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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与房地产一样不可能下降
新商报&& 01:01
　　叶檀　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主要从事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等领域写作。
　　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之风已从内陆刮到沿海，每个城都在建设新区，基建工程开工数量超过以往。一个城市需要多大的体育场馆、歌剧院，由领导的癖好说了算，其中的风险大到难以想象。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第二个鄂尔多斯与温州。
　　地方债高不可攀。
　　作为对地方债的持续关注项目，6月10日，审计署公布从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的“抽查”结果，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5万亿元，两年来增长12.94%。这是第二次公布普查结果。
　　形势很妙，债务余额增速低于GDP与财政收入增长，地方债仍然受到热捧。投资者的逻辑是，如果地方债都会产生兑付危机，那还有什么债是安全的呢。地方债崩盘等于中国经济崩盘，所以，大胆地买吧。
　　审计署有关地方债的数据过于乐观，受到诸多质疑，从国内外的投行到惠誉、穆迪等评级机构公布的数据，均高于审计署公布的数据。甚至连权威官方机构的数据都不相同。2011年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设立融资平台公司6576家，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约为8.5万亿元。而此前根据央行报告计算出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上限可能达到14.4万亿元，银监会2010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则为9.1万亿元。
　　统计口径过于狭小，抽查集中在大城市，使地方债风险被大大缩小。即使以审计署的口径看，地方债的风险也在扩大。2008年之后，地方债规模迅速扩大，2012年成为关键的转折之年，地方债一年举借债务数量占总债务数量的29.68%，明显超过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
　　投资增长而经济下行，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祭出的药方都是扩大投资——占据中国60%以上GDP的16个省和2个直辖市从2013年二季度以来相继发表声明，宣扬投资项目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湖北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公布12万亿元投资计划，广西已经承诺会继续推动价值至少1200亿元的多个项目。终于，连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也难以忍受经济下行的压力，积极推动未来五年的1000个大规模投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和汽车制造。浙江省政府指出，如果项目全部启动，将在建设周期内带动超过10万亿元总投资开支。
　　所有的一切都在说明，中国的经济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总规划师，是几乎所有大型项目的操作者，甚至连浙江也偏离了市场主导的航道。一些城市受益于此，资金人口流入，城市与城市之间加速融合，如金华与义乌未来融成一体，京津未来必成一个整体，但一些内陆城市新区状如鬼城，房地产价格五年不涨，可同期地方政府的债务涨了数倍，成为泡沫最有可能崩溃的地区。
　　未来化解地方债只有三个手段。
　　一是房地产价格继续上升，继续抵押融资，直到房地产、金融整体崩盘。各城市都出现了新的标志型建筑，有了自己的天价房，就是房地产支撑地方建设的最好象征。二是资产证券化，将债券、土地贷款等资产证券化，或者直接促进国企、地方投融资平台上市圈钱。三是地方政府直接出售旗下资产，以解燃眉之急。希望未来中国房地产价格下跌、股票市场不再融资，都是天真的痴人说梦。&■中国地方债怎么欠了24万亿？
中国地方债怎么欠了24万亿？
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许多人却还是云里雾里。地方政府借债欲望来自地方政府1994年分税改革后的财政窘迫，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的GDP竞赛。在融资平台公司的掩护下，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这个金字招牌不断扩大借债规模，最终酿下恶果。
作者：黄童超
本文系网易原生内容中心《回声》栏目出品，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更新。
中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根据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财政部，年，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分别为15.89万亿、17.89万亿和24万亿，地方债规模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德国GDP。媒体上常说的“地方债”，就是指这里提到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而不是狭义的地方政府发行的政府债券。
随着地方债规模不断膨胀，“中国将陷入债务危机”的声音开始不绝于耳，官方则屡次自信地拍胸脯，称“中国地方债总体风险可控”。中国地方债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依旧是雾里看花，特别是由于专业术语过于晦涩艰深，恐怕没有多少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地方债到底从何而来，地方债为何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以及中国地方债高企是否有风险。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的收入变少了，但该干的活一点儿都没少，催生借债欲望。
这一切，都得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说起。在分税制改革前的80年代，中国主要采取“财政包干”模式，就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地方只要缴满中央规定的税收数额，剩下的财税收入都归地方自己，多挣多得，少挣少得。这么做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是对中央可不是什么好事。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80年的25.7%下降到1993年的12.6%；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更是从1984年的40.5%掉到1993年的22.0%。穷到揭不开锅的中央，当时只能硬着头皮向地方借钱。
1994年分税制改革所做的就是，把关税、消费税这种税源稳定、税基广、容易征收的税种上划给了中央，作为中央固定收入；把营业税、地方企业所得税以及其他税基小、征收难度大的税种划给地方；还有就是增值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75%，地方25%。分税制改革成了中央的救星，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从前一年的22%，暴增至1994年的55.7%，此后维持在52%左右的水平，再也不缺钱；相应地，地方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较上一年骤降32%。
本来在其他国家，哪一级政府钱多，哪一级政府干的活就多。可是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却出了问题，中央拿走了地方的“财权”，却没有相应拿走地方的“事权”，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钱变少了，需要干的活一点儿都没变少。地方政府不仅要承担基础设施、农林水利、交通运输、义务教育、社会治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一系列职责，有时还得分担本该中央承担的责任。
吉林一所乡镇小学教师在上课，领取830元/月返聘工资。/东方IC
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差距越来越大，从1993年的收支平衡（收入比支出多60亿），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缺口1726.6亿，再到2000年的3960.6亿，2005年的10053.5亿，以及2010年的33271.4亿。拿2010年来说，这个3万多亿的巨大收支差距占到了地方财政支出的45%，这45%都得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例如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而且，政府级别越低，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问题就越突出，曾芸援引数据称，“县、乡政府承担了近60%的教育事业费，近55%的医疗卫生支出，以及大部分对农村的扶助支出。”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地方政府缺钱花，是地方政府借债欲望旺盛的一个解释。
《预算法》不准地方政府向银行借钱，地方就成立一个融资平台公司去借。
近年来，唯GDP论已经饱受诟病，但鲜为人知的是，唯GDP论是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的第二个重要推动因素。经济增长直到现在也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在“十二五”()期间，中央将GDP增长率目标设定为7%，省一级的地方政府却都有更高的追求，增长率目标为8%-13%。对于中国这样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来说，地方要想快速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投资者就成了必然选择。
2004年，北京一名工人站在工地下。/AP
美国MIT财政与政策中心(MIT Center for Finance and Policy)分析称，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有限的升迁机会，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进行GDP竞赛。短期内要想做出引人注目的政绩，官员必须突破已有的预算，并动用更多资源。年，将所有省份的GDP相加，并与当年的全国GDP数据进行对比，每年的省份GDP总和竟然都要比单一全国GDP数据高出7%，这种浮夸造假也从侧面反映了GDP竞赛有多严重。
地方财政窘迫缺钱搞经济建设，地方官员又有GDP指标，地方政府自然想方设法去借钱。可是1995年《预算法》明确规定，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也不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向金融机构借钱，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地方政府在这里耍了一点小聪明，既然自己不能向金融机构直接融资，那由地方政府成立一个企业，总可以向金融机构融资了吧。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融资平台公司”，例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资产投资公司、城建开发投资公司，虽然名称五花八门，但他们首要目的都是帮地方政府融资。尽管地方债的借债主体很复杂，但融资平台公司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比例达到39%。
有了“融资平台公司”，就有了借债主体；有了地方政府，就有了抵押方式，比如拿财政收入和国有土地做抵押；借债用途也有了，可以是修路、修高架，也可以是旧城改造、新建园区；借债来源主要是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还债来源则主要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收入。地方政府原先预想，通过平台公司向银行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外来资本的吸引力，使得土地升值，最终地方政府通过卖升值的土地还债，并赚取收益。融资平台公司另外一种借债方式是发行“城投债”，就是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目的发行的债券。
2016年，北京一名男子在标语边抽烟边等车。/AP
但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无债一身轻”的地方政府，而是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1998年以来，地方债规模以2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其中1998年和2009年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这是为什么？
地方政府拿土地去借钱，银行也乐意大笔大笔地借，可是卖地收入下降后，地方政府只能看着高企的地方债哭泣。
审计署将地方债分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截止2013年6月底，地方债有57%来自银行贷款，而在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有37%都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还债，依赖度很高。时间再往前看，曾芸援引数据称，年间，土地转让收入由283亿元迅速上升到1668亿元，年均增长42.6%。年，土地出让净收益分别为3070亿元、5200亿元和3840亿元，年均4000亿元。
2015年底，北京丰台樊家村危房地块成为新地王。/视觉中国
土地收益的增加极大满足了地方政府经济建设需要，为其债务融资扩张奠定了基础。正如《金融时报》中文网的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垄断了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低价征地，高价卖地，产生巨大收益，地方政府下属的融资平台公司进行借债当然高枕无忧。而银行和评级机构长期看好融资平台公司（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扩大借债规模也不在话下。
特别是2008年，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4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要求地方政府承担2.82万亿元）。与此同时，中国银行和银监会发布指导意见，支持发展地方融资平台，商业银行也开始大力拓展为政府放贷的业务。地方政府疯狂地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借债主体变相举债，根据审计署数据，从2008年上半年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激增5000多家，贷款余额膨胀5.68万亿。要知道，2008年前的地方债规模才5.48万亿元，到了2010年底，就猛增到10.72万亿元，几乎翻了一番。2010年底到2013年6月，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又从10.72万亿飙升到了17.89万亿，地方债增长近70%。
如果土地能够不断升值并产生收益，那它确实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金字招牌，但这种依赖土地的发展模式终于还是让地方政府尝到了恶果。惠誉评级进一步指出，2013年6月到2014年底，中国地方债又增加了34%，增加原因之一就是2014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下降，使得基础建设项目所需资金要靠借债来维持，地方债不仅没有还上，还越积越多。2014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仅增长3.3%，而2015年前7个月卖地收入同比下降38%。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先天缺陷，随着地方债盲目扩张也开始显现。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地方债与国外不一样，中国地方债大多用于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长期有回报。但只要稍微翻阅2010年央行的调研报告就会发现，贡献了地方债大头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其平均资产利润率不到1.3%，县级平台几乎没有盈利。这是因为融资平台公司徒有公司之名，内部不透明，决策基本由地方政府掌握。
2014年，湖北襄阳，斥资200亿的东津世纪城正在打造中。/视觉中国
前文提到的财政窘迫和“唯GDP论”因素，促使融资平台公司不可避免地投向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是加剧产能过剩的投资。一旦融资平台资不抵债，最终需要承担偿债责任的重担就会落在地方政府上。这也是为什么，2014年中国开始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但同年标准普尔依然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大约一半（15个）的地方政府可能应授予“垃圾级”信用评级。
IMF. (2013).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Platforms in China: A Fortune or Misfortune?
MIT Center for Finance and Policy. (2015).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Debt.
Fitch. (2015). China Local Debt Rise is Significant, but Manageable.
曾芸. (2011).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研究.
张红程. (2005).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问题研究.
国家审计署. (2011). 2011年第35号：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国家审计署. (2013). 2013年第32号：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FT中文网. (2011). 征地制度是地方债膨胀的根源.
FT. (2014). Half of Chinese provinces deserve junk ratings, S&P warns.
题图：Walter Rothschild, Britain's second Baron Rothschild, of Tring Park, takes his early morning horse ride in Rotten Row, Hyde Park on May 22, 1930. /AP
地方债规模
规模不同口径统计不一。
2014年，官方统计地方债规模达24万亿元，约为GDP的37.7%。但外国金融机构普遍认为这一数字是低估了中国地方债规模。实际上，在2010年，官方给出的地方债规模是10.7万亿元，但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估计就达到了14万亿元，还有一些学者估计规模可达14.8万亿元。不管怎样，中国地方债接近GDP的40%，还是有风险的，要知道2014年美国最严重的欠债地方政府纽约、罗德岛和肯塔基，债务规模占GDP比例也才26.53%、23.22%和22.42%。
又称为“分灶吃饭”。
1982年，国务院颁发 《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暂行规定》，决定除了3个直辖市之外，其余地方均实行形式各异的财政包干体制，即实行所谓的“分灶吃饭”。地方财政在划分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但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初始的财政条件不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区的包干方案是有所不同的。根据钟晓敏教授的分析，在1980年到1985年，大概有四类方案在不同的地区得到了执行。
其实质是一种财政补助。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目的是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地区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补偿超出地域的“利益外溢”和中央政府“加强国家凝聚力”；其实质是一种财政补助，基本表现是“抽肥补瘦”，体现国家的宏观经济财政政策。
财权和事权不对称
财权层层上缴，事权逐级下放。
实际上，分税制改革后，不仅中央政府抽走了地方政府的财权，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也对县、乡一级的地方政府抽走了财权，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财权层层上缴，事权逐级下放”，特别是对那些落后地区的县、乡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困难。
东北三省表现最差。
标普指出，东北三省的表现最差，其中有两个省份出现了“投机级特征”。此外，12个中部省份有6个都呈现出垃圾债券特征，12个西部省份中则有5个呈现出这种特征。标普主权评级总裁Zhong Liang称，中央政府到目前为止只允许特定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原因是中央政府知道不同地方政府的评级会有差异，因此采取了渐进的改革节奏，但这可能会迫使财政状况较差的地方政府继续依靠融资平台融资，从而加重高成本的债务负担。
试点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正式实施。
《预算法》实施，地方政府被禁止发行债券、向银行借债。
举借债务的省级政府达到100%，市级达到90.05%，县级达到86.54%。
内森·罗斯柴尔德替英国将军威灵顿运送黄金。
应对金融危机，债务余额增长率出现猛增，高达48.20%。
应对金融危机，中央出台四万亿政策，地方债暴增61.92%。
罗斯柴尔德家族涉猎广泛，从铁路到政治应有尽有。
审计署第一次审计结果出炉，截止2010年底地方债超10万亿。
地方债达到24万亿，中国开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中国地方债或超20万亿 若楼市崩盘将爆发危机_新浪房产_新浪网
中国地方债或超20万亿 若楼市崩盘将爆发危机
&&随着近期地方投资热潮再度掀起，市场上有关中国地方债务风险加剧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对此，中央政府近日明确提出，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地方债务总规模仍在安全区内，但各地偿债能力不一，需防范某些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债务风险。
&&明的债务数十万亿 隐性债务难统计
&&中国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摆在桌面上的数字有3个。国家审计署2011年的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相关债务达10.7万亿元；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今年表示，估计目前各级政府总债务规模在15万亿~18万亿元；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最近透露，地方政府负债估计超过20万亿元。
&&不同的数字说明地方债统计的难度。据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地方债务。同时，各地融资平台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很多资金的来源和数量无从知道，负债规模也就难以统计。正因为这部分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更加剧了人们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
&&特别是近来地方政府换届完成，新任领导们继续举新债搞建设以拉动GDP增长，这一做法进一步加重了债务负担。
&&各地偿债能力不一 导致风险一定存在
&&专家指出，相较于美国和日本的债务率，目前中国债务水平在国际惯例的临界点之下，在人均GDP安全边际之内。项怀诚表示，中国政府的债务目前并不是非常危险。这是因为，第一，债务率本身不是特别高；第二，中国政府的债务基本上是内债；第三，政府债务总体上看还没有看到特别坏的、效率特别差的案例。
&&适当欠债不怕，关键看偿还能力。各地偿债能力虽无近忧，但有远虑。专家分析，从目前看，地方债务还在继续扩大，未来财政收入增长必须赶上债务增长速度，才能有效化解风险。然而近几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在减少，未来如何发展充满悬念。
&&还有一点令人担忧。据了解，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未来能否如期还债与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好坏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债务风险将集中爆发。
&&据统计，未来3年将有超过35%的地方性债务到期，届时各地能否都按时还债还不一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指出，各个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并不一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称，目前来看，债务规模总量仍在安全区，但需防范某些局部地区和具体项目出现的债务风险。新华
&&专家支招
&&解决地方债务先要消化旧债
&&专家表示，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消化旧债，遏制住风险；另一方面要建立新制度，控制新债规模。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财政部正在部署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调查，将地方债分为显性、隐性、直接以及或有债务，分门别类，先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再通过研究制定一些制度，给人家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
&&对于消化旧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要理顺市场机制，把当地经济搞活，通过经济效益的改善赢得未来还债的空间。云南省政府明确表态，及时补充偿债准备金，有效应对偿债压力。逐步建立债权债务人对账机制，改进完善地方债务统计报告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降低政府债务风险。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建议说，应设立政府逾期债务清偿风险基金，为未来发生的债务风险做好准备。
&&举新债不能老借钱
&&可以尝试发行债券
&&对于控制新债规模，专家认为，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抑制投资过热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同时，要严格发债主体资格审查，规范发债程序，强化偿债责任等。
&&还有观点认为，举新债不能再用以前向银行借钱的老做法，可以通过债券市场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形成市场约束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说，让地方政府自己作为债券发行人直接面对市场，使其在发行、管理、偿债等环节上均处于主体地位，在债务管理上拥有了更多自主权，同时要强化地方政府的偿债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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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多的债务能够缓解眼前的债务风险，由政府为债务兜底是最后的办法。浙江省的大规模投资方案，将使政府主导经济的作用更强，中国市场化重镇几近失守。另一个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建设已经崩盘的城市是鄂尔多斯，千亿债务压身、借债为公务员发薪、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卷堆积如山，而康巴什新城一片死寂。
　　另一个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建设已经崩盘的城市是鄂尔多斯，千亿债务压身、借债为公务员发薪、法院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卷堆积如山，而康巴什新城一片死寂。鄂尔多斯一度在建项目超过财政收入两倍，沙漠城市变成森林城市，每年绿化费用百亿以上。政府主导的新城建设没有抵挡住经济周期、资产泡沫、产业培育的冲击，现在，鄂尔多斯继海南房地产泡沫之后，再次载入房地产泡沫崩溃的辞典。
　　政府从鄂尔多斯崩盘中学习到的是加大投资量。解决鄂尔多斯靠的是城市群的投资，雄心勃勃的呼包鄂城市群规划，试图在中国北部草原打造新旧能源中心，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煤化工基地、农畜产品加工基地和稀土新材料产业基地，北方地区重要的冶金和装备制造业基地。新一轮的城际轨道交通，物流体系，服务设施投资必不可少，很多人期盼着城市群投资让鄂尔多斯走出泥淖。
　　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反映了权力强势、蓝图钦定、资金唱戏、民资配角的残酷现实，在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根本变革的当下，很难有改观。
　　希望城镇化提升产业与消费，继续吸引资金进行建设，继续依靠房地产作为资金引擎，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很有可能借助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帐，模仿当时实质破产的各大银行获得重生。
　　暂时以大量的新债稀释旧债，请放心，中国的地方债危机恐怕十年内不会整体崩溃。但明智的人，都会对高涨的债务洪水忧心忡忡，一旦洪峰来袭，将如黄河口决堤。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责任编辑：郑萌
很久没有过静下心来聆听世界的声音了，借着这次一加送测一加银耳2耳机的机会，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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