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观澜镇深圳市农村信用社社吴玉光同志

吴&玉&光&之&死
玉 光 之 死
群山垂首,松涛悲咽,
又一位优秀的师级干部牺牲了。
1938年的冬天是东北战场上最为严酷的一年。
1931年日本武装侵占东北后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建立起各种抗日组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抗日斗争。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抗日,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威胁着日本的殖民统治,侵略者调集大批兵力疯狂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但是,单纯的军事“围剿”、“讨伐”并没有消灭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反而使抗日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下异常活跃,迅猛发展。为彻底根除东北抗日力量,日伪统治者采取了“治标”(即武力“讨伐”)和“治本”(所谓“匪”民分离)相结合的办法,实行以关东军为中心,集日伪军警与行政于一体的“治安肃正”。在“治本”工作中,建立“集团部落”、设立“无人区”此工作被日伪统治者视为根绝抗日武装力量,实现“匪”民分离目的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
在抗联活动的游击区,伪满有关省份根据伪民政部训令制定了相应的“集团部落”建设计划,并加速实施。
日伪还利用汉奸、走狗“大检举”,破坏我地下组织,捕杀我抗日干部。同时,又搞所谓“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建立自卫团,监视和限制群众的活动,妄图割裂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日伪军烧毁了抗日联军根据地,一个山沟一个山沟清剿,将房屋烧毁或拆掉,制造无人区,当地老百姓叫“推大沟”,并把村民都集中起来“归屯并户”,在村中建立炮楼,修上围墙并架上了铁丝网,围墙下是很深的壕沟,日常生活都受到严格的管制,1936年—1937年正是“集团部落”建设的高峰期,截止1939年日伪在东北共建13451处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团部落”,百姓将其称为“人圈”。
1938年以后,就在东北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时期,在日伪的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双重压力之下,八军的军长谢文东、九军的军长李华堂等人叛变投敌了,八军、九军全军瓦解。
由于日本人实行“集团部落式”的管理,切断了抗日联军和老百姓的联系。抗日联军“常常陷于弹尽粮绝,饥疲困乏,断指裂肤的苦境”,冻饿而死的抗联战士甚至超过了战斗减员。
大浪淘沙,尽管这一时期,不坚定的抗日分子,像那秋天的落叶一样地飘落了,但是仍有大批坚定的无产者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为抗日救亡,宁愿爬冰卧雪,不惜流血牺牲。
“雪里吃,冰上眠,十冬腊月穿单衫,抗联战士是英雄汉,一团烈火在心间。”
这是当年抗联战士留下的歌谣。
那是一个靠信仰支撑的年代,因为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唯有信仰。
1938年12月的一天,正是北风呼号,石头都能冻裂的时候。
吴玉光带领着他的部队后半夜来到了“青山老道庙”,正在生病的李小凤也在这支队伍里。
青山老道庙建在山半腰,山下有一条小河,靠河套有一个石头砌的灶台。老道庙里只能容纳十来个人,先于他们到达的陈绍宾师长住在里面,部队只好在野外露营了。吴玉光带领战士们点起了篝火,放出了警戒哨。
就在几天前,吴玉光曾带着他的战士亲手安葬了一批牺牲的战友。那是另一场战斗,在那场战斗中徐光海、裴成春、刘排长、小马等人英勇地牺牲了。
吴玉光曾作歌悼念战友:
巍巍完达山,茫茫的完达山,
光海主任他抛下头颅,抛下头颅,
裴大姐她洒尽热血,
昌友,小马他献出青春,
茫茫的雪山染出了殷红路,
战友们挥泪,松涛在悲泣,
啊,战友们啊,战友们那,
踏着血迹向前进那,
踏着血迹向前进!
在那场战斗中,李小凤死里逃生,经过了三天两夜找到了吴玉光主任的部队。小凤当时正在病中,吴玉光主任安排她进庙里休息。
&赵军需官替小凤把庙门打开,屋里漆黑一片,小凤一脚迈了进去。这一下可不得了啦。也不知道拌到了什么,她一下子就趴在了那里。耳边只听得有人在嚷嚷:“谁啊?真缺德,踩到我脑袋啦。”小凤嘴里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想爬起来,可到处都是人的胳膊和大腿,她咋也爬不起来,只听不断的有人喊:“大半夜的,谁啊?”
“我啊,我爬不起来了……”
这时,小凤听到有人在小声喊她:“往这来,往这来。”小凤顺着声音从人身上爬了过去,用手摸到了锅台和炕沿,她坐到了炕沿边。那个喊她的人又问:“你是谁啊,哪来的,是不是小凤啊?”
啊?在这碰上了熟人,小凤赶忙回答:“是我啊,你是谁啊?”
“哎呀!真是小凤啊,我是老苗啊,快,快过来。”
在这遇到了苗事务长,她俩都很高兴。苗事务长说:“你快爬上来,躺我这儿,我去熬饭。”说着话,他就起身下了地。谁知道,小凤刚想在他躺过的地方躺下,两边的人一翻身,就一点地方都没有了,她再也躺不下去。没办法,就只好坐在了炕沿边,把两只脚,搭在了灶台上。
过了一会老苗拎着水和柴禾进了屋,外面的天蒙蒙亮了。
老苗往锅灶里加了水,点燃了柴禾,水开后他又“咕咚,咕咚”地往锅里倒些冰块样的东西。
哎呀!锅里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满屋子又腥又臭!
这时,天也更亮了。她看到炕上挤了七八个人,他们是七军的女战士金哲,她丈夫是和崔石泉(崔庸健)一起创办松东模范学校的南老师,已经牺牲了,金哲同志带着八岁的儿子南征策住在这里。七军姜国臣团长和妻子刘淑清,七军女战士柳明玉,伤员李排长和护理员,还有一个人,五十多岁,大家喊他刘四爷。
地下横七竖八地也有十来个人,师长陈绍宾睡在墙角,身下铺着厚厚的蒿草。他的旁边是周云峰(后叛变),夏天五月份的时候,因为他抽大烟,带垮了队伍,张寿篯政委曾派王明贵去接收他的队伍,当时只带回了第七团。第八团被他留住了,当时让他停职反省。没想到他到现在大烟也没戒,手下的战士也都跑没了,不过大家还都喊他周主任,可能上级也没有明确下文件撤他的职吧。
借着窗外射进来的冬日晨光,小凤看到了陈绍宾师长,这是一个日后插枪脱队的师长。当时他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留着两撇小胡,穿着一套缴获日军的黄色旧军装,他用有些发尖的嗓音喊着大家:“都起来啦,都起来啦”。
大家起来后,开始分饭。分的就是锅里炖的那又腥又臭的东西。
这里早就断了粮,战士们上雁窝岛去捞鱼,可天寒地冻没有工具,他们发现鱼亮子上有打鱼人堆的垃圾,垃圾堆里有秋天渔民吃剩下的鱼头,鱼尾和鱼下水,几个战士给刨了回来。老苗往锅里倒的就是这东西,他还加了不少咸盐,说是去腥。
每个人分到了一碗臭鱼汤,这汤实在是太难吃了,鱼鳞咬在嘴里咯吱、咯吱地,有的人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
可怜金哲带着的那个八岁男孩,也得吃这个。那个男孩长的很可爱,瘦瘦的,两只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非常机灵,男孩的名字叫南征策。
吃过饭以后,吴玉光主任,张团长,白福厚团长都进屋来开会。
吴玉光主任先发言叙述了徐光海和裴大姐他们牺牲的经过,大家听了心情都十分沉痛。半晌没有人说话。
接下来讨论今后部队的去向问题。陈绍宾和周云峰的意见是,就在这一带活动,坚持游击战。
白富厚团长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认为这一片是七军的地盘,我们在这里活动缺乏群众基础,再说这里是平原,不好隐藏,不如回宝清、双鸭山、集贤,那里山连山,适合游击战。
吴玉光基本赞成白福厚的观点,他认为实在不行就过松花江回汤原、萝北一带,那里是六军老区,群众基础好和省委联系也方便。
陈绍宾还是不愿意走,他又提出来,这里离苏联比较近,咱们先和七军联系一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咱们再做决定。他和吴玉光说:“七军军长崔石泉(崔庸健)是你的老师,你去找找他,看他怎么说。”
吴玉光想了想,同意了陈绍宾的建议,先去找七军,看看是否能联合行动。白福厚团长还是不太同意这一做法,最后的决定是,吴玉光带队先去找七军,等他回来后,再决定部队的行动方向。
吴玉光主任在这里碰见了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黄成植是金碧荣的丈夫。吴玉光的妻子李桂兰,黄成植的妻子金碧荣,都是在战斗中被俘的,那天,小凤看见他俩坐在了一起,想起生死为卜的亲人,都流下了眼泪。黄成植和吴玉光还把小凤喊了过去,让她再给他们讲讲小金子和李桂兰是怎样被抓去的,小凤只好又详细地给他们叙述了一遍,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黄成植同志曾是北满团省委书记,后到下江任特委书记,1937年去佳木斯视察工作,被敌人发现追击时负伤,受伤后,住在佳木斯市第一任市委书记董仙桥家里养伤,他伤的较重,又是枪伤,没办法留在佳木斯。后来,由董仙桥同志的夫人,把他打扮成个女人模样,然后赶着马车把他送出了佳木斯。出了佳木斯以后他找到了徐光海部队,徐光海将他护送到七军崔石泉(崔庸健)那里,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伤好回到七军,七军派姜国臣将他送到了“青山老道庙”。他准备重返下江,继续开展工作。
第二天,由姜国臣团长和警卫员带路,吴玉光和张团长各带了一名警卫员,金哲同志要归队,她带着八岁的儿子南征策,一行八人就这样上了路。
同志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归来。
几天后,一个阴沉的下午,西北风在凄厉地呼号。姜国臣团长带着警卫员回来了。望着大家急切的眼神,姜团长半晌说不出话。他带回来一个令人悲痛万分的消息,吴玉光主任、张团长、二名警卫员、金哲同志和她八岁的儿子南征策全部牺牲。
听到这一消息,大家全都震惊了。
据姜国臣团长讲,那天他们先到了饶河县境内的“十八垧地”,七军原先的驻地,结果扑了个空,又去了“暴马顶”,在那里遭遇敌人的埋伏,除他带警卫员跑出来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悲痛弥漫在凄冷的空气里,寒风冻僵了人们的眼泪。又一位年轻的师级干部牺牲了,他才29岁。29岁啊,多好的青春,多好的年华。而牺牲的张团长没有留下名字,那两名警卫员则姓名全无。
东北大地上每一寸土地,每一寸血。每一座山,每一座岭都应该是无名烈士碑,碑上是无字的祭文!
没有人能够完整的复原当时的情景,我们想象着,年轻的吴玉光带领着八个人的队伍,穿着单薄的衣服走在饶河境内的风雪弥漫中,走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里。他的心中带着即将见到老师的激动,他盼望着两军合一开辟新的战场。行军的途中,他们一定背起了那个八岁的孩子,因为孩子是明天的希望。当到了那个叫做“十八垧地”的地方,他们没能找到七军的崔石泉军长,他们或许有些失望,所以又继续前行去往“暴马顶”,没有人能想到那里将是他们人生的终点。
“暴马顶”上为什么会有埋伏的敌人,没有人知道,当那致命的子弹射来的时候,吴玉光最后的一念是否是李桂兰?“革命成功以后再安家”的许诺今生却再也无法兑现。而活着的李桂兰,将带着一世的思念,走完她的人生,她的心里也将永远装着那无言无尽的伤痛。
那个爱唱歌,平易近人,那个嘴角总是挂着微笑的师长就这样走了。不久前他还作歌悼念徐光海和裴成春,哪成想,没过几天他自己也成为了烈士,而今日埋他者又是谁人?
牺牲,牺牲,一条人命一条人命的牺牲,一群人一群人的牺牲,而死的大多都是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他们美好的青春,他们宝贵的生命,都化成了荒原的颜色,他们为的是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这个民族有时需要用鲜血去唤醒。
没有哪一场战争,像东北战场这样酷烈,东北抗日联军孤悬于敌后,与数十万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殊死搏斗。其中“孤悬”二字,道出了多少凄凉、多少无奈、多少悲壮。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没有经历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抗联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大多战死,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所少有的,无论是总司令、军长还是士兵,在残酷的14年斗争中,每时每刻都面临着饿死、冻死和战死的威胁。仅军级干部就牺牲了37位,师级干部120多位。
早在1945年,彭真同志就曾经说过:
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吴玉光同志,1909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义城郡安平面。1917年全家迁居到吉林省桦甸县大荣沟,读过四年书,毕业后在珠河县(现在尚志市)三屯当小学教员,并参加反日活动。1930年冬全家又搬到萝北县种地。1933年末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当班长。1936年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任第四团政治部主任,9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7月负伤,1938年12月,在饶河县暴马顶战斗中以身殉国。&&&&&&&&&&&&&&&&&
吴玉光主任是一位身先士卒的师级干部,他虽然是政治部主任,可一直是带兵打仗的人,他身上曾多处负伤,手指因枪伤一直弯曲着。他与新婚的妻子李桂兰在结婚后的第二天就离别,离别的那一天,他带兵奔赴了抗战的最前沿,这一别也成为了他俩的永别,岁月从此割断……
抗日兮战争,
烈士兮英勇,
凭头颅热血,
黄沙血染红。
万里战场马悲鸣,
无主孤坟起英风。
隆隆弹如雨,
壮气直冲敌营。
抱定决心,
甘愿效命疆场,
马革裹尸,誓不回营。
为祖国捐躯,含笑赴阴城。
救国精神贯长虹。
&& &——抗战歌曲:《追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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