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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G20杭州首脑会议下月揭幕。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多数地区在稳定经济增长中采取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然而，政策的效果不断减弱，而货币政策或已被过度使用，世界经济需要“新药方”。
　　经过此前一系列部长级会议，G20杭州峰会将为世界经济难题提出新的方案，即结构性改革。
　　IMF总裁拉加德此前表示，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IMF研究表明，经过科学设计的改革既能产生积极的长期效应，短期内对经济也有很好的拉动作用，而且还能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在保障所有国家从国际贸易获益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球经济也非常关键。
　　中金首席经济学家预计，领导人将对结构性改革的部分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达成共识。G20鼓励高质量投资和创新，峰会或将钢铁和其它行业的产能过剩视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呼吁共同应对。这将有助于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中国牵头的多边开发努力，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有望在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此前表示，G20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一定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平衡的发展。
　　朱光耀说，下行的经济压力使得世界经济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在短期内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很大振荡。但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监管的加强，特别是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强化了全球金融监管政策的国际协调，国际金融市场表现出了韧性和应对突发的不确定性挑战的能力。在短暂的剧烈振动后，国际金融市场恢复了稳定。但英国的脱欧公投进程是相当长的进程，何时启动英国同欧盟之间的正式脱欧谈判，首先取决于英方何时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有关决定。
　　二是欧洲银行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突出反映在意大利的第三大银行，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银行――西雅那银行面临的资本充足率不足问题上。该银行核心资本的充足率是-2.44%，一般而言，这个比例应该超过7%。
　　三是主要工业化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近期欧洲央行、日本央行都明确要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每月购买80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同时把金融机构在欧央行的存款利率下调至-0.3%。日本央行采取的措施是每年增发80万亿日元的货币，同时把商业银行在日本央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部分的利率下调为-0.1%。对比欧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去年12月已经启动了利率正常化的进程，利率首次提高0.25个百分点。在7月26日的又决定对利率保持不变，目前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分化及其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四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巴西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负数，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产生影响。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力在增加。从中东到其他地区，这种不安定的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产生了新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在不断增加。
　　九大领域经济结构改革
　　朱光耀还介绍说，在促进经济活力方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批准了经济结构改革九大领域及相关的政策指导原则，包括促进开放的投资和贸易；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促进创新；促进竞争，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和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促进包容性增长。
　　九大优先改革领域包含48条指导原则，其中劳动生产率、就业率等在内的12个指标，涵盖了大多数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
　　中国财长楼继伟表示，确定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能提高G20各国改革行动的协调性和有效性。在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G20就最重要的改革领域和原则找到了“最大公约数”，制定了改革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这将有助于各成员协同推进和落实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
　　楼继伟表示，结构性改革共识的达成，证明各成员已经认识到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种自我加压也体现了责任和担当。
　　IMF总裁拉加德表示，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IMF研究表明，经过科学设计的改革既能产生积极的长期效应，短期内对经济也有很好的拉动作用，而且还能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在保障所有国家从国际贸易获益的前提下，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球经济也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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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小故事，有趣又有料> 怎样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怎样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来源：华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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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我认为世界经济的失衡，不能把眼睛只盯在中国的贸易上。世界经济失衡，主要是反映在一些主要经济体消费与储蓄的失衡，一些金融机构只顾自身利益，过度扩张而造成金融的不稳定。如果从深层次讲，世界上最大的失衡是发展的不平衡。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受害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至于贸易，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将采取措施，进一步扩大进口。同时，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放开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解决世界经济失衡问题，需要各国协调一致。特别是在宏观政策上，如何保持和稳定经济复苏的大好形势，同时，对金融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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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赞：世界经济如何实现再平衡
国际货币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近日撰文指出，把全球贸易不平衡概括为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矫正不平衡也不仅仅是一个中美家庭转变个性的问题。世界经济再平衡不仅仅需要文化上的变化，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改变。芝加哥——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冰岛、希腊、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在危机之前过度花费，用政府或私人借贷为支出融资，而德国、日本和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货物，甚至为它们的开支习惯提供资金。简单说来，现在的共识是，为了实现必要的再平衡，美国家庭需要增加储蓄，中国家庭需要增加开支。实际上，许多人相信，只要美国抑制其消费主义文化，美国家庭尝试着遵守每月的预算，而不是抱有一种无远虑而老想走运的乐观主义态度；只要中国家庭不再担心末日来临，从而开始增加开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然，把全球贸易不平衡概括为两个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但由于这就是流行的辩论所摆出的架势，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问一下：矫正不平衡是否仅仅是一个中美家庭转变个性的问题？显然，驱动消费行为的，是长年累月形成的习惯，而许多习惯是受文化决定的——在全球变暖引发的忧虑传播开来之前，驾驶悍马越野车曾经是美国社会认同的一种彰显财力的方式。不再是这样！然而，对消费行为的关注忽略了蕴含在我们看到的行为之下的，更深层次的政策基础。比如，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所竭力推动的居者有其屋计划（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或许进一步加重了受信贷驱动的消费浪潮。随着房价的上升，美国家庭感到更富裕，进而抵押房屋净值贷款，为其生活方式融资。实际上，这种局面让连续几届政府享受到了政治和平，因为债务驱动的消费掩饰了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增长这一事实。推动美国家庭举债消费的第二个因素是美联储的政策。由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在创造就业方面进程缓慢，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据了大约70%的份额，复苏经济的政治压力迫使美联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政策利率维持在超低水平，试图抑制美国家庭在衰退期中的储蓄行为。但如果美国家庭不在衰退期中储蓄，他们又怎么可能在经济复苏，过度兴奋的情绪重新燃起时进行储蓄呢？最终，当其他国家看到美国愿意担当世界经济的第一位和充当最后手段的消费者时，它们就很高兴地依靠美国提供额外需求，助推世界走出衰退——甚至在美国人正在重建其财政秩序的时候。因此，全世界的政策使美国家庭成为世界选定的花钱者。鉴于奥巴马政府执意用政府信贷支撑起房地产市场；美联储持续维持几近于零的利率；在近期结束的上，美国敦促其他国家增加开支的努力几乎没有引起与会国家一丝热情的回应，变化似乎是非常遥远的事情。那么，中国家庭呢？就中国家庭的行为而言，政策亦是重要的。尽管意义重大的养老安全网的缺失，以及子女数量的不足（子女是亚洲人传统的养老保障）无疑为中国家庭提供了一项强烈的储蓄动机，但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亚洲其他国家高不了多少。中国的总体储蓄率近几年来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中国公司的收益和储蓄在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家庭消费之所以低，是因为中国家庭的收入在GDP中占据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过于偏袒企业，严重轻视家庭的利益；家庭银行存款的利率相当低，这样中国企业就可以获得廉价贷款，央行就可以维持一种低估的汇率；企业获得的投入品（比如，能源、自然资源和土地）非常廉价；企业缴纳的税收低，所以其税后利润高；国有企业仅仅将其巨额利润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以红利的方式返还给国家。造成的结果是，家庭税后收入低，消费低。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如果中国要重新平衡增长，政府就必须开始善待家庭。中国政府在近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事件中所展露出的容忍意愿显示，他们想增加家庭的收入。此外，提高储蓄利率、公司税收（相应减少家庭税收）、减少对公司投入品的补贴，也有助于家庭收入的增加。但这些变化不会轻而易举地实现，因为它们将对公司利润造成巨大压力，进而招致公司的抵制。甚至在中国，有利可图的公司也有巨大的抵抗权力。此外，中国政府对于过快地在公司身上施加巨额调整成本（其后果是，大批工人失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最近的危机让中国人领略到了过度依赖外国需求的危险性，所以他们的确想推动中国家庭消费，但他们所采取的步骤将是渐进性的。归根结底，重新平衡不仅仅需要文化上的变化，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改变，而这种变化将在短期内引发巨大的政治疼痛。在这轮残酷的衰退期过去之后，中美两国在尝试改变之前，将自然倾向于昔日的增长模式——美国试图重新恢复消费，而中国则尝试着重新恢复出口。但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在一场严峻的危机延续期内找寻不到改变的意愿，我们也就不可能在复苏的步伐稳健之际找到这种意愿。对于政客们来说，强调其他国家改变的必要性，而忽略其自身的责任，是更容易做的事情。请耐心等待，但不要屏住呼吸。作者拉格胡拉姆·拉赞（RAGHURAM G. RAJAN）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著有《断层线：隐藏的断裂依然威胁世界经济》（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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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胡艳丽在《好奇者的经济学》一书中，12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用简明晓畅的语言，呈现了经济学与我们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面。比如：大萧条时期经济的特殊运行规律，经济平稳时期利率的变动如何影响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央财政金融调控政策的背后暗含了怎样的玄机？我们因何而失业？谁在蚕食我们银行存款的购买力?以对经济政策直言不讳而闻名的保罗&克鲁格曼在《萧条年代另当别论》中为读者普及了关于经济萧条的常识，那是一种不同于短期经济衰退，当局已经难以用利率这根魔法棒指挥经济跳舞，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长期低于其正常值的时期。此时节约不再是一种“美德”，相反，节俭只会令经济萧条雪上加霜。对于经济萧条，除了“反常识”的经济规律外，我们普遍更关心它的成因以及应对之道。书中，弗农&史密斯提出：“从根本上来说每个人都有错，但谁也没有比谁错得更多……每个人都陷入了对房价飙升的愈演愈烈的短视妄想之中”。在本书中，十二位作者尽管都不同程度关注到了经济萧条时期的诸多经济问题，但偏重的角度各有不同，从社会就业、福利保障、经济政策、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交易成本、政治选举等多方面共同构筑起了广阔的经济视角。该书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经济社会的多样性，看懂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广阔的经济海洋里规避暗礁，进而实现经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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