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江洪家花店集市是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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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台州市洪家二中 && |&& 电话:7(校办) && | && 浙ICP备号洪家街道介绍_浙江省台州椒江区洪家街道地名网
浙江省台州椒江区洪家街道
地名:洪家街道隶属:行政代码:身份证前6位:331002长途区号:0576
邮政编码:318000车牌号码:浙J行政级别:街道人口数量:约4.56万人人口密度:1578人/km2辖区面积:28.9平方公里 洪家街道相关网站:??????????????
  洪家街道地处椒江南大门,南与路桥接壤,北与台州开发区相连,西是台州绿心地带,东与下陈街道毗邻,75省道穿境而过,距路桥机场5公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是繁荣、文明、优美的台州中心区域新城。区域面积28.9平方公里,总人口4.56万,外来人口2万,下辖37个行政村,1个社区。
   洪家街道地域唐时濒海,常有鸿鸟聚栖,称为鸿家。元年间(1341――1368),有洪姓自劳川迁入。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3),发展成为人口占当地居民最多的大姓,遂改称洪家。地处农村集市贸易中心,为黄岩县四大牛市之一,俗称洪家场。民国时期为黄岩县双洪区公所驻地。1958年,改为海门人民公社洪家管理区。1961年,改为洪家人民公社。1983年,复称洪家乡。1984年,从黄岩县划归椒江市。1985年6月,改为洪家镇。1992年,椒江市撤乡扩镇,灵济乡、兆桥乡并入洪家镇,2001年11月台州市行政区域调整,改为洪家街道办事处。
  社会经济
    2005年,全街道实现工农业总产值86.15亿元,实现外贸出0货值12.8亿元,财政收入1.51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51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9060元。各项指标均居全区前列。
    2008年,街道共实现财政总收入3.49亿元,同比增长15.1%;地方财政收入1.27亿元,同比增长15.4%;实现工业总产值127.6亿元,同比增长6%。
以下地名与洪家街道面积相当:
洪家街道区划 123 鸿州社区
220 下洋张村
220 上兆村
220 山头墩村
220 烟墩坝村
220 仓前王村
112 河头陈村
220 陶家洋村
112 上徐村
111 后高桥村
111 前高桥村
220 小板桥村
220 港头徐村
112 前洪村
112 大路王村
112 街洪村
111 后街村
112 上洋桥村
112 兆桥村
220 义民村
220 大板桥村
220 钗洋村
220 上洋厂村
220 后洋王村
220 虎啸坦村
220 祝昌村
220 杨家陇村
220 塔下程村
220 朱家店村
112 西王村
220 统一村
220 灵香店村
220 坦邱村
220 上林桥村
220 上洋邱村
220 王桥村
220 墩头方村
220 挡港桥村
洪家街道网友签到处↓ 元芳,你对洪家街道怎么看? ---说两句吧!
4楼 网友115.239.212.65于 13:09:14发表:我是河南潢川洪姓,辈分字为克其他为永伟继昨克念先空传家之仕得理治门
3楼 网友115.239.212.5于 11:03:02发表:山头敦村健
2楼 网友115.239.212.65于 11:02:06发表:内部调研!不方发表
1楼 网友183.148.130.84于 16:55:36发表:上徐村立改套搁置不建,0怎么不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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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见台州—论台州“四民皆本”与新四民观_研究_浙商资源网洪显周 周琦:工商皆本
始见台州—论台州“四民皆本”与新四民观 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重农抑商&的古代&四民(士农工商)社会&,向&工商皆本&的近代&工商社会&的转型。浙东学派领天下风气之先,提出了&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治生思想&,走在时代思潮的前列。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视角,侧重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与东方的儒家伦理的研究。而对早于明代黄宗羲&工商皆本&[1]论五百多年的台州&四民皆本&论,知者却寥若星晨,笔者试以阐述。
  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四民皆本&论的是北宋天台县令郑至道。
  关于郑至道研究,海内外亦有文章论及,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叶坦研究员的《宋代浙东实学思想研究》、台湾台北大学蒋义斌教授的《由墓志铭看宋代家庭的困境:分家及其相关问题》、日本东海大学小林义广教授《宋代之&谕俗文&》等均有涉及,但似乏专论。
  据南宋《嘉定赤城志》(卷11)、明弘治《八闽通志&选举》、民国《台州府志》(卷96)载:郑至道,郑叔明之子,字保衡,福建莆田人,北宋元丰二年(1079)进士。元 二年(1087),以雄州防御推官来知天台县。为政宽简,专务教化。民心悦服。后秩满,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天台松关。今天台县白鹤镇广龙郑村即是郑至道后裔,至今有&松关留郑&故事。《嘉定赤城志》载其《刘阮洞记》与《谕俗七篇》:一曰&孝父母&;二曰&爱兄弟&;三曰&睦宗亲&;四曰&恤邻里&;五曰&重婚姻&;六曰&正丧服&;七曰&重本业&。其&重本业&全文共180余字:
  &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即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不能此四者,则谓之浮浪游手之民。浮浪游手之民,衣食之源无所从出,若不为盗贼,则私贩禁物,一旦身被拘系,陷于刑禁,小则鞭挞肌肤,大则编配绞斩,破荡家产,离弃骨肉,方此之时,欲为四民之业而何可得也?&[2]
  在&重农抑商&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郑至道在台州任上提出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四民皆本&论,看似偶然,实非偶然。
  一、多元的台州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应是产生&四民皆本&论的经济基础
  人类是在各自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和形成了五彩纷呈、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台州亦是如此,其自然地理环境是&负山枕海&。内陆面积9411平方公里,丘陵山地占2/3,形成&七山二水一分田&格局,海岸线长630.87公里,占全省3/10,大陆架海域面积8万平方公里。我国人文地理学之祖明代王士性(台州临海人)在其人文地理学名著《方志绎》中,将居民划分为&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三种不同地理类型的文化区。台州温黄平原的&泽国之民&,天台、仙居的&山谷之民&,三门湾、台州湾、乐清湾的&海滨之民&,地理环境的不同,形成了&稻作&、&樵采&、&海牧&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少; 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刑犯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民得贵贱之中,欲尚居奢俭之半。&[3]
  王士性认为: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一定的生产方式; 一定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一定的生活方式;一定的生活方式,制约着一定的思想观念;而一定的思想观念,则是一定区域的文化基本特征与基本精神。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类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4]台州&负山枕海&的自然地理环境,导致了多元的生产方式。农业并非台州古代经济生产的全部,商品经济占有较大比重。据台州学者研究,唐宋时期的台州工商业已较为发达[5]。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台州手工业的发达。
  唐宋时期,台州的制盐、造船、造纸、丝织、制瓷、印刷、酿酒等行业均较发达。尤其是制盐与造船业,更是当时台州两大支柱产业。
  制盐业 唐代台州章安(今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办事处)西面的黄礁村设有盐场,为台州海盐的主要集散地。乾符元年(758)迁至新亭头,新亭盐监成为江南十大盐监之一,著名诗人顾况曾任新亭监。至宋代,制盐业已进入大规模流通领域。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玉环岛建密鹦盐场。翌年置黄岩盐监,管理台州盐政,为两浙五监之一。下有黄岩、杜渎、长亭等著名盐场。黄岩场南北相距140里,杜渎场广85里,长亭场东西长达90里。按官定岁额折算,三大盐场年产量达3564吨,并发明了&莲子试卤&的先进生产工艺。
  造船业 台州海岸线长达630.87公里,占浙江3/10。在新石器时代的玉环三合潭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有段锛,这是新石器时代造船业的必用工具。三国孙吴时期,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出航台湾,有学者考证系从章安出海。东晋孙恩起义时,黄岩灵石寺是其造船基地。至唐代,临海成为全国14个造船基地之一。至北宋,临海造船场年额都在百艘以上,飚升为国内十大船场之一,东湖既是船场,又是水师基地。至南宋后期,临海、宁海、黄岩(含温岭)三县纳入征调范围的民船多达6288艘,其中面宽一丈以上的达1006艘[6],居台州、温州、明州(宁波)征调数之首。从中亦反映了台州造船业的发达。
  二是台州城乡商贸的繁荣。
  唐代&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中心南移。至宋代,传统坊市制的瓦解,城乡商贸日渐繁荣,台州出现了&逢州日日市,逢县三六九&商贸盛况。台州境内主要集市已多达31处,其中台州城(临海城关)11市,临海7市,黄岩5市,天台2市,仙居5市,宁海1市[7]。据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前后的商税统计:台州商税总额由28386贯增至45286贯,涨幅为59.54%[8]。比温州商税总额多&贡献&3301贯。台州兼有&山海之利&,既有山谷之民的&山市&,泽国之民的&商市&,又有海滨之民的&鱼市&。在宋代李庚、林表民编纂的台州现存第一部诗歌总集《天台集》与一些宋人别集中,亦有相应诗句歌咏。
  反映&山市&商贸活动的有宋人袁甫的《憩折山市》诗:&折山山下簇人烟,一似吴儿笑语喧;始信胭脂溪水媚,木瓜分得也嫣然。&[9]宋代的天台折山今称& (音&节&)山。&天台方言&折&与&节&同音,今属天台县坦头镇。宋代徐似道&草聚鸡豚市,机声桑柘村&[10]的诗句亦反映了仙居&山市&的集贸活动。
  反映&商市&集贸活动的有宋人郑瀛&丹崖八景&诗之四《四泽晓罾》诗:&泽水回环六七里,中流拥出一廛市&[11],反映的是泽国集贸活动。而宋人舒 《寄题台州使君》诗中&四郭青山连市合,一江寒水抱城斜&[12],描述了台州州城的集贸景象。
  反映&渔市&集贸活动的有宋人潘朝英《题金鳌山如画轩》(之三)诗:&春潮暮落海门山,百艇齐飞牡蛎滩; 分得鱼虾归野市,满江鸥鹭夕阳间。&[13]&渔市&一般是&随潮而市&,潘朝英诗反映了&暮市&的集贸活动,而宋人陈知柔《次海上长亭村》诗&风雨晚潮急,鱼虾晓市腥&[14], 则描述了&早市&的集贸活动。这种&随潮而市&的集贸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清人宋世荦《黄岩杂诗》亦有题咏:&一回潮上一回鲜,紫蛤花蚶不计钱;拨刺黄鱼长尺半,如飞摇到路桥船。&[15]
  宋代诗人描写台州城乡商贸的诗句,虽属&凤毛麟角&,但已弥足珍贵。诗歌源于生活,从侧面亦反映了宋代台州城乡商贸的繁荣。
  三是台州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发展。
  唐宋时期,台州造船业的发达,亦反映了台州海外交通与贸易的发展。与台州海外交通与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和琉球。
  从文献记载来看,其活动分成求法与贸易两大类:
  求法 自智者大师创立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天台宗后,早在隋末,新罗僧人波若渡海至天台山求法,开有史可证的台州与海外交往之先河。唐宋以降,新罗、高丽与日本僧人来天台山求法络绎不绝,国清寺前曾建有&新罗院&。五代时高丽僧谛观送回当时因&会昌法难&而丧失殆尽的天台宗典籍,奠定宋代天台宗&二次中兴&的基础。宋代的高丽僧义通,成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第十五代祖师; 高丽王子义天至天台山求法,回国后创建了高丽佛教天台宗,并沿续至今。日本至天台山求法始于唐贞元廿年(804),日僧最澄因受鉴真东渡所携天台宗典籍之影响,入唐至天台山求法,翌年学成回国,创建了日本佛教天台宗,为长达1200年的台州与日本友好交往奠定了基础。
  贸易 台州海外贸易史料,国内文献绝少记载,而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引证日本史籍,保留了一些相关史料。从其所引史料来看,台州海外贸易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自唐开成三年(838年)遣唐使船停止后,商船就成为海外交通的唯一纽带。晚唐时,中国、新罗、日本三国商船互通。自五代至两宋,吴越与两宋商船占主导地位,且台州商人如晚唐的崔铎、吴越与宋代的郑仁德、周文德、周文裔等,不仅具有较大经营规模,周氏兄弟还是海商世家。除贸易外,他们还向贸易国,捎带官方书信、赠送礼品,具有&民间使节&的&外交功能&。
  第二,台州湾与三门湾是唐宋时期台州海外贸易的两大主要港口,在宋代还设有相应的市舶管理机构。早在唐乾符四年(877)六月,台州商人崔铎等63人就从台州出港至日本贸易。宋代的佛教大藏经《开宝藏》,亦是&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16]。三门湾由于靠近浙江最大港口宁波,因此是台州海外贸易的第二基地。如宋代台州商人郑仁德、周氏海商世家均是宁海(今属台州市三门县)人。据考证,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的祖先亦是台州三门人。此外,除较富裕的农民独立从事工商业外,一些贫困农民凭自己的劳动,在积累了一些财富后,也独立地从事海贸运输业,这也有助于活跃市场,推动商业的发展。如,&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判家钿户。后稍有储羡,或出入贩贸沙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仆陈二负担至摘星岭&(见宋&洪迈《夷坚志&支志》景集卷五,四部丛刊)。今天的临海汛桥,黄岩柏树巷,宋代分别称为&新罗屿&和&新罗坊&,即是当年海商舣舟贸易和聚居之地。章安和松门分别设有市舶务,临海税务街,即是宋代的&通远坊&[17]。宋代台州赵汝适还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海外交通史《诸蕃志》。流播甚广。
  第三,台州海外贸易,促进了台州文化的对外传播。首先是台州佛教的传播,除佛教天台宗东传日本、高丽外,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亦在宋代由台州传入日本。其次是天台山云雾茶传入日本、新罗,成为中外茶文化交流的主源。复次是中国最早的白话诗人之一、隐居天台70多年的寒山子诗集,东传日本,不仅受到日本的青睐,而且还在欧美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寒山热&[18]。
  多元的台州自然地理环境,导致了多元的台州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台州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台州商品经济的意识亦比较&前卫&,早在中唐著名诗人寒山子就发出了&丈夫莫守困,无钱须经纪&[19]、&极贫忍卖屋,才富即买田&的&治生&呼声。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会反映到意识形态之中,这应是台州能产生&四民皆本&论的经济基础。
  二、天台宗佛教伦理&治生即道&思想的&入世&精神,应是产生&四民皆本&论的思想基础
  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部世界性名著构建了著名的&韦伯式命题&。他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西方教会走下神坛,从&出世&走向&入世&。教会神权的世俗化(即新教伦理),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经济形态,这是西方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关键性的文化动因。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书中,按&韦伯式命题&的思路,对中唐以来新佛教(禅宗)、新道教(全真教)、新儒教(宋明理学)的&入世伦理&,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并探讨了明清时期的商人与传统宗教伦理,尤其是与新儒教伦理的关系。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面探讨三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专著。书中指出了&韦伯式命题&的偏颇(尤其是对中国),但对释道二教&入世&伦理的源流缺乏相应的溯求。本文重在探讨天台宗&治生即道&佛教伦理的入世精神。
  (一)智者大师的&三谛圆融&论,成为沟通&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纽带。
  &治生&语出《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因此&治生&涵义一般泛指商业经营。在&士居四民之首&的士农工商社会中,素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和&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对贩运有无、求田问舍之类的&治生&谋利,历来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所鄙薄,这正是数千年来&重农抑商&的思想基础。而早在1400多年前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9-597),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治生即道思想:&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佛法)不相违背。&[20]台湾版的《佛光大辞典》解释为:&指世俗之日常生活及生计职业等俗事,均与佛教正道相契合。此即禅林中以搬柴运木等日常生活为佛道修行之一。&智者治生即道思想,涵义已由儒家商业经营,扩充到世俗社会的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其源本于佛教天台宗的根本经典,后被誉为&经王&的《法华经》:&诸所说法,随其义趣,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若说俗间经书,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21]
  作为&出世宗教&的印度佛教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妄不实,故为&假&(又作&俗&);惟有超越现实世界,才是&真&;故追求&真&而否定&假&。导致&真实&与&假象&、&此岸&与&彼岸&、&入世&与&出世&的二元对立。智者根据佛教中观学说,结合中国国情,采取&随义立名&、&六经注我&之方式,&说己心中所行法门&[22],在&真实&与&假象&、&此岸&与&彼岸&、&入世&与&出世&之间,创造性地构建了一条&即此即彼&的&中道&,这就是&三谛圆融&论。
  三谛,即真谛(&谛&指真理)、俗谛、中谛。真谛指超越现实世界的&空&,俗谛指现实世界的&假&,中谛既看到超越现实世界的&真空&,又肯定现实世界虽&假&而存在的&妙有&。既不偏&空&,又不偏&有&,&一色一香,无非中道&[23],这就是&三谛圆融&。其&入世&意义在于肯定现实世界存在的&合法性&,并与超越现实世界的&出世&思想并行不悖。此即&人间佛教&思想的渊薮。
  (二)强调&世法即是佛法&,肯定现实世界的合法性。
  在&圆融&佛教&入世&与&出世&二元分立之后,智者又开始&圆融&儒教与道教。他认为:&若周孔经籍,治法礼法,兵法医法,天文地理,八卦五行,世间坟典,孝以治家,忠以治国,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敬上爱下,仁义揖让,安于百姓,霸立社稷。若失此法,强者陵弱,天下焦遑,民无聊生,鸟不暇栖,兽不暇伏。若依此法,天下太平,牛马内向。当知此法,乃是爱民治国。&[24]
  智者所说的&当知此法,乃是爱民治国&,是世间法,世间法即是佛法,其切入点即是以佛教伦理的&五戒&与世俗社会的&五常&、&五行&伦理一体化:
  &若深识世(间)法,即是佛法。何以故,整于十善,即是五戒;深知五常、五常义亦似五戒:仁慈矜养,不害于他,即不杀戒;义让推廉,抽己惠彼,是不盗戒;礼制规矩,结发成亲,即不邪淫戒;智鉴明利,所为秉直,中当道理,即不饮酒戒;信契实录,诚节不欺,是不妄语戒。周孔立此五常,为世间法药,救治人病。又五行似五戒,不杀防木,不盗防金,不淫防水,不妄语防土,不饮酒防火。又五经似五戒,《礼》明撙节,此防饮酒;《乐》和心,防淫;《诗》风刺,防杀;《尚书》明义让,防盗;《易》测阴阳,防妄语,如是等世智之法,精通其极,无能逾无能胜。&[25]
  智者论述了儒佛的一体化,他认为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木、金、水、土、火)和五经(《礼》、《乐》、《诗》、《尚书》、《易》)与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一致的,其对应关系如下表:
  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
  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五行指木、金、水、火、土;
  五经指《诗》、《书》、《乐》、《礼》、《易》。
  智者在《摩诃止观》(卷六下)又认为:&孔丘姬旦制君臣,定父子,故敬上爱下,世间大治,礼律节度,尊卑有序,此扶于成也。乐以和心,移风易俗,此扶于定。先王至德要道,此扶于慧。元古混沌,未宜出世,边表根性,不感佛兴,我遣三圣,化彼真丹,礼义前开,大小乘经然后可信。真丹既然,十方亦尔,故前用世法而授与之。&
  (三)肯定&即世成道&,形成&治生即道&的佛教伦理思想。
  智者认为人人本具佛性,并非都要&出世&修行,&入世&亦可成道:&如佛(指释迦牟尼)世时,在家之人,带妻挟子,官方俗务,皆能得道&[26]。他以&三谛圆融&的&入世&精神,化&真&为&俗&,化&佛&为&儒&,化&释&为&道&,使佛法回到&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人间,因此&世法即是佛法&。智者在天台山&种苣拾橡&[27],农禅并举,凭藉陈隋王朝的支持、发展佛教经济,为创立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经济基础。他还将&公平买卖,诚信交易&的经济伦理,运用到佛法的济世度人之中,&今以众生譬买,如来譬卖&,&若一欲卖,一不欲买,则不相主对;若买卖两和,则贸易交决,贵贱无悔&[28]。其法理依据就是&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佛法)不相违背&的&治生即道&思想。这一思想智者在《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中反复强调,《法华玄义》中出现的频率竟多达七次,其用意亦在佛法&理虽即是&,但恐信众&日用(而)不知&[29]。
  智者的&治生即道&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开建设&人间佛教&之先河。从禅宗六祖慧能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日用禅&,到20世纪初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都是&治生即道&思想的演进与发展。1987年,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协第五届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团结起来,发扬佛教优良常规,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作贡献》报告中指出:&一切治生产业(即工农商业),悉是佛道&的教义,中国佛教&农禅并重&、&一日而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将为建设&人间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二是促进了明代泰州学派&日用即道&启蒙思潮的产生。泰州学派是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分支。代表人物为王艮()、李贽()等。他们鉴于王氏后学流于虚空之弊,提出了著名的&日用即道&思想。以&真情&来批判&伪理&。李贽更是明确指出:&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30],他反对封建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并以民众日用作为道德的价值取向,无疑有着时代的进步意义。从中亦可看出:&日用即道&系由智者&治生即道&思想发展而来的深深轨迹。作为佛教天台宗根本道场的天台县令郑至道,在&三教合一&思潮广为盛行的宋代,其思想亦出入释老之间,为天台仙源桃源正名,撰写《刘阮洞记》。其&四民皆本&论受&治生即道&思想影响,亦在情理之中,这也应是郑至道&四民皆本&论产生的思想基础。
  三、从&四民皆本&到&工商皆本&的新四民观
  (一)否定了&重农抑商&的传统的旧四民观,萌生了&四民皆本&划时代的新四民观。
  &重农(本)抑商(末)&的旧四民观,是传统自然经济的产物。
  士农工商&四民&概念,萌生于&礼崩乐坏&的奴隶制行将解体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思想家管仲,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人们按职业划分成四大阶层:&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主张四民按职业定居&(四民)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31]。
  三家分晋后,中国社会进入&封建制&即将确立的战国时期。为适应&耕战&之需和维护自然经济的稳定,&重农(本)抑商(末)&思想开始出现。李悝的&重本禁技巧&、商鞅的&事本而禁末&、荀子的&务本禁末&、韩非则首次将&本末&与工商直接&挂钩&,明确形成&农本工商末&的概念,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32]。秦汉以降,除限制工商业发展外,歧视商人的&贱商&政策亦随之推行:汉代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导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官为吏&[33];晋代竟对商人进行人格侮辱,&侩卖者,皆当著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34];唐代仍规定工商为财业,不许入仕,士族清流,不许兼营商业。政策性的限制与歧视,终于使&工商&屈居于四民社会之末,并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
  中唐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乎二元对立的&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等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治生&言利思想日渐兴起,导致价值观念的变化。其标志即是从&重农抑商&的传统四民观、&贵义贱利&的传统义利观,向&四民皆本&、&工商皆本&的新四民观、&义利并重&、&义利一体&的新义利观转型。自北宋天台县令郑至道首倡&四民皆本&论后,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的&三个代表&(即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展开了旷日持久、声势浩大的&三辩&(即&王霸之辩&、&义利之辩&、&理欲之辩&,这是双方辩论的三大主要命题)。其核心、其实质,仍是新旧四民观&治生&思想的较量。
  陈亮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农商并重:&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35]。叶适则首次旗帜鲜明地否定&重农抑商&为&非正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商)厚本(农),非正论也。使用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36]。叶适还积极主张改变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让工商者参政议政:&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 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37]。宋代台州事功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之学生、《嘉定赤城志》主编陈耆卿,采用&述而不作&的方式,将郑至道&四民皆本&论等《谕俗七篇》编入该志&风土门&,既体现对&治生即道&、&四民皆本&新四民观的支持,又使郑至道&四民皆本&论历经九百多年而流传至今。
  明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启蒙思潮,承融宋代&四民皆本&论的浙东学术之渊薮,分别提出&四民同道&论与&工商皆本&论,形成了新四民观。
  王阳明从&心学&与&致良知&的视角认为,四民只是社会分工与社会功能不同,其&尽心&与&有益生人之道&,是一致的。因而&四民&业异而道同,这就是&四民同道&论:&古者生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农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38]。
  黄宗羲则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民主革新的启蒙思潮视角,反对空谈心性的&世儒&所崇行的&重农抑商&思想,主张&工商皆本&:&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39]。
  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与王阳明的&四民同道&论相比较,其最大特点是黄宗羲把批判矛头直指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源&&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一点正是新旧四民观的分水岭。因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誉为&早期启蒙学派的思想纲领&、&十七世纪中国的《人权宣言》&。
  由上可见,从始于天台郑至道的&四民皆本&,到余姚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新四民观,崛起于&领天下风气之先&的浙东南,预示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促进了传统的&四民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的转型,这无疑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二)&四民皆本&论与东亚新四民观。
  随着儒学的东传,18世纪的日本、18世纪至19世纪的朝鲜,亦分别出现了&四民皆臣&论和&四民皆士&论的新四民观。
  1、日本石田梅岩的&四民皆臣&论
  德川时代()是日本传统社会向近现代过渡的重要转折期,此时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已较发达,町(商)人势力勃然兴起。当时的日本亦受中国影响,&重农抑商&的农本经济观仍占主导地位。日本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受中国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影响,创立了反映日本新兴商人精神觉醒的&石门心学&,提出了著名的&四民皆臣&论,成为日本德川时代的&町人哲学家&[40]。其&四民皆臣&论指出:
  &士农工商者,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乃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则四民之职分。士者,乃原本有位之臣也;农人,乃草莽之臣也;工商,乃市井之臣也。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立?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夫何独以买卖之利为欲心而云无道,厌恶商人而与之断绝哉!何以贱商人之生计而嫌之耶?&&孟子云:道,一也。士农工商共为天之一物,天,岂有二道哉?&[41]
  在德川时代&贱商&的政策下,石田梅岩以日本武士所信奉的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提出&贱而又贱&的商人与士农工同为君之臣的&四民皆臣&论,认为&士农工商&各阶层虽有职业之分,而无&身份&之别。他强调&商人之道&关键在&以义取利&,即商人爱财、&取之有道&。由于石田梅岩以&心学&方式来弘阐&四民皆臣&的&町人哲学&,信众遍及日本各地。据统计:从1789年~1830年,在日本34个国中,&石门心学&校舍将近200所42,对日本社会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2、朝鲜朴圭寿的&四民皆士&论
  19世纪初、中叶,朝鲜封建社会亦如中日两国,进入近代过渡转型期,但&重农抑商&思想仍是当时的主流意识。随着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经济发展的商品化,列强威胁的严重化,使朝鲜儒学(又称&实学&)从古典儒学向&近代指向&的启蒙思潮(亦称&开化思想&)转型,其先驱即是朝鲜著名实学家朴趾源之孙朴圭寿()。
  据葛荣晋主编的《韩国实学思想史》载:他对清代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十分推崇,曾于1860年和1872年两次考察中国。并受西方思想影响,在朝鲜大力提倡开化主张。其著名观点即是&四民皆士&论:
  &夫人之有孝悌、忠顺之德也,何莫非士也。士以百亩为己忧,勤力以长地财者,谓之农;士之饰五材、辨民器,开利用原生者,谓之工;士之贸迁有无,通四方珍异以资之者,谓之商;其身则士,其业则农工商贾之事也&[43]。
  朴圭寿认为,只要具备&孝悌忠顺&之德,各勤其业,则从事农工商业者,皆可为&士&:&上故业之不同,道无殊别,名虽列四,士则一也&[44]。他把农工商抬到居四民之首&士&的社会地位。其源又本于其祖朴趾源()的&四民皆学&论:
  &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贾,士之为业尚矣。农工商贾之事,其始亦出于圣人耳目心思。继世传习,莫不各有其学&&后世农工贾之失业,即士无实学之过也&[45]。
  从朴趾源的&四民皆学&论,到其孙朴圭寿的&四民皆士&论,两者相较,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家学思想的渊源关系,由于时代不同,朴圭寿的&四民皆士&论,更具有&近代指向&、追求平等的启蒙意识。
  &本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范畴,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以中日朝三国新四民观相较,其共性是都具有追求平等的启蒙思想,其个性惟有天台郑至道的&四民皆本&与余姚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提高到本体的高度,其他只是&四民皆本&论的外延而已。从中亦可得出三点启示:
  1、中日朝(还应包括越南)等国都存在着&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传统四民观,都在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的&外力&作用下,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从旧四民观向新四民观的文化转型。
  2、旧四民观都是一定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产物。生产方式影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影响观念形态。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和载体,文化内核中的价值取向则是经济发展中关键的文化动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3、历史是曲折的前进、进步终将取代落后;社会是全面而和谐地发展。&四民&获如人之四肢,缺一不可,根据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同构&、&身国同理&的命题,一二三产业,虽有结构调整的缓急之分,但无绝对地重此抑彼。现代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是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不能脱离整体,在纵向演进与横向推进中必须遵循整体性和协同性原则。因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社会的全面发展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与载体。天台郑至道的&四民皆本&论的现实意义,就是全面的发展观,和谐的社会观。
  注释:
  [1]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载《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2]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7。四库本;
  又见(宋)应俊:《琴堂谕俗篇》卷上、四库本和徐三见点校本,中国文史出版社。
  [3] (明)王士性:《广志绎》。见周振鹤点校本《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集。
  [5] 方山:《隋唐时期的台州》、《五代至南宋时期的台州》,载李一、周琦主编的《台州文化概论》第一章;高飞、陈国灿:《历史视野中的浙东南乡村城镇化进程》第一章《生态环境与古代浙东南城镇化现象》;金际宋:《海门港史》;丁及:《台州海外交通史事钩沉》,载《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
  [6] (宋)席书:《漕船志》卷一,载《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之四&;《开庆四明续志》卷六《三郡隘船》。
  [7]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二《地理门二》。
  [8] 高飞、陈国灿:《历史视野中的浙东南乡村城镇化进程》第一章。
  [9] (宋)袁甫:《蒙斋集》卷20,四库本。
  [10] (宋)徐似道:《仙居道中》,《天台集&续集别编》卷四,四库本。
  [11] (宋)郑瀛:《丹崖八景》诗之四,载《泽国镇志》。
  [12] (宋)舒 :《寄题台州使君》,《天台集&续集》卷上
  [13] (宋)潘朝英:《题金鳌山如画轩》四首之三,《天台集&续集别编》卷三。
  [14] (宋)陈知柔:《次海上长亭村》,《天台集&续集》卷三。
  [15] (清)宋世荦:《黄岩杂诗》,载(清)杨晨《路桥志略》上卷。
  [16] 《宋史&日本传》。
  [17] 丁及:《台州海外交通史事钩沉》,载《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
  [18] 周琦:《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天台山与朝鲜文化交流》,载《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
  [19] (唐)寒山子:《丈夫莫守困》,载《寒山子诗集》,四库本。
  [20] (隋)智者:《法华玄义》(卷五上)。
  [21] (姚秦)鸠摩罗什译:《法华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22] (隋)智者:《摩诃止观》(卷一上)。
  [23] (隋)智者:《摩诃止观》(卷一上)。
  [24] (隋)智者:《法华玄义》(卷八上)。
  [25] (隋)智者:《摩诃止观》(卷六上)。
  [26] (隋)智者:《摩诃止观》(卷二下)。
  [27] (隋)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28] (隋)智者:《法华玄义》(卷六上)。
  [29] (隋)智者:《法华玄义》(卷一下)。
  [30] (明)李贽:《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31] (春秋)管仲:《管子&小匡》,四库本。
  [32] 曾兆祥:《中国封建社会的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第三章,中国商业出版社。
  [33] (汉)司马迁:《史记&平淮书》,四库本。
  [34] (宋)李贽:《太平御览》卷828引《晋令》。
  [35] (宋)陈亮:《龙川文集&四弊》,四库本。
  [36]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19,中华书局本。
  [37]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12,中华书局本。
  [38] (明)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阳明全书》卷25。
  [39]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黄宗羲全集》第一册。
  [40] 详见叶坦:《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四期。
  &&&&&&&&&&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41] (日)石田梅岩:《都鄙问答》卷2、《石田梅岩全集》上卷。
  [42] (日)石川谦:《石门心学史研究》,岩波书店。转引自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
  [43] (朝鲜)朴圭寿:《尚古图会文义便&按语》,《 斋丛书》卷二,第一册。转引自葛荣晋:《韩国实学思想史》第20章,首都师大出版社。
  [44] (朝鲜)朴圭寿:《尚古图会文义便&按语》,《 斋丛书》卷二,第一册。转引自葛荣晋:《韩国实学思想史》第20章,首都师大出版社。
  [45] (朝鲜)朴趾源:《课农小抄》,《燕宕集》第三集,转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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