多样化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短期内可能改变不了，可能是一个长期性的虚实。第三，大家都在说预期，预期背后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增长不断地减速，但不知道底在哪儿，再加上有很多人讨论高杠杆的风险，经济转型的风险，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很多投资回报，原来我们做不了的新的到底做什么，还不知道，所以有很多把钱拿出来到海外去。除了刚才各位说的各种建议以外，从根本上来说，要扭转我们对人民币短期贬值的预期，恐怕还是要从结构改革上做文章，首先是怎么把经济增长稳住，我们经常讨论现在的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其实根本性的问题是新旧产业更替，旧的产业过去做的很好的，现在没有竞争力了，新的产业还在培养，这是归根到底最后要用我们的供给侧的改革或者结构性的改革，来帮助新的产业的增长，支持旧的产业的退出。我个人的感受是，新的产业在大幅度的形成，旧的产业不太顺畅，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预期是一个短期的东西，但背后有基本面的因素，增长减速一直稳不住，要扭转贬值预期就比较困难，所以，恐怕还是要从根本上做文章。市场持续震荡，手里的股不涨，换股又无从下手，快来这里瞧瞧——“上有价，买牛股”，扫扫勤奋的小秘书，为你介绍淘牛股的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