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三）：“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体系（下）
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三）：“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论体系（下）
作者：片一&发布时间：&来源：乌有之乡&字体：&&&|&&&&|&&
　　十二、“人民公社十四句话方针”。其核心是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各级盈亏、等价交换、承认差别，至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把人民公社确定为集体所有制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样，在所谓人民公社运动探索初期的“一大二公”的认识就被毛主席解构还原为以原高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集体组织，界定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属性，从机制上消除了“五风”的可能性，这种用所有制形式上的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消灭封建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方式方法和途径不仅优胜于资本主义用资本肆意消灭小农经济的血雨腥风，而且也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叙述的建“大农业”以适应“大工业”的规律，它标志着社会主义中国所有制变革已结束，生产力的大发展、实现四化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广阔前景已经被开辟出来。
　　在这里毛主席根本没有像一些学者讲的通过不断提高公有制程度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做法，相反，毛主席用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则，将组织和教育纳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范畴，以适当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组织和教育农民的多维框架建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机器等物的生产力稀缺的情形下，相对集中土地等生产资料以组织农民集体生产的集合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本质是重建、扩张和发展了现有的生产力，换句话说，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的本质已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分散、孤立、封闭、愚昧、狭小、脆弱的个体劳动经重新组织集合形成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的劳动力量从而能以劳动密集型的新的生产力向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科技化、工业化和多种经营等现代性内涵发展，并为工农业商品的交换打开广大的市场。
　　另外，人民公社运行机制也描述着毛主席计划与商品生产结合的探索成果，即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各级盈亏、等价交换、承认差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价值法则。所以，人民公社并非像一些学者讲的是
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恰恰相反它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人民公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通过艰苦奋斗，取得大兴水利、改造良田、开垦荒地、社队企业、普及科技、卫生、文化事业的巨大成就以及十几年粮食连续丰收，支撑起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三农问题)。
　　在此过程中，人民公社发展和形成了特有的降低成本的节约型功能和工业化张力。首先，它以艰苦奋斗的创业劳动不仅增加着国家和社队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还以大量不计或少计报酬的增加人力投入方式——群众运动，大大减少国家对农业各项事业的投资保障稀缺的资金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倾斜，这种精神转化为物质的生产力投资几乎没有计算进GDP的增长率；其次，它以组织起来的集体形式降低着国家财政、工业支援、科技下乡和各级党政部门为农服务的投资和社会成本;第三，它以解决组织起来的集体或社员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以及技术革新、农机维修、科技等的需求为目标内生了公社工业化的动力使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第四，工业品与人民公社交换商品的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所有这些说明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巨大贡献，中国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就进入世界工业六强。
　　然而，学界主流认为人民公社超越了生产力给予否定，这样的认识是对“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解造成的。事实上毛主席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理论为基础，用辩证法的矛盾法则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进行了重建。
　　毛主席认为，根据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事物的矛盾运动对于对立统一的双方来讲其“决定性”是互相转化的：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这个互相转化的根本内涵，显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矛盾运动中互相决定着的情形。也正是从这个哲学高度，毛主席重建了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的实践-理论范式。具体说，在对资本主义历史观察后，毛主席认为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存在着：
　　a 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依先后的顺序构建的关系：“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改变以后。
这样，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即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必然存在互动的关系：“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同上)这里描述了三点。1)从个体(分散)向协作、联合、社会化是生产关系变革的趋势;2)这种趋势必然会产生“人的生产力”，即由科技的人生产的生产力;3)由于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样遭遇适应与矛盾的关系，上层建筑就介入了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运动，形成共同体内相互构成的互动关系，谁也没有始终的“决定”的权力。
　　C深一步说，解决所有制问题是大大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所有制对生产力是直接的或“开辟”或“桎梏”的关系，变革所有制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
　　这三个层次的重建与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理论共同建构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在描述“适应”关系之前，先考察在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个概念。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
·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 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
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
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
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191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关系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总之，各个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362-363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显然，生产关系具备下述内涵：
　　1、生产关系是生产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生产的矛盾运动，更直接说，也就没有生产力运动的依据。
　　2、生产关系是一种“历史运动”。在阶级社会中是一种阶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如，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表现为被资本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这种历史运动开始与终结都是生产关系-生产力矛盾运动的结果。
　　3、生产关系也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决定着生产力的性质，正因如此，生产力对自身的解放首先要求对生产资料占有性质的革命，而这种革命的诉求主要来源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和觉醒。
　　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适应”关系，不应当是传统的解释为被动和反作用的。同时，对生产力也不应当是机械的庸俗的理解。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是多层次多结构的，它包涵着广泛的意义，是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的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这个能力时使用了一系列词语并为其规定：
　　1、“劳动生产力”：
　　(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 等等;”
　　(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
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巻p175-176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2、“自己的生产力”：
　　(1)“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2)“……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320-321)
　　3、人的生产力
　　“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应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倪)的帮助 下对自然力的统治。”
·马 克 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p252人民出版社出版）
　　4、“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
　　“……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
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 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　社会主义）》[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３０４-３０５人民出版社出版）
　　5、强大的生产力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 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
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
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　社会主义）》[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巻p
３０４-３０５人民出版社出版）
　　6、“共同活动方式”
　　(1)“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2）“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p34、39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5月第一版）
　　7、“集体力”
　　“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从上述不完全的例举中本文可以从多角度描述生产力的结构。例如，
　　1、“人的生产力”的概念，从“人”的角度描述作为物质与精神结合的人是生产力直接的诉求者和创造者，人的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决定着生产力的结果。
　　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概念描述了生产力的多层次的内容：(1)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2)分工，机
器，生产方法的改良;(3)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4)交通和运输工具;(5)各种发明;(6)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
　　3、“强大的生产力”的概念描述了生产力(社会力量)与人的意志的关系：(1)认识、理解生产力的活动、方向和影响;(2)使生产力
愈来愈服从人类的意志并利用它来达到人类的目的;(3)解决生产力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问题。
　　4、“集体力”的概念描述了生产力是组织起来的协作。
　　5、以变更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质为前提，把生产力从人私有制的力量中解放出来，成为劳动的社会力量。
　　6、由于生产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物质联系，所以，生产关系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样是生产力。
　　生产力是一种结构性力量，一种矛盾运动，一种实现的欲望，所有这些构成了生产力的总和。
　　综合上述考察，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关系应当基于(1)在生产关系的总和中也存在着支配生产力的“现实事实”。一方面生产资料占有性质决定着生产力的性质与所有权(与生产资料是结合还是分离)以及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一方面经济结构决定着生产力运动的形式和内容。只是在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限制的角度生产关系才被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它规定着生产关系总和的属性。(2)生产关系必然要答应生产力对财富分配制度平等和不断增长的要求。所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关系应当具有下面的内容：
　　总的要求是生产关系不要成为桎梏而要成为推动者，并与现实的社会形态(历史阶段)一致。
　　1、生产关系本身的变革不是等待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水平上才开始的，它是一种渐进过程，相反，对生产力诉求来说它有个预先期;
　　2、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满足生产力占有者发展生产力的欲望，为新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前提条件。一种新生产力在旧的生产关系结构中是发展不起来的。这样新生产力的代表就会提前解构旧的生产关系，而且首先是占有生产资料的旧的性质。这个过程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小农经济的消灭中得到了证明的历史事实;
　　3、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满足生产力占有者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并根据这个目的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属性;
　　4、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仅仅决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生产关系也对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和消费资料的分配制对生产力的强大和扩张等具有决定性因素。
　　5、生产关系不仅仅是适应既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适应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对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求，即，将要扩大和强大的生产力。这样，对相对稳定的所有制来说可以预设“超越”的时空，采取多层次多级数占有制的方式。
　　既然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承担者、创造者，那么，人的发展水平就从一个方面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社会形态取决于对生产力的占有性质。当资本占有生产力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就会按照资本的意志设计安排;当社会占有生产力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就会按照社会的意志设计安排;当马克思将空想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后又经苏联和新中国的陈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成了人们选择的现实，同样可以开辟大工业实现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敲门并不需要现成的“产品的极大丰富”，关键的是“劳动的生产力”对自己占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争取，对自己的解放，在艰苦的创业中实现工业化，生产丰富的产品，公正地分配。
　　显然，毛主席重建生产关系的理论既贡献出“三个层次”的结构关系，又厘清了生产关系的两个“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即，生产关系的性质不仅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决定着生产力的属性与产权界定，这样也就决定着生产力的主观能动性。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就解决了财产权的公有属性，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而成为真正的主人参与管理并具有分配权，从而激励出持续地生产积极性，创造强大的新的社会生产力。正因如此，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三大改造，创建人民公社，发展科技事业，在物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形下，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组合“劳动的社会力量”，从而形成扩张的能动的生产力，在30年中“多、快、好、省”地走完资本主义两百来年所走的工业化道路，使中国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建立起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十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制的确定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农村已建立起来，或者说，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农村的经济基础。随着所有制变革的完成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基本结束后发展就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这样，在改变了生产关系后，毛主席适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论断。这里将讨论毛主席五个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新思想。1、变革生产关系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a、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城市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b、分配。城市有“八级工资”和“行政工资”，农村实行“工分制”。c、人与人的关系。2、依靠科技进步、技术革新(革命)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手段。a、科技;b、人力资源;c、。3、“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4、大跃进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方式。5、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6、多快好省是对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要求。
　　（一）变革生产关系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
　　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2]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可以把毛主席这一发现概括为社会制度转型时期一般规律。
　　马克思：“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36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反转来又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其具体内容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上两方面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是国家政治的需要，上层建筑的需要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各种关系的发展，而是由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形成的社会系统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速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进步都是社会学习机制进步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发展、技术知识的积累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这是学习机制进化的结果。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由于社会学习机制的变化。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导致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从历史到今天的发展，都不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的，相反，当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组织制度的发展为前提的。与其说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不如说，只有当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后，才会导致生产力的增长。（参看《哈贝马斯传》余灵灵著）
　　波普认为：首先不是经济决定思想，而是思想决定经济，从而决定社会的发展。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他称这一观点为“经济主义”。他说，马克思的“经济主义”认为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当时的“经济条件”，这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这种经济之一强调经济背景是任何一种发展的最终基础，则是错误的，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说社会经验清楚地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观念的影响可能超过超过并取代经济力量。而且，经济因素与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特别是同科学思想的作用相比只能占次要地位。构成知识的思想比整个物质生产资料更为根本。（《波普传》赖辉亮金太军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毛泽东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放在社会转型时期观察的，与上面既有相似，又有新的内涵，特别是哈氏、波氏更接近毛泽东的表述。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有三个指涉：1)与生产力的关系;2)上层建筑同生产关系的联合与生产力的关系;3)具体内涵。并从1)和2)引申出社会发展动力
　　1)与生产力的关系 (1)“适应”(平衡)与“矛盾”(不平衡)。
所谓“适应”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加速作用，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一种情况。所谓“矛盾”就是生产关系的“很不完善”如：a还有剥削;
b企业还有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c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d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2)“一般规律”。a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观察后，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制度转型中存在着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依先后的顺序构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2)由于，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样遭遇适应与矛盾的关系，这样，上层建筑就介入了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模式，所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成了共同体内的相互构成的互动关系，谁也没有“决定论”的权力。（同上）
　　毛泽东批评苏联“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观点是“说得不完全。”相反应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毛泽东认为“一般规律”同样适应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可以把毛泽东的这一发现概括为社会制度转型一般规律。
　　3)在1)2)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经济基础”消解了，显然，有一种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这三方面作为一个互动结构的意图，这种话语里，如再联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命题，就可以推导出更深层次的解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此互动结构中，社会发展或生产力发展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的关，上层建筑中国家行政系统力量。因为人民内部已经没有剥削关系，阶级关系也是非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本质已不是占有制所产生的物与人的对立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民内部这种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应当以团结的本质显现出来，以团结——批评——团结的相互理解为表现过程，这种关系就是如何调动的“一切积极因素。”由于占有制的剥削关系转化为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所以，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简言之，在所有制解决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与矛盾主要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整合。同样，在国体、政体确定后，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适应与矛盾则表现为党政系统力量：路线、方针、政策;行政系统的管理权限。这两个方面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要解决的主题。哈贝马斯“社会一体化”概念更能帮助阅读和理解。“生产关系并不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因此哈贝马斯一是不同意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二是不同意把社会的基础看作仅仅是经济基础。由此，哈贝马斯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否定了以这对范畴说明社会发展。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一体化观点说明社会发展，主要不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出发的，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的，他强调社会内部的协调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前提。”
　　4)毛泽东把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表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认为：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1)所有制。由于存在社会制度转型一般规律，毛泽东把变革所有制并引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摆在优先地位，用了大量的时间在过渡时期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到1961年9月《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实施，1962年9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出台，所有制的变革基本定型，进入“有底”时期。“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最低层的“队”既是初级合作社，只有26户，并规定至少30年不变，同时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这样，人民公社就只是过去的大型合作社，回到了毛泽东最初“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的构想，经营规模也以26户的队为单位。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所谓半集体就是“半公半私”。人民公社最后采取这种所有制形式及多种成分的原因是“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稿，1962年2月1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年—197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P1181）人民公社的基本形态否定了一大二公，实质是坚持集体经济为主，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为辅，较快地实现了个体农业向农业社会化的转型，把农村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工业紧密联系起来，以获得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相互支持。政社合一的体制也是政治与经济在农村的结合方式，为中国共产党极其政治体系在农村组织和动员农民提供了制度框架。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提供了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农民的理性工具。塞缪尔*亨廷顿为政社合一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根据赛多*考雅特的说法，一个理想的政党应该是‘把农民和城市居民熔合在一起的熔炉式的政治组织。它应使前者脱离孤立状态，治疗后者对农村的蔑视，达到民族统一并从中汲取力量。’政党是一种现代组织，但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将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政治现代性的来源是城市，政治安定的来源则是农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社会出版社P468）毛泽东还意图经过人民公社解决这样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最终定型的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业增产、多种经营、机械化、技术革命、文化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更具有价值的是提出了“半社会主义”、“半全民”、“半集体”等概念，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中的半公半私的资本主义因素认同为这些概念的内涵，这样就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突破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样态，形成了四种表现形式：a全民所有制;b半全民所有制，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c集体所有制;d半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是企业的命题显现了毛泽东极有价值的设想，公社组织办工业、商业、学校、幼儿园等，发展起来就是今天的“南街村模式”，实现了“农村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的目标。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外“确保私有制”、“在小农经济上做文章”、“四大自由”等的批判是非常有远见的，如果当初就按照这些意见搞，也许“三农”问题在几十年前就困惑中国了。
　　毛泽东还提出了“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的命题，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形成了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四级管理体制：a中央部门直接管;b省、市、自治区管;c地区管;d县管。即所谓“两个积极性”概念，毛泽东认为这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
　　(2)分配。毛泽东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分配和人民生活“穷”这样两个观点一直流行于社会，并让许多人深信不移。其实，这两个观点不过是制造的人督促具有批判精神的大脑再次阅读福柯“真理游戏”的文本，理解话语的霸权。在“是的历史”，“平均”观点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的观点在于掩盖了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回避创业本身的艰苦卓绝，吃水时忘记了“挖井人”。首先，毛泽东分配原则的主线是在按劳分配中坚持“三服从”、“三兼顾”、“两反对”。城市的利益分配最终体现在工资制度上。在企业采取了八级工资制
(有的实行七级或六级工资制)，与此相配合，建立了工人的技术等级标准，作为评定工资等级和考工升级的依据;企业职员多数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一职数级，上下交叉，少数实行职务工资制;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建立了按职务划分等级、一职数级、上下交叉的工资制度;同时还推行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在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过程中“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人民要忍受一点牺牲”，这也是适合现代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更重要的是在霸权时代，逼迫象中国这样即大又弱的国家奋发图强，加速发展，首先解决“强”，再解决“富”。即使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而在西方发展史上，资本家为了私人利润最大化，干出了“羊吃人”这类事，旧中国也如《包身工》的揭露。相反，新中国一成立立即解决“失业群”的问题，实行了广泛就业政策，更难得的是在国家财政并不富裕的条件下建构了教育、住房、医疗等人道主义的福利制度。可以说毛泽东的分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的分配。
　　(3)人与人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出发点是要在“创造性的合作”中生产出人的积极因素，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上升到了以人为本的新领域。他提出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的命题，即管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具有创造性的伟大的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概念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命题里。这种语境在认知“人民的公道”的假定上带有强烈地改变和引导人的“需要”符合“国家利益”，从而生产出“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形成“团结”、“建设”的行为的思想符号。毛泽东是从人性的高级层次来重建对人格的理解。正如马斯洛说“人也还有一种更高的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似本能的，也就是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这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分析——分解——原子论——牛顿式方法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不考虑到人生最远大的抱负，便永远不会理解人生本身。”（《动机与人格》)马斯洛“人类需要层次论”引发了管理学的革命，行为科学取代了物质奖励与严格的监督为特征的“葫萝卜加大棒”式的古典管理理论。毛泽东较马斯洛更加重视对精神的理解和激活，可以说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提出并预言了当代世界管理学发展的深度模式和方向。
　　首先，把马斯洛话语作为参照数。在这个话语中，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一般运行模式被解释为：需要——动机——行为。人类的需要按次序分成生理、安全、社交、自尊、自我实现五个层次。毛泽东十分重视高层次的自尊、自我实现这种精神力量在生产过程的激活和转化，他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激活和转化的通道在于：a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这就使普通劳动者在民主境域的尊重里获得了自尊;“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的归属感;b工人参加管理，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特别给予了技术进步的开放性和互补性的两个条件，形成了“创造性的合作”(毛泽东语)团队精神，这就使得技术人员、工人在更多的机遇诱导下产生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自我实现“它可以归入人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哪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马斯洛《动机与人格》）c
废除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有利于解构机器对人的异化。这样，最后，a、b、c，都确认了“主人翁”地位，具有了“主人翁精神”。这就是毛泽东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又一种表达。事实证实这种理解与激活在创业中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再把“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与现代管理学的“情商”、“心智模式”两个概念联系作比较分析。
情商，是指在意志品质好与坏的前提下，测定和描述人的情绪的自控性、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办事的意志力、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对自我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他人的理解和宽容等。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只有20%依赖于人的智商水平，而80%是决定于人的情商水平。美国心理学家高曼认为，情商属于“选择性成长”，有了解、察觉、控制、安抚、摆脱自己情绪中的焦虑忧郁，产生的原因;激励自我，不为挫折和困难所左右，朝着一定的目标努力，增强注意力和创造力;理解别人的情绪，察觉别人的真正需要，具有同情心;维系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功能。情商的实质上在于解决怎样做人处世。
　　b心智模式。心智模式是根植于人们心灵的想法、看法、假设、图象和印象，决定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演绎，是人们思想方法、思维习惯、思维风格和心理素质的反映，心智模式也属于“选择性成长”，影响人们的决策，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态度，影响人们处理人际关系遵循的准则，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
　　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本质是解决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谁存在，如何存在，存在的方式问题，从它的内容、功能、作用、方式等考察，政治工作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要建构情商和心智模式。如果从“土地革命”算起，毛泽东政治工作描述的基本理念比西方“行为科学”早了几十年。松下幸之助就说过他的企业也要学共产党的政治工作。
从1)和2)中引申出了社会发展的两个动力论。(1)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显现样态及在不同共时性的作用都不会一致，如;所有制的变革、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政治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都会交织地生产巨大力量，为社会发展提供贡献。毛泽东消解了苏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的意见，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2)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本身极其之间的平衡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特别是当上层建筑巩固、稳定式的平衡表现为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没有用决定论话语解释“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把“关系”理解为相互构成的互动，并且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要求辩证法不要中断了。所以毛泽东说“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二）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生产力就是技术力量，这是马克思的命题。不同的是，毛主席根据历史的观点和经验观察发现了在现代化变迁中后进国家赶超最发达国家的一个规律，即“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都是”一词具有排他性，凸现出“最先进的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的正比关系。因此，“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的叙述就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命题从生产力-科学技术这种单一联系的范畴提升到国家战略语境：
　　1、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既是生产力更是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核心手段，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具有特殊的意义;
　　2、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才可能赶上最先进的国家;
　　3、现代化本质就是不断“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的矛盾运动，其趋势为科学技术的地位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愈来愈突出，所谓“落后”与“先进”的话语权就在于科学技术的优劣。这个“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毛泽东《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这一点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等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体的设想有很大的一致性。
　　4、毛主席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的《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再次提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问题;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发出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会议请科学家“上课”，当科学家的“小学生”;一九五五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宣布“我们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5、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的关系：“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6、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设问“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
　　7、一九五八年一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强调：“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中号召“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的问题域，毛主席率先学习，在实践中建构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体系。
　　可见1953年开始，毛主席已从认识、方针、政策、方法上，全力推进走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为此，他还国家战略语境对科学技术途径进行了描述：
　　1、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2、大跃进。“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3、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4、造就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毛主席认为：①“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②搞经济，搞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要造就知识分子。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要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③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
　　5、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在技术方面，大部分先要照办，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1]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将来国家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6、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7、科学技术研究。（《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死光[2]，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
　　8、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9、保持一定的投资比例。毛主席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了当时意大利、西班牙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而中国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6%-0.7%。
　　10、加强科学技术的领导。①科学技术方针。《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②调查、研究、总结（《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五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③把科技列入各级党政的重要工作。④建立又红又专的队伍。（《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要在这十年内，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11、科技规划。（1）《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路甬祥《毛泽东与中国的科技事业》一文认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组织制定我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标志性重大事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集中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意见，经过集思广益，反复论证，确定了中国五十七项重大科技任务，明确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方针、战略步骤、实施重点，根据世界科技的最新态势，决定将无线电、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为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科技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引导中国科技事业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迄今为止，中国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仍是同期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规划。这个规划的制定显示出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发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十二年科技规划》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指导方针。规划文件由《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四个附件组成，其中《规划纲要》包括序言、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结束语等九个部分;四个附件分别是《国家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1956年紧急措施和1957年研究计划要点》、《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科技规划。规划在内容上，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从中进一步综合提出了12个重点任务，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是一个项目、人才、基地、体制统筹安排的规划;在组织上，规划工作由总理亲自领导，成立专门的规划委员会，并组织了几百个中国科学家和近百个苏联专家历时半年多讨论制定，尽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努力;在编制思路上，规划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科技发展的方向确定国家的重要科学技术任务，把各个科技部门的力量汇集到统一的目标下;在实施上，将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成为规划实施的高级协调机构，负责协调规划实施的重大问题，监督规划的实施，特别是监督重点任务的实施等任务，并向中央报告规划实施的检查报告，确保了规划任务的完成。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以及我国科技体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要求对各行各业的工作进行调整，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十二年规划"执行的基础上，制定《年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简称《十年规划》)。规划由国家科委负责组织制定，先后有几百名专家参与了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规划于1963年6月定稿，12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科委下达，并会同各有关部委组织实施。《十年规划》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的观点。规划包括六个部分：纲要，重点项目规划，事业发展规划，农业、工业、资源调查、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专业规划，技术科学规划，基础科学规划，共77卷。重点研究试验项目374项，3205个中心问题，15000个研究课题。为实现十年规划的目标和任务，还制定了12条具体措施，以及实施十年规划的管理办法。十年规划执行的头3年进展顺利，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特别是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大跃进是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方式。
　　如大跃进期间：
　　1、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
　　(1)矿山设备，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2)发电设备：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万千瓦。
　　(3)金属切削机床：万台;1958年8万台;万台;万台。
　　(4)铁路机车：台;台;台;台。
　　(5)铁路客车：辆;辆;辆，辆。
　　(6)铁路货车：万辆;万辆;万辆;万辆。
　　(7)天然气;亿立方米;亿立方米;亿立方米;亿立方米。
　　(8)原油万吨;万吨;万吨，万吨。
　　(9)发电量：亿度，亿度，亿度，亿度。
　　2、主要轻工业产品产量：
　　纱 布 呢绒 缝纫机
　　万吨，;50.5亿米 1817万米 27.8万架 80.6万辆 0.04万只 828万吨
　　万吨，64.6亿米，2674万米 64.0万架 117.2万辆 1.7万只 1040万吨
　　万吨，75.7亿米 3385万米 65.1万架 133.2万辆 8.4万只 1106万吨
　　万吨 54.5亿米;3646万米;88.0万架 176.5万辆 50.5万只 1287万吨
　　投产大中型项目：“二五”时期 581个
　　3、新增固定资产：“二五”时期 861.82亿元
　　大跃进还使教育与科学技术第一次与生产紧密结合，发展迅猛，知识分子焕发出巨大的热情。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技术革命进军》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中心的口号，这显示了毛泽东要以技术和文化支撑起大跃进的进程意图。大跃进提倡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与依靠专家并不矛盾。相反在大跃进兴起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小组倒与西方的管理思想相似。1958年10月北京地区的1万多名科学工作者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研究出了2152项科学成果，其中超过世界水平的有66项，达到世界水平的有167项。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沈阳第一机床厂建立“土设计院”，采取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大搞技术革命，使机床的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日全国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现场会在重庆召开，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作了《开展以“五化”为中心的全面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该市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3月共实现手工操作半机械化30317项，机械化14718项，单机半自动化7301台，自动化2537台，自动生产线803条，联动化577项，全市厂矿企业机械化程度也从1959年11月的32.2%提高到57.1%。
　　科学技术队伍也得到极大的充实。1959年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大约达到164.8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75.6万人，农业技术人员18.9万人，科学研究人员5.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81万人，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教学人员16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共计约12.1万人，高等及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共计约有147万人。另外，根据38个省辖市的调查表明，1959年共有职工科学技术业余大学475所，在校学生达到10.5万人。1958年后还建立了612所高等学校，办起了两万多所农业中学，教师6万多人，在校学生219万人。
　　军队的科学技术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第一个导弹试验训练基地，第一所导弹专业学校，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相继建立。军队还于1960年--1961年新建了五所工程学院，实现了防化装备的基本国产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也陆续成立。
　　同时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签订了《中国科学院和德国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和保加利亚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另外，苏联又在技术上援助建设和扩建了47个工业企业。在交通、水利、信息、能源、电力等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第一部国产东风牌轿车，第一台电气机车，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架电子数字计算机、“跃进”号万吨轮下水、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下水、黄河刘家峡水利工程大坝截流、海河拦河大坝合拢、黄河三门峡截流全部结束、重庆大桥通车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58年首条电气化铁路在宝成线北端开始工程建设，3年间完成了从宝鸡到凤州这一段占宝成铁路全程1/7路程的电气化改造工程。1959年9月发现大庆油田，1960年开始大庆油田会战。
　　在医疗卫生方面1959年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群众卫生运动大大降低了许多流行病和季节性传染病的发病率。至年低共治疗血吸虫病人总数490万人。全国正规病床已达到57万余张，比1958年增长约30%，社办医院、诊疗所达20万所以上全国高等医约院校在校生以达9万余人，比1958年增长20%，中级卫生学校在校生达15万人，专业研究机构比1958年增加86.3%。
　　农业上1958年共扩大灌溉面积4.8亿亩。1960年插秧机诞生，这是一项群众运动的成果，有两千多种插秧机大约有450万部将有70%左右(即3.5亿亩)的水稻田使用插秧机，全国可节省出3亿多个劳动日。大跃进前期在农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1957年冬到1958年4月，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①钢的产量达到1108万吨，合格钢800万吨，分别比1957年的520万吨增长157.5%、53.85%。大跃进在其它许多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是有依据的。武汉长江大桥就是工人、技术人员、专家放弃了世界上当时惯用的“压气沉箱法”，改用“大型圆柱钻孔法”，并用极简陋的设备制造了44吨震动力的打桩机，克服了无数困难，于1957年9月建成，并节余了20%的资金。“东风号”巨轮开建于1960年1月，于日下水，只用了88天，而船台周期49天。它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当时造船速度最快的日本建造一艘万吨巨轮的船台周期最短也需要3个月。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技术合作组”、“诸葛亮会”等展开技术攻关，国产电罗经就是成果之一。巨轮下水时还用上了一位老工人的科研成果--“无声下水”操作法。
　　1958年1月王震率10万转业官兵“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开始了北大荒的艰苦创业。仅1958年就修了20多座水库、100多座桥梁，铺设了195公里的铁路。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5亿多公斤，比1957年增长142%;生产总植达2亿多元。现在北大荒已是北大仓，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共开荒4000万亩，耕地3000万亩，田间机械化程度在90%以上。参加学习的文盲人数6000万人，1957年脱盲728.8万人，万人，万人。(中南海实录科技卷第62页)
　　（四）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
　　据有关权威资料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全力发展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在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适应战时经济。1952年成立了对外贸易部，对对外贸易进行集中管理。在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进口总额从1950年的11.35亿美元上升到1952年的19.41亿美元，年均增长30.8%;出口额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1.18亿美元，年均增长38%。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对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外部环境开始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西方国家开始陆续同中国建交;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建交;到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了适应转变，中国外贸体制开始了改革。外贸部于1974年着手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下放外贸经营权的试点，在沿海地区原有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五大对外口岸基础上，新辟江苏、河北、浙江、广西四省为外贸口岸，同时批准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自属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直接经营对外贸易。这个时期，对外贸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7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47.5亿美元，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而且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6.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1.35亿美元增长到206.38亿美元，年均增长10.91%;其中，进口贸易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08.93亿美元，年均增长11.02%，出口贸易从5.52亿美元增长到97.45亿美元，年均增长10.79%。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比较优势在不同部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推动了商品结构的改变和提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工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形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和矿产品出口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进口商品结构在不同时期也有明显的变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工业化刚开始进行，急需进口大量机器设备，中国积极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机器设备在总进口比重中一直占52%以上，这种状况持续到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由于受自然灾荒影响，再加上苏联援建项目的停止，机器设备进口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个趋势到1966年有短暂回升，随后4年又连续下降。进入7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从年，中国先后从美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222项，用汇39.6亿美元。主要有化肥设备、化纤设备、数据处理设备、一米七轧钢机设备、采煤机组等。年间，机器设备进口比重迅速回升，年该比重回升到30%以上。1977年和1978年该比重又下降到20%以下，1979年回升到25%。工业原料在进口中的比重一直占重要地位，而且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取代机器设备在进口比重中第一的地位，60年代后期起该比重进一步上升到50%左右的压倒地位。农用物资的进口仅在年间呈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提高，其他年份其比重都只在5%～6%左右。消费品进口比重也有较大起伏变化，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消费品进口占比重一直较低，但在年经济恢复阶段，该比重高达36%，此后十多年又下降但稳定在18%～20%(见表1)。可见，改革开放前30年进口商品结构变化主要受是否有条件进口国外技术设备和能否处理好国内生产与消费关系两方面的影响。工业原料的进口客观性较强，当时的工业原料，主要是中间投入品，这类产品在进口比重中的增长，说明了国家工业化还在进行中，国内工业生产的配套条件还较弱，这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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