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拐点已现(图)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下称《公报》）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数为937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9.2%，人数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在多年增长后的首次下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便提醒“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对此表示。
　　南方日报记者 黄应来
　　劳动人口将减少3000万
　　《公报》显示，2012年末，我国0-14岁（含不满15周岁）人口为2228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6.5%，人数比上年末增加123万人，比重与上年末基本持平。15-59岁（含不满60周岁）人口为937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9.2%，人数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比重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增加了891万人，提高了0.59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比上年末增加了427万人，提高了0.27个百分点。
　　从抚养比的角度看，2012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34.9%，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12.7%，提高0.4个百分点，增幅与上年持平；少儿抚养比为22.2%，提高0.1个百分点，自1982年以来首次上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二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2012年，这两个数据变化刚好反过来，出现一降一升，人口红利将出现减弱。
　　“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
　　“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波动变化是长期的，中国劳动人口变化的深层原因还是与中国人口出生的变化有关系。”马建堂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这一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多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失，应该说有争论。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总量2012年是9.37亿人，尽管减少了345万人，但总量依然很大，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资源优势。
　　将对经济造成“减速”作用
　　经济专家指出，人口红利的减弱甚至消失，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减速”作用。按照经济学理论，潜在增长率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生产率进步决定。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的直接影响是劳动人口减少，将使得劳动力报酬加速上涨，对其他两方面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蔡昉说，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我们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
　　面对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应该做的就是科学地提高潜在增长率。“顺应劳动人口这样一个客观变化的趋势，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们的教育技能、灵活的就业方式等，继续保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马建堂指出。
　　“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蔡昉说，劳动力投入方面还能挖潜，比如，今后劳动力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他们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生产率进步方面也有空间。“如果能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扶持中小企业，让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也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蔡昉表示。
　　马建堂认为，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供应格局出现了一些变化。要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国策的同时，根据新形势的变化，研究适当的、科学的人口政策也是很必要的。
　　相关 消费对GDP贡献率为51.8%
　　南方日报讯 （驻京记者/刘晓静）统计局昨日发布《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比上年增长7.8%。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解读称，去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增长较快，经济结构有所优化，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结构看，2012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内需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谢鸿光指出，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结构看，2012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4%，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资本形成高1.4个百分点，内需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2年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快于东部7.6和6.6个百分点。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GDP增长，统计显示，去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比城镇快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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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成经济隐忧
　　汇通网1月20日讯―　　中国国家周二(1月20日)发布的显示，2014年四季度GDP增速略好于此前各界的预期，但全年经济增速仍创下自1990年以来的24年新低。除了受到经济转型的影响外，经济减速也来自于人口红利的消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经连续第三年录得下降，这对经济开始有负面影响。　　当天一并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段人口在2014年进一步减少了371万人，降幅相比2013年的244万人进一步扩大。之前，2012年时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了345万人，不过当时的统计口径是15-59岁。(中国2014年人口年龄及性别比例图)　　而与日本在上世纪80-90年代所经历的状况相似，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见顶开始回落之际，也开始经历了经济减速的过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下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同时却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并影响到制造业和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此前所经历的那个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量供给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过去30年间，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供给是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苏格兰皇家银行驻香港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专家库伊斯(Louis Kuijs)指出，很明显，在未来10年间，劳动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将会远远不及过去那二十多年，而劳动力总量供给下降的状况，也是中国经济趋势增速放缓的三大原因之一，另两大因素则是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和后起追赶空间的被压缩。　　在劳动力供给开始趋紧的情况下，国内出现了劳动薪酬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长的趋势，这与以往多年间的状况也截然不同。在2014年中国GDP增长7.4%的背景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农村居民收入则更是增加了11.2%。而在劳动力市场开始由买方市场转向卖方市场的过程中，工人的维权意识也水涨船高，这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课题。　　四季度时中国的空缺职位和求职人数比为1.15，相比2013年同期的1.1进一步升高，虽然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企业用工需求有所下降，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退休则使得求职人数下降得更多。　　国家统计局局长在经济运行状况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1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8%，而目前，全国已有7.492亿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占总人口的比重达54.77%。如此状况决定了能够进一步通过城市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后备军已经开始变得有限。　　除此之外，人口结构的悄然变化也被认为是国内住房市场降温的推力，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人口出生高峰年龄段人口的婚育高峰渐趋尾声之际，民众对住房刚性需求程度下降，越来越多的买房者选择在房价进一步下跌之前持币观望，这也令此前作为经济主动力之一的房地产市场逐渐失色。　　人口专家易富贤对此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可预见的近期难以得到扭转，因此在老龄化程度上追赶上日本等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全国上下则尚未对这一前景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才是最令人感到忧心的状况。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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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口红利消失”拖累了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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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 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关系研究，集聚经济与城市化，产业组织与企业理论。赵坚最新文章
　　【财新网】（专栏作家 赵坚）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然而，近期一种用“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说法甚为流行。该说法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决定的，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依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蔡昉，2014），因此我国开始经历增长速度换挡期，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本文对上述说法持不同观点。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人口红利？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是什么？对这3个问题若没有清醒认识，就无法把握“新常态”的大逻辑，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什么是人口红利
　　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较少注意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布鲁姆 （David E. Bloom）和威廉姆森（Jeffrey G. Williamson）在一篇研究东亚奇迹的文章中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因为人的经济行为和需要，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是变化的，儿童人口比例高的国家要把大量资源用于儿童抚养，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反之，如果该国大量人口处于工作年龄，并且政策措施能够利用增加的人力资源，就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如果该国的老年人口比例高，则会产生与儿童人口比例高同样的抑制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该篇文章中他们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称为人口礼物（Demographic Gift），并通过测算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约 1/3 是由人口红利所贡献的。
　　2003年在兰德公司出版的一篇研究报告（Bloom et al.，2003）中，布鲁姆等人全面阐释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概念。该报告指出，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儿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这标志着人口转变的开端。出生率在儿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一段时间以后，也开始下降。因为父母们的生育决策与儿童死亡率紧密相关，当父母们意识到孩子不会夭折后，他们就不会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预期的后代数量。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增长，起初这种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副作用，因为需要抚养的人口增加；但这些新出生人口进入工作年龄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就会有利于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人口红利；在这些人进入退休年龄后，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又不利于经济增长。
　　该研究报告认为，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3个机制是劳动力供给、储蓄、人力资本。第一，当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可降低人口抚养比，如果劳动力市场能够吸收劳动供给，则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大量的劳动年龄人口有较高的产出和较高的储蓄。第三，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投资有重要影响，死亡率下降导致寿命周期延长使得人们愿意进行教育投资，增加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政策环境，没有良好的政策环境，不仅会失去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会，甚至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不稳定。按照布鲁姆的人口红利理论，政策环境是与人口红利同样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
　　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按照布鲁姆对人口红利的解释，可以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人口抚养比两项指标来衡量是否存在人口红利，这两项指标国际上通常用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及0—14岁与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来表示。由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率下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因此中国是否仍存在人口红利要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来判别。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算，我国1950年以来每5年的人口结构、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见表1； 2015年1亿人口以上主要经济体的人口结构、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见表2：
　　表1、表2的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是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得出。
　　虽然目前中国实行60岁退休，劳动年龄人口的规定与国际上有差别，但联合国的估算数据仍可说明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可以回答中国目前是否存在人口红利的问题。
　　从半个多世纪的人口转变趋势看，我国1965年的人口抚养比最高（0.8068）、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低（0.5535）；2010年的人口抚养比最低（0.345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高（0.7434），2010年是我国人口红利最高的年份。我国2015年的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虽分别高于和低于2010年，但分别低于和高于2005年前的任何时期， 2015年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较高的时期。因此，仅根据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就做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的判断是缺乏依据的。2012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至少有9亿以上，减少345万人，对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人口红利最高的年份已经过去，但目前仍处在人口红利的收获期。
　　按照布鲁姆的人口红利理论，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本次人口红利。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198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抚养比逐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逐年上升，这两项标志人口红利的指标经过30年在2010年达到人口红利的最高点。由于人口结构转变是个长期过程，我国的人口红利至少要持续到2030年。
　　从国际比较看，按绝对数量衡量，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欧洲、美国、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2.25亿人。2015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巴西低6—28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要高于这六大经济体3—12个百分点，而且比世界平均水平更有人口红利优势。
　　因此从布鲁姆的人口红利概念出发，无论从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变过程考察，还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都不能得出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
　　“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是重合的过程吗
　　认为人口红利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学者，还把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转折点点联系在一起，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过程（蔡昉，2010）。这是对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的曲解。
　　刘易斯在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Lewis，1954）中提出，虽然在欧洲劳动供给是有限的，但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存在劳动无限供给。为说明存在过剩人口国家的经济发展机制，刘易斯假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capitalist sector）；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存部门（subsistence sector），该部门包括农业、城市中的临时就业、家庭服务业等。劳动无限供给是指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该国的人口过多，以致维持生存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刘易斯采用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假定：在无限劳动供给条件下资本家只支付生存工资（subsistence wage），这样，利润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资本积累不断扩大、不断吸收维持生存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资本主义部门会不断扩张，直到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这时就会出现有些学者命名的“刘易斯转折点”。
　　但刘易斯在这篇著名论文中并没有提出“转折点”的概念，这在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中无足轻重。刘易斯要说明的是人口过剩国家的经济发展机制，他强调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只须支付生存工作的假定，主要用于说明资本积累的来源。刘易斯同时说明，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收之前，即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他所列出的4种原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阻碍资本积累过程和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吸收。其中的2个原因甚至能够解释，为什么目前中国虽然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农民工工资仍然上涨的现象。
　　刘易斯指出的这2个原因是：第一， 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存部门的交易条件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使得资本家支付更多的产出份额给工人，来保持实际收入不下降。第二，如果维持生存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例如，农民使用良种、新肥料和新耕种方法，农业从资本投资中获利，如灌溉、交通运输和电力设施的改善。所有这些都会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减少资本积累，从而减少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
　　最近20年，类似情况正在中国出现，首先，由于城市生活成本，主要是住房成本的上涨，工人工资在不断上涨；其次，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每户2774元增加到16974元，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1578元增加到7917元（国家统计局网站），加之政府免除农业税，增加种粮补贴的政策，提高了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这是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高速上涨，导致租金价格上涨，大幅度增加了农民工的生活成本，而不是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导致的工资上涨。美国的农业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至少高达45%，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离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还很遥远。
　　刘易斯在1955出版的专著《经济增长理论》中进一步论述了人口规模与人均产量的关系，他区分了4种不同含义的人口过剩，其中第3种含义的人口过剩，就是劳动无限供给的人口过剩，即“一国的人口非常多，以致再增加人口也不会增加产量的状态”。刘易斯详细分析了这种人口过剩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他认为扩大非农业就业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国内对制成品的需求也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生产制成品，很快就会使国内市场饱和，为了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就必须增加出口，而世界上所有人口相对其农业资源过剩的国家都努力占领制成品的国外市场。因此，人口过剩而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只能在越来越难销售的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刘易斯的结论是“一个允许人口的增长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显得太快的国家，在为自己的人民提供充分就业并保证人民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水平这一点上是非常困难的”（刘易斯，1994）。
　　刘易斯揭示的这一人口相对自然资源过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机制，能够解释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在2008年出现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扩大出口、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方式遇阻，而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有限，4万亿刺激计划扩大的需求，指向了商品房、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投资品，但靠增加信贷形成的投资品如果过多过快，不能与需求相匹配，或者利用率严重不足，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库存过剩，银行坏账增加等问题。这些正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扩大国内市场，如果不能提高在国际高附加值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保证常住人口的充分就业将面临困境，这与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无关，更不能用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中的年龄结构变化现象，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制度变革、创新、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口红利并不能直接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例如，我国“六五”时期（）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78%，“八五”时期（）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2.276%，而这两个时期的人口抚养比均值分别为0.624和0.513，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均值分别为0.616和0.66。这两个时期的人口红利水平远低于2015年的水平（人口抚养比0.3658，劳动年龄人口比例0.7322），但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7%左右。显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不能用人口红利消失来解释。
　　那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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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人口红利还能排多久？
　　&农民工&这个词代表了一个时代，当人们还保留着对中国制造的&廉价&印象时，中国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劳动力贡献群体，正在逐渐变贵。
　　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我国沿海向内陆省份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长期作为劳务输出地的内陆省份变&鼓励劳务输出&为&挽留劳动力在家乡就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沿海地区制造业的用工荒现象，沿海城市的薪资吸引力下降，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制造面临着和订单利润下滑的尴尬。
　　此外，新生代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企业的招工情况，新一代农民工以90后较多，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跪&这挣钱，短工化已经成了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喜欢&自由&的工作，他们经常几个月甚至几天就换一个工作，工作做得多，但自身技术并没有积累，进而导致了
　　世界经济大融合给各国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各国仅仅捆绑在一起，经济危机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事。当前，正值欧债危机发酵，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国际市场需求大降，进而导致了中国出口市场的疲软，沿海城市，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订单大幅下降。企业数十年恶性竞争造成的低利润在大环境好的时候未被充分关注，大环境一旦恶化，中小企业的病症就显现出来了。众多的企业拿着仅有的订单，赚取微薄的利润。
　　企业没有钱，就没办法给工人涨薪水。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以及不断缩小的东西部差距，已经让使得原本看起来很不错的工资成了&鸡肋&。众多赴沿海打工者面临着&回乡&还是继续&打工&的艰难抉择，在当前制度环境下，沿海企业如果不能在工资水平上取得优势，很难留住那些工人。
　　没有工人就没法生存，于是众多的企业又开始忙着打亲情牌，变着花样的留人，也的确起到了缓解用工矛盾的作用。但事实是，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用工矛盾将会愈演愈烈，不转变发展方式，不提高生产率，倒闭是迟早的事。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造就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早在07年，中国社科院就曾预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时隔5年，中国人口红利减少了多少，恐怕只有企业主们感受最深。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几十年来支撑我国经济高速运转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当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用工矛盾时隐时现，我国经济该如何应对?不少产业界人士和专家认为，&廉价用工&时代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提高生产效率，向产业链高端谋变迫在眉睫。
“用工荒”蔓延 人口红利再成焦点
人口红利何时消失？
　　人口红利能持续多久?汇丰预计，5年后中国工作人口数将开始下降。那时候的中国企业们能否完成转型?尤其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不断上涨的人口压力面前如何应对?未来是难以预测的，我们唯一怀着一颗坚定的信心，才能度过难过，实现华丽转身!
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不会，企业倒闭只是部分，无碍大局
&不会吧，这不都在喊转型呢吗
&有可能会，根本的问题是改革
&会，很多国家都没能避免
电话：400 669 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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