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力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于15日在京成立，并发布了《中国电力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共同宣言》。业内人士表示，这一联盟成立将加快我国电力行业“走出去”步伐，带动电力装备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和“中国智造”转变。
电力行业是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行业之一，国务院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加大电力行业“走出去”力度。业内专家表示，在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电网规模、发用电量等已成为世界第一的背景下，加快电力行业“走出去”，将促进我国电力工业全产业链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带动我国电力工业转型升级。
中电联理事长、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主席刘振亚表示，联盟的成立是贯彻中央“走出去”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实践行动，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必然要求，是提升电力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将推动国际合作与国内产业升级良性互动。
中电联常务副理事长杨昆当选为联盟第一届理事会会长。他表示，联盟将从多方面着手推进电力行业“走出去”。包括打造互利共赢的发展平台；建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密切跟踪国际投资环境变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信息支撑和服务；立足于装备、技术、标准、品牌“走出去”，尽快在电网互联互通、新能源开发、大型电源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
近年来，我国电力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国际产能合作成效显著。数据显示，年，我国电力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88亿美元，电力机械、器具及电气零件出口8585亿美元。
【责任编辑：中国国家电网与南非电力公司启动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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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约翰内斯堡12月5日电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共商国策，加强两国政府与企业间的长期战略合作，其中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成为造福民生、发展经济的重要领域。在习近平主席和祖马总统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南非电力公司2日在比勒陀利亚总统府签署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南非电力Eskom国有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备忘录》，两国大型国有电力企业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
自1994年南非解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后，南非在电力建设方面投入不足，新建电源投产滞后，系统维护严重积压，近年来主要大城市均出现大量拉闸限电的情况，引发工业企业的担忧，也使得民众怨气日益增长。南非政府专门成立“战争室”，以加快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保证电力能源的持续稳定供应。
国家电网公司海外投资和资产运营获得当地政府和电力行业的普遍认可和好评。作为两国大型电力企业，在技术经济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长期合作潜力。
国家电网方面表示，此次战略合作将进一步加快坚强智能电网等先进技术推广应用，促进两国电力技术经验交流，加强电力装备产能合作，对巩固两国伙伴关系、增进两国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此次协议签署得到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合作内容涵盖输配电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特高压和智能电网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咨询、国际组织合作、技术培训等多个领域，中南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将打开新的篇章。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秉承长期战略投资理念，以其领先的技术，丰富的电网运行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为支撑，布局全球，境外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海外资产达到250多亿美元，拥有菲律宾、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意大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型电网和能源网的特许经营权。近两年成功中标巴西美丽山水电特高压直流送出项目一二期工程，项目总投资合计近40亿美元。所属中国电力技术装备公司承揽的总投资14.6亿美元的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送出工程将于近期竣工。
(责编：顾欣宜（实习生）、王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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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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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李克强力推国际产能合作：升级版中国“走出去”
继“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之后，全球经济舞台上，中国亮出一张新牌――国际产能合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经成为这一战略的“超级推销员”∶6月欧洲行推销中国装备产能，5月拉美行敲定“两洋铁路”。
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阐述了其对促进当前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了主要目标，在专项财税支持政策、融资支持、中介机构、政府服务等方面都有突破。这是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的高规格形式推进装备和产能国际合作。
国家发改委外资司司长顾大伟向财新记者指出，《意见》可谓政策意图清晰、重点任务明确且政策措施务实，“提出了18项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减负添力、保驾护航”。
近年，中国已成为最大产品出口国，从轻工机电到高铁核电，从单一产品到技术资本服务，对外贸易结构正在从过去以贸易、能源资源为主转向制造业、高科技、航空航天等多元组合，并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安全、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领域。
“装备走出去和产能合作面向全球、覆盖面广，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作用很大。”一位国开行业务发展部人士认为，而中国企业在新一轮“走出去”中，能否与被投资国家谋求双赢，是战略成功的关键。
一种较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应先做出来一两个样板项目，才会让其他国家更积极参与；另一种则认为，外部环境具备了大规模走出去的机遇，国家鼓励政策亦逐步到位，“企业自己要练好内功。特别是国企，不能再躺在国家怀里了”。
多位央企高管告诉财新记者，从外部环境看，目前是中资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机会，但走出去不应“一哄而起”，“首先看企业自身的准备，不要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你没准备好，也没有那个能力，就吃亏吃定了。” 中石化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刘运表示。
中铁建子公司中非莱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非莱基）总经理郑军分析，“走出去的确风险很大。各种国际标准都提高了，国际竞争更激烈了，企业挑战也更大；但国内产能普遍过剩，现在是加快走出去的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分析人士指出，关于国际产能合作的新模式思路，一是多打组合拳，将装备、技术、管理、标准和资本尽可能多地“打包”，与合作对象深度融合；二是改变过去“短单”太多局面，将产能合作、产业链形成“长单”；三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加速转向技术甚至高科技服务型产业；四是对一些产能不强、同时国内需求有限的国家，可以为其产品提供一定市场。有取有予，义利结合，才能共同发展。
全球基建潮
国际产能合作目前一大亮点在于，全球基建热潮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表示，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需升级；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和前提；亚投行的顺利建立正反映出全球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
“两洋铁路的建成将意味着海洋丝绸之路扩展到拉美。”一位秘鲁政府人士如是向财新记者表示。“两洋铁路”指的是是指横跨南美洲大陆，连接太平洋岸及大西洋岸的铁路建设项目，这是5月李克强访拉美时最受关注的项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牛海彬认为， “这代表了中拉经济合作质量的显著提升，铁路的建成有望把拉美国家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3”这一新模式于李克强访问拉美时首提，即契合拉美国家需求，共同建设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的合作方式；围绕中拉合作项目，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与第一组3对应的是此次随行的优势企业，有中国中车、中国中铁旗下公司和多家中字头的交运、工程类企业；也包括国家电网、中国核工业集团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等能源类企业；更涵盖了多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企业，如华为、中兴通讯、奇虎360、浪潮集团等。
顾大伟介绍，去年来，发改委着手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从部分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入手，循序渐进，目前中哈、中印（印尼）、中非等产能合作进展积极。
拉美多国均显示出积极性。巴西政府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该模式和巴西发展基础设施的计划正好相符；哥伦比亚政府人士表示，哥方期待新合作模式超越贸易，推动对基础设施、农业和旅游行业的投资和金融合作；秘鲁政府人士称，“3×3”模式是其理想中所需的合作框架，是双赢的合作；智利驻华使馆经济商务公使衔参赞贝安之（Andreas Pierotic）表示，智方希望加强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产能合作，并透露已和中国讨论了不少细节，涉及三个高速或铁路项目，分别从智利连接到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
继拉美之行拿下大单后，6月，李克强访欧，见证总额近700亿美元合作协议及合同的签署，加强核电合作、航空等领域合作。目前，中欧正就“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基建投资计划“容克计划”的对接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做最低端的施工工程。”隆国强近日在国研智库论坛2015年中国资本峰会上表示，大部分企业已具备总包能力，包括设计、融资、总包合同的实际完成额以每年20%到30%速度增长。“最关键的是，中国的水泥厂、发电厂等装备都跟着这些工程承包‘走出去’，把中国一大批装备带到了全球”。
产业布局上，《意见》选择国内制造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国际市场有需求的领域为重点，梳理了12个重点行业，即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相应行业“用何种方法走出去更好”。
“这12个行业抓得很准，正是国内迫切需要升级转型的行业，这些产业正是国外需要、国内有优势，而且具有带动作用，比如高铁可以带动一批项目、贸易装备、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走出去。”郑军称。这12个行业里主要是重化工行业，领头的主要是国企。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一方阵就是高铁、核电、电网电力设备，有竞争实力，尤其是高铁，1.6万公里里程的营运经验，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到。”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分析称，像钢铁、有色、建材、电力设备等行业，中国都有优势。
多位业内资深人士亦强调，优势产能并非简单的过剩产能转移。以非洲为例，它“比中国落后二十到三十年，非洲的建材水泥价格是中国的30倍，这些产能输出过去恰好是非洲发展阶段最需要的，绝非淘汰产能，这符合经济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国际关系规律”。
“中国的资本输出必须不同于西方资本，要有全球胸怀、全球视野。”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看来，国际产能合作要具备几个条件，一个是两国之间的政治沟通是否顺畅；二是 “要兼顾对方国家的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不能仅仅从自己单方面盈利性的角度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将来是要在全球起引领作用，要考虑国家形象和大国责任。”
今年以来，中国大力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努力，首先体现在政府搭台，完善各种机制。
4月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首次提出要推动中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在此格局下，不只中国单方获益，“不仅有利于中国盘活存量资产，也有利于其他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扩大就业，还可以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各得其所、互利共赢。”他强调，关键是要完善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商业运作的合作机制。
约一个月后，国务院即发布了《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与重点国家产能合作机制基本建立。
今年一个明显变化是，国开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的信贷、保险额度大幅增加，为企业海外项目大开绿灯，直接点燃了企业海外投资的热情。“原来项目少，现在业务都忙的来不及做。”中信保浙江分公司人士表示。今年一季度中信保累计实现承保金额11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5%。
“《意见》很全面，真正梳理了以往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并统筹协调在一起，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谁做先锋、谁做服务保障、如何服务和引导、企业‘走出去’到哪儿，都梳理得很清晰。”郑军对此解读。
“发改委也在推进机关定位转型，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事关境外投资全局的重大战略上去，使企业到境外投资走得更稳、更好。”6月11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在出席中国政府网的“简政放权”系列访谈时表示。
据张勇介绍，从2014年7月到2015年3月，在系统备案企业1000万美元以上大型境外投资项目共500多个，中方协议投资额将近1000亿美元，说明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发改委借助网上备案系统，向项目单位精准地发布发展规划、合作意向、风险提示等相关信息，以解决企业“走出去”信息不畅的难题。
此前对外投资审批流程繁琐、时间往往半年一年，错过市场最好时机，是国企对外投资中的最大抱怨。“原来最头疼的是各部委审批，以后看来会好很多，政府改革还是挺快的，但企业期望的更多，管理社会经济的思想方式应该有彻底的变革，让市场配置资源真正发挥主要作用。”中纺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张鸿飞告诉财新记者。
“《意见》强调‘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这是不会变的，因为政府不可能干涉企业经营，企业也不能老躺在政府怀里；政府只是搭平台，怎样走的更好，更多是靠企业。”郑军称。
隆国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一个在海外低成本并购、整合资源的难得历史机遇，中国的崛起需要一大批能够在全球整合资源的中资跨国公司。“更关键的是许多企业发展到了国际化经营的阶段，需要在全球整合资源”。境外融资难题
“现在美元资产价格低，应该是个机会。美元迟早加息。”张鸿飞认为。
然而，融资难、融资贵却是财新记者在采访“走出去”中资企业时听到的普遍心声。除了中石化这样在境内境外四地上市、在国际上知名度较高的央企，大多数企业融资能力较低，难以在境外获得融资支持。而中国本土的银行在全球的网络还没有形成，融资支持能力有限。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国际项目技术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该公司的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地区，但“签了很多项目没有办法启动，最大的问题是融资难、融资贵。美元融资成本远低于人民币融资，一些海外业主不能接受人民币融资成本，协议谈不下来；融资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风险问题都没有机会遇到”。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是中国水电行业最早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国有企业。
由于近年美国一直是零利率、欧洲是负利率，美元贷款年利率一般在1%左右，欧元贷款年利率甚至1%不到；而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一般在4%、5%，只有加上中信保出口信用保险支持，人民币融资成本才能与外币融资成本相当，但中信保的覆盖面有限。
一位银行人士亦坦承，工程承包贷款问题不大，但是在境外生产经营类的贷款，银行比较谨慎，因为银行在当地没有网络，无法判断当地市场风险；即便境外有分支机构，当贷款规模超出限额时，也难免出现总行和分行互相推诿的现象，总行的理由是无法替分行深入评估这个项目。“这是因为多数银行总行并未建立可以统管全球各地风险、懂得全球运作的部门。”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赵昌会称。
据财新记者了解，对于《意见》提及的企业境外资产抵押贷款，目前各家银行还在研究，尚未有实质性动作。“银行的境外贷款业务基本上是保本微利，留住客户存款和一点手续费，主要是为了维护客户。”多位银行人士表示。
“走出去方面，中国银行业落后中国企业十年！”赵昌会感叹道，中国企业走出去，商业银行应迅速跟上。当前全球经济版图正发生巨大转变，但中国的金融机构严重滞后，商业银行走出去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北美、欧洲这些发达经济体。“如果在几内亚申请设立一家分行，当地人肯定高兴坏了”。
目前中资银行中除了中行，其他商业银行海外资产均低于20%。而摩根大通、汇丰、渣打、法兴银行等国际化大银行海外资产均占到总资产的50%左右。
中行国际结算部门一位人士坦言，以前中资银行走出去，主要在发达国家的国际知名金融中心设分支机构，开展结算清算、信用证、银团贷款等传统业务，现在是往高风险国家走，银行谨慎也是正常的”。
在农行浙江分行国际部总经理应勤文看来，境外融资困难是中企走出的主要困难。“走出去”的目的国主要是亚非拉，当地信用环境不好，风险大，银行贷款较谨慎。企业方面，走出去融资需要抵押或保证，而当企业在境外建设初期，在当地拿出抵押品比较难。银行方面，境外资产抵押成本高，程序繁琐，境外资产处置变现也较难。国内银行一般通过开立保函的内保外贷方式、对母公司全球授信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赵昌会认为，“主要问题是，中国金融机构滞后，中资企业里懂金融的专业人才几乎没有，谈判策略准备不足，不能对方说你融资成本高你就无法应对了”。
目前几家大行及股份制银行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机构、储备项目，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参与。“工行尝到了甜头。”一位工行人士表示。截至2015年3月，工行已形成与“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国家和区域高度重合的境内外网络布局，在沿线18个国家有120家分支机构。工行投行部人士表示，企业在“走出去”时，对银行的需求广，除了传统的存贷汇，还有并购、资本运作、资产保值等新型业务需求，本土金融机构应同步“走出去”。
张鸿飞表示，虽然内保外贷方便，但由于资本管制，只能通过贸易方式转到国内；目前外汇的使用程序还比较繁琐，建议进一步开放金融体系，特别在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繁且幅度加大后，资本管制对企业汇率风险影响很大。项目效能几何
“两洋铁路项目规模那么大、中巴走廊3000公里铁路公路，如果把企业都套进去，将来赔了怎么办？企业的投资风险怎么算？这些项目不是援外项目，也不是慈善事业，要求项目盈利的可持续性。”一位商务部研究院专家表示。
对此，商务部人士用“突出问题和风险挑战”来形容。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向财新记者表示，一些国家更加注重扶持本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希望帮助解决劳动力就业和转移技术等问题，对中国的期望值日益增高，当地政府和民间也越来越关注项目的环保问题和对当地的贡献度；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较严峻，劳工政策和市场准入较严，都制约了装备和产能合作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此外，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外部竞争也日趋激烈，中国企业市场开拓难度正不断加大。
一位中电建总法律顾问称，国家和企业的愿望多，但也是中国单方面愿望，需要与国外合作者达成一致，实际中还是要遵循项目谈判的基本原则。“宏观上国家的战略举措落地体系尚不健全、微观上企业综合能力差距很突出；长期看，企业走出去需要‘便利的融资机制、强健的保险支撑、持续的专业队伍培育’三大要素，主要因素还是企业自身能力的建设”。
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陈衍泰表示，多数民营企业在中国国内较少享受到优惠政策支持，市场精神较强，在海外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较强；而国有企业在国内不同程度上享受到政策优先支持，走出去到海外经营，确实要求中国企业培养市场精神，因为海外很难再有国内类似的政策和经营环境。
中信保董事长王毅亦称，从中长期海外项目的角度看，项目普遍金额大、资金回收周期长、融资结构复杂，暴乱、战争、主权国家违约、汇兑限制等突发的海外政治风险对“走出去”企业、金融机构提出严峻挑战。
在南非标准银行（中国）董事总经理樊兵看来，中资企业整体对外走出去的能力的确比以前强了，但国外竞争也激烈了；国内企业过去几年过高的负债率，也压缩了对外投资能力。另外亚非拉政府的负债率普遍高，按照世行对穷国的减债计划，该国融资能力也有限。
一位国开行高级专家表示，优势产能走出去不简单，并非想让企业走出去企业马上能走出去，需要工业基础体系配套。比如南美，有很丰富的铁矿，但当地没有焦炭和电力，就要建电厂买焦炭；“去哪里买？还要修铁路运焦炭，如果离市场销售地远，成本也上来了；建电厂也要花费很长时间”。
他亦表示，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做外贸的皮包公司；一类是做工程承包，“挣辛苦钱，一手交钥匙一手拿钱；贸易和工程承包都是短期行为，真正走出去投资控股、开拓市场，能在国外市场打出自己的品牌、占有一席之地，中资企业才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很长”。
一位国资专家称，2014年以来国企的投资效率可能还不如2011年。根据中国企业联合部对中国500强企业的统计，去年亏损的企业有43家，只有一家是民企，其余都是国企。（记者 张宇哲 王玲）
来源：&&日21:14
(责编：白宇、刘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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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国际产能合作迈出实质步伐 中国将提供融资支持
图为大连达沃斯“中国产业合作新愿景”分论坛现场。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摄
中国经济网大连9月9日讯 “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大范围地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的深度合作，一定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新的发展动力。”9月9日，在2015夏季达沃斯“中国产业合作新愿景”分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说。
徐绍史说，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是顺应产业发展潮流的重要举措。按照“国际惯例、商业原则、企业运作、政府引导”的原则，中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方面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中,其他国家如果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中方将在融资方面给予支持。
顺应国际产业分工潮流
历史上的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使一些经济体的工业体系迅速发展，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也会带来产业的全球深度调整和重新分工。
徐绍史在论坛上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抓住了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机会，加速自身产业体系建设，补足了基础设施的短板，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改善。同时，中国既“引进来”又“走出去”，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品种比较丰富的产能。
“不过，中国不能再完全依靠出口消费品来拉动外需，而要从单纯出口消费品转向进行国际的产能和装备合作，这是顺应国际产业分工发展潮流的举措。”徐绍史说。
事实上，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也有利于助推世界经济的复苏。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年头，但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危机的阴霾，世界经济复苏依然显出疲态。
徐绍史说，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些年一直维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渐次放缓至7%以上。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同时，中国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许多工业品的产能并不落后，中国有能力推动国际的产能和装备合作。
而发达经济体具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本身的产业需要转型升级。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有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
“中国有能力、有优势，发达国家有先进技术和管理优势，发展中国家有需求、有市场，这三者契合到一起，就能在大范围的深度地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为整个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新的动力。”徐绍史说。
取长补短实现合作共赢
“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不但能使企业较快缩小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也能帮助企业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在论坛上，大连机床集团董事长陈永开现身说法。
2002年，大连机床并购了美国一家机床企业，并在后期陆续追加投资，把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制造转移到了海外。
陈永开说，当时大连机床展开并购的时候，就是为了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缩小与国外的差距。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大连机床通过与国际同行开展合资合作，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技术进步、管理进步、制造模式的进步、商业模式的进步，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
“目前，我们的产品被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客户接受，产品快速迈向了中高端，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比过去更强了。”陈永开说。
“参加国际产能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将使投资方和受资方共同受益。”辽宁省副省长周忠轩说，辽宁省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既是新的发展机遇，也能为调整优化结构增添新动力。
记者了解到，2014年，辽宁省“走出去”单位433个。近年来，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在海外投资达到36亿美元。产能的“走出去”和“引进来”，对辽宁工业基地改造升级，对于体制机制转化都是很好的推动作用。
徐绍史指出，按照国际惯例，商业原则、企业运作、政府引导的原则，中国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的结合，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都坚持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享利益，充分考虑产能合作对方国家的需要，考虑对方的核心关切。
例如，利用当地的员工解决当地的就业、采购当地的设备、增加当地收入和税收；同时，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当地的社区搞好关系，帮助当地社区建设和发展等。
“只要政府指导到位，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责任，就一定能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合作共赢。”徐绍史说。
产能合作迈出实质步伐
“我国提出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有了良好的开端。”徐绍史说，国务院已经发布了专门的指导意见，明确在钢铁、冶金、建材、造船、铁路、电力等12个行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外交部已经开展了一轮调查，充分了解了60多个国家对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的诉求和需求。这项调查为今后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记者了解到，在完成调查以后，我国确定了一些合作意愿比较强烈、合作基础条件比较好的这样国家，并在境外部署了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大园区。
徐绍史介绍说，我国已经在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初步圈定了15个国家。其中，我国与俄罗斯除传统能源领域的合作外，在航空航天、装备机械等领域的合作步伐也很快；我国与哈斯克斯坦已经确定了第一批产能合作项目25项，总额度达到230亿美元；第二批项目42项，总额度达300亿美元。
“我们开始在产能国际合作的支点国家布局，这与‘一带一路’战略也是完全吻合的。”徐绍史表示，我国也将与一些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先进技术的国家和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联合开辟第三方市场。
例如，我国将与法国合作，在英国建设英国核电。我国还将与一些大的地区组织合作。例如，与欧盟推出容克投资计划和互联互通平台两大战略；与非盟开展“三化一网”合作。
徐绍史表示，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首先，要建立政府间的、企业间的合作机制；其次，要有框架方案，明确最近这一年或者两三年做什么、怎么做；再次，要有比较明确的项目清单，包括早期收获项目清单和愿景项目清单。此外，要做出融资安排，为产能合作提供资金保障。
“其他国家如果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我们肯定会在融资方面给予支持。”徐绍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