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企业最大的困扰就是体制成本_凤凰财经
郑永年：企业最大的困扰就是体制成本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之后，引发了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思考。尽管这一改革具有广泛的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但归根结底就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或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在调节产能和库存、补短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市场本身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政府就需要承担市场所不能起的作用，补救市场的短板和失败。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取代市场去调节经济活动。一旦政府取代了市场，经济活动就会严重失衡。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积累了那么庞大的产能、库存，在一些领域出现严重短板，
“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之后，引发了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思考。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积累了那么庞大的产能、库存，在一些领域出现严重短板，就是政府和市场作用严重失衡的产物。
“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提出之后，引发了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思考。尽管这一改革具有广泛的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但归根结底就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或企业之间的关系。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在调节产能和库存、补短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市场本身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政府就需要承担市场所不能起的作用，补救市场的短板和失败。但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取代市场去调节经济活动。一旦政府取代了市场，经济活动就会严重失衡。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积累了那么庞大的产能、库存，在一些领域出现严重短板，就是政府和市场作用严重失衡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去杠杆”，尤其是去制度杠杆，即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种种手段和方法，包括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因为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人们开始去探究企业所面临的各种制度杠杆的成本和制约。近日《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了对53家企业所做的实地调查，再次说明去制度杠杆的重要性。调查，困扰企业最大的就是制度性成本。这里所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时间和机会等各种成本。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要下放行政审批权，给企业更多的权力。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很多地方，一些用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政策，要不沦落为空头支票，要不到最后反而增加了企业成本。政策松绑表面化，理论上为企业带来了便利，但实际上却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税费、评估、检测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不胜其扰。更有甚者，即使高层呼吁行政审批权下放，但到了基层，权力下放后接不住或不想接。文件治理经济的现象十分严重，并且文件往往缺少细则，政策口号出了一箩筐，企业仍然是画饼充饥。报告的结论是，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仍在不恰当地干预市场，企业在呼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这份报告所揭示的现象并不让人惊奇，因为稍微了解中国经济现状的人都知道，这些现象是存在于中国经济中的痼疾。但这份报告提出了非常严肃和严峻的问题：为什么改革越多，体制的弊端就越多越严重？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改革目标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最为明确的表述。这个政策目标应有助于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有效推动经济改革的深化。不过，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却不是这样，它们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政府不是简政了，而是繁政了。为什么会这样？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妨围绕着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变化，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不难看出，甚至“去制度杠杆”也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即使之前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个概念，但通过体制改革为企业松绑的思想和改革行为实际上早就有了。权力的下放很不理想中国改革的总方向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1980年代，改革的目标就是分权，要政府向企业分权，但1980年代分权的主线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分权。1980年代更提出了迄今仍然有效的改革口号，即“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小了，社会就可以长大。类推也可以说，“小政府、大企业”，政府小了，企业就可以大起来。市场或者社会的进步都和行政体制改革有关。这几年的实践表明，行政审批权的下放很不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权力，各级政府机构还是舍不得下放，另一些权力下面没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没有含金量的权力，下面又不想接。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从理论上说，市场要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运作所需要的自由（也就是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仍然没有足够的权力。同时，政府尽管仍然掌握着很大的经济权力，但其在经济方面已经很难作为。这样，就出现了“权力闲置”状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现象。实际上，中国迄今仍然没有改变“府内市场”（market instate）的格局。当然，从政府与社会关系来说，也没有改变“府内社会”（society instate）的局面。在“府内市场”或者“府内社会”的体制下，市场和社会都被有效控制，市场和社会高度依赖政府，自治空间很小，两者都在政府设定的空间内活动，即从前所说的“鸟笼经济”。由此看来，这些年来改革没有达到改革所预期的目标，原因就不难理解了。要让市场和社会发挥决定性作用，就首先要把市场和社会做大。如果不让企业和社会成长起来，制度杠杆成本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为什么市场和社会成长不起来？因为在很多方面，不同的政策之间没有任何有效的协调，出现互相矛盾甚至互相抵消的情况。例如政府一方面呼吁分权（给企业和社会），但同时很多政策方面的做法则是限制市场和社会的成长发育。尽管市场空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法律的合法性，但仍然有很多政策在限制着市场的发展；社会空间更是面临着更多的制约。确立法治原则是关键在市场和社会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即使政府愿意放权，但市场和社会没有能力来接，即使接了也很难行使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体系的运作还必须依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只要经济体系的运作对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仍然有需求，政府还会一直干预下去，企业必然还要面对来自政府的制度杠杆的制约和影响。随着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政府面临着很强的扩张冲动。发达经济体在转型成为规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后，政府规模大大扩张。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的背景。二战之后，福利社会的扩张导致了政府官僚体系的扩张，这场革命就是要缩减政府，把很多功能从政府转向社会（企业）。从提供社会服务的角度来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规模实际上仍然较小。这也就是一些提倡大政府的左派学者所持的观点。不过，他们忘记了，迄今为止，中国官僚机构所履行的大都是企业可以履行的经济功能，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履行政府的服务功能。如果政府不想从经济领域退出来或者退不出来，而社会服务领域政府又有责任进入，政府规模必然会得到扩张。如果真的要去制度杠杆，就必须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两个改革方案。前者的核心就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后者的核心则是建设法治国家，让法律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起更好作用。三中全会强调了社会建设，但还需要强调培养社会空间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市场和社会的发育和发展，不可能发生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同样，四中全会的建设法治社会的改革方案也必须到位。在市场和社会空间发展起来之后，法律就要成为调节它们行为的最有效制度手段，并且法律也是调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最有效手段。无论是过去的改革经验还是现实情况都表明，要真正有效地去“制度杠杆”，改革不能仅仅着眼于政府或者官僚体制侧的改革，还要同时着眼于市场和社会侧的改革，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壮大之时，供给侧的改革才会具有可能。（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预期年化利率
凤凰点评：凤凰集团旗下公司，轻松理财。
凤凰点评：业绩长期领先，投资尖端行业。
凤凰点评：进可攻退可守，抗跌性能尤佳。
同系近一年收益
凤凰点评：震荡市场首选，防御性能极佳且收益喜人，老总私人追加百万。
凤凰财经官方微信
播放数：53150
播放数：2346352
播放数：655795
播放数：5808920
48小时点击排行企业在从计划经济像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管理方面遇到哪些困难？_百度知道
企业在从计划经济像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管理方面遇到哪些困难？
提问者采纳
　　中新海南网1月10日电 据海南日报报道，次贷危机终于彻底打破了华尔街神话，由美国次级贷市场引发的这场金融危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波及到世界各经济体，中国企业未能幸免。　　2009年长江论坛以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企业新出路为议题，探索在这样一个经济低迷的特殊时期，中国企业应如何在困境中调整战略，以适应经济周期的波动。　　投资内需应对危机　　长江商学院教授梅建平认为，中国金融界长期资产都比较少，老百姓和日本1960年代一样，很多钱存在银行里面，资本市场很不发达。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怎样更快发展我们的金融市场，使我们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能把他们的钱投在各种各样金融产品上，能够取得更高的回报。　　梅建平说，中国的银行体系里面有很多资金，应该有不少于几十万亿的资金。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敢花钱，银行利率很低，也没什么回报。解决办法是提高广大投资者回报才有机会将存款降下来，这样百姓才有可能拿钱来消费，因此如何逐步提高银行的利益，提高对百姓的回报率，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道。　　抓住危机背后的机遇　　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说，从未来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跌幅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冷静分析后，我们相信2009年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复苏。　　值此机会，企业可以适时对库存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存货调整实际上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接下来需要调整的是原来累计供求关系的失衡，比如说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就可从危机背后抓住新一轮发展的机遇。　　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区执行主任DaisukeKotegawa认为，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有很大的投资，中国有实力成为世界经济一个发动机，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中国市场上存在许多赚钱机会。　　长江商学院教授Dong-SungCho补充说，中国的企业家要学会倾听消费者的需求，只有优质供给才能激发消费者选择，按照购买力均价来算，中国大概只需要十年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企业的出路：从创业型走向成熟管理型　　本报三亚1月9日电(记者黄晶陈成智谭丽琳)在当今全球竞争加剧的时代，中国企业的营运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组织领导者的领导力逐渐成为关乎企业生存发展之道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从创业型企业向成熟管理型公司转变当之无愧成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出路。　　企业容易在经济低迷期脱颖而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埃里克首先阐明观点，在经济下滑甚至低迷期，一个企业更有能力脱颖而出，而经济复苏之后，真正脱颖而出的企业就更加强大。　　在埃里克看来，企业在应对经济低迷的时候，应当更加关注控制成本，长期发展战略、环境规划以及企业的定位，为将来经济的复苏提前准备。此时，企业组织领导者的领导力，决定着企业能否真正走向成熟管理型公司。　　企业要注意加固核心竞争力　　随着企业做大做强，头绪会原来越多，业务也会更加复杂。针对这种情况，分众传媒首席执行官谭智提出，此时企业一定要注意加固自己的企业核心竞争力，而在加固核心竞争力的同时，扩充新的创业机会同样很关键。　　谭智认为，作为一个企业的高级管理人，除了商业机会需求之外，不能放松基础设施建设，还亟需把关乎企业发展的事情做得更细一些，执行力更好一些，同时做得更长远一些。　　企业要灵活掌握变与不变的关系　　企业要发展，更要灵活发展，何为灵活，关键在于掌握变与不变的关系。　　专注投资领域的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郭广昌在看待变与不变的问题时，提出企业的创业精神不能变，企业的核心价值不能变。　　郭广昌说，要不断发展，灵活应对各种经济环境，要变的是不断提升，提升经营能力，提升管理能力，提升对接能力，提升投资企业的能力。　　郭广昌十分看好2009年和2010年，他认为这是最好做股权投资的窗口期，复兴集团也会加大投资力度，与中国经济共发展。　　中国制造VS山寨机　　本报三亚1月9日电(记者黄晶陈成智谭丽琳)在今年的长江论坛上，有一场主题讨论，名为“中国制造缔造商业传奇”，旨在探讨如何推动创新以促使中国制造升级。　　盘点2008年的网络流行语，“国货当自强，山寨要领航”不容回避。中国制造VS山寨机，我们要清醒的面对这并不正常的博弈，找准中国制造的未来之路！　　中国技术创新的瓶颈在哪里？不管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寻求创新已是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创新从制度层面是否可以寻求突破？　　中国制造VS山寨机在另一个层面上，也表明中国制造的创新已经开始，即使山寨机中也包含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但更多的中国企业家不愿意在曲线低端打拼赚微薄辛苦钱，也不愿意做山大王，因此他们要关注品牌的研发，搞商业创新和技术创新。　　汉庭酒店连锁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季琦说，中国制造业从过去到现在，包括不远的将来，都存在低成本竞争问题，要走出这个困境，从经营角度来说应该是服务行业，中国服务才是未来中国产业方向，这次危机更是给中国非常好的机遇，拉动内需其实就是把服务行业做起来。　　美特斯邦威集团董事长周成建说，中国制造是低成本低附加值，我们今天用低成本低附加值走向世界，思考我们价值何在，我们持续何在的问题，就能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制造亟需人才。　　周成建说，中国人的管理学习能力非常强，企业的管理系统就是立足优势，考虑如何建立一个组织，如何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梯队，特别是后备人才梯队。　　有了中国人力资源成本是相对有优势，无论是产品输出，还是文化输出，还是生活方式输出，都会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　　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企业该做什么　　中国的经济形势与欧美等重灾区不同。企业以“冬眠”的姿态“挺”过去、或从战术角度去“应对”，过于消极了。重要 的是，企业领导层要总揽全局、对形势有清醒判断，以前瞻性思维、以进取的姿态，发现机遇、利用机遇、实现超越。他人自顾不暇，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快速追 赶、缩短差距，甚至后来居上提供了机会。中国企业要有一个总体判断：只要把握得当，机遇大于挑战。　　■大势观察■陈清泰　　中国经济新闻网讯：从深层次看，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各种深层矛盾的总爆发。经济回落向我们发出的信号是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经过这 场全球经济动荡，市场结构、竞争结构都会发生较大变化，甚至各个企业的市场地位也会重新“洗牌”。这里充满挑战和机遇。　　面对日益严峻经济的形势，有的公司紧锣密鼓地准备“过冬”；有的企业面对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茫然不知所措，束手等待政府救援；有的企业面对急转直下的形 势，措手不及，资金链断裂，在生死线上挣扎；有的企业为解决一个短期的困难，却陷入了危及企业生死的更大的危机；有的企业对形势判断有误，在金融风暴越来 越强烈的情况下，从事“资本运作”，“抄底”不成却抄到了一个“山头”，酿成上百亿损失。　　几乎全世界的专家学者和各国政要都认为中国是战胜这场金融危机的一支中坚力量。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站在一个有利的地位。凭中国巨大的内在需求、凭中国金 融系统较好的经营状况、凭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凭连年以20％以上速度递增的财政能力，以及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眼前的危 机转化为机遇。　　在这种形势下，对政府来说，就是抓住时机，推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为下一轮发展创造条件、孕育力量。　　那么，企业应该做什么？　　经济回落，企业感受到的是市场约束增强，优胜劣汰作用强化，两极分化进程加快。实际上，市场红火时，企业充满机遇；经济回落时也存在机会，甚至企业顺利时看不到、想不到、做不到的事，现在看到了，想到了，也可以做了。　　中国的经济形势与欧美等重灾区不同。企业以“冬眠”的姿态“挺”过去、或从战术角度去“应对”，过于消极了。重要的是，企业领导层要总揽全局、对形势有清 醒判断，以前瞻性思维、以进取的姿态，发现机遇、利用机遇、实现超越。他人自顾不暇，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快速追赶、缩短差距，甚至后来居上提供了机会。中 国企业要有一个总体判断：只要把握得当，机遇大于挑战。　　重新审视企业的经营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即开发独特产品的能力，发明专有技术的能力，创造先进营销模式的能力。主导产品是竞争力的精髓，创新是竞争力的灵魂，合理的财务结构是竞争力的保障。　　一些企业的产品销路不畅、效益下跌。如果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市场疲软”，坐等“复苏”，那将犯历史性错误。企业家必须能从短期的问题发现深层次矛盾。经济 萧条，犹如“水落石出”，市场检验了每个企业的竞争力。管理层应冷静地审视公司战略，必要时做出调整。例如，公司组织制度、财务制度和层级结构，以及集权 与分权的安排是否合理？产品结构和技术方向是否妥当？在生产的众多产品中哪些是能赚钱的，哪些是不赚钱的？要不要调整？市场结构是否合适？是兼顾国内市场 与国外市场，还是只有国外市场？在国外市场中是单一市场还是多元市场？市场风险如何评估？生产能力投资与产品研发、品牌建设等软实力投资比例是否妥当？公 司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还是专业化战略？多元化板块中哪些是不赚钱的板块，要不要收缩？　　再有，就是要重新评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重新审视资产负债结构，包括资产负债率、长期债与短期债的比例，订揣斥废俪肚筹莎船极是否存在短债长用的问题。如果总资产利润率大于银 行利率，那么负债率越高，资本利润率越高，但这里也有过度负债经营的“陷阱”。过度负债，蕴含巨大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那些顿时倒下的庞然大物，大 都与失衡的财务结构有关。　　重新审视公司战略，就是理性地评估变化了的企业内外环境，分析企业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发现新的机遇。必要时调整公司的整体谋划和战略，以保障企业在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乘势而上，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市场地位。　　重新评估企业“规模”　　陈清泰：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企业该做什么　　[日期：]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陈清泰 [字体：大 中 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做大转向做强　　“规模”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企业的“规模”必须是一个均衡的结构。　　一些企业由于过速扩张，导致资本实力与企业规模失衡，始终处于高负债，甚至拆东墙补西墙、短债长用的状态，抗风险能力非常脆弱。经营环境一旦变化、周转不 灵，资金链就会断裂，即使资产质量还很好的企业也会被逼到破产的边缘。例如，最近国内的江龙控股、飞跃缝纫机等所遭遇的困境；这次金融危机中首先倒掉的雷 曼兄弟；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前30家大企业中的大宇、真露、汉拿、起亚等，都是由于过速扩张导致过度负债，最终“成长致死”的案例。　　另外，就是防止软实力与生产规模失衡。随着金融危机向中国传导，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没有营销体系、没有研发能力、完全靠订单“吃饭”的代工企业。进一步，是有庞大生产能力但没有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企业。这些企业不是输在生产能力，而是缺乏软实力。　　实际上，厂区的大小、生产能力的多少只是企业规模的一部分，往往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他还包括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品牌影响力、管理能力、融资能 力、系统集成能力以及公司治理等软实力。在中国，大多数企业都有强烈的规模扩张的动机，不惜倾全部资源扩张产能，却对软实力建设缺乏关注。现在，在很多产 业中国企业的规模已达到世界级水平，但普遍的问题是“大而不当”，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匹配，导致“大而不强”。经验表明，没有技术能力和品牌影响力支持的庞 大生产能力，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规模越大，风险越大。在新一轮技术升级时，如果跟不上步伐，甚至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例如，从录像机到DVD、从 显像管到平板电视的技术升级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出出悲剧。　　危机的形势迫使中国企业必须重新考虑建立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软实力，形成软硬实力相匹配的企业结构。目前，摆脱困境根本的出路绝不是“冬眠”，而是以进取 的心态，以更加强烈的危机感，积累软实力，实现产品或技术上的突破。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5％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 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上世纪80年 代前期，短短的几年日元升值超过40％，这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闭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 产业竞争力上反而了一个新台阶。加强软实力建设，这是今天中国企业必须努力补上的一课。　　推进并购重组
优化产业结构　　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外部环境相对宽松，使多数企业缺乏转变增长方式、实现资产重组的紧迫感。目前，中国很多产业是重复、分散、落后，呈现出结构性低效 率。一些企业主业不突出、辅业占用了大量资源；有些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还没有改变；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背上了包袱。企业间长期处于同类、同档次产 品的恶性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客观上需要经过一轮并购重组过程，淘汰落后、提高产业集中度。　　经济回落，企业各个业务板块的矛盾充分暴露。此时，进行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实施“瘦身战略”，卖掉那些不赚钱、且不具前景的业务板块，把企业资源集中于最有竞争力的业务，不仅是渡过困难时期的必要选择，而且是提高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目前，优胜劣汰的作用强化，为产业和企业的结构重组提供了动力；社会承受能力相对增强，为资产整合创造了条件。此时，既为低成本扩张提供了机会，也是收缩战线、优化经营结构的有利时机。　　在不违背反垄断法情况下，强强联合有利于培育优强企业。通过并购，使有效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一方面有利于做强，另一方面对困难企业的投资者也是减少损失的一种解脱。这家企业的辅业就是另外企业的主业，通过剥离、收购、重组，将充分激发存量资产的活力。　　尽管世界不乏多元化经营成功的案例，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改变了产业分工，使专业化成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公司 纷纷卖掉“非核心业务”，将实力集中于主业，通过大规模的并购重组（最高时一年达3万多亿美元），发挥协同效应，成为所在产业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的组织者，构造了一个个“巨无霸”式的跨国公司，使产业集中度史无前例地上升。　　例如英国石油（BP）公司1987年起，下决心用十年时间剥离多元化业务。该公司先后转让了矿产、煤炭、动物饲料，又卖掉软件公司、耐火材料、清洁剂、森 林、鲜虾养殖场板块。接着，从1997年起，用七年时间进行了总价值高达1010亿美元的油气业务并购，一举成为世界最大能源公司之一。英美资源集团自 1999年以来卖掉了大约100亿美元的非核心业务，收购了170亿美元的新资产，迅速成为世界级的矿业公司。　　大的并购重组是具有最大风险的决策之一，它应当符合公司长远战略，通过协同效应能构造软硬实力更加均衡的企业结构。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并购后财务结构的安全性、企业文化的融合、管理团队安排和市场地位的变化等众多因素，避免掉入“并购陷阱”。　　中国已经有了较强的产业基础，如果把渡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机会，使制约产业竞争力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中国产业和企业就将成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一个赢家。　　提高创新能力
转变发展模式　　中国很多产业和企业是从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起步的。这种发展模式的门槛比较低，依赖大量的土地、能源、矿产资源和资本、劳动力投入可以较快地实现经济增 长。这往往是经济起飞阶段必然的选择。但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一般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润薄。这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只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阶 段。随着经济规模扩大，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容量的制约越来越严重，低端制造业的不可持续性将越来越明显。企业必须及时由主要依赖资源投入、靠量的扩张实现 增长，转向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以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为主实现企业发展，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领域转移。　　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压力和基础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已经成为“倒逼”中国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如果国家乘这次扩大内需的时机，抓住信息化机遇，发 挥后发优势，选择若干具有前瞻性、带动能力强的新型产业或条件成熟的高新产业，制定和实施振兴计划；如果企业能选准某些比较成熟、有前景的产品或技术，例 如新能源和环保，例如三网合一、地面高清电视、手机电视，例如电动汽车等，制定和实施技术追赶战略、加快产业化进程，一旦能有新的突破，就可能站上一个新 高地，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追赶上实现一次跨越。　　严峻的经济形势，考验企业的真功夫；机会只照顾那些有准备的企业。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的就是创新；就看谁能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创造 公司新的增长点，再造竞争优势。以台湾地区为例，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大量从事服装、制鞋、玩具等低端制造业的同时，台湾的工研院和中华开发投资 公司等机构就进行了大量前瞻性的产业研究、吸引境外人才、开拓融资渠道等前期准备。从70年代后期开始发力，他们抓住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一举实现了 向半导体、电子器件、电脑和通讯产业的转移；并由“两头在外”式的代工，实现了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电子信息技术领域和关键零部件的升级。培育出台基电、 华硕电脑、世大电路、远传电信等著名企业。由于增长模式转型的成功，即便台湾政局如此剧烈波动，也基本没有动摇它的实体经济。　　深圳市也是从两头在外的代工起家，代工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深圳在全国首先感到了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可抗拒的约束力。市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努力创造更好的 创业、创新环境，鼓励企业创新、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华为、中兴、腾讯、迈瑞等一批批创新型企业迅速成长，在增长方式转型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技术创新是很多中国企业的软肋；技术依赖是很多企业的硬伤。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一篇文章结束时所写的一段话意味深长：“许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跨越的潜力，而是缺乏创新的胆识；许多事情，不是我们没有突破的可能，而是缺乏必胜的信心。”　　苦练内功
打造竞争优势　　在市场情况大好的时候，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差距是赚钱的“多与少”；面对如此巨大金融动荡，经营管理水平的差距足以导致企业的“生与死”。同样在美国生 产、在美国销售汽车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与丰田、本田，就是如此。搞不好，就会出现冰火两重天，一方发出破产的呼救，一方市场占有率上升。关键的时刻就 看企业的“内功”。　　中国很多企业的优势在于“低成本”。造成低成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汇率等低价低税政策；二是随着企业产能的扩张，已经达 到了经济规模。目前，生产要素低价低税的政策正在改变，要素价格上升已是大势所趋；规模扩张的市场条件已经消失。因此，构成企业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 已经动摇，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必须寻求新的竞争优势。　　应对严峻的外部形势，首先就要收缩战线，攥紧拳头，要采取强化财务管理和现金流管理，改进采购和库存管理，砍掉过多的账户，甩掉不赚钱的业务板块和“寄生公司”等措施，把企业有效资源集中于主业、集中于能赚钱的板块。　　接着就要狠抓精益管理。中国企业内部的成本控制、研发能力、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品牌战略、营销管理、投资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等诸多方面与世界先进企业还有很大差距。差距就是潜力。现在强大的市场压力正逼迫企业苦练内功，向“精益管理”要效益。　　例如，科学分析表明，现行生产和物流过程大部分是不创造价值的。进行流程再造，精简和去掉那些不创造价值的环节，就会大大提高效率。一个经典案例是：生产 一个产品原来需要23天，而真正创造价值的仅有184秒。经过对流程的再造，生产周期下降到了四天。由此可以大大降低库存，节约成本。　　据测算，中国的物流成本约占GDP的20％，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分别只有10％左右。科学地设计生产流程，发展第三方物流，这里蕴含着巨大的成本潜力。如果企业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能在精益管理上迈上一个台阶，将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发挥长期作用。　　总之，对中国企业而言，严峻的经济形势既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此时企业以怎样的理念、怎样的精神状态，做出怎样的决策和行动，将决定自己的未来。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计划经济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