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 院 吃 人--謝文軒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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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院 吃 人
医 院 吃 人 从安徽医大附院透视中国医疗问题本刊记者 谢文轩 发自合肥&&【正文】一个年近8旬的患者，9个月内9次转院，从最初入住的安医附院，9个月内被不停地要求出院，在换了数家医院后重新回到安医附院，这一次终于不用再转院了，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一个良心未泯而又执着的医生，十多年来他不停地给各级主管部门写实名举报信，举报自己供职的医院中医药回扣问题，然而一封封举报信，被逐级下转，又回到了医院，然后如泥牛入海……一个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示范单位，医疗腐败却一出再出，在市民调查中居然只有不到20％的满意度……一个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的副主任，总计受贿金额达1400万。在关押3个月后，被“取保就医”，并很快“官复原职”复位安医附院药剂科副科长一职……一场受到全国13亿人关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在2008年出台总体方案并稳步推进试点工作。中国医疗改革将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董合久，男，79岁，安徽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退休工人，2007年9月，在九个月之内经历了9次转院之后，含恨而终。他们所寄予厚望的医疗保险，不但没有真正给予他们切实的救助，在整个死亡事件中反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妻子曹文珍至今难以忘记，在丈夫最后一次进入安徽医大附院给她说的一句话，这次估计再也不用转院了。他们的生活在老一辈退休工人眼中，能够有一定的退休金，吃穿不愁就已经很幸福，知足长乐是他们衡量生活的标准。董合久，1951年参加工作，为单位工作超过30年。企业在不断成长壮大，他们的薪水福利也随之提高，到1986年退休，董合久拿到的退休金是每月80元。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对于一名普通工人而言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很多同一时间退休的工人都自得其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个时候，生病单位掏钱，有职工医院可以治病。这些退休工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喝喝茶，遛遛鸟成为让人羡慕的退休生活。随着企业的不断调整改制，企业面临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企业包干一切的时代终结，退休工人们坚守了几十年的美好梦想也随之破灭。到2000年，在下岗浪潮的强力冲击之后，和众多江淮汽车厂退休职工一样，董合久每个月能拿到500多元的退休金已经很幸运。从企业包干的温室脱胎出来，这些工人们显得是那么的弱不禁风，飞速上涨的物价，让他们生活举步维艰，“2001年，一个星期都很难吃得上一次肉。”曹文珍夫妇两人的退休金加到一块还不过千元，膝下还有三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在疾病面前也算不了什么。“最怕的就是生病，一个大病就几乎会让整个家庭陷入绝境。”疾病是中低收入者们难以逾越的一个坎。2006年，新一轮医改过后，安徽开始实行医疗救助合作计划，由个人缴纳少量费用和所在单位缴纳部分的形式构成。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缴纳200元。其中，个人缴费120元，省财政补助30元、市财政补助40元、区财政补助10元。报销比例在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其医疗费用在600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600元以上部分按40％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60％。医疗救助让所有被“看病难，看病贵”困扰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人们纷纷加入。9个月9次转院2006年，曹文珍一家加入医保，他们的悲剧也就此拉开序幕。2007年1月，丈夫董合久因脑血栓后遗症住入安徽中医附院治疗11天，共计花费6941.90元，医保个人账户：118.64元，欠费：5858.94元，医保支付：5740.32元。本以为可以在安徽中医附院一次性治疗康复。在入院10天后，董合久的主治医师即告知他可以出院，而此时的他病情刚刚好转，高烧退去，略微咳嗽。他还没有完全康复，多住几天时间行吗？曹文珍问医生。不行，你们的费用已经超标！医生很干脆地回到了她。曹文珍不明白费用超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只能领着还未痊愈的丈夫在26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后几天，董合久病情加重，又开始发烧、咳嗽。2月27日，家人将其送往安徽医大附附属医院（安医附院），12天后，花费在3000元时，医生又给曹文珍暗示，应该出院了。曹文珍再次请求医生，丈夫的病刚刚好转，多住几天再出院吧。但得到的结果和中医附院没有区别。医生告知，费用不能超标，超标需自费。对于一个退休金不足两千的家庭来说，自费将是很大一个负担。曹文珍的一个儿子和女儿都在江淮厂工作，并已成家，收入微薄。最小的一个儿子，没有工作，30好几婚姻大事毫无眉目。曹文珍告诉《调查》记者，丈夫生前领的退休金也仅仅是每月840元，而她，在今年七月才上涨到每月1011元。小儿子没有成家就是因为没钱啊！贫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3月12日，董合久从安医附院出院。3月22日，董合久再次住进安医附院。4月4日，他们再次被迫出院。董文珍陷入迷茫，为什么医院要赶他们呢？参加了医保为什么还和没有保障一样呢？一次又一次的转院，69岁的曹文珍带着79岁的丈夫不停地周转于合肥的各大医院。每次当丈夫的病情有所好转，他们的费用到一定数额，医院就会给他们打招呼。7月30日，在江淮厂职工医院住院中，曹文珍心头的疑团终于被解开。一位姓王的医生告诉曹文珍，现在大家都参加了医疗保险，但是报销会有一定限额，一级医疗机构就医超过200元以上部分按60％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40％。日起实行的《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学生及18周岁以下非从业居民每人每年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城镇其他居民和市辖区农村居民每人每年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5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参保人员因病需要住院治疗，需在本市任何一家住院定点医疗机构，不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治疗费用不得从基金中支付。参保人员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医疗费后，属于基金支付的部分，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按规定拨付。但是，这一笔60%的基金的划拨却是一件很困难事情，尤其是过高的费用。医院往往迟迟得不到垫付的金费。由此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患者每次住院，医院都会把握一个额度，超过限额就会被请出医院。而患者只能不停地转院，以应付每次限额。在合肥的其他定点医院绕了一圈，9月10日，董合久又回到了安医附院。连续发烧8天，咳嗽、大量积痰。到达医院的时候，神志已经恍惚。曹文珍记得那天接待他们的是安医附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曙。当时的曹文珍，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声泪俱下地祈求医生救救丈夫，几乎下跪。丈夫在模模糊糊中挤出几个字，我不想转院了，之后长久昏迷。张曙安慰道，没事的。在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后，迅速将其收住在神经内科。期间院方曾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有一个小插曲让曹文珍至今难忘，在丈夫抢救的过程中，安医附院的医生居然多次找到她，要她写一份保证书，保证费用超标以后自付费用。为了救命曹文珍只得写下保证书，但是丈夫病情却急转直下。9月16日12点20分，董合久告别人世。一家人围着遗体，哭得撕心裂肺，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阳光明媚，曹文珍却心寒如冰。自赎者张曙对于董合久的遭遇，张曙充满怜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作为一名医生，他见过太多的苦难，也深知这些苦难的根源。多年来，张曙一直在默默地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抗争。中国医疗系统近375万名员工，负责近14亿人的医疗服务。医生，这一被人们称为“白衣天使”的职业，随着“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出现，医患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中。收取药品回扣成为医生最致命的问题，人们把医生称着“白衣狼”、“刽子手”。张曙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方，医生慈善的光环哪里去了？整整十年，张曙从未间断过这种被他称为“自赎”的道路。从1994年开始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部分医生开始收取药商的好处，但这些都只能在暗中进行。“回扣”在这时还会遭遇鄙视的目光。渐渐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当时约合2500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数万元收入。此时，收受回扣已经不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如同癌细胞一样迅速在国内扩散，生根发芽。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然而，医院的回扣依旧，张曙所在的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 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 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重塑医生形象。2006年8月，眼见回扣之风不息反涨，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在此之前国内多家媒体曾经多次报道安医附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时逢中央政府“治理商业贿赂”行动之际。满怀希望的张曙梦想着在这个节点上有所作为。结果让张曙极度失望，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又从纠风办转到了医院的，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类似的情况，在张曙十年的举报生涯中，已经是家常便饭。12月2日，在记者面前的张曙谈到举报一脸的无奈，有人把他的行为比作“唐吉诃德”以个体之力对抗庞大的医疗腐败的“大风车”。举报之路上他并不孤单，很多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都勇敢地站出来了。上海某医院医生陈晓兰也一直站在和医疗腐败斗争的前沿。他坚信，终有一天医疗行业会洁净起来，医生也会获得应有的尊重。冬天到了，春天还远吗？“示范单位”安徽医大附院伴随着张曙的举报，他所在的安徽医大附院在全国出尽风头。从1999年开始，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CCTV在内的全国几十家媒体对于安徽附院的腐败问题予以报道和关注。安医附院的一系列问题被披露。《人民日报》1999年1月，刊登了张曙的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医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 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这样的医药回扣系统，经过报道公开，在全国各地医院都找到了影子，医药回扣就此被推倒世人眼前。72岁的祝自英，对大医院已经完全失去信心。2007年6月，因双腿烫伤，慕名前往安医附院医治，每天费用接近1000元，但是伤情并没有得到缓解。祝自英家属告诉《调查》记者他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催款缴费。祝自英一家均是农业户口，收入有限，他们没有参加合作医疗保险，所有住院费用都要自掏腰包。看着每天上千的费用，祝一家心如刀绞，而医生始终都是冷冰冰的脸。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费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为何对待病人会是这样的面孔？医生和病人有什么仇？我们的费用为什么会这么高啊？祝家属终于忍不住问医生。医生很愤怒，都是用的好药，费用肯定高，不想治就出院！祝一家无可奈何。而事实上，这些好药都带着高额的回扣。该医院一名医生指出，祝使用的“头孢地嗪”其出厂价22元/支，医院零售价是74元/支，医院利润为每支10元，一个医生开一支“头孢地嗪”可得15元回扣。祝在在住院的14天中，医生共开出30支“头孢地嗪”，仅此一种药医生就可以拿到近千元的回扣。在住院13天后，他们的费用已经高达13000元，此时祝自英的双腿开始化脓。伴随着身体的疼痛和对医院的失望，第二天，他们办理了出院手续，住院14天共计花费14000元。回家后，祝找到了当地的老中医使用草药治疗的方法，一个星期不到即痊愈。花费不到200元。花了高价，却看不好病。医院备受指责。2004年合肥晚报发起的一项民众对于合肥医疗机构的满意度调查，满意度仅有19.4%。民众对于医院不满意，一些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也同样不满意。他们深处医患矛盾漩涡之中，在无法援引外力扭转局面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了勇敢的自赎行动。安徽医大附院的张曙，走过了十年尴尬、无奈的自赎之路。他所举报的安医附院问题看似明了，但结果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频繁的举报一度让安医附院的领导很头疼，让这家“全国百佳医院”的候选单位，落选。张曙被冠以“叛徒”的名号，一时间，谩骂声一片。然而，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一阵风浪过后，医院又恢复了往日的情形，回扣照旧。在卫生系统管理部门眼中，安医附院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医疗机构，医德医风均走在行业前列，其示范效应得到了卫生部门的褒奖和大力推广。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 在这几年时间中，安徽医大附院先后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安徽省窗口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示范单位”、安徽“省级文明单位标兵”。这样一个“示范”单位，2005年，却出了一件让安医附院和卫生系统管理部门头疼的事情。2005年8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德武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检察机关从住处搜出现金、有价证券600万，且外地豪华房产一处，总计受贿金额达1400万。很多人断定这一次贾在劫难逃。他的案发必然牵出庞大的安医附院更深层的腐败问题。然而，在关押3个月后，贾被“取保就医”，并很快“官复原职”复位安医附院药剂科副科长一职，外界一片哗然。贾出狱后放言那些对他嫉恨的人，怎么样，老子照旧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知情者透露，“贾德武案”让安医附院上下及整个安徽卫生系统脸面扫地。但是出于安医附院的“示范”效应及庞大的利益链，此事被大事化小。2006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也就在这一年，安医附院开始了更加庞大的修建之路。近10年中，安医附院每年都在不断的整修。截至2005年底医院建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15万平方米。2006年，耗资1.9亿元的病房大楼建成。目前，投资3.6亿元的26层病房大楼正在紧张的建设之中。同时，由院方全额出资5000万元给安徽医科大学分别在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和梅山路所建高楼也在规划之中。相关专家指出，医院不适合高层建筑，高楼冬天需要暖气，夏天需要空调，整个大楼是一个密闭系统，一旦发生严重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病人和医务人员都会处在危险之中。2003年的非典在北京医院内的传播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再者，一旦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运行，住在高层的病人将无法逃生。2005年，吉林辽源市中心医院发生大火，一些病人被活活烧死，许多病人和医务人员被烧伤。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同样指出，中国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建议中国政府限制城市医院的盲目扩张。在中国，医疗机构大兴土木，犹如野草疯长。吃人者谁？一盒3元都卖不掉的注射液，涨到288元一盒却能畅销市场，这其间有着怎样的秘密？2004年，该公司总经理尹某被判刑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揭开了这个谜局。当初华蟾素注射剂每盒只卖3元钱都卖不出去。为了让这种药物得一些奖，特别是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该公司只能去打通与卫生系统的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价格却一下之跃升到288元一盒。安医附院急诊科医生张曙告诉记者，华蟾素注射液后来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每盒266.8元。医生每开出一盒回扣是50元。如此高额的回扣正是它能畅销的秘密所在。医生经常给患者开价高的药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从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的整个市场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畸形的逆淘汰机制，扭曲了药品流通市场。很多药品生产企业被逼向绝路，要么向体制投降，要么关门大吉。张曙说，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反证。欣弗的出厂价是每瓶2.7元，定价是38元，药商有充足的“公关”空间，而药企则被逼入生存底线。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2000年起在我国药品流通领域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旨在规范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遏制药价“虚高”、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然而，这一本意打造“阳光工程”的举措实施几年后却逐渐演变成了“腐败工程”。 五花八门的招标形式让药品生产企业很头疼，而一些官员却很高兴。一个地方一个样，省级统一招标、市级招标、系统招，一年多次，药品企业每年最少要参加100多次招标。加之现行的招标手续繁琐、工作量巨大，企业不得不成立专门机构、抽调专门人员应付。就算如此，要想中标，或者能够顺利一些，联络感情是必不可少。安徽某药品企业老总告诉记者，最简单的操作下来，一年没有个一二十万是下不来的。更让企业头痛的是，名目繁多的收费。比如，投标企业预交数万元的保证金，中标企业要交纳风险金，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杂费，如管理费、入围费、专家评审费、药品质量检验费、会务费、场租费等。毋庸置疑，以上费用最终都会通过“虚高”的药价而转嫁给患者。由于大量管理机构的介入，导致“公关”环节陡增，招标办、卫生部门、评标委员会成员等全被列入“公关”对象。每个“菩萨”都要“上香”，每个环节都少不了“金钱开路”。 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在9年时间里搞到19个新项目，这些项目那个不需要钱？方方面面都需要打点。该公司负责人说。庞大的利益链造就了高价药。一种药品从生产到销售所要经过的部门、人员多如牛毛。药商—药监局—卫生局—医院—医院院长—药剂科长——有处方权医生。在环环相扣中，每一个节点上的黑洞都无情地吞噬着患者的血汗。一位制药企业负责人透露，在对药品利润的分割中，通常药厂成本和利润加起来大约占40％，医院顺差加价15％，医生通过回扣大约拿走20％至30％，医药代表拿走5％至10％，流通企业大约拿走5％至10％，剩下的还要上缴税收。药品流通的各个环节上的暴利和黑幕举不胜举。长期以来，回扣红包现象在各个医院屡禁不绝，一次次的曝光只能展现冰山一角。2007年4月，卫生部对外宣布，2006年度，卫生系统治理商业贿赂“成效显著”，全国各级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共上缴药品回扣款：1.7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于日上书国务院的数字是：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每年通过零售药品赚钱的合法利润是500多个亿。此外，医院和医生每年从医药企业获取的“公关费”、“回扣”有数百亿元。医生陷入“回扣－红包”的恶性循环，他们是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利益将医生们拖入黑幕而无法自拔。有人抱怨说，现在的公立医院不应该叫公立医院，而应该叫“公立民营医院”。因为10多年来，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的绝对数额尽管有所增长，但占医院开支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 放眼全国，公立医院在表面风光的外衣下面，举步维艰。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医院的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在扩大，共有820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000万元，其中46家医院亏损在5000万到1亿之间，另有16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亿元。许多医院负债扩张，导致负债规模持续增大，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2006年，全国公立医院的平均负债率为27.6%，不少医院负债率高于50%，还有2%的医疗机构资不抵债。由于国家投入不到位，医院不得不为生存行走在灰色地带。但是人们看到“以药养医”的社会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昂。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64%，卫生总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 11.47%，相比之下，卫生费用占GDP的比重增长极其缓慢，只是从3.02%上升至4.73%——在这占GDP4.73%的卫生总开支里，国家仅仅支付了其中的17%。2000年，WHO发布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财政用于卫生服务的公正性排名倒数第四。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医患关系开始恶化。中共中央、国务院1997年下发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但在现实中，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正在逐渐淡化。在公众看来，“看病贵”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市场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掉进钱眼儿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语道破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结症，中国医改的最大障碍，不是资金问题也非其他原因，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巨大的利益难以撼动。医疗体制的弊病和权利寻租，已经成了中国医疗的痛中之痛。　死水微澜从1997年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医疗服务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联动”，进行整体的医疗体制改革，距今已近10年。十年改革，中国医疗服务还是问题重重。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37％应就诊病人没有就诊，65％应住院病人没有住院。而农村应住院而未住院者中，1993年有58．8％的人是出于经济困难，1998年，这个比率增加到65．25％。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当前的医疗卫生服务出现两极分化，公平性大大降低。有数据证实：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报告还指出，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药品滥用及药品价格失控。目前中国的药品销售主要是通过医生的处方，在医院的药房实现的。由于医院普遍推行分配制度、技术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医生个人的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紧密挂钩，形成医生“开大处方、多做检查”的激励机制。 “医药合谋”，如同一台吃人机器，无情地蚕食着患者的财产甚至生命！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11日，通过央视资讯ePanel会员调查系统，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这项共有来自全国733名30岁以上公众参与的调查显示，90．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当前中国的医疗体制变革存在很大问题，其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公益的医疗卫生体制逐渐步入商业化、市场化。此外，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国务院医改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医改不成功！” 2007年，由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16个中央部委派员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领导制订了这一轮医改方案。在12月9日闭幕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2008年我国将出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中国医疗改革将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说明：文中部分数据援引自各大相关机构调查报告，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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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吃人:从一家示范医院透视医疗问题&&&&《先锋中国调查》 本刊记者/谢文轩 发自合肥&&&&引言&&&&一个年近8旬的患者，9个月内9次转院。在还没有完全治愈的情况下就被要求出院，在换了数家医院后重新回到他9个月中曾三次入住的安医附院，这一次终于不用再转院了，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一个良心未泯而又执着的医生，十多年来他不停地给各级主管部门写署名举报信，举报自己供职的医院的医药回扣问题，然而一封封举报信，被逐级下转，又回到了医院，然后如泥牛入海……&&&&一个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示范单位，医疗腐败却一出再出，在市民调查中居然只有不到20％的满意度……&&&&一个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的药剂科副主任，总计受贿金额达1400万。在关押3个月后，被“取保就医”，并很快“官复原职”复位安医附院药剂科副科长一职……&&&&一场受到全国13亿人关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在2008年出台总体方案并推进试点工作。&&&&中国医疗改革将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第一部分&&&&9个月内被迫9次转院&&&&董合久，男，79岁，安徽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退休工人，2007年9月，在九个月之内经历了9次转院之后，含恨而终。他们所寄予厚望的医疗保险，不但没有真正给予他们切实的救助，在整个死亡事件中反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妻子曹文珍至今难以忘记，在丈夫最后一次进入安医附院给她说的一句话，这次估计再也不用转院了。&&&&他们的生活&&&&在老一辈退休工人眼中，能够有一定的退休金，吃穿不愁就已经很幸福，知足长乐是他们衡量生活的标准。&&&&董合久，1951年参加工作，为单位工作超过30年。企业在不断成长壮大，他们的薪水福利也随之提高，到1986年退休，董合久拿到的退休金是每月80元。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对于一名普通工人而言这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很多同一时间退休的工人都自得其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个时候，生病单位掏钱，有职工医院可以治病。这些退休工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喝喝茶，遛遛鸟成为让人羡慕的退休生活。&&&&随着企业的不断调整改制，企业面临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企业包干一切的时代终结，退休工人们坚守了几十年的美好梦想也随之破灭。到2000年，在下岗浪潮的强力冲击之后，和众多江淮汽车厂退休职工一样，董合久每个月能拿到500多元的退休金已经很幸运。&&&&从企业包干的温室脱胎出来，这些工人们显得是那么的弱不禁风，飞速上涨的物价，让他们生活举步维艰，“2001年，一个星期都很难吃得上一次肉。”曹文珍夫妇两人的退休金加到一块还不过千元，膝下还有三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在疾病面前也算不了什么。“最怕的就是生病，一个大病就几乎会让整个家庭陷入绝境。”&&&&疾病是中低收入者们难以逾越的一个坎。&&&&2006年，新一轮医改过后，安徽开始实行医疗救助合作计划，由个人缴纳少量费用和所在单位缴纳部分的形式构成。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缴纳200元。其中，个人缴费120元，省财政补助30元、市财政补助40元、区财政补助10元。&&&&报销比例在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其医疗费用在600元以下部分由个人承担，超过600元以上部分按40％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60％。&&&&医疗救助让所有被“看病难，看病贵”困扰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人们纷纷加入。&&&&9个月9次转院&&&&2006年，曹文珍一家加入医保。&&&&2007年1月，丈夫董合久因脑血栓后遗症住入安徽中医附院治疗11天，共计花费6941.90元，医保个人账户：118.64元，欠费：5858.94元，医保支付：5740.32元。&&&&本以为可以在安徽中医附院一次性治疗康复。在入院10天后，董合久的主治医师即告知他可以出院，而此时的他病情刚刚好转，高烧退去，略微咳嗽。&&&&他还没有完全康复，多住几天时间行吗？曹文珍问医生。&&&&不行，你们的费用已经超标！医生很干脆地回到了她。&&&&曹文珍不明白费用超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只能领着还未痊愈的丈夫在26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后几天，董合久病情加重，又开始发烧、咳嗽。2月27日，家人将其送往安徽医大附附属医院（安医附院），12天后，花费在3000元时，医生又给曹文珍暗示，应该出院了。&&&&曹文珍再次请求医生，丈夫的病刚刚好转，多住几天再出院吧。但得到的结果和中医附院没有区别。医生告知，费用不能超标，超标需自费。&&&&对于一个退休金不足两千的家庭来说，自费将是很大一个负担。曹文珍的一个儿子和女儿都在江淮厂工作，并已成家，收入微薄。最小的一个儿子，没有工作，30好几婚姻大事毫无眉目。&&&&曹文珍告诉《调查》记者，丈夫生前领的退休金也仅仅是每月840元，而她，在今年七月才上涨到每月1011元。小儿子没有成家就是因为没钱啊！贫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3月12日，董合久从安医附院出院。&&&&3月22日，董合久再次住进安医附院。4月4日，他们再次被迫出院。&&&&董文珍陷入迷茫，为什么医院要赶他们呢？参加了医保为什么还和没有保障一样呢？&&&&一次又一次的转院，69岁的曹文珍带着79岁的丈夫不停地周转于合肥的各大医院。每次当丈夫的病情有所好转，他们的费用到一定数额，医院就会给他们打招呼。&&&&7月30日，在江淮厂职工医院住院中，曹文珍心头的疑团终于被解开。&&&&一位姓王的医生告诉曹文珍，现在大家都参加了医疗保险，但是报销会有一定限额，一级医疗机构就医超过200元以上部分按60％的比例从基金中支付，个人承担40％。&&&&日起实行的《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规定，学生及18周岁以下非从业居民每人每年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城镇其他居民和市辖区农村居民每人每年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5万元，限额以上部分由个人承担。&&&&参保人员因病需要住院治疗，需在本市任何一家住院定点医疗机构，不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其治疗费用不得从基金中支付。&&&&参保人员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医疗费后，属于基金支付的部分，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按规定拨付。&&&&但是，这一笔60%的基金的划拨却是一件很困难事情，尤其是过高的费用。医院往往迟迟得不到垫付的金费。&&&&由此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患者每次住院，医院都会把握一个额度，超过限额就会被请出医院。而患者只能不停地转院，以应付每次限额。&&&&在合肥的其他定点医院绕了一圈，9月10日，董合久又回到了安医附院。连续发烧8天，咳嗽、大量积痰。到达医院的时候，神志已经恍惚。曹文珍记着那天接待他们的是安医附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曙。&&&&当时的曹文珍，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声泪俱下地祈求医生救救丈夫，几乎下跪。&&&&丈夫在模模糊糊中挤出几个字，我不想转院了，之后长久昏迷。&&&&张曙安慰道，没事的。在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后，迅速将其收住在神经内科。&&&&期间院方曾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有一个小插曲让曹文珍至今难忘，在丈夫抢救的过程中，安医附院的医生居然多次找到她，要她写一份保证书，保证费用超标以后自付费用。&&&&为了救命曹文珍只得写下保证书，但是丈夫病情却急转直下。&&&&9月16日12点20分，董合久告别人世。一家人围着遗体，哭得撕心裂肺，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那天，阳光明媚。曹文珍却心寒如冰。&&&&第二部分&&&&自赎者张曙&&&&对于董合久的遭遇，张曙充满怜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作为一名医生，他见过太多的苦难，也深知这些苦难的根源。多年来，张曙一直在默默地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抗争。&&&&中国医疗系统近375万名员工，负责近14亿人的医疗服务。医生，这一被人们称为“白衣天使”的职业，随着“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出现，医患关系陷入极度紧张中。收取药品回扣成为医生最致命的问题，人们把医生称着“白衣狼”、“刽子手”。&&&&张曙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方，医生慈善的光环哪里去了？&&&&整整十年，张曙从未间断过这种被他称为“自赎”的道路。&&&&从1994年开始一些医院开始出现医药回扣现象，部分医生开始收取药商的好处，但这些都只能在暗中进行。“回扣”在这时还会遭遇鄙视的目光。&&&&渐渐地，医药回扣变得不那么遮遮掩掩，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成为了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回扣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5%到后来的20%甚至更高。有回扣的药品越来越多，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医生多开有回扣的药，有时候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也做了。&&&&面对贫病交加的患者和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张曙被一次次刺痛，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矛盾。&&&&1996年，张曙开始谴责一些乱收回扣的医生，并给安徽省卫生厅写署名信，举报个别医务人员收受回扣问题，举报信寄出后没有任何反响。张曙还找到当时的安徽省卫生厅一位负责人当面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认为我的行为很搞笑，全国的医院不都这样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1999年底，张曙前往北京一家大医院进修心血管内科。他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医院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著名专家竟也堂而皇之地坐收回扣。例如进口心脏支架每只300美元（当时约合2500元），到了患者手中已变成20000元人民币，一位专家每月做10来例手术，仅此一项就有近万元的收入。&&&&此时，收受回扣已经不再是哪个地方哪家医院的专利，医药回扣如同癌细胞一样迅速在国内扩散，生根发芽。&&&&有的医院比起安徽医大附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认为张曙的举报错误而可笑，对回扣多的同行，很多人艳羡不已。&&&&张曙的心如同掉进了冰窖，“难道真是我举报错了？”张曙黯然神伤地回到安徽，他有些颓然，于是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一心干好本职工作，不收受回扣，也不再举报回扣。&&&&然而，医院的回扣依旧，张曙所在的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在安徽医大附院，常常是哪种药有回扣，哪种药销量就大，哪种药降价了，哪种药就滞销。&&&&在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看病贵”问题让百姓焦心，也让举报10年没有任何反响的张曙痛心。&&&&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安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41元，2005年安徽省直医疗机构每人次住院费用为7800元。也就是说，一个农民3年的收入只够住院1次。而安徽省的医疗收费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医生 每拿一分回扣，就会给病人造成数倍的负担。&&&&“全社会都在抱怨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既可恨，又可悲。”张曙希望通过自己的举报，重塑医生形象。&&&&2006年8月，眼见回扣之风不息反涨，张曙再次给国务院纠风办写信反映安徽医大附院的医药回扣问题。在此之前国内多家媒体曾经多次报道安医附院的医疗腐败问题。时逢中央政府“治理商业贿赂”行动之际。满怀希望的张曙梦想着在这个节点上有所作为。&&&&结果让张曙极度失望，信件被转到了安徽省纠风办，而后又从纠风办转到了医院的，然后到医院自查自纠。&&&&类似的情况，在张曙十年的举报生涯中，已经是家常便饭。&&&&12月2日，在记者面前的张曙谈到举报一脸的无奈，有人把他的行为比作“唐吉诃德”以个体之力对抗庞大的医疗腐败的“大风车”。&&&&举报之路上他并不孤单，很多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都勇敢地站出来了。上海某医院医生陈晓兰也一直站在和医疗腐败斗争的前沿。&&&&他坚信，终有一天医疗行业会洁净起来，医生也会获得应有的尊重。&&&&冬天到了，春天还远吗？&&&&第三部分&&&&“示范单位”安徽医大附院&&&&伴随着张曙的举报，他所在的安徽医大附院在全国出尽风头。&&&&从1999年开始，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CCTV在内的全国几十家媒体对于安徽附院的腐败问题予以报道和关注。&&&&安医附院的一系列问题被披露。&&&&《人民日报》1999年1月，刊登了张曙的来信，信中陈述了安医附院存在的医药回扣现象：“目前在这所医院，普通临床医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收受回扣的问题；许多医生介绍病人到安徽医大‘生物楼’和‘高新特中心’做各种化验检查，病人交付现金，化验室按检查费的20%-30%的比例提取回扣给开单的医生。如开一张‘内皮素’化验单，病人交化验费60元，医生得回扣18元；开一张‘巨胞病毒抗体’，医生得回扣21元；开一张‘全套血脂’，医生得回扣20元；开一张血液流变学，医生得回扣21元。在安徽医大附院，回扣已经 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医生开了多少药，开了多少化验单，有专人统计，并有专人将回扣送到医生手中……&&&&这样的医药回扣系统，经过报道公开，在全国各地医院都找到了影子，医药回扣就此被推倒世人眼前。&&&&72岁的祝自英，对大医院已经完全失去信心。&&&&2007年6月，因双腿烫伤，慕名前往安医附院医治，每天费用接近1000元，但是伤情并没有得到缓解。祝自英家属告诉《调查》记者他们听得最多的就是催款缴费。&&&&祝自英一家均是农业户口，收入有限，他们没有参加合作医疗保险，所有住院费用都要自掏腰包。看着每天上千的费用，祝一家心如刀绞，而医生始终都是冷冰冰的脸。&&&&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费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为何对待病人会是这样的面孔？医生和病人有什么仇？&&&&我们的费用为什么会这么高啊？祝家属终于忍不住问医生。&&&&医生很愤怒，都是用的好药，费用肯定高，不想治就出院！&&&&祝一家无可奈何。&&&&而事实上，这些好药都带着高额的回扣。该医院一名医生指出，祝使用的“头孢地嗪”其出厂价22元/支，医院零售价是74元/支，医院利润为每支10元，一个医生开一支“头孢地嗪”可得15元回扣。祝在在住院的14天中，医生共开出30支“头孢地嗪”，仅此一种药医生就可以拿到上千元的回扣。&&&&在住院13天后，他们的费用已经高达13000元，此时祝自英的双腿开始化脓。伴随着身体的疼痛和对医院的失望，第二天，他们办理了出院手续，住院14天共计花费14000元。&&&&回家后，祝找到了当地的老中医使用草药治疗的方法，一个星期不到即痊愈。花费不到200元。&&&&花了高价，却看不好病。医院备受指责。2004年合肥晚报发起的一项民众对于合肥医疗机构的满意度调查，满意度仅有19.4%。&&&&民众对于医院不满意，一些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也同样不满意。他们深处医患矛盾漩涡之中，在无法援引外力扭转局面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了勇敢的自赎行动。&&&&安徽医大附院的张曙，走过了十年尴尬、无奈的自赎之路。他所举报的安医附院问题看似明了，但结果却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频繁的举报一度让安医附院的领导很头疼，让这家“全国百佳医院”的候选单位，落选。张曙被冠以“叛徒”的名号，一时间，谩骂声一片。&&&&然而，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一阵风浪过后，医院又恢复了往日的情形，回扣照旧。&&&&在卫生系统管理部门眼中，安医附院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医疗机构，医德医风均走在行业前列，其示范效应得到了卫生部门的褒奖和大力推广。&&&&2002年年底，安徽医大附院被评为“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 &&&&在这几年时间中，安徽医大附院先后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安徽省窗口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示范单位”、安徽“省级文明单位标兵”。&&&&这样一个“示范”单位，2005年，却出了一件让安医附院和卫生系统管理部门头疼的事情。&&&&2005年8月，安徽医大附院药剂科副主任贾德武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捕。检察机关从住处搜出现金、有价证券600万，且外地豪华房产一处，总计受贿金额达1400万。&&&&很多人断定这一次贾在劫难逃。他的案发必然牵出庞大的安医附院更深层的腐败问题。&&&&然而，在关押3个月后，贾被“取保就医”，并很快“官复原职”复位安医附院药剂科副科长一职，外界一片哗然。&&&&贾出狱后放言那些对他嫉恨的人，怎么样，老子照旧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知情者透露，“贾德武案”让安医附院上下及整个安徽卫生系统脸面扫地。但是出于安医附院的“示范”效应及庞大的利益链，此事被大事化小。&&&&2006年7月，安徽医大附院再次被安徽省卫生厅授予“医德医风示范单位”。也就在这一年，安医附院开始了更加庞大的修建之路。&&&&近10年中，安医附院每年都在不断的整修。截至2005年底医院建建筑面积达28万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15万平方米。2006年，耗资1.9亿元的病房大楼建成。&&&&目前，投资3.6亿元的26层病房大楼正在紧张的建设之中。同时，由院方全额出资5000万元给安徽医科大学分别在合肥市经济开发区和梅山路所建高楼也在规划之中。&&&&相关专家指出，医院不适合高层建筑，高楼冬天需要暖气，夏天需要空调，整个大楼是一个密闭系统，一旦发生严重呼吸道传染病流行，病人和医务人员都会处在危险之中。2003年的非典在北京医院内的传播就是一个血的教训。再者，一旦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运行，住在高层的病人将无法逃生。2005年，吉林辽源市中心医院发生大火，一些病人被活活烧死，许多病人和医务人员被烧伤。&&&&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同样指出，中国卫生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建议中国政府限制城市医院的盲目扩张。&&&&在中国，医疗机构大兴土木，犹如野草疯长。&&&&第四部分&&&&吃人者谁？&&&&一盒3元都卖不掉的注射液，涨到288元一盒却能畅销市场，这其间有着怎样的秘密？2004年，该公司总经理尹某被判刑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揭开了这个谜局。&&&&当初华蟾素注射剂每盒只卖3元钱都卖不出去。为了让这种药物得一些奖，特别是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该公司只能去打通与卫生系统的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价格却一下之跃升到288元一盒。&&&&安医附院急诊科医生张曙告诉记者，华蟾素注射液后来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每盒266.8元。医生每开出一盒回扣是50元。如此高额的回扣正是它能畅销的秘密所在。医生经常给患者开价高的药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从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的整个市场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畸形的逆淘汰机制，扭曲了药品流通市场。很多药品生产企业被逼向绝路，要么向体制投降，要么关门大吉。&&&&张曙说，安徽华源欣弗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反证。欣弗的出厂价是每瓶2.7元，定价是38元，药商有充足的“公关”空间，而药企则被逼入生存底线。&&&&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2000年起在我国药品流通领域推出的一项重大改革，旨在规范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遏制药价“虚高”、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然而，这一本意打造“阳光工程”的举措实施几年后却逐渐演变成了“腐败工程”。 &&&&五花八门的招标形式让药品生产企业很头疼，而一些官员却很高兴。&&&&一个地方一个样，省级统一招标、市级招标、系统招，一年多次，药品企业每年最少要参加100多次招标。加之现行的招标手续繁琐、工作量巨大，企业不得不成立专门机构、抽调专门人员应付。就算如此，要想中标，或者能够顺利一些，联络感情是必不可少。&&&&安徽某药品企业老总告诉记者，最简单的操作下来，一年没有个一二十万是下不来的。&&&&更让企业头痛的是，名目繁多的收费。比如，投标企业预交数万元的保证金，中标企业要交纳风险金，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杂费，如管理费、入围费、专家评审费、药品质量检验费、会务费、场租费等。毋庸置疑，以上费用最终都会通过“虚高”的药价而转嫁给患者。&&&&由于大量管理机构的介入，导致“公关”环节陡增，招标办、卫生部门、评标委员会成员等全被列入“公关”对象。每个“菩萨”都要“上香”，每个环节都少不了“金钱开路”。 &&&&安徽淮北市金蟾药业公司在9年时间里搞到19个新项目，这些项目那个不需要钱？方方面面都需要打点。该公司负责人说。&&&&庞大的利益链造就了高价药。一种药品从生产到销售所要经过的部门、人员多如牛毛。药商―药监局―卫生局―医院―医院院长―药剂科长――有处方权医生。在环环相扣中，每一个节点上的黑洞都无情地吞噬着患者的血汗。&&&&一位制药企业负责人透露，在对药品利润的分割中，通常药厂成本和利润加起来大约占40％，医院顺差加价15％，医生通过回扣大约拿走20％至30％，医药代表拿走5％至10％，流通企业大约拿走5％至10％，剩下的还要上缴税收。&&&&药品流通的各个环节上的暴利和黑幕举不胜举。长期以来，回扣红包现象在各个医院屡禁不绝，一次次的曝光只能展现冰山一角。&&&&2007年4月，卫生部对外宣布，2006年度，卫生系统治理商业贿赂“成效显著”，全国各级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共上缴药品回扣款：1.7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于日上书国务院的数字是：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每年通过零售药品赚钱的合法利润是500多个亿。此外，医院和医生每年从医药企业获取的“公关费”、“回扣”有数百亿元。&&&&医生陷入“回扣－红包”的恶性循环，他们是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利益将医生们拖入黑幕而无法自拔。&&&&有人抱怨说，现在的公立医院不应该叫公立医院，而应该叫“公立民营医院”。因为10多年来，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的绝对数额尽管有所增长，但占医院开支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 &&&&放眼全国，公立医院在表面风光的外衣下面，举步维艰。&&&&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范围内的公立医院的亏损面和亏损额都在扩大，共有820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000万元，其中46家医院亏损在5000万到1亿之间，另有16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亿元。许多医院负债扩张，导致负债规模持续增大，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2006年，全国公立医院的平均负债率为27.6%，不少医院负债率高于50%，还有2%的医疗机构资不抵债。&&&&由于国家投入不到位，医院不得不为生存行走在灰色地带。&&&&但是人们看到“以药养医”的社会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昂。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9.64%，卫生总费用平均年增长率为 11.47%，相比之下，卫生费用占GDP的比重增长极其缓慢，只是从3.02%上升至4.73%――在这占GDP4.73%的卫生总开支里，国家仅仅支付了其中的17%。&&&&2000年，WHO发布世界卫生报告，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财政用于卫生服务的公正性排名倒数第四。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医患关系开始恶化。&&&&中共中央、国务院1997年下发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但在现实中，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正在逐渐淡化。&&&&在公众看来，“看病贵”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市场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掉进钱眼儿里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语道破中国医疗改革失败的结症，中国医改的最大障碍，不是资金问题也非其他原因，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巨大的利益难以撼动。&&&&医疗体制的弊病和权利寻租，已经成了中国医疗的痛中之痛。&&&&第五部分&&&&死水微澜&&&&从1997年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医疗服务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联动”，进行整体的医疗体制改革，距今已近10年。&&&&十年改革，中国医疗服务还是问题重重。&&&&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农村37％应就诊病人没有就诊，65％应住院病人没有住院。而农村应住院而未住院者中，1993年有58．8％的人是出于经济困难，1998年，这个比率增加到65．25％。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当前的医疗卫生服务出现两极分化，公平性大大降低。有数据证实：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4位。&&&&有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报告还指出，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药品滥用及药品价格失控。目前中国的药品销售主要是通过医生的处方，在医院的药房实现的。由于医院普遍推行分配制度、技术承包责任制等改革措施，医生个人的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紧密挂钩，形成医生“开大处方、多做检查”的激励机制。 &&&&“医药合谋”，如同一台吃人机器，无情地蚕食着患者的财产甚至生命！&&&&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11日，通过央视资讯ePanel会员调查系统，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这项共有来自全国733名30岁以上公众参与的调查显示，90．0％的人对10年来医疗体制方面的变化感到不满意。&&&&当前中国的医疗体制变革存在很大问题，其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公益的医疗卫生体制逐渐步入商业化、市场化。此外，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国务院医改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医改不成功！”&&&&2007年，由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16个中央部委派员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领导制订了这一轮医改方案。在12月9日闭幕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2008年我国将出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稳步推进试点工作。 &&&&中国医疗改革将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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