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宁女纪检干部接受调查期间疑自杀未遂 19:36:10来源：新京报新媒体作者：刘刚 赵力 近日，新京报记者多方求证后独家获悉，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纪委一名正科级纪检女干部，日前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发生意外，疑似自杀未遂。截至今日(12月11日)上午，仍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新京报快讯 (记者 刘刚 赵力)近日，新京报记者多方求证后独家获悉，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纪委一名正科级纪检女干部，日前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发生意外，疑似自杀未遂。截至今日(12月11日)上午，仍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 涉事的新宁县女纪检干部赵小云是在今年11月下旬被邵阳市纪委带走调查的。根据邵阳市纪委今年11月24日通报的信息，新宁县纪委正科级纪检监察员赵小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新宁县多名知情人介绍，赵小云被调查前已退居二线，此前已离婚多年。一位接近当地纪检部门的人士透露，赵小云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割腕未遂，被送医。 因为邵阳市纪委拒绝接受采访，目前对前述事发细节尚无从求证，赵小云的伤情亦无官方消息。 至少2位湖南当地纪检系统人士证实，目前，湖南省纪委领导高度重视此事，已向上级部门汇报，并指示全力抢救。同时，湖南省纪委已派员对此事展开调查。 截至今晚7点发稿，邵阳当地官方尚未对外通报此事。 邵阳市纪委官网发布的简历显示，赵小云，女，1961年3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新宁县人，1980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宁县乡镇妇女主任、县纪委干部、县纪委信访室副主任、主任，县纪委常委，现任新宁县纪委正科级纪检监察员。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手机：(10：00~22：00) 24小时热线：010- 新京报微信：bjnews_xjb 新京报微博：/xjb 邮箱：bjnews_ 编辑：李雪莹 湖南自杀纪检 0
拍死“苍蝇”，更要改变基层政治生态 。 。《转载：江锡钰的凤凰博客》 据《南方日报》微博10日中午的快讯，当天上午，广州中院一审宣判，白云农工商原总经理张新华犯贪污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新华贪腐达3.4亿，梳理省内涉及贪腐案的金额，无人能出其右。 其实，不仅广东省内贪腐大案的金额，无人能出其右，即便放到全国，能出其右者恐怕也就是徐才厚、谷俊山这等极少数的军中“大虎”了。早先被处死的苏、杭两个副市长姜人杰和许迈永，贪腐金额也就是在亿元左右。徐是上将，谷是中将，姜许二人也是厅级官员，和他们比起来，张新华一个区区处级小官，在腐败官员中，“苍蝇”而已。 然而，就是这只“苍蝇”，贪腐起来却势如饿虎。如果以贪腐的金额作划分蝇虎的标准，那这个张新华也算够“大老虎”级别了。 其实，“苍蝇”、“老虎”并无明确的标准，说张新华是只“苍蝇”，也就因为他身在基层而已。现在这只苍蝇一审被“拍死”，二审也很难翻身，那他就“死定了”。“拍死”这只“苍蝇”可以说是大快民心，警示官心，震慑一批至今“仍不收手”的“苍蝇”、“老虎”！ 和同天宣判为无期徒刑的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不同，张新华不仅贪腐金额是刘铁男的10倍，而且犯罪情节极其恶劣，不仅转移了大部分赃款，到了法庭上，还极力狡辩，拒不认罪，甚至“建议”法官判自己“缓刑”，好保留公职。而刘铁男却主动交代了大部分组织上没有掌握的受贿情节和款项，在法庭上说“给党和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无权再为自己辩护”，认下了公诉人的全部指控。 从张、刘二贪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严明，而“拍死”张新华这只“苍蝇”，的确是他罪有应得，是他罪不容赦。但“拍死”一只“苍蝇”，如何防止更多的蝇虎危害人民群众却是一道严峻的课题摆在当局者面前。作为白云农工商的一把手，张新华不过是一处级小官，然而他手中却掌握着大量国有资产。他打着改革的旗号，让班子成员，甚至骨干职工都能“分享”腐败成果，以减少自己巧取豪夺国有资产的阻力。这样的戏码不知在多少国有企业里上演过，我们的监督部门、审计部门怎么就会没有发现，或者装着没有看见。这样的问题不解决，那张新华虽然眼下乃至全国少有人能出其右，但将来呢？会不会有更多更大的蝇虎被揪上法庭呢？ 限制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喊了许多年，在一片喊声中，还是出了张新华这样骇人听闻的巨贪。这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的结果呢？就是今天，很多基层单位的一把手，不过是个县处级、科股级的芝麻官，却俨然是单位的皇帝，说一不二，为所欲为。这样的政治生态不改变，有再多的武松，也打不完“老虎”；有再多的蝇拍也拍不完“苍蝇”啊！
富豪雇人纵火烧死1对夫妻 2警官充当保护伞被诉 本文来源： 大河网
08 摘要: 16年前，漯河金店老板宛振雨、孙玉兰夫妇在自家店里被活活烧死。真相终查明系河南老板雇人纵火烧死夫妻二人，2名警官包庇真凶不立案。 富豪雇人纵火烧死金店老板夫妇漯河两名警官充当保护伞被公诉 核心提示|16年前，漯河金店老板宛振雨、孙玉兰夫妇在自家店里被活活烧死。家人十几载奔波穷追真相。直到去年1月4日，两名放火凶手被警方抓获，供出他们受当地大富豪王华(又名王银华)指使。当初办案的公安分局副局长杨威和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孙景炎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记者谷武民通讯员李华川 纵火案烧出大富豪 20年前，漯河商人宛振雨夫妇在闹市区开了一家金店，白天守店，晚上就住在那里。日凌晨，一场大火夺去两人的生命。 “我们怀疑是王华干的，并向警方反映，但警方就是不立案调查。”昨日，死者弟弟宛振水说，直到2012年年底，他接到了一个奇怪电话，对方叫苗某，她告发了当年放火烧店杀人的残忍内幕。 苗某称，当年放火作案的是其和丈夫孙某，还有孙的弟弟孙某某。公安机关随后侦查发现，孙某某因为孙某嘴巴不严想把哥哥杀掉。孙某闻讯躲到外 地，孙某某放话要把苗某也杀掉。苗某为自保将一切和盘托出。孙家兄弟被抓获，供出的幕后指使更让办案人员吃惊不小。 孙家兄弟供述，烧死宛振雨夫妇是受王华指使。去年1月5日，省公安厅打黑办指挥下，王华被抓获，其招认了宛振雨夫妇烧死案系其雇人所为。 1957年出生的王华是漯河名人，曾先后被授予“市十大杰出民营企业家”等荣誉称号，曾身兼众多社会职务。 据王华供述，其和死者因为经济纠纷发生过节，便怀恨在心，雇凶放火杀人。 两警官当保护伞被公诉 今年5月29日，鹤壁市检察院反渎局收到省院交办，举报人宛丽歌、宛涛多次反映的案件线索：漯河市公安局源汇分局原副局长杨威和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孙景炎涉嫌包庇幕后真凶王华，并长期充当涉黑团伙保护伞。 鹤壁市检察院经过缜密调查，将已经调任漯河某区检察院纪检书记的杨威和早已退休多年的孙景炎抓获归案。 经依法查明：日凌晨，漯河源汇老街觉醒商行发生火灾，店主宛振雨夫妇死亡。杨威时任漯河市公安局源汇分局主管刑侦副局长，在消防部门出具火灾认定书，认定火灾系人为纵火后，违反法律规定处理公务，没有安排、督促案件承办人办理该案刑事立案手续，对发现的重点嫌疑人王华未安排采取侦查措施，致使案件久拖不破。时任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孙景炎作为具体主办负责人，对侦破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办理立案手续，对已经发现的嫌疑对象不进行认真排查，向接手该案的侦查人员隐瞒重要线索不移交，移交案件后仍多次私自提审重要证人。 检察机关认定，杨、孙行为已构成涉嫌滥用职权罪，目前已向鹤壁当地法院提起公诉。
媒体盘点贪官们的"逆天语录"和"逆天行为" 07:23:00作者：韩振 罗争光 潘旭新闻来源：新华网 中国网事:那些贪官们的“逆天语录”和“逆天行为” ——从截面看中纪委官网的10个贪官样本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简称“中纪委官网”)在新闻头条栏目播发了刘铁男案件启示录两篇,其中刘铁男的贪腐忏悔之言令许多人唏嘘。事实上,该网站专门开设“以案警示”栏目,自日以来通过这一栏目发布了164个贪腐案例,详细曝光了贪官们的沉沦轨迹,其中一些官员曾经的贪腐言行也被人惊呼“逆天”。记者选取了10个案例,从其贪腐“语录”和行为的截面,呈现这些案例的警示意义。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 【逆天语录】“好的玉石玉器资源稀缺,不可再生,物以稀为贵,给后代留些有价值、有文化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和财富,远比留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逆天行为】黄某某花16万元买了一块雕刻好的玉石手把件,送给倪发科。倪发科没推让就收下了,还说:“这块玉石白度不够,我更喜欢白度好的原石。”黄某某明白倪发科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去另一家玉器店买了一块和田玉原石,白度较好,扁圆形,购买价格16万元。倪发科这次表示很满意。经中纪委调查,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 【记者点评】身居高职,却“雅趣非凡”。然而,手握重权时尽知美玉之价值,岂忘了进入牢笼后自由之无价?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主任、党组书记武志忠 【逆天语录】“我是谁?我是自治区政府的副秘书长,我就能代表政府,我说了就算!”“我是法制办主任、党组书记,我就可以代表组织,我的决定就等同于组织决策。” 【逆天行为】武志忠盛气凌人、专横霸道,在包头市中级法院和自治区高级法院是出了名的,到自治区法制办担任主要领导后更是一手遮天。他常常以个人好恶来行事决断,恣意践踏民主集中制,只要是他决定的事情就必须照办。 【记者点评】一手遮天,却成“井底之蛙”;自负“代表政府”,到头来只代表一个违法样例。 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 【逆天语录】“我受贿时,情妇是工具载体,是操盘手、是仓库。我受贿的所有钱物几乎全部是通过情妇实现的,从而形成了情妇收钱物、我利用权力为行贿人办事谋取利益的局面……” 【逆天行为】商人康建平打听到赵晓莉是刘家坤的情妇后,便送给赵晓莉现金500万元、价值176万余元的金条12根和之前曾被刘家坤退回的观音画像。刘家坤知道后,让她将钱退掉。赵晓莉一听就哭了,跟他吵着说,我跟你老刘这么多年,没名没分,你这也不让我干,那也不让我干……以后生活怎么办?刘家坤心理防线轰然溃破,立即通过旧城改造项目回报康建平。 【记者点评】与情妇开创了受贿的“新局面”,也步入了迈向囚牢的不归路。 广东省连南县水利局原局长罗世纲 【逆天语录】“如果追出去硬退给人家,就很不懂人情世故,所以退钱是很伤脑筋的事。” 【逆天行为】利用转让水利局下属企业、审批拨付小水电站省级贴息补助款项、发包县有关水利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及采购该工程给水管材等职务便利,先后48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21.7万元。此外,罗世纲还与人合伙私分国有资产32万余元。 【记者点评】懂得了“人情世故”,岂不懂“法网恢恢”? 山西省襄垣县原副县长杨树庄 【逆天语录】“你领到补偿款了,就给我这点钱?下笔补偿款,你别想要了!” 【逆天行为】浙江人曾某在领到第一笔补偿款后,没有“答谢”杨树庄,杨树庄便气急败坏。果然,曾某去领取第二笔补偿款找杨树庄签字时,便遇到了“刁难”。“我没时间,你慢慢等着吧。”杨树庄说。无奈,曾某便给杨树庄送去“好处”。 【记者点评】昔日索贿贪欲无边,今朝落马法律无情。 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镇白湖寺村原党支部书记周松林 【逆天语录】“当村支书的感觉真好,天高皇帝远,想干啥就干啥……” 【逆天行为】2012年5月,周松林安排村干部张小清将土地补偿款100万元私自外借,周分得8万元利息,张分得5万元利息。2013年,周松林和张小清以及其他4名村委会成员以发补助的名义私分土地补偿款7.2万元,每人分得1.2万元。 【记者点评】上联:当村支书的感觉真好,天高皇帝远,想干啥就干啥;下联:做阶下囚的滋味很遭,墙深牢笼冷,要自由没自由。横批:自作自受。 浙江温州虹丰粮油集团原董事长朱文奇 【逆天语录】“土地是个宝啊,不在这里为自己做点文章,太可惜了。” 【逆天行为】在担任虹丰集团董事长一职期间,他利用下属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对外引资组建新股份制公司的机会,与他人内外接应,压低入股土地价格,在没有出资、没有设立公司的情况下,将“骗得”的股权以803万元的价格转让他人,并企图将这笔款项侵吞。 【记者点评】只知道土地是宝,却不怕“画地成牢”?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财政局原局长董黎明 【逆天语录】“你找我要钱,得先给我送钱!” 【逆天行为】为他人在工程承接、借款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及公司股份共计价值人民币1203万元。 【记者点评】收别人的钱太多,足够给自己建一座监狱“享受”了。 江苏新沂市农机局原局长马树刚 【逆天语录】“为别人办事,好处费不拿白不拿。” 【逆天行为】2004年下半年,开发商李某某看中了一块土地整理项目,他找到马树刚,再三表示,如果该项工程能够承包给他,好处一定少不了。面对“商机”,马树刚利用职权直接插手该项工程招投标,帮助李某某顺利过关。事后,李某某如约送上2万元的感谢费。2005年春节后,马树刚得知自己即将调离北沟镇,主动打电话给李某某,让其准备3万元钱交由他给领导送礼。李某某心知肚明,很快将钱送上。 【记者点评】为别人办事,好处费不拿白不拿;为自己“挖坑”,受贿越多坑越大。 四川省武胜县住建局原总工程师唐明富 【逆天语录】“不送钱就拖着不办、少送钱就慢慢办” 【逆天行为】2007年10月,武胜县山水绿城项目调整容积率的规划方案由唐明富负责办理批复,该项目尽管通过了县规委会和县政府常务会审议,但由于没从中捞到“油水”,每当项目开发负责人费某前来催办,唐明富口头上都说快了,可就是故意拖着不办。后来,经人提醒,费某终于明白了唐明富心思,急忙送上2万元好处费,果然,批复文件没过几天就到位了。 【记者点评】送钱多少,你决定着办事快慢,受贿多少决定你刑期多长! (“中国网事”记者韩振、罗争光、潘旭) [责任编辑：杨晓]
现在的所谓反贪，相比朱元璋十牛一毛的强度或硬度都不够，其成果可想而知。
win128 时间： 10:24:31 现在的所谓反贪，相比朱元璋十牛一毛的强度或硬度都不够，其成果可想而知。 ————————————————— 当前上热，中温，下冷的所谓反腐败抓贪官的行动已经令全国大量积罪恶于一身的基层“苍蝇”通过所谓的“民选”又稳坐其位！！！令“苍蝇”们心中窃喜和放心的是：只要不是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深挖出它们的“保护伞”.“保护伞”们豢养的大量“苍蝇”就会逍遥法外，就休想剿灭它们！大量“苍蝇”们祸国殃民的累累罪证就在民间.就在心明眼亮的亿万群众心坎里！
“镇政府花钱让人告自己”你咋看？ 日 09:58 来源：华商晨报 广东省珠海平沙一百多名老人因不满30多年前的企业改制中，身份从国家干部转换为企业职工，退休后待遇较公务员相差较大，奔走信访十余年。为了引导这群“信访户”走法律途径，当地镇政府去年通过一家镇属国企垫付了26万元诉讼费，帮助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告自己。但对此，区、市两级法院均不予受理。由于他们没达到诉求目的，部分人员仍继续信访市、区、镇。（12月9日《南方都市报》） 这只是政府踢的一脚漂亮的皮球 □刘昌海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地方政府积极引导信访户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样的思路值得肯定。不过，不是每个群众信访的问题都适合向法院引导，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法院，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本案就是如此。国企改制时职工身份改变带来的个人利益变化，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都有，也并非现有的法律能够解释清楚。最终法院“不予受理”说明这事儿不应该找法院。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花钱请信访户告自己”只是一脚漂亮的皮球，看似是尊重法治，实则在推卸责任。现在，“皮球”又被法院踢了回来，除了镇里的国企不明不白花了26万元诉讼费，一切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政府引导群众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这道理没错。不过，政府得先分清问题是不是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才行。对于非涉法涉诉的上访问题来讲，还得政府部门多做工作，而不能推给法院拉倒。否则，不但于事无补，还显得自己不够专业。 初衷可嘉，但三重疑问不容回避 □范子军 政府花钱让访民请律师告自己，引导信访户走法律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确实不失为一种创新举措，当然也不排除遭遇长期“缠访”困扰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初衷可嘉，但有三重疑问值得商榷。 首先，花钱请访民告自己的诚意几何？作出这一决断之前，无疑要充分评估可能的风险、成本和结果，倘若明知政府败诉几率大，还会祭出这一招儿吗？事实上老人们的诉求没等开庭就都被驳回了。假如不是真出于解决问题，既有忽悠之嫌，也无助于达到“息访”目的。 其二，既然是政府花钱请信访户打官司告自己，这笔钱就该由政府出才是，也才显得名正言顺。让国企垫付的依据是什么？倘若国企拒绝垫付，这一举措还能付诸落实吗？政府何时、以什么项目归还国企垫付的诉讼费？会不会变成新的“历史遗留问题”？ 其三，政策变化致身份改变进而造成退休待遇相差悬殊，到底有没有协调解决的余地，当地政府不妨请示主管、权威部门给出定性的说法，确实没有可能向信访户交代清楚，同时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给他们更多温暖和关怀，或许未必完全不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很多人看来，拒绝受理该案的两级法院，俨然是这出“普法大戏”的最大败笔。可事实上，众所周知，企业改制遗留问题错综复杂，而且当时雇佣双方早已签订了明确的契约协议，清晰约定了各自的权责利。如今老人又“要求恢复公务员待遇”，显然并无 “充分正当的起诉理由”。尽管一些人对“拒不受理”的结果难以接受，但就目前来看，该决定并无太多过错。 真正的法治思维、真正的法律信仰，不仅意味着将纠纷诉诸于司法轨道，也意味着对法律裁决持尊重态度。平沙镇政府请上访户“告自己”也有着相似的考量：“如果法院判决老人应恢复待遇，政府就按判决执行；如果法院判决老人的要求不合理，老人们也可以息访。”然而，为什么被法院“拒绝立案”的老人们，仍旧会执着地继续信访呢？是因为法院方未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还是因为，老人们偏执过头、不愿服输？ 必须承认的是，法律裁决绝非每次都可定纷止争，其势必要有两个前提兜底。其一，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以及对裁决结果的充分阐述；其二，诉讼双方具备健全的法治思维，能够对司法过程和后果给予充分尊重。需要追问的是，平沙镇不惜重金垫付诉讼费，却只换来了一切如旧的结局，26万之巨的支出，除了彰显法治决心之外，又有多少现实的意义？ 或许，此事亦在提醒政府部门，体现法治思维、践行法治立场，同样要考虑费效比，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垫付诉讼费聘请律师的做法诚然也是选择之一，可终究投入太大；与之相较，引导当事人与当地公益性的司法援助中心对接，是不是更为合适的做法呢？ 宣示法治立场，也未必要为诉讼费买单 建言 政府花钱告自己是治理思路的转变 当信访已然成为一个死结之后，让问题回到法律救济的路径上来，或许是各种选项中的最优选项。虽然其间有“凭什么动用公共资金”这样的程序正义追问，但却是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变。 首先，替信访积案找到了一条出路。信访化解矛盾的最大短板在于，问题可能绕一圈后又回到原点，其公平公正性无法获得保证，从而导致闹访、缠访和反复上访现象日益严重。信访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靠公正的第三方的介入，而“有理找法院”显然是最佳路径。 其次，此举具有样本价值。通过花钱请上访户告自己，表现出地方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自信，并对自身行为起着鞭策和促进作用。而每参与一起诉讼，对政府公职人员也能起着普法作用，一旦因此培养成为意识和习惯，那么借钱打官司就可能不止于信访化解，而是所有的行政诉讼。加上有了对“打官司”的后果顾虑，权力的日常行为就会有更多的自我规范。 再次，这样的行为具有借鉴意义。一旦“打官司”作为解决信访问题的优先选项，“信访不信法”的状况才会得到改善，法治建设才不会沦为空话。公众之所以不愿意同政府打官司，除了考虑到行政权对司法公正的干涉，以及司法腐败等多种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相比于信访的快速方便，诉讼的成本太高而成了障碍。若是政府能针对特例而给予费用补偿，既释放出了对个人权利尊重和化解纠纷的诚意，也能有效激活诉求者对司法方式的认可。把上访户往法院引，不但可以为自身工作减负，从成本居高不下的息访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集中精力和心思做好基础性工作，又可以以此培育全民的法制意识，从而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创造条件。可以说，从细节入手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当属于公共责任的应有之义。 当然，花钱告自己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做好基础工作激活社会对法律的认同，应当是破解“信访不信法”困局的关键。
县官司机帮领导藏匿千万财产 收50万“保管费” 03。来源：京华时报 据新华社12月12日电河北省法院系统透露，河北邯郸市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副厅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一案，日前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案件将择期宣判。 据石家庄市检察院指控，2005年3月至2013年10月，边飞在魏县、永年县、大名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调整、项目协调审批、工程承揽建设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包括人民币、外币、黄金、房产等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929万余元。另有价值人民币4193万余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边飞在任永年县委书记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擅自返还部分土地出让金，致使766万余元国家财产流失。石家庄市检察院指控边飞构成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滥用职权罪。 此外，边飞的司机王某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50万元及掩饰、隐瞒巨额犯罪所得案，已于今年8月底由石家庄市井陉县检察院向井陉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据检方透露，被告人王某1998年初至2013年10月一直任边飞专职司机，其间被转干并任大名县委办公室保密局局长。自2012年5月起，王某利用任县委书记专职司机、与县委书记关系密切的便利条件，不到一年半时间收受他人贿赂50万元人民币，并承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王某得知边飞被组织调查后，于2013年11月按照边飞事前吩咐，将边飞藏匿的现金、金条、玉器等价值数千万元的财物转移藏匿。
浙江江山村书记卖地贪腐 集四罪一身被判刑13年 作者：施佳秀 毛羽白.新闻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衢州12月13日电(施佳秀 毛羽白)浙江江山市一村党支部书记叶某,履职期间不断贪腐,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牟利。12月13日,记者从浙江江山法院获悉,该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四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叶某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 作为江山市某村书记,叶某负责主持该村全面工作,本应带头为村民谋福祉,叶某却滥用职权中饱私囊。 据村民反映:村书记叶某在村里是“一把手”,可以说是大事小事一人说了算,权力边界很广。在2003年到2005年期间,该村主任一度也由叶某兼任。 2004年开始,村委成员刘某担任村土地协管员,主要协助村主任进行村土地管理工作。 从2005年开始,该村村民的申报材料都经由村土管员刘某整理签字,然后交给村负责人、实际上也就是叶某进行审批。 据了解,土管员刘某以承包工程发家,并不缺钱,但实则利欲熏心,之后二人勾结有迹可循。 刘某表示,“叶某会把那些和村里过不去或不支持村里工作的农户名单抽出来,叫我跟这些农户说他们的申请用地不符合标准,没有审批下来。他同意的名单,我就弄好材料,报到乡政府或街道去办理规划审批手续。” 2005年至2010年间,叶某伙同刘某、村主任王某,在村集体收取购地款、个人接受违建户吃请及贿赂后,违规将该村规划红线范围内的49宗宅基地以1万元至28万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不具有建房资格的违建户。 证据显示,其中有9户违反规划意见书,将房屋建在绿化带、村道等公共用地上,严重影响公共利益。 叶某采用一些冒名顶替、虚构事实、批东建西的方式规避法律和政策,搜集死亡户、五保户、单身汉的土地证以挂靠方式办理审批手续吸引购房户;对未批先建、批东建西、超标违规用地隐瞒不报;直接伪造死亡户虚假用地审批材料,而伪造手段也极恶劣,包括私刻印章,骗取身份证、户口本,冒用签名等。 为了不败露,叶某还出面以吃请的方式打通上级关系,以求“关照”。 2003年左右,叶某提议在该村开发一座小区。政府审批后规定该小区只允许本村或外来人口来村安家落户的村民建房。叶良生违反土地性质和用途,擅自决定将宅基地对外出售,并在此过程中侵占巨额集体资金、收受他人财物,甚至在接受村民贿赂后允许其倒卖土地,并主动为其联系“销售渠道”。 一些受害本村村民多次到检察、纪委等多部门上访,造成恶劣影响,导致叶、刘二人被纪律机关处分,2013年,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后案发。 据司法机关调查,叶某单独或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倒卖集体土地、骗取省补工资等形式,非法侵占集体财产共计人民币75万余元。 2005年,叶某就在未经村集体讨论的情况下以其妻子名义向村里租用地块,强行作为宅基地出售给他人使用,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差价,侵占36万多元。 此外,叶某还利用执掌村里新农村建设、生态维护的“职务大权”,竭尽搜刮油水,非法收受他人贿赂10多万元。 法院经审理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叶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 此外,叶某尚未退出的违法所得30多万元,将继续予以追缴。(完)
赵本山是不懂“政治”还是不懂“文化”。《转载：法制博客 ? 清哲木：社会能见度 ? 日志 》 清哲木 赵本山大叔这段时间有些神情恍惚，甚至是惊慌失措，抑或是诚惶诚恐的过着战战兢兢的小日子。往日那种霸气侧露的赵本山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赵本山如履薄冰的惶恐跃然媒体报道中。 用赵本山的作品来诠释本山大叔的《昨天 今天 明天》最恰当不过。昨天的赵本山那是媒体追捧的“金镶玉”，而今的赵本山也是媒体踩踏的“口香糖”，明天的赵本山大家还是虎视眈眈的看着本山大叔的“三把眼泪，四把流”来一次推心置腹的刻骨铭心的忏悔。人生如戏，靠《忽悠》，《卖拐》，《出名》的赵本山不可否认在“二人转”传播上确实有两下子《功夫》，昨天的赵本山也是凭借中国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如此竞争》，让本山大叔《大笑江湖》 给中国文艺界帖了小品王的大《门神》。 《有钱了》的赵本山不但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而且整起足球队，买了“本山号”飞机。继续在市场文化的潮流中《新编大忽悠》，俨然成为小品界的《一代宗师》开始收徒授业。其实这种现象可以理解《儿子大了》有了新《老伴》的赵本山，一家老少还得靠本山大叔《策划》赚钱的事，所以大伙也得理解《演员的烦恼》。 最近赵本山的《心病》越来越严重，自从缺席三场文艺座谈会后，本山大叔的《面子》就极其难看，又是表态“要是国家需要他的资产，都可以拿。”，又是说“听党的话，听老百姓的话”，昨天又说不懂政治。虽然大伙都知道本山大叔《不差钱》但是只要是你自己的合法财产，国家凭什么去拿？除非本山大叔主动《捐献》否则就是自己《瞎搅和》，从目前的风言风语来看本山大叔《不是钱的事》，也不是懂不懂政治的事，而且本山大叔根本没有理清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 作为一名《门神》级的小品王没有参加文艺座谈会，赵本山应该清楚，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化人也不能只顾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这些年赵本山的小品作品普通人愿意看，有市场，只是没违背道德与法律，赵本山的小品低俗但是也有低俗的自由。与此相对，高雅也有高雅的自由。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文化市场遭受一股屑小、猥琐、愚昧现象的玷污，正以一个形貌猥琐，品味低下，野蛮愚昧的形象展示给社会大众，它以给中国整个民族文化建设和国家形象造成的损失来成为他敛财的资本和工具。此种现象也可能成为赵本山幡然醒悟的“政治觉悟”。特别是习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直接指出当前文艺创作“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并一再强调“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并对中国文艺发展方向做出的指导？怎么衡量一部文艺作品是好作品？习总书记给出了两个标准：“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在习总书记的指示下，那种香臭不分、越黑越火、养眼不养心的作品将会渐离文艺舞台。赵本山连夜开会学习“文艺座谈会”心得不可能不领悟到其中的含义，对照“刘老根大舞台”一些二人转作品那种香臭不分，赵本山此时意识到听党的话重要性。 中央的文艺座谈会没有了赵本山，辽宁的文艺座谈会没有了赵本山，对于政治嗅觉敏感的又长期受官场浸染的他来说，肯定会感受到某种危险的临近。此时谈不懂政治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赵本山的政治造诣非常人所能比，赵本山不是不懂政治，而是没有弄明白中华民族需要的什么文化，一味的靠“蒙混拐骗”当文化底子的“本山文化” 不仅品味低级，而且品格低劣，特别是在中央级舞台上公然歌颂诈骗，这严重的败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让一个如此毫无文化、毫无品味修养的人登上中国的舞台？使得狗肉不但上了宴席，还上了国宴？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悲哀。 深究起来，“本山文化“现象”很火很热，也是一个民族数百年问题累积的产物，里面反应出来的是一个民族血淋淋长久深刻问题，我们最终必然要拿出勇气来面对，这里面说来话长，但是，现在火烧眉头必须要解决的，首先就是艺术领域内的一个荒谬价值观。就是，艺术，由人民来决定。这是不可思议的劣等艺术价值观，梵高的画，几个农民能看懂？梵高就一文不值了吗？贝多芬的交响乐，几个农民能听懂？贝多芬就一文不值了吗？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几个农民能欣赏？范宽就一文不值了吗？是什么荒唐、低级的政治思想水平洗脑了中国人？ 每种艺术，都有其永恒的标准。这种永恒的标准，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更何况是文盲的意志。因此，伟大的艺术作品，乃是由那些能够领悟到这种高妙标准的，诸如：梵高、贝多芬、范宽，这些伟大人类精英来显示给平庸人类的。也因此，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来裁定人类，从而带着人类往前走，而不是，让那些平庸的人类来票选艺术，使得艺术屈从于庸众的意志，从而，让人类变得越来越庸俗。走街串巷的小丑也许能赢得满堂彩这是文化怪胎，它就本不应该走上中国文化的颠覆舞台。就让他们呆在街头巷尾成为民间的杂耍。 位于《宝座》 的小品王，面对危机很善于《说情》也忽然高风亮节，突然一下子想把所有资产全部白白送给国家的。现在是啥时候？是依法治国啊。法律保护所有国民的合法财产。只要赵本山堂堂正正，试问谁可以拿走？话又说回来，又没有一个合适的原因，即使赵本山100%的诚心把资产想送给国家，国家能要吗？这不是明摆着扇国家的耳光嘛！赵本山还说自己不懂“政治”？ 从赵本山近来种种反常的表现可以断定，“小品王”遇到了麻烦。可是作为一个艺人，即使真不能演出了，又有那么多的钱，有什么可怕的？也不致于不得不倾其所有，把自己拼命攒下的基业搭上，甚至还要拿“爱国”来“忽悠”一把呢？
@映山红开盼红军 一朝天子一朝臣 吴慧敏 日 | 从古至今，历史总一再轮回。历史上，朱元璋打老虎，连豺狼狗豹也一网打尽，让整个政府几乎陷入真空状态；但嘉庆办和珅却没有牵丝绊藤地拉扯一大票人下水。放眼现今，反腐行动已经导致多名高官落马，但仍有人前仆后继地攀上黑名单，距离消停恐怕还有一段时间。 和友人谈到近来的时事，不但外地打虎行动越演越惊心动魄，本地多家大企业也接连换新主。无论政商界都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新旧交替、人事变迁，朋友不禁感慨：“凡是新君登基，都无可避免地杀一批重臣吗？” 从古至今，历史上的例子确实多不胜数。以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来说，他在称帝的同一年便灭了臧荼，第二年抓了韩信，随后的牺牲品还包括当年曾经一起打下江山的战友卢绾、彭越、英布等。 以清朝的康熙来说，他在8岁即位，但14岁才亲政，两年后便按捺不住，亲手铲除了权臣鳌拜。 明朝的崇祯，虽然历史上的评价不高，但其实办事速度很快，登基短短三个月后就干掉权倾一时的宦官魏忠贤。 至于清朝的嘉庆更是神速，老爸（太上皇乾隆）一驾崩，尸骨未寒，他立马就办了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珅。 打老虎的戏码，古今都有。至于这些位高权重的朝野大臣到底真是如此贪污腐败、罪孽深重，还是整出戏根本就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权术斗争，局外人不容易看清楚。所谓成王败寇，反正历史向来都是胜者所写，除非有人为败者平反，否则这就是将来世人所相信的真相。 当皇帝是超高风险职业 新君上位后，几乎毫不例外地铲除朝中大臣，理由不难理解，说穿了无非就是为了巩固政权。 皇帝是一种超高风险的职业，绝对不能失业，因为失业不仅没了荣华富贵，就连自己的性命、甚至老婆孩子的性命也要赔上。亡国的皇帝下场都很悲惨，因此，只要对自己的权位稍有威胁，即使是曾经同生共死的兄弟，也不可能宽容对待。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例子，比比皆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可能是勾践杀文种，后来的有刘邦杀韩信，朱元璋尽诛功臣。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恐怕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不用大开杀戒，仅仅一杯酒就释了兵权。 特别是协助君王打下江山的将军，威望甚至可能比君王还要大。曾经与将士们浴血沙场，共同进退，攻城掠地，所向披靡的大将军，肯定拥有将士们的信任。即使撤了兵权，甚至是随便安一个罪名把他发配到边疆，很多君王还是会感到不安，担心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随时能够号召其他人叛变造反。 韩信、岳飞、袁崇焕这几位名将，都因为战功过于彪炳，直接和间接威胁到皇帝的威信，最后下场惨烈。 至于鳌拜、魏忠贤与和珅这几名大臣人，皇帝办了他们就没人同情, 反而还可能塑造“皇上英明”的高大形象。 特别是和珅，嘉庆皇帝从和珅家里抄出的银两足足多达8亿两，相等于清政府超过15年的税收，不但平了民怨，对一班前朝老臣起着杀鸡儆猴的作用，还马上填饱国库，解了许多燃眉之急。 从古至今，历史总一再轮回。历史上，朱元璋打老虎，连豺狼狗豹也一网打尽，让整个政府几乎陷入真空状态；但嘉庆办和珅却没有牵丝绊藤地拉扯一大票人下水。放眼现今，反腐行动已经导致多名高官落马，但仍有人前仆后继地攀上黑名单，距离消停恐怕还有一段时间。 企业为求变也换帅 年终岁末，企业界也见换帅戏码。有公司为了求变换血，更换新领导。曾经听闻，换帅后高层接二连三离巢，原因可以是业务被裁减，或是前老板即将过档新公司，昔日众将一并撤退，重新开辟新疆土。 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类似的情节。每一个朝代在开国期间，为了稳定政权，往往会将一些疆土和权力分封给其他势力。 以清朝来说，由于明末将领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协助满洲人夺得天下，因此分别将云南、广东和福建分封给他们。 汉朝的时候，刘邦也曾经为了换取稳定，与一些势力合作，将一些国土以诸侯国的方式分封出去。由于刘邦随后将所有非姓刘的诸侯王歼灭，因此后来只留下与他拥有血缘关系的宗亲诸侯国。 ————————————————— 诸侯国的领土一般相当大，而且位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区。诸侯王在封国内，不但拥有统治权，能自行征收赋税、铸造钱币，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能随意调遣，俨然一个小国王。 在开国皇帝治理期间，这些诸侯国通常还会听命于中央，但一旦隔了一两代人，血缘关系疏远了，中央就会逐渐丧失控制权。 为了把权力重新回归到自己手中，无论古今，领导人似乎都无可避免地采用“削藩”的手段，将部分或者全部的分封权力收回。 手中的权力被收回，无论古今，都不会有人乐意接受。在现代，顶多是炒炒老板的鱿鱼，到别的地方另起炉灶，但在古代，很多时候却都得把命拼了。 像康熙削藩，就逼得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造反。汉景帝削藩，则闹出了七国之乱，吴国、楚国、赵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一起叛变。 明朝的建文皇帝削藩，甚至搞到自己被削掉。结果是叔叔朱棣起兵造反，当了永乐皇帝，而藩王出身的朱棣当了皇帝后，同样着手削藩，并且将建文帝未完成的削藩大业完成了。 虽然领导人都知道，削藩是个危险活儿，但为了巩固权力，最终还是会选择这条路。 所谓富不过三代，帝王的传承也一样，往往走到第二、第三代就陷入瓶颈，唯有成功渡过这个关卡，才有可能顺利过渡，奠下百年基业。 放眼今日的局势也一样，权力下放后，到了下个领导上台时又会被收回，看似开倒车，但没有多少人能够逃脱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轮回。 所谓富不过三代，帝王的传承也一样，往往走到第二、第三代就陷入瓶颈，唯有成功度过这个关卡，才有可能顺利过渡，奠下百年基业。放眼今日的局势也一样，权力下放后，到了下个领导上台时又会被收回，看似开倒车，但没有多少人能够逃脱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轮回。
日 16:48 PM 一个违宪违法的基层选举样本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张千帆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依宪治国”和宪法实施的重要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行宪机制，政府违宪行为屡屡发生，却得不到及时纠正，致使宪法承诺沦为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事实上，不仅宪法得不到落实，即便被公认为具备约束力的法律也往往落实不下去。尤其到了各级地方政府，地方“红头文件”经常比宪法和法律更管用。河南省新乡市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规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最近，不少地方正在进行村委会选举。河南省新乡市就村委会改选发布了一则通告，明确规定了十来种“不能”或“不宜”作为村委会自荐候选人的人员，其中包括“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刑满释放（或缓刑期满）未满5年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未接受处理的”、“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低劣的”、“热衷于搞宗派活动、长期闹不团结的”、“参与邪教组织、长期搞封建迷信活动、影响极坏被查实的”、“缠访、闹访、非法上访的”。如此限制候选人资格，既违宪也违法。 对于任何真正意义的选举，候选人的自由产生都至关重要。否则，一旦候选人被上级内定，选民选来选去就是那么几个人，如同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样的“选举”形同虚设，显然不成其为选举。正因为如此，1982年宪法第34条特别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也有相同的规定。而民政部颁布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第四章第3条虽然规定了候选人限制，但也只是规定“无行为能力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不得提名为候选人”。 宪法第34条规定本身已经足够清楚：任何18岁以上公民都有被选举权，也就是作为候选人的权利，除非“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首先，只有依照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规定的“法律”才能限制候选人资格。新乡市的规定则连法规或规章都算不上，只能作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根本不具备限制被选举权的法律效力。在形式上，这样的规定是完全无效的。其次，只有候选人触犯刑法并犯有足够严重的罪行，以至被剥夺政治权利，才能被剥夺被选举权。在新乡市所规定的限制当中，没有一条符合要求。最接近的一条是“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刑满释放（或缓刑期满）未满5年”，但是也远够不上宪法允许剥夺的条件。 最后，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新乡市列举的限制大都模糊宽泛，譬如“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低劣”、“热衷于搞宗派活动、长期闹不团结”、“长期搞封建迷信活动”。这些用语全非法律概念，根本不可能获得准确定义，因而很容易纵容政府滥用公权、任意剥夺候选人资格。特定候选人是否“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低”，人际交往是否属于“宗派活动”，批评同事算不算“闹不团结”，宗教信仰是否属于“封建迷信”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概没有法律标准，最后统统变成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不仅不是依宪治国，而是赤裸裸的人治。“缠访、闹访”甚至“非法上访”也是很难界定清楚的概念，地方官员完全可以对积极维权的村民贴上“缠访、闹访”的标签，进而剥夺其竞选村委会的资格。事实上，这些现象在新乡市下辖的某些村选举中已经发生。 要杜绝任意剥夺候选人权利的现象，必须强化宪法实施机制，而选举权的落实离不开公民的积极推动。《立法法》第90条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法律规范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虽然新乡市的规定“级别不够”，并不严格符合启动常委会审查的条件，但是鉴于目前行宪机制尚不完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适当的宪法救济渠道，村民们仍不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由其责成河南省人大或相关政府部门撤销新乡市的违法规定。村民们也可以就此向法院或上级政府部门提出行政诉讼或复议，要求撤销违法规定。虽然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尚未生效，法院不妨参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修正规定，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附带审查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新乡市规定的资格限制严重侵犯了村委会候选人的宪法权利，因而缺乏法律效力，由此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也同样无效。这是一个地方规定违宪违法的标本，是和依宪治国和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当然，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及时撤销这样的规定可以成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起点，甚至成为完善中国宪法审查机制的契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原标题为《地方无权限制村民被选举权》，本文责编 霍默静
为什么在中国不贪就不能做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中国的清官说起。清官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是作为正面形象的。皇帝表彰清官，人民渴望清官。但这些清官当时和死后的处境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以明朝清官海瑞为例。据史载，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海瑞一生为官，依照我们当代人的看法，即使他一介不取，也不应穷酸至此。但查看一下历史上的清官，几乎都是清贫一生的。 导致古代清官如此清寒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官员的俸银制度非常不合理，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以至于即使官居一品大员，要当清官也只能准备过穷瘪三一样的生活。一个日本学者曾经对中国古代官僚的俸给进行了研究。他以宋代为例，在计算了当时主要谷物及米价与消费量、官僚家属集团的规模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宋朝如此，其他朝代也是如此。 导致做清官不可行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做清官意味着特立独行，这极容易在官场上遭人嫉恨，往往树敌于无形。要想在官场混，必得攀附于权贵。这就需要行贿纳贡，互相包庇。而正规的收入又那么少，不贪污受贿，哪有银子去四下打点买平安呢？偏偏清官自命清高，喜欢以圣人之心格世人之非。他一人当清官不算，还指望别人跟他一起做清官。这在贪官那里，跟断了他生计其实没差别，那还不是找死？所以历史上的清官能善终的其实少之又少。
贪污之所以在中国屡禁不绝、越演越烈，是由它内在的制度缺陷决定的。不合理的俸禄使得官员无法维护基本的生活需要；官员得不到有效的安全保障使得他不得不完全依附于上司，以钱买命，以罪求生；而缺乏严密的财务审计制度又为官员贪污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几个环节连起来，就使整个中国官僚系统与一个盗匪集团基本等同了，两者都是通过暴力掠夺社会资源的办法来求得自身的维系，两者都不关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实现，其行为都会造成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中断甚至终结。稍有不同的是，盗匪的侵扰只是暂时的，而政府永远在那里。随着社会资源再生产能力由于官员的贪得无厌而走向衰竭，官僚集团内部也会为着攫取有限的一份利益而日益趋向贪酷、封闭和僵化。这么一个腐败无能、贪婪低效的官僚集团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它越发展、越扩张，社会就越贫穷、人民就越痛苦。
相对于中国来讲，西方那些很早就实现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国家，真的可以说是一片净土。这不是说那里没有贪污，而是说那里的贪污问题十分有限，并不能对社会安全构成致命威胁。这与西方国家一直有的限制政府权能的传统有关。由于政府只有很小的管辖范围，所以人们并不怎么通过政府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宁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他人的合作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在社会层面，通行的规则是等价交换。这种规则可以使人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促进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利益得到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奉公守法的欧洲公民可以平安度过一生而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帝力与我何有哉”的黄金时代已经离我们远隔了四千年。虽然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职能也日益扩张和复杂，但社会各种力量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以及政府官员的职业化也使得政府没有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特殊利益，从而也不可能为了实现它的特殊利益来与社会相对抗。这种种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条件以及用来指导人们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使得腐败与贪污在今天成为既令人厌恶又不必要的赘瘤。前几年大家都知道辛普森杀妻案。辛普森为了免于被定罪，高价聘用了一个律师团来帮他打官司。他为什么不去私下里贿赂法官？那样的话他的成本肯定要低廉得多。但他敢吗？美国的法官为什么不可以被收买？再举一下例子，美国司法部跟微软的官司已经打了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微软依然能够一边打官司一边继续从事着自己的事业。一个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投射核打击力量的超级大国的政府，为什么在处理本国事务时显得这么“力不从心”？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看一个公司不顺眼，它会怎么做？彼尔盖茨为什么宁愿把诉讼进行到底也不愿把公司迁出美国？他为什么没有象某些中国的富人那样逃之夭夭？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什么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病入膏肓的先兆还是生机勃勃的象征？你是愿意象辛普森和彼尔盖茨一样站在法庭上听候判决还是愿意象赖昌星和仰融一样流亡海外？你可知道，你不仅是在选择一种处境，而且是在选择与这处境相连的一种价值观、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当此时，你会做何选择？
除了耗羡，中国古代的社会公费开支也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没有独立严密的会计、审计制度，所以一个项目需要用多少钱，全凭当官的一句话。这就给了官员利用国家财政支出之机大肆贪污的机会。比如，关于黄河的治理是一项关系国运的大工程，但尽管历朝历代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治理黄河，黄河该决口还是要决口。撇开技术问题不谈，这里暴露的问题其实跟现在一样，大量的公款落入私人腰包，工程纯粹被搞成豆腐渣工程或华而不实的“检查工程”。关于官员利用出皇差的机会进行贪污的事情，明白点的皇帝都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没法查呀！所以许多时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古代的基层官员直接榨取民财或者通过国家财政制度的漏洞进行贪污，而上级官员则是主要通过索贿受贿来捞取好处。明代兵部尚书曾说过，地方府县长官每一次进京述职，在京师花五六千金（注意：是金不是银）行贿。又有人指出，朝廷“每遣一人出京（指御史出巡），即是其人养活之计”。什么意思？就是这位可以借机向地方官索要贿赂了。所以古代官场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这种利益分配模式其实就是坐地分赃。 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是垂直式的，上级对下级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官员的人身安全完全系于是否得到系统内强势人物的支持。绝大多数人没这么幸运，能得到皇帝本人的庇护。所以他们为了保平安，即使违反本意，也不得不向下苛索以讨上司欢心。毕竟，贪污固然有罪，但未必受罚；得罪上司则祸在眉睫。孰轻孰重，这些读饱了圣人教训的人不会不清楚。
嫣红1969 时间： 21:02:16 贪污之所以在中国屡禁不绝、越演越烈，是由它内在的制度缺陷决定的。不合理的俸禄使得官员无法维护基本的生活需要；官员得不到有效的安全保障使得他不得不完全依附于上司，以钱买命，以罪求生；而缺乏严密的财务审计制度又为官员贪污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几个环节连起来，就使整个中国官僚系统与一个盗匪集团基本等同了，两者都是通过暴力掠夺社会资源的办法来求得自身的维系，两者都不关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实现，其行为都会造成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中断甚至终结。稍有不同的是，盗匪的侵扰只是暂时的，而政府永远在那里。随着社会资源再生产能力由于官员的贪得无厌而走向衰竭，官僚集团内部也会为着攫取有限的一份利益而日益趋向贪酷、封闭和僵化。这么一个腐败无能、贪婪低效的官僚集团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它越发展、越扩张，社会就越贫穷、人民就越痛苦。 ————————————————— 有道是：自古官匪是一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当下又一个世纪跨越节点之时，一个神来之笔也难以描绘,罄竹也难书的空前绝后.色彩纷呈的贪官污吏与黑恶.匪盗.恶棍默契相容.渗透到各个行业角落.丧德淫狂的祸国殃民的官场官员淫.贪图淋漓尽致的呈现世人面前!!!所谓上面轰轰烈烈的反腐除贪打“老虎”就如同世人在仰头观看的礼花戏景。而就在基层亿万群众身边的.比数占“老虎”之数量更面广量大的罪恶的衣冠禽兽“苍蝇”却依然逍遥法外！！！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揭发.深挖.围剿大量直接殃民的“苍蝇”！！！.......................世人的口服与心服有着天壤之别！
张家口市宣化区委书记岑万俊（资料图） 新华网河北频道12月14日电（袁志广）本网从张家口市委宣传部证实，14日中午1时30分左右，张家口市宣化区委书记岑万俊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据当地区委干部反映，岑万俊近两个月来身体不适，有精神抑郁的现象。 具体死亡原因公安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期权腐败成官商勾结潜规则 在任时大搞权力寻租 时间： 07:35:00作者：杨玉华 凌军辉等新闻来源：经济参考报 编者按 十八大以来,中国掀起席卷全国的反腐风暴,从身居高位的前政治局常委到名不见经传的村官小吏,各类“老虎”“苍蝇”纷纷落马,反腐成果显著。不过也应看到,大小官员落马所暴露的部分地区政治生态污浊成腐败催化剂以及腐败方式隐蔽化、期权化等问题不容忽视。在这背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和交易制度仍存缺陷,失控权力频频将触角伸向市场并沦为“可变现的权力”,从而大幅提升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给深化改革带来极大阻力。《经济参考报》将从今日起推出“反腐启示录”系列报道,从贪腐之殇、生态之忧、制度之弊和透明之道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反腐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难点,探讨破解之策。 即将过去的2014年,是我国反腐工作浓墨重彩的一年。周永康、徐才厚、苏荣等“大老虎”的落马,将反腐工作推向了新高度。同时,“猎狐”行动让贪官插翅难飞,截至目前,已先后从60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428名。 当反腐成为“新常态”,官员贪腐手段开始花样翻新日趋隐蔽。作为腐败病毒的新变种,期权腐败正逐渐成为官员和行贿者之间默契的“潜规则”。这种做法违法风险低、安全系数高,未来可能会成为越来越多官员使用的腐败“隐身术”。 “运气不好才被查到” “平时办事不收钱,只在两节期间收。不收正在服务对象的大额资金,若干年后再接受回报。”这是中部某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王某给自己定的“原则”。据他交代,自己收受的所有大额钱款都是在若干年前给他们帮过忙的企业,这样做手段隐蔽不易被发现。 像王某这样在任时大搞权力寻租却不急于捞取好处,寄希望于权力寻租“零存整取”实现腐败期权化的官员不在少数。 湖北随州市政协原主席樊建国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监狱见到他时,他仍然觉得自己是“运气不好”才被查到的。他的受贿犯罪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便利给部分铁矿、装修、汽车销售、纺织、农业公司充当“保护伞”,为企业违规办理行业证件,操纵招标、人事调动、企业改制重组等。 樊建国说,自己受贿中最大一笔超过400万元是来自与他有20多年交情的企业老板。“我给这个老板帮了很多忙,他要感谢我时我跟他说,现在不缺钱,等我退休后你再给我花点、玩点。后来,他就把一张340万元的信用卡给了我。” 早在2008年,皖北某市原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巩某就因年龄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可是快退休的他却因十年前放长线钓大鱼式的“期权”腐败而锒铛入狱。原来,早年担任体改委主任的他,在1995年至1997年间,参与国有企业市自来水公司改制时,利用职权帮助企业负责人违规制定和审批了化国有控股为私人控制的改制方案,致使国有资产损失400余万元。 巩某说,2008年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便开始积极寻求“期权”变现得利益。2009年,他找到当时帮助其改制成功的企业负责人,要求购买其子公司的一处三百余平方米的商品房,并明确说:“你们公司以前扩股时我给你们帮过忙,现在买你的房子,你也得给我帮帮忙,不能多收我钱。”随后,这家公司负责人为了答谢巩某便将原销售价为238万元的别墅以15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他,使其变相违法所得数十万元。 据了解,与过去官员“一事一收贿”的腐败方式不同,在反腐力度加大的情况下,官员们从开始贪腐时就有了较强的“反侦察”意识,想尽办法规避党纪国法。这些期权变现有的是在官员退休后,以经商的名义来“洗钱”,通过办企业,将在职时约定的贿赂“洗白”,使之看起来合法化;有的则是在职时进行“权力投资”,等到退休或离职后,就来到自己曾为之谋利的企业,坐上之前约定好的交椅,拿取原来预约的“报酬”;还有的是利用剩余的政治资源,动用自己熟悉的行政关系网,为企业谋取利益,自己则放心地笑纳在职时不敢拿的贿赂款。 “逢年过节送钱是规矩” 因受贿罪入狱的中部某市原计生委干部刘某说,逢年过节给领导送钱都是规矩,否则好像说不过去。潜规则大家都在做,领导也知道。不仅自己收,而且还用公款送。每年部门报预算都要多报四五十万的活动经费在业务资金中,账上看是拨到了基层,但实际上都和地方说好,到时再返回来,拿着这些钱再往省里、部委跑,联络感情协调关系。 从昔日风光官员到如今困于监舍的囚徒,尽管各地贪腐官员罪行不同,但他们的贪腐路径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以吃请送礼的“人情往来”为“马甲”收受钱财,几乎是每个贪腐官员的第一步,“人情腐败”正在成为近年来贪腐的重灾区。 在南京监狱,《经济参考报》记者见到赵克顺时,他的头发已被剃光,身穿蓝色条纹监服,刚刚从缝纫机线上劳动下来。虽然入狱改造时间不长,但说起自己的贪腐犯罪,他悔恨深刻。“错不该把老板的礼金红包当正常的人情往来!” 赵克顺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2个月,案发前任南京市某高新区综合办主任,主要负责开发区的渣土车运输管理,平日里和车队老板打交道多,渐渐熟络起来。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事,这些老板们都会奉上红包礼品,因为钱数不多,赵克顺自认很正常。“每次也就几千块钱,跟那些动辄成百上千万的贪官比,总觉得我这算不上事。” 2006年到2013年间,赵克顺几乎每年节假日都收受个体老板的钱财礼金,总计金额达到24万余元。“以前在职时,我一年各种收入加在一起也有近二十万,现在算下来受贿金额只抵过去一年收入。我这样做实在太得不偿失了。”赵克顺悔恨道,“那时对年节礼金红包查得不紧,如果像现在这样对过节过年的人情往来要求严,我可能就不会犯这事了。” 和赵克顺一样,不少受贿官员都是在“人情往来”中开始了贪腐的第一步,也都因为没有把“小恩小贿”当回事而渐渐越陷越深。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无期徒刑。他这样描述其任县长、书记期间的“送礼风”:“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基层干部就会以汇报的名义到我办公室送钱,节前送不掉节后送,在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家里,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 毋保良说,送礼者是看中他的权力进行“感情投资”,而他则错误认为吃吃喝喝、请请送送是密切与干部之间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必然途径,而且节日收礼也可以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有时发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有给自己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自己有意见,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了他,直到这个干部补上礼金后才算放下心来。 “收钱的人不办事,办事的人不收钱” 采访中,不少入狱贪官还谈到,以人情往来遮掩受贿行贿只是初级手段,寻找腐败利益的“代言人”是不少人隐蔽贪腐的又一办法。 今年48岁的海南儋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权晓辉曾是当地一名年轻有为的干部,他的贪腐手段也更加“与时俱进”。在2002年到2013年间,他多次以“借款”名义索贿,收受贿赂超过1300余万元。他坦言,以他人名义圈地经营谋利是他的贪腐幌子。 自2000年开始,权晓辉先后以三家公司名义承包了儋州、三亚等地的近两千亩土地,而每亩土地的年租金分别只有35元、60元的超低价,最高一处仅500元,租期都在30年以上。这种最长期限、最低价格的圈地经营获利丰厚。据了解,为了逃避监督,这三家公司他都是以其亲属名义注册。 不少落马贪官表示,他们寻找的利益代理人既有亲朋好友、又有情人弟兄,不管是谁,都希望能达到掩人耳目逃避组织调查的目的。 毋保良在收受了大量钱财后他害怕出事,就想了一个自认是“万全之策”的办法,动员自己的弟弟开酱菜厂,把自己的钱财投入到酱菜厂。他认为自己弟弟开过多年大酒店,有些积累,以他名义办厂顺其自然,不会引起外界和组织上怀疑。 收钱的人不办事,办事的人不收钱”是一些领导收受贿赂时的“规矩”。因受贿29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安徽省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某表示在任太和县委书记时,从未自己收过一分钱,没有和开发商有直接经济往来,但他的情人却暗中接受开发商请托大肆敛财,利用刘某的权力为开发商在批地拆迁方面牟取利益,当地一度出现“没有刘点头,谁也进不了太和的房地产市场”的垄断局面。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杨玉华、凌军辉、傅勇涛、胡锦武、苏晓洲、李鹏翔、杨守勇、叶前、邹俭朴采写)
近六年多来（从2008年初至2014年6月止），娄底市娄星区华光山庄曹光连、曹高父子采取各种欺诈手段，恶性诈骗资金已近亿元，其间大肆挥霍，收买执法官员! 这六年间，虽然广大受害者多次举报实情，但是公安机关有法不依纵容罪犯连续恶性作案。主犯曹光连继续在长沙广州等地诈骗，自由自在。其儿子从犯曹高继续在娄底打牌赌博，逍遥快活!!!
朱元璋6次大规模肃贪 15万贪官人头落地
一个城西老百姓 时间： 20:27:31 朱元璋6次大规模肃贪 15万贪官人头落地 ————————————————— 覆灭的丧钟终将会为那些在舞动着作死节奏的衣冠禽兽们敲响！！！
发改委贪腐案背后的医药利益链.日 07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一）： 据媒体报道，10月31日，最高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宣布说：今年以来，检察机关依法立案查办了一批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目前共查办11案11人，发改委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 价格司犯罪官员的情况如下：曹长庆，执掌价格司达7年多，曾主导了房价调控、油价调整、药价调整、阶梯电价等多项事务。刘振秋，原是价格司副司长，分管电价和医药价格，今年5月接替曹长庆升任司长。周望军，长期担任价格司副司长，并分管医药价格。郭剑英，曾任价格司医药处处长，后任价格司副巡视员。李才华，原是电力价格处处长，后提升为副司长。 五人中四人都曾经分管过医药价格，三人曾经分管电价，再加上能源局先后有6名官员落马，这是意味深长和值得关注的。它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四人犯罪一与医药有关，二与价格有关，因而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及其改革问题。 下面我们就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启动了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提出了完善医药卫生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决定》第46条对“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做出了全面具体的规定。应当肯定，这些规定都是十分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只要按照这些规定去做，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就会取得成功，老百姓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到底进行得怎么样呢？国家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求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但是，由于医疗资源配置依然过分集中、头重脚轻和严重失衡，城乡差距过分悬殊，城市基层医疗机构看病者寥寥，而大医疗机构人满为患，人均看病时间只有两三分钟。国家还提出了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建立科学的医疗评价机制和适应行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人事薪酬制度，然而却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葛兰素史克商业贿赂案和触目惊心的医疗腐败案。我们公开申明，要落实政府责任，年政府曾有2万多亿元针对医疗的大量投入，但是，在现行体制下，这些投入并没有完全用在医疗事业上，很大一部分进了腐败官员的腰包，而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仍在大幅增加。我们确立了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实行医药分开，理顺药品价格，取消以药补医机制，但是，药品价格混乱扭曲、奇高无比、人为操纵的事件层出不穷，成为医药生产流通的常态，基本药物制度也流于形式。我们提出了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和机制，但在现行体制下，中医药面临着传统丢失、医术下降、药物失效的危机，中药出口不及韩国和日本。可见，医疗体制改革存在着半途而废、甚至完全走偏的危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五个主管价格的犯罪官员身上也许不难找到一些答案。 1999年，中国开始实行药品集中招标试点，政府管制药品最高零售价，中标采购价越低，医疗机构得到的购销差价就越大。这一政策虽未能根本改变以药养医的弊病，但实施以后，药品价格以每年20%的比率下降，百姓还是得到了一些好处。不过，由于最高限价管制的不合理，正如原卫生部官员高强所言，“尽管涨了几十倍，但你去查查，肯定没有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也就是说，再贵也是合法的！”而刘振秋却对媒体说，“最高限价调整次数多，价格空间小，有些已经没有任何空间。” 2006年，刘振秋、郭剑英等以药品零售限价虚高无比、离奇离谱为由，打着减少和取消以药养医的幌子，改行药品加价率管制政策，即顺价加价率15%和零差率政策。这就彻底打乱和破坏了药品的生产、销售、处方、使用体系和规范。 顺价加价15%，是指医院的药品销售只能在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零差率，是指医院的药品只能按照购进价加价15%销售，不能再加价。这似乎管住了医院随意提高药品价格，解决了以药养医的问题。然而，且慢下结论。关键在于医院的购进价格是多少？如果同一种药品三个厂商进行生产，其价格分别是10元、20元和30元，按加价15%和零差率计算，医院的销售价格分别是11.5元，23元和34.5元。在目前的体制下，医院自然选择报价30元的厂家进货，该厂商必然会打败另外两个厂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这就给生产厂商一个强烈的信号：千方百计提高药品价格。 然而，药品价格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管制的，定价多少需要取得价格司有关官员的批准。于是，这一套制度和政策就成为主管官员贪赃枉法、破坏医疗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利器，生产企业不是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制真正的新药上竞争，而是在寻租公关和贿赂主管官员上用力。这些主管官员既是设租寻租的主体，也是企业公关的对象，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药品生产企业拜倒在他们的脚下，向他们俯首纳贡，他们也就会一夜暴富。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个品种的定价权，平均公关费用是1000万。真是超过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成为“一朝管药价，家藏数亿元”。这是第一步。 价格高低决定着药品生产厂家的生死存亡，他们贿赂价格主管官员，获得了一个高定价，就等于挖到了一个大金矿。价格提了上去，还得把药品卖出去。于是，厂家用提价收入的一部分贿赂医院领导和药品采购人员，使其产品能够在医药招标采购中中标。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医院为了得到实惠，就得把招标采购中买来的药品销售出去，于是就按处方给医生提成。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患者的普遍心态是，价格昂贵者即为好药。于是，大处方，高价药就普遍流行起来。这些信息再反馈给生产厂商，就形成了一个封闭循环的完整体系，我们的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改革也就走上了扭曲的道路，其幕后黑手就是掌握药品管制大权的政府官员，而我们又是依靠这些官员来推进医疗体制和价格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发改委贪腐案背后的医药利益链.日 07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张曙光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二）： 这就是葛兰素史克以及无数药品生产厂商生产经营的三步曲，也是医疗和价格管制运作背后的故事和现行体制改革的逻辑。于是，药品价格就被无限制地抬了起来，腐败和贿赂之风也就盛行起来：芦笋片加价1300%，医生红包80元，占零售价的37.5%；克林霉素磷酸脂价格虚高2000%，医生收取的药品回扣4元/支，占零售价的35%；奈福泮价格虚高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真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2012年葛兰素史克在华的销售额70亿元，保守估计，用于贿赂的占20－30%。福建漳州73家公立医院100%涉案，95%的医生涉案，贿赂占药价的50%。按此推算，全国公立医院每年药品采购近万亿元，用于回扣的金额将近5000亿元。的确是触目惊心，世界罕见。这样一来，政府官员、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以及社会诚信和伦理道德，都成了这种制度和政策的牺牲品。这是多么大的代价。 现在，价格司的几位主管药价的官员倒台了，但是，这套体制和机制仍然在运行。新官上任后，还会重复前任的老路，只是会更加隐蔽、更加猖獗。这是依靠纪检委反贪腐局解决不了的问题。 发改委价格司五个官员落马的事件对医疗体制改革和价格体制改革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和警示。 首先，价格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机制和信号，价格一旦扭曲，全部市场关系和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都会发生扭曲，而且会引导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去。因此，借用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话，利润是企业经营的牛鼻子，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指挥棒。如何牵这个牛鼻子，定价权即是关键一招；谁抓到了这个指挥棒，谁就能控制市场的运行，定价权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因而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只能通过市场竞争决定，谁都不能控制价格，控制价格就是违规违法，企业控制价格，就会形成市场垄断，政府控制价格，就会形成行政垄断。二者均在反对之列。由此可见，能够扭曲价格的一是政府权力，二是市场垄断，如果政府扭曲价格，反对市场垄断也就流于空谈。 政府扭曲价格的办法就是政府的价格管制。即使政府掌控公用事业等公共产品的价格，也要考虑市场的作用和供求关系，也要进行公开听证，不可完全由官员拍板。就是医疗价格，政府可管的只是新药审批和新药价格，但也不是由主管官员审批，而应该由专家委员会审定。 其次，中国搞了30年的价格改革，大家都以为产品价格完全放开了，市场化了。价格司五官员的犯罪表明，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药品价格并没有放开，电力价格也没有放开，油品价格更没有放开，没有放开价格的产品远不止这几种。这些产品的定价权都操在这些官员的手中，他们才是这些产品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决策人，才是市场运行的操纵者，难怪人称发改委价格司为“天下第一司”。 如果放开价格，药品生产企业就不会去找价格主管官员了，他们的眼睛就会盯着市场，就会设法生产疗效高、价格低的好药，就会关注市场竞争，力求在竞争中取胜。这样，价格主管官员就失业了，“天下第一司”就可以撤销了。其实，中国既然选择了走市场经济之路，设立价格司去管市场价格不仅是是多此一举，而且是遗患无穷。五个犯罪价格官员已经揭示了其中的道理。如果还要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和价格体制改革，撤销价格司是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如果再加上管投资的刘铁男和能源局的六位官员落马，发展委也面临着削权、缩编和转型的问题。要削减那些管生产、管投资、管价格的司局，加强那些反垄断、管（食品、药品）安全的机构。要知道，不拆庙搬神，要断香火，是不可能的。 再次，中国改革的最大成功是实施了双轨制，其最大的失败也是双轨制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实施。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双轨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轨制，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双轨制，金融抑制和金融发展的双轨制。且不说政治和经济的双轨制和国企和民企的双轨制，单就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双轨制，特别是金融体制的双轨制而言，其结果是人为地压低了生产成本，不仅严重地扭曲了市场信号，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严重错位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失衡，而且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逆向转移和收入的严重不公。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向居民征税去补贴企业，向非国有部门征税去补贴国有企业，向穷人征税去补贴富人，进而由穷国补贴富国，由中国补贴美国。在财富的这种逆向转移过程中，得利最大的是掌权的贪官和国企业老总，与政府官员勾结的民企以及外国的消费者，而受损者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老百姓。 要素价格改革就那么困难吗？否。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由市场定价就会天下大乱吗？就会经济崩溃吗？非也。这是用来吓唬人、阻挠改革推进的利器。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和1991年大部分产品价格双轨制的成功并轨说明，人为地控制和操作是行不通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是放开市场，放开价格。 然而，一旦素要价格实现了市场化，政府官员就不可能再去控制资源、控制经济，自然也就断了贪污寻租的财路，哪一个愿意自废武功，自断财路呢？这就是要素价格改革的真正困难所在。不过，一旦实现了要素市场化，市场就会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者，18届3中全会决定中那句最重要、最符合市场本性的主张才能真正落实和实施。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再好的空话都是忽悠老百姓。当然，这不是说，放开要素市场价格没有任何风险。会有风险，但决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控制价格的风险要小得多。30改革的失误就在于要素市场改革缠足不前，久拖不决，到了现在，可以说是积重难返。为了减少和控制风险，要素价格也不可能一次全部放开，可以一项一项地放，一个要素一个要素地放，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放。其他都是邪门歪道，与改革的宗旨相悖。只要思想清楚，目标明确，认真实施，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于北京
/新华社 没来由遭刑宪受此磨难，看起来老天爷不辨愚贤。 良善家为什么遭此天谴？作恶的为什么反增永年？ 坟场上一个个泪流满面，都道说他呼格死得可怜。 眼睁睁老娘亲难得相见，怎叫人不拍案怒问当年！！ （选自京剧名段 《六月雪·法场》唱词，编者略有改动）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2月15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15日上午就呼格吉勒图案再审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案件审理结果以及相关工作的后续安排。 通报说，本案因呼格吉勒图的父母申诉，内蒙古高院于11月19日决定启动再审程序，并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进行审理。审理中，申诉人要求尽快公平公正对本案作出判决。辩护人辩称，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检察机关认为，原判决认定呼格吉勒图构成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通过再审程序，作出无罪判决。 “呼格吉勒图案对我们的教训是痛心的、深刻的，对不起。”8时30分，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赵建平带队，将案件再审判决书送到呼格吉勒图父母手中。他深鞠一躬，真诚道歉，对呼格吉勒图的错判并被执行死刑深感痛心。 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和母亲尚爱云颤抖着接过法律文书，逐字默读，空气霎时凝固。稍许沉默后，62岁的尚爱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强烈的情感，一把热泪淌了满脸：“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儿子，你清白了！” “这些年太难了！不过，好心人关心和帮助，鼓励我们坚持下来。”尚爱云说，她曾受到记者、律师、警察、检察官、法官的援助，还得到邻居们的安慰。人群散去后，两位老人穿上棉袄，把无罪判决书的复印件揣在胸口，赶赴儿子坟前，用中国最传统的烧纸祭奠方式，告慰含冤18年的儿子。 当年部分参与办案人员名单 冯志明 时任呼和浩特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旭 时任刑警队长任俊林、赵月星 时任刑警队副队长彭飞 当年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苏明 一审的审判长宫静、呼尔查 一审的代理审判员杨小树 终审的审判长王智 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 当年所有“有功之人”有责必究，有错必罚 内蒙古自治区高院新闻发言人李生晨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治区党委已责成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就错案责任问题调查，总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有责必究，有错必罚。据《法制晚报》报道，内蒙古公安厅已在本月初组成由副厅长张有恩担任领导的调查组，开始依法调查“呼格吉勒图案”当年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员。 根据《呼和浩特晚报》1996年4月的一篇报道线索，当时参与办案的部分警员包括：时任呼和浩特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冯志明、刑警队长刘旭、刑警队副队长任俊林、赵月星等人。 有媒体报道，日，呼格吉勒图案开庭审理，检方以“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两项罪名对呼格吉勒图提起公诉。当年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名叫彭飞。 经过审理，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审判书上，留下了审判长苏明、代理审判员宫静、代理审判员呼尔查的名字。 6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裁定。”做出终审判决的审判长，叫杨小树。 公开资料显示，当年侦破“4·9女尸案”后，包括冯志明在内的许多警官，因为“迅速破获大案”获得从二等功到通报嘉奖的表扬。 在当年的呼和浩特“严打”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上，刘旭、任俊林均获得个人三等功。 当年主办呼格案的冯志明，目前已升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对该案作出“特别指示”的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长王智，后升任内蒙古公安厅巡视员，据称其现已退休。而其他涉及该案的法官、检察官等也大多获得了升迁和正常退休。 （晨报记者 张昱欣）
华夏基金老鼠仓案被曝“升级” 多名前员工被传涉案 我要评论 日 07:41:57 来源： 新京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 基金业老鼠仓升级。华夏基金被曝查出“老鼠仓”行为在任和离任员工约6人至7人，其中包括现任天弘基金总经理郭树强。昨天，天弘基金予以否认，称“郭树强总经理一直正常上班”。 华夏基金老鼠仓案件被曝再度升级。据报道，这次被调查的范围包括在任或离任的研究员和交易员，调查的范围之广，超出预期。某些早年已经奔私募的华夏基金前员工，也被牵入其中。其中2011年就离开华夏，出任天弘基金总经理的郭树强也被牵入其中。 有消息称，郭在华夏基金任职期间涉嫌“老鼠仓”，交易金额在千万元级别。昨天，记者就此向天弘基金求证，该公司表示：“对于没有根据的传闻，我们不予回应，郭树强总经理一直正常上班。” 12月初，郭树强本人也对此做出过回应。“没影儿的事，都是市场谣言。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郭树强在一次公开露面时对媒体说。 郭树强是带领天弘基金逆袭的关键人物。2013年6月，天弘基金与支付宝合作推出余额宝，从此搭上互联网金融的快车，规模呈几何式增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天弘基金一跃成为行业老大。2014年6月，天弘基金的股权激励方案出炉。郭树强一人出资4200余万元，占比2.42%，成为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 作为基金业原老大，华夏基金可谓是黄埔军校，如今在老鼠仓风暴中也屡屡中枪。 日，39岁的华夏基金原基金经理罗泽萍被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抓获，罪名是“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 市场传言还涉及原公募一哥王亚伟以及另外一名基金经理刘振华。目前王亚伟已经转投私募，刘振华于2月末离职。刘振华自2000年9月加入华夏基金后，历任交易员、研究员、交易总监等职位，离职前任华夏兴和基金经理。同时，刘振华任交易总监时，当时手下的两名交易员都在接受调查。但目前还没有官方消息证实上述消息。 2014年以来，证监会调查基金经理等总计不到200人，查出问题十余人。 ■ 相关新闻 最大老鼠仓案打到最高法 在老鼠仓频频现形的同时，关于老鼠仓案件的司法争议也逐步升级，国内最大老鼠仓“马乐案”打到了最高法。上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博时精选股票原基金经理马乐案提出抗诉。 马乐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买入相同股票76只，成交金额10.5亿元，获利1800余万元。 今年3月28日，深圳中院对马乐老鼠仓案一审宣判，马乐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该判决量刑明显不当提出抗诉，最终广东省高院维持原判。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老鼠仓案，目前全国各地法院适用法律不同，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最高法院的判决将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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