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新中国》解说词：第十三集&　上下求索
一位记者在1986年拍下一幅名叫《倒闭后的滋味》的镜头，刚一发表，就引起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照片上的这个人物也一夜之间名闻全国。
　　记者在寻找石永阶时与向导作了下面的交谈：
　　向导：听说现在石厂长又开了一个，石永阶自己又开一个小工厂，同时呢还开了一个豆腐房，小工厂的效益还可以，豆腐房听说也很红火，工厂和豆腐房就在他破产厂子的对面。
记者：那离这儿不太远了吧？
向导：不远了，继续往前，往前，好像前边那个墙，白墙上写红字那个，那个就是现在他厂子的名字，叫长城电器开关厂。哎！那个就是石厂长，穿黄衣服，白头发那个，那个老头。
记者：那就是当年的石厂长？
向导：对，就是当年的石厂长，石永阶，现在正在干活那个。
　　他就是照片上的主人公，名叫石永阶，企业破产时的厂长。
　　时任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石永阶说：“当时破产，……咱们国家没有一个破产的，我一听说破产心里头那灰得多了。所以我有半个月没出门，一听破产了，回家吃饭也吃不好，上厂子，我一步不迈这个厂门口，我走到门口我都不进去。”
　　中央电视台日发了这样一条新闻：“今天上午，沈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今天起破产倒闭。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宣读了通告，并当场收缴了这个厂的营业执照和印章。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是一个只有70多人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厂，由于企业素质差，干部经营管理不善，工人技术力量薄弱，生产设备简陋，累计亏损49万元。”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它在人们心里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时任沈阳市体改办副主任韩耀先说：“我经历以来的，这50多岁，我感觉到没有哪个会场那么静的，人们非常激动，看你怎么宣布，你怎么说我这个厂破产，人们非常关心，一个老职工激动到什么程度，我亲自看的，他抽烟啊，拿烟袋的时候，手在颤动，手在颤动啊，很激动。点着烟了之后，他把烟头调过来了，把他嘴都烫了，他才知道我这个烟都叼错了。”
　　石永阶说：“厂宣布破产了，有些地方就不理解，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厂长更不理解。”
　　韩耀先说：“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就应该有计划，我们就有饭吃，我们的产品有人要，我们的材料有人给我们，我们干活就是了，这是天经地义的。”
　　打破原有的秩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20多年的人们，尽管一下子还难以接受，但改革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邓小平说：“改革，从农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
　　此刻的城市经济体制，总体上还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有效地集中财力、人力和物力，为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原有计划体制的弊端也明显暴露了出来。
　　在沈阳市区一条普通的马路，路的一边是生产铜的沈阳冶炼厂，路的另一边是需要铜的沈阳电缆厂。由于隶属关系不同，这两家企业竟被一条仅仅30多米宽的马路隔绝了近40年。
　　时任沈阳冶炼厂厂长王宝安说：“马路对面就是沈阳电缆厂，它是用铜的大户，我们是产铜的大户，但是当时来看，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他不能直接用铜上我这儿来买，我也不能直接卖给他，他买电解铜需要到南方去，到几千公里以外。大概运费起码每吨增加四五百块钱。就造成一个红铜大旅行”
　　时任沈阳电缆厂副厂长刁成山说：“也不是说，我们不上他们那儿买；也不是说，他不卖我。一个是，我们归机械部管；他归冶金部管。我们用的原材料呢，是机械部调拨给我们。这不，一年，我用1.7万吨，那么就增加500多万。当时是计划经济，因为计划呢，国家给下任务，原材料国家给调拔，所以说，企业和企业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对话。”
　　邓小平讲话时说：“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
　　农村的改革是从革掉生产队长的哨子开始的，沿着这个思路，城市的改革也从解除企业的束缚起步了。
　　从1978年底开始，四川率先进行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首批试点企业共6家。位于四川都江堰市的宁江机床厂就是这6家企业中的一个。
　　日，宁江机床厂把这则向国内外定货的商业广告，悄悄地登在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这是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的第一则生产资料广告。
　　宁江机床厂党委书记倪仁贤说：“我们厂里生产了一个叫重汽自动车床，这个产品以前给军工企业的，由国家物资部包出去了，国家物资部是代表国家的，那个产品只能分配在他的计划以内的，一方面，取得我们机床的企业停在仓库里面，有的没有使用，另一方面呢，全国手表厂纷纷要这个机床，他又拿不到。这广告登了以后呢不得了了，订货单雪片似的飞来了。”
　　沈阳一家单位为了早一天得到供货，竟把定货信的日期写为报纸登广告的那一天。其实在当时的沈阳，是不可能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的。
　　和企业的迫切心情相反，国家计划和物资部门对此很有意见。
　　倪仁贤说：“问我们的老厂长，你懂不懂马克思著作，这个东西不是商品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后来薄一波来了，专门讲，这条广告在中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中立了功。”
　　为了全面统筹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方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国务院于1980年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又升格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改革的试验首先沿长江一线展开了。
　　长江流域经济繁荣，城市密布，科技文化发达，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二。在祖国的大江大河中，没有一条能与长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提并论。
　　国务院体改办首先选择了长江下游的江苏常州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常州市政府秘书长顾森贤说：“我们起步的时候提出了三个搞活，一个叫搞活企业，一个叫搞活流通，一个叫搞活金融。当时你哪怕调整一个很小的方面大家的认识都会引起不同的想法。你比如象我们当时经常讲的物资流通，因为原来讲，物资中属生产资料的是国家分配的，而不能经过市场。那么在这个试点过程当中，我们就建立了生产资料市场，这个当时作为试点城市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所以常州就搞了生产资料市场。”
　　搞了当时的小商品市场，所以各地都来看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包括一些物价改革，物价改革，当时计划控制，物价不能随意调整。所以当时记得印象很深，我们常州南方人喜欢用老虎灶，当时的开水就是一分钱一壶，调到两分钱一壶那都要经过很大的讨论。常州你看可以摆很多的，第一个商品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冲破原来三固定的批发体制。第一个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当时主要就是金融市场如何建立。那么常州又是财政递增包干第一个试点城市，这里面就探索如何处理好中央跟地方的关系，那么常州又是第一个机构改革试点城市。这个里头探索一个怎么样使我们的机构能够更加精减高效，提高它的工作效率。这些方面的试点应该说都为当时全国面上的试点做了一定的铺垫。
　　常州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但它毕竟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在这里总结出来的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起来还有明显局限。为此，经济学家建议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市推行计划单列的试点。
　　如果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重庆无疑是这样一块巨大而诱人的石头。近代以来，重庆一直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1956年，重庆由中央直辖市划归四川省管理，与全国和西南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萎缩，发展空间大大缩小。从体制上看，重庆也是典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时任重庆市体改委副主任杨永恩说：“
计划单列是我们重庆市综合体制改革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这个计划单列本身是一种行政体制改革，是在计划体制基本不动的情况下，纳入中央平衡，从省里分出来，赋予经济管理权利。我们单列是叫三位一体，就是计划单列，省级权利，企业下放，这样我们和中央各部直接联系了，很多改革的方案、指导，他们都直接对重庆了，如果不单列，就要先通过省，省里同意不同意啊？”
　　重庆与日本合作的庆陵汽车厂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杨永恩说：“庆陵汽车厂酝酿了很久，报省里省里不同意，省里说你已经有了重型汽车了，这些发展在其它地区吧，在成都啊，在乐山啊，在这些地区吧，不批准。以后自己单列了，我们就有权利了。这几年上了一些产品，如果是在省里的话，你根本无法上。”
　　当重庆市因为得到计划单列的权力而步履轻松向前迈进的时候，雄踞中游的长江航运管理局却面临着另一种考验。
　　时任部长江轮船总公司总经理顾永怀说：“原来我们是叫长江航运管理局，它是从重庆管到上海，一共2400多公里，整个的长江客货运输。但是它也肩负了一部分政府职能，那就是过去来讲航政管理，航道管理，还有一些事业性的管理，所以这个企业搞的政不政企不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各个地方航运公司的积极性，同时也影响了长江航运发展的生产力。基于这样一个原因，国家选我们这样一个企业作为试点，那么改革的方向就是政企分开，港航分管。这样使得真正的做到，长江上面这条黄金水道，有水大家走船，有码头大家靠船，使得中央野战部队跟地方军能够在一条起跑线上来进行平等的竞争，我看这个对，事实也证明，长江里面没有多少年吧，形成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局面。”
　　当长江流域的改革试点，在国家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全面展开的时候，福建省的一封自下而上，要求给企业松绑的《呼吁书》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呼吁书》发出的当天，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就作了批示。第二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作了报导。
　　不久，《人民日报》转载了福建的《呼吁书》，引起了国家体改委的注意。从此，“松绑”成了80年代中期企业改革的最通俗的说法。
　　转眼到了1984年。那是一个在改革中充满希望的年代。
　　这年2月，伴着早春的脚步，邓小平南下苏州，杭州。在回京的列车上，当随行的人问他此行的感受时，他说了六个字：“到处喜气洋洋。”
　　4月8日，正是阳春季节，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通迅卫星，这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建好四个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不久，又决定设立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域，由此形成了从南到北，从一条线到一大片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到这一年火热的夏季，体育健儿送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第一次参加世界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在第一项比赛中就夺得了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在整个比赛中，他们共取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
　　在金风送爽的秋天，一件更大的喜事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祖国统一的进程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带着喜悦，带着自豪，带着对祖国的祝福，带着对明天的憧憬，中国迎来了第35个国庆节。
　　这已经是整个中国都十分熟悉的画面了。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高度认同，永远地浓缩在了这一刻。
　　雄壮的阅兵，让人想起1949年的开国大典，那时，受阅官兵紧握的是各国制造的五花八门的武器，直到10年后的1959年，受阅部队才全部换上了国产装备。这一次，不但全部装备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其中的一些高技术水平的武器，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和赞叹。
　　天安门广场已经连续25年没有举行大规模国庆阅兵了。日，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发，周恩来总理下令取消这次典礼，原因很简单，国家经济困难。今天不同了，中国人完全有条件向世界展示新时期的全新风采。
　　这一年，邓小平已是80高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总是把目光投向更深远的未来。
　　邓小平说：“当前主要的任务，是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对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各方面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的新的历史阶段。
　　国庆节过后仅仅20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第一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提出了要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创举。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说：“邓小平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好呢？就好在说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说了一些新话。这样称赞这个决议。这新话呢，是围绕着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讲出来的，这我们就知道了，重新解释计划经济，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排斥商品经济，是一个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邓小平说，没有前几年的实践，就写不出这样的文件来。”
　　在这个决定里，明确提出了今后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企业。相当一批国有企业从此要进入市场的海洋。但是，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了由国家包办一切的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道路无疑是艰难的。
　　时任第一重型机器厂副厂长李士英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跟政府由过去的附属物变成我们企业要独立，要自己来解决生产问题。好像一下把我们推向市场，下放以后，当然从这一点讲呢我们很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另外，原来市场是国家规定的，下放以后呢？进入市场以后，往哪儿找活，企业感到不知所措。”
　　时任中共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陈立德说：“那么我们当时就提出来，二汽利润递增包干这个方案，也就是说原来二汽上交给国家的利润不变，而且每年递增7%。我们跟国家承包了以后，我们在二汽本身内部也搞了叫三全面承包，经济承包责任制，也就是说层层承包，一直包到车间班组。在这个情况下，成本大大的节约，效益大大的提高，职工的福利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群众的积极性就大有提高。”
　　到1985年，二汽已自筹资金4.5亿元，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了10万辆的设计能力，开创了大型国有企业不要国家投资，依靠自筹资金续建成功的先例。二汽的成功，让一汽人坐不住了。
　　时任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耿昭杰说：“1986年，我们的汽车呢，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当时是相当困难了，工资都发不出，记得那一年的冬天，非常的寒冷，我们全厂的职工啊集聚在一号门的门前开了誓师大会，大家脸上都没有笑容，这个会开的很悲壮，大家心里都感到一汽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就是在这样一个誓师大会上，我有感而发地呼出了四句口号。这四句口号啊，一直到现在一汽人都记得，第一句就是愚公移山。第二句就是背水一战，第三句呢，就是万无一失。第四句呢就是务求必胜。在这四句口号下，我们一汽人终于取得了换型决战的胜利。”
　　改革产生竞争，竞争带来了压力。面对压力，是临阵退缩，还是通过更深刻的改革争取生存的空间？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就遇到了这样的选择。上级下达的17万利润指标无人敢承包下来，这时，默默无闻的马胜利脱颖而出。
　　原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说：“我们厂是一个国营企业，也是一个大中型企业。在当时来讲你个人承包一下子就轰动了，在当时的压力也很大，我当时提出来，17万他们不包，那么我老马70万我把它翻个个。结果包了以后，我一年包70万，结果头一年就完成了140万，不但我70万完成了，还翻了一个个，这是84年。85年呢，在140万的基础上我又翻了一个个，完成了280万，紧跟着第三年我又完成了560万，也就是我干了三年翻了三番。”
　　马胜利因为他的贡献而荣获河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一夜之间，“马承包”成为闻名全国的改革明星。
　　马胜利演讲说：“过去我们工厂，1000个职工1年365天，不分昼夜，不分黑夜白天就这么干，最后17万都完不成，还要吃补贴。现在一条合理化建议36万，启用一个人才20多万，一条信息，就得40多万。所以我们现在也总结了一点，现在是，不是提高效益的关键是改革吗？但是根本是靠科学。现在一年光这么一变，黑的变白的，在我们这儿72变，这样一变一年增加效益36万，利润比原来产值还高，这就这么个道理，一斤白面你蒸成馒头就卖0.25元，你要变成烧饼就卖0.3元，你要变成烙饼就卖0.5元，不是吗？你要变成水饺在我们那儿卖1.2元，你要变成人家狗不理的包子，还是1斤白面，人家卖你3.0元多了。”
　　雄心勃勃的马胜利决心带着100家企业去创国际市场。
　　马胜利说：“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就铺开了，跨了19个省市，包了近百家造纸厂。我就想把中国的造纸，小的造纸联合起来，把产品打向世界市场。那时候自己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而无情的市场却使他陷入了低谷。由于摊子太大，对市场的预测不准确，加上在管理、资金、人才方面的短缺，企业惨遭淘汰。后来，被免职的马胜利在街头上卖起了烧饼，开了小吃店。当我们今天再去采访马胜利时，他又一次东山再起，办起了纸业公司。
　　承包制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探索。与此同时，另一种更新的改革形式，走进了中国社会。股份制，这个曾被视为资本主义专利的资本组织形式，刚一出现引起了争论。
　　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当年争论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呢？股份制再搞下去不就会变为私有制？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下才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下怎么会有这东西呢？有股份制将来就有证券市场，有证券市场以后那么就完全跟解放前一样了嘛。当时，很多人讲不要紧，股份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国家控股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老百姓是大家集资，职工集资的话，那带有合作经济的性质，那也没有关系。乡镇企业如果是让农民来入股来办的话，那也是集体所有制呀，但是，尽管如此，争论就没有结束。在理论界讨论的同时，一些企业已经自发地在搞了。”
　　最早吃股份制这只“螃蟹”的，是特区的企业。1983年7月，在深圳市宝安县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
　　1986年11月，来北京出席中美金融研讨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先生，给邓小平带来了两件特殊的礼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和证券样本。但他心中还是忐忑不安。股票、证券这些东西在中国长期受到批判，邓小平会怎样看待他的这两件礼物呢？
　　邓小平不仅收下了他的礼物，还回赠了他一件更有意义的礼物：新中国刚刚上市的第一种股票，面值5元的上海飞乐公司的股票。
　　时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股份公司总经理黄贵显说：“小平同志送证券给范尔霖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因为中央领导同志都认可，而且把我们发的股票送给了外国客人，那我们就放心了。”
　　几天后，范尔霖来到了上海，他要为邓小平送给他的那张飞乐股票办理过户手续。上海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经理黄贵显接待了他。
　　黄贵显说：“他就到我这柜台上，跟我握手、拍照，在美国报纸上登出来以后，说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公司和世界上最小的证券公司握手。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
　　在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支持下，上海证券市场很快正式开张。今天，上海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证券公司之一了。
　　1990年12月，上海股票交易所成立。
　　1991年4月，深圳股票交易所成立。
　　越来越多的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得到了重新认识，并且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日，中央刚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文件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一个发展趋势，那就是世界将进入一个以科技和教育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时代。中国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对原有的科技和教育体制进行坚决的改革。
　　198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相继制定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指明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邓小平说：“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中国能不能在一日千里的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了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日，中国科学院的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要研究和追踪世界科技的最新发展。邓小平立即批示说：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宜速作决断，不可推延。由此，中国启动了著名的“八六三计划”。
　　体谅国家财政困难的科学家们，提出需要2亿元的科研经费。没有想到，中央政府这次十分慷慨，一下子就批准拨款100亿元。
　　随着“八六三计划”的实施，中国越来越明确了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日，84岁的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形象地说，就是东西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就是能不能和平，南北问题就是能不能发展。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的发展就会成为泡影。
　　198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云集这里，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议上宣布了一项重大举措：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少员额100万人。
　　这个决定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它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维护和推动世界和平的诚意。
　　原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说：“小平同志这时候做了军委主席，他对整个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高瞻远瞩。国际形势呢，虽然对我们很紧张，但是发动对我们的进攻，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另外国内经济建设如果不抓起来，我们国家人民生活提不高。如果经济不能发展，国防建设也没有基础。那时候他就下决心，我们军队裁减100万，部队战斗力呀，要提高，应该精兵简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说：“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这一个思想，早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来了。那时候叫消肿，80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也就从此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实行了战略思想的转变。90年代后期，江泽民主席，根据中央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分析和判断，根据邓小平同志军队建设的思想，决定再减少军队50万，而且在党的十五大庄严的向世界宣布了。同时提出来，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思想，不仅是当今世界各国军队的共同发展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国情。”
　　裁军百万的精减整编工作到1987年顺利完成了。人民解放军在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同时，也更加主动和有效地支持、服从和参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大批军工企业转向民品生产，部队的机场、码头、铁路、医院逐步向社会开放，几十万铁道兵和工程兵脱下军装以后，在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17位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中断23年的军衔制得以恢复。这是人民解放军走向现代化、正规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阐明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
　　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写上了“国家允许私营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条文，私营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大会还选举和决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杨尚昆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王　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万　里
　　国务院总理　　　　　　　　　　　　　　李　鹏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
　　从1984年到1988年，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1％，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全面改革带来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进步悄悄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从家家户户的菜篮子、米袋子里，我们可以切切实实品味到这种变化。
　　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市的新鲜蔬菜和各种副食品供应，还不能完全满足市民的需要。
　　江泽民说：“今年也还是要在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加以改善。老百姓都很关心的，关于生活供应啊，市场供应，就在这几个方面吧，我们准备进一步作工作。”
　　在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倡议和组织下，上海市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短短几年，就彻底改变了过去供应不足的状况。1988年，农业部在全国推行菜篮子工程。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一些人的手中，出现了象征繁荣和效率的信用卡。1985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发行了中国的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第二年，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发行了以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建筑命名的长城卡。从购物票证到信用卡，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跨越了一个巨大的经济鸿沟。
　　也是在这个时期，电视越来越普遍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电视的逐渐普及，为人们提供了又一条了解世界的信息主渠道，大大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电视以它的直接、生动和迅捷的特点，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家门，出外旅游，这种过去只能是梦想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现实，旅行结婚成了年轻人的时尚。
　　日，中国最神圣也最神秘的古典建筑，天安门城楼，开始对游人开放。
　　1988年，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因企业破产而苦恼不已的原沈阳防爆器械厂厂长石永阶，也走出了最初的阴影，他开办的长城防爆电器开关厂，生意越来越红火。
　　石永阶说：“后来我自己想办法搞厂子，这一点点搞起来了，这才缓过来，这才敢上街，敢见人了。那时候自己也理解不通，你看咱们国家咋能也有破产的。破产了工人怎么办呢？上哪去生活去呢？有这么个想法，不成想现在工人生活都好，现在破产比不破产在厂里当工人都好。”经过了破产的磨砺，石厂长又找到了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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