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文“叛变”再考》　　江淮荷花　　陕西咸阳的xue3215朋友是一位相当认真和执着的人，数次主动和我们讨论黄子文“叛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疑议。我们进行了一些回答，当然很仓促也不大系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并不认为黄子文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人，再则黄子文也确实不在我们的写作计划之中。　　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高岗问题和其它的一些问题上，我们只是在《高岗生活作风初探》这一篇博客文章之中，作为替高岗辩明所谓“生活作风”的始作俑者的时候，才略略地提了一下黄子文，也仅仅是几句而已。但是陕西咸阳这位朋友的执着，着实让我们感动，他一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提出质疑，替家乡人鳴冤，替黄子文辩白。而且态度相当的诚恳，虽然语言尖锐但并不刻薄，更加不是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和一些动辄破口大骂的网上朋友相比较，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陕西咸阳的xue3215朋友行文老练，有相当扎实的文字功底，也确实寻找到了一些很值得我们参考的证据和证明。我们都仔仔细细地认真看过，有一些内容还是很值得我们参考和改正的，我们也确实对我们在博客文章里面的有关文字进行了一些修改，我们从内心里面真的十分感谢陕西咸阳的这位朋友。　　例如黄子文的弟弟黄子祥在历史上确实没有叛变过，在我们博客文章的底稿上也确实没有写黄子祥叛变，当时写作之初确实只是写了黄子文叛变。但是在发表的时候，很随意地就加了上去，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哥哥都叛变了，弟弟也不应该例外，于是就写上去了。现在看来，应该是我们在写作上的不严谨和疏忽，陕西咸阳的xue3215朋友指出的这一点就是对的，也是我们在今后的写作之中需要力求注意和避免的。我们很感谢陕西咸阳的朋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朋友。　　但是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大背景看，黄子文确实排不上号，连边都够不上。黄子文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做了一些革命工作，可能在一些朋友的眼中还有一点了不起。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主要研究的是“大节”，作为一个革命者首先要“大节不亏”，才能够谈其它。黄子文借口害怕高岗的打击报复而叛变革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黄子文的借口成立，如果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可以随便地寻找借口叛变革命，那还革什么命？而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历史的事实是：黄子文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之后当的是国民党的特务。即便按照有些人的说法：黄子文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没有干过坏事情。但这些绝对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干没干过坏事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罪恶大小的问题，而叛变了就是叛变了，任何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即便是叛变的行为本身就已经给革命、给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给人们、给后代树了一个坏榜样。而黄子文恰恰是在全中国的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的时候，自己主动脱离延安，成了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革命叛徒，无论如何解释，不论从什么角度，都洗刷不清其叛变的行径和叛徒嘴脸的。　　有人说，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全面开始了第三次合作，双方都已经“一笑泯恩仇”了，当年的国民党的将军、高官们纷纷到大陆访问，甚至一些大叛徒如龚楚都回来了，得享晚年。其实这些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情，现在中共实行如此政策完全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业来考虑问题的，当然无可非议；但是绝对不意味着我们在历史研究当中，就可以从此不明是非，不谈大义，不要气节，不讲好坏，甚至把叛变革命的人，把叛徒说成为宝贝疙瘩。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是历史道德和历史正义的最后捍卫者，是历史的大律师和大法官，如果连我们也要搞什么“统战”的话，历史将会没有什么真相而言，也就毫无是非，谈不上什么真理而言了。所有的人，特别是掌握了相当权力的人们，就完全可以为所欲为，连最后的制约也失去了。历史上的当权者们、帝王将相们至所以还有一点顾忌，一方面当然有当时的制度进行制约，到了现代还有纪委和舆论监督，其实更主要的是当权者们更加害怕“春秋笔法”，害怕青史“留名”。　　由此更加看出我们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可能不求闻达于当时、当代，我们可能永远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和伟大的，他必将推动历史和社会艰难的前行，有相当益处于伟大的人民群众。我们无怨无悔，我们更加感觉到了我们肩膀上担子的沉重，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是：永远追求“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尽量和尽可能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而绝对不可能是其它。　　所以我们只能更加要实事求是，更加要写出真正的“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负责任的记录历史、反映历史，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篡改历史、歪曲历史，更加要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上我们写到的每一个人负责。不能因为是老乡就首先考虑照顾，更不能因为是战友就想原谅，更加不能因为是朋友就“一笑泯恩仇”，如果这样就是我们对历史的严重不负责任，是对历史的真正犯罪。　　现在我们应该回到黄子文的身上来了。对于黄子文的叛变问题，陕西咸阳的xue3215朋友找到了两条比较过得硬的反证材料，其中之一条的反证，这位朋友这样说：“先生，黄子文的平反具体说恢复党籍是1948年，黃子文和国民党作战牺牲一年以后，那时高岗在东北炙手可热。” 　　其实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个材料不能说成是反证，反而更加说明高岗的宽大和宽容。这位朋友说：“高岗在东北炙手可热”的时候，黄子文却被“平反”了，除了说明高岗并没有涉嫌挟私报仇之外，一点儿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既不能说明黄子文没有叛变过，也不能说明所谓的替黄子文“平反”的正确。　　这位朋友说：“黄子文的平反具体说恢复党籍是1948年”，我们知道朋友说的意思是想驳斥我们的“后来又平反”说，朋友的意思是高岗事件发生在后，黄子文的平反在前，在“1948年”就“恢复了党籍”。但是说这些对黄子文的叛变、投降国民党没有任何反证的作用，反而恰恰证明了黄子文确实叛变过，确实投降过国民党，只不过是后来，到了“1948年”又恢复了党籍并且被“平反”，而被“平反”的原因竟然仅仅是投降国民党之后又“反正”了，并且“牺牲”了，如此而已。　　至于为什么会替黃子文平反并且恢复党籍，当时是什么情况？人们不得而知，只知道是“黃子文和国民党作战牺牲一年以后”。因为既然朋友们说了“黄子文的平反具体说恢复党籍是1948年”，哪就是说黄子文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历史的天平已经开始向中共倾斜的时刻再次倒向人民，又反正起义、投降中共的。　　其实在这个时候投向中共的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人，不然的话怎么叫“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呢？革命从来就不怕人多，革命从来就欢迎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同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相比，这种人已经差一个层次了；但是如果是曾经背叛过革命，不过是现在在革命大潮的裹协下又重新投向革命，这种人已经不是差一两个层次了；这种人作为革命的阵营来说当然是欢迎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从来都是属于动摇不定、首鼠两端之人，是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去玩味和欣赏的。　　不过倒是可以替我们成为证明和证据，我们在有关的博客文章里面，提出黄子文是高岗生活作风问题的始作俑者，指出所谓“生活作风问题”不过是当年黄子文对高岗的诬陷，看来倒是说对了。这样一个对革命首鼠两端、患得患失之人，你怎么可能希望他说真话和说实话呢？连大节和大义都能够弃之不顾、置之不理的人，你怎么可能相信他说的话呢？　　在我们过往的历史研究中，特别是中共历史的研究，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误区：很多的历史人物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由领导决定出来的；人们不是看历史人物在历史过程当中的作为，不是看他们做了多少对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而是一味地歌功颂德、评功摆好，既无底线又无原则。这样子研究出来的历史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更加不能拿来启迪后人，其结果只能是“被颠倒的历史”必将被历史和人民再“颠倒”回来。　　现在轮到说朋友的第二条所谓的反证了。这位朋友还特别例举了一位老革命家回忆黄子文的文章，我们认真看了，应该是受益匪浅。这位老革命家说过很多的话，写过很多的文章，回忆一下曾经的战友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仅仅就凭一篇评功摆好的文章，还不知道文章写作的时间、原因，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位老革命家在文章当中根本就没有提黄子文曾经叛变一事，也不是替黄子文作什么证明，仅仅就是从个人的观点回忆一下与黄子文的曾经的交往。现在仅仅就凭这么一篇替黄子文评功摆好的文章，难道黄子文叛变的历史事实就能够否认吗？　　这位老革命家一生当中为人谦和，很少害人也很少与人发生矛盾，在中共内部是很得人心的，值得肯定，他最终得到的回报也是丰厚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既有一长就必有一短，反过来看的话，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恐怕就是老好人了，就是谁都不得罪的好好先生了。更何况一个人的一生当中的不同时期，肯定会说很多话，他的话会处处、时时、句句都对，句句都是真理吗？他说黄子文好，当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证明不了黄子文没有叛变的情节和情况。　　对于真正的历史研究显然需要确凿的历史事实和证据，其它的一切都应该是次要的，都是不足为凭的。如果伟大人物的话可以成为完全的历史，那还要我们研究历史干什么呢？还要历史学家们干什么呢？那毛泽东的许许多多话不是更加重要吗？他老人家说了那么多的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我们也能够当成历史来承认和写作吗？　　毛泽东他老人家肯定过的许多人，不是被我们很多人翻来覆去的批判过来又批判过去吗？毛泽东他老人家还把这位老革命家也说成是“反党集团”，这位老革命家还是其中的头子，历史、党和人民却替这位老革命家平了反，并且回报颇丰。可见即便是伟大人物的某些话，也只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参考，而不可能成为证据。　　其实从我们现有的研究来看，我们在《高岗的影响消灭不了》的博客文章里面，就曾经说过，这位老革命家才是高岗真正的交心换命的战友和朋友，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一切都不堪回首了。而所谓的黄子文无论如何都不能同高岗相提并论，黄子文在革命的危难时刻诬陷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高岗，陷革命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又在革命的困难时候，曾经投降国民党，叛变革命，证据确凿，连拥护黄子文的朋友们也不能否认。　　当革命即将成功，革命大势所趋，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时候，又倒向共产党，并且“牺牲”。对这个个人来说，作为黄子文这个人来说，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没有什么需要宣扬的，特别是和劳苦功高的高岗相比，和迄今为止仍然戴着“反党”高帽子的高岗相比，和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党、对人民、对共和国忠心耿耿、赤胆忠心的高岗相比，黄子文还能够比吗？　　有两个人可以和黄子文比，那就是曾经的中共大叛徒李士群和胡均鹤。这两个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点儿也不比黄子文差和低，他们都曾经是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员，后来都投降国民党，又投降日本人，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们早在1943年前后就又同中共联系，向中共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较黄子文的1948年前后，真正是早了去了。　　更加重要的是到了1948年前后，这两个人又彻底倒向中共，帮助中共“以特反特”，甚至协助中共反特机关破获了台湾国民党特务妄图刺杀毛泽东、炮轰国庆庆典大会的图谋。就是因为这样的两个人，到了1955年竟然将潘汉年、杨帆、饶漱石统统拖下水，倒不是他们有了什么新罪行，当然有中共中央内部的原因。但是这两个人牵连、拖累饶、潘、杨则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中共、毛泽东对叛变革命者的态度，不要说是叛变中共、投降国民党了，即便是在中共内部的斗争中自杀身亡的，毛泽东也毫不留情、痛下杀手。君不见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罗瑞卿，仅仅是受不了冤屈从高楼一跃而下，结果斗争立即升级，被当时的中共中央宣布“反党”；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含愤自尽，被毛泽东痛责为“可耻叛徒”，蒙冤十五载；　　更有高岗自杀身亡，被指“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迄今不得平反；更加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周恩来，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为世人所景仰，但是也抵挡不住“叛变、投降”的压力，在最后一次临进手术室之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却大叫“我不是投降派！”我们的朋友们还在说黄子文的“平反”和“恢复党籍”，难道我们还不觉得黄子文的所谓“平反”，所谓的“恢复党籍”十分地、非常地可疑吗？　　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怀疑黄子文的所谓“平反”和所谓的“恢复党籍”，同当时正在西北活动的中共领导干部阎红彦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我们更加相信陕西咸阳的朋友说得：“你现在看到的资料远远不能说是真相，西北历史的复杂程度，不是凭感性能认识的。”　　但是我们更加相信“西北历史的复杂程度”，再复杂也不会，也不应该将白的说成是黑的，把对的说成为错误，历史的事实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黄子文曾经叛变过，曾经投降过国民党，大节已亏，就完全够了。至于什么人或者“人民群众”，哪怕像朋友们说的：“他们的事迹一直被西北尤其是陕甘边南区人民传诵”。其实都不重要了，人们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他们或者朋友们说什么，愿意记念谁、回忆谁，我们完全不必要再管了。　　但是朋友们的有一句话我们必须解释清楚，我们的朋友们竟然这样说：“你推崇高岗，是要把第一代，第二代主要领导推翻，难道只有高岗是唯一正确的了，远离官方角度，作为第四方第五方考虑，也不一定赞成高岗全对吧。”我们被着着实实地吓了一大跳，我们当然有话要说。　　首先我们从来就没有说过“高岗全对”的话，我们也从来不认为会“高岗全对”。一个人在工作中也好，在革命的过程中也罢，要想全对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即便如高岗也不可能事事、处处都对，像高岗处置所谓的“三月名单”的过程就不大完美，像高岗在政治斗争过程中的不知道进和退。我们说的这种情况还会有很多，人们很快就会从我们的博客文章里面看到，我们从来就没有否认过高岗是一位有缺点的革命战士。　　但是承认高岗不是“高岗全对”，不代表就一定要睁大眼睛寻找高岗的缺点，明明没有缺点也非要寻找一个缺点，这就不实事求是了。在中共立国的过程中，高岗立有大功，缺点、错误对高岗而言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东西，何况高岗蒙冤含屈至今，我们还有必要睁大眼睛去寻找他的缺点和错误吗？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替高岗脱掉“反党”的大罪名，与此同时也耐心地分析研究高岗在政治斗争当中的失败和失误，这才是正确的研究历史、研究高岗的态度和方法。　　我们的朋友们说：“你推崇高岗，是要把第一代，第二代主要领导推翻，难道只有高岗是唯一正确的了”。这真正是有一点强加于人了，我们研究高岗，替高岗说几句公道话，怎么就成了“要把第一代，第二代主要领导推翻”了。如此绝对化的口吻我们似曾相识，我们的博客文章在，我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将高岗同“第一代，第二代主要领导”进行对立，更加不要说什么“推翻”了。　　我们不过是想实事求是，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看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人们都做过一些什么，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而如何使曾经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的评价标准只能是看看历史人物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其它。我们的依据只能是历史、是事实，依据的是历史人物做过的事情，其它没有什么好办法。　　中共的“第一代，第二代主要领导”的历史功绩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他们的丰功伟绩根本无法也不可能推翻。而如果我们仅仅是研究一下高岗，替高岗说几句话，中共的“第一代，第二代主要领导”就可能被“推翻”，是不是这个“推翻”也太好推翻了，也太不值钱了。　　就如同我们说：如果替刘少奇平反就是否定毛泽东老人家，替彭德怀平反就是否定毛泽东老人家，替那么多包括习仲勋在内的革命老干部平反，就是否定毛泽东老人家一样，这样推下去有什么意义和意思呢？其实我们大可以就事论事，说黄子文就说黄子文。　　我们对黄子文的认识就是：曾经叛变革命，曾经脱离中共，曾经诬陷过高岗；虽然后来说是“牺牲”，并且所谓的“恢复党籍”，可能是另有原因，但无论如何是一个本来上不了历史台面的小角色；恰恰是因为高岗，得益于高岗问题的研究，黄子文才“青史留名”，历史的事实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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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
　　历史的事实只能如此？　　这话?
　　几段唏嘘几世悲欢 可笑我命由我不由天。
　　顶一下！
　　@江上苇 4楼
18:44:40　　顶一下！　　-----------------------------　　谢谢关心！祝一切都好，一切顺利！
　　我们对黄子文的认识就是：曾经叛变革命，曾经脱离中共，曾经诬陷过高岗；虽然后来说是“牺牲”，并且所谓的“恢复党籍”，可能是另有原因，但无论如何是一个本来上不了历史台面的小角色；恰恰是因为高岗，得益于高岗问题的研究，黄子文才“青史留名”，历史的事实只能如此！　　什么叫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黄子文的名声是因为高岗，的确有高岗的一面，但只是很小的一面，楼主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副主席，权高位重不可否认，能干到这个地位没有过人之处也不可能，但是还有许多同时代因为种种原因，壮志未酬身先死，但是历史上少不了他们，也不能因为没有功成名就而称为小角色，陈胜首义，刘邦称帝；黄角起义三国纷争司马得利；瓦岗立寨，李渊后起，替代大随；许多人不是最后的胜利者，但不见得就是小人物，小角色。楼主若出生在那个年代的陕西，可能就不会有小角色之言了。　　黄子文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老前辈，在《回忆黄子文》的谈话中说：黄子文和我都是陕西关中人，他家在三原陵前乡，我家在富平淡村，仅一河之隔。从1930年开始，我们曾在一块工作战斗了好几段时间。因此，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①　　黄子文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指黄子文一九二八年创建的武字区农民游击队)，像星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以后组建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力量，为创建渭北和以后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②　　黄子文，字承章，1909年生，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牺牲。陕西三原陵前人。1926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和湖北的黄麻起义，八七会议之后，奉命回陕，在三原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0年10月，黄子文奉调中共北方局搞军事工作。1932年进入陕甘边区，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本文重点论述黄子文在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活动。　　一、黄子文、拓克宽等组建的晋西游击队，是后来组建陕甘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之一；黄子文创建领导的渭北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是红二十六军的骨干力量　　1931年夏天，黄子文在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下与拓克宽等同志，在山西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拓克宽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白锡林、胡延俊、杨重远任副大队长和副政委，吴岱峰任经济委员。　　晋西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100余人。之后，山西军阀徐永昌调集了万余重兵，对晋西游击队进行“围剿”，面对如此强大之敌，山西省委断然下达指示：“精简部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7月上旬，黄子文等率晋西游击队，冲破封锁，西渡黄河，进入陕北。　　中共山西省委对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之后的领导归属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到陕北后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接受陕北特委的领导和指挥。”黄子文几经奔波，终于在陕北特委秘书张鸿志家找到了特委书记赵伯平(化名康和煦)，向赵伯平汇报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和山西特委的指示，还与他一同研究了游击队以后活动的方向和作战原则等问题，最后作出决定：一、活动区域定在井岳秀与杨虎城辖区的接合部，必要时可将队伍拉往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地区；二、在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攻打县城及防御设施较强的村寨，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三、坚持红军游击战术的十六字方针，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策略，开展游击战争；四、发展壮大游击队，动员革命群众参加游击队；五、动员身份已暴露的党团员参加游击队，加强游击队的政治领导力量。此决定由黄子文回部队传达执行。　　就在此时，赵伯平接到了中共北方局通过山西省委转来的通知：“黄子文同志之妻李盛云在天津被捕后，转押北平，现行将分娩，让家属保外生孩子，通知子文同志速到北平照看。”赵伯平即急忙阻挡黄子文回部队传达执行决定，劝其立即前赴北平。　　黄子文仍坚持先回游击队传达特委决定，将部队做好安排后，再去北平。而赵伯平极力相劝：保外生产，是个出狱的机会，且盛云坐牢身虚，生孩子人命关天，游击队的事，特委会派人安排，你赶快上路。黄子文与赵伯平就游击队的人事安排交换了意见后，才急急赶往北平。①　　黄子文没有及时赶到北平，保释妻子出狱生产，李盛云在北平监狱中生下了儿子。黄子文到达北平时，李盛云已由同乡保释出狱，暂住关中会馆，后受到北平地下党和乔国桢②的极大关怀和帮助，有了住所。因孩子在北平监狱中出生，黄子文为儿子取名“黄北平”。　　晋西游击队后在阎红彦、杨重远率领下，转战陕北，改名为陕北游击支队，后奉陕北特委指示，于10月到达甘肃合水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于甘肃省正宁县柴桥子合编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锦章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　　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1932年8月，黄子文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字区游击大队扩编成渭北游击队，12月，黄子文整顿了渭北游击队，任指挥，金天华任政委。后黄子文调进照金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春，黄子祥出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部总指挥，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日，中共陕西省委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8月，红四团拉进照金根据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黄子文、拓克宽等组建的晋西游击队为陕甘游击队的组建打下了基础，是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黄子文组建的渭北游击队，以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又是红二十六军的一支骨干力量，曾经转战陕甘，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功勋。随晋西游击队过来的阎红彦、杨重远、杨琪、马佩勋、李维均、吴岱峰诸人，随红二十六第四团进入陕甘边的黄子祥、杨森、王伯栋、杨玉亭、王安民诸人，以后都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
　　二、黄子文随军转战，开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　　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家堡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黄子文被任命为五支队政委，阎红彦任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21日，黄子文、阎红彦、杨重远率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配合武字区游击队攻打马额王茂臣民团，第二天，武字区召开3000多人欢迎五支队的大会，群情激愤，五支队南下推动了渭北农民斗争的发展。　　5月10日，陕甘游击队三、五两个支队在清水塬会合，恢复了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杨重远任参谋长。　　此时期，黄子文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阐明了红军的宗旨、主张和任务，由总指挥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联名颁布，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广大的劳苦群众，认识了红军，了解了红军，清楚地明白了红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军队。红军分配豪绅的粮食、土地，取消高利贷、账债的主张，
“建立陕甘农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的主张，更是受到广大贫苦群众的拥护。至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陕甘游击队布告，已是极珍贵的革命文物。　　5月15日，刘志丹指挥陕甘游击队奔袭马栏，战斗打响后，阎红彦、黄子文率五支队担任主攻，一举歼灭了敌五一一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17日，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游击队一天之内连歼凤凰山守敌五一一团及焦家坪民团、五里镇民团500余人，缴枪400余支。以后的半个月中，陕甘游击队挺进数百里，经过五县，九战八胜，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　　6月上旬，陕西省委指示部队东进韩城。由于平原地区不宜游击作战，又遭强敌袭击，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被迫退回宁县麻子掌休整。　　7月，陕甘游击队编组为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黄子文任第一大队政委，大队长高山保，参谋长吴岱峰。　　同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此形势，于当年7月底调黄子文回到渭北，筹备成立渭北革命委员会，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文任主席。　　从此，因革命斗争的需要，黄子文经常奔波往返于陕甘边与渭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之间，为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发展巩固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8月底，陕西省委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他们率部队南下到达耀县地区，黄子文急返回陕甘游击队，9月12日，在照金坟滩歼灭了耀县、富平、同官三县民团400余人，击毙了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活捉了耀县民团团总柴子发。　　9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10月再战失利，刘志丹、谢子长决定部队分散活动，黄子文、杨森率领60余人回到武字区。　　12月，陕甘游击队各部在合水县塔儿塬、黑慕塬地区汇合，随即南下。根据中共北方会议决定，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黄子文即通知他领导的渭北游击队康尚武、黄罗斌、邓子敬等率部北上，与陕甘游击队会合。24日，黄子文参加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大会，25日，他率渭北游击队20余名战士护送被杜衡撤职去上海受训的谢子长、阎红彦二人回到武字区，日，黄子文就二十六军的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　　日，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陕甘红军在莲花寺进行整编，恢复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　　在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转战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时期，黄子文作为领导干部之一参加了军事活动，随军参战，参与指挥，参与了重大军事活动。　　三、黄子文组建和整顿陕甘边各路游击队　　1933年3月中旬，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虽然有了编制序列和组织形式，但是很难对数十支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特别是由于游击队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游击队领导也出现过违犯群众纪律方面的问题，对游击队的军纪产生了消极影响。”①　　“一九三三年三月，侯家堡子战斗后，红二十六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黄子文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②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坚决地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③。　　1934年2月，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成立，张明吾任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　　第三路游击队包括平子、旬邑、淳化、照金及以后成立的宁县三支队，中宜游击队，活动在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一带。　　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将平子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支队，1934年冬，抽调四支队lOO余人编成红三团一连，1935年春，又抽调四支队大部分人员为红一团编了一个连。张策、郭秉坤曾任该游击队政治指导员。　　三路游击队在1934年到1935年有很快发展，相继组建成立几十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为开辟陕甘边南区打下基础，作出了贡献。　　1934年5月，黄子文带领蔡子伟、张景文(女)、许国琏、蔡春堂诸人，到陕甘边区工作。途中，在三原武字区又集合了当地游击队10余人，携带枪支北上，在耀县东坪找到张仲良。此时，三路游击队第二任总指挥王安民刚在白家山战斗中阵亡。黄子文在关键时刻，建议张仲良集中兵力，待机消灭后沟民团。张仲良采纳了黄子文的建议，并推举黄子文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开展游击活动。④　　1935年2月，红一团成立，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红一团与三路游击队配合，活动在陕甘边南区一带。4月1日，瓦扇子战斗中，红一团失利，受了损失，团长陈国栋负伤，政委张仲良调离，陕甘边军委派黄子文代理团长，张文华为政委。黄子文率红一团向礼泉彬县地区出击，在礼泉泾河畔的北平镇一举歼灭礼泉叱干镇民团，后挥师北上，配合中宜游击队袭击了柳林西峪民团，连战连胜，大大增强了指战员反“围剿”的信心，以后，红一团北上与杨森的骑兵部队会合，继续转战歼敌。
　　四、黄子文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出潼关，寻找搭救刘志丹，为陕甘边区输送和培养了大批干部　　1932年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第二团时，杜衡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的一切职务，令其离开部队去上海党中央“受训”，刘志丹经广大官兵要求后留下任政治部主任，而谢子长、阎红彦二人则被杜衡强令立即离队前去上海。　　24日，红二十六第二团正式成立，25日，黄子文率渭北游击队20余名战士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到了三原武字区。此时，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国民党军队和六县民团武装“围剿”不久，武字区内还驻着白军两个连，与武字区相邻的富平地区，又有五六百白军刚刚开到，根据地内笼罩着白色恐怖，群众逃亡，党组织尚未完全恢复工作，又有国民党的许多便衣侦探到处活动。黄子文在此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寻找了安全可靠的地方，妥善地安置好谢子长和阎红彦，因武字区不能久住，黄子文去了渭南，日，黄子文在渭南给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后又写了一封信，除汇报渭北特委的工作及成立改编红二十六军的情况而外，还专门向省委请示谢子长、阎红彦二人的问题。黄子文在给省委的信中写道：“谢、阎怎么办，因为他们不能在那里久住，我马上从这里回去，如能在那再候数天，将问题能解决了更好，如果那里严重，我便把他们送到渭华一带，你们再解决，你们给送报告人决定，再送报告人回来，路费由你们给他。”①由此即可看出，黄子文对谢子长、阎红彦二人当时处境的关怀和同情，希望省委给予解决的焦急心情。此后，还是黄子文设法筹措路费，派人送谢子长、阎红彦两人东出潼关。阎红彦到上海后去苏联学习，谢子长辗转华北后回到陕北。　　日，①在照金北梁会议上，杜衡否决了刘志丹、习仲勋、金理科等人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强行作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地区的错误决定。6月21日，红二团由北梁出发南下，黄子文随军带路，于23日到达三原武字区。在此，杜衡以去向省委汇报为由，让汪锋代理政委，私自溜走。黄子文马上追赶杜衡至三原，在三原民众教育馆内，省委书记袁岳栋、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黄子文、杨声(刘映胜)、杜衡5人召开了紧急秘密会议。会议对杜衡未经省委同意私自强令红二团南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地批判。决定立即通知高陵县委阻拦红二团南下，并由黄子文追赶红二团传达停止南下返回照金的决定。但为时已晚，红二团已渡过渭河，去向不明。　　杜衡错误的冒险决定，导致红二团在终南山的惨痛失败，造成极为痛心的损失。刘志丹等同志亦被困在秦岭山中。　　以后，省委派黄子文前往渭华，寻找红二团，搭救刘志丹。　　黄子文先到达渭南的程家乡、桥南乡一带，打探寻找，又到华县的高塘乡、东阳堡子底、郭家庄、箭峪口等地打探寻找，没有结果。在高塘大明寺小学，黄子文找到在此教书的薛毅，与薛毅商量寻找办法。薛毅给黄子文搞了一套木工工具，让他装扮成木匠，便于掩护寻找，并介绍他去找地下党员宋宗维帮助，费尽了周折。至今，黄子文装扮木匠时拿的木工工具锛子(当地人称为平基)，已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在渭华起义纪念馆。　　后黄子文找到了党的地下渭华县委书记赵应魁，发动地下党组织动员党员分头寻找，黄子文为了搭救战友，进入秦岭深山，饿了烧玉米棒，烤洋芋，夜间山区寒冷，烧一堆火，用脚踩踏后，睡到尚有火星的热灰上，多日之后，终于找到了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等同志。他们在地下党员王杰的帮助下出了山，先在群众家隐藏休息，后在王杰与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到达赤水。　　后来，过渭河又颇费周折。国民党派军队已封锁沿渭河的所有渡口，严加盘查红二团在秦岭的失散人员。而其中的王世泰又不会泅水，只能搭乘渡船过河，黄子文的妻子李盛云挺身而出，与王世泰假扮夫妻，提着祭品篮(祭品下还藏着4把手枪)，抱着孩子，装成夫妻二人去河北给娘家母亲去做周年的模样，用编好的假话应付盘问，冒险过了渭河，与地下党组织派人护送过河已到达河北的刘志丹等人会合。　　后来，他们又在渭河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搞到了路费，装成货郎北上，到达了洛川。1933年的中秋节，刘志丹、黄子文、王世泰、曹士荣4人辗转回到照金，受到根据地干部军民的热烈欢迎。　　1932年6月底，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失利，退回甘肃宁县梁掌堡，人员减少。为了迅速恢复壮大游击队，给部队补充新战士，黄子文率谢宝涵和一班战士，南下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黄子文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有很高威望，更有广泛的影响，武字区的革命群众积极响应报名。中共武字区委和黄子祥等又大力支持、帮助和鼓动，3天之内即动员了100名青壮年北上，参加陕甘游击队。除此100名新战士外，黄子文还特别动员了渭北根据地的几名得力干部参加陕甘游击队。其中有渭北特委委员、武字区雇农工会主席顾先臣，武字区区委委员、武字区游击队中队指导员王瑞祺。顾先臣在狼牙涯战斗中负伤，回乡养伤时被敌逮捕杀害，王瑞祺于1936年曾担当执行了护送刘少奇的重大使命。①　　黄子文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搜罗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优良干部。1934年5月，他将杜宛、蔡子伟、张景文(女)、蔡春堂、张文华等干部从西安带进陕甘边区，交给刘志丹和习仲勋。　　杜宛后任陕甘边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开辟了正宁一带的工作。1935年在陕北肃反中遇难。蔡子伟后任陕甘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参加起草制定了陕甘苏维埃政府的多项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张景文后任陕甘边区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也在陕北肃反中遇难。张文华继蔡子伟后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红一团政委等职。
　　1934年8月，陕甘边区军政学校在南梁成立，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黄子文和蔡子伟担任教员。　　当时曾进该校学习的学员宋飞回忆说：学校只有两个教员，一个是黄子文同志，一个是蔡子伟同志，他俩都是知识份子，文化理论水平都很高，又有实践经验，黄子文同志讲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又具体、又生动，我的文化很低也能听懂。①　　军政学校曾为陕甘边区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黄子文在陕甘边区南区工作时，曾任用郭廷藩、杜宛等一批干部，还重点培养和扶持一批当地干部以及封正宝、宋飞、李尚勤等一批青年干部，这些同志都曾为陕甘边区作出贡献，都曾担任领导职务。　　黄子文善于发现人才、任用人才。原警一旅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二机部部长的牛书申，当初就是黄子文介绍入党的。　　五、黄子文是陕甘边南区的主要开创人之一　　日至5日，在包家寨召开的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三个根据地。　　1934年5月，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派黄子文在正宁设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代行政府职权。　　9月，陕甘边特委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同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黄陵小石崖成立，黄子文任主席，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　　陕甘边南区，包括陕西的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中部、富县、甘泉和甘肃省的正宁、宁县的一部或大部分地区。山大林深，地势险要，人口稀少，交通不便。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边南部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发展犹如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对甘肃的敌人威胁也很大。同时，这一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又使它成为拒守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南大门，对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②　　黄子文这一时期在陕甘边南区所做的革命工作，习仲勋在《回忆黄子文》的谈话中，作出评价：1934年春，我调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这年冬，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成立，书记是张邦英，革委会主席是黄子文，是照金根据地党政负责人之一。在这一时期，黄子文等同志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做了很多工作，是有贡献的。①　　1934年春夏，为了开辟陕甘南区的革命根据地，黄子文到中部、宜君、富县、甘泉、宁县等地，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成立赤卫军，建立青年、妇女组织。同时，被派往淳耀地区的金理科、杜宛、宋飞，被派往正宁、彬县、宁县一带的李尚勤等人，都积极工作，大有成效。三路游击区组建成立十几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歼灭许多敌人，拔掉各地的民团据点。恢复了原照金革命根据地，为建立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黄子文、张邦英等同志，积极开展政权建设，对当时下辖的富西、富甘两个县级革命委员会加强领导，促使其更加巩固并有很大发展。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黄子文作为南区代表出席大会，这次大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　　1935年秋，陕甘边南区在正宁设立南区革命委员会驻正宁办事处，派郭廷藩为主任，委派杜宛、封正宝协助郭廷藩筹建正旬彬革命委员会(即新正县前身)。在宁县设立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派刘永培为主任，李尚勤为副主任，发动群众，开展农运，组织赤卫军，于1935年底成立新宁县苏维埃政府。　　1934年冬，黄子文亲临旬邑、淳化一带，成立赤淳工委，金理科、宋飞为负责人。1935年2月，黄子文帮助宋飞建立赤淳苏维埃政府，宋飞任主席。　　1935年11月，赤淳东区成立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姚殿新任主席，郭廷藩任县委书记。赤淳西区还成立赤水县，杜宛任县委书记，姚振华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此时期，正旬彬县革命委员会、永红县苏维埃政府、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淳化县苏维埃政府等地方革命政权相继成立。并发展壮大了南区各地游击队武装，建立农会、赤卫队等革命群众组织。　　到1935年底，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正宁、宁县、旬邑、淳化、中部、富县、耀县、宜君及同官部分地区，游击队已活动在东达成榆公路，西临西兰公路的十几个县境内。　　1935年2月，国民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黄子文、张邦英率南区的机关干部与敌开展了游击战争。　　4月1日，红一团在瓦扇子战斗中失利，黄子文、张文华、张仲良将淳耀游击队编入红一团，黄子文任团长，张文华任政委，向礼泉、彬县地方出击，打击敌人，歼灭民团，开展了反“围剿”斗争。　　1997年6月，习仲勋在致中共三原县委的信中写道：“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①　　习仲勋在《回忆黄子文》的谈话中最后说：黄子文的革命事迹是永垂不朽的，黄子文的高贵品质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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