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联手，中海+中信向同行发了一个令人生畏的信号
来源：乐居自媒体 &&作者：见地 - 陈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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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界的一哥之争，才刚刚开始。3月11日下午，香港报媒爆出中信股份有意将住宅开发业务出售给中海外（0668.HK），中海的小伙伴们已经开始不淡定了。“预计15号开始尽职调查。”中海地产一位不具名人士告诉见地君：“我不能说是谁告诉我的，但肯定是真的。”见地君第一时间向中信和中海求证，中信没有否认，中海香港总部的回复十分委婉：“即便听说过这个事，现在也不好回应。”虽然收购还未最终定调，收购方案却已在中海内部酝酿。该中海内部人士透露：“现金、现金+股权、现金+资产置换等方式都在讨论。资产置换指的是用中海部分去换。”可以确认，中海地产与中信目前还处于意向谈判阶段。一旦落定，双方将直接进驻全国各地项目进行尽职调查，进入正常收购流程。“中海现在账上趴着近千亿现金，钱太多烦恼该怎么花。”中海内部人士表示，现在走招拍挂流程拿地成本非常高，收购成为中海最中意的扩张路径。该知情人士还向见地君透露，中海从去年就开启收购进程，与多家央企谈收购事宜，但未有大的斩获。在今年年度董事会会议上，董事局主席郝建民再次明确，今年中海将大规模开启兼并重组，重点是收购央企资产。这次终于捕到中信地产这头大象。中信地产资产过千亿，土地储备超过2000万平米。虽然背靠中信集团这个富爸爸，但中信地产这几年只能算差强人意。除了在华南地区表现足够强势外，在其他区域并未展现出与之出身和实力相匹配的市场影响力。在中信地产升格为中信一级子公司之前，中信的地产业务分布在旗下多个子公司平台上。过去几年来，中信地产以中信集团地产业务旗舰的身份出头整合，但进展多有不顺。据悉，地产业务就涉及三个平台，包括中信开发有限公司、中信华南（集团）有限公司和中信集团公司。见地君查阅相关资料也发现，各平台也均有对外的自我介绍。中信另外两个子公司中信泰富和中信国安也有地产业务。有知情人士介绍，以深圳为例，从2012年开始中信在深圳就没有增加新项目。很多项目只是挂靠在中信名下，深圳中信领航虽然冠以中信名头，但中信只有10%左右的股权。由于整合不力，中信并未打造出一支能在全国攻城略地的强力开发团队。旗下多项目销售缓慢，2015年销售额排行已经滑落到前40名以外。相对金融等其他板块的强势表现，中信地产业务盈利水平也很一般。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信旗下房地产及基础设施业务净利润同比下降22%，为22亿港元。中海有钱任性，中信地产业务近些年发展境遇并不算上佳，这也为双方的大型收购埋下了伏笔。中海若真将这一庞然大物收归囊中，那地产界就将诞生一个超级巨无霸。受这一消息提振，3月11日，中信股份（0267.HK）急升9.2%，中海外发展上涨2.8%。作者：陈业，深度报道记者，期许成为一只房地产行业挖掘机。喜欢另辟蹊径的角度，更愿别开生面地挖掘行业兴趣点。工作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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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答。注意！环城北路中信桥头安装隔离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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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爆料：环城北路中信桥头安装隔离栏啦！
因为这里是桥头，两边都可以出入口，虽然一边有红绿灯，不过经过的人都会习惯性的在桥东这边掉头过道，所以经常造成事故，最严重的一起记得是一个开电动车的女生整个人给大货车碾了，场面非常血腥。反正，这个地方是高危区域，很多人经过的人都是提心吊胆。
现在环城北路中信桥头这里全段路都安装了隔离栏，车主们要注意啦。现在要过道，得去斗文村的红绿灯路口，要不就得去桥的西侧南园村的红绿灯路口，不能直接穿过了。虽然对于有些人就麻烦了点，但这样非常有效的杜绝事故发生，生命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
希望普宁的交通部门多给公路上一些隔离栏吧，虽然路看起来窄了好多，但是可以有效防止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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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横穿马路的高发区，为防止隔离栏坏掉，还锁上了隔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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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近期普宁进行很多交通配套更新，在容易拥堵和违规的路段都进行了整改。流沙大道除了路面整改外，在红绿灯处也加上了隔离栏，以此规范过往车辆不占道、不乱调头等，有了隔离栏，过年期间的交通应该比往年有所改善。但其实隔离栏只是一种交通管制的手段，不管有没有隔离栏，我们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司机、文明行人。有形的隔离栏可以强制规范我们的行为，无形的隔离栏应该时刻在我们心中，敦促我们做文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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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这样才不容易出事故和塞车。
几天没经过那，昨晚想去普宁广场，开到路口，额，过不了，右转到斗门路口再掉头。
我早上也跟你一样
以前就习惯开这个路口的
看来得换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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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这样才不容易出事故和塞车。
几天没经过那，昨晚想去普宁广场，开到路口，额，过不了，右转到斗门路口再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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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新河东路，中信华府和南华路桥头作标识，表示此路段不许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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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大道应该整条上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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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大道应该整条上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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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了多久就撞到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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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里的红绿灯太NB了，二十秒钟的左转，过不了三四部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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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这样才不容易出事故和塞车。
几天没经过那，昨晚想去普宁广场，开到路口，额，过不了，右转到斗门路 ...
我早上也跟你一样&&以前就习惯开这个路口的&&看来得换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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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张图片是不是有一辆车逆向行驶了
不是，是第一次看到装护栏，一时反映不过来，就在路口停下来，状况跟我到这里第一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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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张图片是不是有一辆车逆向行驶了
不是，是第一次看到装护栏，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在路口停下来，状况跟我到这里第一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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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普宁将涌现出一大波跨栏的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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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路建议人行道和机动车道隔护栏，机动车道中间加装护栏，不然好危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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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岸芷汀兰会不会比之前中信华南集团开发的一个被曝光说是有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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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鬼骑士
中信岸芷汀兰会不会比之前中信华南集团开发的一个被曝光说是有暴利的楼盘更有暴利
之前深圳九个楼盘地价被曝光 开发商很暴利其中有中信华南集团开发的，不知道这次中信岸芷汀兰 是不是也是暴利啊？
曝光项目：中信湾上六座
附：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深圳9项目数据
名称 中信湾上六座
土地面积(公顷)
楼面地价(元/建筑平米)
开盘平均售价(元/建筑平米)
售价与土地价格差价
地价房价比例
地价与开盘价落差都在6000以下
中信岸芷汀兰据说四万起价！！忒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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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已被版主加精，希望您再接再厉多发好贴噢~
只有更多没有最多！！！！
哪个楼盘不是暴利？
黑色的星星
反正开放商不会做不是暴利的事情！
暴利集团！！！
之前落差在6000一下其实就不算暴利啦，更高点的才够得上是暴利！！
顶一个，非常时期要把缺点指出来给大家看看
星星点点亮
开发商从来都是谋取暴利的
> 中信岸芷汀兰会不会比之前中信华南集团开发的一个被曝光说是有暴
后您才能在本论坛发布信息！南海小岛: 《艰难的辉煌》在香港还出了另一个版本，叫《中信三十年》 - 雪球&来自雪球《艰难的辉煌》在香港还出了另一个版本，叫《中信三十年》:【口述历史】孔丹：光大集团曾让朱镕基震怒的一件事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 劲夫同志还跟我说：不到北京市也可以，你到上海去，在经委做个副主任，直接去接触实际嘛。当时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是陈国栋同志，市长是汪道涵同志，都是华东的老同志，与劲夫同志相熟，彼此非常信任。所以劲夫同志为我做这个推荐是会非常有力的。　　◎ 在我选择了去光大后，对王军说：王大哥，我推荐一个人，秦晓，我四中的同学，文革中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的。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　　◎ 镕基同志动怒了：这个人要抓起来！当场去给**总理通了电话。所以，北京那边马上就抓了王亚克。　　◎ 紧赶慢赶到了中南海镕基同志的办公室，九个座位只有一个空的在等我，罗干、戴相龙等同志都在，弄得我出了个大洋相。开会之始，罗干宣布了任免。镕基接着说：孔丹，你这个总经理是我提名的，你要好好支持朱小华，帮助朱小华。　　孔丹/口述 米鹤都/整理　　米鹤都：你如何去了光大呢？　　孔丹：张劲夫同志作为国务委员，除了主管的工作外，当时还分管两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一个是中信集团，一个是光大集团。他和荣毅仁原来在北太平庄的一个院子里住过，彼此很熟悉。荣毅仁是1979年建立中信的，王光英是1983年创建的光大。成立光大时，中央给的资金比给中信的还多些。我记得是给了20亿人民币，还给了2亿美元作为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二手设备的周转资金。在那个转轨时期，很多事情都是由领导人推动的。中信就是小平同志委托荣毅仁组织建立的，它起到原来旧体制起不到的作用，成为一种重大的探索。　　因为工作关系，我跟荣老和王老两面都有沟通，他们对我印象都很好。王老就给劲夫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成立光大以后，急需各方面的人才。你的秘书孔丹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了解经济事务，也有理论基础，能不能调到光大来，帮助我在光大发展事业。这样我就又面临一个选择问题了，当时往这个方向走叫“下海”。　　我从小就和王军非常熟，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有几次我是彻夜地陪他下棋，从头天晚上7点多下到次日凌晨5点多。然后他开个摩托车把我送回家，我再骑上自行车到中南海上班。这时，实际上王军已经参与了中信的创立。我把这事儿跟他一说，他说：你到光大干嘛去，你当然是到中信来呀，要帮人也要先帮我呀。我找荣老板去说，给你要个好位子。光大那边给你安排什么职务？我说：可能是考虑某个部门负责人吧。他说：我也给你要这个职务。当时王军是中信业务部的副总，他真去找了荣老板。荣老板说：孔丹还这么年轻，你才是业务部的副总，这样吧，是不是给他搞个业务部襄理（编注：襄理是接近经理的职位，级别较高，但不是经理，可以理解为副经理，属于管理人员。）。那时我已经37岁了，不过在当时还算是很年轻的处级干部。中信的业务部其实就是中信的核心部门，所以给我安排襄理，在当时的中信已经是很可以的了。王军就来找我说：荣老板说给你个襄理，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不过到我们中信还是好，我们有很多好的发展条件。　　这个事情我当时跟劲夫同志报告了。劲夫同志对我去这两个地方都不以为然，他说：孔丹，你在政治上、理论上、工作上都还是很有基础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在政府里工作。这时又遇到一个事儿，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我四中同学，专门找我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干。段君毅其实已经有一个考虑了，他问我：你现在什么级别？我说：副处级。他说：海淀区缺个副区长，你干怎么样？愿意不愿意？我们这是对年轻人的重用啊。　　劲夫同志还跟我说：不到北京市也可以，你到上海去，在经委做个副主任，直接去接触实际嘛。当时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是陈国栋同志，市长是汪道涵同志，都是华东的老同志，与劲夫同志相熟，彼此非常信任。所以劲夫同志为我做这个推荐是会非常有力的。　　尽管有这些非常好的选择机会，但我还是觉得我不大适合从政了。而且我觉得，在80年代初期整个国家人们的思想都很活跃，经济运行模式正处于一个探索过程。中信和光大都是非常新的事物，值得去摸索和创新。我反复考虑之后，决定了方向，就是到企业去做经济工作。中信和光大都请我去，去哪一家？王军老大哥欢迎我去中信，当时王光英的主要助手李新时和刘基辅极力劝说我去光大。我的直觉是，中信人才多，光大人才少。光大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更大的平台。1984年9月，劲夫同志虽然很不情愿，但看我去意已决，就说：那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去发展吧。这样，我就到了光大。　　在迈出这一步之后，我在很长一个时期，就没有再变动。在光大16年，又到中信10年，就这两个地方。后来王军始终用一句话调侃我：你绕了半天又回到中信，为什么当年不直接来中信呢？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们给的官小啊。我说：绝对不是。　　1989年6月以后，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决定，中央直属的五大公司只留中信，其他的都撤掉。我们当时就给姚依林同志写信，反映意见。因为光大在香港已经建立了很多业务联系，如果这么一撤，会造成香港社会的不稳定。王军这时又调侃了：让你来中信，你不来。这回把光大都撤销了，看你到哪去！不过，这也许就是人的命运。好在后来中央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保留了光大。　　其实，我也为王军考虑了。在我选择了去光大后，对王军说：王大哥，我推荐一个人，秦晓，我四中的同学，文革中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的。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在王军那里，我这样认真地推荐一个人还是有一定信用的。不久秦晓到了中信，很长一个时期作为王军的主要助手。一直到调整领导班子，王军做了董事长，秦晓做总经理。　　米鹤都：你在两大窗口公司，中信和光大，都工作过许多年，你认为这两家公司的风格有何不同？　　孔丹：从成立之初，中信和光大这两个公司的思路就不大一样。这两家当时都是按部级建制建立的。不过中信的印章上有国徽，尺寸是正部级的。光大想要国徽没要到，只给了个五角星，但印章尺寸与中信一样。中央下发的成立光大集团的文件里，明确说是作为部级机构设立的。因为我长期在这两个公司里工作，所以有时我喜欢对照着来描述和比较。　　从公司架构上，当时朱镕基等很多部委领导都是中信的董事会成员。它的营运模式反映了荣老板的考虑，即中信不能像过去的传统国有企业和部委办那样运行。但是，荣老板的思想非常实际，他知道离开了国家的支持就不可能展开拳脚。谷牧同志当时有个说法：如果不让中信走长安街，煤渣胡同总要让它走一走吧。意思就是大街走不了，总要让人家走走小巷吧。可是怎么走小巷，很大程度上要有一些部门的支持，所以荣老板很早就把很多部委的领导聘为董事会成员，同时启用了一批老的工商界人士，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当然，王军及他所凝聚的一批人才成为中信实际业务发展的中坚力量。王光英老板的路子不太一样。他把总部设在香港，一开始用了几个比较年轻的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和香港的重量级人物沟通，又有一定的国家背景的信用。在王光英的领导下，应该说光大早期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局面。　　当时中信和光大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领域，国家没有具体指明应当搞什么行业、产业。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于是就有了很多的创新。　　还有，两位老板都在政坛上发挥作用了。荣老板是先做副委员长，后来做国家副主席。王老板是先做政协副主席，后做副委员长。光大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就派了原人民银行副行长邱晴，来接任王老板。光大和人民银行有很深的缘分，邱晴之后就是朱小华，后来朱小华出了问题，又派了刘明康，连续三任光大的“一把手”都是由央行的副行长来做的。现任的唐双宁董事长，是由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调来，情况类似。　　我在光大从1984年一直干到2000年。但是光大集团可以说命运多舛，发展不顺。我当时跟王光英并不算很熟，但李新时、刘基辅等，都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他们推动王光英，说孔丹这人行。我去光大前，他们有个申请进口二手设备的报告。他们说，这个报告交给孔丹改。于是，我就帮助改了改，报上去了。当时机械委员会是薄一波负责，这个报告到了薄老手里，他在上面划了很多线。等文件和批示拿回来他们一看，薄老划线的地方都是我加上去的内容。我说：这是因为我了解办公的程序，知道用什么方式向领导报告、请示和沟通。那时王老板也想发挥我在国家经委工作积累的经验，和各部委、办来往的人脉关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劲夫同志直接管光大和中信。因此一些重要事情的请示、沟通上，找劲夫同志比较容易，比较便利。王老板为了发挥我的长处，还专门成立了沿海城市业务部，要我负责，安排当时国务院确定的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派代表常驻光大香港总部，为他们的城市对外开放提供服务。这些代表后来都成为他们城市驻港机构的负责人。　　米鹤都：听说你在任的时候，光大出了一次亏损严重的事件，你能谈谈吗？　　孔丹：中信原名叫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当时各个省都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融资平台，或者叫融资窗口。当时，光大下面也成立了一个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负责人叫王亚克，原来是国家外管局的一个处级干部。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把光大信托投资公司的投资规模从9个亿扩张到140个亿。但是，他做外汇交易出了问题，一开始就赔了4000万美元。如果说4000万美元，在现在对一个大公司来说还是有限的，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巨额数字。于是，他想捞回来，又投入资金再做，又亏了4000万美元，整个亏了8000万美元。同一时期，中信做铜的期货，也赔了相当巨额的一笔钱。　　1989年6月以后，原来中央直属的五大公司就剩两大公司——中信和光大了。邱晴是这时接任王光英的。之后，光大调来了一批央行的司长，包括外管局局长唐庚尧及刘纪元、李树存等老同志。在邱晴主政时期，我和她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我认为她是一个品质很好的人，我也是她培养起来的。1993年，中央把我和王雪冰一起任命为光大集团的副总，她对我们年轻人寄予很大期望，但王雪冰没多久就被调到中国银行去了。这时，邱晴就对我说：孔丹，你去做一件事。王亚克不行了，由于这些损失他的精神压力太大，一天到晚精神恍惚，你去接替他。先去了解一下情况，争取用3个月给我一个报告。之前，我在光大是做贸易、实业投资和港口方面的业务，接到这个任务后，我说：好，我一定努力完成这个任务。我就走马上任了。那时，光大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设在北京天坛饭店。我上任一了解情况，就大吃一惊。　　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在全国一共设了7个办事处，但都不是独立的子公司，都是办事处。在三四年的工夫里，它高息揽存，形成了巨大的负债。高息揽存的利率非常高，人民币是年息22%－24%，美元年息12%。然后他们把所有的钱又投向各个省区，投到各种项目上去了，有的是放账借给了别人。投出去的这些钱，实际上是血本无归了。但它怎么形成账面盈利呢？它是这么记账的：它把总部投出去的资金和办事处之间设一个利息差，把这个利息差记作为总部的收益，这实际上是虚假的收益。所以我摸了情况后发现，出大事儿了！接手不到一个月，我就向邱晴报告了。我说：一年损失我给你算个粗账，按那么高的利息，100亿元人民币，一年就亏损22亿到24亿；美元按12%利息算，我记得有六七亿美元资金吧，一年利息约8000万美元，相当于5亿多人民币。这两个加起来得损失多少？少说一年亏损25亿到30亿人民币。　　邱晴说：孔丹，你别吓我呀！我说：邱晴同志，你对我这么信任，我得给你讲老实话。后来，她就把唐庚尧、刘纪元、李树存三老找来，我一个人给他们汇报。我把材料和基本的数据往桌子上一放，一一分析。我记得唐庚尧当时脸就白了，他说：孔丹，你可得负责任啊！这个事儿可别弄错了啊！我说：我以党性来担保。你们看他会计准则的使用是有严重问题的。唐庚尧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完了。我说：事实就是这样，不仅是光大信托完了，它会把我们光大集团拉到深渊里去，因为它是个危险的“活老虎”，每年都会吞噬我们几十亿元。　　米鹤都：当时这件事中央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孔丹：那是在90年代中期，劲夫同志已经退了，国务院是李岚清副总理负责对外经贸这部分业务，分管中信和光大两个机构。邱晴说：你和我一起去给李岚清同志汇报一次，你来讲，你能讲清楚。在李岚清同志的办公室，我就向岚清同志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汇报了。他听完之后说：邱晴同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解决不了了。这很多都是金融方面的事儿，要找镕基同志了。于是，他给镕基同志打电话。当时镕基同志是常务副总理兼中央银行的行长，**同志是总理。岚清同志当时在电话里说：我这儿有个事儿。光大出大问题了，我解决不了，得找你了。镕基那人肩膀硬，他说：好，我来处理。从这个事件开始，中信和光大就都转到镕基管辖的范围里去了。　　镕基就让人民银行戴相龙、陈元他们来了解情况。那时我成天就是汇报。向戴相龙同志汇报，我汇报了十几分钟以后，戴相龙同志就用苏北口音说：孔丹，这是做假账唉，这怎么得了唉！我说：我知道这是做假账，得了不得了，这事已经出了，怎么办呐？我还跟陈元汇报。当时央行三个司的司长，一个是现在中行的董事长肖钢，一个是现在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一个是现在中国投资公司的谢平。他们三个当时都是司长，一齐到光大来，再听我汇报。这件事在当时的金融界是不得了的事情。　　在此之前不久，英国老牌的巴林国际银行有个叫里森的，他做外汇期指交易，使巴林银行损失了5亿英镑左右。他的手法就是做假账，输了钱，在账上看不出来。总部派人来检查，他说他在花旗银行有多少钱，在巴黎银行有多少钱。然后，他就带检查人员去玩儿，糊弄，把检查混过去了。终于有一天他兜不住了，5亿英镑亏损就把老字号的巴林银行搞垮了。后来，他在新加坡坐了监狱，居然还写了本书，《我是怎样搞垮巴林银行的》。王亚克其实也可以写一本《我是怎样几乎搞垮光大的》。　　我一直对邱晴这位老同志很尊重，她做人做事很有大家风范。她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要给镕基同志写报告。这个报告从头到尾是由我起草，邱晴修改的。在报告的结尾，她自己加上最后一句话：“我难辞其咎，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只要能够挽救光大”。我说：邱晴同志，这句话要写上吗？她说：我得表态，我来承担责任。当时镕基同志果断处置，让罗干秘书长过问这件事，调整光大的班子。罗干同志来谈话，邱晴因此就被免职了，但是没有追究责任。1996年调整班子，任命央行副行长朱小华为光大董事长，任命我做光大的总经理。　　朱小华刚到任，镕基接见我们。我就在光大大厦等朱小华的车，准备一起走。我的司机看朱小华的车还没过去，就继续等。等着等着，我觉得不对劲了，三点开会，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说：赶紧走！紧赶慢赶到了中南海镕基同志的办公室，九个座位只有一个空的在等我，罗干、戴相龙等同志都在，弄得我出了个大洋相。开会之始，罗干宣布了任免。镕基接着说：孔丹，你这个总经理是我提名的，你要好好支持朱小华，帮助朱小华。你们要承担起责任来！　　会后，我们就抓紧制定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我不知写了有多少稿。有了初步方案后，我和朱小华坐着火车硬座就奔了北戴河，等着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我们是背着一捆材料去的，都是我准备的。开会之前，先到了镕基那里，他听了一阵我的汇报，就说：孔丹，你是要负责任的，你知道吗？我说：我负责任。他说：如果这次的损失低于25亿，那就是谎报军情，你要负全部责任！我说：镕基同志，损失只会比25亿多，不会比25亿少。后来审计署派人来专门核查，经查实一年就损失了25亿到30亿，而且会延续下去。镕基同志动怒了：这个人要抓起来！当场去给**总理通了电话。所以，北京那边马上就抓了王亚克。　　国务院召开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光大问题，我们汇报解决方案，会议由**主持，镕基在一边不断插话。我们的方案经过反复测算。首先，方案主要是实施债转股，就是债还不起了，是谁的债权，就直接变成我们的股东。我们这个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就是大家的了。我记得当时把那几个副总理急得呀。李岚清说：哎呀，你们这个里面有我们外贸系统的钱啊，你们不能不还钱呐！钱其琛说：我们外交系统本来就没几个钱，放在你们那里生点利息，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你们得还！其次，除了大部分债转股外，方案里也安排少量还款。李岚清除了外贸还管教育，他说：教育是千万要保证的，那是我们辛辛苦苦弄的钱。我说：各位副总理，按国务院指示精神，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但是我们得有钱才行啊，你们得给我们拨钱啊。　　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时候我常用的词就是坐困愁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难以为继。最后确定的方案，除了少数还钱以外，基本都债转股。这是和陈元及央行几位司长一起研究的方案，最后在北戴河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就这么定了。　　北戴河会议以后，朱小华说：这些情况我不太熟悉，将来具体处置的会议就由你去开吧。我说：镕基同志说让我好好帮助你，你让我去，那我就去吧。所以陈元同志在人民银行主持债权人会议，是由我去参加的。我印象特别深的，会上还有ZYK，他当时是中石油接任不久的总经理。陈元说：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来处理光大信托的问题。先请孔丹同志来讲一下经国务院批准的方案。于是，我就开始照本宣科地报告方案内容。当谈到欠了中石油3亿美元的时候，ZYK一转头，对他的财务总监说：你罪过大了，你不死都该杀！是啊，3亿美元呀！这在1996年是个很大的数目，当年他们把闲钱投到我们这儿生息来了。中石油的财务总监老贡后来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也打。我接电话只能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没钱啊！　　实际上如果当初光大信托真正完成了债转股，这也是我的主意，就相当于止损了。因为所有的债都不用再支付利息了，也就是把140亿的债务变成了原来债权人的140亿股权。实际上，我们光大信托的资产也没有二三十个亿啊。我们测算过，如果光大信托清盘也就每股一两毛钱。后来，方案中的债转股部分出现问题，遭到强烈抵制。又要翻过来再支付，而且变成要记利息，这样累计下来，整个光大信托给光大集团带来的损失就是约140亿资产全额的90%。　　债转股方案后来就做了妥协，还是偿债，只是延期执行。怎么办哪，先筹集资金。朱小华毕竟在人民银行呆过。他找了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行长吃饭，向大家伸手求援。每家借给光大一部分资金，人民银行再贷款20个亿。就这样在各大行的支持下，光大融了近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当时这是巨额资金了。　　当时光大首先是要应对支付性的危机，但是，我觉得更深层的问题是投资失误带来的实际经营状况的危机，这个危机比支付性危机还要严重的多。怎么解决呢？支付性危机可以用现金流来解决，但是经营状况危机只有一条路，你必须赚钱把它补上。填上这个亏空只能靠赚钱。　　米鹤都：之后，好像朱小华又出问题了？　　孔丹：本来朱小华因为他过去的职务，有很好的条件，与部委办的联络，与各省的关系也比较熟，影响力也在。镕基同志让他做光大董事长，他也是雄心勃勃的。而且朱小华活动能力很强，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光大拿了1.5%的股份，中信当时也只拿到0.5%，说明大家都很给他机会吧。　　他比较激进，比较急于扩张。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被香港的报纸称为金手指——goldenfinger。因为光大有很大的资金量，可以搞各种投资。而且光大买哪个资产，那个资产就涨价；买哪个股票，那只股票就升值。所以都说朱小华是金手指，点石成金。　　但我对这些并不很乐观，我一直在讲我的看法。有一次开会，他讲了很多光大发展中各方面投资的好消息，感到很振奋。可我吹了个冷风。我说：我觉得要尽快把已经升值的东西套现，要尽快地实现利润。不要停留在账面上，要让现金回到光大集团。我提了“三个一点”：战线要收缩一点，不要拉得太长，不要什么都投；兵力要集中一点，做事情不能太分散，要集中在几个地方；多少要储备一点，因为对经济形势走势看不清楚。这跟他的调子不太一样。　　我们当时在香港有三个上市公司：光大国际、光大科技、光大金融。我的具体建议是把其中一个趁行情好注入到另一个，现金就会回到集团，就能实现我们的盈利。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大动作，把一部分光大银行的股权注入到了光大金融里去，使其股价高涨，一天之内，股价从五六块钱涨到十五六块。我说这是一个机会，你把它适当减持，我叫“一菜两吃”，既能实现光大银行的股份化，又能把光大银行的股权在一定情况下变现了，原来股价只有五六块钱，现在涨到十五六块钱了，那能套现就赚了。　　但是亚洲金融风暴一来，股价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把这叫过山车效应。有那么几天非常好，你如果抓住了利用好的话，就是套现，就能获利。结果呢，朱小华都没有做，失去了这个机会。朱小华也非常懊悔。我说：你要做了，你那手指就真的成金手指了。这个机会失去以后，朱小华时期光大的投资也都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单从一个实业的角度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　　由于朱小华过于自信，过于乐观，我觉得光大从经营的角度错失了良机。相反的一个例子是，1996年荣智健和其他高管卖了中信泰富约20%的股份，中信套现大约100亿。那是金融危机前，套现100亿，是不得了的事儿，盈利可能是五六十个亿。光大就丢失了这么一个机会。　　光大在香港的财务签字运作机制，是分A、B组。A组是朱小华加上几个人，B组是我加几个人。朱小华很聪明，但不是很有控制自我和节制权力运用的能力。后来抬轿子的人太多了，他就有点乱了方寸了。各种朋友簇拥，有些资金的动用，他就回避我，绕过我，虽然我是总经理，也不跟我打招呼。这件事上，我觉得朱小华也是多心了，你绕过我干什么啊？我最多也就是过问一下借钱的人有没有偿还能力而已。看来，我这个人比较方正，一般邪的歪的不找我。　　后来光大的纪检组长臧秋涛，对朱小华和商场上的一些人来往有意见，就上书反映。臧总这个人很正直，他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对江总书记上书具名实告。此事交办下来之后，中纪委也找我核对了一些情况。核查人员说：奇怪啊，光大账上差不多有两亿美元的资金调动，你作为总经理怎么能不知道？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核对的情况，我也没听说过。后来检察院又来找我核对，说：你这个总经理，怎么能没有参与呢？我就给他解释了香港公司运作中的A、B组模式。　　此事之前，中组部也找我谈过话，我向他们谈了我对小华的意见和看法。我说：这些意见都可以放到桌面上的，我也都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向他本人表达过。我希望你们用干部，也要教育干部。我不过是他的一个总经理，你们是代表组织的，你们该谈话就谈话，该教育就教育，也可以告诉他孔丹同志对他的意见。1999年夏秋之际，朱小华被“双规”，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明康接任光大董事长，我继续作为总经理配合他工作。　　光大出这些问题，里面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缺少很明确的行业战略，也没有国家资本金的有力支持，让它自发地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展，是相当艰难的。如果是充分竞争的一个市场经济，自生自灭也是正常现象。可光大又不是，也可算是“大而不能倒”吧。它也受到了垄断性的企业的压力，受到竞争的压力。光大发展中的曲曲折折，我至今没有看到一本完整的书来加以总结。描述中信的历史现在有本书，叫做《艰难的辉煌》；在香港还出了另一个版本，叫《中信三十年》。但系统写光大历史的，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也是在此后不久，我就离开光大而到了中信集团。（本文原载于2014年第6期《炎黄春秋》）打赏同时转发到我的首页拒绝回复支付并发布发布分享到微信扫一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