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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店铺音乐 卖家设置教程
天猫店铺音乐 卖家设置教程
1.为什么要使用店铺音乐？
音乐在传统商业中的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一些专业机构项研究表明，购物氛围能够影响消费者行为，背景音乐是增加购物氛围的重要手段，合理的运用背景音乐，可提升消费者购买决策力，也会加强对品牌的认知。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款&店铺音乐&，会尝试与各类型的优质卖家，进行音乐营销方向的深入探索，为卖家创造更加多元化的营销价值。
2.店铺音乐简介
店铺音乐是淘宝官方音乐平台-虾米音乐()为淘宝卖家专门开发的一款店铺背景音乐播放服务。
功能特点如下：
3. 如何开通？
公测期间可到服务市场免费订购，订购地址：
/ser/detail.htm?spm=0.0.0.0.2jcz2g&service_code=SERV_MUSIC_XM&tracelog=msckxx
3.公测对象：
集市店、天猫店、品牌站卖家均可
4. 支持旺铺版本：
基础版、专业版、天猫版、品牌站
5.卖家后台设置方式：
1)点击店铺装修进入店铺后台，选择右侧店铺音乐悬浮模块进行&编辑&
2)为店铺音乐播放器添加歌曲，每次最多添加5首：
3)选择基本设置，勾选启用店铺音乐播放器后保存即设置完成
4)店铺展示效果：
店铺音乐设置完成，店铺后台发布更新后，就会在您的店铺首页右侧边栏展现一个店铺音乐图标，鼠标滑过后浮 出播放器，买家可进行各项操作。
6.关于虾米音乐：
虾米音乐（）,是阿里巴巴旗下音乐平台，拥有业内最大的歌曲曲库及最专业的音乐风格分类。
专业的音乐平台+阿里官方稳定的技术服务，结合淘宝对卖家买家的了解，给您带来放心满意的服务！
7.选择音乐方面的一些建议：
1)选对的音乐，商品类型和音乐风格也是有共通点的
选择合适的音乐才更有利于突出店铺音乐的价值，重要的是把店铺的行业特性、顾客类型、以及音乐风格进行匹配。用音乐烘托氛围，更容易让买家感受到体验商品时的那份意境，加强购买决策力：
如茶具的卖家可选择一些中国古典音乐风格，偏悠静的曲调，呈现出品茶时的放松状态。
家居用品卖家可选择高雅的钢琴曲、纯音乐或新世纪音乐在彰显家居风情的同时，更呈现家的温馨。
另外在一些促销活动中，也可根据主题去选择音乐如：
圣诞节，配上欢快的圣诞歌曲。情人节配上浪漫感人的情歌。
2)利用虾米音乐平台帮你解决找歌烦恼
虾米音乐平台上有大量的音乐达人，他们也创建了很多各种领域的精选集。通过精选集搜索，你可以很轻松的找到适合您店铺的音乐：
除此之外，你还能在虾米上发起求助精选集，让虾米音乐达人帮你来挑歌：
分享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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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优衣库、ZARA如何运用店铺音乐增加营业额
[ 16:46:44]
　　音乐无国界，地球上任何种族对音乐有着几乎一致的感觉。舒缓轻松的音乐会让人心情愉悦，热情迸射的音乐让人激扬振奋，低沉徐缓的音乐让人感到失落和孤独。音乐就像香水，有着不同的调性，影响着人们的情绪。而鞋店的音乐氛围也很重要，看看优衣库、Zara等国际大牌是如何轻松地用音乐俘获消费者的芳心。
　　优衣库
　　体验：进入店铺后，能够听到轻松明快的背景音乐，有时店员会播报广播，背景音乐就会渐弱下去但不会消失，播报结束后，音乐渐强。
　　店铺说法：优衣库的工作人员说，优衣库每年的某个时间段都会对店铺音乐进行新的尝试，根据每月的不同主推商品，来播放不同的主题音乐。例如，八、九月主推商品为运动衫、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那么店铺就会根据这些主推商品的特点制作和准备相关的主题音乐。
　　体验：一进店铺就能明显感觉到，ZARA的店铺音乐非常明显，都是外文歌，但风格多变，有时是爵士歌曲，有时是摇滚。
　　店铺说法：ZARA的店铺音乐由西班牙总部直接掌控，欧美流行音乐榜单是他们的最爱。
　　体验：一走进店铺，就可听到背景音乐，总体来说音量很轻，投入购物时甚至不会特意察觉背景音乐的存在。播放的音乐是外文的流行乐。
　　店铺说法：H&M的背景音乐可不是店长随心所欲就能播放的，每个月，总部都会统一各个门店的“歌单”，所以，假如你和朋友同时身处北京门店和杭州门店，你们听到的背景音乐可能会一样哦。
　　无印良品
　　体验：无印良品MUJI的背景音乐在很多文艺青年中广受好评。置身于一片亚麻、纯棉、原木制品的素净环境中，耳边是清新自然的小乐曲，或轻快，或舒缓，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到一个由MUJI打造的清新、质朴的世界里。
　　店铺说法：据店员介绍，为了给顾客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MUJI的背景音乐以民谣曲风为主，由世界各地的民谣中精心挑选出来后进行改编而成，包括北欧、日本、中国的民乐等，都有收录其中。
　　体验：GUCCI的背景音乐，是比较典型的欧美风格，而节奏相对悠扬舒缓，与其高端产品线的搭配比较和谐。
　　店铺说法：“同一时刻，你走进任何一家GUCCI门店，听到的都是同样的音乐。”GUCCI的店员说，背景音乐是由公司总部统一控制播放的，所以各家门店的音乐都是同步的。
　　FERRAGAMO
　　体验：背景音乐是其每年春夏或秋冬时装发布秀的走秀音乐。
　　店铺说法：“2015春夏季的设计灵感是60年代的复古风，所以走秀音乐也是沿用同一风格;而2014春夏季主题是悠扬的夏日风，走秀音乐里就有海浪、海边嬉戏的声音等。”门店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走秀音乐与品牌海报、货品的风格的融合度很高，用在门店里非常适合。
　　HERMES
　　体验：HERMES门店里并没有专门播放背景音乐，但是会有音乐声，因为LED屏幕会传来声音。
　　店铺说法：据店员的解释，是为了让顾客更专注于HERMES的产品，而音乐可能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但在门店的男装区、女装区，分别都有一块LED大屏幕，全天候播放着HERMES的时装发布秀的视频。
　　实际上消费者会发现许多商业街中的鞋品牌专卖店，都会不余遗力地播放着各种流行歌曲，以吸引过客注意。但同时它们的背景音乐跟其品牌和产品风格很不相符，导致顾客进店后，这些音乐并没有真正传递给顾客一种品牌文化感，更不能激起顾客的购买欲望。
　　而看过了以上国际品牌店铺音乐塑造的案例，这不得不告诉我们一点：店铺音乐也是影响消费者购物感受的一个重要因素。
　　店铺音乐是如何为影响营业额的?
　　 那么，什么样的店铺音乐是消费者喜爱的?大多数消费者认为：专卖店背景音乐播放音量过大，导致人与人之间交流时，不得不提高声贝，使人产生一种急躁感、 不安感，而导致无心购物;也有部分消费者表示：现在专卖店播放的流行音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但对于中年人来讲，那些节奏感过 强的舞曲、摇滚之类的音乐太过聒噪，他们宁愿选择在外等候而不进店。他们认为与专卖店相比，大型鞋卖场、购物中心的背景音乐选取要更为柔和得体，能够为顾 客营造出温馨舒适的购物环境，使得顾客得以安心选购。同时，有些专卖店背景音乐的选取完全取决于店内工作人员的个人喜好。
　　千万别小瞧店铺音乐，好的品牌往往很愿意在这上面花费精力。比如像Gucci、Dior这类的奢侈品大牌，它们都有自己专门的音乐总监，为它们的产品、店铺、走秀设计不同的音乐，这些音乐你在其他渠道一定都没有听过，设计师往往会取材各类音乐，将它们剪辑在一起。
　　其实，很多品牌的店铺音乐在民间都有着极高的人气，在各大音乐网站、视频网站上，都会有很多网友自发搜索“无印良品店铺音乐”，或者是“Hollister店铺音乐”，而你的店铺，适合什么类型的音乐呢？赶紧张罗起来吧。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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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签到处↓ 元芳，你对“看看优衣库、ZARA如何运用店铺音乐增加营业额”怎么看？ ---说两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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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无意点开一个人的微博当然是友邻的友邻吧- - 其实我也记不清了 翻了几条微博 看到了这本杂志 原博说有40版 于是很有兴趣的查找了下 的确很长 自己都还没看 突然想起了前两个月从无锡坐高铁回来时 在旅伴杂志上看到的文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 由于个人原因（什么原因就不说了= =）那时和 分享了一小部分 以下只有文字 因为没能找到pdf 所以木有图 比较长 我做个搬运工 大家就随意看看就好了╭(╯3╰)╮以下均摘自 全球商业经典2013第4期
刘原龙:曾经也是志存高远的音乐人文/赵杏儿摄影/程泉　　如果我在开头写下“凤凰传奇”这四个字，你是不是就没兴趣看下去了？一般人的反应就是，嗨，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就是一个神曲制造机，彩铃下载量过亿的农金组合，还上了春晚。但是当有一天，我爸认真地说他觉得凤凰传奇不错，歌儿唱得挺痛快时，我觉得有必要聊聊神曲了。　　聊神曲也得找神曲的爸爸，我顺着神曲佳作《伤不起》找到了被网友封为“神曲之父”的老猫。见面之前，我看到他在网上的宣传照都是戴墨镜穿皮衣，装帅耍酷，做着hip-hop手势带着大戒指的起范儿瞬间，跟凤凰传奇里面那男的，对不起，跟曾毅差不多一个意思。　　但见面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老猫得戴墨镜，因为他是笑眼儿，一说话就带着笑，一点都不符合神曲RAP男的冷峻风格。在他位于竞园的街舞工作室里，老猫的办公室被装修成中式风格，坐在罗汉床沿，喝着茶聊着天，门外停着他的奔驰320，你会觉得这么爱交朋友热心肠，没架子不拘着，也还算有品位的一大哥怎么能写出那么雷的神曲！　　提起自己写的口水歌，老猫也觉得有些惭愧，但我忘了问他惭愧是不是带引号的。“我也曾经是志存高远、雄心壮志的音乐人，想着得做出证明大陆流行乐创作能力和水平的东西。”老猫原名刘原龙，是20世纪80年代著名吉他演奏家刘天礼的儿子，“但现在我干一切事就想着怎么套现。”　　以前是为艺术理想奋斗，现在是为生存得更好而努力，“但我做口水歌不意味着粗制滥造啊！”　　第二次见老猫是在位于七棵树创意园内的MV拍摄现场，当天要拍的是老猫为女歌手殷瑛制作的《草原情歌》。棚里用绿幕做背景，塑料泡沫做的玛雅人像矗立在中央，现场放着歌曲原声。“我们这都是大制作，你听这音乐都是18轨录音，吉他以前我都找李延亮来弹。”老猫也要客串一下，歌里的RAP他来说，“我们这MV要做成《魔戒》风格的，拍完了要做一系列后期处理，都是有做影视后期特效的朋友帮忙。”　　我问化妆师女歌手的造型会是什么风格的，答曰：女神。　　老猫在音乐创作上能文能武，能上能下。常思思在北京电视台春晚唱的主旋律歌曲《北京精神》是他和方文山联手打造的；重庆特大枪击案罪犯周克华进KTV只唱一首老猫谱曲的《走天涯》；老猫谱曲的《老婆最大》，歌词是崔恕所写，崔的另一个成名作是《爱如空气》。老猫创作上的变形能力和他在现实中的柔软身段如出一辙。　　“说白了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至少我越来越契合这个市场环境。我对受众很了解，能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打胜仗。”现在的老猫已经从音乐人变成了文化商人，2013年，他打算自己走向前台做歌手，争取获得更高的商业回报。　　老猫说要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喜欢神曲，为什么神曲是这样子的，就去看看那些上下班高峰时像抢金矿一样玩命挤地铁的人们，去看看那些在KTV里抱着小姐，喝着啤酒的人们，看他们都在聊什么，在唱什么样的歌，看了就都明白了。　　“从人类出现到人类灭亡，最核心最深处就仨字，权钱色。你可能觉得这太原始，但这是最永恒的。”老猫说这句别写了，但我觉得还是写了痛快。　　老猫对话录　　Q=《全球商业经典》　　A=老猫　　Q：现在创作您觉得费劲吗？　　A：一点不费劲，如果我只有一样能力能拿出来炫耀，那就是写歌。需要我写，马上就能写，十年之后还是这样。而且我的技术都可以跟人分享，我们完全不怕别人抄袭我们创作的方式。　　Q：有哪些具体的创作方式呢？　　A：我写歌就一个原则，站在民族音调和民族音乐的基础上，民族音乐是一片海洋，给你提供了无限多的素材。你用民歌的音调去写东西最容易成功，但是所有人都这样写也不一定成功，具体的音符怎么组合，区别大了。其实周杰伦的《青花瓷》里面还有借鉴东北二人转的东西呢。　　Q：您有没有一套自己的神曲创作理念？　　A：你得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最俗的老百姓，他想这件事的角度，他的心思，他的思想境界是什么，可能别人觉得比较低俗、丑陋，但是我对这个就是有兴趣。　　Q：现在有没有一批追随您的网络歌曲创作者？　　A：我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我相信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甭管是用歪招还是正招，成功就是硬道理，这是我的一个原则。还有“乱拳打死老实货”，你甭管他用什么招，赢了是最重要的。我现在已经成文化商人了，最后考虑的都是套现。　　Q：您做这种口水歌受到过非议吗？　　A：一直都有，包括现在也是。但是这不影响我做事，我现在是方文山在大陆的御用作曲。有一个团队在大陆帮他考察，结果选中我了。他们说这人厉害，什么歌都能写，而且在他们听来不觉得这些是口水歌。　　Q：在方文山听来像《伤不起》这些不是口水歌？　　A：他不觉得是，他很喜欢，觉得这种旋律非常流畅。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水平和境界到了，大家也就有共识。你看明白了以后才有共识，人家是大家，谁不服，拿作品出来说话。台湾人也是非常现实的，胜者王败者寇，人家的歌能火，你弄一个我看看。最简单的道理，你说你不服，那你给弄火一个歌，那难了去了。　　Q：现在都是什么样的歌手找您买歌？　　A：这就是商业考量的范畴了，如果一个歌手说他光要一首歌，谈话结束。我考虑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歌手不够好，或者他背后的推动力不够强，我的歌很可能就浪费了。所以我第一个审核的标准，就是先了解对方的背景跟实力。说800万的房子一下买两套，那请坐，说说有什么诉求，人说想要首歌但唱功不灵，我说没事儿能出声就行。还有的说五音不全，五音不全也没事，说在别人那都有事，怎么在你这没事。我说你五音不全不怕，能说话就行，说唱总行吧，没调，就一个音，不用五音。　　Q：所以歌还有歌手火不火，主要不是看个人实力，还是看他附加的外部条件。　　A：非常综合。歌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各种营销手段要跟上，没有几十万的推广费用那很可能歌曲就出不来了。其实不光是财力的问题，还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影响因素。　　Q：比如说呢？　　A：比如《伤不起》的王麟，有公司不愿意跟她合作，但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她老公是网络炒作宣传第一人。那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所以我说我送你一首歌，为的是交朋友。　　Q：您可真会做人情。　　A：我管这个叫“音乐外交”，为的是让我的作品能够发光发热，换句话说能够服务于人民。第一，你得了解人，最大限度地了解对方的优势和长处，看它能不能在最残酷的战场上显示作用，比如说鸡鸣狗盗之人就有鸡鸣狗盗之人之用，炸碉堡就需要一个不要命的人弄炸药包。第二，你得让利，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最低，你得恨不得把利全让没了也能调整好心态接受。第三，你的实力必须是毋庸置疑的，你要不是有一个绝对的专业高度，前面那两条你把命搭上也没用。　　Q：父亲对您早年间的影响大吗？　　A：非常大，他跟我的路数一模一样，他20多岁的时候，全中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出名的时候，他就想当偶像。　　Q：成功了吗？　　A：他后来在中央电视台做吉他讲座，一下做了三年。当初选上我父亲就是因为他有独创性。其他候选人弹《爱的罗曼史》、《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等世界名曲，我爸抱着吉他边弹边唱了一段《打虎上山》，台领导马上拍桌子决定用我爸了。　　Q：您觉得您的作品对提高大众审美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吗？　　A：我觉得大众审美的提高是一个时代的推动，不是单个人或者单个艺术作品能起作用的。大众审美永远是时代的体现。这个时代会有特别多的明星，特别多的作品，特别多的文化产物，包括像莫言，但是它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作用，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太大的工程。　　我觉得老百姓的审美是以真善美为基础，各取所需。尊重人的需求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他需要这个东西，对他来说这个东西就是好。　　Q：您觉得您做音乐有使命感吗？A：原来有使命感，现在没有了，现在的使命感就是孝顺父母，养家糊口，让自己和自己的亲人生活好一点，给自己的朋友帮帮忙，大家在一起做点事，这都是比较实在的。原来不但有使命感，而且原来的梦想非常的崇高、远大，都是很纯洁的。说白了就由一个非常热情的好的热血青年充满善良，转变成一个脑残（笑），介乎错乱和正常的边缘，人也变得对很多东西漠然，没有那么敏感了。
音乐死了吗文/彭韧插画/叶催鸣　　“It’s over，唱片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即便是换一种什么新的收费方式，音乐按照收听来收费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就是这样。”　　北京中国大饭店大堂，巨鲸音乐网前CEO陈戈反复重申着这个观点。“就是这样”，是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其中的无奈就像大堂里的香氛一样，若有若无，“我们这个行业的最根本问题是：裹足不前，没有分享到近十年突飞猛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红利。”　　音乐一直在响着—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名乐手在大堂某个角落里孤独地弹奏着钢琴。理论上，这名乐手现场演奏的价值会被计入酒店大堂吧所提供的高于市场一般价格的咖啡或者茶水里，但我们都知道，这笔不菲的溢价绝大部分源自于酒店高昂的地租，如果把现场演奏换成播放录音，或者干脆静音，绝大部分买单者不会为此而提出打折。　　音乐，真的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吗？　　01无音乐之日　　从产值上看，这个产业的确是要可有可无了。根据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的统计，去年中国唱片销售总收入不到3亿元人民币，加上数字音乐，总收入也不到10亿元。“几十家唱片公司，成千上万名词曲创作者，分这几亿，”宋柯在他的烤鸭店朗悦府里跟我们谈起了这个他几乎都不想再谈的话题，“说出去都不好意思。”　　作为国内唱片业的代表人物，2012年初从太合麦田辞职后，宋柯先是在北京CBD开了这家烤鸭店，年底又加盟了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音乐。恒大集团在2012年的销售额达到923亿元人民币，光零头就已经超过整个唱片行业数倍，但在房地产行业也只能排第三。　　跟其他娱乐行业对比，曾经同为难兄难弟的国产电影业正朝着年票房收入200亿元一路狂奔。电视剧行业一直稳中有升，游戏行业更是年收入轻松超过500亿元，“唱片业是四大娱乐行业中唯一一个在互联网时代产值和品质双双下降的行业”，宋柯的声音显得十分苦涩。　　“每一年都觉得，不可能比现在更差了，因为已经到了最低点，还能怎么再糟呢？结果下一年就证明，的确还能更糟，”王智翔被自己这句话给逗乐了，仿佛是在说一个跟他无关的行业。他以前是音乐制作人，现在是音乐应用“你听”的创始人。　　滚石移动副总裁张新华说起一段往事：几年前，几个业内人士有感于盗版音乐和免费下载的泛滥，提出了一个设想：联合音乐行业从业者在所有公播渠道停止播放音乐一天，让人们感受到没有音乐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无音乐日”虽然一直没能实现，但事实上，它已经悄悄成为现实，只是没有用一个纪念日来彰显。对音乐极其敏感的雨果唱片创始人易有伍注意到，在香港很多公众场所，比如大快活、大家乐这样的连锁茶餐厅，甚至是汇丰银行这样的高端场所，以往播放的流行音乐或者古典轻音乐被越来越多换成了不断循环的背景音乐—几个小节不断循环往复，最终成为一种纯粹的背景音，真正的音乐消失了。　　在知识版权保护相对严格的香港，这种方式可以节省下购买乐曲版权的成本。精明挑剔的香港消费者们十分在意奶茶是否足够丝滑醇厚、端茶倒水是否足够迅速，但是音乐则是可以忽略的细节，老易的悲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问题。　　内地商场里仍然在播放着流行音乐而不是这种循环音乐，那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比香港人更关注音乐，更可能是因为商场还无需向版权方付费。“公播渠道音乐版权的执行成本太高，几乎就是没法监管的，”无限星空CEO唐月明说，“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放段音乐，谁知道，谁监管，谁收费？”尽管在国外也有只要拥有播放设备就收取执照费用的规定，但这么多年下来，国内就连盗版音像制品的问题也尚未解决，大部分版权商对于公播渠道收费更加不抱希望，“就是能收到费，分到我们手上，也没剩多少钱了。”　　作为一种媒介，音乐天生便易于复制—人耳的分辨能力往往低于人眼的分辨能力，不挑剔音质的消费者可以直接翻录。为了阻止人们使用双卡录音机和自制CD来翻录唱片，唱片公司还曾经试图延缓双卡录音机和可录CD-RW的上市。MP3这种数字音乐压缩格式的发明最终让复制成本降低为零，P2P技术则让数字音乐传播以几何级数增长，“互联网让一切都走向免费”，此时，唱片工业手头剩下的只有法律武器了。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数人都知道。最终，诉讼缠身的P2P鼻祖Napster最终宣布倒闭，但是消费者对于唱片的购买仍然不断向数字音乐转移，唱片业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在电影《社交网络》里，这段错综复杂的产业史被浓缩为一段简练的对话：　　“我们打败了唱片公司。”Napster联合创始人肖恩·帕克对Facebook创始团队说。　　“不，你们没有，唱片公司打败了你们。”Facebook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恩回答。　　“你是指法庭上吗？”　　“是的，难道不是吗？”　　“那么，还有人买唱片吗？”帕克反问道。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没有”太过于绝对，唱片仍然有一些零散的市场。例如，易有伍创办的雨果唱片就找到了一个独特的细分市场：发烧唱片。他本人独创的LPCD能够提供远远高于一般CD的音质，价格也远高于普通CD，每张销量大约超过2000张便可保本，这足以让老易避开大部分唱片公司现在所处的困境。但他也承认，这是一个小众市场，每年需要录制近百张唱片才能维持公司运营，为了补贴公司运营，老易同时还经营音响发烧器材。　　对老易来说，不但CD会有市场，就连更过时的黑胶唱片以后也还会有市场。但是对维持一个产业来说是必要的具有规模意义的典型唱片购买者，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难以逆转地趋于消失了。年轻人越来越少购买CD机，更小的孩子们可能连CD都没怎么见过。　　同样，唱片已死，或是还剩最后一口气，或是仍然有能被救活的希望，这些命题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死”这个词。尽管有些人已经出具死亡报告，有些人仍然在呼吁临终抢救，他们表达的往往是同一个意思：实体唱片的消费者正在大规模减少，对于仍然存在的那一部分市场，有些人还能找到一席之地，对大部分人则早已无法容身。　　“唱片时代是个特例，”陈戈说，“它是音乐产业在大规模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如果仅仅是存储介质从实体转向了虚拟，存储方式从线下转向了云端，那么我们需要道别的仅仅是音乐的肉身—磁带、CD或者唱片，它们寄托着我们的情感，但并非不可取代。这正是全球唱片业现在所正在发生的，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由于数字音乐的销量增长超过了实体唱片销量的下跌，全球音乐产业赢得了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尽管增幅只有0.3%。　　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消失的不仅仅是唱片，音乐本身也在消失。
对音乐还是存在希望
厨子戏子痞子文/赵杏儿摄影/程泉　　1994年，20岁出头的王卓辉是北京某星级酒店的后厨学徒，每天的工作就是“把生的做成熟的”，“熟的摆成漂亮的”，然后让服务员端出去。看着大厨们下了班就是吃饭喝酒打牌，如此循环往复，王卓辉觉得这种生活没什么意思。　　同一年，台湾大学数学系的大三学生陈志翰正在考虑退学，接受唱片公司的工作邀约。而洛兵，这个1988年被北京大学俄语系开除的高才生已经随着指南针乐队一起成了知名词曲作者—但也就是在1994年，乐队主唱罗琦带着失明的左眼单飞了。　　在这一年，28岁的李赤已经在中关村(5.58,-0.05,-0.89%)干了两年装机卖电脑，收入高得惊人，每月能挣一万七。当时李赤生活不愁，衣食无忧，“但就是心里空虚”，经常在裤兜里直愣愣地插着一沓一万元的钞票，骑着座高把低的大红色高赛自行车在二环路上转悠显摆。　　几年后的千禧年，李赤没料到他最初所从事的行业外加互联网的普及席卷了音乐产业—2000年初，苹果公司开始在iTunes Store为用户提供有偿的合法音乐下载服务，其数字音乐销售额占到了全球在线音乐下载市场份额的70%，当年美国唱片销售量下滑7％。从此，摆在全球音乐产业面前的问题，就成了如何在互联网时代贩卖音乐和服务。　　音乐产业从此就没缓过劲来，全球实体唱片销量以每年10％的速度下滑，而数字音乐销量又不足以弥补这一落差。但这四个本来有机会也有能力过上比现在更好生活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在这一领域里沉浮，被别人谈起或忘记。十几年后，音乐产业仍旧走在期待复兴之路上，李赤、王卓辉、陈志翰、洛兵则分别变成了著名的演出现场MAO Live house创始人、福声唱片店老板、“台湾音乐人阿怪”以及“诗人、作家和音乐人洛一半”。　　不再空虚　　李赤在1994年就想过开一间可以为乐队提供演出场地的酒吧，当时他还没听过Live house这个词—直到2006年，李赤去日本考察后，他才知道“Live house”意味着什么。　　早在1992年，一场摇滚演出已经让李赤见识了现场演出的魅力。　　那场演出的地点在东直门外幸福村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的俱乐部里，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摇滚Party更为准确。在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西姆餐厅、友谊宾馆、外交人员大酒家这些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是摇滚乐队和前卫年轻人扎堆的地方。用洛兵在《我的音乐江山》一书中的话说就是“乐队、老外、尖果尖孙的天堂”。　　当天登台演出的乐队有穴位、面孔，还有何勇和窦唯。“一进去就觉得，怎么唱摇滚那些人的范儿跟普通人都不一样啊，太酷了！”李赤之前也爱听音乐，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门市部买磁带。“其实中图才是最早的盗版商，他们的磁带都是直接用TDK的磁带串录的，封面用萝卜章印着—施特劳斯。”李赤一路从邓丽君听到了迈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工作之后有钱了，中图也有了正版引进的磁带，“当时我根本也不懂（音乐），挑磁带就是看哪个封面好看，结果瞎蒙买到了一盘警察乐队（Police）的。”20块钱一盘的磁带李赤经常一摞一摞地买，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150元。　　李赤以为自己平时戴墨镜听听walkman就挺潮的了，但到了演出现场才发现还有更疯狂的，自己也不免被当时的氛围所震撼和感染。　　作为那时少有的跑摇滚乐的女记者，《音乐周报》陈志音是这样描述外交人员大酒家摇滚Party的现场的：台上的窦唯是“儒雅文静、平头眼镜的大男孩，正双手合抱麦克咕哝嗫嚅”，还是乍暖还寒呵气成霜的季节，这里的青年男女，一个个袒胸露背光腿赤足，在震耳欲聋强烈刺激的音乐中，疯狂扭动摇头摆尾。　　洛兵的人生中也有这样的时刻，他距离当时李赤所崇拜的偶像们更近一步。同样是在外交人员大酒家的俱乐部里，1991年，洛兵作为指南针乐队组建人王晓京钦点的词作者，第一次听到罗琦的歌声时，“感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眼前等着我大叫大闹，大肆疯狂”。　　台上一群青春年少、雄姿英发的年轻人正在引吭高歌，台下无数看不清的脸庞欢呼四起，无数手臂疯狂挥舞。雾气氤氲、浓烟扑鼻、彩灯狂闪、气壮山河—这是洛兵对初见罗琦演出情景的回忆。看完那次演出之后没过多久，洛兵就和乐队的成员同吃同住在了三元桥的几间平房里。　　1992年，李赤也想跟这群搞摇滚的走近点，他采取的方法更为直接。“那一阵我听到石头乐队的歌曲，觉得特别好，就想当他们经纪人，结果人家不干。”李赤觉得自己有钱就能帮上忙，但没人领情。　　当时李赤对经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也不大清楚。现在，李赤拥有独立音乐厂牌，担任了多个乐队经纪人，终于能在音乐人攻略上给出关于“经纪人”的定义了：助理、司机、设计师、保姆、教练、老师、朋友、家长、导演、总监、销售、财务、灯光师、调音师、经理、法律顾问、制作人……这些都是经纪人可能扮演或涉及的角色。　　李赤是个凭直觉做事的人。“我是有了冲动就去做，想一件事可能需要点时间，但决定做是不需要时间的。”所以在遭到石头乐队拒绝后，李赤迅速换了一种方式打入音乐圈—开酒吧请乐队来演出。　　“我就是以一个粉丝的身份进入的，那会儿演出一年也没几场，我就想自己也开一个，让他们都来演。”李赤觉得这事不难，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的演出场所很简单，就是找个地方弄一圈沙发卡座，有舞台话筒灯光就行，主要靠场地里卖酒水挣钱。各路乐队也乐意多些演出，这样才能被更多人知道，自己也多些锻炼。　　1994年，李赤迅速地在吉林找到了一处演出场所想自己干。没想到，和对方刚签完协议还没来得及装修，地方就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干赔了几万块钱”。　　回北京后，李赤决定不再回中关村卖电脑。“因为我当时想通了一件事，赚钱赚多少都空虚，我永远也赚不过李嘉诚。要总是比这个，要么累死要么气死。”李赤决定不能只为挣钱而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之后的几年他卖过打口CD，又迷上了画画写诗，最后索性过起了在家创作的“艺术家生涯”。每天就是看书思考哲学问题，和各路画家诗人混迹。在三年间花光了所有积蓄，前后买的14辆高赛自行车都被偷了。　　“但当我穿着被颜料抹花的破洞牛仔裤，不刮胡子不洗脸，骑着老妈的二六女车出门时，我觉得心里特充实。”那时李赤已经三十多岁了，生活跌宕着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而洛兵在1994年写出了《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梦里水乡》等流行金曲的歌词，之后得名“洛一半”。因为在年全国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几乎一半的打榜歌词曲作者都是洛兵。
找到方向　　2002年，30岁的王卓辉第一次去马连道的北京音像大厦进货，他要把自己刚刚盘下的唱片店填满。位于北京平安里路口东南角的福声唱片店是个规规矩矩的长方形，足足有40平方米。　　作为一个对吃没什么要求的厨子，王卓辉对音乐却有些讲究。在8年的厨师生涯中，每天骑车上下班的路上就是王卓辉的听歌时间。“刚开始是好奇，所以什么都听，无条件地大量吸收。雨果唱片做的民乐也听，国外的摇滚也听，罗大佑、李宗盛也听。”慢慢地听多了，王卓辉发现自己还是更偏好摇滚。　　王卓辉现在偶尔也会听听当年收藏的CD，但感觉完全不一样：“一来是耳朵变得越来越尖，对音乐更挑了；二来是心情心境全变了，也许听一两首就收起来，以后都不会再拿出来了。”　　在2002年，王卓辉就已经显得相当“挑剔”，“进货的时候标准就是挑我感兴趣的和包装也好的，这样卖相好”。当时从来没做过买卖的王卓辉一切都是跟着感觉走，他盘算着，要买够填满这个40平方米唱片店的碟，或许还得打个车拉上几箱。　　“结果我拎着一塑料袋就从马连道回来了，真没有我看得上的东西。”具体而言，就是当时CD的封面和内页印刷粗糙，制作也不及现在精良，进价还在20块钱左右。　　但为了把店填满，王卓辉又硬着头皮去马连道找货。他把国内摇滚乐的几十种货都拿了，但这仍旧仅占店里货源的十分之一。王卓辉当时自己也买欧美原盘听着玩，那些由国际一流唱片公司设计制作的CD水平比国内高出一截。所谓原盘和李赤当年倒卖的打口CD相近，都是以塑料废品名义报关进口的光碟，这些盘片主要是国外出版商因为滞销或合同原因需要进行销毁的对象。销毁的方式主要采取切口、钻洞或压路机碾压，盘片表面会有扎眼或豁口留存，但通过一定的修补仍可以播放，这些就是打口CD，几块钱一张，但根据歌手的名望和专辑的稀缺性会有小幅浮动。　　由于当时进口音像制品品种少、价格高，一些进口商见打口CD有利可图便打通关系，在销毁的过程中让人手下留情。有的唱片仅是外盒受损，有的连外盒及CD都能保持完好品相，价钱也能卖得更高，这种CD即被称为原盘。在互联网音乐资源相对匮乏的时期，国内的乐迷很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欧美音乐启蒙。但由于这些CD的货源属于灰色地带，很少有音像店敢大张旗鼓地卖。　　王卓辉把自己买的一小部分原盘放到店里，同样也只占货源的十分之一，迫不得已还得顺带卖点Discovery探索频道和音乐会的DVD。剩下的就都是流行音乐，诸如张惠妹、王菲、莫文蔚、齐秦、张宇、刘德华等等，因为时常有客人进来找，就也得预备着。　　“我开店头一年，每天也就卖十几张盘。”因为竞争实在太激烈，王卓辉又不碰盗版CD，就只能熬着。当王卓辉经历低潮的时候，洛兵也已经淡出了乐坛，与音乐圈刻意保持着距离，转而进行文学创作。“混圈子太牵扯精力，没有时间好好做自己的事。我写词写歌是为了表达，但当时觉得文学可以是我的另一个出口。”2003年，洛兵出版了一部小说，写完了两部电视剧剧本。　　而当时为张惠妹写了《牵手》、《三天三夜》的词曲作者阿怪（陈志翰）却正享受着市场和美女的青睐。从1998年到2003年，阿怪每年都会有约合1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版税收入。他原本是少有女孩正眼看待的宅男，但被介绍是“《牵手》的词曲作者”后，时常有难得一见的美女对他示好。　　阿怪自认自己在台湾是“非常与世隔绝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宅，“在第一次拿到版税支票之前，我都不知道阿妹原来有这么红”。阿怪的收入在《牵手》之后直接从非纳税范围，越过起征点到达了15％税率的水平。拿到钱后，他开始为自己向往的科技宅男生活“添砖加瓦”：“当时我买了德国造的焊枪、芯片，还有好多实验室里用的精密仪器，有的后来都没使过。”拥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阿怪一手打造了他台北家中的智能家居系统，音乐对于他而言似乎一直就是个“玩儿”的事。　　“现在技术进步，已经不用声音试验了，你想要的音色我都可以写程序来实现。”结合了“码农”和“音乐人”两种身份的阿怪现在北京生活工作，平时除了帮人写歌，也做网站设计策划。　　王卓辉小店所在的平安里路口正好位于从新街口到西四一带音像店聚集的中心，2002年的鼎盛时期，这条路上曾经同时出现过40多家音像店。“我一般都是在批发价的基础上加15％卖，但其他店也有定价更高的，毕竟大家情况都不一样。”王卓辉开始也去其他音像店看看别人的定价和货品，后来发现没什么可比性。　　“大家的地段、面积、房租都不一样，要是整天盯着价格谁高谁低就没法干了。”王卓辉开始琢磨自己的方向，当时激烈的竞争已经让一些经销商开始打起了价格战，手段就是卖盗版CD。“1994年滚石开始做魔岩三杰的时候，火到磁带刚从厂子里拉到批发市场，还没卸车呢就全卖光了，那真是几百万盘的真实销量。但到了2000年的时候，盗版已经把市场毁到滚石唱片连歌手的专辑制作费都收不回来了。”　　所以在阿怪眼里，大陆市场很奇特：“在大陆地区，我其实可以拿到的版税支票是在台湾的10倍，但是我拿不到，因为盗版。”　　“也因为这个缘故，你永远看不出来它（大陆市场）是好还是不好。”“没有正向的市场反馈，音乐人对自己的判断也会有偏颇，写好歌和写烂歌的一样收不到钱，大家都以为这是怀才不遇。”　　福声唱片开了两年之后，2004年，王卓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方向。“还是得做自己熟悉而且喜欢的—摇滚”。他想了各种手段来促进销售，强化摇滚这一主营业务。　　“我当时给音乐杂志发乐评和唱片信息，还在《我爱摇滚乐》上登广告做邮购。”2004年，王卓辉花一万块钱在《我爱摇滚乐》杂志上投了一年的半P文字广告，列明了店内销售唱片的主要风格和乐队，四张包邮。　　广告刊出后不久，王卓辉接到了第一张汇款单—它来自新疆，要求购买四张CD总计80元。“当时我真没想到二、三线城市对于摇滚唱片的需求这么大，可能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碟确实不好买吧。所以只要肯想办法，做这行的效益还是有的，至少一年的广告费够赚了。”
人生不会有浪费　　2006年，李赤站在日本唱片公司BAD NEWS在东京的办公室门口，看见玻璃门上贴着中日两国的国旗，旁边还有一张自己的照片。“这事儿神圣了！”李赤突然觉得自己是代表中国而来的。　　当时李赤的身份是北京疾风劲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年收入超过百万元。他在千禧年来临之前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特长的行业，能将自己听过的音乐、画过的画、写过的歪诗和看过的杂书融合到一起，这个行业就是广告。　　但李赤去日本并非为了谈客户，而是要考察一下日本Live house的运营模式及合作可能。介绍BAD NEWS唱片公司总裁千叶和利给李赤认识的，其实就是他的广告公司日籍合伙人。李赤在多年之后再次听到“摇滚乐”三个字，一开始觉得有些生疏，但心中的小火苗蹭地一下就被点着了。　　“当时日方说想合作弄一个Live house，我说那不就是豪运酒吧么？结果人说不是，比那个好。”紧接着在东京的四五天时间里，李赤看了各种各样的Live house，“看一个我傻眼一次，都是外表破破烂烂，破椅子破墙，破地面破门，但演出条件和设备都特好。我跟人家老板聊了聊什么是Live house，顿时我这使命感就来了。”　　Live house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日本，起源于欧洲。Live house文化是伴随着独立音乐潮兴起的，欧美60年代末诞生的rock pub是Live house的前身。真正的Live house是具备专业演出场地与高质量音响设备的室内演出场馆，以各种独立的音乐演出为主题。　　在欧美和日本，Live house已经风行了几十年。日本的Live house大概有近千家，单是东京就有大大小小300多家。日本不光是独立音乐的发展位居亚洲首位，在大众流行音乐领域也紧跟欧美。　　“其实音乐和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息息相关。”阿怪曾经就这个问题和台湾的人类学家庄祖宜讨论过，“都说日韩的流行音乐抄欧美，然后港台再抄日韩。但为什么冲绳会成为日本流行音乐的重镇？那就是个离岛呀—你能想象北京的音乐圈是由一帮海南岛人控制的吗？”　　但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冲绳有美军俱乐部，长年以来美国士兵的消费能力都远高于当地人；而要娱乐美国人，就必须要贴近美国流行文化。釜山成为韩国流行文化的前沿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它的周边有美军在韩国最重要的后勤基地，所以流行音乐也相对发达”。　　“我在东京坐地铁，临近下午4、5点的时候，每站都有背着吉他上车的年轻人，赶着去Live house调音准备演出。这已经成为一种城市的文化风气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李赤看了很受震动，“日方代表问我如果在北京做一个Live house会挣钱么，我说肯定赔；又问我那你干么，我说干。”　　事实证明，2007年初在鼓楼东大街开业的MAO Live house还是赚钱的，虽然李赤150万元的先期投资到现在还并未完全收回，但他一年也有几十万元的营收—这个经营状况在北京十几家Live house里面算是不错的了。　　除了专业过硬的音响设备和演出条件，李赤还将广告人的思路用在了MAO的概念包装上。“以前摇滚乐队做演出，都觉得摇滚的听众就那么多，所以就印点传单免费发发就完了。但是我找了很多时尚媒体来宣传报道。”其实李赤真正请过的媒体就两家，一家是Timeout北京消费导刊—专门报道城市流行文化趋势和演出活动信息，一家是1626—当时刚刚兴起的一本潮流杂志，但读者群都是时髦的年轻人。之后，大批媒体就蜂拥而至要求采访拍照，从而带动了一批时髦青年走进Live house。　　另外在乐队演出的分成比例上，MAO也借鉴了国外的一些方法。由于每晚的演出多由3个以上的乐队完成，所以为了收入分配合理，检票员会在观众入场时统计是为看哪个乐队而来，然后根据观众的喜爱程度按比例分成。“现在国内的乐队也乐于接受这种方式，这样更公平也更透明。”在李赤眼里，Live house是练兵场也是学堂，它会教授给年轻乐队一些演出经验和生存方法，“我们真正目的是帮助乐队闯出来，从一张照片、一条文案和一个小网站宣传上开始教他们。”MAO要求乐队通常在演出前一个月提交宣传资料和视听小样，以方便配合演出宣传。　　“逃跑计划”就是在这样的学堂里迅速成长起来的“好学生”—这个以独立流行为主，加入了新浪潮和后朋克风格的乐队，在2008年迷笛音乐节上以一首《08年我们结婚》一战成名。身为“逃跑计划”的乐队经纪人，李赤在2011年底策划其首张专辑时还特地跑到福声唱片问了王卓辉的意见。　　2011年，福声唱片已经随着王卓辉的“想清楚”，转型成为定位清晰、以摇滚CD为主营项目的音像店，店内流行唱片的比例下降到了一半。在同行打价格战的时候，王卓辉通过邮购发掘了二、三线市场，这部分市场已经被福声的网购渠道取代。　　“现在要再写唱片邮购目录真得好几页了。再说邮购这事也就是那会儿能干，随着互联网起来，现在已经不行了。”目前福声唱片的网络销售占到全年总销售的三分之一。而随着唱片业的萎缩、音像店的迅速消失，王卓辉的生意反倒好做了，因为残酷的价格战让竞争对手越来越少了。而且多年在细分领域的销售经验，让王卓辉对国内各种摇滚乐队的销售数据了然于胸。2013年，他还在微博上分享了店内的销售排行—第一名是窦唯。　　2011年底，李赤跑去跟王卓辉打听哪些乐队卖得好，得知万能青年旅店乐队销售不错，一年多卖了几千张。当时“万青”已经是国内独立摇滚界的新星，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组队，2006年凭借网络独立发布的单曲《不万能的喜剧》出头。　　王卓辉出于保守原则奉劝李赤少印点，最好先印个2000张，不成再发一版。李赤迟疑了一会儿，广告人的灵感突然来了—做1万张！　　“这是一个谁都不会相信的数字，一个非主流的独立乐队敢做这么多，而且还都要卖出去。”但李赤认为这正是广告的创意和噱头所在，逃跑计划的主唱毛川也立下毒誓—卖不出去一万张，乐队解散！　　“逃跑计划一年走了50多个城市做宣传，现场签售，非常辛苦。但现在唱片已经卖得差不多了，估计也就剩几百张了。”李赤相信事在人为，Live house作为音乐产业的孵化器，为新人提供机会，而个体也更要努力才行。
坚持到底　　“我开店三年没挣钱，2005年之后情况好转，现在也就是混个温饱，十年干点别的生意可能比现在挣得多。”王卓辉简短地回顾了下过去，“但我开店的目的多半是为了玩，现在彻底就玩了。”嘴上这么说，但2011年他在798艺术区内又开了一家福声唱片。　　798的福声唱片是20平方米的店面，门口有两棵大杨树，因为没有伙计看店，王卓辉自己不在就闭门谢客。“这是我的一块自留地。”　　2012年，掐指算来798的福声唱片只开张了200多天，因为王老板刮风下雨的时候不来，有事不来，没心情也不来，“其实主要是为了自己喝喝茶听听音乐，有朋友来会个客聊聊天。”　　“现在大家听音乐的习惯都变了，原先是一系列的动作—从打开放磁带或放CD的仓门，关闭仓门到按下播放键，都是有仪式感的。”在王卓辉看来，喜欢音乐的人现在也分两种：一部分是爱听，可能从网络上下载了，好听的留着不好听的就删了；还有一部分是要收盘的，即使在网上下载了，也要再买一张留着。　　王卓辉明显能感受到，以前常来的老顾客现在来的次数少了，买的少了；也有部分人是抱着“支持音乐人，支持福声”的态度来店里消费，甚至在觉得没得可买时，也还是挑一张凑个数。毕竟很多顾客和他多年相处下来也都成了朋友。　　20世纪90年代大名鼎鼎的“洛一半”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他们只知道在“我是歌手”里黄绮珊黄妈唱的《回来》很带劲，却少有人知晓那是罗琦的原唱和洛兵的词曲。　　“黄妈唱完《回来》，她的商演价格立马涨了50％，还发微信跟我道谢。”洛兵早就在微博上表态，谢谢她“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礼物”。除去大拇指，洛兵的左手四指上都有厚厚的淡黄色的茧子，指甲剪得光秃秃的，一看就是每天还坚持长时间弹吉他的主儿。　　从2010年开始，洛兵就带着自己的乐队在全国各种音乐节演出，唱新歌，唱老歌，翻唱，在台上表达自己，在音乐里寻找出口。“我是靠做影视音乐和编剧来生存，唱歌就当成玩儿。”但46岁的洛兵在台上“玩儿”时从来不惜力，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　　“我星盘里有四个处女座，绝对的完美主义至上。”洛兵正在制作自己的个人专辑，因为总是在精益求精，所以迟迟不能完工，“年轻的时候我认为做音乐最重要的是才华，但现在觉得是坚持。”　　阿怪2009年来到北京发展，发现原来很多台湾音乐圈的熟人早已北上了。“他们来了都不告诉我一声！当时大陆有很多‘自慰型’歌手，愿意出几百万元做一张唱片，钱很好赚！”　　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了，阿怪现在的歌曲制作费是一首六七万元人民币。“就是把歌写好，盯着他们进棚录音，缩混做好。”对阿怪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我也不知道这些唱片公司是哪儿冒出来的，但只要给钱就好。”　　阿怪说自己做音乐的基本态度是非常世俗的：“其实就是娱乐，大家一起high，狗血洒下去就好了。”　　娱乐久了也会有一点怀疑和厌倦，所以阿怪在2004年他30岁时自费做了一张原创专辑《尘与土》。阿怪笑称这张专辑是“三十功名尘与土”，里面有他想做但之前顾忌市场而不敢做的音乐，把他科技宅男的恶趣味发挥了一把，模仿北京方言和落子戏，歌词突破大尺度。“我们就是戏子嘛！这行哪儿有那么伟大。”　　最近阿怪想做的事是尝试自己写个填词软件出来，看看运算出来的结果和人工填词有哪些雷同和不同，他甚至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个输入法的词库，可以随时开工设计。“如果有一件事，你实在想做，但是又没人买单，就自己把它做了吧。”他觉得凡事有趣最重要，“没有必要难为自己”。　　有一位中国银行的业务员在去年几次找到李赤，希望能在MAO附近辟出一块6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放几台ATM机。“他开的价都够我付一年房租的了。但我没答应。”李赤自己也知道，如果把MAO改成一家饭馆或是纯酒吧营收至少会是现在的三倍，但是他还是打算坚持下去。　　“干这事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1994年的时候就想明白了。”李赤特别佩服马云说过的一句话：很多时候成功不是你做的，是你耗出来的，把对手都耗死，你就成功了。“等什么时候耗得给我店门口挂一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您想参观一下北京的唱片店，进福声得买门票，那这事就成了。”王卓辉笑着说。
中国唱片业三十年浮沉文/曹可臻摄影/程泉　　2014年1月将是太平洋影音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成立35周年的纪念日。公司总经理赖秀薇正在为这个日子做准备。提起这件事时，她显得很谨慎，刻意避免了“庆祝”，而用了“纪念”这个词。毕竟中国内地唱片销量连年下滑，到现在，已经比2005年减少了96%。　　在互联网时代，唱片被挤到了历史的墙角。在时代浪潮面前，即使是太平洋—中国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唱片公司，制造出中国第一个立体声盒带、第一张CD唱片的公司，十几年的纳税大户也无法独善其身。　　在不少人看来，太平洋到现在依旧存活并且经营唱片已经是个奇迹。这些人里包括宋柯，内地唱片工业鼎盛时期顶级的操盘手。两年前他就发出过“唱片已死”的感慨。或许，唱片确实“快死了”，与太平洋同时期并称为“四大巨子”的广州中唱、新时代、白天鹅不是经营艰难就是已经倒闭。　　不过，唱片业也曾经历人生的巅峰—坐落于广州市人民北路的太平洋大楼是最好的见证。在最辉煌的年代，太平洋唱片的策划、录音、制作、压盘、印刷、包装都在这幢13层的大楼里完成。每天，工人们24小时连轴转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唱片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如今的太平洋大楼已不见当日的喧嚣，除了第三层留作太平洋自己的办公室外，其余楼层都已对外出租，租金为这家公司提供了近一半的营业收入。　　30年，一个产业经历了崛起、巅峰、式微的全过程。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唏嘘之外，重新审视这个行业的浮沉历程，在理解技术革命浪潮下一个产业所经历的嬗变之外，或许能对后来者有更多的借鉴意义。　　野蛮生长　　“那时的广东很兴奋，也很混乱。”2013年3月，李海鹰坐在广州星海录音棚的休息室里回忆起30年前刚入行时的情景。作为最早进入流行歌曲界的音乐人，广州是他事业起步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从“文革”的狂热中醒来，人们开始疯狂地想要认识与了解新生事物。毗邻港澳台的广东占尽地利天时，成了各种新事物、新文化(40.000,0.00,0.00%)、新思想出现的前沿。　　1979年1月，广东省广电局投资30万资金创办了太平洋影音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具有现代化音乐录制设备的公司，也标志着国内唱片业进入音像时代。　　最初，唱片业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并没有形成规模，起初的唱片只是在中国录音，要在国外制作完成。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唱片在国内的普及，才逐渐形成了“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大唱片厂牌以及十几家小型唱片公司的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军委接收了“大中华”唱片厂，成为后来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前身。“文革”期间，中唱公司几乎停运。在1979年前后，中唱广州公司率先于其他分公司开始重新运营。而在全球，1979年，迈克尔·杰克逊的唱片《Off the wall》已在全球市场销售了2000万张。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猫王个人也已售出了超过5亿张唱片。　　长时间的文化匮乏令所有文化产品成为热销品。太平洋制作的第一个立体声卡带《蔷薇处处开》一下子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一盒4到7元的卡带销售量十分惊人，动辄就以百万计。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渴望爆发的年代。太平洋的成功为其他具有出版资质的单位提供了思路，音乐仿佛成了骚动的热土。1983年到1984年期间，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出版社和公司。　　赖秀薇仍记得30年前从惠州歌舞团调入夏里巴音像出版公司做编辑时的情形。“那是1983年，整个唱片业火得不行。要进入音像公司都要凭一些特殊关系。”进入唱片公司工作，成为当时最时髦最有前途的工作。　　改革开放让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港台流行歌曲。“原来还有这么唱歌的！”赖秀薇和李海鹰都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时的惊讶。“扒”港台歌曲，找内地唱得像的歌手翻唱成了唱片公司最早的盈利方式。传统音乐行业里的青年人纷纷投入这个行列。　　李海鹰和赖秀薇一样，也是在1983年入的行，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中唱和太平洋“扒歌带”。就像当时的时代氛围一样，面对那么多新事物，李海鹰也总是处于兴奋状态。“在中唱做四首歌的编曲，可以在录音棚里面住一个月，当然是很兴奋的！”　　在人们还对“流行音乐”这个新名词一知半解的年代，“扒带子”成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流行术语。据说，因为容易赚快钱，当时全广东唱片业与音乐人都参与了这个工作。之后闻名乐坛的创作人陈小奇、马小南、陈洁明等人，都是当年的“扒带”高手。老一辈的通俗歌手如陈明、毛宁等，也都无可避免地扮演过“二传手”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唱片公司从成立开始就没有版权意识。每一张唱片的制作，公司基本都是以劳务费或工资的形式与编曲、制作、歌手结算，更不会向港澳台，甚至海外的原创者支付版权费用。歌手成方圆在一次采访中就曾回忆，当时自己的一张翻唱碟销售百万张，却只能拿到700元的劳务费。　　这种低成本高收入的模式使唱片业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之一。“当时太平洋一年的纯收入和广州的南方大厦百货商店相同！”李海鹰回忆说。到1985年，成立仅仅6年之后，太平洋就不仅为广电总局建起广东电视台大楼，还在广电局的大院里建起了太平洋自己的大楼以及广电局的宿舍楼等多幢建筑—这些建筑在当时的价值也超过了3亿。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0年后回头看唱片公司最早的发展，李海鹰不无感慨地说。在他看来，中国唱片公司前期的迅速发展与不注重版权保护相关，后期迅速的败落也与此相关。他说，版权是唱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欧美公司的版权意识非常强，这为日后在技术挑战下的唱片公司提供了一道屏障。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于包括唱片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来说，都是个野蛮生长的年代。人们忙着疯狂地吸收外来一切新鲜事物，无暇他顾—这就为日后唱片公司的迅速衰败埋下了伏笔。　　危机已悄然出现。
告别浪漫　　在赖秀薇的唱片业发展年表里，1986年是一个不能跳过的年份。这一年，赖秀薇开始感到了市场的压力，而在此之前，“唱片公司出什么，市场就能消化什么”。　　由于全国各地出现不少唱片公司，产品类目增多，经销商在资金流上无法配合。1986年开始，唱片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从原先的购销变成了代销，也就是说，经销商可以赊账提货了，而且卖不掉的可以退货。这对唱片公司的计划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赖说：“有些公司的退货率能控制在10%，有些是在20%，还有些甚至高达40%。”事实上，这一改变增加了唱片公司的风险。日后看来，这也成为许多唱片公司迅速倒闭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或许是因为市场的压力，或许是因为如李海鹰所说的“‘扒’别人的歌没成就感”，1986年也是中国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爆发的一年。这一年，太平洋推出专辑《为我们骄傲》，实验性地收录了包括李海鹰在内的7首本地原创歌曲。此外，为纪念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以及崔健的《一无所有》都让中国人沸腾了起来。　　在紧接着的1987年，唱片业又遇到了一个产业高峰。到1989年，太平洋成立10周年时，全国已经有3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数百家复制生产厂家、10余万家销售商。　　虽然竞争对手在不断地增加，但20世纪90年代前盈利始终不是唱片公司的问题。　　1987年，太平洋影音搬入现在所在的大楼。这座大楼拥有产业链的全套设备。“一个歌手进门，不用出门，就可以完成盒带的全部制作。”赖秀薇说，“那时候太平洋单单编辑就有30多人，录音棚每天24个小时不间断录音，一个人平均3天出一张专辑，那时的出版量是非常大的！”20多年后的现在，整个太平洋公司只有50个员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唱片业似乎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唱片公司的明星制以及全国媒体娱乐版面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唱片的销量。　　铺天盖地的歌手海报、贴纸、卡带席卷内地，能数得上名字的歌手如过江之鲫。内地出现了毛宁、杨钰莹、黄格选、陈明、林依轮等一批有特点的歌手，大街小巷的音箱里回响的都是他们的歌声。　　环球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公司、华纳唱片公司等大牌唱片公司也相继进入内地。香港的天王天后们在内地掀起一阵追星热潮：张国荣和谭咏麟两位乐坛老将，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黎明“四大天王”，还有叶倩文、林忆莲、任贤齐等风格不同的歌星，成为那个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中国的乐坛在那一时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这些歌手在当时都有一批固定的歌迷，一旦有新专辑发行、演唱会举行，歌迷们都会给予极高的热情支持。　　与太平洋一墙之隔的东方宾馆也见证了那个时期唱片业的辉煌。当时太平洋、新时代、白天鹅和珠海湾仔组成南方音像集团，每年三次在东方宾馆举办订货会。“那是很震撼的场面。每次订货一个品种都是1000箱的量。一个品种几十万盒不在话下。每一个的追加量都在10万级。”赖秀薇回忆。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唱片的销量突然直转而下。从1996年起，中国内地的唱片销售量每年都以40%左右的份额下降。　　追究原因，翻版和盗版是这一轮大幅下降的“罪魁祸首”。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界时，唱片公司纷纷从盒带向CD转型，卡带慢慢退出市场。除去音质和存储能力的提高外，这一次技术的变更从某种程度上也大大降低了翻版和盗版的门槛。卡带运用的是模拟技术，CD运用的是数字技术。卡带的翻录会造成音质的大幅下降，而CD的翻录对音质的损伤则低于卡带。　　由于一直以来对版权的不重视，缺少法律屏障的唱片公司在技术革新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到1999年时，整个唱片市场因翻版和盗版的侵蚀已初现衰败的景象。　　这一年，李海鹰把家搬到了北京。虽然走出这一步的直接原因是做了姜文《鬼子来了》这部戏的音乐，但他不否认这也与广州的音乐氛围多少有些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央视已经放开对娱乐与流行文化的限制，各种排行榜、MV、明星层出不穷，人们不再“通过广州看港台”。而2000年前后，各种大型流行音乐晚会如“同一首歌”、“中华情”，在央视遍地开花，各种题材的电视剧也迅速繁荣昌盛。去北京，上央视，最好还上回春晚，成为歌手走红的主要渠道。电视取代唱片公司成为了音乐人新的归宿。　　在这段时期里，绝大多数音乐人的成就始终无法超越当年，有人转行，有人逐渐被人遗忘。李海鹰则顺应形势做起了电视剧及晚会歌曲专业户。　　从唱片公司到电视剧、晚会，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中国音乐创作人与其雇佣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干一票算一票的形式。这种散漫、一次性的合作关系的形成与版权制度不完善有直接关系。因为日后的版权得不到保障，原创者往往抱着“赚一票就走”的心态。与此同时，这种关系的形成也大大减低了音乐原创者制作精品的积极性。在以后互联网大行其道之时，它更显示出消极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的这15年，堪称中国流行音乐辉煌浪漫的15年，无数资金如洪水般涌入乐坛，把唱片业捧成一轮红日，无数才子佳人纷纷闯荡乐坛，希望能够一曲成名。　　令人惋惜的是，在唱片业的黄金时期，整个行业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体系。造成这个结果，既有唱片公司自身缺乏版权“基因”的原因，也有政府管理上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内的版权事业起步比较晚，1990年9月著作权法颁布，1991年6月开始实施，直到1998年9月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才正式成立，1999年才有首例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著作权行政处罚案。在音像制品管理上，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署三驾马车同时监管。而多重监管往往导致的便是互相推诿、无人问津。　　也是在1999年，赖秀薇从惠州夏里巴调任广州太平洋。虽已有心理准备，但她仍未料到，即将面对的是一个迅速衰退的市场。
“音乐还活着”　　如果不是有人带路，很难想象在广州机场路如此庞大的化妆品市场里，还隐藏着中国目前唯一的音像品批发市场—广东音像批发市场。　　这家如今门厅冷落的市场曾有过辉煌的时刻。从某种角度看，它的存在与发展也见证了政府与非法音像产品博弈的过程。　　1996年，为了杜绝盗版翻版，便于音像出版物的管理，当时监管音像制品的文化部下令所有音像批发单位都要进驻音像城，以便从源头管理音像品。同时由文化部牵头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建立四个示范性音像批发、销售市场。最终北京、上海、广州三处建成，武汉因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没有成立。　　然而由于职责划分不清，很快“各地的音像市场成为了走私、盗版音像制品的天堂”。　　1999年，因为音像市场里非法音像制品“猖獗”，文化部又开始取缔音像市场。经过两年左右的清理，全国200多家音像城被清空，只保留了北京和广州两家正规批发市场。　　那一年，陈俊调任广东音像市场任副总经理。在陈的感觉里，2005年是市场兴衰的分界点。“互联网太厉害了。”他说，“以前是看电视，看碟，听广播，现在网站一看，下载那么多，手机铃声有音乐，电脑也有，公共场所也有，上个楼梯坐电梯里面还有大屏幕……”　　互联网的兴起，令虚拟盗版代替了实体盗版。甚至，唱片作为音乐的媒介开始被大众淘汰。　　对于唱片公司，互联网造成的寒流早在2000年就已经到来。赖秀薇有切身的体会。“我1999年来到太平洋之后，整个市场开始走下坡路。”那几年，她明显感到同行在减少。以前唱片业的下游厂商，比如塑料盒制作厂都纷纷转型做了化妆品包装。太平洋唱片的产量也在大幅下降—“我们的月产量从上百万下降到30万、20万、10万、8万，到现在一年可能就只有20万到30万了。”　　在星外星唱片董事总经理周小川看来，中国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里，经历过两次大改变。　　一次是2001年的阶段。那时互联网兴起，人们开始通过互联网搜索、下载音乐。网络音乐改变了生态，音乐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一大部分对音乐品质要求不高的唱片客户被互联网抢走了。　　第二次改变是在2008年。那时的互联网进入2.0时代。互联网的主要应用已从浏览获取信息转变到了交互和社区。但那一年刚好发生了一件事——政府把音像市场管理权从文化部手里交到了新闻出版署。在交接的过程中，一个没有权力管，一个还没有交接好，形成了监管空白。于是，正规唱片公司的发行渠道，比如超市、新华书店等，又被盗版商以低价打压的方式抢占了。　　周小川感慨：“2008年之前我们觉得还蛮滋润的。”那时星外星已经找到了唱片公司和互联网的契合点。他们的在线社交媒体，比如豆瓣、博客，是独立音乐人传播最好的平台。通过这些互联网媒体的影响力，往往能够聚集起比门户网站更对的客户群。　　传统唱片业之前因互联网而丢失的营销渠道（以前是广播、音像店）又在互联网上找了回来，然而销售渠道却又一次丢给了盗版商。面对互联网带来的冲击，唱片纷纷尝试经营策略—有的转型做演出公司，有的转向高端的HiFi市场，还有的转型做艺人经纪公司。　　太平洋也经历过一次经营方向的蜕变。赖秀薇说，第一，针对高端音乐消费者做精品发烧碟；第二，在内容上创新，推出像《流淌的歌声》这样更有创意更经典的作品。她坦白地说，早在2002年，太平洋就尝试和北京一家公司合作，在网站销售歌曲。但由于门户网站都有免费下载，盈利模式不清晰，实际的收益并不明显。　　李海鹰的互联网尝试倒是成功的。2005年，李海鹰为孙俪写了《爱如空气》。通过与移动运营商的合作，这首歌不仅在SP彩铃上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也利用互联网的传播大红大紫。“肯定不是靠唱片，只出了一张孙俪的EP，EP有谁买？没有人见过！就是靠电视剧跟互联网，歌就出来了。”　　不过此后李与移动公司、互联网的合作效果都不明显。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互联网时代音乐的盈利模式仍不清晰，而这也正是唱片公司互联网时代转型问题的根本所在。　　“无论是唱片公司制作一个歌手，精心打造一张唱片，投资多少钱，收不回来；还是作曲者写一首歌，很流行，在版权方面没有回报—这对于公司和创作者都是很大的打击。”　　在李海鹰看来，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版权意识已经提高了很多。“很多版权组织、唱片公司以及音乐人都在为这个事情呼吁了很多年”，但音乐毕竟是个小产业，“中国移动[微博]一年的音乐收益是三百亿。中国的唱片正版加上盗版统统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数。问题是现在没有一个机构可以跟中国移动谈判，可以跟它抗衡，它一个国有企业，很强势。人家不给你看数据，你单个的音乐人再牛也不够力量。法律归法律，问题还是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唱片公司，版权固然是问题，商业模式却是更大的问题。从2000年到现在，唱片业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一路溃败。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家唱片公司能够说是彻底适应了互联网生存。　　赖秀薇的职业生涯见证了唱片业从时代宠儿走向迟暮的全过程。回首过往的30年，她引用了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　　但她也并不想让自己显得太过悲情。如今，快到退休年龄的她仍然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太平洋作为中国音像行业的一面旗帜永远不倒”。　　对于唱片业的未来，她显得有些迷茫，但有一点她很确定：“做音乐的人一定要在，因为人们现在对音乐的需求比以前更大。”　　2013年3月中，广州二沙岛的星海录音棚，李海鹰面对广东交响乐团指挥。他正在录制由他创作的中国第一张流行交响乐碟。在互联网时代，他已然是当年为数不多的几个仍活跃在音乐创作第一线的人。　　对于唱片业从辉煌走向落寞的历程，他显得更洒脱：“生活就是这样，不停地变化。”　　在他看来，音乐的需求从来没有减少。“随着MP3、互联网、新媒体的不断出现，听音乐的人更多了！”　　陈俊在广东音像市场里工作了十几年，见过做唱片批发成为亿万富翁的，也见过随着唱片业衰落，转行做音响、签艺人的。虽然市场里的租户数只是最初开市时的三分之一，但他依旧坚定地认为：“音像市场肯定有，只是载体的区别。”在他看来，实物是虚拟不可替代的，就像电影无法被电视所取代那样。　　现在，在他的带领下，市场不光配合政府做音像批发的管理工作，还拓展出高端音响销售，录音制作等其他服务。他说，温饱解决了，人们就会要精神上的享受。对好音乐的追求，永远不会减少。　　据说，宋柯的名言“唱片已死”是被人断章取义，后面还有一句更重要的：“音乐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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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目前只看了前两篇 = =
话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楼主开帖...
好长，马克慢慢看
有没有看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尤静波的《中国音乐到底缺少什么》
流行歌曲如今对人们的娱乐生活还有意义吗？除了KTV吼两嗓子意义不大
好帖没人顶
Why so serious
我竟然全看完了。阿怪除了牵手，三天三夜还给古巨基写过喜欢。那首歌很喜欢。还有回来那个歌是周迪作曲，洛兵作词。不是洛兵词曲。
人家的歌能火，你弄一个我看看。最简单的道理，你说你不服，那你给弄火一个 歌，那难了去了。我很认同老猫的这句话。李宗盛说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越来越难。
小王一出，必是精品！
基本上看完，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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