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等多地尝试限权一把手 不再直接分管人财物|一把手|权力|监督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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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等多地尝试限权一把手 不再直接分管人财物
　　京华时报记者孙雪梅
　　据中央纪委网站昨日消息，日前山西省出台《关于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部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下列工作：干部人事工作；财务工作；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物资采购。专家称，山西是较早在全省发文限制“一把手”人财物权力的省份，此前广东、辽宁、安徽、云南、重庆等多个省份及市县都做过类似尝试，对“一把手”分权将成为权力运行机制的趋势。
　　“一把手”腐败在党政机关是比较普遍的，而不具体分管某项具体事务后，一方面可以有效分解“一把手”的权力，而且“一把手”本身就可以对分管的副职起到监督作用。――汪玉凯
　　权力不论分给了谁，都有可能腐败，如果不公开透明，不论是“一把手”管还是“二把手”管，都有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竹立家
　　山西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
　　中央纪委网站消息称，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党政主要领导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健全“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权力运行机制，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日前，山西省出台《关于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部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着力给党政主要领导行使权力套上一个“制度的笼子”。
　　消息称，党政主要领导是指山西全省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山西省发文明确，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下列五项工作：干部人事工作；财务工作；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物资采购。
　　该《规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协同党委、政府对规定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辽宁广东多地探索“一把手”分权限权
　　事实上，对“一把手”进行分权限权，多省市和部门都曾经有过尝试，或即将启动探索。
　　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1月19日，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在安徽省纪委九届四次全会上说，安徽将实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项目等具体事务制度和“末位表态制”。
　　今年1月16日，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纪委书记吕滨在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
　　2013年6月，云南省出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规定》，其中明确，主要领导不直接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标等制度，在重大项目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研究时须末位表态。
　　2012年，重庆市各区也曾就“一把手”分权进行分头尝试。
　　吉林省在推广尝试该制度时，还在人、财、物、工程招标4项权力之外，规定“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行政审批，要求将集中于“一把手”的权力分解到班子成员共同行使。
　　2010年，广东省发文提出，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等重要部门工作。
　　同在2010年，辽宁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出台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项目的暂行规定，要求明确由一名副职领导干部分别分管上述几项工作。
　　暂行规定要求，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执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自觉维护集体领导，发挥领导班子中其他成员的作用，凡属“三重一大”事项，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浙江省磐安县则自2003年在全国率先推行“一把手”分权防腐制度。2003年5月，磐安县开始在人财物管理相对集中的县交通局、城建局、经贸局、教育局4个政府部门中进行试点。
　　□中央精神
　　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推权力清单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决定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决定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决定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专家解读
　　“一把手”可以监督分管副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实行权力限制，是反腐防腐、权力运行机制中新的尝试和探索，避免“一言堂”。前不久，中央纪委研究室在中央纪委网站就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进行解读时指出，深化改革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其中就提到探索“一把手”不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地方的尝试和探索，可看做是对中央纪委的回应。”
　　“‘一把手’腐败在党政机关是比较普遍的，而不具体分管某项具体事务后，一方面可以有效分解‘一把手’的权力，而且‘一把手’本身就可以对分管的副职起到监督作用。”汪玉凯说。“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后，对于重大事项仍然知情，经党委会班子讨论之后一起决定，“‘一把手’就只有一票了，党委会就不再只是形式存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限制“一把手”权力，是反腐防腐的重要手段。从一些已经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腐败情况来看，很多都是在当市委书记或当市长时犯的错，比如因受贿120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其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担任德州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去年落马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也曾在昆山、扬州等多地担任党政“一把手”。
　　竹立家说，“一把手”权力太大，缺乏约束，包括企业界落马的董事长、总经理等，也都说明了尽快探索“一把手”限权并形成制度的重要性。
　　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曾介绍，在所有受纪律处分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比例占总数1/3以上，厅局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比例更高。
　　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既然对“一把手”的限权探索已有多年，效果什么时候能显现呢？对此，竹立家表示，如果仅仅停留在发文件阶段，效果不会很好，关键要看如何落实限制权力的手段和方法。
　　“‘一把手’权力，主要是用人权和财权，行政审批、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其实都是与财权结合在一起的，山西发文是抓在点子上了，而且全省发文，比较规范。”竹立家首先对山西的新规表示肯定。
　　“不过，不管哪个省市，对‘一把手’限权好是好，就看怎么落实。”他表示，限制“一把手”权力已经呼吁很多年了，“怎么限制，通过什么手段，这才是最关键的，限制的手段和办法出来后，谁来监管？人大监督还是内部监督，都很重要。”
　　为什么还要强调限权之后的监督呢？竹立家称，“权力不论分给了谁，都有可能腐败，如果不公开透明，不论是‘一把手’管还是‘二把手’管，都有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竹立家提出了他对“一把手”分权限权的建议。首先，“一把手”权力要公开透明，对于省市县党政“一把手”的任命，是通过什么方式任命的，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甚至应将任命过程在电视等主要媒体上公开。“公示必须做好，让老百姓都知道；包括做一项重要工程，要在主要媒体上公开。”也就是说，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发挥公众和公共舆论这两个监督渠道，支持媒体和公众监督。
　　第二个方面，竹立家建议，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对于党政“一把手”要有制度性监督，实行谁任命、谁监督、谁问责的制度，“如果说媒体是公共性问责渠道，制度性问责监督渠道同样很重要。只有这样，权力才不会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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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系列腐败案46人倒下 领导骨干被连锅端
“军老虎”覆灭记
2014盘点——反腐风云
2014年的“打虎拍蝇”成果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日，仅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就有四十余名落马，由此引发的“山西官场地震”“中石油腐败系列案”等最为瞩目。这一年，注定要因反腐而载入史册。
2014年注定要因反腐而载入史册。
十八大以来的“打虎拍蝇”在2014年7月迎来高潮。7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原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这是首位因腐败被查处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
在此之前，6月14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落马；再加上12月2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接受调查，“刑不上常委”的“老规则”被打破。
中共中央反腐不设禁区、不留死角的“零容忍”，还体现在对一直敏感的“军老虎”的打击上。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副主席徐才厚、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杨金山都在2014年相继倒在了国家反腐倡廉的枪口之下。
有媒体评论称，2014年是解放军对腐败问题以大刀阔斧、猛药去疴的霹雳手段加以整改的关键一年，更是中国军队优良作风永继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军老虎”相继落网
在2014年落马的“军老虎”中，名气最大和关注度最高的当属徐才厚。
日，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纪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在同年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并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
徐才厚并不是2014年唯一被打下的“军老虎”。就在他被调查的十几天后，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因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由军事检察院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其实，谷俊山在2012年2月就被解职并接受调查，谷俊山被指利用职务之便染指北京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数十块，并在不少城市的军方土地出让中收受巨额回扣。
正当这二人的落马引起民众热议之际，又传来与谷俊山级别同为大军区副职、军衔同为中将的成都军区原副司令员杨金山落马的消息。
2014年10月底，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杨金山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杨金山被开除党籍。
有媒体报道，谷俊山曾将贪占的军产贿赂给徐才厚这样握有全军人事大权的高官，徐才厚则成为谷俊山的“靠山”；谷俊山曾批给西藏军区一大笔款项，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杨金山特意拿出其中一部分“以示感谢”。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长期以来，由于军事系统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军队内部的违法犯罪案件极少向外界披露，2014年连番打击和通报军老虎的情况也被视作国家对军队整改的决心。
事实上，2014年以来，一系列整肃军纪、纠风反腐的举措在陆续推出。
2014年，中央军委巡视组用了近1年时间，分3次对7个军区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了巡视。有消息称，杨金山被抓就是2014年4月至6月中央军委巡视组对成都军区党委班子及其成员巡视的成果。
2014年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把依法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并要求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明确执法责任，完善执法制度，推动依法治军落到实处。此后《军队重点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细则》等军方法规的陆续颁布，更让人们看到了在重拳打击“军老虎”的同时国家加强制度建设、依法从严治军的决心。
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原副政委、纪委书记高小燕因涉嫌受贿被带走调查，她因此成了十八大高压反腐以来首个因贪腐落马的女将军。
日，在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根据中央部署，军队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工作。军中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对发生在军队中的腐败案件，不论涉及到什么人，职务多高，都会坚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山西官场“地震”
十八大之后，一场零容忍的“打虎拍蝇”反腐战役正式打响，作为重压反腐力度最大的一年，2014年也交出了一份满意的“反腐成绩单”。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孙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时止，2014年已有42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这其中副国级以上官员4人，中央委员(候补)11人。
当“位高权重不再是避风港”“官员退休不等于安全着陆”等“潜规则”全部失效的同时，一系列反腐行动也给官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这其中，2014年“地震”频发的山西官场尤为突出。
山西“塌方式”腐败
日，山西省纪委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吕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忻州市代县县委书记霍富荣、阳泉市矿区区委书记刘德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立案调查。
这已是山西省连续两天“批量”发布官员落马的消息。此前一天，山西省纪委披露，吕梁市纪委对岚县原副县长牛元生、岚县原副书记程芝生等7名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
除这两日处理的11名官员外，此前还有柳林县委书记王宁、孝义市长王建国和吕梁市政协副主席刘广龙等先后接受调查。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山西已有至少18名现任或前任县委书记落马。事实上，大批处理基层干部只是此轮山西反腐风暴在基层持续发力的表现。
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在山西省巡视时接到干部群众反映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等问题，3天后的2月27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便被调查，山西也正式进入这轮“官场矿难”。
网上流传着一张日山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时13名常委的图片，而进入2014年后，图中的5名常委相继被盖上了“落马红戳”。除金道铭外，落马常委还有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统战部原部长白云。
再加上日落马的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和8月被调查、已因癌症于9月30日去世的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2014年山西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达7人。
值得一提的是，令政策和杜善学是在日同时落马的，聂春玉、陈川平和任润厚、白云则分别在8月23日和8月29日被通报，山西三创“一天内打两虎”纪录，被视为“塌方式腐败”的典型。
腐败已滋生多年
省部级高官的相继落马，令山西官场余震不断发酵。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随后被查处的山西市县级官员，多来自该7名省部级官员此前主政过的地市县。比如日被“双开”的阳泉市纪委书记王民，就曾与白云在阳泉市委共事多年。
已离开山西官场的高官也未能幸免。日被“双开”并被立案侦查的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申维辰，其政坛生涯就主要集中在山西，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太原市委书记等职。媒体报道称，申维辰的落马与金道铭被调查相关，涉嫌在文化地产项目上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
其实，山西的腐败问题已滋生多年。山西纪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该省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336人。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以煤矿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山西，官商勾结严重。
“山西前首富”张新明被曝与数名落马高官均有深度交往，他曾主导沁水县坪上煤矿倒卖事件，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从中获得近7成煤矿所有权。2009年，张新明被举报偷逃税金，时任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领导组常务副组长的金道铭就插手该案，致使案件一直未有结论。
作为山西煤炭重镇的吕梁，也注定是此轮反腐绕不开的地方，记者梳理后发现，杜善学、聂春玉和白云三位落马常委都曾任职吕梁市，而随着吕梁市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等人的落马，仅吕梁市2014年落马官员就有12人之多。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落马，令本已不平静的山西官场再起波澜。据透露，从山西省走出的令计划、令政策等一直在以山西籍为纽带打造官商同盟，于2007年成立名为“西山会”的高官圈子，由进入或候补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晋籍官员组成。据称刘铁男、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等落马高官都是“西山会”成员。
“西山会”一事虽尚无官方消息确认，但当前的“山西剿腐记”足已证明官商和官官勾结的严重性，山西反腐风暴或还远未结束。
中石油系列腐败案
日出版的《中国组织人事报》披露，王立新不再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职务。
这一消息令已沉寂一段时间的“中石油反腐风暴”再起波澜。其实，纵览2014年的众多反腐案件，耗时最长、牵涉人数最多的中石油系列腐败案依然最为瞩目。
领导骨干被“连锅端”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3月中石油腐败案正式拉开序幕后，截至2014年12月，已有46人因中石油案“倒下”，其中22人在中石油系统任职；24人因与中石油有利益合作关系被查。王立新是在任上倒下的高管之一。
据媒体报道，2012年3月，王立新在担任中石油党组纪检组组长期间，曾秘密前往广东，企图利用关系，“打捞”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陶玉春。而陶玉春正是打开中石油腐败案的重要突破口。
2011年，国家审计署对中石油本部及所属14家单位进行审计后发现，中石油在会计核算和项目建设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等问题，其中2011年7月进驻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公司进行审查的审计署昆明特派办一共发现了24类问题。
日，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原总经理陶玉春在深圳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拉开了持续至今的中石油腐败大案序幕。
中石油反腐案正式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13年下半年中石油领导骨干被“连锅端”之后。
日，国资委党委书记张毅内部通报了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中国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国石油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富接受组织审查的信息。
就在这三人接受调查的前一天，中央纪委披露了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兼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几天后，又一“重磅炸弹”袭来。同年9月1日，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成为十八大后首个受调查的中央委员。此时距蒋洁敏2013年3月辞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一职，不到6个月。
不断被卷入的官商
蒋洁敏的落马成为中石油腐败案的关键点。从履历上看，上述4位中石油落马高管与蒋洁敏均有交集。随着蒋洁敏等人的倒下，中石油内部在2013年和2014年又有中石油股份副总裁孙龙德、中石油总会计师温青山、中石油对外合作经理部总经理阎存章等人相继被查。中石油与一批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也随之曝出。
2013年6月，曾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郭永祥被带走调查，在石油领域“纵横”26年的郭永祥与陶玉春、李华林、蒋洁敏等均曾经任职于中石油胜利油田，有报道称，“同属胜利油田系”的郭永祥曾帮蒋洁敏“牵线”，后又协助蒋洁敏上位。
2014年2月被带走调查的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在四川任职期间曾是郭永祥下属并与李华林私交甚好，在其任职海南期间，曾与中石油有多个项目合作，包括昆仑能源投资2.5亿元建设海口市环保公交等。
2014年全国两会前被撤销政协委员资格的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刘迎霞也被曝出与蒋洁敏有往来，并推动全国工商联城市基础设施基金与中石油旗下昆仑能源的合作。
日，中纪委公布的成都市委组织部长赵苗也曾在四川石油管理局工作20多年，有报道称，其被调查与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广元检举有关。
明星电缆正是因中石油案被牵出的一系列“业务伙伴”中的一员，报道称在郭永祥的帮助下，2004年还未正式建成投产的明星电缆就被四川省科技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很快获得当地石油系统的多个订单，中石油的收入占公司全部收入的1/3以上。
此后，靠非法手段包揽众多“两桶油”炼化项目，被称为中石油“寄生公司”的惠生工程；曾高调宣布拿下8000座加油站管理系统项目的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也相继曝光，华邦嵩、周滨等相关负责人也接受调查。
目前中石油系列腐败案件依然在调查审理中，而蒋洁敏、郭永祥等主要涉案官员也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樊昱君是山西哪里人？_樊昱君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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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对“一把手”进行分权限权，多省市和部门都曾经有过尝试，或即将启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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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广东省发文提出，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等重要部门工作。
　　同在2010年，辽宁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出台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项目的暂行规定，要求明确由一名副职领导干部分别分管上述几项工作。
　　暂行规定要求，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执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自觉维护集体领导，发挥领导班子中其他成员的作用，凡属“三重一大”事项，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省磐安县则自2003年在全国率先推行“一把手”分权防腐制度。2003年5月，磐安县开始在人财物相对集中的县交通局、城建局、经贸局、局4个政府部门中进行试点。
　　□中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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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决定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决定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决定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
　　□专家解读
　　“一把手”可以监督分管副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实行权力限制，是反腐防腐、权力运行机制中新的尝试和探索，避免“一言堂”。前不久，中央纪委研究室在中央纪委网站就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进行解读时指出，深化改革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其中就提到探索“一把手”不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地方的尝试和探索，可看做是对中央纪委的回应。”
　　“‘一把手’腐败在党政机关是比较普遍的，而不具体分管某项具体事务后，一方面可以有效分解‘一把手’的权力，而且‘一把手’本身就可以对分管的副职起到监督作用。”汪玉凯说。“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后，对于重大事项仍然知情，经党委会班子讨论之后一起决定，“‘一把手’就只有一票了，党委会就不再只是形式存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限制“一把手”权力，是反腐防腐的重要手段。从一些已经落马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腐败情况来看，很多都是在当市委书记或当市长时犯的错，比如因受贿1200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原省副省长黄胜，其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担任德州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去年落马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也曾在昆山、扬州等多地担任党政“一把手”。
　　竹立家说，“一把手”权力太大，缺乏约束，包括企业界落马的董事长、总经理等，也都说明了尽快探索“一把手”限权并形成制度的重要性。
　　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曾介绍，在所有受纪律处分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比例占总数1/3以上，厅局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比例更高。
　　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既然对“一把手”的限权探索已有多年，效果什么时候能显现呢？对此，竹立家表示，如果仅仅停留在发文件阶段，效果不会很好，关键要看如何落实限制权力的手段和方法。
　　“‘一把手’权力，主要是用人权和财权，行政审批、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其实都是与财权结合在一起的，山西发文是抓在点子上了，而且全省发文，比较规范。”竹立家首先对山西的新规表示肯定。
　　“不过，不管哪个省市，对‘一把手’限权好是好，就看怎么落实。”他表示，限制“一把手”权力已经呼吁很多年了，“怎么限制，通过什么手段，这才是最关键的，限制的手段和办法出来后，谁来监管？人大监督还是内部监督，都很重要。”
　　为什么还要强调限权之后的监督呢？竹立家称，“权力不论分给了谁，都有可能腐败，如果不公开透明，不论是‘一把手’管还是‘二把手’管，都有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运行过程必须公开透明。”
　　竹立家提出了他对“一把手”分权限权的建议。首先，“一把手”权力要公开透明，对于省市县党政“一把手”的任命，是通过什么方式任命的，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甚至应将任命过程在电视等主要媒体上公开。“公示必须做好，让老百姓都知道；包括做一项重要工程，要在主要媒体上公开。”也就是说，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发挥公众和公共舆论这两个监督渠道，支持媒体和公众监督。
　　第二个方面，竹立家建议，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对于党政“一把手”要有制度性监督，实行谁任命、谁监督、谁问责的制度，“如果说媒体是公共性问责渠道，制度性问责监督渠道同样很重要。只有这样，权力才不会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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